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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七十四·列传第六十二
卷七十四·列传第六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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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昉 柳裘 皇甫绩 郭衍 张衡 杨汪 裴蕴 袁充 李雄
　　刘昉，博陵望都人也。父孟良，仕魏，位大司农卿。从武帝入关，为梁州刺史。昉轻狡，有奸数。周武帝时，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及宣帝嗣位，以技佞见狎，出入宫掖，宠冠一时。位小御正，与御正中大夫颜之仪并见亲信。及帝不悆，召昉及之仪俱入卧内，属以后事。帝失喑，不复能言。昉见静帝幼冲，又素奇隋文帝。时文帝以后父故，有重名于天下，昉遂与郑译谋，引帝辅政。帝固让，不敢当，昉曰："公若为，当速为之。如不为，昉自为也。"帝乃从之，及帝为丞相，以昉为司马。时宣帝弟汉王赞居要冲，每与帝同帐而坐。昉饰美妓进赞，赞甚悦之。昉因说赞曰："大王，先帝之弟，时望所归。孺子幼冲，岂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群情尚扰，王且归第。待事宁后，入为天子，此万全计也。"赞时年未弱冠，性识庸下，以为信然，遂从之。文帝以昉有定策功，拜上大将军，封黄国公，与沛国公郑译皆为心膂。前后赏赐钜万，出入以甲士自卫，朝野倾瞩，称为黄、沛。时人语曰："刘昉牵前，郑译推后。"
　　昉自恃功，有骄色。然性粗疏，溺于财利，富商大贾朝夕盈门。于时尉迟迥起兵，帝令韦孝宽讨之。至武陟，诸将不一。帝欲遣昉、译一人往监军，因谓之曰："须得心膂以统大军，公两人谁行？"昉辞未尝为将，译以母老为请，帝不怿。而高颎请行，遂遣之。由是恩礼渐薄。又王谦、司马消难相继反，文帝忧之，忘寝与食。昉逸游纵酒，不以职司为意，相府事多所遗落。帝深衔之，以高颎代司马。是后益见疏忌。及受禅，进柱国，改封舒国公，闲居无事，不复任使。昉自以佐命元功，中被疏远，甚不自安。后遇京师饥，上命禁酒。昉使妾赁屋，当垆酤酒。治书侍御史梁毗劾奏之，有诏不问。昉郁郁不得志。
　　时上柱国梁士彦、宇文忻俱失职怨望，时昉并与之交，数相往来。士彦妻有美色，昉与私通，士彦不之知也，情好弥协，遂相与谋反，许推士彦为帝。后事泄，帝穷问之。昉自知不免，默无所封。诏诛之曰：
　　上柱国郕国公梁士彦、杞国公宇文忻、柱国舒国公刘昉等，朕受命之初，并展勤力，酬勋报效，荣高禄重。朝夕宴言，备知朕意。但心如溪壑，志等豺狼，不荷朝恩，忽谋逆乱。
　　士彦称有相者，云其应箓，年过六十，必据九五。初平尉迟迥，暂临相州，已有反心，彰于道路。朕即遣人代之，不声其罪。入京之后，逆意转深。忻、昉之徒，言相扶助。士彦许率僮仆，克期不远，欲於蒲州起事。即断河桥，捉黎阳之关，塞河阳之路。自谓一朝奋发，无人当者，其第二子刚，每常苦谏，第三子叔谐，固深劝奖。朕既闻知，犹恐枉滥，及授晋部之任，欲验蒲州之情。士彦得以欣然，云是天赞。
　　忻往定邺城，自矜不已，位极人臣，犹恨赏薄。朕深念其功，不计无礼，任以武候，授以领军，寄之爪牙，委之心腹。忻密为异计，树党宫闱，多奏交友，入参宿卫。朕推心待物，言必依许。为而弗止，心迹渐彰，仍解禁兵，令其改悔。而志规不逞，愈结於怀，乃与士彦情意偏厚，俱营贼逆，逢则交谋。委士彦河东，自许关右，蒲津事建，即望从征讨，两军结东西之旅，一举合连横之势，然后北破晋阳，还图宗社。
　　昉入佐相府，便为非法，三度事发，二度其妇自论。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万日"，刘氏应王，为万日天子。朕训之导之，望其修改。口请自新，志存如旧，亦与士彦情好深重，逆节奸心，尽探肝膈。尝共士彦论太白所犯，问东井之间，思秦地之乱，访轩辕之里，愿宫掖之灾。唯侍蒲坂事兴，欲在关内应接，残贼之策，千端万绪。
　　惟忻及昉，名位并高，宁肯北面曲躬，臣于士彦？乃是各怀不逊，图成乱阶，一得扰攘之基，方逞吞并之事。士彦、忻、昉身为谋首，叔谐赞成父意，议实难容，并已处尽。士彦、忻、昉兄弟叔侄，特恕其命。
　　临刑，至朝堂，宇文忻见高颎，向之叩头求哀。昉勃然谓忻曰："事形如此，何叩头之有！"于是伏诛，籍没其家。后数日，帝素服临射殿，尽取三家资物置於前，命百僚射取之，以为鉴戒云。
　　柳裘，字茂和，河东解人，南齐司空世隆之曾孙也。祖惔，梁尚书左仆射。父明，太子舍人、义兴太守。裘少聪慧，弱冠有令名。在梁，历位尚书郎、驸马都尉。梁元帝为魏军所逼，遣裘请和于魏。俄而江陵平，遂入关中。周明、武间，自麟趾学士累迁太子侍读，封昌乐县侯。宣帝即位，进爵为公，转御饰大夫。及帝不悆，留侍禁中，与刘昉、韦暮、皇甫绩同谋引隋文帝，曰："时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计。天与不取，反受其殃。"帝从之。进上开府、内史大夫，委以机密。及尉迟迥作乱，天下骚动，并州总管李穆颇怀犹豫，帝令裘往喻之。裘见穆盛陈利害，穆遂归心。以奉使功，赐彩三百匹，金九环带一腰。时司马消难奔陈，帝即令裘随便安集淮南，赐马及杂物。开皇元年，进位大将军，拜许州刺史。在官清简，人怀之，转曹州刺史。后帝思裘定策功，欲加荣秩，将徵之，顾朝臣曰："曹州刺史何当入朝"？或曰："即今冬也。"乃止。裘寻卒，帝伤惜者久之，谥曰安。子惠音嗣。
