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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寇无语---一个地主家族百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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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lign=\&left\&&地主家族百年故事&/p&&p align=\&left\&& &/p&&p align=\&left\&&写这部书最初的冲动来自于项小米的《英雄无语》。《英雄无语》是近年来让我最为震撼的一部书。项小米写的是她的红色家族，然而却让我这个地主的后代感动得涕泪交流，我一遍一遍地看，一遍一遍地流泪。项小米的爷爷最早参加北伐军，后来当了中共特科，地下党，是一个忠贞的革命者。而我写的是我的地主家族，属于黑色。红与黑，革命与反革命，看起来势不两立，泾渭分明，然而参与其中的人却有着相同的元素，来自同一个源头，那就是他们都是中国农民。他们的身上有着中国农民所有的缺陷和优点。项小米的爷爷属于“红”，却暗含着“黑”，比如暗杀，比如冷酷、残忍，因此项小米送他的爷爷为“紫色”，红里面掺了黑后的颜色。中国革命就是红与黑的全部，它的参加者－－革命的和反革命的，身上也势必带有这两种颜色。&/p&&p align=\&left\&&小时候，我总以为革命是非常神圣的，十分纯粹的。好人与坏人，界限是非常分明的。后来经历了太多的世事，了解了太多的真相，我才知道，革命也是很偶然的，好人与坏人也是很偶然的。项小米的爷爷生在南方，他走出大山，想要有所作为，他就参加了北伐军。而我爷爷，要报土匪杀父之仇，他就只有投镇嵩军，因为当时的豫西，只有镇嵩军。后来的走向就因为他们所处的地域不同，环境不同。&/p&&p align=\&left\&&仅此而已。&/p&&p align=\&left\&& &/p&&p align=\&left\&&故事梗概&/p&&p align=\&left\&&从民国初年到日本人投降，豫西一带土匪多如牛毛，活动猖獗，祸患不断。拉杆子绑票，一股一股的土匪骚扰得老百姓鸡犬不宁。还形成一种很恶劣的仇杀风习：打孽苦。就是乡民之间或因为钱财或因为争夺乡保长，或因为受到别人的欺压，或者因为争夺女色等等矛盾纠纷，不是寻求官府通过法律解决，而是出钱雇佣“打孽手”把对方一家全杀掉。这样冤冤相报，沿袭不断。&/p&&p align=\&left\&&有顺口溜说“洛宁出刀客，虢山出秀才”，而武氏家族所居的武关镇正处于虢山与洛宁之间，西去东来的土匪经常从这里出没，就是个又出秀才又出刀客的地方。就在民国初年的1917年，武家遭遇一场“血光之灾”：“我老爷、大爷、二爷”一家三口被土匪杀死在村外的梁家坡上。为报仇，“爷爷”投了镇嵩军。五年后回到家来带了几十个人几十杆枪，杀死三个土匪头子，用土匪的头祭奠死者。然后盖房子置地修老坟，慢慢发家致富成了“出去北门第一户”。&/p&&p align=\&left\&&据阴阳先生说，武家的老坟埋的不好。因此，“三十年一次血光之灾”。也巧，时间过了整整三十年，到了1947年，陈谢大军强渡黄河，挺进豫西，第一次解放虢山，组织农会打土豪分田地，武关镇首当其冲。在斗争会上，“爷爷”被农会“乱棍处死，大卸八大块”，“三大”也被处死。然后解放军撤退了，“二大”带着还乡团回来报仇，大肆杀戮，“取血活祭武著斋”，血腥屠杀农会干部、贫苦农民14人。&/p&&p align=\&left\&&解放军七进六出虢山县城，形成“拉锯”，之势，被杀的人越来越多，血流成河。&/p&&p align=\&left\&&解放了，江山回到人民的手中。血债要用血来还。土改时武家被镇压三口人：“奶奶、二大、四大”，加上先死的“爷爷、三大”，至此武家五个主要人物都死了。&/p&&p align=\&left\&&“死罪易免，活罪难饶”，活下来的后人就得继续赎罪。土改时刚满十八岁的“父亲”，解放后被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为生存艰难奋斗，一生三次流浪，半世漂零，直到老年才过上了安定平和的生活。&/p&&p align=\&left\&&新旧社会都讲究门当户对。武家是地主，和武家沾亲带故的所有亲戚、家族都是地主，黑了一圈。这个黑家族里所有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有一番艰难的求生存历程，一个个，一个个……&/p&&p align=\&left\&&然而革命不是穷人的专利。在这个毫无希望的黑色家族里也有虢山第一个女地下党员，“我的表姑李瑞亭”，也有参加抗美援朝的革命军人“二舅”，也有跑到延安参加革命的“表叔”，他们的命运又如何呢？&/p&&p align=\&left\&&新社会是从旧社会来的，旧社会又是从封建社会来的，封建社会就是血腥就是残暴。漫长的五千年哪，至如今，我们的民族到底进化了多少？我们，迈进文明的大门才有几天呢。因此，我们不能忘记昨天！这是我写完黑色家族的思索，而你看完后，又会有什么感想呢？&/p&&p align=\&left\&&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生人。距我出生前11年，在中国的版图上，国共两党一场空前血腥的大厮杀正在进行，无数个家庭卷入其中。这里面就包括了我的家族。11年，就象我们现在说起1990年代的事情一样，记忆犹新。&/p&&p align=\&left\&&我静静地躺在摇篮里，望着蓝天“咯咯咯”笑。我还不知道，在我出生前不久的11年，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我还不知道，我这一辈子将生活在祖辈的阴影下，并且注定要背负一个沉重的历史使命，那就是记下这一切，思考这一切。&/p&&p align=\&left\&&那场空前惨烈的大厮杀啊，五十年后，当我听着年迈的仅存的老者断断续续向我叙述这一切时，我仍然听得惊心动魄，浑身打颤。&/p&&p align=\&left\&&我想写写我的家族，写写六十年前卷入那场血腥大厮杀的我的先辈以及他们活着的后人的坎坷命运。然而也只有到了今天，今天这以人为本，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倡政治文明的前题下，才有了这种可能。&/p&&p align=\&left\&&年轻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祖宗。那时我们血气方刚，思想激进，反封建，反迷信，粪士当年万户候。对于祖宗的一切都可以嗤之一鼻不屑一顾。只有到了中年以后，才慢慢有了一种渴求，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祖先遗给我们的是什么？他们的对与错、所处的时代，都是什么样子的？从而我们也才渐渐地有了一丝厚重和敬畏。&/p&&p align=\&left\&&祖先并不象我们所想的那样一无可取，他们是一群铁血汉子，在那个兵连祸结的乱世杀过人，又在那个无可选择的历史关头被人杀。在那个时代，他们是失败者悲剧者同时也是强者。如果我的家族是一个显赫的家族，好的出名或坏的出奇，历史上都会有详细记载。可惜我的家族并不显赫。但县史上又给他记录了一点点，闪烁其词，一鳞半爪。因此许多东西就需要我去求证，去思考，去寻根问祖。我想，我的工作也许是有意义的，因为不太显赫的家族在中国占着绝大多数，他们的命运在改朝换代中的颠荡起伏反而更具有代表性。&/p&&p align=\&left\&&…………祖先是从哪里来的呢？据老人们口耳相传，武家的老家在陕西省山源县管子村。明朝初年，听说山西洪洞县不迁民，都争着去那里。谁知一到大槐树下，就被官兵包围，被绑着押来虢山。当时来的是弟兄三人，老大在桃林，老二住在武关镇的武家池，老三去了湖北不知哪个县。原来的武关镇这道河川，是个乱草窝子水湖地，荆棘丛生，荒无人烟。武家老二这一支从武家池搬到武家湾居住，垦田种地，繁衍生息。上五门人住在武家湾、南盘、荆彰等地，下五门人住武关镇街上。另据武家祖墓碑载：“武家池者，武氏之所祖居也。由明初至明末世居此地。……武姓多拆离徙居，而此地遂为钱氏矣。”&/p&&p align=\&left\&&从陕西迁来之后，武家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三百年来，也没有出过什么大人物。到了曾袓那一辈，据说是有功名的，就是出了个父子“三贡”：一个拔贡，两个优贡，算是乡绅一类。武家就这样默默无闻地生活，劳动，斗争。清光绪年间，武家湾武家在县城里开了一家当铺，生意还可以。到民国14年，由于兵乱而倒闭。远古的记载我们只能知道这一点。下面才切入正题－－家族的覆灭。