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穿5年汉服 诉说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10:00&&来源：东北新闻网&&
作者：王金鑫
　　王金鑫
　　五年来，在合肥蜀山区北苑村社区，张玲每天都会穿着一身汉服穿梭在街头，赶公交、骑小黄车，“刚开始也比较忐忑，现在自然多了，也比较自豪。”张玲说，以前走在路上也是人人侧目，偷偷拍照，现在不少人都上来问衣服从哪买的，都会说一声：“好美！”(11月2日中安在线)
　　不可否认的是，人们对“汉服”充满了敬畏之情。“汉服”象征着传统的中华文化，凝聚了千百年来中华文化发展的精髓。透过汉服的外形看，颜色丰富多彩，设计耐人寻味，给人们的第一印象既简洁利索又形制丰富。穿着汉服，人们怀念历史，敬仰文化，更有人穿着汉服走向国外，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穿汉服”的热潮。
　　然而，因为时代的变迁、潮流的更替，汉服的含义对于许多人而言发生了变化。以张玲的事例来说，起初穿着汉服走在路上，端庄秀气，加上一身汉服，自然地散发着一种古典美。然而，张玲第一次穿汉服被人戏称“搓澡服”，透露出现代人由于社会潮流的变化对于传承多年传统文化意识的淡薄。穿汉服看似“与众不同”，实际上是现代社会中难得的弘扬文化象征的表现。
　　的确，若是与现代人的穿着方式相比，汉服容易让一些追求时髦的年轻人一时间难以接受。对于张玲而言，公司的老板、同事，对她穿汉服的行为从惊讶转变为惊艳，逐渐地得到了大众的接受。汉服给人的感觉不再“遥远”，也不是所谓的“古老”，而是现代社会对于时尚美感的另外一种理解。
　　其实汉服有华美的礼服，也有便服，既好看也简洁，不耽误生活和工作，还能增加生活趣味。站在选美的角度，穿着服饰各有千秋，不能用孰好孰坏来比较现代与传统哪个更好。况且近年来汉服复兴，再也不会显得那么“格格不入”。汉服收到了来自不同年龄阶层、不同职业人们的喜欢，形成了多个因穿汉服聚集的小团队，在跳广场舞的大妈中也不乏有穿汉服的队伍。
　　以穿汉服的形式诉说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弘扬传统文化的良好氛围。人们不必纠结穿汉服是否符合时尚潮流，就精神层面而言，全社会都有责任传承好这一优秀文化。
(责任编辑：李月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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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服究竟是会“吓到路人”，还是一种点燃文化复兴的星星之火？
汉服,吓到路人还是文化复兴？
导读 周立波的“犀利大嘴”又惹事了，他不久前评价汉服表演者“像是洗浴中心出来的”，遭到了网友们的质疑，并被要求公开道歉。无独有偶，在2015年春晚的民族创意服装秀上，各少数民族都展示了特色服装，而代表汉族的却是改良的旗袍。这也引起了网民们的失望乃至愤怒。
　　近年风靡全国的汉服运动正是激起这千层浪的舆论起点。汉服究竟是会“吓到路人”，还是一种点燃文化复兴的星星之火？提倡汉服是一种防止“文化倒灌”的必要手段，还是只是照猫画虎的逢场作戏呢？
“妹妹，你背上还差了一个枕头”
汉服运动一路风生水起，然而却并非一帆风顺，掌声与赞美的背后还有冷眼和嘲讽。
周立波在《中国梦想秀》上对汉服表演者嘲讽不断，服装史研究专家兰宇就此表示：“汉服是我们民族代表性的服装，历史文化深厚，周立波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这样评价汉服是不合适的，这反映出他对民族传统服装的不了解。”
但是兰宇也表示，“从表演角度来说，汉服表演呈现的状态是合适的。但是，现实中你如果穿着汉服外出就显得‘突兀’。”他强调汉服的推广不能不讲场合和条件，“它毕竟有着鲜明的历史特征，现在把汉服穿出去你自己也会觉得怪怪的，就像秀场的服装。所以，传承我们的服装，是在一定的场合下推广，既要体现传承性还要符合时代的特点。”
曾有几位汉友身着汉服到王府井游览购物。当晚，一些国内网站的论坛上竟然出现了标题为《寿衣上街？改革开放多年，封建迷信上街》的报道。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汉友“最爱阿九”表示，当她穿着双绕膝曲裾（一种汉服）打车时，的哥告诉她，“妹妹，你背上还差了一个枕头”。原来的哥是笑她打扮成日本人，还有路人干脆直接说她穿的是和服，是日本人。
汉服究竟是会“吓到路人”，还是一种点燃文化复兴的星星之火？提倡汉服是一种防止“文化倒灌”的必要手段，还是只是照猫画虎的逢场作戏呢？
长春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所长、副教授金海峰说，现在人们提倡汉服，不仅仅是一件衣服那么简单，这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彭林也表示，中国人应好好挖掘并保留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否则会有更多“大长今”风靡全国，产生越来越多的“文化倒灌”。该不该恢复穿汉服，支持者认为各民族的民族传统服装都是从古代发展过来的，这正是民族性与传统性的体现。民族服装存在的必要性并不能从功利的“穿了又能怎样”的角度去定夺。汉服是汉族的传统民族服装，是民族传统、民族文化的代表。汉族服装又是汉族的文化的载体，推行汉服，有利于汉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现代恢复汉服十分必要。
不少汉服热爱者也认为，汉服复兴的背后承载着文化，是各项传统文化的一个交汇点，可以影响人们对历史的了解与兴趣。汉服里面包含着国学中的儒家道家精神思想，同时从审美学角度讲，它也代表着中华传统的美学视角，有很大的艺术价值。汉服的复兴也会甚至影响当代的艺术文化。
然而，当前的汉服运动确实多多少少存在重形式轻内涵、重衣衫轻文化、沦为复古服装秀、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等问题。
不少反对者指出，汉服的消失虽然是历史原因，是一个非正常消亡的过程，但历史是不能重来的。对于现代汉族来说，传统汉服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很难替代普通西方服饰，其中带有浓重的历史文化风格，难以融入现代社会。举行传统仪式也应该与现代社会接轨，要适应当今时代的生活方式。那种把汉服当作传统文明的救生衣，用形式损害内容，无疑是缘木求鱼的不智之举。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汉服是从“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发展而来，主要特点是宽袍、大袖、褒衣博带。它是中国“衣冠上国”、“礼仪之邦”、“锦绣中华”的体现，承载了汉族的染织绣等杰出工艺和美学，传承了30多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受保护的中国工艺美术。汉服还充分展现了汉民族柔静安逸和娴雅超脱、泰然自若的民族性格，以及平淡自然、含蓄委婉、典雅清新的审美情趣。
汉服运动渊源甚久。顺治二年，满清政权颁布易服令，规定“官民既已剃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剃发易服，不仅破坏了汉族几千年来自然而然发展、损益的审美、服饰，也让大部分汉族的精神、骨气在此后两百年跌倒最低谷。
然而人们的斗争从未停止。语文改革活动家、文字音韵学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著名思想家钱玄同，在出任浙江军政府教育司科员时，亲自穿上自制的“深衣”、“玄冠”，腰系“大带”前去上班。
黄宗羲，生前著有《深衣考》，死后留下遗嘱“深衣敛”——送走汉族死者的，依然是汉服。章氏家族，历代也要求“殁皆用深衣敛，吾虽得职事官，未尝诣吏部，吾即死，不敢违家教，无加清时章服。”章太炎请友人缝制交领衣一件，上绣两个“汉”字。此衣是章太炎一生最钟爱的衣服，他在绝食抗争袁世凯期间，曾在家书中写道：“魂魄当在斯衣也。”
小规模的汉服运动却并未产生大的波澜。知识分子在自己的圈子里活动，民众大多是文盲，拿着报纸也看不懂。政府不支持，官场、外交、社交等场合规定了另外的礼服。受了西方教育的，衣食住行都是西式做派；保守的，却又是在怀念清朝。五四运动紧随其后，知识分子们开始反传统，被记载下来的那时候的历史，已然一片疮痍。再接着进入战乱，一切重又归零。
就好像莲花的种子，在三百多年前的动荡之夜，满池的荷花都被烧尽了，只有落到了淤泥中的莲子保存了下来。一百多年前，发芽了几颗，却没有得到游人的重视和观赏，悄悄了绽放，又悄悄的凋零。直到2003年，民间人士王乐天先生第一次把汉民族的传统服装穿上了街头。这件汉服是由薄绒深衣和茧绸外衣两部分组成，不同于长袍马褂的是，汉服没有纽扣，全部都是系带。有人嘲笑，有人不解，王乐天坦然地穿过人群，走在郑州最繁华的街道上。很快，新加坡《联合早报》取材报道，报道中称“绝迹了三百多年的汉族服饰，重现神州街头”，引起国内外华人广泛关注。由此，“汉服运动”也正式拉开了序幕。
2006年，来自武汉的516名18至20岁的男女学生，在东湖磨山楚城广场举行首届汉服成人仪式，这也是官方首次参与的大型汉服礼仪。2014年，加拿大第一个由联邦政府承认的非营利性汉服组织成立，又标志着全球汉服运动的海外汉服推广宣传进入了正轨。随着汉服运动的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峨冠博带，行走于钢筋水泥构筑的现代城市之间，带着冲动和梦想，希冀在“汉服复兴”的口号下，以汉服为载体重新审读华夏文化。此时的莲池经过重新修整，环境、气候等等都适宜了，剩下的莲子又再发芽，这次人们看见了。为了让荷塘更加美好，还纷纷有更多的种子被投下，这才“连天荷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轰轰烈烈，看不到边际。
“始于衣冠，达于博远”
“当我登上那古老的城墙，当我抚摸着腐朽的柱梁，当我兴奋的倚栏远望，总会有一丝酸涩冲上喉头，总听到有一个声音大声地说：记得吗？你的祖先名叫炎黄……于是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懂得民主自由，却忘了伦理纲常，我们拥有音乐神童，却不识角徵宫商，我们能建起高楼大厦，却容不下一块公德牌坊，我们穿着西装革履，却没了自己的衣裳……记住吧，记住吧，曾经有一个时代叫汉唐，曾经有一条河流叫长江，曾经有一对图腾叫龙凤，曾经有一件羽衣—— 名叫霓裳！”
这是在一篇在汉服吧点击量极高的朗诵文，汉服拥趸常常能倒背如流。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当代，诸如APEC之类的国际活动会安排各国代表以民族服装着装，在一些国与国的特殊外交场合，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常常穿着民族服装出席，以显示自己文化的独立。在奥运会上许多国家就以自己的民族服装出场，而中国队的多年以来身着西装曾使海内外华人失落和尴尬。
