& 【小小说素材】那些震惊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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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没什么好哭的就哭哭自己】
来自上海圆明美术馆微信公号本周文章，语出诗人王小龙诗句：“柚子居然挂得那么高/二层楼那么高/居然那么多/一个个在风中轻摇/晴天它们嘻嘻哈哈/阴天就显得愁眉苦脸/初冬一场冷雨浇了下来它们泪流满面//我也是/实在没什么好哭的/就哭哭自己”……“哭哭自己”可怜亦幸福，无声的哭诉里也许生出些许微茫之光？些许蜗角慰藉？
★【葛优躺】
来自主持人张越老师本周推荐，“葛优躺”，亦称“纪春生躺”，属重度、高频表情包，表无力、沮丧、悲苦、瞬间崩溃、万劫不复等情绪，混合绝望、空白、失意、虚无、呆滞、停摆等复杂感慨，适用于各种突发奇葩事件、奇葩逻辑、奇葩怪谈第一反应期，与之对应的网络热词可选“生无可恋”，在无“葛优躺”图片时，此4字可作替代品，全无违和感。
马海甸翻译家，香港
& & 堂唐宜 统一
& & 西班牙文学有两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他们是堂吉诃德和唐璜。堂吉诃德又译唐吉诃德，后者常见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和境外中译的旧版本；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傅东华将旧译《唐吉诃德先生》重译为《堂吉诃德》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短短三年间，再版三次。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杨绛译本出版，杨译本累计印数应不下二十万册。自此，donQuiote已大体统一为堂吉诃德。唐璜很少被译为堂璜，这与拜伦的长诗《DonJuan》两种中译本(朱维基和查良铮)均译为唐璜有关，也与莫扎特的同名歌剧有关。尽管有学者说按西班牙语发音，唐璜译作唐胡安或堂胡安较合适，但人们还是约定俗成地迻译为唐璜。唐堂(don)同音，两个译名可以并行不悖，都含先生或老爷之意，然而同一称谓，同文乃至同书眼下却往往出现两个不同的译名，这显然有违译事之道。如果在一文或一书donQ uijote译为堂吉诃德的话，则donJuan自应译作堂璜。
& & 约定俗成
& & 2014年，香港历史博物馆举办“皇村瑰宝———俄罗斯宫廷文物展”半年。有关方面从圣彼得堡皇村运来大量珍贵展品，据说这些展品在俄罗斯还是首出国门。展品和有关论文并合集精印成书。笔者受聘为“中文审核”，副馆长在开会时向我提到，T sarskoye Selo应译为皇村还是沙皇村。这个译名事关整个展览，可谓兹事体大。俄文царь译为沙皇，理有固然，但царскоесело则一般译为皇村，这早已约定俗成，大可不必画蛇添足，加一沙字。我向副馆长提出各种论证，从各种俄华大字典和《苏联百科词典》的词条，到诸家权威皇村诗作的中译，力陈沙皇村之非。他从善如流，最终将全书统一为皇村。2013年，拙译《俄罗斯的安娜》出版，书出后我一直无暇披览，近日查书，这才发现书内的皇村统统被改为沙皇村，不禁为之瞠目。幸而林副馆长不曾读过拙译，否则我将无以面对他的质疑。
& & 如果说翻译地名的一个原则是约定俗成，那么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迻译名人尤其是历史人物的名字。去年，北大出版社出了一册《当图书成为武器———“日瓦戈事件”始末》。书中多次提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的“苏共政治局成员”(按：应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文化部长叶卡捷琳娜·伏切瓦的名字。历史上，能跻身苏共中央政治局或主席团的女性只有一个，她就是叶卡捷琳娜·福尔采娃，伏切瓦与福尔采娃字音迥异，不明底细者几疑为两人。近年在俄罗斯，对福尔采娃的评价转趋正面，从她诞生一百周年(2010年)至今，有关的传记和评传已出了四五部，这在苏联高级官员中诚属罕见。
& & 姐弟和兄妹
& & 外国人行文，往往姐弟和兄妹不分，这就为翻译布下了陷阱。一不小心，很容易将姐弟和兄妹混淆起来。博洽如梁实秋，也曾入其彀中。他在一篇文章中，把诗人拜伦的同父异母姐姐奥古斯塔误为妹妹。有读者去函指谬，梁氏将信件全文刊出，以昭告天下，郑重更正。但是，将奥古斯塔误为拜伦妹妹者仍大有人在。原因在不翻书，想当然。
& & 最近，我在阅读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及其表妹弗赖登贝格的通信集，两人同年生，弗氏比诗人仅小一个月。弗赖登贝格之父是帕斯捷尔纳克的舅舅，她是列宁格勒大学教授，专治古典哲学，与长居莫斯科的诗人从1910年起互通鱼雁，以迄于去世(1955年)。帕斯捷尔纳克首先披露撰写《日瓦戈医生》的人，就是弗赖登贝格。在信中，帕斯捷尔纳克对表妹不止一次示爱，但后者仍坚守两人的兄妹关系。弗赖登贝格的著作我仅收有两人的通信集《终生的依恋》，她的学术著作《语言和风格的仿古理论》，2012年的新版仍有售，碍于太专门书价也太高，我只能望望然而去之他。诗人身边的女人，我们较为熟悉的是伊文斯卡娅，其次是他的第二个妻子齐娜伊达；弗赖登贝格几乎不为人知，这显然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 & 2003年，北京和平与发展中心出版了一部《俄罗斯和前苏联名人词典》，它详略得当，是我手边常备的工具书。弗赖登贝格不算大名人，一般中等规模的词书不会收她，《名人辞典》却破了此例。可惜这个词条在兄妹的问题上栽了跟斗：“(弗赖登贝格)著有关于古希腊民间创作理论的讲义和论文《形象和概念》(收录在她出版的《神话与古代文学》一书当中，1978年出版)、回忆录以及与鲍·列·帕斯捷尔纳克(弗赖登贝格的孪生兄弟)的往来信函。”这里所谓的孪生兄弟，显然是表兄之误。帕斯捷尔纳克居长，下面有一弟两妹，弟弟亚力山大是著名建筑家，大妹约瑟芬是作家和翻译家(曾把乃兄诗作译成英语)，两人都著有单独成册的回忆录。但与诗人均非孪生。
张耀仁（青年作家，台湾）
在本书《跋》中，作者指出：“文化符码是文人创作的工具，也是读者了解文学作品的管道；然而，本书呈现的并非文化符码的资料库，而是文化符码的索引和大致轮廓，让你可以藉此寻找更多的文化符码。”所谓文化符码，说简单一点就是符号的进阶版，也就是一提到“二”，外国人可能以为是数字，但我们知道这是在骂人啊。
换言之，文化符码是在符号之外，具备文化解读能力所致，即第一代语言学上所强调的符征（signifier）与符旨（signified）。也就是说，在这本长达近四百页、共分成二十七个章节的作品，作者毋宁是从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的微观视角切入，以一种拿着谜题找解答的方式，把一场宛若精心铺陈的魔术破解了。
从原文书名来看：How to read literature like a professor，如何像专家那样阅读文学，相对于英国小说家伍尔夫（Woolf）所写的《普通读者》，显然本书意欲锻造“专业读者”，也就是作者开宗明义的提点：“我所谓的‘阅读语言’指的是‘文学的文法’。”亦即作者意欲透过“记忆，象征以及模式”，有别于普通读者的理解切入文学解读。作者的预设是，要能够成为专业读者，必须比其他人更懂作者，甚至拆解远比作者埋下的线索还要丰富许多的机锋，而这也是我们不由感佩本书作者博览群书、解读有道的著述，包括：在难以公开讨论性爱的保守年代，作者只能经由吸血鬼、狼人乃至鬼魅去表达欲望的流动。或者大部分的小说其实都是骑士小说，也就是主角将踏上一段追寻之旅，而追寻包含了五个要素：（一）追寻者；（二）目的地；（三）声称目的地的理由；（四）沿途的试验和挑战；（五）前往目的地的真正理由。又或者， 大部分作品其实都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作品或格言：“世界是一座舞台，世间的男女不过是演员”（《皆大欢喜》）、“人生只不过是个傻子说的故事，说得慷慨激昂，却毫无意义可言”（《麦克白》）……
身为英美文学的研究学者、教授，本书作者佛斯特谙熟文本，信手拈来，往往得到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而他也在《期末报告，说一个故事》中自揭心迹，指出本书主要聚焦于两个有关文本解读的途径：一是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一是原型（archetype）。前者指涉的，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及的“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参照与渗透”，例如莎士比亚的引述已成为当代文学作品常见的互文方式。后者则是表述故事具备一定的模式或公式，经由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许许多多故事其实都可以称之为“单一神话”（monomyth），也就是无论有多少英雄冒险故事，它们的本质都是相通的，也因此可用单一面貌加以看待。
从本书井然有序的形式来看，本书其实可称之为“英美文学教师手册”，或者“英美文学系读”。包括第一章到第十章等于期中考前的十堂课，而第十一章到第二十章则是期中考后该理解的十堂课，至于第二十一章迄第二十七章则可归入期末考后的自习。换言之，这本书既展示了作者佛斯特的阅读方法，也提供了教师上课的进程，甚至我们可以从中归纳，佛斯特是从何谓叙事（故事）的模型切入，之后再逐步引导读者理解何谓象征，何谓互文，何谓阅读的方法。
想要成为专业读者的读者，这本书显然是一本绝佳的入门书，它有效解决了普通读者面对解读文学的困惑。而对于想要成为创作者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则拆解了说故事的方法，对教学者来说，佛斯特的互文与原型观点则有效提供了具体解述文学的步骤。总之，这是一本实战手册，也是一本等同于教科书的作品。佛斯特在书末附上了大量的书单，他的观念是：第一，这本书提示你何谓文化符码；第二，多阅读自然能够融会贯通；第三，文学其实是一种“游戏”，未必是“作品”。尽管作者尽可能插科打诨，也尽可能让行文不那么严肃，但事实上，我们仍能察觉作者其实是以“严肃文学”作为文本分析的底蕴，而通俗文学顶多是点缀性的说明，甚至大部分作品其实是经典之作，罕有新科技传播底下兴起的网络小说，或因应影音互文性而来的小说创作。