&/p&&p align=\&left\&&一、&/p&&p align=\&left\&&老家座落在豫西崤山南麓一块狭长的河谷地带。村前一座小庙，两道河水环村流过，在村头汇成一股，滔滔流向山外，村前几棵高大的榉树，村后一面山坡上长满桦栎树和青冈树，人称“禁坡”，意思可能是禁止伐木。整个河川里散落着一千多亩良田，基本上都是水浇地。村里居住着50余户人家，据说有“四大户、八小户，中间二十四个殷实户”，房屋错落有致，贫者安贫，富者安富，日子宁静而舒缓。现在尽管河水小了，河边飘满塑料包，村前的小庙扒了，禁坡上的树也砍光了，但穿过六十年的岁月风云，我们还依稀可以想见小村昔日的平和与宁静。村子距镇上五里路，路顺着河边悠悠走去，人们赶集上店，都到镇上去。从村子溯河水而上20里，还有一条荆杖街，也有集，只是规模小得多。从风水学意义上看，这里的山有势，有起伏，水有回旋，有曲折，村子背山面水，环境幽静，绝对可以称为一块风水宝地。从战略意义上看，这里又是兵家必争之地。小镇名子就叫“下关”，镇北面有好汉坡，东面有东坡寨，南面是平缓的河谷地带，两面山头上如果架起几挺机关枪，两下里火力一封锁，任谁也别想能通过这个咽喉地带。下关镇南距虢山县城50里，北距灵宝县城又是百十里，东距洛宁县城不过九十里，抗战时期修筑的洛潼公路从镇上通过，从这里翻山，可以抵达陇海铁路沿线，东去为洛阳，西去是潼关、西安，可以说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p&&p align=\&left\&&有顺口溜说“洛宁出刀客，虢山出秀才”，作家张宇的书里就多次出现这句话，而下关位于虢山与洛宁之间，西去东来的土匪经常从这里出没，那是个又出秀才又出刀客的地方。“刀客”就是土匪，杆子。这里山大沟深，民风强悍，法制观念淡薄，民间有什么事都靠武力解决。早年这一带有“打孽窟”的风俗，父亲小时候就听说过“打孽窟”的故事。说起打孽，现在的人陌生的很，不解释怕有不少人可能还以为是一种什么时尚吧？其实这是旧时豫西一带的一种恶风，异常残酷，凡经历过的无不惊心动魄，不寒而栗。&/p&&p align=\&left\&&清末民初，世事动乱，国家的控制力不强，地处山区的豫西一带成为混世魔王们竞争的战场，先是军阀混战，后是土匪猖獗，在民间遗下枪支甚多，致使本来纯朴的豫西民风逐渐变得人人好勇斗狠，形成打孽恶风。有的因为争夺乡保长，有的因为受到恶霸的欺压，有的因为女色，有的因为世仇，有的因为谋取别人的家业等等，就雇佣土匪或者职业杀手把对方杀掉。也有子孙为先辈，妻子为丈夫报仇而亲自动手的，这样的例子往往还会被传为“美谈”。&/p&&p align=\&left\&&由于打孽需要，当时社会上就形成了一个特殊行业：打孽手。据说，洛河南岸李村有一打孽手，12岁就干这一行。一天，村人正在乘凉，一个小孩一只手抄在怀里走了过来，到了人跟前，猛不丁掏出一把枪，对着正与人说话的某中年男子的脑袋放了一枪，从此一举成名，雇请者颇多。&/p&&p align=\&left\&&打孽往往会打出冤冤相报。民国初年嵩县黄兑村曾出过一个人物名叫郭绍绪，在镇嵩军里当过副官。他之所以投军，正是当年一桩著名的打孽案造成的。他的爷爷郭灿有钱有势，本是村里的霸主，因为派差得罪了同族另一位大地主，这位主儿就雇请打孽手将郭灿及其全家全部杀光。当时年仅12岁的郭绍绪因在舅父家才躲过此难。郭绍绪闻听凶讯，连夜投奔镇嵩军当了一名小勤务兵。七年后，长大了的郭绍绪在军队里结了几个把兄弟，弄了两支手枪，于1921年冬的一天，回到黄兑村，把打死他爷爷的同族郭某一家四口通通打死。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不但邻人之间，村民之间，就是弟兄们之间有了纠纷，也叫打孽手来给解决。仇杀的恶习一直沿续到日本人投降。当时地方有枪，随便什么人，只要出钱都能买到枪。父亲说，小时候他经常上楼，看见楼上就放了许多枪，有汉阳造，有七九步枪，还有一种山西产的老冲锋枪，十分笨重。有一次父亲从家里偷了一根步枪，和经常“打坡”的长工头老陈、有才，还有父亲的一个侄子继安一行四人上山打豹子了。他们顺着沟往后面走，在一条被豹子吃剩下的狗尸旁边停了下来。老陈说，豹子没有走远，咱们就在这里观察一下。老陈眼奸，他看了一会告诉父亲他们说“快瞅！前边200米的地方，豹子！叫五掌柜打，五掌柜打得准！”父亲正要瞄准射击，一个叫有才的小伙子沉不住气，“叭”放了一枪。豹子闻得枪响，头忽一下就不见了。老陈交待父亲和继安原地不动，他和有才转到山梁上寻豹子去了。老陈转过山梁，看到豹子还在原来的地方，根本没有挪窝，只不过把身子向后退了几步。老陈大喊，“五掌柜，快趴下，别动弹，豹子就在你们身后！”父亲和继安吓得汗毛倒竖，伏在地上，大气不敢出一下。老陈他们在对面山梁上对着豹子“嘣、叭”胡乱放枪，豹子根本不理会，它转过山头，脱离了猎人的视线，才大摇大摆跑掉了。&/p&&p align=\&left\&&爷爷一家这时是村子里最大的户，人们形容他们是“出去北门第一家”。解放后被划为“恶霸地主”。我后来才弄清，“恶霸”就是有枪，有自己的武装。没有枪的叫“土财主”。但我们家确实有几十条枪，拥有自己的武装－－民团，可以和土匪对抗，可以保护自己和村里人的财产。遇到土匪搔扰，全村人都钻进三尺厚寨墙里，爬在垛口打枪。事实上他们的权限也只不过方圆五十里，现在说来不算个啥，但在那时却是声震一方。爷爷这时五十岁左右，已不大管事了，每天打打麻将，吸点水烟。他老人家年轻时出过大力，建起一份不菲的家业，经历过世事沧桑，现在他到了享福的时候了。武家这一门，人丁兴旺。爷爷拥有四个儿子，他的大儿子，按家族的排行，我叫他“二大”，因为二爷有一个儿子，我们叫他大伯，这样排下去，我的大伯就成了二大了。我们常常看到这种现象，一家弟兄几个，有一个人丁兴旺，儿女成群，有一个就往往没有子嗣，再不就是只有一根苗，还病病殃殃。武家老弟兄几个就是这样。老爷和大爷、二爷在民国初年被从洛宁过来的土匪打死，但大爷没死之前的多少年，也没有儿女，他死后这一门就算绝了。二爷死时尚年轻，只有一个儿子。但这个儿子有病，不健康，还染上吸大烟的毛病。这样爷爷家就是一支中的望族了。二大在开封私立高中毕业后，回家来先是在县教育科当科员，1942年，撤区改镇时，他当了下关镇的镇长、县保安团第四大队第十一中队队长、兼下关镇中心小学的校长，掌管着当地党、政、军所有的权力。事实上，因为当时推行保甲连坐制。镇长一律兼任一个镇上的完全小学的校长。二大还有一个重要的职务，就是“预备队队长”。预备队，是1944年河南省省主席刘茂恩从虢山路过时，号召当地建立预备队，准备打日本用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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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鬼子是全中国人民共同的敌人。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地主老财有田有房的人更恨他们。因此到最后所有的地方武装、土匪柳林好汉都组织起来成立抗日游击队，自觉加入打击日本侵者的斗争中去。1944年战火烧到豫西地区，坚持不出豫境的河南省保安总司令、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省长刘茂恩，也被日本人追得四处逃窜。这一年的5月下旬的一天，刘茂恩从洛宁上戈经天险十八盘一路颠波来到虢山县境范里里铺，刚想停下来喘口气，只见谍报飞马来报，说日本人已到上戈。刘茂恩心中大惊，又气又急，他大声呵斥道：“胡说！日本人哪能跑那么快，你谎报军情，扰乱人心！”说着掏出手枪一枪撂倒谍报员。刘茂恩虽然打死了谍报员，可是他的心里明白，洛宁上戈离这里不过三十里，日本人可是说来说来，为了稳定军心，他只得牺牲谍报。刘茂恩不敢喘息，立刻快马加鞭又沿着洛潼公路飞奔五十里，一路来到下关镇，心才稍微放下来。这一夜刘茂恩歇在爷爷家。其实他并没有睡大觉，他只是在这里休息了几个钟头，立刻又翻山到了桃林，离西安只有五十里的的阌乡县。当时刘茂恩骑的枣红马，马掌已烂，马蹄子已露出肉。随后爷爷家把刘茂恩的马留下，养了半个月后，由爷爷亲自给他送到西坪。就在住在爷爷家这一夜，刘茂恩号召二大说，日本鬼子已打到家门口了，你们要成立预备队，准备长期和日本人干。当时刘茂恩给二大他们留下几根枪，还有二十多箱手榴弹。随后二大就成立了预备队。河南各地豫西、豫南这些少数还没有沦入敌手的国统区都成立了豫备队。后来在国共两党的内战中，预备队和共产党的武装也进行了殊死的搏斗。这是后话。