周立波调侃汉服“是朝鲜族服饰吧”、“走的是像援场一样”很明显反映出了现代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无知。“梦想大使”如此，何况众人……
国人对汉服的排斥与误解，主要表现为：一者，国人不识汉服，何为冠，何为冕，何谓笄，何为“右衽”，何为“高冠博带”，都基本不知晓了；二者，许多国人误以为马褂和旗袍是汉服，实际上那只是带有满族民族风格的服装。
自然，穿什么样的服装，是个人自由；硬性地恢复维系礼制的汉服，也可能会被质疑为文化复辟，是历史的倒退。但是，之于我们的文化渊源，之于我们老祖宗的服饰传统，我们还是要抱以敬畏、保护和传承的态度。通过推动穿汉服来弘扬传统文化是青年人的一种民族文化的自觉。越是在全球化的状态下，越是需要民族身份认同，身份辨异。而服装是人的第二张皮肤，人类服装系统介于自然系统与人文系统之间，通过服装系统来提升对民族文化的认知以及自身身份的认同和自信，这是一件好事。汉服运动是对过度洋化和盲目追赶西方时尚倾向的一种文化的反拨。青年人在寻找汉服，寻找中国式的东西，贴近人性、自然的东西，寻找失落的自我和身份。“华夏复兴，衣冠先行”，更期待能“始于衣冠，达于博远”……
　　参考资料：《汉服复兴，一种民族文化的自觉？》 搜狐新闻；《汉服运动重要代表性文章整理》 汉服吧；《你的祖先名叫炎黄》 雨露文章网；《周立波“调侃汉服”：商业社会PK传统文化的尴尬》 国际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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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文化频道刚刚接触汉服的同胞应该了解的一段历史:我们的民族服饰是怎么消失的? 　　　　　　　　说明： 　　汉服吧认同和遵守国家民族法律法规和民族政策，反对不利于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言论。对此，在吧规等一系列吧务公告帖中都有过反复的重申和强调。 　　　　不过，汉服的意义决不只是一件美丽的衣服那样简单，她是我们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历史的承载物，复兴汉服就是复兴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就是复兴我们民族的伟大文明。在这一点上，汉服吧一直高度认同和赞成。 　　　　有一部分刚刚接触到汉服概念的同胞，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误解，认为汉服是自然消失的，甚至认为汉民族从来就没有自己的民族服饰。出现这种认识偏差并不奇怪，因为很多人并不了解汉服消亡的那段历史。虽然来到本吧的大多数网友是知道的，但也的确有一部分朋友对此一无所知。 　　　　我们倡导一种“了解历史，牢记历史，超越历史”的民族观和历史观，不过，了解历史毕竟是前提和基础，对历史如果一无所知，也就谈不上什么超越了。 　　　　对于1645年的那段历史，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加以了解是必要的。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没有必要刻意去回避。面对历史的态度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为了帮助刚刚接触汉服概念的同胞纠正“汉服是自然消失的”“汉族从来没有自己的民族服饰”等错误的观念，本吧收集整理了一些历史资料，给各位朋友做一个参考。 　　　　本吧对资料进行了必要的编辑和删改，文章仅仅作为给网友的参考，不代表汉服吧的意见。 　　　　此帖牵涉问题比较敏感和复杂，请各位朋友谨慎跟帖，如有违反吧规的跟帖，本吧将直接做删除处理。　　　　摘自汉网,有删节.汉服吧对部分表述持保留意见. 　　　　　　●最佳服饰奖与没有自己民族服装的民族 　　●第一节　伴随着满洲入关而来就是剃发易服令 　　●第二节 满清最高统治者为何如此坚决的要判处华夏衣冠死刑 　　●第三节　剃发易服的结束只是华夏衣冠消失的开始 　　●第四节　华夏彻底消失的危机与中国服饰的尴尬　　　　　　　　●最佳服饰奖与没有自己民族服装的民族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的都荡漾着浓烈的讽刺意味 　　　　汉族，这个又被称华夏民族或中华民族的古老民族，它名字“华”便是来自她美丽的肌肤——服饰。“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谓之夏。”2003年10月，中国姑娘王珊身着中国唐式服装参加获国际小姐选美，并获得最佳民族服饰奖的殊荣。然而，时至今日，就是创造这个服饰的民族，却成了世界上唯一没有自己民族服装的民族。 　　　　“世界上有很多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没有自己民族服装的民族却不多。中国56 个民族中，藏族、蒙族、维族等均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唯独汉族却没有自己的民族服装……19**年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10元券，俗称“大团结”，票面上的各民族穿着各自的民族服装，汉族却穿着中山装。1987年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描绘了中国人口总数在百万人以上的各民族的图案，其它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服装，唯独10 元券上面的汉族和1角券上面的满族，却穿着同样的服装……” 　　　　　　“今天的中国人，大多数都认为自己是汉族，可是他们毕生都没见过自己的民族服装。甚至，在许多国人的心目中，汉族从来就没有民族服装，穿民族服装是少数民族的特色。” 　　　　没有民族服装，使汉族人在很多场合陷入尴尬的境地。2004年的56民族金花联欢活动中，五十五个少数民族都身着各自的民族服装，而汉族金花却身着西式黑色晚礼服。 　　　　其实，汉族并非原本就没有自己的民族服饰。从上古时代开始，自成一系的汉族服饰，就伴随着华夏人民的生活点滴，构成华夏民族延续上千年的独特风景线，成为古典中国文明的重要象征。在创世传说中，她赞颂着先祖炎黄的丰功伟绩，在历史长河中，她记录着华夏民族的演化轨迹。礼仪之邦的教化使她深邃，文明古国的工艺使她华美，天汉的雄威使他庄严，盛唐的光环使她绚丽，她丰富，她悠远，她高洁，她远播四海。然而，就在她绽放比耀眼的光芒的时候，却突然从神州大地上消失了，仅留下一片废墟瓦砾，长伴残阳如血。 　　　　《断头刀下的文明》将带您穿过时空遂道，俯瞰神州大地，欣赏汉族服饰的华美，再探华夏文明的源泉，领略中华文化的渊博，重温古国往昔的辉煌和骄傲，同时也将带您感受那曾经的耻辱与悲伤，体验那痛苦的令人心悸的脉动，感悟汉族服饰所代表的气节和尊严、体会她的坚强和信念，以及她所属的华夏民族的历史、今天、未来的命运、抗争和希望。　　　　●第一节　伴随着满洲入关而来就是剃发易服令 　　　　我们的汉服是怎么消失的？ 　　　　张少炎写道： 　　　　“1644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天崩地裂”的一年，这年3月，李自成北上攻取燕京，崇祯帝自缢殉国，李自成派唐通招抚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吴三桂经过考虑，决定归顺新朝，并回京朝见“新君”李自成，在回京途中，因听闻家产被抄，爱妾被虏，所以改变初衷，回师山海关，袭击唐通部。李自成闻讯，决定征剿吴三桂，21日，双方激战山海关，22日晨，吴三桂情势危急，带随从冲出重围，至关外向驻扎在关外觊觎已久的多尔滚部剃发称臣，归降满洲军，双方合兵。26日，李自成败退回北京，旋即西撤，清军入关，“定鼎燕京”。 　　　　伴随着满洲入关而来就是剃发易服令 　　　　此前，辽东汉民早已深受剃头之荼。早在满洲建国时期，满洲统治者就强令投降的汉人效法满洲人的发式，把剃发作为归顺的标志，如天聪五年（1631年）清太宗在大凌河之役胜利时令“归降将士等剃发”，崇德三年（1638年）又下令：“若有效他国衣帽及令妇人束发裹足者，是身在本朝，而心在他国。自今以后，犯者俱加重罪。”
　　　　清军入关，继续推行这个政策。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清军打败李自成进入山海关的第一天就下令剃头。五月初一日，摄政王多尔滚率领清军过通州，知州迎降，多尔滚“谕令剃发”。初二进北京，次日多尔滚给兵部和原明朝官民分别发出命令，命兵部派人到各地招抚，要求“投诚官吏军民皆着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这是清朝进入北京后正式下达剃发和易衣冠的法令。 　　　　但是这一政策遭到汉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在朝汉族官员遵令剃发的为数寥寥，不过孙之獬等最无耻的几个人。不少官员观望不出，甚至护发南逃，畿辅地区的百姓也常揭竿而起。多尔滚见满洲贵族的统治还不稳固，自知操之过急，被迫宣布收回成命。顺治元年五月二十日谕旨中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心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所以清军入关后，剃发、易衣冠的政策只实行了一个月。 　　　　然而，这一政策并未就此完结。当满洲统治者认为天下大定之时，立刻以民族征服者的姿态，悍然下令全国男性官民一律剃发。 　　　　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初五日，在接到攻占南京的捷报之时，多尔滚即遣使谕给在江南前线的总指挥豫亲王多铎命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十五日谕礼部道：“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同年七月，又下令“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要求礼部通告全国军民剃发。规定实行期限，自布告之日起，京城内外限于十日内，各地方，亦是在通令到达后的十日内“尽行剃发”。规定惩治办法：“……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这是对民众的。同时要求地方官员严厉执行，更不许疏请维持束发旧制，否则“杀无赦。”这是一道严令，只能执行，不许违抗。很多文章都指出，满清的辫子绝不仅仅是一个头发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满洲统治者其实把辫子作为的“良民证”使用！