然而，也因为作者过度专注微观分析，以至于我们一面被他妙语如珠逗得乐不可支的同时，也一面困惑着：隶属于宏观分析的场域理论抑或文化霸权论、政治经济学派等，何以在文学分析中缺席了？更进一步来说，佛斯特运用的文本解读方式显然聚焦于第一代语言学，在语言学/符号学不断转变的前提下，传统的符征与符码是否还适用于解读文本，显然值得商榷。
事实上，想要成为专业读者一定要能够破解这个象征、那个隐喻，才是真的懂得文学吗？那些弦外之音一定要透过符号学才能解码吗？也许未必。倘若文学真如作者所言：“作为一种游戏”，那么也许我们更该看重的是，文学究竟如何融入生活之中？如何在生活里、生命里汲取文学的对应关系？而不只是把文学圈定在文本分析、符号学里，这才是塞万提斯当初所创造的大无畏的堂吉诃德，也才是这么多作者前赴后继、焚膏继晷，念兹在兹的全部，只因文学如斯自由，作品的诠释天地如此壮阔。
本名谢凌岚，1991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1997年纽约市立大学MBA毕业，1997年起就职于纽约的对冲基金和能源产品交易公司，从事大宗商品市场分析；现居美国东北岸；写字是一生的爱好。
女性的秘密书写和反抗
导读幽默和念旧，都难掩常生在两次婚姻中的孤独，围城内孤独，出走后长河落日，高山秀川中也孤独，右手永远在写，左手须臾擦掉，人就是这样自我矛盾，不止不休，这是《换头》最打动我的地方。
现在学校课堂配备多是塑胶白板加彩色马克笔，高级的课堂用电脑投影、smart board。我上大学时的课堂配备基本是清一色黑板粉笔，那时北大中文系有许多奇人，其中一个以板书出名，不是说他粉笔字有多工整漂亮，这位教授的奇特之处在于他右手执粉笔写字，左手执黑板擦擦字，一边写一边擦掉，几乎同时进行。座下的学生根本看不清他写了什么，再写再擦，如此循环往复，90分钟课他留下的永远是一张空白的黑板。他的那些妙论，只存在于须臾之间，你只有全神贯注，不眨眼地盯着看，只字片语在他左手黑板擦到达前才可能被你看到，否则就消失了，比雪泥鸿爪还快。这个奇特的习惯据说是文革后遗症，不愿意留下白纸黑字。90年代初的大学生已经有不少配备了小录音机，当堂录音的同学并不少，板书没有了，但声音还在，好像碳排量，不留痕迹是困难的。
晓征用文言文写的中篇小说《换头》，收于作者新近出版的小说集《美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我读《换头》不时想起这位先师奇特的书写习惯，晓征没有一边写一边擦，但她选择用一种冷僻的语言，在中国社会普遍引进白话文，白话文完全代替文言文的一百多年后，她宁可退回到文言文来写作，她需要一套相对陌生的语言的保护和遮蔽，才能铺陈她的故事，这种姿态在当代中国的文学风景中也是一个奇观。像我这样的，大学毕业后基本没有碰过文言文，如今忽然读《换头》，等于在迷宫寻宝，很花了一番功夫才能习惯。好在《换头》是用浅显的文言写的，中文读者需要一些耐心，训练眼睛习惯文言的节奏和用词，就能跟上故事的发展。有朋友提醒我《换头》行文并不是真正的文言文，它更类似于《红楼梦》这种早期章回小说的语言，用的是文白结合的一种混合语言，但恰恰是这种典雅的文白混合体是我的阅读障碍，我读不懂“云卷云舒”、“亦悲亦喜”这种套语，这些词汇貌似典雅其实什么也没有说，是一种烟幕，我的理解，这种利用章回小说的套语，达到文意的含混，是作者有意为之，跟此前文学史上女性作者的秘密写作是一个意思。女性的秘密写作，最著名的例子是简·奥斯丁和她家吱吱作响的门，女作家不肯把门修好，那扇门的响动等于是来人的报警器，让她可以迅速把正在写作的草稿藏起来。奥斯丁写作的纸张大小是19厘米×12厘米，用大幅的书信纸裁出来的，从现存的1000多页奥斯丁手稿可以看到这种小小的纸片，它能很容易就能被夹在书页之中。但奥斯丁写作并不躲着家人，奥斯丁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是她的第一读者，终身的粉丝团，她给家人朗诵自己的小说是家族中长期保留的晚间节目，奥斯丁在吱吱作响的门后要躲避的是来客和家佣，她不是秘密写作的极端例子。著名的勃朗特姐妹，安·勃朗特和艾米莉·勃朗特，在以合集形式发表小说的时候，用的是男性笔名，以致《呼啸山庄》很长时间里被认为出自男性作者之手，《呼啸山庄》的阳刚的文笔，对肉体之爱狂热赤裸的直写，使英国读者深信不疑它是男作者写的。在笔名上乔装改扮，让艾米莉·勃朗特可以突破读者预期，获得言语表达的自由，可以自由书写，不再受到女性写作传统的禁锢。秘密书写的极端就是“女书”，这种湖南江永地区流传了千百年的密码一样的文字，像秘密结社一样神秘，它只在底层女性中传播，只有女人才能读写。据说“女书”起源于当地女人不能进学堂读书识字的习俗，“女书”貌似汉语，但跟汉语完全没有关系，这种对汉语和汉语代表的价值世界完全拒绝是秘密书写的极致。
退回到文言或者早期白话小说的传统，这种倒退的目的主要是躲避周围熟悉的人，《换头》并不像“女书”那样完全在地下流传，它公开出版，作者对《换头》流传于陌生的读者反而感觉安全，所谓小隐隐于市，《换头》是隐于陌生读者，隐于半文言这种语言的迷宫。《换头》开始是伤感故事，“七年之痒”遇上蒲松龄的经典想象，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龄的《换头》原故事，写一个下了阴曹地府的书生在言谈之中跟阎王爷结为知己，惺惺相惜，阎王爷决定插手帮仕途坎坷的书生一把，不仅帮书生的老婆换了一个姿色妍丽、青春焕发的头颅，而且还在书生还阳前帮他把肠子（腹中诗书）理顺，这样书生可以在科举考试中一展才华，赢得功名，从洞房到仕途，书生获得第二次人生，最重要的这第二次人生必须是成功的人生，这样才不枉“换头”的代价。唯一的，伟大的蒲松龄没有顾及的问题，就是那个被换头的主人，书生的发妻，那个女人可否愿意“第二次人生”，她是无辜的，她在没有任何选择，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任何发言权的情况下，忽然身首异处，掉进一个“无我”的陷阱，在被谋杀之后她必须开始第二次人生。可怜的葆贞虽然没有花费一分钱去韩国整容就获得一次免费的容貌升级，但是她失去了原来的旧我。这跟原来男性视点的设计完全不同，“原来的设计”，用换头“主刀手”虬髯客的话，并不会有故事，换句话，被替换下的“旧头”不会有新人生，它就像换下的破轮胎、用秃的毛笔、摔裂的砚台那样被丢弃， 蒲松龄原故事中的被换头者，就跟猫或者狗被换了头似的，并无任何异议，虽是人身但没有人格和个人意志，是一个可以任意取代的符号或者物件。晓征的改写，就是从这里开始，被换头的她，有名有姓有个体意识，有心中的不愿意，她被咔嚓后掉进无我的陷阱后还存在知觉和意识，而且还活着，好像爱丽丝跟在疯疯癫癫的兔子后面掉进洞里，进入二次元，晓征版换头故事就开始了。蒲大师的经典被引入女性视角，好像在经典叙述的厚壁上开了一个窗户，让光线照进来，这样一来原来按部就班的一切立刻乱了，价值观被颠覆，世界变得魔幻，你不知道故事后半部分的那些奇丽的探险历程是来自主人公的内心风景还是主人公的“真实”历程，你不知道那分道扬镳，花开两枝的人生，是故事中人物的结局，还是象征性寓言，内心的伤口开始说话，甚至还开花结果，这是《聊斋》没有的，这是晓征的创作。《换头》不是探讨男女之爱的，是讨论一夫一妻这种婚姻家庭制度的。小说男女主人公常生与葆贞，自青梅竹马的真爱开始，他们表面琴瑟和鸣的婚姻关系，其实并不能抵挡虬髯客一个小小的建议。常生居然相信给妻子“换头”这种奇葩的办法能改进婚姻生活，可见他的厌倦之心，厌倦后又想蒙混逃避，走捷径，以小改变达到大改观，好像东北话里说的“一番翻洗一番新”；而葆贞虽然贤淑，却对自己心爱之人内心的郁闷孤独一无所知，这种对自己生活状态的混沌，是装不知道呢，是女性维持婚姻以及自我保护的大智慧呢，还是对夫妻恩情的执着呢？葆贞是圣人的话，常生日子更不好过，跟圣人过日子不容易。一夫一妻制婚姻结构下的责任和压抑，常生有次借梨花感叹：“常生折梨花一枝，于手中把玩。殊不料满树花光秀色，一旦拘执于掌中，倒令人颇感讶异：其色也薄，其香也淡，始知古人云——聊赠一枝春，实乃诳语：春色惟在梢头树巅，陌上山间，可远观不可亵玩，岂容折之于掌，怀之于袖邪？”译作白话：到手就不稀奇了，奇花丽人都是如此。在《换头》中跟一夫一妻制度对照的，是少数民族莫歇人的走婚制度，近似于现在说的开放婚姻，夫妻双方都可以各寻所爱，没有道义上的责任，没有婚姻牢狱所累。常生对异族婚姻的羡慕，隐含了自己的无选择自由，常生唯一的解脱办法是把老婆杀了，这真是黑色幽默，过去我一个希腊裔女友说的“寡妇好过离婚单亲”跟常生的换头法有一拼，想想英美社会高离婚率，有说离婚率超过社会成婚人口的50%，这是社会进步与开明的表现，可以离婚，而不需要动刀子换头。更黑色幽默的是，常生最后收到那具表明真爱的头颅，他的反应不是电影恐怖片里那样吓得尖叫，而是特别文明的“亦悲亦喜”，悲可以理解，发妻头颅在木头盒子里啦；“亦喜”就非常怪异，他是真把收获头颅作为发妻对自己的爱情宣言，常生变成猎头一族，写到这里，晓征的创造力，对荒诞的把握，已经远超过蒲大师。蒲松龄的故事是起点，晓征站在大师肩膀上，触摸到家庭生活，两性关系中的基本困境。颠覆中国传统小说的套路，戏写经典，在当代文学中最著名的作者是余华。他的1988年发表的作品《古典爱情》把赶考书生私会小姐、私订终身的章回小说套路，改成大饥荒年代人相食的惨景，书生最后抱起已经被卸下一条腿的小姐狂奔，小姐这时有一个食品类的别名，“菜人”。鲁迅的《狂人日记》里写“两千年历史”，“密密麻麻写满‘吃人’二字”，被余华坐实。当代中国文学对中国传统经典的回顾和戏弄，似乎止于余华的《古典爱情》。直到这种写法被《换头》继续。《换头》没有余华的暴力血腥，它是幽默地戏写，无奈，调侃，但总的来说温情脉脉，这从结尾对头颅的佛学处理就看得出来，常生对旧头之留恋不能自拔。幽默和念旧，都难掩常生在两次婚姻中的孤独，围城内孤独，出走后长河落日，高山秀川中也孤独，右手永远在写，左手须臾擦掉，人就是这样自我矛盾，不止不休，这是《换头》最打动我的地方。
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主要作品有《滞留在现代化中途》、《职业农民的兴起》、《现代性：西方经济理论传统的查审》等。
为什么农民收购玉米会获罪？