　　皇甫绩，字功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穆，魏陇东太守。父道，周湖州刺史、雍州都督。绩三岁而孤，为外祖韦孝宽所鞠养。孝宽以诸子堕业，督以严训，愍绩孤幼，特舍之。绩叹曰："我无庭训，养于外氏，不能克躬励已，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宽闻而对之流涕。于是专精好学，略涉经史。周武帝为鲁公时，引为侍读。建德初，转宫尹中士。武帝尝避暑云阳宫，时宣帝为太子监国。卫剌王作乱，城门已闭，百僚多有遁者。绩闻难赴之，于玄武门遇皇太子，下楼执绩手，悲喜交集。帝闻而善之，迁小宫尹。宣政初，录前后功，封义阳县男，累转御正下士。宣帝崩，隋文帝总己，绩有力焉。加上开府，转内史中大夫，进封郡公。拜大将军。开皇元年，出为豫州刺史。寻拜都官尚书。转晋州刺史。将之官，稽首言陈有三可灭。帝问其状，绩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无道，二也。纳叛臣萧岩，於我有词，三也。陛下若命鹰扬之将，臣请预戎行。"上嘉劳而遣之。陈平，拜苏州刺史。高智慧作乱江南，州人顾子元等发兵应之，因以攻绩，相持八旬。子元素感绩恩，于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绩遗之书。子元得书，于城下顿首陈谢。杨素援兵至，合击破之。拜信州总管。俄以病乞骸骨，诏徵还京师，赐以御药，中使相望，顾问不绝。卒于家，谥曰安。
　　子偲嗣。大业中，位尚书主爵郎。
　　郭衍，字彦文，自云太原介休人也。父崇，以舍人从魏孝武帝入关，位侍中。衍少骁武，善骑射。建德中，以军功累迁仪同大将军。又从周武帝平并州，以功加开府，封武强县公，赐姓叱罗氏。宣政元年，为右中军熊渠中大夫。尉迟迥之乱，从韦孝宽讨之，以功授上柱国，封武山郡公。密劝隋文帝杀周室诸王，早行禅代，由是大被亲昵。开皇元年，衍复旧姓为郭氏。突厥犯塞，以衍为行军总管，领兵屯平凉。数岁，虏不入境。征为开漕渠大监。部率水工，凿渠引渭水，经大兴城北，东至潼关，漕运四百余里，关中赖之，名曰富人渠。五年，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属县多致漂没，人皆上高树，依大冢。衍亲备船筏，并齐粮食拯救之，民多获济。衍先开仓赈恤，后始闻奏。上大善之，迁授朔州总管。所部有恒安镇，北接蕃境，常劳转运。衍乃选沃饶地，置屯田，岁嬴万余石，人免转输之劳。又筑桑乾镇，皆称旨。十年，从晋王广出镇扬州。遇江表构逆，命衍为总管，先屯京口。于贵洲南与贼战，败之。仍讨东阳、永嘉、宣城、黟、歙诸洞，尽平之。授蒋州刺史。
　　衍临下甚倨，事上甚卑。晋王爱昵之，宴赐隆厚。迁洪州总管。王有夺宗之谋，托衍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谋事果，自可为皇太子。如其不谐，亦须据淮海，复梁、陈之旧。副君酒客，其如我何！"王因召衍，阴共计议。又恐人疑无故来往，托以妻患癭，王妃萧氏有术能疗之。以状奏帝，听共妻向江都，往来无度。衍又诈称广州俚反，王乃奏衍行兵讨之。由是大修甲仗，阴养士卒。及王入为太子，徵授左监门率，转左宗卫率。文帝于仁寿宫将大渐，太子与杨素矫诏令衍、宇文述领东宫兵，帖上台宿卫，门禁并由之。及上崩，汉王起逆，而京师空虚，使衍驰还，总兵居守。
　　大业元年，拜左武卫大将军。帝幸江都，令统左军，改授光禄大夫，又从征吐谷浑，出金山道，纳降二万余户。衍能揣上意，阿谀顺旨，帝每谓人曰："唯郭衍心与朕同。"又尝劝帝取乐，五日一视事，无得效高祖空自劬劳。帝从之，益称其孝顺。初，新令行，衍封爵从例除。六年，以恩旧封真定侯。从往江都，卒。赠左卫大将军。谥曰襄。
　　长子臻，武牙郎将。次子嗣本，孝昌令。
　　张衡，字建平，河内人也。祖嶷，魏河阳太守。父允，周万州刺史。衡幼怀志尚，有骨梗风。十五，诣太学受业，研精覃思，为同辈所推。周武帝居太后忧，与左右出猎，衡露髻舆榇，扣马切谏。帝嘉焉，赐衣一袭，马一匹，擢拜汉王侍读。衡又就沈重受《三礼》，略究大旨。累迁掌朝大夫。
　　隋文帝受禅，拜司门侍郎。及晋王广为河北行台，衡历刑部、度支二曹郎。行台废，拜并州总管掾。王转牧扬州，衡复为掾。王甚亲任之，衡亦竭虑尽诚。夺宗之计，多衡所建。迁扬州总管司马。熙州李英林反，署置百官，以衡为行军总管讨平之，拜开府。及王为皇太子，拜衡右庶子。
　　炀帝嗣位，除给事黄门侍郎、银青光禄大夫。迁御史大夫，甚见亲重。大业三年，帝幸榆林郡，还至太原，谓衡曰："朕欲过公宅，可为朕作主人也。"衡驰至河内，与宗族具牛酒。帝上太行，开直道九十里，以抵其宅。帝悦其山泉，留宴三日，因谓衡曰："往从先皇拜太山之始，途经洛阳，瞻望于此，深恨不得相过，不谓今日得谐宿愿。"衡俯伏辞谢，奉觞上寿。帝益欢，赐其宅傍田三十顷、良马一匹、金带、缣彩六百段、衣一袭、御食器一具。衡固让，帝曰："天子所至称幸者，盖为此也，不足为辞。"衡复献食于帝，帝令颁赐公卿，下至卫士，无不沾给。衡以藩邸之旧，恩宠莫与为比，颇自骄贵。明年，帝幸汾阳宫。时帝欲大汾阳宫，令衡与纪弘整具图奏之。衡承间进谏，以比年劳役，百姓疲敝为请。帝意甚不平。后尝目衡谓侍臣曰："张衡自谓由甚计画，令我有天下。"时齐王暕失爱于上，帝密令人求其罪。有人谮暕违制，将伊阙令皇甫诩从之汾阳宫。又录前幸涿郡及祠恒岳时，父老谒见者，衣冠不整。帝谴衡以宪司皆不能举正，出为榆林太守。
　　明年，帝复幸汾阳宫，衡督役筑楼烦城，因而谒帝。帝恶衡不损瘦，以为不念咎，因谓曰："公甚肥泽，宜且还郡。"衡复之榆林。俄而敕衡督役江都宫。有人诣衡讼宫监者，衡不为理，还以讼书付监，其人大为监所困。礼部尚书杨玄感使至江都，其人诣玄感称冤。玄感固以衡为不可。"及与相见，未有所言，又先谓玄感曰："薛道衡真为枉死。"玄感具上其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频减顿具。帝怒，锁衡诣江都市，将斩之。既而除名，放还田里。帝每令亲人觇衡所为。
　　八年，帝自辽东还都，妄言衡怨望，谤讪朝政，帝赐死于家。临死，大言曰："我为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监刑者塞耳，促令杀之。武德初，以为死非其罪，赠大将军、南阳郡公，谥曰忠。子希玄。
　　杨汪，字元度，本弘农华阴人也。曾祖顺，居河东。父琛，仪同三司。及汪贵，追赠平乡县公。汪少凶疏，与人群斗，拳所殴击，无不颠踣。长更折节勤学，专精《左氏传》，通《三礼》。解褐周冀王侍读，王甚重之，每曰："杨侍读德业优深，孤之穆生也。"后问《礼》於沈重，受《汉书》于刘臻，二人曰："吾弗如也。"由是知名。累迁夏官府都上士。