多尔滚在顺治元年五月讲到剃发令时，就明它的功能是“以别顺逆”：“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 　　　　剃发令在清初各地引起的震动极为重大，它激起了汉族各阶层人士的反对，反抗以至于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几乎遍及全国，导致了长期的政局不稳，以至生灵涂炭。 　　　　时人陈确记：“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许多地方的抗清斗争不是始于清廷接管之时，而起于剃发令颁布之日。江阴人民壮烈的据城抗清就是在清朝委派的知县宣布剃发之后，相率“拜且哭曰：头可断，发不可剃”的情况下爆发的。从闰六月初一到八月中秋两个多月期间，清军对江阴屡攻不下，丧亡“三位王爷和十八员大将”，而江阴城中粮食眼看就要告罄，但战士们却士气越发的激昂，高唱着“江阴人打仗八十日，宁死不投降”的雄壮军歌。清军又调来西洋大炮轰城，八月二十日，江阴城被清军攻破。清军攻进江阴后，十分痛恨江阴人民的顽强抵抗，就下令屠城，“满城屠净，然后封刀”。全城人民“咸以先死为幸，无一人顺从者。”大砍大杀了三天，被屠杀者达17万两千人，未死的老小仅有53人。江阴这小小的城池，抵抗清兵达80多天之久，打败了清军二三十万的大军，杀死了七万五千多清兵，使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中国通史》，丁文主编）。在嘉定三屠后，当满清统治者“如愿以尝”的将“削发令已行”的旗幡插上城头的时候，满城已是白骨累累，史载：在满清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内民众无一投降者。　　　　在此之前，满清自入关到占领南京，其间无论是挥戈西征还是举兵南伐无不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许多地方甚至是兵不血刃传檄而定，没有受到十分顽强的抵抗。为何如汉人的抵抗态度会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呢？明末朝庭吏治腐败、贪渎横行，官贵殷实却国库空虚。为镇压农民起义和抵御女真南下，明毅宗不断向民众加派三饷(剿饷、练饷、辽饷)，民不堪命怨声载道。咸认明庭横征暴敛不恤民艰。孟子所言：“君视民如草介，民视君如寇仇”就是这个道理。更早的诗经则有民众的怒斥：“时日曷丧，吾及汝皆亡”！故无论毅宗自缢煤山或弘光被擒芜湖民众都不以为意。因风传满清轻徭薄赋，汉人反而对于满清则翘首以望，只要这传闻属实，汉民并不介意胡人帝于中华。在华夏民众看来，虽然金銮殿的皇帝变了，但只要自己不受干扰地照旧生活，中国仍然是中国，汉民照样是汉民。赋税反正总是要交的，如果满人皇帝轻徭薄赋岂不更好？待满清剃头令严厉重颁之时，民众如梦大醒，遂怒不可遏。原来满人皇帝不仅是要自交税服役，还要变我风俗习惯，毁我文化传统。按此胡服垂辫，华夏将成胡虏，中国将不再是中国（“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植不萌（就可认为是亡国）。”而衣冠属于风俗一项，所以当时百姓认为如果剃发易服，则中国就不能再称为中国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热血者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一夕之间竟成燎原之势。 　　　　明儒顾炎武很明确地把“亡国”和“亡天下”两个概念区别开。他的《日知录》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与有责焉耳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认为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易姓改号，谓之亡国”，如满清那样使“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他还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而“保天下者，匹夫之*与有责焉”。这就是后人总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换言之，历史上的“易姓改号”的“亡国”就是“亡朝代”，“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亡天下”就是“亡国家”。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顾诚先生在《南明史》第一章第一节写道：“在汉族官绅看来，大顺政权取代明朝只是“易姓改号”，朱明王朝的挣扎图存是宗室、皇亲国戚、世袭勋臣之类“肉食者”的事，同一般官绅士民没有多大关系；而满洲贵族的入主中原则是“被发左衽”（剃头改制），“亡天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应当奋起反抗。” 　　当时的西方传教士对此颇感不解。他们疑问为什么“为保守头颅柔顺如羊之汉人，今则因保守其发而奋起如虎”？汉族人民先“保守头颅”是不愿为保卫昏庸的腐败明庭上阵拼杀。后“奋起如虎”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民族尊严。汉族的发式衣冠是华夏民族文化传统的象征。满清要把汉族人民的民族尊严和民族感情踩在脚下，这就遭到了汉族人民坚决的浴血反抗。 　　　　　　相应的，为了保证推行剃法令能够执行到底，满洲统治者对起义反抗的义军进行武力镇压，这种镇压，还伴随着抢掠和血腥屠戮，以及杀人立威。 　　　　清廷颁行“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注意：“留发不留头”不是百姓的口头阐，而是满清的正式颁布的命令)、“剃发易服，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以多尔滚为代表满洲贵族发布的“屠城令”后，有蓄发者立执而剃之，不服则斩，悬其头于剃头挑子所缚高竿之上示众。 　　　　以嘉定三屠为例，满洲统治者“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一下，一向“民风柔弱”的江南民众的反抗怒火，立刻在松山、昆山、苏州、嘉兴、绍兴、江阴等地熊熊燃烧。嘉定城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幼，纷纷投入了抗清行列。然而，临时组织的民众义军无法与满洲正规军和汉*军的联盟对抗。乙酉年七月初四嘉定城破后，清军蜂拥而入。当屠城令下达之时，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 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若见年轻美色女子，遂“日昼街坊当众*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史家慨叹：“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血腥屠杀之后，清兵便四出掠夺财物 (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 。朱子素的笔记《嘉定乙酉纪事》载“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故**满路，皆伤痕遍体，此屡砍位能非一人所致也。”大屠杀持续了一日，约三万人遇害，“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嘉定乙酉纪事》下同）。更有甚者，清军“拘集民船，装载金帛、子女及牛马羊等物三百余船”，满载而去了。 　　　　　　除嘉定三屠外，还有屠江阴，血洗江南、岭南、屠昆山、屠嘉兴、屠常熟、屠苏州、屠海宁、屠广州、屠赣州、屠湘潭，此外还有，屠大同、屠四川等等，甚至勾结荷兰殖民者，攻屠思明州（厦门）义士百姓屠戮殆尽，尸积成山，血流成河。1649年清军进四川时贴出公告“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日本人还挂出“皇军不杀良民”之类的幌子遮掩遮掩，满洲人连这都不用）。攻陷昆山时，在那里抵抗了三天的义军逃走，于是对平民实行大屠杀，当天的死难者就达四万，“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1649年（顺治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占领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同年平定大同总兵姜瓖为首的山西反清运动，“朕命大军围城，筑墙掘濠，使城内人不能逸出，然后用红衣火炮攻破， 尽行诛戮”，不仅大同全城军民屠戮殆尽，“附逆抗拒”州县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与耿继茂攻克广州时的屠城“再破广州，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因筑大坎痤焉，表曰共冢。”“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丘……”。充分暴露出满清标榜的“吊民伐罪”的伪善。这类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古语云：“杀降不祥”，清军往往以“恶其反侧”等借口将来降军、民屠戮一空（顾诚《南明史》）。 　　　　从满清入关到平定三藩，三十七年之多的屠杀，全国南北皆成废墟，直隶是“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卫周元，痛陈民苦疏，皇清凑议，卷1)，河南是“满目榛荒，人丁稀少”（李人龙，垦荒宜宽民力疏，皇清凑议，卷4），湖广是“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刘余谟，垦荒兴屯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4），素称“天府”的四川更是“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国温江县，民政，户口），即使抗战时期日寇实行“三光”政策最惨烈的华北地区也未出现过这种凄惨的景象。许多繁华的大都市尽毁于清军之手，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几乎杀绝之后才下令“封刀”。 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据张善余主编的《中国人口地理》记载：明朝人口高峰为一亿五千万人，清军入关第二年（1645年）为八千万人（当时全国笼罩在血腥恐怖之下，笔者认为此数据不准。明末统计人口数量就有六千万，当时实行的是按人口缴税政策，所以民间隐瞒了大量的人口，专家一般认为当时明朝人口大约在一亿左右，还有学者认为人口在1.5亿左。），三十七年的野蛮屠杀，使全国总人口估计减少了近一半。