前不久，新华社报道了一件稀罕事：内蒙古一男子无证无照收购玉米倒卖牟利，经营数额达到21万余元，群众举报后被工商部门查获。经法院审理，该男子因无证无照大量非法收购玉米触犯了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2万元。判决的依据，按照当地法官的解释，是因为小麦、玉米等粮食是涉及民生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资源，国家在收购、买卖等各环节均规定有严格的专营制度，凡涉及基础粮食或农资收购、批发等经营行为的，一定要取得相关部门许可。看罢报道，实在有一种“不知今昔是何年”的感觉。如果要对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各个领域的复杂性程度作一个评选的话，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很可能会胜出。几十年来，随着粮食生产的波动而不断重现的“松时放、紧时收”的“半周期改革”现象（卢锋教授语），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虽方向明了却也几经反复，有关部门在多次自食其言的同时也自食其果，本用来维护公共利益、保障粮食安全、降低交易成本、规避社会风险的保护政策不断碰壁，最终作茧自缚，累积了上千亿的财政挂账。这种反复性，从政策法规标题党式的变化上即可看出：从“关于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到“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诸如此类的言语微调在不同阶段不断重现。直到今天，上述判例援引的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粮食流通条例》，虽然是加快粮食流通市场化进程的标志性文本，却也依然遗留下不少可做多重解读的模糊空间。一切要从粮食储备制度说起。储备思想的存在也非一朝半载了，汉代政府就有大司农负责设置并掌管各地“常平仓”的运营。在现代国家，从棉花、猪肉、黄金、铜到货币，都建立了庞大的中央储备，通过调整库存规模进行“旺吞淡吐”，以平抑市场价格。但与上述都不大相同的是，粮食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由于其所受自然条件影响极大，以及需要应对战争等突发风险，因而粮食储备的目标更加复杂。新中国建国后的计划经济时代，实行战备粮和备荒粮两种储备，分别由中央军委和国务院管理。1990年起建立了粮食专项储备制度，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国家粮食储备局，并建立了中央与地方两级粮食储备。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建立粮食储备制度无疑是必要的，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利益相关方众多，在粮食流通体制的运行过程中，也不免产生不少问题，至少涉及四对重要关系。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虽然国家三令五申要打破市场封锁，但不断出台的一些粮食政策又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在粮食严重短缺时推行市场封锁的内在动力。1995年后普遍实行的粮食生产“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后，中央明确将粮食省际平衡的责任下放到省级政府，从而对地方粮食的调入不再负责，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在对粮食生产起到保护和激励作用的同时，也种下了粮食危机的一个重要诱因。在省长负责制的具体落实中，部分省市压力层层传导、层层卸载，搞“省长负责制及其领导下的专员、市长负责制”、“省长负责制下的市县长分级负责制”等等，实际上在责任分解的同时也树立了大量独立的调控主体。从全国范围讲，粮食市场是一个统一的市场，而中央储备粮和地方储备粮的同时存在，意味着这个统一市场中存在着两个基于不同目标函数的不同利益主体和市场调控主体，他们之间总要发生利益摩擦与冲突。事实也证明，在粮食供给紧张时，地方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往往不是吐粮，而是为保证本区域粮食自给，补充库存，同中央储备争抢粮源，进一步加剧市场上粮食的供给紧张，人为制造稀缺；相反，在粮食供大于求时，地方政府为减少自身用于补贴粮库的储备费用支出，往往没有增加地方储备的积极性，而是把收粮压力全部转嫁给中央储备。这种体制因素导致的地方政府的逆向调节行为，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粮食生产大幅波动时，都曾普遍发生。当然，太阳底下无新事。央地之间的这种斗智斗勇，在古代，也一直是令皇帝头疼的老大难问题。雍正皇帝在他刚登基的那一年，就遭遇全国性粮荒，各省督抚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地方储备与中央储备为争夺粮源斗得不可开交。皇帝无可奈何，给户部下了一道苦口婆心的诏旨：“朕御极以来，宵衣旰食，无日不以民依为念。督抚以下、守令以上、凡有地方之责者，均宜公忠体国，仰副朕心。今年夏月，朕以北省二麦歉收，差员到南省，于秋成后采买米石，以备赈贷平粜。朕意切于为民，正欲酌盈剂虚、以羡补不足也，又恐有不便于民之处。于差员临行之时，再三申谕，地方米多，方可采买，不必定要买足。今闻各省地方官，因钦差买米，禁止商贩，不许出境，大负朕痌瘝一体之意，甚属不合。”这就相当于中央储备粮总公司要收购，地方农民自发的粮食经纪人或俗称的粮贩子，就开始受到地方政府的打压和限制，禁止本省粮源外流，谁敢在这当口儿顶风作案，就抓起来问你个非法经营罪。这与其说是拍中央的马屁，毋宁说也是地方政府在灾荒之间借着中央的名号行地方保护主义之实，破坏全国性粮食市场流通秩序。可是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呢？雍正皇帝也看得非常清楚，他说：“浙江及江南苏松等府、地窄人稠。即丰收之年，亦皆仰食于湖广江西等处。今秋成歉收，若商贩不通，必致米价腾贵。”鱼米之乡也架不住你人为破坏市场流通秩序啊！皇帝接下来命令户部马上起草一个指示发给各省：“凡有米商出境，任便放行。使湖广江西安庆等处米船，直抵苏州。苏州米船，直抵浙江。毋得阻挠。庶几有无流通，民皆足食。以副朕爱养元元之意。”应当说雍正皇帝是一个天资极高也是有丰富的政治阅历的人，看问题看到了要害，他很清楚：中央储备粮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防饥荒于未然，提前组织好战略物资储备。那么流通领域的私商，不也是通过商品粮的区域性、全国性流通达到资源自发配置的客观效果吗？流动起来的粮食，总是要在这个流动过程中满足消费者需求进而实现生产者利润的，物质不灭，它断断不会被人间蒸发、凭空挥霍掉。为什么这两者一定要势同水火呢？一旦中央储备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成为政府与民争利的工具，也就彻底背叛了初心，把好事办成了坏事。
产区与销区的关系粮食短缺后引发的社会成本要远大于过剩时所带来的社会成本，中国人对于历史上 “大饥荒”记忆犹新，一手抓粮源收购，一手抓市场销售，这是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家对粮食稳定的传统思路。1995年前后，美国学者布朗关于中国粮食危机的略显夸张的预测报告，更是再次强化了中国决策者捍卫粮食安全的决心。因此，在实际决策中是宁多勿少的，然而避免了短缺的风险，却也带来了过剩的风险。尽管按照有关官员的说法，这是一种“愉快的负担”。从经济学角度看，理应由风险发生后利益损失较大的一方承担更多的风险成本，但实际情况恰不是这样。本应由销区更多承担的风险成本，实际上是中央政府和产区承担起来。一方面，在中央为补贴地方粮食储备和直补农民所设立的粮食风险基金的分配上，根据规定，中央政府向各省拨付基金时，要求省里配套相应比例的财政资金，由于产区粮食多，所需资金规模极大，而产区又往往是农业大省、贫困地区，结果导致产区财政不堪重负。从产区角度看，这是在为销区免费存粮，是通过政策和体制继续实行贫困地区向发达地区的逆向转移支付。另一方面，储备粮的布局结构在产销区也大为失衡。1998年以来，为加强粮食储备垂直管理，兴建了一大批新库，对全国进行了储备粮库点的再调整。在当时的粮食过剩局面下，为抢收粮食尽快入库以免露天存放造成粮质损失，在选库时并未经过很详细的科学论证就被批准开工。由于销区多为东部工业大省、发达地区，产区则为粮食主产省份、贫困地区，故而能达到所要求的苛刻条件的多为销区，类似东北辽吉黑三省以及中部商品粮基地中，其中央直属库及其储备粮库存占全省粮食产量的比重反而不高。储备粮布局向产区倾斜，有利于在粮食供大于求时加强粮食收购；反之若向销区倾斜，则有利于粮食供应紧张时加强粮食抛售。从经验上判断，中国粮食长期已经度过了高度紧张的阶段，用官方的说法是处于“紧平衡”状态，实际上应当执行产区倾斜的政策，否则由于粮食生产的季节性特点，短期内运送大量粮食到销区必然造成极大的运输压力，且还要在产区建立足够的周转仓容，极不经济。