三大据说是个“二百五”，也到开封府上过学，由于动乱，学业没有完成就回来享福了。三大在1937年前后当过第四区的教育委员，以后就没有什么官职，就是跟上人家“闲哄”，吃喝抽赌，反正家里有的是粮食、钱财。有一年夏天，麦场上晒了满满一场麦，天忽然阴了，要下大雨。三大不是组织人收麦装麦，而是跑到房后的山上放土炮，三大边放土炮边吆喝：“都快来背麦了，谁背是谁的啊，到时候把布袋给送来就行了！”最后一场麦都让村人背走了。还有一次灾年，逢集时三大到镇上，敲着铜洗脸盆，让镇上的人来家背粮食。这样的放赈，他搞过好几次。不知出于什么心态，也许是接受过新思想吧。四大小，没有什么故事，我的父亲那时更小，十三、四岁的小孩子，由于跑日本，学校时而开张时而关闭，上学也就断断续续。剩下的时间，他就是和长工、伙计们整天在家乡的田野、山坡上跑来跑去，撵野鸡，打豹子，无所不玩。夜里爱和长工一起住马房，听人家讲故事。冬天的夜是那么漫长，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父亲就经常钻在马房里听长工讲故事，围一笼炭火，点一杆松明子，一群人讲妖魔鬼怪，奇闻轶事。有时时间晚了，就干脆住在马房里。劳累了一天的大人都睡下了，前院和后院又隔着长长的甬道，也没有人管他这个小不点。有时听高兴了，人家哄他说：“五掌柜，去给咱舀些油，咱们炸油菜吃！”父亲就去偷些香油，大家围着火炸红薯片或和些面炸油菜吃。有时人家说：“五掌柜，去给咱弄些核桃砸砸吃。”父亲就去弄一升子核桃来。家里有良田百亩，长工帮工伙计女佣一大堆，日子过得消遥、单调。事实上家道中兴前后不过十几年的时间，到中原突围、虢山解放时，武家，也就是我父亲他们家也不过刚刚兴起。
就在父亲他们家所在的镇上，60年前的1946年9月，中原突围部队的一支即北路部队转战豫西，在这里同围剿的国民党地方部队打了一个仗，史称“下关战役”。下关战役的胜利，为中原突围北路军在豫西站稳脚跟，开辟豫鄂陕根据地打开了局面。当时身在延安的毛泽东还亲自拟电文传令嘉奖这支部队。中原突围部队黄林部击溃驻扎在下关的嵩山保安团，邀获迫击炮一门，重机枪三挺、轻机松十余挺，步枪二百支，短枪十余支，生俘高茂斋团长以下官兵300余人，打死打伤四十人。我的爷爷在这场战斗中扮演的角色是“反”二号人物－－“当地匪霸”武某某。有的资料上留下的爷爷的名字－－“俘虏嵩县保安团团长高茂斋和当地匪霸武某某”，有的资料上只说高而没有提到爷爷。成年后，我常常想，如果爷爷是“正”二号的话，那么我现在最起码也是一个厅局级干部的女儿，享受着与生俱来的一切。可惜……
中原，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自古“得中原者得天下”，可见历代兵家对中原地缘战略地位何其重视，中原也因此成为中国历代王朝更替的见证人。抗战胜利后，中共通过与国民党谈判，合法地将孤悬长江以南的多个解放区的部队全部撤至长江以北，以保存革命力量，但惟独没有从地跨长江、淮河、汉江的中原解放区撤退。不仅如此，还又增调了王震和王树声两支劲旅加强中原，这其中的奥妙就在于毛泽东的中原战略，即控制中原，夺取全国。中原解放区，亦称鄂豫皖解放区。它的根底就是新四军五师，是李先念从1939年到1942年三年间建立起来的，极具战略地位。战略要地武汉包围其间，境内跨越平汉、粤汉两大铁路，横贯长江、汉水两大水系，山岳连绵险阻，湖泊星罗棋布，地形复杂，林木丛生，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既据交通要枢，又是屯兵掩军重地。蒋介石对此深感忧虑，他认为：“中共踞此，可北出黄淮平原，以扰中原；南下武汉，以窥两湖；西进随枣，以控荆襄；并可切断我军平汉路中原之大动脉。”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在全面设计解放战争战略部署时，将中原解放区6万兵马，置于蒋介石统治中心区的南京和武汉之间，显然有他深刻的用意：一是包围、压迫国民党华中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重镇——武汉，迫使国民党军以重兵防守武汉；二是进行积极作战行动，守住中原这扇南大门，挡住国民党大军北上，为抢占东北赢得时间；三是配合晋冀鲁豫解放区军民的作战，钳制大批国民党军在此。这是毛泽东英明的战略决策。然而，要坚守中原，又是一着险棋。中原解放区，孤悬敌后。北与晋冀鲁豫解放区有黄河天险之隔。东与华东解放区有国民党军重兵占领下的津浦铁路阻挡。武汉三镇是国民党军从大后方进攻华北、华东解放区的战略枢纽。中原军区所处位置，正好处在国民党军北上、西去和东向的必经通道上，蒋介石必然要用全力拔掉这个前进道路上的钉子。经过八个月的精心准备，蒋介石调集十一个军二十六个师共三十万正规部队，并配合各级地方武装，集中围歼中原解放军。以三十万对三万，力量之悬殊可想而知，在包围圈即将形成之际，遵照中共中央“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中原解放军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分东、南、北三路突围。
北路部队突出重围，于1946年8月到达豫陕边界的虢山、栾川、内乡、灵宝和商洛地区，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9月，河南当局从西峡、邓县、内乡等地调集兵力，成立“十三县保安联防剿共指挥部”，并派嵩县保安团增援虢山。嵩县保安团行至下关，就驻扎在这里了。
下关镇上有百十户人家，几家杂货铺、小吃店散落其间。镇子四周是两米多高的土围墙，每隔十几米设一垛口，共有四道门可以出进。镇子北面有好汉坡，东有东坡寨，正面河谷为平缓地带，不易接近，是一个易守难攻的防御阵地。
嵩县保安团一进镇子就派两个连分别占据两面山寨，并伐木砍树，在四个门口修筑碉堡，架起轻重机枪，重兵把守。他们相信，有下关镇这座坚固碉堡，根本不怕共军偷袭。爷爷作为地方上的“剿匪”司令，也接到上峰的命令，要求配合嵩县保安团，全力“剿匪”。
豫鄂陕军区第四军分区得知嵩县保安团进驻下关，分析敌情后认为，高茂斋团虽然装备较好，但和虢山境内的其它保安团不是一个体系，实属孤军，决定从这里开刀，打开局面。
九月八日凌晨，军区七团、八团分南北两路迂回包围，很快控制了下关西北的吴家沟、正北的十字路，正南的梁家坡，正东的南泥湖。形成了严密的包围圈。接着攻占好汉坡、东坡寨两处高地。
下午六时许，部队开始向进攻目标运动，七时许到达前沿阵地。八时许发起冲锋，占领两个制高点之后，嵩县保安团和爷爷率领的当时民团就成了网中之鱼。他们急忙向县城求援，然而电话线早已被切断，他们又向陕州专署求救，专署派灵宝保安团前来救援。但灵宝保安团团长李子奎是个极其狡猾的家伙，他带人行到距下关镇十多里的地方，不走了，命手下在大岭头上架起机关枪“嘡嘡嘡”扫射了几个钟头，人就是不过来。
八日凌晨四时，解放军部队向下关镇发起总攻，凌晨五时解决了战斗。嵩县保安团长高茂斋见大势已去，趁混乱中逃跑。他慌忙中抓过一匹骡子骑上就跑。被一个战士发现，战士看出他象个当官的，忙追上去，距离越拉越远，战士只得开枪射击。他一枪打中骡子的后腿，高茂斋当场被生擒。爷爷是怎么被俘获的，资料上没有记载，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具体情景了。事实上，这些地方保安团本不是解放军正规部队的对手。
父亲那年15岁，是县城中学里的一名初一学生。八月十五中秋节，他从学校回家来取课本，就遭遇上了打仗。父亲回忆时总是说，“只记得那一晚上的月亮炸明炸明，大人们都忙着修工事打仗，小孩子跟上跑前跑后，很好奇。”天快明时，枪炮声象炸豆一样响个不停，15岁的中学生被家里的小伙计新春摇醒：“醒醒，五掌柜，快醒醒，人都跑光了，快起来吧。”父亲揉揉惺忪的眼睛，跟上小伙计新春往寨外跑，匆忙中还抓起一支枪，还背了半布兜子弹，对着寨墙的垛口放了两枪。他们从寨墙的一个豁口往下跳，“咚”一下就跳进齐腰深的寨壕的水里，小伙计新春比父亲大四五岁，两人经常在一起玩，对这一带的地形自然是了然于心。新春带着父亲顺着山跟的黑豆地往村里飞跑，黑豆秧子不时拌住脚，父亲不时停下来挽一下水湿的裤腿，但刚挽起没跑两下，又下来了。父亲意识到这样弯腰很危险，就干脆不挽裤腿了。两面山上的射过来的子弹“究、究究”响个不停，在黎明的山谷里尤显得响亮，但显然不是对着他们的。走到马院河水边，对面山上忽然射过来一阵子弹，打得地上的土块炸起老高，父亲忽然醒悟过来，原来自己背着枪。真傻，半布兜子弹死沉活沉，大人都不要了，小孩子还背着干啥？父亲把枪“咚”地扔进水里，他和新春也跳进河里，对面的枪立刻就不打了。父亲和新春回村后，藏到新春家的窑里，呼呼大睡。
河边撂了五六十具尸体。第二天天露明，上场的二奶奶，就是我父亲的二妈跑到河边寻父亲，她把五、六十具尸体翻遍了，边哭边翻：“武英呀，我的武英呀，你在哪儿？你死了吗？”等到尸体翻完了，没有父亲，二奶奶才停止了哭泣，她知道父亲没有死。这一次战役二大三大都没有参加，二大藏在他干妈家的楼上睡大觉，战斗结束了，他才出来。
这件事对于父亲来说，只是一次记忆比较深刻的奇遇罢了，其他的意义也不是一个15岁的孩子能想得到的。只是从此以后，父亲再也没有机会上学了。