历史上其他外族大规模入侵造成的人口损失为：蒙古灭金、宋人口减少四成，约五千万人；靖康之难减三成，约三千六百万人；八年安史之乱剧减二至三成，约二千万；五胡乱华（含侯景之乱）在低谷中波动并几度显著减少；日寇侵华二千五百万人惨遭屠杀，但总人口未减少。可见，清军的野蛮凶残连国人切齿痛恨的日寇也望尘莫及！除汉族外，满清也对其它民族进行屠杀，其中杀苗民一百万，在西南成村的苗民被清军消灭，杀回民数百万，还把漠北蒙古的准葛尔部落杀到最后一个幼童！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孙中山先生在《中国问题中国的解决》一文中，怀着强烈的民族义愤，列举满清政府的种种杀人罪行，控诉满清统治者“贪残无道，实为古仅所未有！” 　　　　剃发、屠戮总是和奴役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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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清入关前后除了对汉族和中国各族人民的剃发易服和血腥屠戮外，还进行了圈地、投充、文字狱、保甲连坐制等等一系列民族压迫政策。史籍记载，1644年5月满清政权入关，把燕京确定为首都后，便在京城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措施，相当于今日东城、西城的内城，只许满、蒙、汉三个八旗的将士及其家眷居住，而原来住在内城的汉、回等其他民族的百姓，则全部被迫迁移至京师外城——即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崇文、宣武两区。另外，多尔滚以安置满洲“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为由，三次下令圈地，逼迫汉民“投充”旗下，强制实行落后的农奴制，原来的小农变成了奴隶。奴隶逃亡，即实行重治“窝主”的“逃人法”。容留逃人做工的，甚至住宿的均算“窝主”，加之连坐，不知有多少人为此丧家亡身。满清将被圈土地分给皇室、王公、八旗官员和旗丁，又称旗地。名义上是圈占无主荒地或明朝贵族的官庄，其实在圈占过程中常常是把民地硬指为官庄，把熟地硬说是荒地，把私田硬说成无主的荒地。同时，“凡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圈一室，则庐舍场圃，悉皆屯有”，往往造成人民倾家荡产，无以生计。结果大量汉人沦为满人的庄客，成为供他们奴役、剥削的农奴。圈地运动持续了25年，到康熙八年才下令停止。（《世界史》近代卷，吴于廑，齐世荣主编）多尔滚不顾人民的死活，还一意孤行的下令：“凡有为剃头、圈地、衣冠、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17世纪，在通向长城关口的大道上，经常可见数万成群衣衫褴褛的汉人男女哭哭啼啼的行走，汉*兵在挥舞鞭子驱赶。马上的满洲兵，用满语不断欢呼大叫，狂饮抢来的美酒，盘算着今天“收获”的财宝。这些磕头求饶、保住小命、被迫“谢恩”留活口的汉人，只好去当野蛮人的奴隶，没有价值的老头老太小孩子早已就地杀死。　　　　男丁押去庄园做农奴苦工，女的分配给满人奴隶主淫乐。被满清杀害的新建人徐世溥，著有《江变纪略》，仅有抄本传世，该书于乾隆四十四年被满清禁毁。而今在北京古籍出版社重印。书中对清兵攻破南昌城的暴行进行了详细的记载，特别是清兵将妇女抓来“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轮*的兽性，更是人间罕见。 　　　　太平天国反“清妖”的檄文“奉天讨胡檄”中说的更详细：“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犬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国有中国之人伦，前伪妖康熙，暗令 一人管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中国有中国之配偶，今满洲妖魔，悉收中国之美姬，为奴为妾，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言之恸心，谈之污舌，是尽中国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国有中国之制度，今满洲造为妖魔条律，使我中国之人无能脱其网罗，无所措其手足，是尽中国之男儿而胁制之也。”（康熙执政时设置“满大人”，被老百姓称呼为“官鞑靼”，对其管辖下的民户家女子拥有初夜权，但凡婚嫁的女子，第一夜是要送给满大人“官鞑靼”享用的。） 　　　　在这近两代人的时间内，满洲统治者不仅对反抗者进行血腥屠杀，而且，对已经顺降者也实施严格的管控，只要对剃发令的稍有懈怠，便立刻人头落地，甚至累及他人。 　　　　顺治二年（1645年），江宁巡抚土国宝宣布：“剃发、改装是新朝第一严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论绅士军民人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 ”镇江知府从别处运来拒不剃发者的首级示众，威胁人民，贴出告示“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 　　　　　　顺治二年十一月，多尔滚往京东地区打猎，有人报告丰润县生员张苏之子张东海“不行剃发”。多尔滚当即派人将张东海斩首，其父杖责五十，革去生员名色，庄头和邻里四人分别受杖。 　　　　　　顺治五年，黄州府广济县民胡俊甫因居住乡村，一度患病卧床，没有剃发。知府牛铨下乡踏勘荒田，胡俊甫不知清朝法度厉害，竟然莽撞地跑到知府大人面前诉说灾荒困苦。深得“时中之道”的牛铨一眼瞥见这个蓄发违制之人，不禁心花怒放，立即解往湖广总督罗绣锦处请功。结果“胡俊甫立正典刑，乡保张赞宇、邻佑张生祖、夏正德各鞭一百”，该县知县郝光辅也以失察罚俸示惩。 　　　　顺治十年，刑部擒获了两个没有剃发的人，“供系唱旦戏子，故此留发；在外戏子似此尚多”。顺治皇帝立即颁诏：“剃头之令，不遵者斩，颁行已久，并无戏子准与留发之例。今二犯敢于违禁，好生可恶。着刑部作速刊刻告示，内外通行传饬，如有借前项戏子名色留发者限文到十日内即行剃发；若过限仍敢违禁，许诸人即为拿获，在内送刑部审明处斩，在外送该管地方官奏请正法。如见者不行举首，勿论官民从重治罪。” 　　　　值得一提的是，满洲统治者在颁布剃发令所要求的剃发标准，并非现在人们常常看到的剃半个头，而是将头颅四周的头发都剃掉，只留一顶如钱大，结辫下垂。在头顶留发一钱大，大于一钱要处死！那种清末才有的、现在不合事实地垄断了所有清装戏的阴阳头发式，放在当时也得死，因为满清规定：“剃发不如式者亦斩。”顺治四年，浒墅关民丁泉“周环仅剃少许，留顶甚大”，被地方官拿获，以“本犯即无*宄之心，甘违同风之化，法无可贷”为由上奏，奉朱批：“着就彼处斩”，县官也以失察“从重议处，家长、地邻即应拟罪”。 　　　　秦世祯《抚浙檄草》：“小顶辫发”每个炎黄子孙，都被迫把以前“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头发屈辱地剃去，只留下铜钱大一点，梳成一根小辫，叫“金钱鼠尾”式。将四周头发全部剃去，仅留头顶中心的头发，其形状一如金钱，而中心部分的头发，则被结辫下垂，形如鼠尾，实在不堪入目，不过1647年清广州剃发易服令竟还无耻的说：“金钱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带，实亡国之陋规。”福州遗民所撰《思文大纪》愤怒写道：“时剃头令下，闾左无一免者。金钱鼠尾，几成遍地腥膻。”“华人髡为夷，苟活不如死！”（顾炎武《断发》诗）。　　　　注：事实上，满清发式从明代到清末是一直变化的。 　　　　明代女真男性的发式，与清末那样的前剃后辫有很大距离，剃发数量与结辫粗细差别很大。在1595年，即明朝万历二十三年，朝鲜派往赫图阿拉的使者申忠一，在《建州纪程图记》一书中详细记述了赴使在建州女真努尔哈赤的营垒里所见到的各方面情况。其中关于发式这样写道：女真习俗都剃发，只留脑后少许，上下二条结辫以垂。除上唇胡须只留左右十余根外，其余都镊去。女真男性的发式，即其剃发的习俗，是将大部分头发剃掉，只留脑后很少的一点头发，结成辫子下垂。如此得到了女真发式的全貌：脑后留下小手指细的头发，拧成绳索一样下垂，余发全部剃掉。配合这样的发式，胡须只留上唇左右十余根。 　　　　而1644年日本商人竹内藤因海难在北京旅居一年，著成《鞑靼漂流记》一书。书中这样描写清人的发式：“他们的人都剃头，把头顶上的头发留下来，分成三绺编成辫子。他们男子把唇上的胡须留下来，把下面的剃掉。无论是大官、小官和老百姓都一样。”对于满洲“留头不留发”的标准发式“金钱鼠尾”，当时人也都有描述。1648年七峰道人《七峰遗编》叙明末常熟福山陷落前后事，记载满人发式，是所谓“金钱小顶”。 　　　　1799年，日本宽政十一年，伪嘉庆四年，中川忠英于长崎访谈清国商人，出版了一本专门辑录清国人习俗的书《清俗纪闻》一书，其中《冠礼》卷的绘画中，一侧背站立的教书先生头顶蓄发，编一长辫垂于后背，其长度已达腰部，辫尾有发带系结。从这张实图上看，头顶蓄发，部位没有变，但面积已远不止于一个金钱大，而是足有4个金钱大，相当于一掌心的面积。按照图上的式样同清初金钱鼠尾的情况相比，蓄发从一个金钱变成四或五个金钱，数量比清初增多是明显的，但是如果将剃发与蓄发相比较，剃发还是主要的，也就是说剃发占大部分，蓄发仍然属于少部分。而再过100年，即在扬州十日200年后，清人的辫子变粗了，剃头面积变小了，由初期的金钱鼠尾式变成了今人所熟知的“阴阳头—半瓢”式。陈登原《国史旧闻》中描述得：剃发，就是把额角两端，引一直线，依此直线剃去直线以外之发。现将清末发式与剃发令发式比较一下，结果令人吃惊地发现，两者虽是继承演变关系，但差别较大。前者几乎将全部头发剃掉，只留脑后小手指细的结辫下垂。而清末则将大部分头发保留下来，结辫下垂，仅剃掉极少一部分头发。都是又剃又辫的发式，却给人以判若两人的印象。辫子和剃头是成反比的，这时的辫子已经简直比一条小蛇还粗！为什么会长粗？遗老张钫《清末社会鳞爪》记载：清军“在打交手白刃战时，将辫子缠于脖项，借以避刀砍。所以军人的辫子较大，如发少则搭以假发，或加黑丝线，以壮其形态。”就这样，满清的辫子，经历了：鼠尾——猪尾——蛇尾的发展过程，才发展到我们今天认识的阴阳头的形态。 　　　　孔子后人，原任陕西河西道孔闻謤闻听剃发令奏言：近奉剃头之例，四氏子孙又告庙遵旨剃发，以明归顺之诚，岂敢再有妄议。但念孔子为典礼之宗，颜、曾、孟三大贤并起而羽翼之。其定礼之大莫要于冠服。……惟臣祖当年自为物身者无非斟酌古制所载章甫之冠，所衣缝掖之服，遂为万世不易之程，子孙世世守之。自汉、唐、宋、金、元以迄明时，三千年未有令之改者，诚以所守者是三代之遗规，不忍令其湮没也。即剃头之例，当时原未议及四氏子孙，自四家剃发后，章甫缝掖不变于三千年者未免至臣家今日而变，使天下虽知臣家之能尽忠，又惜臣家未能尽孝，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备也。……应否蓄发，以复本等衣冠，统惟圣裁。”孔闻謤搬出孔子这块大招牌，又引金、元二代为例，满以为可以为孔家抵挡一阵，保住先世蓄发衣冠。