国有粮食企业与国家的关系一般地，国有粮食企业特别是县级国有粮食企业是国家粮食收购与储备体系的最微观的细胞，在游说粮食改革方案和粮食政策制定方面具有优势，其观点将成为国家高层决策者的主要依据。按理说，国有粮食企业执行粮食政策的绩效应当由粮食行业的管理者进行监督，但实际上30多年来的市场化改革并没有使粮食领域中政企不分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行业的管理者同时就是国有粮食企业本身或是与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上级部门，自己监督自己，没有意义。国有粮食企业数目巨大，国家无法掌握每一企业的经营信息，处于“信息劣势”；政府的政策和体制诚然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粮食企业也往往以此掩盖其经营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国家便因此处于“论理劣势”；政府出于政治稳定的目的，不断向农民强化政治承诺的可信性（比如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政治承诺的刚性要求是通过国有粮食企业这一粮食流通主渠道实现的，因此国家有处于“位置劣势”。因此国家虽然屡屡在推行新的粮食改革之前都宣布此前的亏损作停息挂账处理，若改革后发生新的经营亏损则需由企业负责，但每到下一轮改革启动之时，总要做出新的让步，继续“既往不咎、下不为例”地扩大挂账。1998年推行的按保护价敞开收购政策，同时要求企业务必顺价销售——也就是不得低于成本价销售，国家的目标是明确的，一要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二要粮食企业扭亏为盈。然而这两个目标却存在着必然的矛盾。在粮食供给显著过剩的情况下，国有粮食企业敞开收购却无法做到顺价销售，库存保管成本则由于政府提供超储补贴而得到补偿，由此，更激发了企业的囤储惜售心态，管理经济学中所谓最优库存的理念在此失效，因为企业吃国家补贴的动机已经超过了促进销售的动机。粮食企业中另外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陈化粮。推陈储新本事粮食企业的重要原则，旧粮成本高、储存费用高、可存放时间短，企业理应以新顶旧，先将可能陈化的旧粮售出以降低陈化比例和库存成本。但实际情况是许多粮食企业坐等粮食陈化，以便通过合法手段利用财政补贴差价亏损（粮食品质陈化造成价格下跌），变相转嫁经营责任，形成新的挂账。国有粮食企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的根源，仍然在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不顺。1998年粮改是一个政府理性设计的精妙产物，从逻辑上看它似乎无懈可击，但忽略了国有粮食企业的企业性质这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企业就要以盈利为目标，而不给企业“自主经营”的权利，企业就没有义务确保“自负盈亏”。国有粮食企业的负责人，又往往是参照或变相作为某一级官员纳入相应的考核机制。在企业普遍经营不善的情况下，政绩也就不成为升迁的主要依据，因此粮食企业负责人也就乐得采取“模仿”范式——在购销价格制定方面随大流，别人收我也收，按储藏能力，集中收购，集中降水，集中储藏，集中销售。丰收了，无论价格高低突击甩库存，别人多挣我多挣，别人赔钱我也赔。库存的科学管理和成本的科学控制理念的缺乏，某种程度上，正是官员式企业家的低效激励所客观决定的。
国有粮食企业与农业发展银行的关系国有粮食企业之于农业发展银行的关系，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1994年由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划转2592亿元政策性贷款和相应负债后成立的，同时成立的还有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两家政策性银行。农发行的发展可分两个阶段，1994年至1998年是第一阶段。全面经营农业政策性业务，包括开发性业务，在此阶段，由于业务范围较广，同时兼有信贷业务和财政任务，比较繁荣。但同时也积聚了风险，由于内控力度不足而无力阻止粮食收购基金被挤占挪用，结果造成非但1991年以前的亏损挂账未得到消化，反而新增挂账1000多亿。由于这种经营状况，加上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特定历史阶段的需要，1998年之后，国务院规定农发行的开发性业务重新转交农业银行办理，农发行的业务全面收缩到集中处理粮棉油收购资金封闭运行工作。所谓封闭运行，就是要求“库贷挂钩、封闭运行、购贷销还、钱随物走、钱物结合，确保信贷资金运动与粮棉油商品运动在方向上一致，在价值上相符”，其目的是使政策性贷款资金严格在固定领域内部运行，不发生漏损。然而这个要求本身是一个鸡肋式的规定，由于业务范围已经收缩至粮棉油收购一隅，贷款需求严重缺乏弹性，局限在固定领域的固定企业中，单一性业务必然导致风险的高度集中。在此情况下，农发行如果不严加管理，则国有粮食企业经营的普遍低效势必难以保证贷款的收回；但若执行带有如此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的严管政策，在价格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中又岂不是天方夜谭？农发行在具体业务操作上往往不按市场规律办事，动辄发布各种规定、条例、通知和要求，这些多如牛毛的指令，对贷款的用途加以具体规定，直接规定接受贷款的粮油企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甚至直接干预企业定价。农发行对企业的监管力度是空前的，有些地方的农发行对于国有粮食企业任何实物的调动都需经农发行的核定——实行两把锁制度，粮库和农发行各执掌一把。农发行和国有粮食企业之间在收购和销售环节上常因微小的技术性问题纠缠不休，进而贻误战机。双方因长期互不信任导致的巨大交易成本，极大削弱了粮食企业的自主权，进一步降低了国有粮企扭亏为盈的可能性。对农发行而言，由于业务量急剧萎缩和业务领域的单一性，加之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后私营粮食收购企业迅速崛起并冲击“国有粮食企业主渠道”，同时也由于“入世”后外资银行和国内其他商业银行都可以自由进入农业投资领域，则农发行的垄断性优势越发面临挑战。可以说，农发行甚至要面对“失业”或“转业”的局面。此外，农发行为规避风险，当然也要处心积虑收回实际上很难收回的“沉没成本”，客观上成为国有粮食企业转制的一大阻碍。美国农业经济学家盖尔·约翰逊说，中国不存在粮食生产问题，反倒是有一系列与粮食收购、贮藏和购销有关的政策问题。从这些年来不时发生的类似内蒙古农民收购玉米被判刑的案例来看，约翰逊的这个判断今天仍然适用。如果不充分尊重市场规律，不给市场主体展示自身活力的充分空间，不理顺各个利益相关方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其结果只能是“永远在路上”却永远望不到边际的半吊子市场化改革。
有一位朋友，读过我所有的散文，问我：“你怎么不写写你的童年呢？”
我的童年？是呀，人对自己的童年总是有许多记忆，何况我是一个能用笔将记忆再现的人，为什么在我的再现里偏偏没有我的童年呢？朋友的问里含着轻微的责怪，一时间，我说不出话，心里竟有了几分伤感，好像一个自尊而卑微的人，对所有的恩情一直等待着能够涌泉相报的一天，不料老大蹉跎，竟被人当成了不知好歹。
但是怎么说我的童年呢？我至今不知道它真实的面目究竟是怎么样的。倒是一些小事，它带给幼小的我的滋味，到现在还没有淡漠。就像我九岁那年出车祸小腿骨折，接骨后为了恢复连续几个月吃一种叫“健步虎潜丸”的药丸，黑乎乎的，非常苦，而且有一种刺鼻的难闻气味，那时候还没有野生动物保护的观念，据说那药是用虎骨煅成灰做的，每天要吃一大把。为了早日能走路，也为了不让父母担心，每天总是很痛快地几乎带表演性地把它吃下去。
妈妈总是说：“这孩子从小很会吃药，再苦也不怕。”爸爸假期回福建，被这药的气味熏着了，为了了解它难吃的程度，居然自己吃了几颗，他脸上的表情尚属平静，但吃完马上对我的“吃药勇敢”表示了赞赏，颇有点“孺子可教”的意思。其实过了很久，只要说“健步虎潜丸”这几个字，我的嘴里立即会泛起一种怪味，如果不转移注意力，胃也会抽痛翻腾起来。爸爸在多年之后表示：那药的味道是他吃过的所有药里最难以忍受的。而我也明白了爸爸当年尝药背后对女儿的怜惜之情。
不回忆童年，难道是因为那里面有许多这样的被忍耐、被掩饰过去了的苦涩，让我不愿或者不敢去重温吗？
有一次，在梦里，我回到了小时候的操场上，在围墙上掏洞，把土块拿开，有一棵鲜绿的羊齿植物猛地弹出来，吓了我一跳。原来它一直在土里面活着，我搬开重压，它就直起腰来了。从梦里醒来，我想，许多往昔，就像那棵羊齿植物，在我意想不到的地方活着，尽管我的意识忽略它，但它依旧生气勃勃。
现在是一个初夏的周末。我的窗外有树，树间有孩子在捉迷藏，找了一会找不到，一个就急了，开始喊：“你在哪儿？”另一个迟疑了片刻，似乎听出这不是游戏中的诡计，而是真的在寻找，就答道：“我在这儿！”那一个欣喜地：“你在哪儿呀？”“我在这儿呀！”同样兴奋的。稚气、清脆、饱含汁液的声音在树间弹溅，在阳光炽烈的正午，使人觉得十分凉爽。
我相信时间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过去、现在、将来是在不同层面上同时存在的，时间并不真的流逝，人的成长过程，不过是同一个“我”（灵魂）穿越昨日的我、今日的我、明日的我这样一个个躯壳而已。那些躯壳在不同的“层”上存在，只是我们处在一个层的时候看不见其他的层而已。就是说那些过去、未来的故事现在就在不同的地方上演着，但是我们不能触摸，无法改变那一切。
如果我对另一个我——“童年的我”呼喊：“你在哪儿？”我能不能听见她的回答呢？我是多么希望和她见面，问她究竟遇上了什么，使我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她是否受过什么伤害，使我有那些心理上的禁忌？使我总有一种到哪里都是异乡，找不到同类的压抑悲哀，经常一意孤行仿佛胸有成竹其实十分缺乏自信，凡事担忧悲观，总是预想不好的、不利的可能，甚至因为长久的忧虑以致坏的结果到来时反而觉得踏实？
真的，“你”在哪儿呀？“你”能不能告诉我，帮我解开这些结？冤有头债有主，如果是“你”做了什么，应该受到惩罚，那也不该株连到今天的我呀。可是一个那么小的孩子，有什么应该惩罚的呢？那么，是不是缺少了什么留下的后遗症？缺少关心？缺少赞美？还是缺少同伴？缺少自由？缺少安全感？我不知道！
我多么希望当时的一切能够重来一遍，让今天的我能以旁观者的立场了解真相。我不会像电影《时光隧道》里的人那样企图改变历史，但是我也许会以一个成年人的身份安慰一下幼小的自己，我会说：“没有什么的，小姑娘，这些事情算不了什么，等你长大，你都会想不起来的。”可是她站在漆黑的走廊上哽咽着，非常伤心，没有听见我的话。在梦里那些事仍在上演，仍有泪水打湿今天的眼睛，但是当我醒来，我就又忘了是什么让我悲伤。曾经在一个网上的聊天室里，我在个人资料的“梦中情人”一栏填的是——“醒来就忘了”，有些悲伤虽然也忘了，但是它们的余波依然使白天变得沉重。
每个孩子都是天真无邪的，但是并不是每个孩子都是无忧无虑的。那种认为只要是孩子就无忧无虑的看法，不但错误，而且因为带着成年人特有的偏见固执而显得不公平。
我不记得那是几岁的时候了，总是在学龄前。我和母亲住在乡村中学的宿舍里，深夜，她在改作业或者备课，我没事可做，又没有人理我，就坐在一边发呆。所有能看的小人书早就翻烂了，左邻右舍的小朋友不是在做功课就是被督促上床了，我真是无聊。于是，我开始胡思乱想。想些什么自己也不知道，想着想着，就自己溜出去，也不敢走远了，就到隔壁一幢教学楼去。楼里没人，灯也都灭了，走廊上黑漆漆的。我记得我走到中间一根柱子旁边，是用红砖砌的四四方方的大柱子，就对着它说话，最后我说：“我怎么办呢？”它默默地守着我，似乎也很无奈。在那样的黑暗里，我感到了人生最初的莫名的孤独和安慰。此后我经常到那儿去，总是到第二根柱子面前，对它说话，和它讲故事，对着它叹气，有时把脸贴着它哭。然后若无其事地回家，柱子和我共有了许多秘密，它变得像我的亲人一样。我的母亲不知道这些，幸亏她不知道，否则她一定会担忧的。