在下关战役的前十多天，二大带的预备队在西沟俘虏过十多个新四军。当时这些零散的新四军是来侦察地形打前哨的。一天，二大他们在山上，新四军在沟里。除了一人被打死后，剩下的几个都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稀瘦稀瘦”。脚上穿着“巴达片”草鞋已烂得不成样，样子很可怜。有一个最小的战士，头上戴着草帽，胸前挂了两穗生玉米。小战士把草帽压得低低的，又把草帽撕得一缕一缕，露出两只大眼睛，“卜瞪卜瞪”瞅着二大他们。二大手下的人问：“为什么要当新四军？”小战士回答：“没办法呀。”这个没办法有两个意思，一是没吃没穿只有当新四军，再一个是被人所迫的意思。二大他们准备把这几个新四军送到城里交给上边，但忽然从西安方面来的三十八军，把他们带走了。父亲后来说，三十八军是杨虎城的队伍，可能他们都是和共产党说好的。带走的人很快就交给了八路军。新四军都特别利索，眼见他们在山底下，但“噌噌噌”一忽儿就跑到山顶了。
爷爷被俘后，被解放军押着辗转在洛宁上戈一带。那时的中原突围部队物质极其匮乏，眼看冬天来临了，战士们穿得还是单衣，粮食也没有着落。部队最需要的是布匹、粮食和骡子等物资。于是经过交涉，家人以200套棉军衣、2000斤粮食，还有5匹骡子赎回了爷爷。为了赎爷爷，家里人卖了一些稞子，卖给南盘一个叫武正西的本家。就是卖给武正西的地，成了一年后爷爷被农会打死的导火索。
爷爷回来后，连声称赞新四军，说“新四军统好着哩，一点也不难为人，态度可和气了”，行军时把骡子让给他骑，饭做熟了先给他盛。爷爷还说，“新四军都是南方人，不会蒸咱豫西的豆馅馍，他们把豆子铺一层，面铺一层，结果面蒸熟了，豆子还是梆梆硬。”爷爷就教新四军怎样捂豆馅。总之他对新四军印象很好。这是爷爷，一个地方上的绅士、老地主对共产党、新四军的认识。在此之前，老家这个极其闭塞、极期偏僻的地方里的人，谁也没有见过共产党的军队，他们只是听说，共产党在南边闹得很厉害，有钱还是吃了喝了享受了，不要买房子买地，到时候要共产哩。说是说，这里的人还是口挪肚攒地节约，攒下点钱还是买田置地。直到1949年，老家一带的人称解放军还是“新四军”。就因为这一次的好印象，使他大意失荆州。第二年，一九四七年九月，仅仅一年时间，陈谢大军强渡黄河，解放虢山县城。很多地主老财都跑了，爷爷没有跑远，他只跑了二十里，到荆杖街，他在那里的庄子上躲了起来。是三大听信了解放军的话，把爷爷从荆杖街叫回来。人家说，没啥事，回来跟群众见见面，有啥说啥。爷爷轻信了，他知道共产党是很讲理的，自己也没有什么人命，只不过有百亩良田，吃几十担稞租而已。真要分给穷人，就分吧。
事实上，一年时间，情况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共两党的位置早已掉了个个，力量对比又是另一番悬殊了，况且这一次的解放军不是上一次的“中原突围”的新四军了，而是从山西解放区来的要夺取政权的大军了。爷爷回去后，开斗会时被农会乱棍打死，去叫回爷爷的我的“二百五”三大也搭上了一条命。
家族的厄运从此降临。
2004年9月的一天，一个60多岁的老者巴巴地来到我的办公室，给我讲了一下午老家的故事，武家的房子、武家的老坟、我爷爷的死、我的奶奶，还有二大带着人回来血腥复仇等等。老者名叫薛光华，他的爷爷曾给我爷爷扛过长工，主仆之间关系甚好，知道武家许多事。他打听着我是武家的后人，并且就在县城工作，特地赶来和我拍拍“古经”。
薛光华比我父亲年龄小，他爷爷又比我父亲大，从年代上推算，他爷爷知道的故事应该是真实的。
薛光华对我说：“唉，我爷爷说，你爷那人，通好着哩呀，说话从不起高腔，对长工、对伙计都很和气。每年青黄不接时，谁家没粮吃，只要张开嘴，你爷就说‘去，挖去’，或者挖几升就给你送去了。谁没有得过他老人家的好处呢？最后却死得那么惨……。”伏牛山人说谁“通好着哩”，就是对这人最高的评价。通，是个形容词，就是最、很、非常的意思。
“通好着哩”的爷爷最后死于农会的乱棍之下，打死他的也都是姓武的人。1947年9月，陈（赓）谢（富治）大军强渡黄河，挺进豫西，解放了洛宁县城，一路奔虢山，武关这座封建堡垒自然成了工作的重点。
说武关镇是一座封建堡垒，一点不错。这里四面青山，两道河水，山水阻拦，交通不便，村里、镇里寨墙高筑，严丝合缝，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各种势力都不容易进来。共产党八路军在陕北闹得恁厉害，这里的人都没有觉着。贺龙的红三军、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也曾从虢山路过，但他们是从县南的洛河沿岸过去的，县北的下关没有经受过一点打扰。头一年即1946年9月，爷爷和中原突围的新四军交过手，但新四军给他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印象。因此这一次解放军来了，二大跑到灵宝了，一开始，奶奶、三大、四大都还留在村子里，爷爷只是躲到二十里外的荆杖街。
旧社会老家人把逃跑称为“跑怕怕”，土匪来了他们跑称为“跑刀客”，日本人来了他们跑称为“跑日本”，有时候说起谁来，就说“他是跑日本那年生的人”。这一次，应该称为“跑八路军”了。爷爷没有跑，他悄悄去了20里外的荆杖街。荆杖那里有他几十亩地，俗称“庄科”，每年收稞租时只照一个人的头，这个人就是“庄主”。那里还有他的铺面生意，老掌柜来了，庄主自然是好吃好喝好招待，爷爷去荆杖似乎象现在的官员视察某地，很悠闲。
“二百五”三大也没有跑，他是仗着和长工、伙计们的关系好，自以为没事才不跑的。前面说过，三大也在开封上过学，但没上成。他不想吃苦，家里有房子有地，有老婆孩子热炕头，生活很安逸，他又染上了吃大烟的坏毛病，哪想出去受症？他在家就整天和长工、伙计们混在一起，熬鹰撵野鸡，上山打豹子，吃喝玩乐无所不为。据说平常时节，三大常背着家人把粮食挖给别人，有一年楼上的几担玉谷让他一偷二偷光了，都是给他的那几个好友了。三大高兴时，谁要把他奉承的好好哩，他什么都给你。老人们常说，一辈人里都要出一个败家子。三大就是公认的败家子。家里整天因为他把东西往外人那里送，而和他吵吵闹闹。三大吃喝玩乐狎丫环，什么都干，同时又仗义疏财，平等待下人，哥们义气上来，什么都不讲究。三大记性特好，能把整本的《三国》背下来。有时候大烟瘾过足了，谁要说一声“三掌柜，给咱讲一段三国吧。”三大就说：“讲啥子讲？我给你背一章！”于是就摇头晃脑一路背下去：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爷爷去荆杖的消息，只有三大知道。农会里的人，也有几个是他平常的伙计，对他说：“把老掌柜寻回来，没多大事。”三大就带着人把爷爷从荆杖叫回来了。爷爷回来后被拘在村子里，部队派人给家里捎信，说爷爷是“开明绅士”，留在那里是为了商量给部队筹措军粮事宜，叫回爷爷的三大也被留在部队里。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19岁的四大忽然感觉气氛不对头，他对奶奶说：“我怎么觉着不对劲呢？今天右眼一个劲跳，恐怕要出事，咱们还是躲躲吧。”于是奶奶、四大、父亲他们连夜分头躲到几十里外的佃户家里。就在这天夜里，农会突然翻脸，召开斗争会打死了爷爷和三大。后来父亲说，那是一种心灵感应，没有什么理由，就是心里烦躁，心里觉得不对劲。
斗争会上群情激奋，情绪失控，爷爷被乱棍打死。其实爷爷当场没有死，他的外表看起来伤不多，但他的内脏全被打坏了，爷爷死不下活不成，比死更难受。他们就是要折磨他。半夜，农会的人打累了，休息去了，趁人不注意，薛光华的爷爷跑进去，泪流满面，抱住爷爷：“老掌柜啊，他们咋恁狠呢，丧良心呀!”爷爷从昏死中醒过来，气息微弱地对薛光华爷爷说：“老薛，我难受得很，帮帮忙，给我补一砖头吧，让我快快咽气。”薛光华爷爷哪里忍心？哭着说：“我背你跑，一定要把你背回去！”爷爷再次祈求：“不行了，我活不成了，里头都被打坏了，求求你了，看在多年情谊的份上，让我快快死吧……。”薛光华爷爷颤着手流着泪在爷爷头上砸了一砖头，爷爷含笑闭上眼睛。
天明了，农会的人来一看，爷爷死了，他们怒愤异常，要抓薛光华爷爷，其时薛光华爷爷早跑了。愤怒的农会把爷爷的尸体大卸八大块，扔在村子的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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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父亲讲，我就想象，鱼子大概是个胆大、贪玩、爱耍，又有点顽劣的女孩吧？至于“鱼子”二字到底怎样写，父亲他们都说不清。我也只好按字音写成了“鱼子”。
解放后，鱼子改嫁到县城附近的寨子村。1957年夏天，我二大被公安人员从甘肃天水一家医院抓回来，公审后埋在县城黑马渠村。鱼子打听着消息，还偷偷去坟上看了两次。后来她找着我大姑，一定要认大姑这个姐姐。这是后话。
据说二大在娶后来的二妈前，还在洛宁上戈娶过一个女子，结婚的排场很大。洛宁上戈距武关镇有90多里，娶亲的队伍天不亮出发，一直到天黑很久才娶回来。父亲说，他当时想不通为何要跑那么远娶媳妇？据说，那女子是个病西施，娶到家不久就得了痨病，就是现在的肺结核。病害得厉害，难受时就抽大烟。后来就死了。这是二大的全部婚姻状况。