不料却碰了个大钉子，“得旨：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孔闻謤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圣之时，似此违制，有玷伊祖时中之道。著革职永不叙用”，连孔子的面子也不给。这就揭穿了满洲统治者所谓尊崇孔子的真面目：“奉行儒术，崇饰观听。”只不过是“南面之术，愚民之计”罢了。　　　　这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极端残暴的民族压迫政策，使外国人也无比震惊：“至今为止，用如此残忍的手段迫使一个民族放弃自己的风俗习惯，世界上还没有类似的例子。”（祖甫江孝男《文化人类学入门》）。 　　　　剃发易衣冠成了顺治年间社会矛盾的焦点。不仅激起了强烈新统区人民士绅的反抗，就连己然剃发的满洲忠顺之臣、甚至满洲贵族中也对此政策提出了疑议。然而满洲最高统治者推行剃发易服决心之大，态度之坚决，丝毫没有通融的余地。 　　　　顺治十一年（1654），自顺治元年冬降清后，一直受到清廷最高统治者多尔滚、福临的信任，官居吏部尚书、内院大学士陈名夏，因私下议论“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而被处以绞刑。弹劾陈名夏的是早在满洲还没入关就已降清此刻已官居清廷内院大学士的宁完我，宁完我在奏疏中说：“臣思我国臣民之众，不敌明朝十分之一，而能统一天下者，以衣服便于骑射，士马精强故也。今名夏欲宽衣博带，变清为明，是计弱我国也”。然而这里，陈名夏很明显只是出于对爱新觉罗皇室的一片忠心，但他的私下议论却触犯了清廷的忌讳，所以被斩杀也在预料之中。 　　　　满洲统治者的全国的统治确立之后，在满洲贵族内部，也有人就冠服问题提出疑义，要求考虑恢复华夏衣冠，但满清统治集团对内部的异议也坚决予肃整，文才极高曾甚受皇太极信任的满族文臣库尔缠因主张汉化终见恶于皇太极，被借故处死。顺治说：“宽服大袖，以待人宰割乎？” 可见其警惕之心，时时刻刻！同时，“衣服骑射，不可轻变”这也是皇太极早在入关之前就告戒过满洲贵族们的“祖训”。皇太极总结以前辽、金、元的教训认为：游牧贵族一旦从马背上下来，就很快淹没在汉化的潮流中。所以，为避免自己的民族被“同化”他们的装束绝不能改变，同时，满洲胡服也是保证骑射的必要。 　　　　满洲统治者的心愿：誓死也要剃掉最后一个汉人的头发，誓死也要换下最后一件汉族的服装！ 　　　　清廷在招降郑成功、郑经父子时，总提出以剃发、登陆为前提条件，郑方则坚持相反的意见，双方议论不决。1662年，郑成功病故，郑经嗣立，向清廷提出仿朝鲜旧例的臣服方式，“不登岸，不辫发易衣冠”，清廷不许。到1680年，清王朝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已经完全确立下来，“反清复明” 也成了一句空话，清、郑双方还在为臣服的方式、辫子衣冠的问题争执不下。最后，郑经提出，台湾全岛皆可剃发、换装，只有他一人不剃不换，清廷也仍不许。郑家军最终没能保住衣冠，1683年，清军入台湾，消灭了郑氏余部，满洲贵族的剃掉最后一个汉人头发的鸿愿也终于“大功告成”！
　　　　在屠杀与抗争了三十七年之后，汉服最后从华夏的土地上消失。满服的长袍、马褂、瓜皮帽，再加一条金钱鼠尾的装束，就这么在刺刀、血泊中被固定下来了。　　　　●第二节 满清最高统治者为何如此坚决的要判处华夏衣冠死刑 　　　　　　 现代有些学者强烈批评当年满清统治集团“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民族压迫政策。并指出这是激起汉族人民激烈反抗，使清朝统一中国的步伐本可在两、三年之内完成，但结果却延宕了三十多年的主要原因。这些学者讲的当然很有道理，但却忽略了满清统治集团所采取的这一血腥措施虽然增加了它统一中国的难度，但却带来了它的“长治久安”。说来，这也是它在吸取了许多历史经验教训后所做出的深谋远虑的决策。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情况。人数远比华夏民族少的游牧 民族往往能凭借其悍战和机动，通过残酷的杀戮来征服农耕定居的汉民族。然而在占领中国全部或部份后，他们都永远面临这样一个难题：怎么统治汉民族？
　　　　元蒙初年曾有蒙古将领向元主窝阔台建议：“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 即杀光汉人，从而把耕地都变成牧场。不过持这样疯子般观点的人毕竟还是极少数。因为稍有正常思维的人都明白，曾使用的残酷杀戮手段不是为杀戮而杀戮，而是用于征服汉人。征服汉人则是为了榨取汉族人民的血汗。如果把汉人都杀光了，谁来供他们役使？谁来劳作给他们的豪华奢侈生活提供各类消费品？不杀无反抗举动的汉人而只是压榨役使他们，这就是说要统治他们。征服可以只用屠刀，统治则非但不能只用屠刀。而且更经常、更主要的是用各种制度。而制度又往往要以文字来体现和用语言来传达。由于汉人的数目往往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的几十上百倍甚至更多，征服者不可能用自己的语言向汉族民众下达征调的命令。又由于入塞少数民族文化上极为落后，没有文字或只有刚创制不久相当粗糙幼稚的文字，征服者难以使用它来陈述较复杂的条文。更不可能教化汉人去认识这种文字。有鉴于此，征服者不得不学着使用汉语汉文。如果事情仅此而已那局面还不算严重。问题在于征服者中的某些人会因“工作需要”学习使用汉语汉文而发展至对汉文化的向往和倾慕。在文化层面向华夏趋同。另一些人虽厌于读书，但定居的舒适生活使之疏懒怠倦贪图安逸，以至弓马废弛刀枪崩锈，有如过往毫无尚武精神的汉族士大夫那般。
　　　　满清四百多年前的先民完颜女真就曾走过这样一条由盛及衰的路。它之前的契丹之后的蒙古也都走上这条不归路。再往更遥远的历史回溯，一千三百年前的五胡何等强悍，最终也融化在汉文化之中。鲜卑拓跋部为五胡之中最凶悍者。它以血腥的屠杀统一了北中国。一百年后，有位叫陈庆之的南朝人有机会到洛阳。他一看真是大开眼界。回到建康到处对人说：昔日我以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地，岂知衣冠人物俱在中原，为江东所不及。这说明经过几代人的时间，拓跋鲜卑已完全接受汉文化。
　　　　　　满清帝国的开创者努尔哈赤、奠基者皇太极、实际缔造者多尔滚都通晓汉语汉文。努尔哈赤熟读&三国&、&水浒&。皇太极、多尔滚对华夏史籍有更多的了解。这一方面使之施政能力游刃有余，另一方面又使之深怀忧虑。祖先的前车之鉴时时在他们脑际敲着警钟。 　　　　仅以保持本民族的统治地位为目的是不够的。如果统治地位的保持要以本民族文化习俗上的彻底消亡为代价，那有什么意义呢？而且一旦本民族在文化上融合于华夏，那统治地位也就只是镜中之花了。再下一步就是统治权轻易地转到纯粹汉人的手中。就象杨坚代周那样。其结果是本民族彻底消失。
　　　　满洲统治者怀有更高的企图心。那就是既要保持满族对汉族的统治，又要务使不被汉族同化。换言之，决不重蹈先辈们的覆辙。从实际上考虑，确实不可能要数量数百倍于满族的汉族民众习满文满语，但却可以要汉人丢弃自己民族的衣冠发式而依从满族的衣冠发式。
　　　　　　民族文化的构成除了文字语言外还有衣冠发式风俗习惯等。如果说语言文字是文化的内涵，那么衣冠发式等就是文化的外观。满清征服者不得已从汉语汉文，但若能令使汉人皆从满族衣冠发式那也差强人意。而且很多时候外观重于内涵。外观一眼便及，内涵须进入才知。更何况大量的汉族民众都是文盲、半文盲。对于他们来说外观几乎就是一切。　　　　再往深追索一层，还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奥秘。那就是外观的相同可以营造一重“同类项”的感觉。全国所有的人都剃发垂辫窄衣紧袖，原有的华夷之辨一说就似乎失去了依据。说华皆华，说夷皆夷。汉族在形貌上已被满族同化。至于使用什么语言文字已不十分重要。关键在于人数极多的汉人已不再把人数极少的满人视为异类。因为起码在服式发式上已无可把汉人满人加以区分。恍然间汉人可以体认这个政权并非外来之物。它就是本民族的政权，所以也就不容易萌发将其驱离的念头，那么满清也就可以安然渡过了五胡、契丹、女真、蒙古未能逾越的深壑。换句话说：满洲贵族为改换衣冠不惜痛下血手，因为他们十分明白：自己以明帝国“属夷”的身份来统治不论从经济、文化还是人数、地域上都远远高于他们的汉族，最重要的就是摧毁汉民族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优越感，改换衣冠可以造成一种“同类化”的假象，避免汉人因“华夷之辩”而引发的“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保证自己的长久统治。（同一目的另一措施是大兴文字狱）所以满清在对冠服的政策问题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这种的深谋远虑决不会为一时的困难所动，更不会因血流成河屠刀卷刃而手软。 　　　　其实，剃发易服政策，并非女真--满洲统治者的专利，历朝历代，每逢汉族人沦为异族统治者的奴隶时，常常伴随剃发易服的悲剧发生，满清只不过是做得最坚决、最彻底的一个。 　　　　例如第一章第二节所述：在宋朝，金人天会间就曾向汉人下令削发，不如金人式者死；元初也有过要汉人剃发令，即令在京士庶须剃发为蒙古族装束。（《中国古代服饰史》周锡保1984年9月版）；朱元璋“壬子，诏衣冠如唐制”（《明史》卷二本纪二），就算是在最强盛的唐朝，吐蕃也曾对汉人强行推行蕃化政策，其具体内容见下。 　　　　吐蕃占领敦煌初期，尚乞心儿强行推行蕃化政策，让沙州人民改易穿著、学说蕃语、赭面纹身。当时“河洛沸腾，……并南蕃之化，……抚纳降和，远通盟誓，析离财产，自定桑田。赐部落之名，占行军之额”，落蕃汉人从此不得不形遵辫发，体美织皮，左衽束身，垂肱跪膝，内心衔怨含恨近百年而无路申屈。吐蕃人的蕃化政策甚至从婴儿就开始实行，“熊罴爱子，拆襁褓以文身”，成年人也逃脱不了“解鬟钿而辫发”的命运。吐蕃人强迫沙州汉人说蕃语、左衽而服、辫发纹身，这一系列政策无非是想从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历史传统等方面消灭民族差别，希望汉人从一出生就把自己当成吐蕃人。 　　　　吐蕃的这种蕃化政策，不仅限于沙州一地，而是在蕃占的整个河陇地区推行。但落蕃的汉人并没因身着蕃装、口言蕃语而生出一颗吐蕃心来，他们依旧怀念着大唐，依旧记得自己曾是大唐子民，他们蕃服、蕃语、汉人心。当唐使刘元鼎出使吐蕃时，在龙支城，数千老人向他边稽拜边哭泣着，他们向刘元鼎询问大唐的天子现在还好吗，其中一位说“我们跟随军队在此没蕃，现在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还记念我们这些可怜的落蕃之臣吗？大唐的军队何时到来呀？”说到这里，已经呜咽地说不出话来。刘元鼎悄悄问他是哪里人，他说原是丰州人氏。沙州汉人更是没有忘记曾是大唐的子民，他们虽身着蕃装臣于蕃虏，但每年祭祀父祖的时候，都穿上中原汉人的服饰，号啕大哭，东向而拜，祭后再将汉服脱下秘密藏起。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许多落入吐蕃的汉人都未能见到敦煌重归大唐的那一天，而当他们即将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总是嘱咐自己的子孙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国是大唐，后辈们为死去的先人穿上汉人的服色出殡入葬，使先人能够带着一点安慰在另一世界实现回归大唐的梦想。唐代元稹的《缚戎人》诗说： 　　 眼穿东日望尧云，肠断正朝梳汉发。 　　 近年如此思汉者，半为老病半埋骨。 　　 尚教子孙学乡音，犹话平时好城阙。 　　 老者傥尽少者壮，生长蕃中似蕃悖。 　　 不知父祖皆汉民，便恐为蕃心。 　　　　　　吐蕃统治下的汉人，无时无刻不怀念着大唐和痛恨着吐蕃。落入蕃中的汉人，除了公开的反抗以外，还常常计划出逃，在白居易的《缚戎人》中有云： 　　 一落蕃中四十载，身著皮裘系毛带。 　　 唯话正朝服汉仪，敛衣整巾潜泪垂。 　　 誓心密定归乡计，不使蕃中妻子知。 　　 暗思幸有残筋骨，更恐年衰归不得。 　　　　　　为了巩固统治，吐蕃还实行: 统治形式游牧化、土地实行突田制、行政司法相混成等一系列政策。 　　　　　　吐蕃统治者实行蕃化政策的目的是同化蕃占地区的人民，但实际上，吐蕃与占领区其他民族间的矛盾始终未能消除，蕃化政策的实行反而激发了落蕃人民“永抛蕃丑”的斗志与决心。　　