我的童年最重要的几个因素是：父母被迫分居，我在12岁之前是由妈妈带着的；生活环境即使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也是相对清苦贫乏的，不仅因为在乡下，而且因为妈妈一直盼望着早日调到上海和爸爸团聚，这个盼望如此急切以至于成了日常生活的障碍，我们的生活中处处带了临时凑合的色彩——这一凑合，就凑合了十几年。妈妈后来许多次无限后悔地说：“早知道会在那个地方那么久，至少放在泉州你外婆家的那架缝纫机要搬过去！省得一针一线的缝。”这种临时凑合心理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什么样的影响，说不清楚了，但是影响是肯定有的，也许我无论到了哪里，都觉得自己是个异乡人，是处在漂荡之中，源头就是要从那时说起。但是我不能肯定，我的思想如果是灯，灯柱之下，内心仍有一块昏暗不清的地带。
那时和成年人在一起，他们的话我似乎都听得懂，而且时常插上一句不像孩子说的话，他们就吃惊地看着我，好像我有些异常似的，后来我就只听不说，那样他们就不注意我了。妈妈的同事经常说我“早熟”，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听多了就有点反感。后来爸爸说：他们用词不当。可是当时我怎么知道呢？
因为是老老实实的孩子，所以功课和表现都一直好，年年三好，奖状贴了家里一墙，还当了中队长、大队长，因为父母都是教师，所以我的老师们经常说“龙生龙凤生凤”（当然他们高兴得太早了）；有一个调皮捣蛋的同学，老师就让他和我坐，希望使他近朱者赤，这证明在老师心目中我是好学生。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我作为孩子是有些乏味的，正统得呆头呆脑。
幸亏我喜欢看书。我不太喜欢和小朋友出去玩，一做完作业就只喜欢看书。有时上课老师讲的内容我懂了，也在下面偷看小说。我的阅读速度快，大学里曾一个中午就看完了《百年孤独》（从上午的课结束到下午的课开始，因为急着要还，没吃午饭），现在还能一个通宵看完四五十万字的小说，可能就是从那时开始训练出来的。
在同龄的孩子中间，我算是有条理的。书包里总是很整齐，一发新书就用包书皮包得漂漂亮亮，闲下来喜欢整理文具盒。
自幼父亲不在身边，又没有哥哥，自己又没有什么本事，所以特别胆小，容易紧张，但出于自尊心表面上却总是很镇定，那么小的年纪便学会了“故作镇静”。“无忧无虑”这个词对我的童年是不适用的，我经常为了一件小事而难过、沮丧，为第二天一件要面对的事而提前闷闷不乐。甚至会为与我无关的事而心虚恐惧。
记得有一次班上有一个同学的钢笔丢了，老师决定查所有人的包，我一下子手脚冰凉，心狂跳起来，咚咚咚的越来越响，好像全教室都充满了我的心跳声，我觉得老师和同学都听见了，并且开始怀疑到我，于是更加紧张，只能拼命地低下头去。当老师走到我面前打开书包时，一种可怕的预感几乎让我晕倒——我觉得那支钢笔一定在里面！而我的人生就因此而毁掉。但是没有，当然没有。最后钢笔找到了，不记得是在谁的书包里，还是在地上了。因为过度的紧张已经使我昏沉虚弱。不知道能不能用原罪意识解释这一切，如果不能，那么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爱干净，很知道爱惜衣服，一般不会弄脏，脏了就很难受，一回家就马上换下来洗。我的衣服保持得都很完好，后来留给妹妹穿时大多数都还七八成新。只有一个例外。有一次妈妈给我新做了一条蓝色的裤子，是用海外亲戚送的衣服改的，料子厚厚软软的很舒服，第一天穿了去上学，回家时不小心在坡道上摔了一跤，把膝盖处磨破了。我难过极了，回家时都不知道怎么对妈妈说。但是妈妈却问我膝盖破了没有，我说没有。妈妈看了看，说：“咱们老家有句话，叫‘皮破裤不破，裤破皮不破’，你看是真的。”她这样说时笑微微的，因为我没有受伤而很欣慰的样子。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条早已不知去向的蓝色裤子，记得穿上它时感觉到的快乐和温暖，还有它破了的时候感到的深深的母爱。
那时爸爸每年回家一次，带来一些肥皂、白糖之类的东西——这些都是凭票供应的，还有给我的椰子糖和万年青饼干、杏元饼干。椰子糖和杏元饼干浓郁的香甜和万年青带葱油的香脆，是我童年记忆中无上的美味。每次爸爸走后，我都要把这些好东西分成几份，放在不同的铁罐子里，好有计划地慢慢享受它们。后来爸爸还给我买过一双红色的小皮鞋，上海产的皮鞋样子好，而且颜色如此鲜艳，是所有小朋友都不曾拥有的奢侈品，一下子成了所有人赞美和羡慕的焦点。我不但穿它上学，而且穿着它踮起脚尖跳芭蕾，吴清华倒踢紫金冠没有学成，倒把鞋尖给磨毛磨白了。
爸爸对我文学上的启蒙可能是无意识的。因为他自己深知“文章满纸书生累”，当时的氛围下绝不愿意自己的女儿再沾这些惹祸的东西。但是我想看书却没有书看，我已经看完了所有我能买到借到的书。在我反复的要求下，他给我抄录一些古诗词，其实不是抄，就是凭他自己的记忆写下来。后来当我为此感激他时，他才说：“我是实在不忍心看着你读那么多有毒的垃圾。”每次他回家就给我抄上几首，写在文稿纸的反面，非常工整，都是繁体字，有李白、孟浩然、王唯的诗，后来有苏东坡和岳飞。第一首词就是“怒发冲冠”。因为太小，爸爸又不在，许多意思根本不懂，但是我还是觉得它们很有意思，很美，而且爸爸说趁记性好先背下来，以后长大就懂了，所以我怀着极大的热情很努力地对待这门学校之外的功课。小朋友们在玩在闹，他们觉得我看书不可理解，我觉得他们都在浪费时间，其实是无是无非，各得其所而已。记得背岳飞的《满江红》时，我在“凭栏”的“凭”字边上写上发音“平”，就这样爸爸的蓝色钢笔字旁站着我的铅笔小字，这样的课余读物伴随我渡过了童年许多时光。等到下一次见面，我总是主动要求爸爸检查，我站在他面前朗朗背出烂熟而不知其意的文字，爸爸专心地听着，然后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情，有时还会和妈妈交换一下微笑的眼神。虽然他们并没有夸我——他们坚信爱孩子就不要随便夸奖她，但我已经非常高兴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样的自信满满，那样的亲情交流，那样的甜蜜完满，真是我童年的好时光，也是一生中难得再现的好时光。
此后我再没有勇气说，都好了，你检查吧。因为我一直没有准备好。作为一个成年人，要让父母满意，让他们为我骄傲，需要做的事太多太难了，而我再不能像童年那样专心致志了，有太多的牵绊和矛盾耗费着我，而他们也渐渐地老了，我只能用掩饰痛苦、报喜不报忧来表达我的爱了。这大概也是人生最无奈的几件事之一。然后，十年前，父亲竟然离去了。我的日子也越来越陷于劳作之中，心情也常像钟摆一样，在厌倦看破和焦虑愤懑之间来回摆动。不止一次，我问家里人：你说，如果爸爸还在，他会对我现在这个样子满意吗？虽然家人都说会，但是我只是叹息着，不想讨论，因为曾经没有把握，现在越来越没有信心了。
然而，我的童年毕竟拥有过爱，就像一棵得到及时灌溉的植物长得生机盎然那样，我从小就懂得感情，和由此而来的悲哀。
有一天晚上，我们家隔壁的雪蕉阿姨（她是位数学教师）在我们家闲坐——她是我们家的常客，也是母亲当时最重要的女伴。妈妈拿出她自己抄的歌本，唱起了其中的苏联歌曲。都是我听过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卡秋莎》。
妈妈是俄语专业出身，她可以用中文唱也可以用俄文唱，舌头一卷一弹的，很好听。妈妈一唱俄文，我就有些担心，总觉得她变成外国女人不再是我妈妈了，等到她唱回中文，我就会很高兴，好像妈妈从远方回来了一样。我最喜欢用中文唱外国歌的妈妈，就像看见她穿上了一件外国衣服，显得很漂亮，但眉眼还是我的妈妈。
那天晚上除了雪蕉阿姨，后来又来了几个妈妈的同事，不知怎么妈妈唱了一支我没有听过的歌。我当时在一边看书，那歌声吸引了我，我停止了读书，静静地听她唱。
那首歌是多么奇怪啊。“当年我的母亲，整夜没合上眼睛，她坐在灯下，为我缝一条手巾……”，我还那么小，小得不知道忧伤的旋律和歌词里的离愁的厉害，只知道听着听着，心里就难受起来，觉得自己就是那个要离开家离开妈妈的人，觉得妈妈正在灯下为我缝手帕，然后我们伤心地分别，我回头向她挥手，然后分别，走得很远很远，但是我是多么不愿意离开她啊……突然，一声惊叫惊醒了我，“看，小丫头流眼泪了！”是雪蕉阿姨的声音，我回过神来，发现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到我脸上，我才知道她们在说我，然后才发现自己早已满脸是泪。那一刻我非常窘，同时有点怨恨，似乎她们破坏了一件我好不容易得到的心爱之物。
到了晚上洗脚的时候，妈妈问我为什么哭，我觉得她很奇怪，自己唱了那样的歌，怎么还问别人。我说听到有人离开妈妈，心里很难过，好像是我自己。妈妈说傻孩子，以后不要这样了，那是假的。妈妈说时似乎有点心事重重。
现在想起来，那是我对艺术或者说非现实的东西最初的领悟和感动。但是妈妈有点像个解构的高手，她明明那样感动了人，自己却又否定消解了它，好像我的这种流露是一种不应该。是不是因为在当时，这也属于资产阶级情调，会遭到批判、带来麻烦？但也许是我误会了，妈妈只是看到自己的孩子如此善感又不会掩饰，为我的明天、我的一生有些担忧罢了。
如今的我，依旧是容易被感动的。并且我还写作，想通过写作来感动别人。但是常常达不到。也许因为别人没有我当年那样柔细纯稚的心等待感动，也许是我没有妈妈唱歌那样的感染力。也许所有的艺术家都会羡慕我妈妈，因为她唱歌毫无目的，纯凭一时的兴致，却赢得了一个孩子最清澈的眼泪。
关于童年，好像我还是说不清。也许这本来就是多余的探寻，因为童年并没有离去，我们的成年只是现实的白天，而童年是梦，会在夜里来访；喧闹时它远遁无影，沉静时它又会出现在我们左右，轻盈地玩着捉迷藏。
我们确实走得很远了，回头张望，来时的路上已云雾横遮，但就在那苍茫之中，有暗夜露珠般隐隐约约的啜泣，和细细柔柔清清幽幽的歌声，那就是童年。
可怜的人类总是能找到自己要的那碗鸡汤，里面倒了半瓶子“命运”牌鸡精。欧洲杯决赛战罢，有网站就亮出大标题《中国媒体人再议葡萄牙夺冠：命运很公平》，当然不会是《中国媒体人再议法国失冠：命运很不公平》。其实“命运很不公平”，才更是足球的魅力，或者说，命运这玩意之所以存在，就因为它是神秘莫测的、难以把握的，所谓“命运很公平”，只是一种变相的成王败寇论。而成王败寇论容易扼杀足球的魅力——其魅力就在于偶然性和复杂性，要从这种偶然性和复杂性找出科学的“客观规律”或准宗教的“命运”，既有点悲壮，又有点荒诞，但人类恰恰是用足球这个邪物，来展现自身的悲壮和荒诞。