　　隋文帝居相，引知兵事，迁掌朝下大夫。及受禅，赐爵平乡县伯，历秦州总管府长史。每听政暇，必延生徒讲授，时人称之。入为尚书兵部侍郎。数年，帝谓谏议大夫王达曰："卿为我觅一好左丞。"达遂私于汪曰："我当荐君为左丞，若事果，当以良田相报也。"汪以达言奏之，达竟获罪，卒拜汪尚书左丞。汪明习法令，果于剖断，当时号为称职。未几，坐事免。后拜洛州长史，转荆州长史。炀帝即位，追为尚书左丞，寻守大理卿。视事二日，帝将亲省囚徒。时系囚二百余人，汪通宵究审，诘朝而奏，曲尽事情，一无遗误，帝甚嘉之。岁余，拜国子祭酒。帝令百僚就学，与汪讲论。天下通儒硕学多萃焉，论难锋起，皆不能屈。帝令御史书其问答奏之，省而大悦，赐良马一匹。后加银青光禄大夫。
　　及杨玄感反，河南赞务裴弘策出师御之，战不利，奔还，遇汪而屏人交语。既而留守樊子盖斩弘策，以状奏汪，帝疑之，出为梁郡通守。后炀帝崩，王世充推越王侗为主，征拜吏部尚书，颇见亲委。及世充僣号，汪复用事。世充平，遂以凶党伏诛。
　　裴蕴，河东闻喜人也。祖之平，父忌，并《南史》有传。忌在陈，与吴明彻同见俘于周，周赐爵江夏公，在隋十余年而卒。蕴明辩有吏干，仕陈，历直阁将军、兴宁令。以父在北，阴奉表于隋文帝，请为内应。及陈平，上悉阅江南衣冠之士，次至蕴，以夙有向化心，超授仪同。仆射高颎不悟上旨，谏曰："蕴无功于国，宠逾伦辈，臣未见其可。"又加上仪同，复谏。上曰："可加开府。"乃不敢复言。即日拜开府仪同三司，礼赐优洽。历洋、直隶三州刺史，俱有能名。
　　大业初，考绩连最。炀帝闻其善政，徵为太常少卿。初，文帝不好声技，遣牛弘定乐，非正声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皆罢遣从百姓。至是，蕴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其六品已下，至于凡庶，有善音乐及倡优百戏者，皆直太常。是后异技淫声咸萃乐府，皆置博士，递相教传，增益乐人至三万余。帝大悦，迁户部侍郎。时犹承文帝和平后，禁网疏阔，户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犹诈为小，未至于老，已免租赋。蕴历为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条奏，皆令貌阅。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乡正、里长皆远流配。又许民相告，若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是岁大业五年也。诸郡计帐，进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帝临朝览状，谓百官曰："前代无好人，致此罔冒。今进民口皆从实者，全由裴蕴一人用心。古语云，得贤而理，验之信矣。"由是渐见亲委，拜京兆赞务，发擿纤毫，吏民慑惮。
　　未几，擢授御史大夫，与裴矩、虞世基参掌机密。蕴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则曲法顺情，锻成其罪；所欲宥者，则附从轻典，因而释之。是后大小之狱皆以付蕴，宪部、大理莫敢与夺，必禀承进止，然后决断。蕴亦机辩，所论法理，言若悬河，或重或轻，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时人不能致诘。杨玄感之反也，帝遣蕴推其党与，谓蕴曰："玄感一呼，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则后无以劝。"蕴由是乃峻法理之，所戮者数万人，皆籍没其家。帝大称善，赐奴婢十五口。司隶大夫薛道衡以忤意获谴，蕴知帝恶之，乃奏曰："道衡负才恃旧，有无君之心。见诏书每下，便腹非私议，推恶于国，妄造祸端。论其罪名，似如隐昧，源其情意，深为悖逆。"帝曰："然。我少时与此人相随行役，轻我童稚，共高颎、贺若弼等外擅威权。自知罪当诬罔，及我即位，怀不自安，赖天下无事，未得反耳。公论其逆。妙体本心。"于是诛道衡。又帝问苏威以讨辽之策，威不愿帝复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贼，乃诡答："今者之役，不愿发兵，但诏赦群盗，自可得数十万。遣关内奴贼及山东历山飞、张金称等头别为一军，出辽西道；诸河南贼王薄、孟让等十余头，并给舟楫，浮沧海道。必喜于免罪，竞务立功，一岁之间，可灭高丽矣。"帝不怿曰："我去尚犹未克，鼠窃安能济乎！"威出后，蕴奏曰："此大不逊，天下何处有许多贼！"帝悟曰："老革多奸，将贼胁我。欲搭其口，但隐忍之，诚极难耐。"蕴知上意，遣张行本奏威罪恶，帝付蕴推鞫之，乃处其死。帝曰："未忍便杀。"遂父子及孙三世并除名。
　　蕴又欲重己权势，令虞世基奏罢司隶刺史以下官属，增置御史百余人。於是引致奸黠，共为朋党，郡县有不附者，阴中之。于时军国多务，凡是兴师动众，京都留守，及与诸蕃互市，皆令御史监之。宾客附隶，遍于郡国，侵扰百姓，帝弗之知也。以度辽之役，进位银青光禄大夫。及司马德戡将为乱也，江阳长张惠绍夜弛告之。蕴共惠绍谋，欲矫诏发郭下兵民，尽取荣公护儿节度，收在外逆党宇文化及等，仍发羽林殿脚，遣范富娄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萧钜及燕王处分，扣门援帝。谋议已定，遣报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实，抑其计。须臾，难作。蕴叹曰："谋及播郎，竟误人事！"遂见害。子愔，为尚辇直长，亦同日死。