　　摘自百度汉服吧，深感意义非凡，于是拿过啦，感兴趣的可以耐心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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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miumiu童梦　回复日期：　21:54:08　
　　　　哗。。。看得头晕呢。。。　　　~~~~~~~~~~~~~~~~~~~~~~~~~~~~~~~~~~~~~~~~~~~~~~~~~~~~~~~~~~~~~~~~~~~~~~~~~~~~~~~~~~~~~~~~~~~~~~~~~~~~~~~~~~~~~~~~~~~~~~~~~~~~~~~~···谢谢关顾，您是第一位呵，篇幅是很长，切实有点晕，但非常详细的讲述汉服的悲伤史，我觉得是汉族的同志有必要了解一下。
　　金钱鼠尾辫子图
　　金钱鼠尾辫子图，这个更详细
　　小弟做这些目的不是唆使汉族去仇视曾践踏汉民族的习俗文化的满族，这都是几百年的事了，只是感觉为什么韩国有韩服，日本有和服，中国其他55民族也有自己的独特民族服饰，为什么偌大的汉族没有好好重视自己服饰———汉服，只推行结合清朝马褂 旗衣发明的所谓的“唐装”和旗袍，完全忽视了真正本民族的汉服，这不得不说是汉族的一个悲剧，作为汉族的自己觉得有义务宣传一下。
　　再次强调：汉服不是古装
唐装旗袍代表不了汉族的民族外表，永远都没有这承载能力~~~~
　　支持中华民族文法。文采不错啊。厉害！！！
　　 汉服有上百种之多，以上的汉服只是一小部分。“汉服”不是指“汉朝服饰”，而是指“汉民族的民族服饰”。汉朝服饰时期只是汉服历史的一个阶段。 汉服的主要特点是交领、右衽，不用扣子，而用绳带系结，给人洒脱飘逸的印象。这些特点都明显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服饰。汉服有礼服和常服之分。
从形制上看，主要有“上衣下裳”制（裳在古代指下裙）、“深衣”制（把上衣下裳缝连起来）、“襦裙”制（襦，即短衣）等类型。其中，上衣下裳的冕服为帝王百官最隆重正式的礼服；袍服（深衣）为百官及士人常服，襦裙则为妇女喜爱的穿着。普通劳动人民一般上身着短衣，下穿长裤。
　　上下连裳
　　襦裙　　
　　汉服，即中国汉族的传统民族服饰，又称为汉装、华服。此不能与“唐装”、“和服”相混合。　　　　名称由来：　汉服是中国汉民族的民族服饰。其由来可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一直到明代，连绵几千年，华夏人民（汉族）一直不改服饰的基本特征，这一时期汉民族所穿的服装，被称为汉服。自炎黄时代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汉服已具基本形式，历经周朝代的规范制式，到了汉朝已全面完善并普及，汉人汉服由此得名。　　　　随后各朝代的汉服虽有局部变动，但其主要特征不变，均是以汉代为基本特征。　　　　汉朝是中国最重要和杰出的王朝之一，也是中国封建王朝以中央集权的国家概念最早、最完备、最先进、最强大的王朝，汉族人从此形成。　　　　在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的进步，汉域本土民族文化蓬勃发展，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和审美成就。在经济，科技，文化上全面领先于世界的汉帝国为华夏儿女留下了永远的自豪。今天，占据绝大多数的中国主体民族-汉族，就是以汉朝的名字命名的。汉服是汉民族传承了数千年的传统民族服装，是最能体现汉族特色的服装，每个民族都有属于特色的民族服装，汉服体现了汉族的民族特色。从三皇五帝到明代的几千年时间里，汉民族凭借自己的智慧，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汉服文化，发展形成了具有汉民族自己独特特色的服装体系——汉服体系。　　　　博大精深、体系完备、悠久美丽的汉服，是中国不可多得的一大财富，是非常值得每一个炎黄子孙引以为自豪的。 客观上的汉族人的某些过渡历史阶段的穿着服饰例如汉化旗装/旗袍/马褂等绝对不可以被称作“汉服”，因为它们与真正的汉服没有正常的演变衔接过程。汉服以其强大的生命力一直没有灭绝，直到现代汉族人信仰的道教、佛教以及一些边远山民，还有国内许多少数民族都还保持着汉服的特征,现代社会的一些重要祭祀、纪念活动、民俗节日等仍能看到汉服的身影。汉服的影响十分深远，亚洲各国的部分民族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不丹等等服饰均具有或借鉴汉服特征。　　
　　基本特点：汉服的主要特点是交领、右衽、束腰，用绳带系结，也兼用带钩等，给人洒脱飘逸的印象。这些特点都明显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服饰。　　　　汉服有礼服和常服之分。从形制上看，主要有“上衣下裳”制（裳在古代指下裙）、“深衣”制（把上衣下裳缝连起来）、“襦裙”制（襦，即短衣）等类型。　　　　其中，上衣下裳的冕服为帝王百官最隆重正式的礼服；袍服（深衣）为百官及士人常服，襦裙则为妇女喜爱的穿着。普通劳动人民一般上身着短衣，下穿长裤。配饰头饰是汉族服饰的重要部分之一。古代汉族男女成年之后都把头发绾成发髻盘在头上，以笄固定。　　　　男子常常戴冠、巾、帽等，形制多样。女子发髻也可梳成各种式样，并在发髻上佩带珠花、步摇等各种饰物。鬓发两侧饰博鬓，也有戴帷帽、盖头的。　　　　汉族人装饰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喜饰玉佩玉。　　　　　　汉服的风格与特色：汉族服饰的风格是怎样的呢？如果我们把汉族同欧洲民族相比的话，我们会发觉二者在许多方面都呈现明显的不同。汉族服饰几千年来的总体风格是以清淡平易为主。汉族古代的袍服最能体现这一风格，这种袍服的主要特点是宽袍大袖，褒衣博带，形制虽然简单，但一穿到人身上便各人各一样，神采殊异，可塑性很强。我们现在虽然不能见到这种服装的千姿百态的原型，但我们还是可以从汉代的帛画和魏晋隋唐遗留下的一些人物画中窥其神貌之一二——形制简单的汉装大衣附着在不同体态的人物身上顿时具有了一种鲜活的生命力，线条柔美流畅，令人浮想联翩。朴素平易的装束反而给他们增添了一种天然的风韵。袍服充分体现了汉民族柔静安逸和娴雅超脱、泰然自若的民族性格，以及平淡自然、含蓄委婉、典雅清新的审美情趣。　　（1）历史性　　　　剃发易服的暴力强制已经消失，汉服趋向于复兴。　　　　　（2）传承性　　　　传承性即汉服历史具有传承性。在这漫长的时间中，汉服历史的发展一直遵循着代代相传，世世相袭的特点，这体现了汉服历史发展的传承性。　　　　　（3）多样性与同一性　　　　多样性与同一性是指汉服款式的多样性与汉服型制（或样式）的同一性。作为一个拥有千年历史的事物，汉服从来就不是一种款式，“上衣下裳”，“深衣”，“襦裙”等丰富多彩的款式体现了作为一种悠久的民族服饰应有的多样性。虽然汉服历来款式丰富，但汉服的基本形制（或样式）“交领右衽，不用扣子，而用绳带系结”的特点却是千古未便的，这就是汉服的同一性。同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是汉服的一大特色。　　　　　（4）完备性　　　　完备性是指汉服自身内部体系的完备性。经过千年的发展，汉服已经是一种成熟的服饰了，它不但内部种类丰富，工艺考究，而且汉服的配饰也非常繁多而丰富。　　　　　（5）相融性　　　　相融性是指汉服与传统文化的相融性，汉服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被视为正宗传统文化的象征了，而且汉服本身就处处体现着传统文化，汉服与传统文化是和谐的一家。　　　　　　历史发展：汉服即汉族服饰的简称：主要是指清代以前，在文化发展和民族交融过程中形成的汉族服饰。　　汉服作为一种独立服饰体系，在历史的传承与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民族风貌，即已形成了鲜明的风格特色，并且明显区别于我国其它民族，及世界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服装，更与现代服饰在制式风格上有着质的不同。　　　　汉族服饰博大精深。因为其历史悠久，应用地域广泛，并在不断的创新与融合中发展演变，使得对中国服饰研究较少的人难以把握，而作为一个大的服饰体系，不能仅以表象和简单的制式来界定汉服，而应以其主导风格为界定标准。　　　　所以汉服的界定标准可以用以下文字进行表述：“上溯炎黄，下至宋明，以汉族(先秦时则为华夏族)人民所穿着的服饰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成的一种明显具有独特风格的一系列服饰的集合。”　　　　　如此界定汉服—汉民族的传统服饰，主要基于以下三点性质的考虑：　　　　　第一：汉服的民族性，即汉服是汉民族的服饰。而中国古代胡人所穿的服装不能称为汉服。民族是个整体的概念，所以一个汉族人所穿的胡人的服装，也不能称其为汉族的传统服饰。　　　　　第二：汉服发展的传统性，而传统又必须分为两方面，即传承性与统一性。汉服的传承性表现在：汉服的源流可以追溯到中国上古黄帝时期，并一直保留风格传承而不断的发展演化。汉服的统一性表现在从黄帝时期到宋明，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在历时近五千年的时间跨度，和数百万平方公里的空间广度上，所有汉族人的服饰在其主流中拥有的共同特点。即以右衽、大袖、深衣为典型代表。　　　　　第三：汉服发展的自然性，即非外力强制下，汉人自觉自愿的情况下，通常不易被人们明显觉察到的自然的发展，这也是一般事物或文化发展的常规规律。而汉服发展的自然性，更是一个民族传统服装的传承性的基础，即某一事物或文化，在其自身正常的发展轨迹之下的正当发展演变的方向。其方向，可以通过一般的规律，向前追溯其源头，也可以向后预测其发展方向。　　　　以此界定下，中国古代，除了清装外，只要是明末以前的汉人所穿的服装，不论样式、地域、融合、分化、发展，都可称为汉服，而现代古戏装，除清戏装以外，虽然与古代有所区别，但也是依照传统风格合理改制而来，所以也可以称为汉服。而汉服，用肉眼是很容易将其与其它民族的传统服装(包括满装、洋装、现代装)区分开的，现在这种汉服，又多被称为“古装(除清装外)”。　　　　