命运是什么？是挡出吉尼亚克射门的门柱，还是挡出格雷罗射门的门柱？假如格雷罗那个任意球进了，那什么是命运，就得去问克拉滕伯格了，幸好门柱挽救了他。这位裁判整场表现颇为完美，但足球的魅力同样还在于罪过之不可避免，不公平之不可避免，是的，当勒夫的一粒鼻屎可以在光天化日下被全世界围观，当无所不在的监视器把地球变成一个圆形监狱，当谷歌显微镜般将每一个人视为可见的细菌，最明察秋毫的裁判，也难免会把葡萄牙球员的手活活安在了法国球员的身上。没有这种人类的局限性，也就没有命运牌鸡精。因此，瓜迪奥拉的助手和好友多梅内克·托伦特如此看待瓜迪奥拉：“他可以输掉比赛，但从来都不是因为忽略了细节。运气是比赛的一部分，瓜迪奥拉所做的就是将运气对比赛的影响最小化。”将运气对比赛的影响最小化。——一语道破教练的工作职责。
关于“临终”的运气，法国人肯定会联想到2000年欧洲杯，维尔托德临终扳平，特雷泽盖又令意大利突然死亡。你可以说运气是神赐的或天谴的，但勒梅尔能做的，就是把维尔托德和特雷泽盖换上场，德尚能做的则是把吉尼亚克换上场——这个貌似庸碌的墨西哥联赛前锋以一个漂亮的假动作，骗倒了整场表现完美的佩佩……但门柱拒绝把他和他的队友教练写进史诗里，更无奈的是给了那些指责德尚不带本泽马的人以口实。但别忘了恰恰是德尚，一举解决了自2000年欧洲杯之后困扰法国队长达16年的更衣室习惯性内讧问题，唯有他具有足够的情商和决心去清除内患。不管是勒梅尔还是多梅内克，不管是桑蒂尼还是布兰克，身上还是有过多的法式知识分子气息，他们的咖啡加了太多的糖，他们在足球场上也像是在咖啡馆那么优雅，而德尚这个巴斯克人，在场边就像一个冷酷的屠夫，不动声色地盯着一架血淋淋的牛身。
这场决赛并不精彩，却堪称经典——一场经典的战术名局。尽管这种比较或许不太恰当，但这场对决中教练的表现要比球员更令人印象深刻，德尚和桑托斯都有大手笔。不应该因为法国队的失利而抹杀德尚的指挥。法国队本场的阵型自由游走于、442之间，不是首鼠两端，而是企图尽力集中兵力寻找对方软肋下手，不单继续发挥格里兹曼自由走位前插的特长，还出乎意料地把穆萨·西索科当做杀手锏，这个因纽卡斯尔降级而为人忽视的中场忽然被委以闪电突击手重任，而成为德尚战术一大亮点。60分钟就以科曼换下帕耶特也足够果敢，科曼上场后有过两次致命助攻，后换上吉尼亚克，也险些绝杀。法国队比对手少休息一天，拖到加时赛不利，因此德尚急于强攻得手。他没有在失球前就换上马夏尔或许值得商榷，但当时若昂·马里奥和格雷罗还在疯跑冲击穆萨·西索科这一侧，德尚实在不敢豪赌。桑托斯勇于用进攻性中场穆蒂尼奥换下防守型中场阿德里安·席尔瓦，用中锋埃德尔换下中场桑切斯，堪称千古名招。这一后发制人的杀招，建立在此前的体能储备，以及一种“传控型消耗战”，不过多投入进攻兵力，但也不过多追着球跑，仍尽力维持一定控球率，尽力消耗对方，C罗的受伤反而令这种沉闷但实用的打法显得更为传奇。
人们很容易指责一个教练“保守”，指责其过于注重防守，踢的是“防守型足球”。但这很容易把足球战术的复杂性简单化，首先，别忘了德尚当年作为初出茅庐的少帅，率领摩纳哥勇夺冠军杯亚军，踢得是颇具攻击性的足球，不能因为他作为工兵型后腰的历史地位而对其产生偏见。至于桑托斯，在小组赛倒是堪称保守，也差点因为这种保守而葬送前程，他一开始还倚重37岁高龄的卡瓦略，也不敢重用18岁的桑切斯。桑托斯是在小组涉险出线后才猛醒开窍的，才似乎认识到葡萄牙队最大的本钱是年轻球员的体能，才重新修正制订了一套打法。这种打法堪称“传控型防守反击”，把进球任务完全交给C罗和纳尼（以及超级替补夸雷斯马，当然还有秘密武器埃德尔），这种打法有些意大利（说到意大利，1982年世界杯意大利也是小组赛三连平涉险出线最终夺冠），或者不妨说，有些借鉴2004年欧洲杯两度击败自己的希腊，葡萄牙以一种“以夷制夷”的混种的“葡式拉丁防守反击”，竟然大功告成。你可以说平局大师桑托斯保守、慢热，也可以说他及时纠错，后发制人。这是罕见的例子：一支冠军球队一开始并未定型，是在大赛中一点一点纠错、一点一点磨合而成的，足够的板凳深度，足够多的年轻力壮的球员，令桑托斯枯木逢春，顺势而为，逆袭成功（相反的例子则是霍奇森）。这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励志故事，一个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励志故事。
否则，落到你头上的不会总是狗屎运，而就是狗屎。C罗早早下场，博格巴关键时刻缺乏霸气，甚至帕耶特和桑切斯也发挥一般，这是一场球员星味欠奉但教练战术新意迭出的决战。先不论好歹，这也体现了一个趋势：教练战术层面对比赛的统治力越来越强，战术名局越来越多，但球员越来越成为局内的棋子，天外飞仙越来越少，也正因此，人们会为C罗和梅西时代已然进入最后阶段而感到依依不舍，感到焦虑。足球折射的，就是人类生命历史的偶然性和复杂性，“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宿命，以及事后诸葛亮的种种假设，共同形成其魅力。徐阳是如此假设的：还好这是草地，要是水泥地就毁容了。中国式辩证法，竟无力反驳。而法国人只能如此事后诸葛亮地自嘲：要不是普拉蒂尼把欧洲杯扩军，葡萄牙早就回家洗洗睡了。但标榜博爱的法兰西，怎能光想着自家，而不心系欧洲大同梦？恐怖袭击阴影下的法国需要振奋民族精神，经济低潮中潦倒的葡萄牙，难道不是更需要一个狂欢节？法国式辩证法，也无力反驳。
胡文辉，广州人，肄业于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学者、专栏作家，著有《陈寅恪诗笺释》、《现代学林点将录》等，供职于广州某报社。
中国史上最壮阔的海战，是如何从历史书里抹去的
一实话实说，翁源这地方，僻处岭北，过去我从未留意过。是承当地画家刘国玉先生安排，才随缘从众一游的。刘先生兼擅诗书画，尤以焦墨山水独树一帜，我在翁山诗书画院中浏览过其真迹，得岭南雄直之气，小城大雅，确为难得。但我于此道终属外行，兹不多言。因刘先生在饭局上的介绍，才知道了当地两位历史人物：一是晚唐的邵谒，有诗三十余首见于《全唐诗》；一是明后期的陈璘，为内战外战的常胜将。此二人一文一武，皆我所未前闻，但当时还未太措意。第二天，一行人去了周陂镇的光明陈氏宗祠，也即陈璘宗祠，却吃了闭门羹。在路旁闲坐的当口，我信手百度了一下“陈璘”，始知此公不简单——在万历援朝抗倭之役，他率领中朝水师大破日军，是决定性的一战，攸关此后东亚大局。万历东征的史事，我多少也曾涉猎过，但“陈璘”之名，我怎么毫无印象呢？又想起，前些时候有一出韩国大片《鸣梁海战》，会不会涉及这位陈将军呢？略为搜寻豆瓣，果然有收获。《鸣梁海战》倒不干陈璘什么事，但由一篇《李舜臣鸣梁大捷：实际是日本打败朝鲜水师》的吐槽帖子，我初步了解：李舜臣指挥的鸣梁海战，确是以少胜多的范例，但朝方仅得12艘战船，不过是规模极其有限的阻击战，且一击即退，也未能遏止日军的整体攻势；而以后的露梁海战，明军有600艘战船，辅以朝军100艘战船，对撼日军500艘战船，那才是真正的大决战。而在这场终极之战中，陈璘正是中朝水师的最高指挥官。周陂陈氏宗祠
这样一来，于陈璘其人其事，我就真正生出了兴趣。如今韩国人一面倒地鼓吹他们的李舜臣，过去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似乎只突出老将邓子龙，翁源的陈大将军何在？翁源之行给我的教训是，不能小看任何一个地方。知也无涯，十步香草，古人之恒言，果然不是乱说的。二回到广州，我就断续地查找关于陈璘的论著，但所得无多。除了一册浅显的《抗倭英雄陈璘》，有点学术性的，仅得《抗倭名将陈璘》《陈璘史实与传说》两种，分别是翁源县（陈璘出生地）、云安县（陈璘迁居地）多年前编刊的。不出意料，此类由地方编辑的文史著作泥沙俱下，从专业史学立场来说自不甚高明，好在也包含了若干历史文献和学术论文，可供我们对史实有大体的掌握。关于露梁海战的历史背景，大致如此：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踌躇满志，既出于吞并大明王朝的幻想，也出于转嫁内部异己势力的用心，于1592年（万历二十年）命其属下诸部渡海侵朝。李氏朝鲜文弱不敌，日人不仅攻占其都城，更直逼中土，明军由连败而几经苦战，始成相持之局，即议和罢兵。随后，明朝欲通过册封秀吉为王的方式，将日本纳入朝贡制度之内，秀吉怒而悔盟，于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再度侵朝，重创朝鲜水军，几乎完全掌握了制海权。鸣梁海战即发生于此时。而明军鉴于缺乏海上支援，次年（万历二十六年）乃远调南方水师为援，遂有了陈璘的登场。此后中朝兵力占优，水陆并进，加上丰臣秀吉病亡，日人兵无斗志，诸部各欲退还本土；而中朝水师扼其要津，一方面阻遏小西行长部的退路，一方面抵挡岛津义弘（中国文献称为“石曼子”）部的驰援，双方各倾全力，于是就有了规模无以伦比的露梁海战。经此一役，日军伤亡惨重，大局始定。这场绵延多年的苦战，中方称为“万历朝鲜之役”（所谓“万历三大征”之一），朝方称为“壬辰倭乱”，日方则称为“文禄庆长之役”，是为四百多年前东亚地区旋乾倒坤的大事件。露梁海峡位于韩国南海郡与河东郡之间，1973年落成的南海大桥即跨越此海峡。