　　袁充，字德符，本陈郡阳夏人也。其后寓居丹阳。祖昂，父君正，俱为梁侍中。充少警悟，年十余岁，其父党至门，时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戏充曰："袁郎子，絺兮绤兮，凄其以风。"充应声答曰："唯絺与绤，服之无斁。"以是大见嗟赏。仕陈，年十七，为秘书郎。历太子舍人、晋安王文学、吏部侍郎、散骑常侍。及陈灭归国，历蒙、鄜二州司马。充性好道术，颇解占候，由是领太史令。时上将废皇太子，正穷东宫官属，充见上雅信符应，因希旨进曰："比观玄象，皇太子当废。"上然之。充复表奏隋兴以后，日景渐长，曰："开皇元年，冬至日影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尔渐短。至十七年，冬至影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阳测影，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影一尺四寸八分，自尔渐短。至十六年，夏至影一尺四寸五分。《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郑玄云：’冬至之影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影，短于旧影五分，十七年冬至之影，短于旧影三寸七分。日去极近，则影短而日长；去极远，则影长而日短。行内道，则去极近；外道，则去极远。《尧典》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据昴星昏中，则知尧时仲冬，日在须女十度。以历数推之，开皇已来冬至，日在斗十一度，与唐尧之代，去极并近。谨案《春秋元命包》云：’日月出内道，璇玑得常，天帝崇灵，圣王相功。’京房《别对》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伏惟大隋启运，上感乾元，影短日长，振古未之有也。"上大悦，告天下。将作役功，因加程课，丁匠苦之。
　　仁寿初，充言上本命与阴阳律吕合者六十余条而奏之，因上表曰："皇帝载诞之初，非止神光瑞气，嘉祥应感。至于本命行年，生月生日，并与天地日月、阴阳律吕，运转相符，表里合会。此诞圣之异，宝历之元。今与物更新，改年仁寿，岁月日子，还共诞圣之时并同，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寿之理。故知洪基长算，永永无穷。"上大悦，赏赐优崇，侪辈莫之比。
　　仁寿四年甲子岁，炀帝初即位，充及太史丞高智宝奏言："去岁冬至，日景逾长。今岁皇帝即位，与尧受命年合。昔唐尧受命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纪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戍冬至；陛下即位，其年即当上元第一纪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戍冬至，正与唐尧同。自放勋以来，凡经八上元，其间绵代，未有仁寿甲子之合。谨案：第一纪甲子，太一在一宫，天目居武德，阴阳历数，并得符同唐尧。唐尧丙辰生，丙子年受命，止合三五。未若己丑甲子，支干并当六合。允一元三统之期，合五纪九章之会，共帝尧同其数，与皇唐比其踪。信所谓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仍讽齐王暕率百官拜表奉贺。后荧惑守太微者数旬，时缮修宫室，征役繁重，充乃上表称"陛下修德，荧惑退舍"。百僚毕贺。帝大喜，前后赏赐将万计。时军国多务，充候帝意欲有所为，便奏称天文见象，须有改作，以是取媚于上。大业六年，迁内史舍人。从征辽东，拜朝请大夫、秘书少监。
　　后天下大乱，帝初罹雁门之厄，又盗贼益起，心不自安。充复托天文，上表陈嘉瑞以媚上曰：
　　伏惟陛下握录图而驭黔首，提万善而化八纮，以百姓为心，匪一人受庆，先天罔违所欲，后天必奉其时。是以初膺宝历，正当上元之纪；乾之初九，又与本命符会。斯则圣人冥契，故能动合天经。谨案去年已来，玄象星瑞，毫厘无爽。谨录尤异，上天降祥、破突厥等状七事。
　　其一，去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王良北，正落突厥营，声如崩墙。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复有大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当北方。依占，频二夜流星坠贼所，贼必败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频有两星大如斗，出北斗魁，向东北流。依占，北斗主杀伐，贼必破败。其四，岁星主福德，频行京都二处分野。依占，国家之福。其五，去七月内，荧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已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贼必败散。其六，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从东北向西南，落贼帅卢明月营，破其橦车。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汉镇北有赤气互北方，突厥将亡之应也。依勘《城录》，河南、洛阳并当甲子，与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无所虑。旋观往政，侧闻前古，彼则异时间出，今则一朝总萃。岂非天赞有道，助歼凶孽？方清九夷于东濊，沉五狄于北溟，告成岱岳，无为汾水。
　　书奏，帝大悦，超拜秘书令。亲待逾昵，每欲征讨，充皆预知之，乃假托星象，奖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宇文化及弑逆之际，并诛充。
　　李雄，勃海蓚人也。父棠，名列《诚义传》。雄少慷慨，有壮志。弱冠，从周武帝平齐，以功授帅都督。隋文帝作相，从韦孝宽破尉迟迥，拜上开府，赐爵建昌县公。伐陈之后，以功进位大将军。历郴江二州刺史，并有能名。后坐事免。汉王谅之反，炀帝将发幽州兵讨之。时窦抗为幽州总管，帝恐其贰，问可任者於杨素。素遂进雄，授上大将军，拜廉州刺史。驰至幽州，止传舍，召募得千余人。抗恃素贵，不时相见。雄遣人谕之，后二日，抗从铁骑二千来诣雄所。雄伏甲禽抗，悉发幽州兵步骑三万，自井陉讨谅。迁幽州总管。寻征拜户部尚书。雄明辩有器干，帝甚任之。新罗尝遣使朝贡，雄至朝堂与语，因问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古弁遗象，安有大国君子不识？"雄因曰："中国无礼，求诸四夷。"使者曰："自至已来，此言外未见无礼。"宪司以雄失辞，奏劾其事，竟坐免。俄而复职。从幸江都，帝以仗卫不整，顾雄部伍之。雄立指麾，六军肃然。帝大悦曰："公真武侯才也。"寻转右候卫大将军。复坐事除名。辽东之役，帝令从军自效，因从来护儿自东莱将指沧海。会杨玄感反于黎阳，帝疑之，诏锁雄送行在所。雄杀使亡归玄感，玄感每与计焉。及玄感败，伏诛，籍没其家。