“拉锯”刚开始时，父亲他们一大家子二、三十口人一块跑到桃林，后来就逐渐分散开来。他们所到的地方，都是老亲老眷或者有佃户关系的人家。那时家里的田产地亩、房屋财产都还没有被分。主人跑了，帐房先生还在家里为他们经营着。一大家子人的吃穿用度就都用牲口驮运，马匹驴骡为他们送去吃的，穿的，戴的，日子还比较好过。就在逃难途中这一段短暂平静的时光，父亲、母亲在桃林西原上结婚了。
那一年父亲18岁，母亲23岁。他们的婚姻完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原来外爷家也是县西虢河沿岸一家大地主。经过两辈人的努力，他们口挪肚攒，到外爷当家时，在西山椿树沟置买了几十亩地，每年收着几十担稞租。外爷是王家这一门里的老大，父亲老了，由他领着两个兄弟辛勤经营。到解放前夕，一家人日子刚刚红火起来。
有一天，爷爷和外爷在县城西关的王麻子“麻糖铺”相见了。两个老地主、老绅士叼着旱烟锅拉开了家常。外爷问：“你的儿女都成过了吗？”伏牛山人土话，“成过了没有”就是儿子娶妻了没有，女儿出嫁了没有，总之是成家了没有。爷爷回答：“三个儿子都成过了，大女出门了，只剩下一个小儿子未娶。还有俩女还小哩。”接着又反问：“你呢？”外爷回答：“大儿子娶了，老二老三在外头上学，大女出得阁了，还有两个小儿小女谈不上哩。”爷爷又问：“大女有茬么？”外爷回答：“提了两个没说成。”接着两人又互相问，儿子娶了谁家的女，女儿嫁了谁家的儿，总之是家长里短一些事。末了，爷爷忽然一拍大腿，说：“哎，说啥哩？咱俩结个亲家不行吗？”外爷一听自然高兴，连声说：“那咋不中？那可中！”武家是北山有名的大户，把女儿许给武家，对外爷来说有点攀附的味道，何乐而不为？接下来两人就互相询问，你那小子多大了？你女属啥哩？说到最后，爷爷的儿子和外爷的女儿，我未来的父亲母亲两人之间差了三岁，即母亲比父亲大三岁。“女大三，抱金砖”，他们取这个吉利，托媒换帖看八字，这件事就算定下来了。
婚后，我母亲才知道女婿比她小五岁。当时爷爷把父亲的岁数往大处虚报了一岁，外爷又把母亲的岁数往小处压了一岁，凑成一个“女大三，抱金砖”。
谁知我的老外爷、就是我母亲的爷爷、外爷的父亲－－家里那个已经不管事的老掌柜，对这件事不同意。听说把孙女许给北山的武家，母亲的爷爷是一百个不同意。他说：“咱这女子太慢仗，嘴里没话说，听说武家的掌柜婆通厉害着哩，咱女子到人家屋里能熬出来？唵？”一家之主的外爷红口白牙答应人家了，现在却遇到了绊磕，这件事暂时搁起。
一晃两年过去了，兵荒马乱的年月，两家都发生了许多变故。这会儿两家人逃难又逃到了同一个地方－－桃林，这事就又重新提起。这时我爷爷已经去世，奶奶心中悲凉，也希望尽快给小儿子完婚。但母亲的爷爷还是不同意，外爷就给他做工作，他说：“你没看咱这一家子带着几个大女子跑怕怕，熬煎不熬煎？咱不赶快把女子嫁出去，还留到多会哩？你看这世事乱成这，谁知道将来是个啥样？只要人家武家愿意，咱还说啥哩？”当时外爷带的一大家子里，有四外爷的女儿丛珍、三外爷的女儿丛芳，我母亲丛菊，还有我一个姨姨丛兰。除了姨姨还小外，剩下的都是十六、七岁的大姑娘，确实令人发愁。
老掌柜很执拗，还是不同意。但拗不过外爷。母亲结婚这天，他躲到山上，一天没露面。
逃难途中，一切从简。母亲穿了一件连夜赶做的红棉袄，一条绿裤子，坐在用一张方桌绑成的轿子里，被抬到我父亲家布置的新房－－一间借来的民房里。时间是1949年农历三月初四。
正是春暖花开季节，满山遍野的杜鹃花开得正艳。杨柳吐出新绿，原野上一派清新。
奶奶竭力想把婚事办得排场些，她派四大四妈、二大二妈双双做伴娘；外爷这边也想把婚事办热闹些，寻了两个压轿娃。但他们还是掩饰不住内心的凄凉。尤其是奶奶，小儿子的婚事是掌柜在世时订下的，现在他却看不到儿子结婚的场面了。一家人四零五散，谁知道接下来的命运又是个什么样？但奶奶是个刚强的人，她没有流露内心的凄惶，尽量把婚礼的程序办得一样不少。亲眼看着小儿子完婚，也算完成了掌柜的遗愿。一年后，奶奶即走上人生的大限。这是后话。
风声聚紧。洞房花烛夜，母亲没有机会羞涩，因为父亲没敢在新房里住。第二天一早，奶奶过来道歉，她问：“夜里睡的好么？”淡淡的一笑，解除了我母亲心中对婆婆的恐惧。
三天后，我母亲脱离娘家，开始跟上父亲跑怕怕。
父亲今年74岁，他的一生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处在动乱、逃亡状态。以至于现在，他每每做梦，梦的都是怎样逃跑，怎样被人抓住的情景。睁开眼，发现自己好好地睡在床上，这才放下心来。还有他不能平躺着睡觉，那样在梦里跑不快。他说，人生这后二十来年，他才真正过上了好光景。尽管依然辛劳，贫困依然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他，但平安、平静、平和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幸福。
父亲是把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运用得最好的人。他最早接触《论持久战》是在老家武家湾。那时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刚刚发表，三大不知道从哪儿弄了一本。每当三大烟瘾过足之后，他就开始摇头晃脑地给父亲念。父亲当时也不太理解，只是觉得好玩。后来他自己又学习学习再学习，并且在逃跑生涯中充分运用。不是说老人家的话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么，那么一定能在里面寻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天网恢恢，总有我生存下去的地方。
现在，父亲就生活在梦里的情景中。
这第一次逃亡是1947年9月。当时爷爷被农会诱回的时候，父亲他们并没有跑。因为一开始，土改工作团的人还称爷爷为“开明绅士”，让他回来商量筹备军粮事宜。那些天，父亲、四大他们都在家，坐立不安地等着爷爷的消息。只有二大带着他的小妾跑到了桃林。有一天，四大感觉心神不宁，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种心灵感应。四大说，他感觉情况不好，还是躲一躲吧。父亲和四大他们就都跑了。形势果然骤变，工作团和农会一夜间翻脸，这天夜里，爷爷和三大被打死。后来他们承认这是“急性土改”，重用一群流氓无产者，给党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
逃出去的父亲和奶奶、小姑为一组。这天他们在山里走了几十里路。天擦黑时，来到老婆沟张文礼老汉家。张老汉在爷爷的生意铺子里当过伙计，人十分忠厚。父亲走在前面，奶奶小脚，走的慢，一拐一拐在后面，小姑走在最后。父亲走进院子，看见家里的长工丁满楼迎出来了，父亲一楞，随即问：“你怎么在这儿？”丁满楼说：“哎呀，五掌柜，可把你们等来了。我是来接你和三婶子（我奶奶）的，等了一天了。”父亲问：“家里情况怎样？”丁满楼回答：“家里没事，都好好哩，二掌柜让我来接你们的。”父亲心中一阵疑惑。这时张老汉招呼他俩道：“饭熟了，吃饭吧？”他给丁满楼先舀了一碗，丁满楼端到院子边吃去了。他又给父亲舀，父亲接饭碗的一刹，张老汉捏了一下父亲的胳膊，父亲会意。他走到丁满楼身边，对丁满楼说：“你先吃吧，叫我去看看咱三婶子去，咋还不见来呢？”父亲走出不远，奶奶已迎面过来了。距离太近，跑已经来不及。幸亏天黑，父亲一把抱住奶奶，就势跳进场院下面的草丛中，屏声静气蹲下。有茂密的山荆子做掩护，站在上面看不出来。他们决定这里蹲一夜，等天亮再说。丁满楼等了一会子，不见父亲和奶奶来，倒是等来了小姑。他凶相毕露，大声呵斥张老汉：“老五和掌柜婆咋着还不来？是你个老不死的透信了吧？唵？是不是？”父亲他们在院坝下面听得清清楚楚。张老汉说：“我咋知道，他不是在你的眼皮子底下跑的吗？咋能怨我？你咋不看住呢？”丁满楼大声斥骂：“老家伙你再犟？再犟打死你！”说着就把张老汉吊起在门框上，用绳捋了起来。父亲和奶奶蹲在崖坎下面一动不动。只听张老汉又说：“那你把她小女子带走吧！”丁满楼说：“我要他当家人哩，要她小女子干啥？”这时小姑“嘤嘤”哭了起来。那时小姑还是个10岁左右的小女孩。直到天快明时，父亲才背上奶奶一口气窜出10多里。
第二天张老汉时而背、时而走把小姑送回武家湾。父亲和奶奶没有跑远，他们就在武关镇通往县城的小路上来回躲避，想打听一下家里的消息。
这天，他们在路上正走着，忽听见前面拐弯处有“叮当叮当”的骡铃声，是一帮骡子，“踢踏，踢踏”，响着父亲熟悉的声音。父亲背起奶奶跑到路上面的山坡，爬在草丛里往下看，果然是东院的几匹骡子，不知从县城驮些什么东西。他心头一惊，幸好刚才躲得快，否则就撞上熟人了。大帮骡队走过后，后面又来了一匹。父亲细看，正是他家那匹枣红骡子，赶骡子的人正是长工老陈。等老陈走近，父亲“咚”一下从崖上跳到路中间，老陈吓了一大跳，连声说：“好玄呀，好玄呀，你咋还在这儿呢？农会找你们都找疯了呢。我们今天是去给人家运粮呢。”从老陈嘴里，父亲知道了爷爷、三大的不幸消息。此地不可久留，父亲背上奶奶沿着山坡、树林跑了一夜。待第二天天亮时分，父亲把奶奶送到灰胡同一位亲戚家。他们在那里住了半个多月。随后二大派人接回他们。