清朝的服饰，向前追溯，来源于满族的服饰，向后观察，也非汉服传统。所以虽然是汉人所穿，但不符合汉族传统服饰的“传统性”要素，所以不能划入汉服范畴；而今天汉人所穿的服装，其源流主要是来自西方，“唐装”马褂、旗袍等主要(要分清主次)源流来自满族的传统服装，所以不能称为：汉族的“传统服装”。即要分清，一个汉族人所穿的服装和汉民族整体的传统服装之间的区别。　　　　汉服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民族服饰之一。　　　　在未有考古实物支持的年代之前，汉服最早的出现应该是殷商时期。　　　　约五千年前，中国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就产生了原始的农业和纺织业，开始用织成的麻布来做衣服，后又发明了饲蚕和丝纺，人们的衣冠服饰日臻完备。殷商以后，冠服制度初步建立，西周时，服饰制度逐渐形成。周代后期，由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特别是百家学说对服饰的完善有着一定的影响，诸侯国间的衣冠服饰及风俗习惯上都开始有着明显的不同。并创造深衣。冠服制被纳入了“礼治”的范围，成了礼仪的表现形式，从此中国的衣冠服制更加详备。　　　　“古时上下通行之衣为深衣，代表时代特征的服装亦为深衣，深衣实可为古服之特征。言古服者，应先及之。何谓深衣，《礼记·深衣》孔氏正义曰:“所以称深衣者，以余服则，上衣下裳不相连，此深衣衣裳相连，被体深邃，故谓之深衣。”其制，详见《礼记·深衣》。最要者为“续衽，钩边。要缝半下。格之高下，可以运肘。袂之长短，反拙之及肘……袂圆以应规，曲夹如矩以应方，负绳及踝以应直……纯袂，缘，纯边，广各寸半。”......总之，深衣之制，实为古衣之首，深衣之领袖群衣，不独在其制度形式，且上下通服，在时间上，流行最久。马端临《文献通考·王礼考·君臣冠冕服》云:“按三代时，衣服之制，其可考见者，虽不一，然除冕服之外，唯玄端(端衣)深衣二者，其用最广。玄端则自天子至士，皆可服之，深衣则自天子至庶人皆可服之……至于深衣，则裁制缝衽，动合礼法，故贱者可服，贵者亦可服，朝廷可服，燕私亦可服，天子服之以养老，诸侯服之以祭膳，卿大夫服之以夕视私，庶人服之以宾祭，盖亦未尝有等级也。端衣不削幅，不邪杀，不圆袂，不继掩，不侈袂。其衡长八尺八寸，每幅长广皆二尺二寸，四角方正，故谓之端。其裳，前三幅，后四幅，要有辟积无数，谓之唯裳。古人有“朝玄端，夕深衣”。（参考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　　　　1644年清军入关后，以满族为核心建立了半殖民，半奴隶制国家。为打击、奴化广大汉族人民，尤其是上层人士（士人）的民族精神，以保持满族的统治地位。满清统治者下令全国剃发易服，引起全国性的愤怒、不满及武装抵抗，随后在满清统治者进行的武力血腥镇压与屠杀下，汉服逐渐消亡。
　　样式特征：汉服具备独特的形式，其基本特征是交领、右衽、系带、宽袖，又以盘领、直领等为其有益补充。　　　　　　　　汉服的基本款式大约有九类，在基本款式下又因其领口、袖型、束腰、裁剪方式等的不同变化演绎出几百种款式。他与西服大不相同，与那些即使受到汉服影响而产生的韩服、和服等服饰也不同，足以体现华夏民族的特色。　　　　从形制上看，主要有“上衣下裳”制（裳在古代指下裙）、“深衣”制（把上衣下裳缝连起来）、“襦裙”制（襦，即短衣），“通裁”制（长衫、外披）等类型。其中，上衣下裳的冕服为帝王百官最隆重正式的礼服，深衣为士人官员的常服，百姓的礼服；袍衫为百官及士人常服，襦裙则为妇女喜爱的穿着。普通劳动人民一般上身着短衣，下穿长裤。　　　　从朝代上看：汉服男装的式样基本有两种：1、自古传下来的大襟、右衽、交领、宽袍大袖、博衣裹带那种（秦汉服饰为代表），延续了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并影响了日本、朝鲜等国。日本和服最常见的式样就是这种。　　　　2、自隋唐开始盛行的圆领衫（唐太宗李世民所穿）延续了唐、五代、宋、元朝、明，并影响了日本、朝鲜等国。常见的宋、明画像中所穿均是这个类型服饰。至今日本天皇出席某些场合穿的服饰就是这种汉服的变种。注意这种圆领袍衫也是右衽的，在右肩附近用圆形小扣系紧。　　　　女装在早期和男装类似，也穿深衣，后来则以襦裙为主。　　汉族各朝服饰某些地方有些不同，但主体部分相同。西汉的深衣和明朝的汉服基本式样是相同的，只是在细枝末节上不同。　　　　春秋战国时期，服饰大致沿袭商代的服制，只是略有变化。衣服的样式比商代略宽松，衣袖有大小两式，领子通用矩领，没有扭扣，一般在腰间系带，有的在带上还挂有玉制的饰物。当时的腰带主要有两种：一种以丝织物制成，叫“大带”或叫“绅带”；另一种腰带以皮革制成，叫“革带”。这时出现了曲裾深衣，与其他服装相比，除了上衣下裳相连这一特点之外，还有一明显的不同之处，叫“续衽钩边”。“衽”就是衣襟，“续衽”就是将衣襟接长，“钩边”就是形容衣襟的样式。它改变了过去服装多在下摆开衩的裁制方法，将左边衣襟的前后片缝合，并将后片衣襟加长，加长后的衣襟形成三角，穿时绕至背后，再用腰带系扎。　　　　秦尚黑，所以秦的服饰标准色都是黑色。但式样依然是大襟右衽交领这种。基本沿袭战国时期。　　　　汉代的男子的服装样式，大致分为曲裾、直裾两种。曲裾，即为战国时期流行的深衣，汉代仍然沿用，但多见于西汉早期。到东汉，男子穿深衣者已经少见，一般多为直裾之衣，但并不能作为正式礼服。秦汉时期曲裾深衣不仅男子可穿，同时也是女服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服式，这种服装通身紧窄、长可曳地，下摆一般呈喇叭状，行不露足。衣袖有宽窄两式，袖口大多镶边。衣领部分很有特色，通常用交领，领口很低，以便露出里衣。如穿几件衣服，每层领子必露于外，最多的达三层以上，时称“三重衣”。另外，汉代窄袖紧身的绕襟深衣。衣服几经转折，绕至臀部，然后用绸带系束，衣上还绘有精美华丽的纹样。　　　　汉代的直裾男女均可穿着。这种服饰早在西汉时就已出现，但不能作为正式的礼服，原因是古代裤子皆无裤裆，仅有两条裤腿套到膝部，用带子系于腰间。这种无裆的裤子穿在里面，如果不用外衣掩住，裤子就会外露，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不恭不敬的事情，所以外要穿着曲裾深衣。以后，随着服饰的日益完备，裤子的形式也得到改进，出现有裆的裤子（称为“裈”）。由于内衣的改进，曲裾绕襟深衣已属多余，所以至东汉以后，直裾逐渐普及，并替代了深衣。　　　　魏晋南朝时期，男子的服装有时代特色，一般都穿大袖翩翩的衫子。直到南朝时期，这种衫子仍为各阶层男子所爱好，成为一时的风尚。　　　　魏晋时期妇女服装承袭秦汉的遗俗，在传统基础上有所改进，一般上身穿衫、袄、襦，下身穿裙子，款式多为上俭下丰，衣身部分紧身合体，袖口肥大，裙为多折裥裙，裙长曳地，下摆宽松，从而达到俊俏、潇洒的效果。　　　　唐代，官吏除穿圆领窄袖袍衫之外，在一些重要场合，如祭祀典礼时仍穿礼服。礼服的样式，多承袭隋朝旧制，头戴介帻或笼冠，身穿对襟大袖衫，下着围裳、玉佩组绶等。襦裙是唐代妇女的主要服式。在隋代及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高系，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中唐时期的襦裙的比初唐的较宽阔一些，其它无太大变化。　　　　配饰　　　　头饰是汉族服饰的重要部分之一。　　　　古代汉族男女成年之后都把头发绾成发髻盘在头上，以笄固定。男子常常戴冠、巾、帽等，形制多样。　　　　女子发髻也可梳成各种式样，并在发髻上佩带珠花、步摇等各种饰物。鬓发两侧饰博鬓，也有戴帷帽、盖头的。　　　　古汉服的鞋也是很讲究的，在传统绘画和戏曲中体现出来的履与其它民族的有很大不同，有的有很厚的鞋底、鞋头往往有翘起的的装饰。鞋头向上翘起也是为了避免人踩到衣服上，跌倒。　　　　佩剑也是古汉服的一部分，士人着正式服装往往有佩剑。　　　　
　　汉服影响：·中国北魏鲜卑族：改穿汉服
　　北魏孝文帝禁止穿鲜卑服装，一律改着汉服。495年1月13日（太和十八年十二月初二日）。北魏孝文帝大力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政策，主要内容有：　　　　禁止穿鲜卑服装，一律改着汉服；　　　　禁止说鲜卑话，以汉语为唯一通行语言；　　　　凡迁到洛阳的鲜卑人，一律以洛阳为籍贯，死后葬在洛阳，不准归葬平城；　　　　改鲜卑姓氏为汉姓。首先从皇室做起，把拓跋氏改为元氏，“其余所改，不可胜纪（记）”。还规定鲜卑族的八个大姓与汉人头等贵族崔、卢、李、郑四姓门第相当，鲜卑八个大姓以外的贵族也规定了品级。使鲜卑贵族也和汉族一样实行门阀制度；　　　　禁止鲜卑族同姓通婚，鼓励鲜卑族按门第与汉人结婚。孝文帝还率先做起，纳汉族大姓的女子做后妃并为他的五个皇弟娶汉族大姓的女子作正妻，同时把公主们嫁给汉族大姓。尽管遭到一部分鲜卑贵族的阻挠和反对，孝文帝的改革最终得以成功，极大的促进了民族融合。此后仅经过数十年时间，中原的鲜卑等各少数民族就基本上和汉族人民融为一体了。　　　　·日本服装：和服　　　　和服，在日本称为“着物”或者“吴服”，意为从中国的吴地（今江浙一带）传来的服装。在日本的奈良时代，也即中国的盛唐时期，日本派出大量遣唐使到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艺术、律令制度，这其中也包括衣冠制度。当时他们还模仿唐制颁布了“衣服令”。初期和服为唐服翻版，之后的盛装十二单的外套华服也被称为“唐衣”（李氏朝鲜礼服长上衣也称为唐衣，虽然两者已经有了更多的民族特色）。和服虽由汉服发展而来，但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已经发展岀自己的民族特色。如男服的裤子，江户时期之后女服腰带逐渐增宽到比较大的尺度，腰带鼓节移到后背并发展出种种样式，也是区别和服与汉服的主要标志。和服衣料上的纹饰等往往也具有鲜明的日本民族特色。　　　　·朝鲜服装：朝服　　　　唐代时期，新罗与唐朝交往甚密，服饰特点几乎与唐朝无异，李氏朝鲜中期之后朝服吸收了明朝服装式样，特别是女服朝高腰襦裙发展，而官服、朝服、宫廷重要礼服亦一直保留汉服制度，并随汉服变化而变化，如唐朝时官员的乌纱幞头的后系带为下垂带样式，新罗官员幞头同为此样式，而明代之后改为展角样式，李朝也改为短展角；如李朝王后大礼服一直都为中国皇后翟衣样式。而现代朝服和汉服的主要不同之处：汉服一般是交领右衽，也有对襟的（V字领），而朝鲜服装的交领不明显，近似小v领；女服裙子束的特别高，而且下襬十分宽大、蓬松。　　　　·越南服装：越服　　　　越南古称交趾（中国称作「安南」），西元968年，丁部领（丁环）建立丁朝（大瞿越国），开始成为独立的封建王朝，两年后（970年）自称皇帝。在服饰上，尤其是宫廷礼服，皇帝、大臣的朝服，几乎就是中国汉族王朝宫廷礼服，皇帝、大臣朝服的翻版，试以越南末代皇帝保大所着之弁冠、兖服来看，与明朝宗藩服饰如出一辙，不过比之明朝皇帝，其造型显得小一号而已。以汉族帝王的正式礼服——冕旒兖服为例，明代皇帝的冕旒是十二旒的，越南是六旒的。满清占据中国之后的两百多年间，与中国南疆山水相连的越南，仍然完好的保存着明式衣冠，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法国殖民者在越南存留下来的许多珍贵照片和大量的历史资料可以明确的反映出这一点，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898年驻云南府（今昆明）的法国领事方苏雅（AugusteFrancois，日—日）所着龙袍的照片，被许多人误认为是古代皇帝的龙袍或者中国戏曲中的装束，实际上，方苏雅所着之服，乃是越南皇帝的朝服，从造型看，和明代宗藩、大臣的朝服一般无二。　　　　