　　论曰：隋文肇基王业，刘昉实启其谋，于时当轴执钧，物无异论。不能忘身急病，以义断恩，方乃虑难求全，偷安怀禄。其在周也，靡忠贞之节；其奉隋也，愧竭命之诚。非义掩其前功，蓄怨兴其后衅，而望不陷刑辟，保贵全生，难矣。柳裘、皇甫绩，因人成事，好乱乐祸，大运光启，并参枢要。斯固在人欲其悦己，在我欲其骂人，理自然也。晏婴有言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于昉等见之矣。郭衍，文皇缔构之始，当爪牙之寄；炀帝经纶之际，参心膂之谋。而如脂如韦，以水济水，君所谓可，亦曰可焉，君所谓不，亦曰不焉，功虽居多，名不见重。然则立身行道，可不慎欤！语曰："无为权首，将受其咎。"又曰："无始祸，无兆乱。"夫忠为令德，施非其人尚或不可，况托足邪径，又不得其人者欤！张衡夺宗之计，实兆其谋，夫动不以顺，能无及于此也？杨汪以学业自许，其终不令，惜乎！裴蕴素怀奸险，巧于附会，作威作福，唯利是视，灭亡之祸，其可免乎！袁充少在江东，初以警悟见许，委质隋氏，更以玄象自矜，要求时幸，干进附入，变动星占，谬增晷景，厚诬天道，乱常侮众。刑兹勿舍，其在斯乎！李雄斯言为玷，取讥夷翟，以乱从乱，何救诛夷。
　　《北史》　唐·李延寿查看: 3515|回复: 25
乱根在上。。。。。与我心如竹讨论温州的牵篮子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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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空谈救国 于
10:41 编辑
& &国家治乱兴衰，从来都是最高统治者特别关心的头等大事。即使那些制造动乱并趁乱夺权的乱臣贼子，在坐稳了大位后，也希望天下太平，社会稳定，而不是念念不忘天下大乱，越乱越好。
& &至于老百姓，就更是做梦都想着安居乐业，过个平安日子。清楚不过的事实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干戈不息，兵燹所及，吃苦头的首先是平民，亡，百姓苦；乱，还是百姓苦。缘此，小百姓甚至巴望“宁为太平犬，不作离乱人！”
& &虽然思治恶乱是民心所向，亦是最高所盼，然而乱祸却总是时时找上门来。乱从何来？看看史书的有关记载，特别是听听手操国柄的皇帝们究根探源的评说，或许不乏可资借鉴者。
& &一说起动乱的根源，有的皇帝首先想到的便是老百姓，“刁民”天生爱捣乱，不让皇帝睡个安稳觉。隋末，天下也还太平，兵部尚书杨玄感发动叛乱，不逾月而败。可见当时天下之弊，未至土崩，百姓之心，犹望乐业。隋炀帝却悖逆民心行事，特派大理卿郑善果、御史大夫裴蕴、刑部侍郎骨仪，与东都留守樊子盖一起“深挖”杨玄感党羽，并定调子说：“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无以惩后。”樊子盖原本残酷嗜杀，现在又领受了“最高指示”，由是峻法治之，所杀三万馀人，皆籍没其家，枉死者太半，流徙者六千馀人。就连曾接受过杨玄感赈济米粮的穷苦百姓，都要活埋，一个也不放过。大屠杀后，杨广至东都，见街头人多，竟对左右说：“犹大有人在。”意思是杀人还嫌太少。隋炀帝认为人多了便容易聚集造反，防范措施当然就是大开杀戒滥杀无辜百姓。这是典型的暴君逻辑！实际上，正是这次大屠戮，大冤獄，使海内豪士，无不罹殃；杀人如麻，流血成泽，天下靡然，始思为乱，于是雄杰并起。再加疠疫水旱并来，人祸天灾，致百姓失业，人既失业，则祸乱之心怵然而生矣。隋炀帝既找错了“乱根”，更实施了火上浇油的“制乱”举措，其结果除了天下大乱，不可能有别的！播乱得乱，其杨皇帝之谓欤！
&&处处以隋炀帝国灭人亡为鉴的唐太宗，对乱根的看法与隋炀帝迥然不同。一次，唐太宗与群臣讨论“止盗”这个话题。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馀，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唐太宗认为乱根在官不在民，在上不在下，根子找准了，从源头认真治理，收效自然显著：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 &李皇帝下面两段话更明白无误地从自家身上查乱根：“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 “昔禹凿山治水而民无谤讟者，与人同利故也。秦始皇营宫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丽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纵之不已，则危亡立至。” 皇帝纵欲享乐，而不顾百姓死活，那绝对是自取其乱，“危亡立至” ！为此他特别告诫中枢高官：切勿“顺一人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
& &大儒孔颖达向太宗讲《论语》时借题发挥说：“非独匹夫如是，帝王亦然……若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陵人，饰非拒谏，则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皇上对此深表赞同。