1947年11月，父亲随同二大、奶奶回去安葬完爷爷和三大后，一家人跑到桃林，父亲就再也没有回过武家湾了。武家湾成为一个永远的伤痛之地。家已不成其为家了，家里的牛马驴骡、锅碗瓢盆、桌椅床铺、粮食器具、衣物服饰、香炉神龛，凡是能拿走的全部拿走了，拿不走的房屋院落，雕花护栏，能砸的都砸了。最让人心疼的是，几百本木刻版的《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古籍书被扯碎撕烂，踩踏在地，铺了足有半尺厚……
时间到了1949年7月，西安解放，接着桃林全境解放。父亲他们在桃林眼看存不住身了，到处是农会的人，到处是搜山的民兵。
奶奶这个时候显示出她一惯的干练、果断。她把父亲、母亲、四妈、小姑送回西山官坡红椿沟，这里有外爷家的稞租地，人心纯朴，相对保险一些，把二妈送回徐家湾娘家的亲戚处，把我的二姑送到我大姑出嫁所在的文峪张村，她让四大跑得远远的，永远不要回来。安排好一大家子老少妇孺，奶奶一个人毅然决然地回到武家湾，守着老屋，等着人家来抓自己。
二大一直没有离开他的任所－－武关镇镇公所。
奶奶是什么时候被抓住的，她经历了怎样的最后关头，没有人能说清。我想奶奶一个人主动回武家湾，可能有两个意思，一是作为主要人物被人家抓获，让人们把毒气、怨气出在自己身上，就可以减轻儿孙们的罪责，二是她不愿意流落外乡，她累了，要死死在家乡的田间地头，和爷爷陪伴。
父亲母亲、四妈他们来到西山官坡，在一个叫仓房的小村住了一个多月。这里地处偏僻，共产党的基层政权还没有建起，佃户们还供应他们吃喝。一个月后的一天，父亲被在这里剿匪的解放军某部抓获，领头的是一个姓牟的政委。因为有人举报，牟政委派了一个排前来，把住屋堵得严严实实。原以为是个什么重要人物，谁知抓住的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牟政委很失望。把父亲带到住地后，牟政委和气地问：“你家是什么地方？姓啥叫啥？为啥出来？”父亲嘟嚷道：“家在衙前，姓李，出来想学些手艺。”父亲的舅家是衙前李家。牟政委说：“兵荒马乱的，学什么手艺？明天自己到官坡街开张路条，回去吧，不要在外面乱跑了，记住了没有？”父亲“嗯”了一声。父亲在牟政委处待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去官坡街开路条。走在半路上，父亲想自己不能轻易回老家，不能回，坚决不能，但又能去哪儿呢？父亲边走边想，半路上，他看见一个木匠师傅领着两个徒弟正在一户人家做木工活，父亲眼前一亮，他向老师傅要求道：“我跟你学木匠吧？”老师傅打量一眼父亲，看到一个机机灵灵的小伙子，就说：“能行，不过，我已有两个徒弟了，你来学手艺，可没有工钱啊。”父亲说：“只要有饭吃就行。”
父亲从小就喜欢钻研。小时候家里请来木匠做家俱，他就站在一边捉摸，帮人家凿榫眼，推刨子，拉大锯，前后不离地和人家在一起混搭。他还把钉子捶扁，自己制作了一副锯条。小小年纪，他就有一种忧患意识。他记得有一年，一支国民党部队在武家湾驻扎，团长和爷爷在一起吃饭时，讨论起时局，团长说：“哎，你说，将来人家共产党要是坐了天下，咱们这些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可怎样生活呢？得提早学点啥手艺啊。”大人们在一起闲聊，父亲作为一个小孩子，他牢牢地记住了这句话。他经常手拿一把嫁接刀，在院子里、田野上，给这棵树接个头，给那棵树换个枝。他还喜欢养蜂。看见村子里有人养蜂，就跑去看，最后自己也养了一箱土蜂。总之父亲的爱好很多。现在逃亡在外，他要学木匠，就有一定的基础了。
父亲回到母亲他们所在的仓房村，说了自己想拜师学艺的想法，母亲很支持他。晚上，母亲和父亲相携跑十多里，找着陈师父。母亲把结婚时外爷送给她的四枚银元送给陈师父作学费，算是正式拜了师。从此父亲就和陈师父学木匠。他聪明，勤奋，能吃苦，很快赢得陈师父的信任，师父后来辞掉了其他两个徒弟，只把父亲留在身边。三个月后，父亲就可以独立操作了。
在距离仓房村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天然的溶洞，洞很深，一阶一阶延伸开来，高低不平，足有半里长。溶洞的第一阶是一个庙，里面摆放有各种神象。周围人管这里叫佛堂。佛堂附近住了两家人，两个老两口，专门掌管庙里的事宜。父亲跟陈师父学木匠不久，就来到佛堂里做活。为了避免被人认出，父亲吃住都在这里。当时盛粮食用的升、斗非常紧俏，需求量很大，父亲就每天做升，做斗，由陈师父拿到集市上去卖。父亲手把非常利索，他三天做十几只斗，陈师父就三天一集到官坡集上去卖。两人配合默契。
陈师父本人并不住溶洞，他有自己的家。陈师父不在的时候，父亲就一个人在洞里。白天给管理佛堂的人交些钱粮，跟上他们吃饭。
夜里洞里的蝙蝠很多，“扑录、扑录”，让人很恐惧。洞中间有一个滴水潭，从崖顶不时“嘀哒、滴哒”往下滴水。夜里父亲害怕时，就点起松明子，彻夜不灭。
父亲在洞里住了一年多，虽然消息非常闭塞，但他还是想方设法和周围世界保持着联系，捕捉着时代的信息。就在逃亡中，他还是童心未泯。师傅让他做盛粮食的斗，自己去赶集出售，两人配合默契。师傅说，咱俩分工，我三天赶一个集，你给咱做，要供应得上。任务交待后，父亲把料子配好，就去玩了。他跑到街上的剧团里吹膜笛。第二天，陈师傅要去赶集了，问他活做好了没。他才着了急，一夜间不睡觉，熬了个通宵，三天的活做完了。总算没有耽误师傅的赶集。老师傅夸他：“你真行，纳鞋底不用锥子，真（针）中！”有一天，官坡中学举行文艺演唱会，父亲被请去拉二胡。父亲上过完小，音乐天赋很好，他会吹口琴，哨陌笛，还会拉二胡。在这里干了两年多，周围人也都知道有个“李木匠”，多才多艺。父亲毕竟年轻，好玩的天性没有因为世事的残酷而完全泯灭。人家一请，他就去了。父亲坐在台上拉二胡，怕人认出，就把脸扭向里边。但他还是被人认出了。晚上父亲刚回到洞里，官坡街上一个民兵来叫，他对父亲说：“我们乡长想找你说点事。”父亲一听就明白了，他想最激烈、最残酷的运动已经过去，自己也该“归案”了。否则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是个了？父亲对来人说：“等等，让我换一下衣服。”他把所有的衣服都套在内面，整理好一应物件，就跟上来人去了。一到官坡街，审讯他的又是那个牟政委。牟政委一见父亲，就说：“怎么又是你？你怎么还没有回去？”这一夜父亲被押在村部。人家对他很宽松，牟政委说：“你也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明天我们去县城送伪保长郭明西，顺便把你捎回去算了。”第二天父亲就跟上人家回到县城，一回去直接就进了“教育所”。
母亲和四妈她们一直住在仓房村，得知父亲被抓走后，四妈说：“咱们住在这里已经没啥意思了，等也没有什么等头，咱们还是也回去吧。”母亲就和四妈回到县城附近，在四妈的娘家住了几天。四妈的娘家也是大地主，这时候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哪里能收留了她们？四妈交待我母亲说：“我要回武家湾了，那里毕竟是我的家。而你没有在那里生活过一天，回去也没有什么可等的，所以你无论如何不要回去。我建议你就回娘家，住在那里等武英的消息。记住，再苦再难也不要回武家湾。”四妈的建议是对的，母亲从此就回到娘家所在的张麻村，一直等到父亲服刑期满回来，两个人才在县城安了家。
按照政策，父亲也没有什么罪过。但他们家的男人们死的死，逃得逃，他就成了仅存的一名男丁了，就凭这，他也得坐牢。当时父亲也不知自己罪有多大，要判多少年。一个消息灵通的难友向他伸了两根指头，他心想，糟了，二十年！谁知人家后来口头宣布他的刑期是两年，父亲真有点大喜过望。至于罪名是什么，没有人对他说过。
监狱里住满了地主家庭的子弟，旧军政宪人员，吸毒赌搏的人们。父亲只在“教育所”坐了一个多月，就出来带徒弟了。监狱里办一个木工厂，他就教那些年轻的犯人们学木匠，最多时带了十几个徒弟。两年期满，“教育所”还不让走，又让他给他们教了一茬徒弟。糊糊涂涂，父亲在里面坐了两年多。
父亲在山里学木匠和在教育所坐的这几年，正是外面土改、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的暴风骤雨时代。事实上，他躲过了最猛烈的冲击，留下一条命。
但正所谓“死罪易免，活罪难饶”，从此父亲就走上艰难求生存的路，用一生赎还他的父兄的罪。