据《抗倭名将陈璘》《陈璘史实与传说》两书，陈璘的传记材料有明人喻政《陈太保传》《太保陈龙崖公传》《明史·陈璘传》三种，以《陈太保传》最详，其于露梁海战前后云：“公奉命以原官充御倭总兵，改领水兵，自鸭绿以南惟公制之。公慷慨击楫，所领楼船咸以‘忠心报国’旗其上。先时，我兵闲山之失，倭奴扬帆，鼓枻若入无人之境，公策之曰：‘大海无边，非倚险附厄，何以成功？’即贾勇先登，一战夺其鹿岛、竹岛据之，俘斩一百余级。倭奴失险，复列营顺天、曳桥等处，坚壁以老我师。公以小船敝卒诱之，酋果争道出敌，公督诸精锐力战，酋三战三北，遂遁去，斩首无算。既而复列阵露梁，舳舻数十里。公令诸将卒五鼓衔枚以进，遇敌则举灯笼为号，炮响则击。副将邓子龙居左，朝鲜大将李舜臣居右，公居中，所居战舰最巨，帆高风顺，转瞬即抵贼营。酋稍觉，万艘并前，矢炮交集，时邓、李二将皆中炮死。公闻之，略不动色，徐以大发熕铳击之，贼舟冲退数舍，覆溺过半，始不敢对击，从旁攀舷而上，公手刃之，舟中之指可掬。少顷，我舟四至，烟焰蔽空，沧波腾沸，酋大败。又追败之于昆阳、昌善等处，贼舟千艘俱为灰烬。……是役也，将者不一，公后他将至，独当水路，乃俘馘鏖战，表表称最，他将无颉颃者。戡科杨公叙公功第一，其略曰：‘……自攻打倭巢及荡灭援倭，血战无虑数十番，而露梁、昆阳、昌善之役，从昏逮明，连昼复夜，毁舟七八百只，斩溺二万余名，石曼函首，正成等就俘。天日为昏，海波尽赤，史册所载，未能或加。’”《太保陈龙崖公传》所载，大致沿袭《陈太保传》，不必细表。《明史·陈璘传》则略云：“初，贼泛海出没，官军乏舟，故得志。及见璘舟师，惧不敢往来海中。会平秀吉（即丰臣秀吉）死，贼将遁，璘急遣子龙偕朝鲜将李舜臣邀之。子龙战没，（陈）蚕、（季）金等军至，邀击之，倭无斗志，官军焚其舟，贼大败，脱登岸者又为陆兵所歼，焚溺死者万计。……论功，璘为首，（刘）綎次之，（麻）贵又次之。”此处的刘綎、麻贵，是与陈璘同级的陆军统帅，可见“论功，璘为首”云云，就不仅说陈璘在海战中的功勋，而是说他在整个朝鲜战争中的功勋。陈璘的生平记录，原本应即少见，检台湾中央图书馆所编《明人传记资料索引》，仅列出《明史》一项而已。上述《陈太保传》《太保陈龙崖公传》《明史·陈璘传》三种之外，我只在明人郭棐《粤大记》卷二十六“献徵类·岭海武功”部分见到一篇陈璘略传，且提到露梁海战者也仅寥寥数句。郭棐最后评论：“予尝评公勇义如关云长，老练如赵充国，胆气如赵子龙，谋略如郭尚父。非天福我明，曷从生此名将耶？”则跟《陈太保传》末的赞语颇相呼应：“陈将军岂时将俦，当于古人中求之。训士练卒比孙武，犁庭扫穴比霍嫖姚，掘起矍铄比马伏波，威名震叠比长孙晟，而纪律严明，司马穰苴不能过，至标立鸿骏，富贵鼎盛，则又眎郭汾阳最肖焉……”“郭尚父”“郭汾阳”都指唐代名将郭子仪。作为一名武将，还能有更高的评价吗？不用说，这些话必有官场谀墓、乡邦歌功的成分，但即便如此，七折八扣，亦足以豪矣。三有关陈璘的论著，包括露梁海战的论著，也相当稀罕。《抗倭名将陈璘》《陈璘史实与传说》两书所辑多不足观，前者稍好，总算有三篇较像样的旧论文：简又文《陈璘抗倭事迹》，商鸿逵《明代援朝最后胜利中的大将陈璘和邓子龙》，凯丽·丽得亚《征倭纪功图的历史意义》。我另外查检到的则有：罗香林《明御倭总兵陈璘别传》，李光涛《朝鲜壬辰倭祸中之平壤战役与南海战役》，周一良《明代援朝抗倭战争》。以上皆超过半世纪的旧作。近年的论著只有李克玉《抗倭名将陈璘军事活动述略》。罗香林之作撰于1937年末，显系回应当时日本侵华的时事而作，而且采用的是旧式的传记写法；周一良之作属于“中国历史小丛书”一种，只是浅白的小册子。此二者皆未直接引用原始史料，可置不论。其他诸篇，所引史料多不充分，惟李光涛、李克玉两文较能引用朝鲜方面的文献——尤其李光涛之作，恐怕是汉语学界关于露梁海战唯一高水准的研究了。《朝鲜壬辰倭祸中之平壤战役与南海战役》一文，本是为了回应日本戏曲史家青木正儿而作，故还有副标题“兼论《中国戏曲小说中的丰臣秀吉》”；原载194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同刊有陈寅恪《元微之悼亡诗及艳诗笺证》、胡适《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季羡林《浮屠与佛》几篇名文，相比之下，李光涛此篇可算声光不显。其标题所说的“南海”，系指朝鲜南部近海的“南海”，“南海战役”也即露梁海战。对于汉语学界来说，此文最有价值者，首先在于能详细徵引朝鲜史籍。如有关露梁海战的细节，就以《朝鲜宣庙中兴志》的小注最详：“岛津义弘与南海贼将平调信等合兵来援，将近露梁，与行长（小西行长）举火相应。舜臣与璘为夜攻计，蓐食潜发。……璘、舜臣分军为左右协，伏兵浦屿间，整束以待。夜半，贼船五百余艘，自光州洋直过露梁，于是两军左右突发，贼散而复合，两军乱投薪火，延烧贼船，贼不能支，退入观音浦港口，天已曙矣。贼既入港，而后无归路，遂还兵，殊死战，诸军方乘胜戚之。舜臣亲自援枹先登，贼反围舜臣船急，璘犯围直入救之。贼并围璘，两贼跃上璘船，几及璘，璘子九经以身捍之，被贼所刺，血淋漓，犹不动，旗牌官文炜以戈斩之。贼船鳞集璘船下，围若铁桶，贼兵复振。璘令下碇不动，鼓噪放大炮，诸贼仰放乌铳，飞丸四集，璘令军依挨牌而伏，贼见之，一时挺剑而登。天兵齐起，以长枪俯刺之，落水死者以千数，将士皆舍死搏战。已而璘忽摇铎收兵，船中寂然无声，贼疑之，稍却，天兵从高散喷筒于贼中，火盛风驶，贼艘数百，顷刻煨烬，大海尽赤，舜臣亦冲围而进，合力血战。副总兵邓子龙船中火起，一军避火惊扰，船为之倾，贼乘之，杀子龙，焚其船。……贼酋三人坐大楼船督战，舜臣尽锐攻之，射殪一酋，贼皆舍璘船来救，璘得出，与舜臣军合，发虎蹲炮，连碎贼船。而飞丸中舜臣左掖〈腋〉，舜臣谓其下曰：‘战方急，勿言我死。’急命以防牌蔽之，言讫而绝。……日午，贼兵大败，追焚二百余艘，贼兵烧溺俘斩殆尽，义弘等仅以余兵五十艘脱走，行长乘其间潜出猫岛西梁，向外洋而遁。”《宣祖实录》则记录了战后朝鲜国王跟陈璘的往来和对谈：“上曰：‘赖大人神算，八年勍贼一朝就灭，含恩感德不知所喻。’璘曰：‘方贼围把时，俺船悬鼓先登，邓子龙、李舜臣二将左右夹攻，二将皆为贼所毙，而俺冒死直前，不动声色，幸免其败，此亦数也。’”另一条又说：“上幸陈都督璘馆，行酒礼。上曰：‘东洋之捷，万世大功，小国之不亡，皆大人之赐也。……’”其描述之具体，记录之贴近，似非中国史料可以相匹。而据我见，专门讲述陈璘的文章，却无一曾转引这些史料——尽管李光涛原文是刊布于最高等级的“核心期刊”上的。《宣祖实录》书影
朝鲜战事的了结，青木正儿归因于丰臣秀吉之死，使积弱的明军不战而胜；李光涛力驳其说，以为“明人东征一役，陆战胜，水战亦胜”，不过也未张大其辞，夸耀明军的勇武，只是平实地总结：“陆战胜，不外如宋应昌所云：‘中国制倭长技，惟恃火器。’水战胜，则有朝鲜之言为证，如云；‘御倭之策，战舰为上。’又记倭滕九郎亦有曰：‘予观诸国兵船，唐船为上，琉球国次之，朝鲜为下。’据此，可以明了当初明人之制倭，惟在火器与战舰而已。所以朝鲜重恢之业，‘始基于平壤大捷，终成于南海之战。’可作为《明史》东征一役定论。”李光涛是明清史的专门家，在文献上功力湛深，但饶是如此，他也未能引据日本方面的史料。这就有待于今日“群趋东邻受国史”的青年才俊们了。四关于陈璘，关于露梁海战，我想，在史实层面恐怕仍有可考掘的余地，只是我个人无此能力。我更感兴味的，不如说在史实之上，在史实之外。在网上搜到一篇陈邦植（他系陈璘在韩国的后裔）的短文《陈璘都督在露梁海战战略》，似原见于其编著的《陈璘明水军都督征倭纪功图卷再照明》一书，略谓：“……露梁海战不管看其规模，还是看其政治上的重要性，都称得上是世界海战史上最大的海战之一。它足可以与27年前Venezia（威尼斯）海军在Lepanto（雷邦多）击败Turkey（土耳其）海军之事，而且它亦与10年前英国海军击败Espania Armada（西班牙无敌舰队）相媲美。”这个对照是有意味的。论技术层面，包括造船技术、火器技术及海战技术，当时中国较之西洋，可谓此消彼长，瞠乎其后，已无法正面对撼；但就东亚范围来说，就古代海战来说，此役的规模实在是空前绝后的。而此战既败，日本人染指大陆的野心顿挫，政治性格完全转为内向，东北亚的局势乃顿然改观——否则的话，后来明朝面对的就会是互为牵制的日本、后金（女真）两大势力，就如同近代中国面对着日本、俄国一样。那就完全是另一部“明清史”了。在地理上，朝鲜半岛处于多元势力的交接处，故自古为兵家所必争，尤其是中日两大势力的角斗场，是日本挑战中国霸权的前线。自隋唐迄于清季，中日间凡有三大海战：七世纪的白江口之战（唐、新罗联军对阵倭国、百济联军），十六世纪的露梁之战，十九世纪末的甲午之战（黄海之战）。前两次日人大败，其势力不得不退回本岛；但第三次日人大胜，遂进而侵逼东亚大陆乃至东南亚。此固有关于中华帝国统治的浮沉，亦有关于东亚大历史的消长，诚为国史上之“大事因缘”也。而此三战皆发生于中国与朝鲜半岛间的海域，自非偶然。我们尤其不要忘了，露梁之战，是“帝国斜阳”时刻的背水一战。按黄仁宇眩人眼目的所谓“大历史观”，“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而在“尽头”之后第十一年，即万历二十六年，陈璘们竟能在露梁打赢了这场千古之战，既可庆幸，亦可骄傲。甲午一战，可说是中国人最后的海战。甲午之后，中国几无海军可言，更无海战可言。那么，露梁一战，就是中国海战史上最后的大胜利、最后的荣光。——此后的胜仗，比如向为国人艳称的郑成功攻台之役，其实并非真正的海战，不过凭藉兵力、舰只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从海上围困荷兰人的城堡而已。还要多说一点：露梁之胜，甲午之败，其结局不能说是必然的，可也不能说就是偶然的。要知道，明朝到底还算是重视海洋的朝代，到底承继了宋元的海洋意识，到底有过七下西洋那样带有政治炫耀性质的远航，到底还能收拾倭寇肆虐的海疆；相反，清朝作为勃兴于北疆内陆的“骑马民族”，原本就更重视内陆，更提防来自西北草原地带异己的“骑马民族”。同时，继丰臣秀吉而起的德川幕府，一反对外扩张的路线，转而采取“锁国”体制，东亚唯一能对清朝构成军事威胁的力量既龟缩不出，清朝也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将海洋问题置诸不论。直到晚清，直到鸦片战争之后，在“塞防”（陆防）、“海防”难以兼顾的局势下，“塞防”仍压倒了“海防”，大陆本位仍压倒了海洋本位；在此大背景之下，左宗棠保住了新疆，而李鸿章丧失了东海，就绝非意外的结局。这样看来，露梁海战之捷，实代表了中国古代海权的回光返照；自此而后，东亚之海已非我有，而是笼罩在西洋人“坚船利炮”的霸权之下了。朝鲜画家笔下的露梁海战
五以今人看来，露梁海战几乎是中国人为朝鲜打的。须知道，以当日的军事技术条件，发动如此大规模的远征，必费尽人力、物力及财力，其艰难程度，殊非二十世纪美国大兵那种朝发夕至的高技术战争可及。这是一场非打不可的战争吗？值得打这样一场战争吗？中国人是活雷锋？要理解这一点，得先明了自古以来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政治关系。大抵而言，在中古隋唐之际，朝鲜半岛本土政权对中原王朝极有抵抗力，至宋明以下却趋于儒弱，只能抱持着“以小事大”的方略，甘于成为王朝的附庸国——用我们历史教科书的说法，其政权带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性质。在所谓朝贡制度里，朝鲜是最邻近、最服从也最关键之国，是朝贡制度的基石，一旦失去朝鲜，则意味着王朝的国际政治秩序满盘皆输，意味着王朝的统治权威一蹶不振。因此，只要王朝仍是王朝，就不能承受失去朝鲜之耻，必一掷乾坤，倾力而战，以维系原有的统治秩序。而万历朝鲜之役，就性质来说，并非无私地援助弱国的正义之战，而是无奈地捍卫属国的荣誉之战，说白了，就是一场殖民地战争。由此，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明朝会打这一场露梁海战；也由此，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清朝要打一场甲午战争，甚至，为什么要抗美援朝。甲午战争的性质，实与万历朝鲜战争无异，仍是中华帝国捍卫殖民地、捍卫宗主权之战，是老牌帝国主义与新科帝国主义之间的角斗。