& &资治通鉴》主编司马光论东汉之乱曰：“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倖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浑殽，是非颠倒，可谓乱矣。然犹绵绵不至于亡者，上则有公卿、大夫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之徒面引廷争，用公义以扶其危，下则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许邵之流，立私论以救其败。是以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至有触冒斧钺，僵仆于前，而忠义奋发，继起于后，随踵就戮，视死如归。夫岂特数子之贤哉，亦光武、明、章之遗化也！”君实先生强调的是风俗教化对动乱的制动作用。不过，照我看这风俗教化的制乱功用实在太有限，最高统治者强力播乱，政治已污浊得一塌糊涂，指望几个不怕死的大臣乃至布衣舍生以“止乱”，实在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说，是“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再说，极权官家本来就烦书生多嘴多舌，认为只要多杀几个爱说话的秀才，便天下太平了；此辈从来都不会自我检讨，是自家的错误政策致使“百姓困穷，人人思乱”的。
& &唐代陈子昂有言：“百姓安则乐其生，不安则轻其死；轻其死则无所不至，祆逆乘衅，天下乱矣！”宋元之际文人邓牧在《吏道》中明确指出：“人之乱也，由夺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号为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夺之而使乱!”乱根在上，官逼民反，可谓有识之士的共识，历史也一再昭示着这个不争事实。太过善良、胆小怕事、甘于逆来顺受的中国平民，不是到了实在话不下去的那一刻，是万万不敢犯上作乱的，弱智的阿Q仁兄都知道：造反可是要杀头的啊！
& &同意你的牵篮子说法，腐败的关系网确实是这个牵扯起来的，不是说：“最多通过5个人，我可以找到胡进套吗？”这个就是关系网的强大 ，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受它的庇护，有或多或少被它所坑害。所谓爱恨交加，就是这样的感觉。温州作为一个熟人社会的典型、极端，从来是研究关系学的学者关注的地方，在温州，可以这么说，每个吃皇粱都有过牵篮子的经历，领导干部尤其熟谙此道，篮子从何而来，亲戚、朋友、同学等等，都寄托希望于领导。领导很难六亲不认，这就是篮子的由来。所以说乱根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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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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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家治乱兴衰，从来都是最高统治者特别关心的头等大事。即使那些制造动乱并趁乱夺权的乱臣贼子，在坐稳了大位后，也希望天下太平，社会稳定，而不是念念不忘天下大乱，越乱越好。
& && &至于老百姓，就更是做梦都想着安居乐业，过个平安日子。清楚不过的事实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干戈不息，兵燹所及，吃苦头的首先是平民，亡，百姓苦；乱，还是百姓苦。缘此，小百姓甚至巴望“宁为太平犬，不作离乱人！”
& && &虽然思治恶乱是民心所向，亦是最高所盼，然而乱祸却总是时时找上门来。乱从何来？看看史书的有关记载，特别是听听手操国柄的皇帝们究根探源的评说，或许不乏可资借鉴者。
& && &一说起动乱的根源，有的皇帝首先想到的便是老百姓，“刁民”天生爱捣乱，不让皇帝睡个安稳觉。隋末，天下也还太平，兵部尚书杨玄感发动叛乱，不逾月而败。可见当时天下之弊，未至土崩，百姓之心，犹望乐业。隋炀帝却悖逆民心行事，特派大理卿郑善果、御史大夫裴蕴、刑部侍郎骨仪，与东都留守樊子盖一起“深挖”杨玄感党羽，并定调子说：“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无以惩后。”樊子盖原本残酷嗜杀，现在又领受了“最高指示”，由是峻法治之，所杀三万馀人，皆籍没其家，枉死者太半，流徙者六千馀人。就连曾接受过杨玄感赈济米粮的穷苦百姓，都要活埋，一个也不放过。大屠杀后，杨广至东都，见街头人多，竟对左右说：“犹大有人在。”意思是杀人还嫌太少。隋炀帝认为人多了便容易聚集造反，防范措施当然就是大开杀戒滥杀无辜百姓。这是典型的暴君逻辑！实际上，正是这次大屠戮，大冤獄，使海内豪士，无不罹殃；杀人如麻，流血成泽，天下靡然，始思为乱，于是雄杰并起。再加疠疫水旱并来，人祸天灾，致百姓失业，人既失业，则祸乱之心怵然而生矣。隋炀帝既找错了“乱根”，更实施了火上浇油的“制乱”举措，其结果除了天下大乱，不可能有别的！播乱得乱，其杨皇帝之谓欤！
& && & 处处以隋炀帝国灭人亡为鉴的唐太宗，对乱根的看法与隋炀帝迥然不同。一次，唐太宗与群臣讨论“止盗”这个话题。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馀，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唐太宗认为乱根在官不在民，在上不在下，根子找准了，从源头认真治理，收效自然显著：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 && & 李皇帝下面两段话更明白无误地从自家身上查乱根：“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 “昔禹凿山治水而民无谤讟者，与人同利故也。秦始皇营宫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丽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纵之不已，则危亡立至。” 皇帝纵欲享乐，而不顾百姓死活，那绝对是自取其乱，“危亡立至” ！为此他特别告诫中枢高官：切勿“顺一人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