1954年秋，父亲走出“教育所”，才闻知了亲人们的悲惨消息。家族里当事人没有来得及总结的教训，要他来总结；失去亲人的强烈的心灵磨难，要他来承受。入夜，父亲一睡下，就梦见爷爷、二大，还有奶奶他们。有时睡着睡着，忽地惊醒，翻身坐起，想着那些据当时并不久远的血腥的往事，想着几个无依无靠的年幼的侄子，他的心里煞急，火烧火燎般疼痛。每当这时，他就起床在脚地里乱转。他自己已经非常困难了，没有吃的没有穿的，严峻的生存形势摆在眼前，头上还戴着地主分子这个“紧箍咒”。还要接济四个可怜的侄子。三大的儿子继勋、四大的儿子继周都先后被接到父亲身边读书。三大的儿子学习成绩很好，当时学校发动学生搞“鸣放”。这个傻瓜蛋三哥在学校里竟然大放厥词，说：“我将来要当孙悟空，大闹天宫。”一句话，被学校开除了，从此没有上学的机会。但当时地主的儿子，学习再好也没用。父亲勤奋学习，他的所有知识都是自学得来的，他从小养成阅读的习惯，一辈子受益终生。父亲的手艺让人佩服，他做风箱，人人称“过”，就是吹风顶用；还有他做的棺材，也好。有许多老年人，都捎书带信让父亲给他们做。他还会雕花鸟鱼虫，他还会打水磨轮子。不管什么难做的活，到他手里，都都做好。父亲一生教了无数的徒弟。他的四个侄子，我的小舅，我大舅的孩子，都跟上他学过木匠。在县城、搬到农村，跟上他学木匠的徒弟有一个排。但他脾气不好，他是教会一个，得罪一个。他对他们要求严，说话又不好听。
直到1952年，大镇压告一段落，父亲才回到县城。这时我母亲已从娘家来到县城安家。于是两人就在县城安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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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开始了。
农民们喜气洋洋，黑天白夜地参加运动，开会，诉苦，划成分，分田分地分房屋，砸碎几千年的封建锁链，诉苦把冤伸。
要是他们知道分到手的土地还没有暖热就被入社收了回去，要是他们知道前面还有三年自然灾害在等着，全国饿死几千万人中就包括自己，要是他们知道五十多年后，他们和他们的子弟还得到城里做工，遭受比地主更残酷的剥削，一年血汗流到头还讨不下工钱的悲惨，农民们当时绝对不会有那么大的劲头吧？
母亲说：“每天天快明时，窗外灰苍苍的，你支起耳朵听，这里“叭”一声，那里“叭”一声，都是枪毙人哩，通怕怕着哩。小南门，洛河滩，都是枪毙人的地方。”据说那时杀人很随意，只要有一个人说你有民愤，拉出去就“敲”了。我们单位有一个退休的副局长，土改时历任乡长、农协会工作员、政工员、区武装部参谋、县武装部助理员、政工科长，杀人是一把好手。有一次他押着几个犯人往县城解，走到老尖岭，一犯肚子疼，走不动，直往地下出溜。年轻气盛的他掏出手枪，“叭”一枪就把此犯撂到路边沟里。杀人杀多了，以至于后来，他每每走路都是走在别人后面，一是喜欢看别人脖子上的“刀口”在哪儿，二是害怕别人向自己下手。
当时曾任国民党县副参议长的刘濂波，毕业于京师大学堂，是县里少有的才子，有名的绅士，曾主持编纂虢山县志，他和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曹靖华是好友，两人一同在京城求过学。刘濂波毕业后回家乡效力，办学校，修县志，教化一方，利用他的影响为地方上办了不少好事。但镇反时也被镇压。1954年曹靖华返乡探亲，在桃林见到家乡的父母官，第一句话就问：“刘濂波现在在哪儿？”来人吱吱唔唔回答：已被镇压。曹老二话没说，转身就走，再也不回老家了。刘濂波这样的人都能被镇压，新政权还能容下谁？
一次，县政协主编文史资料的一位老同志告诉我，当时一个村的农会主席、民兵连长都有杀人的权力。他们村的农会主席不识字，拿着一张花名册，嘴里边嘟嚷着，边用红笔划勾：“这个不要了，枪毙！这个也不要了，毙！这个，这个，”他说一下，勾一个，勾一个，这个人的命就没了。勾得太多了，他累了，就停下来，或者有时他高兴了，就说：“这个留下。”于是这个人的命就保住了，完全是随机抽样，没有什么定准。
“土改锣鼓一声响，好比阴天见太阳，劳动人民翻了身，苦难人们见了亮……”
用毛泽东的话说，土改是一项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都没有做过的事情。中共中央规定的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土改的目标是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农村经济政策，并通过政治上划分阶级成份来消灭贫富差距。
到新中国成立，东北、华北等老新解放区约有一亿一千九百万农业人口已经实行了土地改革。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就是最早反映东北解放区土改运动的小说。日，中央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约有二亿九千万农业人口的新解放区需要土改。全国的土改从1950年冬季开始。
当年的翻身农民把土改运动简称为“分田分地”。当代人的视野，一般集中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通过阅读这些以华北为背景的土改小说，认识和感受“纸上的土改”。而对土改与生存的关系，与各阶层的经济联系，与人们的思想、性格乃至伦理观念的演变等并不作仔细思考。
虢山的土改运动从日开始，到1952年3月全县土改结束，前后近11个月。
土改分宣传发动，查田评产、划阶级成分，分配土地等三个实质性阶段。土改工作组紧紧依靠农协进行工作。
那个时候好热闹的，连续开好几天群众大会，白天开不完，晚上继续。每家自报，然后大家公议，农协积极分子实地查看评定产量。一般按大地主、富户、穷人的顺序进行，由农协核准。对照中央政府政务院划分阶级成分决定，划出地主、半地主式富农、富农、富裕中农、小土地出租者、中农、佃中农、贫农、雇农、手工业者等成份。完了，张榜公布，乡、村农协土改工作队造册报批，批下来再张榜一次。
为了有计划、有步骤的消灭地主阶级，划出成份后再进行斗争，现有资料表明，虢山对第一期土改总结的经验是这样的：阶级阵线分明了，进而对地主阶级进行排队分析，分化瓦解。对一般中小地主，只要老实守法，交出“五大财产”就不再斗争；对比较顽固的大地主和有现行破坏的，则要发动群众斗争，使其政治上认罪，经济上缴械。这个阶段，县委强调，允许地主申辩，对地主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防止干部和土改队员包办，严禁捆绑吊打和其它肉刑。同时对地主家庭进行分化瓦解，对家属子女区别对待，孤立顽固分子。
在第四期土改中，着重批判“高山无地主”的思想，发动老帮工、老佃户、隐藏过地主财产的人、自新匪众、地主穷家门和穷亲戚、旧甲长、高山零散户、落选村干、游民、吸大烟者这11个“空白点”，占全区人口19%。这一阶段，有的乡村出现一些违法乱纪和地主自杀、非正常死亡等现象，发现后都及时作了纠正。
虽然，上面讲对地主子女区别对待，可在执行时，群众是不管这些的。歧视、愚弄、报复的情况一直不断，只要划出成份，每户每家在村子里的情况就固定了，贫雇农是多数，地主是少数，往后就是实在穷的地主，其家属子女在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也是地主待遇。
在划阶级成份取得胜利后，按当时土改法律的规定，对地主阶级的土地、山林、耕牛、农具、多余粮食及其在农村多余的房屋进行没收；对祠堂、庙宇、寺院出租的土地进行征收；对小土地出租者超过200%的土地进行征收；对富裕中农出租的少量土地予以保留；对富农、富裕中农、中农、佃中农、贫民之间有典当关系的土地进行处理；一般典当的土地以各50%计算产量。解放前三年典当地主的财物全部归群众。
没收的及征来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除收归国家所有的外，均由乡村农协接受，并统一分配，这是土改的第三个阶段。
在庆贺的鞭炮声中，翻身的农民踩在了自家的田土上。全县划出地主成份人，分别占全县总户数、总人口的3.23%和4.26%。地主与贫农在土改前后的人均占有土地为25.8亩：1.08母和2.13亩：2.05母。
出人意外的是，我在写这篇文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并采访了武家湾另一户著名地主武炳云的一个近60岁女儿武光贤和她的婆婆——另一个85岁的“地主婆”。两人相似的特点是说话低声，并见人说话时，有些低眉顺眼的劲在里面，看得出土改风起云涌的斗争，50多年来还在他们潜意识里藏着。
武光贤说，改朝换代了，过去的事情记不清楚了。我说，都过去那么多年了，地主阶级已没有了，说说怕什么呢，再说，现在的一些镇长、市长等领导和个体老板，那个不比地主的财产厉害。武光贤的婆婆几乎是压着嗓子回忆起当年。她说，我是在家请人教读的书，本地习惯叫“老学”，嫁过来三年21岁的当老师的丈夫就死了，一直守寡到现在。土改时家里只有70多岁的婆婆、儿子和我。土改把家里所有的东西，包括家具、板凳、农具甚至床垫统统拿走了，楼板能揭起来的也要带走。好几次地挖地下、揭房瓦，房顶是窟窿，屋地是大坑，整个家里象洗过一样，只剩一铺草。一次几个人要把我吊起来让我交代藏的东西，我说打死也没有了。就剩身上这件羊皮长褂了，你要不信我把这褂子脱下给你。