只不过结局相反：日本取代中国，成了新的殖民者，进而完全兼并朝鲜；而中国则永远失去了朝鲜，也永远终结了朝贡制度，甚至触发了帝国崩溃的程序。至于“抗美援朝”，发生在朝鲜赢得近代式的国家独立之后，发生在铁幕落下之后，发生在冷战时代开启之后。时移世易，性质已然迥异，但也未尝没有旧王朝的政治幽灵在徘徊。众所周知，包括林彪在内的众多中共高层当时都反对出兵朝鲜。我以为，要理解“抗美援朝”的发生及其意义，不仅要从冷战背景来考量，也要从中国政治传统来考量，不仅要从现代时的中苏关系来考量，也要从过去时的中朝关系来考量。毛泽东之所以决定跨过鸭绿江，不惜与最强大的美国为敌，恐怕还有一个隐蔽的因素，即他更熟悉中国史，更了解朝鲜之于中国的重要性，也更坚持中国人对朝鲜一贯的政治思维。联合国军进入朝鲜，其危险不仅在于一个共产党小国的覆灭，不仅在于推倒东方阵营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也在于侵犯了中国的传统“势力范围”，破坏了中国在朝鲜半岛的特殊地位和利益。这不但是莫斯科的危机，更是北京的危机。当然，甲午之后，再无海战。这一次的朝鲜战争完全是陆地之战，是山头与地道之战，也是血肉之战。自长时段的立场看去，清朝统治的崩溃，正是从甲午开始的；而中共统治的确立，又是到“抗美”才完成的。甚至不妨说，对朝鲜的得或失，简直就是中国政治权威成立与否的标志。中国政治史上的朝鲜因素，或浮或沉，有重有轻，但始终不绝，甚而绵延以至于今。六朝鲜之于中国的重要性有如此者，那么问题来了，露梁海战又是怎么被淡忘的呢？陈璘为什么仿佛成了历史的失踪者呢？在朝鲜人那里，这是容易理解的。自朝鲜半岛脱离中国以来，尤其脱离日本而独立以来，始终有着凸显民族本位的强烈冲动，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抹掉“殖民地半殖民地”时代的记忆，需要抹掉中朝间旧宗藩关系的记忆，甚至需要抹掉中国文化的记忆。韩国将首都“汉城”改名“首尔”，就可视一个明白的标志。过去所以重视者，恰是如今所欲遗忘者，这是韩国人的尴尬。他们当然不太乐意宣扬一场中国人的胜利。事实上，在近代以来朝鲜的历史叙事中，李舜臣自是英雄，而陈璘则时常近乎小人。票房在韩国破了纪录的《鸣梁海战》，我找来看过。自始至终，没有一言一语，一事一景，提及中国人。当时陈璘、邓子龙的水师还未东渡，也就罢了，但在大局上，朝鲜所以能抵挡日本人，纯系依赖中国的军援，而电影一无所及，真是惊人的“历史虚无主义”！对历史的抹杀，又岂是极权主义才有的现象呢？《鸣梁海战》剧照
至于中国这边，史学虽素称发达，然多重内政而轻外事、重文臣而轻武将，其忽视援朝战争及其相关人物，亦事出有因。此外，我还想到其他几个具体因素。陈璘有贪腐劣迹，屡因弹劾而贬官，据《明史·陈璘传》载:“璘有谋略，善将兵，然所至贪黩，复被劾褫官。废久之，朝士多惜其才，不敢荐。”又载：“后兵部尚书田乐推璘镇贵州，给事中洪瞻祖遂劾璘营求。帝以璘东西积战功，卒如乐议。”陈璘绝非高大全的英雄，不那么适宜正面表彰。陈璘一生事功，以平定各地起事为多。早期是广东境内英德、高要、揭阳等地的“贼”或“大盗”之类，随后是粤东潮州诸良宝、粤西罗旁瑶人；朝鲜之役后，则是西南地区诸役，包括播州（今遵义）杨氏土司、皮林（湘黔交界）苗人、水硍山（贵州）苗人。后数役尤为重大，播州之役更是与朝鲜之役并称“万历三大征”之一者。陈璘即因征播之役升任左都督，正一品，系武官的最高军衔，死后又因平苗之役获颁太子太保。陈璘统兵镇压者，多属所谓“农民起义”，不必说，陈璘也就是“刽子手曾国藩”一类角色，在1949年之后的史学编纂中，自然成了不合时宜的人物。还有，清朝也不会特意为万历朝鲜之役唱赞歌的。因为那不是他们“本朝”之捷，却是他们所取而代之的“胜朝”之捷。事实上，正因清朝夺了明朝的江山，陈璘之孙才远远地流亡到朝鲜，居留繁衍至今。——若不是陈璘在韩的后裔返乡寻根，恐怕还不会有《抗倭名将陈璘》《陈璘史实与传说》那两本大杂绘集子，他的名声更要低到尘埃里呢。但更关键的，恐怕还是五十年代后中朝政治关系的特殊背景。当冷战之时，在以苏联居首的共产党阵营里，北韩与中国名义上是平等成员，北韩在军事上要仰仗中国，但中国在政治上也要安抚北韩。具体说，就是得极力避免传统式的殖民意识——当时称为“大国沙文主义”。这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史家陈寅恪盛赞清代女子陈端生的长篇弹词《再生缘》，五十年代撰有专篇《论再生缘》，但六十年代拟在大陆出版时却为康生否决。其最关键的理由，即在于《再生缘》原作写到“东征”，公开表彰此书可能影响中朝关系。康生倒未必是专门针对这位著名的“资产阶级史学家”的，据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康生在同一时期的讲话中也曾强调中朝历史问题：“朝鲜对苏联编写的《世界通史》的批评文章，可先让历史学界议论一番，暴露一下大国沙文主义。盲目的大国沙文主义包括我在内有不少人都有。盖平县就是为了纪念平了盖苏文而命名的。盖苏文是朝鲜的民族英雄，唐朝同他打仗，没有一次不败在他手下……可我们却把薛仁贵当英雄。……北大历史系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朝鲜发表的东西不满意。”这样，朝鲜+战争，就变得异常敏感。可以想象，不仅薛仁贵之类以朝鲜为敌方的“殖民战争”不能提，就连陈璘这样以朝鲜为属国的“殖民地战争”也是不宜再提的。也许就是这样吧，曾经掀天倒海的一战，就被封印在无声无息的故纸堆里。广东翁源县的陈璘像
七关于陈璘，还应就其广东人的身份说一说。大凡古今中外的史学，大都更愿意突出本国的胜利史，而习惯于回避本国的失败史；可是，在中国海战史的领域倒是相反，研究甲午海战者铺天盖地，研究露梁海战者能有几人？同样是广东人，大家都熟悉邓世昌，但有几个知道陈璘呢？而陈璘作为广东人，在当日也非孤峰突出，像孙悟空一样从石头崩出来的。检索到一篇颜广文的论文《〈明史〉立传的粤籍官员考略》，略谓明代以前，能在正史立传的粤人甚罕，至明代则骤增，在《明史》有传者计73人，其中显达者47人。文官方面，包括丘濬、梁储（正德内阁首辅）、方献夫（嘉靖内阁首辅）、霍韬、海瑞、唐胄、杨巍等名臣；武官方面，永乐间的孟善，成化间的彭谊，正统间的罗亨，嘉靖间的翁万达，都是守边的名将。此外，陈璘有位小同乡吴广，也先后参与朝鲜、播州两次大战，官至四川总兵，也非等闲。当然，不能忘了袁崇焕。袁的籍贯问题久成聚讼，大致说来，他应该原籍广东东莞，落籍广西藤县，又曾居广西平南；而明代两广在行政上合为一体，就算直接将其视同广东人，也未尝不可。袁崇焕后于陈璘半世纪而生，当明室危急存亡之秋，如中流砥柱，对南下的后金势力作了最后的有效抵御，康有为所谓“非止以一身之生死系一姓之存亡，实以一身之生命关中国之全局”，然失其时势，只以悲剧收场；而论官位之要，关系之重，影响之巨，陈璘虽不足与袁崇焕相提并论，但他一生兵锋所至，有胜无败，却又非崇焕可及。总的说来，陈、袁二氏，有幸有不幸，但都堪称明代军政历史上有数的人物，也都是广东人中的英杰。近百年来，前有梁启超《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后有金庸《袁崇焕评传》，袁氏有如影视巨献中的当红明星；相较之下，陈璘只像是黑白粤语残片里的人物。尽管如此，在历史舞台上，陈璘和袁崇焕都已是男主角；而在他们背后，还有着许许多多的配角，乃至无数“死跑龙套的”，也来自广东。据《明史·陈璘传》，与日本和议破裂后，“起璘故官，统广东兵五千援朝鲜。明年二月，擢御倭总兵官，与麻贵、刘綎并将……寻令提督水军”。这里说的“广东兵五千”，不知其详，但恐怕多属水兵；盖由情理言，当时水师必以南人为主，让陈璘统帅水师，此当亦一因。这样就可断言，参加了露梁海战的，必有相当数量的广东人。清初陈遇夫《岭海诗见序》有谓：“有明三百年，吾粤诗最盛，比于中州，殆过之无不及者。”那么，有陈璘其人，有陈璘身后无数的广东子弟兵，有露梁海战这样的大胜仗，或许也可说：有明三百年，吾粤军功最盛，比于中州，殆过之无不及者。八我并不特别喜爱看战争片，但回想一下，除了以李舜臣为中心的《鸣梁海战》，倒还看过一些海战片。有荷兰的《海军上将》，主角是勒伊特，指挥荷兰舰队重创了大英帝国海军；日本的《海军进行曲》，主角是东乡平八郎，指挥日本联合舰队打赢了对马海战；俄罗斯的《无畏上将高尔察克》，主角是高尔察克（就是被苏维埃政权处决的那个高尔察克），因与德国海军周旋而一战成名。跟这些世界海战史上赫赫有名者相比，陈璘可以说很不专业。他可能只在任潮州柘林守备时曾接触过水师，后来不过因缘际会，“客串”了援朝水师的统帅一职。但就是他，领导了中国史上最壮阔的一场海战，危而不惧，指挥若定，终使强虏灰飞烟灭，是够格拍一部中国版的《海军上将》的。听说，《鸣梁海战》将要拍成三部曲，第三部就是《露梁海战》，并可能采取中韩合作的方式。从完全抹去了中国人的《鸣梁海战》那里，我没法对韩国人的《露梁海战》抱有太多期望。由中国人为主打赢的海战，是更应当由中国人为主来拍摄的。只是，自《甲午风云》之后，中国似乎再也没有拍过像样的海战电影，也就只好眼看着韩国人来塑造我们的“海军上将”了。（本文原标题：《在翁源发现中国的“海军上将”》）
云也退，独立记者，书评人，译者，译有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E.萨义德《开端》，目前有望出版第一本个人作品，距离成为旅行作家只差一张返程机票。由于屡屡提前庆祝还未到来的自由，被视为一个尚可一救的文人和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现在，让我们回到契诃夫
导读生活对你最大的考验不是给你安排了多少个敌人（哪怕你把在朋友圈里所有晒优越的人都视为你的敌人），而是让你发现，自己没法跟正常的人、跟朋友、跟亲人沟通。
高英培、范振钰有段相声，叫《破镜重圆》，讲一对夫妇的分与合。两人结婚二十多年，和睦恩爱，下面有子有女，谁见了都羡慕。然后，有一天早起，两人在衣柜的大镜子前穿衣，妻子比丈夫矮一头，丈夫随口就说：“嘿，你只到我肩膀。”妻子立刻顶了一句：“嫌我矮？你找个儿高的去呀！”互相冲撞了几句，俩人就此不说话，直到闹到分居。后边如何和好的事且不提了，过去的相声也许不很有笑点，但作者和演员常常有一颗爱人之心。你有了点经历，你就明白《破镜重圆》写得多么真实，需要何其丰富的阅历和敏锐的感觉，多少亲密关系死于“一言不合”，多少自以为知根知底的人，突然发现原来两人之间的隔阂那么深。隔阂，也是契诃夫小说里最稳定的主题。但这是一个深刻的心理现象，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体会。对二十来岁的人而言，世界尚是一个没有边界的概念，生活就是一场接一场的冒险，每一天都可能出现新的人、新的奇遇，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