& && &大儒孔颖达向太宗讲《论语》时借题发挥说：“非独匹夫如是，帝王亦然……若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陵人，饰非拒谏，则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皇上对此深表赞同。
& &&&《资治通鉴》主编司马光论东汉之乱曰：“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倖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浑殽，是非颠倒，可谓乱矣。然犹绵绵不至于亡者，上则有公卿、大夫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之徒面引廷争，用公义以扶其危，下则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许邵之流，立私论以救其败。是以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至有触冒斧钺，僵仆于前，而忠义奋发，继起于后，随踵就戮，视死如归。夫岂特数子之贤哉，亦光武、明、章之遗化也！”君实先生强调的是风俗教化对动乱的制动作用。不过，照我看这风俗教化的制乱功用实在太有限，最高统治者强力播乱，政治已污浊得一塌糊涂，指望几个不怕死的大臣乃至布衣舍生以“止乱”，实在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说，是“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再说，极权官家本来就烦书生多嘴多舌，认为只要多杀几个爱说话的秀才，便天下太平了；此辈从来都不会自我检讨，是自家的错误政策致使“百姓困穷，人人思乱”的。
& && &唐代陈子昂有言：“百姓安则乐其生，不安则轻其死；轻其死则无所不至，祆逆乘衅，天下乱矣！”宋元之际文人邓牧在《吏道》中明确指出：“人之乱也，由夺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号为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夺之而使乱!”乱根在上，官逼民反，可谓有识之士的共识，历史也一再昭示着这个不争事实。太过善良、胆小怕事、甘于逆来顺受的中国平民，不是到了实在话不下去的那一刻，是万万不敢犯上作乱的，弱智的阿Q仁兄都知道：造反可是要杀头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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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的太有才了，帮你顶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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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so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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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文章太长了，我没时间看。但你说的乱根在上，我是不赞同的。我觉得根在人的生存本性，我觉得更合适的说法是责任在上。我的观点是，所谓的责任在上，就是老百姓把国家交给你们来管理，你们理应管理好，管理不好，就是你们的失职。就象一些父母说儿子不孝顺，反过来说，你父母自己教出的这样的儿子，还能怨谁？
我所说的牵篮子的腐败党和政府应该去做，把这种风气扭转过来，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至于怎么去做更有效，就是方法手段的问题，对于这个方法，我出提出一些关键的想法，我认为会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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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的篮子腐败该什么查？谁都有，越大的领导篮子最大，相信刚经历过暑假的家长最有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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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直是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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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so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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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赵盾 于
22:35 编辑