　　直接说汉服的的价值，现实价值：（转摘汉服百度百科）　　
一、汉服作为华夏民族礼服的意义： 　　　　民族服饰与一般的服饰不同，它不仅仅是一件御寒裹体的衣服，不仅仅是追求美丽的装饰，华夏服饰是华夏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华夏服饰的复兴，是华夏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内容。从国际上来看，作为各国文化象征而存在的民族服饰，已不单单是一件能够蔽体保暖的外套，更加承担了传播本国本民族优秀文化的重任。因此，国服的确立有利于我们对华夏文化的认同，有利于在国际上展示华夏文化的风采，当然有利于华夏文化的复兴。 　　　　二、汉服的基本特征与基本款式： 　　　　汉服具备独特的形式，其基本特征是交领、右衽、系带、宽袖，又以盘领、直领等为其有益补充；汉服的基本款式大约有九类，在基本款式下又因其领口、袖型、束腰、裁剪方式等的不同变化演绎出几百种款式。他与西服大不相同，与那些即使受到汉服影响而产生的韩服、和服等服饰也不同，足以体现华夏民族的特色；因为是一个体系，可以演绎出多种款式，所以，足以满足大家的个人爱好。这是其他服饰所无法比拟的。 　　　　三、汉服作为汉族代表性服饰的意义： 　　　　华夏民族由 56个民族共同构成，各民族之间应该是平等的、互相尊重的关系，华夏民族的服饰是由各民族的服饰共同构成的大体系。但是，毋庸置疑， 在56个民族之中，汉族的人数占绝大多数，据2005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的数字来看，汉族在大陆占92%，在台湾占98%，在香港占95%，在澳门占97%；即使是在世界上，汉族也是人口最多的民族，而且遍布世界各地。因此，在56民族中，汉族不能没有自己的代表性服饰。 　　　　四、民族代表性服饰与个人服饰的关系： 　　　　复兴汉服不是复古而是回归华夏服饰的正道，这是华夏民族的集体性选择问题，是汉族的集体性选择问题。所以，当一个人代表的是华夏民族的时候，应该身穿华夏礼服；代表56民族之一的某个民族的时候，应该身穿本民族的代表性服饰。但是，任何人在平时都可以自己选择所喜欢的服饰类型。 　　　　五、汉服不能称为“古装”。 　　　　当我们把华夏文化称为古代文化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心中已经宣告了华夏文化的终结，宣告他已经退出生活舞台；当我们把汉服称为古装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心中已经给汉服画了一个句号，甚至已经将汉服当成了僵尸。华夏民族因为有华夏文化和华夏服饰礼仪而独具个性风采，华夏民族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民族，所以，汉服在华夏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之中是一条重要纽带。 　　　　六、汉服与唐装、旗袍、马褂应该是什么关系？　　　　今天人们看到的“唐装”，并不是真正唐朝的服装，而是借唐朝的名义而结合清朝服饰而“创新”出来的仿古服饰。女性的旗袍、男性的长衫和马褂，都是满族的民族服饰及其延续，而非汉族的民族服饰，也不是华夏民族悠久历史上一直传承的服饰。旗袍、长衫、马褂作为满族的服饰，当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就像满族同胞不会穿藏族、蒙古族或者其他民族的服饰一样，作为汉族也没有理由去穿满族的服饰。 　　　　七、深衣、汉服是否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不适应？ 　　　　深衣是我们民族的礼服，而不是工作服装，不能从实用的角度来看待。汉服有几百种款式，但是，有些人在赞叹汉服之美的同时，又在慨叹汉服不适合我们今天快节奏的生活条件，因此而对复兴汉服持怀疑或否定态度。其实，这里存在着三个认识误区：首先是把汉服与礼服等同起来了，似乎汉服就必须是宽袖长裙；其次是把汉服的样式简单化了，却不知汉服可以有多种样式；其三是低估了我们今天复兴汉服的变通与创造。我们的祖先的智商不比我们低，我们今天制作汉服也不是墨守成规。　　　　八、汉服与韩服、和服是什么关系？ 　　　　和服主要模仿汉服中的深衣，至今日本仍将和服称“吴服”，意思就是指从中国吴地传来的衣服。但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已经发展出自己的民族特色，比如：女式和服背后的大腰带比汉服更宽大；和服的线条都是直线形的，袖子也是方方直直的，汉服不仅袖子是圆形，整个线条，尤其是衣服的摆，还有袄，裳都是上窄下宽线条；总之确切地说，是和服起源于汉服，但后期的发展，已经明显不是汉服了。韩服与日本和服有所不同，它所模仿的是汉服中的襦裙，但也有变化，即朝鲜服装的裙子束得特别高，而且下摆十分宽大、蓬松。　　　　九、汉服与天气炎热的问题。 　　　　2008北京奥运会期间正值8月，天气炎热，如果要推广“交领右衽，宽衣大袖”的汉服，如何适应气候？当时，如果能穿西服，就没有理由不能穿汉服；除非当时连西服也不穿。华夏民族数千年都可以穿汉服过夏天，我们当然也可以。短袖衫与汉服的理念不同：短袖衫以裸露避暑，汉服以宽大而遮蔽避暑，且走动起来汉服习习生风。汉服中衣以纯棉面料做成，吸汗；汉服可以选择面料透气性强的。宽大的深衣、汉服遮蔽日光直接照射，所以，比裸露着还应该更凉爽，且不伤害皮肤；衣服并非那么紧得贴在身上，中衣与汉服外衣之间空隙较大，就像暖壶胆中的中空一样起降温作用。以阿拉伯长袍为例，盛夏，沙特阿拉伯浩瀚的沙漠地带温度高达40至50摄氏度，可当地居民穿着宽大的阿拉伯长袍在热浪灼人的沙漠上行走却显得气定神闲，若无其事。沙特阿拉伯的服装设计研究专家认为，阿拉伯长袍的设计对创造长袍内舒适的微小气候起着很好的调节作用。
　　一些人关于汉服复兴运动的评价　　　　有观点认为：现在人们提倡的汉服并不仅仅是为表面复兴一件衣服那么简单。汉服复兴运动主要有这么两个意义：一个是由汉服这个传统文化的突破点，带动整体的传统文化复兴；另一方面可以影响人们对历史的了解与兴趣。　　　　汉服，就是一个切入点，如果将一切意识形态、国家问题、传统文化比喻成一座冰山的话，汉服仅仅是冰山一角，如果不继续连贯性的挖掘，那很有可能就孤孤单单的湮没在冰海中，所以，一个民族服装的复兴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服饰是一种文明，是伴随人类文明发展而产生的，是人类文明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叫嚣：“衣冠复古，不如退回兽皮草裙！”之说，不但是对衣冠文明的否定，更是对人类文明本身的亵渎和否定！　　　　服饰是一种文化，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化及自然地理气候等条件的变化而产生、发展、演化着的文化体系，并时时受这些客观条件的制约。由于世界各地、各民族之间所存在的自然地理气候与人文历史传统的差异，是导致各民族的服饰有所差别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因为这种差别，也使得各民族的人民，对其传统服饰产生了特殊的热爱之情，而这种热爱，实际就是民族感情的具体表现。　　　　汉服，作为汉民族的传统服装，产生于五千年前，植根于华夏大地，更与汉民族血脉相连，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由汉服和汉族的历史所决定的。　　　　一、服饰产生的地理背景，是造成不同服饰体系之间差别的决定因素。　　　　汉族服饰，产生于中原地区，其制式与中原的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不可分割，且一直受其影响。汉族故土----华夏大地，地处温带，总体气候温和，故其所形成的汉族服饰，遮蔽全身，无立领，大袖等等特征与热带、寒带等地有明显区别。例如：产生于较寒冷地区的满族服饰，就与其有着显著差别，如满族服饰中出现的立领，窄袖就是当地人民为了抵挡严寒所特制，因此满族服饰实际根本就是与汉族服饰渊源完全不同的服饰体系！将这两种服饰体系混淆实际是对历史的无知！　　　　二、服饰的风格是与其民族文化思想不可分割。其中，对不同社会的哲学指导思想方向，直接影响到服饰的风格。以汉族服饰，皆为平面裁剪，不强调以服装来刻划人体曲线，这与西方的立体裁剪风格是完全不同的。而类似的风格差异，不但也体现在绘画、建筑、音乐等领域，更体现在两种社会背景下，人们的思维方式之中，同时也影响到科学等领域的发展。这实际是因为不同社会背景下人类世界观和方法论之间所隐含的差异的表观体现。这种差异的产生，归根到底，是由地理环境的差异所造成的人类社会形成初期的文化差异所决定，并由历史一代代传承演化至今。(包括历史较短的美国思想，实际也是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其根源与西方文明，尤其是希腊、罗马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与东方的华夏文明相关甚少。所以，今天世界流行的服饰，归根结底，其主流设计思想是由西方创立的，与传统的华夏文明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所以，将今天汉人所穿的服装等同于汉民族的传统服装也是对历史的无知。　　　　三、服饰风格与其所属民族的生活习性息息相关。例如古代文化较为先进，而政权相对稳定的农业国家，如古中国的特色服饰---即汉族服饰，以宽袍大袖为主，正是汉族人生活条件优越的表现。而相对落后且生活不稳定的游牧民族服饰，则多以灵活便利的制式为主。而现代快节奏的工业社会，更以季节实用为服饰界的主导思想。所以，游牧民族服饰、现代服饰均无汉族传统服饰风格的体现，更不能作为汉族传统服饰的替代品进行概念性混淆。　　　　四、服饰发展，与其所属民族的文明进程互相影响。例如，华夏民族的农业(棉、麻、桑蚕业等)、轻工业(纺织业、印染、刺绣，甚至造纸等)都对服饰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某些朝代，将汉族的服饰工艺推向了顶峰，至今仍另世人叹为观止。而古代工农业(尤其是桑蚕、刺绣等)相对落后的西方社会，是无法匹敌的(更不要文明几乎没有开化的游牧民族了！)并且我们可以看到，至今我国在这些领域中仍保持着领先优势。这种优势是与华夏文明的历史分不开的。　　　　五、由于服饰的差别存在的原因，民族服饰对于该族人民，不仅是其民族身份的标志，也代表了对该族人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更是对其民族的认同。而这种认同感，不仅是理性层次上的对本民族历史的认识和对本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