腐败无关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只关乎国人素养和觉悟，骂贪污，自古而往已经5000年，不缺多少，只会骂贪污，本身就是觉悟低的表现，根子原因在于多数人不能制服少数人，美国人可以，英国人可以，法国人可以，台湾人可以。
回两位点评者，第一条，多数人制服少数人，不是感觉问题，是血的付出，只有付出，才有收获的可能，第二条，不矛盾，资本主义也有少数人霸权，譬如南亚一带的腐败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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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马甲帮甲马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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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WAII:当大家都习惯了人情社会，从上至下的改革就变的苍白无力了，我认为必须从下至上，从日常生活习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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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WAII:中国人连玩个游戏都要外挂，游戏都要作弊，何况现实生活，其实反映了作弊思想已经深入骨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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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源自私念，私心是人的本性之一，所以有贪官不奇怪，这在东、西方都是一样的。但我们的贪官太多了，以至于老百姓对社会公正失去了信心。每个人心里都有天使的一面和魔鬼的一面，如果人人放纵了人心的魔鬼性，社会就岌岌可危了。为什么西方的贪官比我们少很多泥？关键是制度。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迫在眉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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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企业无手续被查获，执法人员通知企业老板谈话。谈话完毕告知要处罚，企业老板赶紧找人挈蓝子。正巧老板同学认识该局副局长，于是到副局长办公室面谈。该副局长一个电话给执法人员，执法人员给领导面子，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几天后，市区某高档酒店包厢内觥筹交错，企业老板请副局长及执法人员等人吃饭表示感谢。此是挈蓝子一种，当然副局长特指有一定官衔的领导。
几天后，若该企业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造成多人死亡，该副局长及执法人员就构成渎职罪，应该追究刑事责任。若该企业一直平安无事，该副局长及执法人员只是违反单位纪律或者部门禁令，只能给予行政处罚。因挈蓝子过程中无金钱来往，所以不构成受贿罪。那么在挈蓝子这件事情中，谁最可恶？很明显是副局长。首先企业老板虽然找同学说情，因为没有贿赂官员也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所以既不违法也不违纪。然后执法人员是迫于副局长压力而渎职，虽然违法违纪但情有可原。最不可原谅的是身为领导的副局长，因为私情而要求下属枉法渎职，涉嫌违法违纪。
你说挈蓝子是什么性质呢？产生严重后果的话找人挈蓝子的人当然要身陷囹圄，为人挈蓝子的人更是要负上刑责。没有产生严重后果的话，为人挈蓝子的人也是违纪，该受处分。好像楼主的本意是找人挈蓝子的人更可恶，好像认为大家都不挈蓝子这社会就公平了。实际上是为别人挈蓝子的官员更可恶，这就是受贿罪比行贿罪重的原因。
说到怎么治理挈蓝子，有人想当然。挈蓝子以“行贿受贿罪”论处？很多蓝子纯粹靠关系，根本没有权钱交易，哪来行贿受贿之说？纪委加强查处就更是空想，多少权钱交易等着纪委去查办啊，怎会有时间有精力查这见惯不惯的违纪行为？也只有挈蓝子的时候不小心发生重大事故，纪委才会介入。再说严禁挈蓝子行为，这就比较可笑。就我所知，每年每个单位都一再强调不要接受企业吃请，不要挈蓝子，有些部门甚至三令五申。结果如何呢？官员为别人挈蓝子仍然是很普遍很平常的事。
官员之所以能为亲戚朋友挈蓝子，正是因为手中有权力，而且如何行使这权力，根本没有有效的监督。虽然说，内有单位纪委，外有上级纪委，但这系统内的监督更多时候是流于形式，并未对掌权者造成有效的威慑和约束。想象一下，如果前文中的副局长为同学挈蓝子的行为有来自群众、媒体、人大、纪委、司法系统的全方位有效监督，并且会因这次挈蓝子行为而被撤销职务贬为普通职员，副局长还会为同学挈蓝子么？问题的关键又回到如何有效监督权力上面。在我看来，政府官员由党组织任命的制度是导致监督失效的根源之一。这种任命制度带来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弊端，带来官员能上不能下的弊端，带来官员问责制无法落实的弊端。无法对官员的权力进行有效地的监督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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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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