那个搞文史资料的政协委员告诉我，那些积极分子是为了多拿多分东西，才多斗多抄的。县里每次开会都强调不准打人，可村里的人不按政策办事，整王法、跪石子，整死的、整得跳厕所的都有。
武炳云的女儿说，当时我们全家只剩下包谷面，每天都是稀汤汤，吃不饱。后来归了社里之后，饿的不行就偷地里的生包谷吃，青黄不接时把包谷芯弄来吃。土地没收后，我上街卖过粑粑，但也是遭人欺负不敢吭气。有个头上生癞疥疮的人，每次过来就站在身边，挠自己头上的痒痒，白花花的癞皮屑子，洒落一地，意思让他拿几个走，否则就这样影响你。他白拿不说，还随便给老王、老李扔几个过去。我们是地主阶级，没人管你或帮你一下，开会也是地主富农分子沿着墙角站成一排。
学者王铭铭在闽南山区安溪县美法村进行社会人类学田野调查后，总结南北方土改的区别时认为，南方的土改手段比较温和，北方用了强烈的政治手段。
关于土改的各种后果，那要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才能看清，当时所能看见的是，农民的土地问题基本解决。中央组织政协代表参观各地土改情况后，许多代表也对这一点点头称赞。但从事其它行业人员的吃饭成了问题，因此国家城市供应制度应运而生，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界限从此分明，并在50年后的今天演变成严重的“三农”问题。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当时的“均贫富”政策，摧毁了农村原有的地缘、血缘的自然秩序；阶级划分的大政治下的暴力夺取财富的手段，动摇了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为标志的日常伦理，鼓励了对生命的漠视；国家政权渗透到每个村寨乃至家庭，村社应有的内在空间失落了，而政府运作的成本增加，效率反而减低了。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地主的经济扩张程度、力度，总体上比不过目前政府加房地产商开展的“圈地运动”，以前的农民还可以租佃土地耕种，而现在失去土地又无技艺的农民，只有挤上打工这一条并不情愿的艰难小路。
到1952年底，除西藏等少数地区外，土地改革在全国农村基本完成。加上老解放区土地改革，全国大约有3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大约7亿亩土地和其他一些生产资料。更重要的是，土地改革运动使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每一农民成为共和国的一块基石，毛泽东在这年6月6日中央统战部的一个文件上这样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在这样的形势下，让我们回到老家去看看。
除了母亲回到娘家以外，二妈、三妈、四妈相继回到武家湾。二大、四大早在大逮捕前已跑得无影无踪了。奶奶一回到武家湾就被抓起来，送到县城的“犯人营”。“犯人营”是老百姓的口头叫法，事实上初解放时的监狱叫“教育所”。
教育所设在县城老庙巷，只有三个临时大监室。平时每个监室至多能容纳20个人，这时一下子塞进100多号人，挤得象沙丁鱼罐头。每天早上号门一开，都要抬出去一些死人，病死的，饿死的，还有不堪拥挤，挤死的。奶奶在监狱里的待遇还不错，她被选为犯人大组长，拥有一定的自由，还能经常上街给犯人买东西。但奶奶知道她的罪孽大，共产党不会放过她的。有一次，她趁看管人员不注意，把自己头上戴的一顶小帽，还有一件小褂送给同号一个年轻女犯，嘱咐她说：“我是出不去了，你出去后，有朝一日找着我的小闺女，希望你把这两样东西交给她，作个念想。”
1950年的某一天，奶奶被绑在马上押回原藉武家湾，区里召开万人控诉大会，会后被执行枪决。
二妈、三妈和四妈，三个寡妇，用一叶草席，埋葬了她们的婆婆。以奶奶的刚烈性情，她是有机会自己了断的，而不必遭受游斗、万人控诉、绑赴刑场之辱的。她这样做，分析起来还是一个原因，那就是让乡人们把怨气、毒气泼撒在自己身上，以减轻后辈人的罪责。
45年后，当年那个接受奶奶嘱咐的年轻女犯的儿子找着我父亲，送来了奶奶当年交给他母亲的遗物：一件小褂。来人说，他母亲死前交待他，一定要找到武家的后人。并说，那顶小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搜走，只剩下这件小褂，他们东藏西躲，才保存下来。以前阶级斗争搞得激烈，他们不敢提这回事，后来不搞阶级斗争了，又几番打听找不到。最后他能找到我父亲，原因很简单，他的女儿嫁给我二姑的儿子了。小褂颜色已褪，皱巴巴的，已看不出眉眼了。奶奶在监狱里当大组长，外出为犯人购物等情况，都是他听他母亲说的。睹物思人，不知奶奶临死时想些什么。
真正是“扫地出门”了。二妈带着她的两个儿子、三妈带着她的一儿一女、四妈有一个儿子，还有我的二姑、小姑，总共10个妇孺，被撵到马房里去住，随后又被撵到村外一座破庙里安身。房产、地亩、衣物、米面，所有的财产全部被没收了，按政策应该分得的那一份，在实际操作中也得不到。
天气有些冷，二妈趁人不注意，把一条新裤套在里面，农会的人发现后，命令她脱下。夜里只有一条没有被没收的破棉门帘，为孩子们挡住一点风寒。
失去了所有的生活来源。二妈去找农会，问这一大家子妇孺怎么办，能不能给别人做点活。经农会批准，她们开始给人家纺棉花、纳鞋底、做针线，换取生活来源。当时纺一斤棉花，能挣三升玉谷，纳一双鞋底，挣两升玉米。二姑这时十四、五岁，她性格倔强，非要上学不可。但生活都无着落，谁能供她上学呢？二姑就给人家纺棉花，挣下三升玉米。她把玉米炒熟了，每天就靠吃炒玉谷豆，喝凉水，坚持读了一年书。
现在我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六十年前，一个深山区地主家的日常生活是个什么样。但据说，我的三个妈都很辛苦，也得起明打早给自己的儿女做鞋袜，做衣帽。因为那时所有的活计都是手工。家里虽然雇有女仆，但只是做些粗活。象伺候公婆、做针线啦这一类细活还得她们做。如果针线不好，在婆婆手里就打不出。做的一手好针线，使她们在最困难时没有饿死。仅此也不足以养活一大家子，最困难时，她们还出去要饭。
二妈这时是一家之主。孩子们饿得嗷嗷叫时，二妈腋下夹个小包袱就出去了。她跑到离村子远一些的地方去要饭。晚上回来，她惊喜地告诉大家：“快看，我今天还要到豆面了，足够咱们吃一天的了。”
二妈她们要饭，也成了全县地主的榜样。有的地主家没法生活，农会人就会说：“你去看看北山武著斋家的儿媳们是怎样生活的！”意思是，你也可以学她们，出去要饭啊。
生存的饥寒交迫还在其次，最可怕的是，不论老幼，他们都成了管制对象。谁都可以在他们头上“拉屎拉尿”。
小姑和二哥，就是我三大的孩子，两人当时都是11岁，给农会放牛。有一天，他们到远处的山坡上放牛，天突然下起了大雨，山洪暴发，两个孩子在大雨中急得哇哇大哭。没有人来救他们，最后还是男孩子勇敢，二哥一手死活抱住小姑，一手硬拉住牛尾巴，才没有被洪水冲走。
农民们没有多么崇高的理想，斗地主，闹翻身，分田分地分浮财，弄得好还能分一个老婆。这就是当初乡间那些积极参加土改的光棍、青皮混子和各种流氓无产者的美妙理想。现在机会来了，地主家的女人都没主了，并且一个个油光水滑，那真是让人革起命来有劲啊！
夜里，马房外有站岗的民兵，把枪栓子拉得“咔咔”响。大人小孩都不敢哭，不敢笑，不敢大声喧哗。二妈、三妈、四妈被轮流叫去开会批斗或接受审讯。一人被叫出，剩下的人就把门顶住，缩在一块提心吊胆等着。农会讯问的话也都雷同：“好好想想，你们家的窖在哪儿？宝藏在哪里？”再不就是：“你怎么还不改嫁？还在等你那反动男人？”
三个寡妇中，三妈心中最苦。男人死了，她已没有什么等头了，人家追问，她也没有什么推拖的理由了。不象二妈、四妈，人家逼问时，还能说“啥时候男人被抓住枪毙，啥时候再改嫁。”
那些斗她们最积极的主儿，目的是什么，她心里一清二楚。
三妈有文化，心思重，性刚烈，几次寻死未果。最后被逼无奈，嫁给了一个说书人孙玉坤。
武家人性硬，三妈改嫁后，11岁的儿子不跟妈走，宁愿留在家里给人家放牛。三妈带着不懂事的女儿来到孙家，她的心被撕成两半。
说书人待三妈不错，无奈他常年四季不在家，家里只剩下三妈和婆婆。婆婆和三妈生活习惯不同，两人搁不住。婆婆早上倒了便盆后，把便盆放在厕所里，任尿垢自由滋长，而三妈要把便盆刷净拿回放在床下。婆婆看不惯，就骂：“一个尿盆子也要刷得红明红明，地主家的人就是娇贵！”动不动还揭短她“地主分子”，在家里还要和她划清“界线”。婆婆还恨三妈到她家后，迟迟不给她们家“生养”。三妈在外面，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挨批斗受欺侮，回到家里又受到婆婆的刁难。内外的压力，使这个心性高洁的女人在32岁的芳令就辞别人世。
革命革去了青壮男子的命，留下他们的妇孺，在这凄惨的人世哀哀哭嚎。苍天无语，大地沉默，究竟是谁造了孽，让它的子民遭受这悲惨？
三妯娌中，四妈长的最漂亮。她小巧玲珑的身材，该凸的地方凸，该凹的地方凹，给人一种非常紧凑的感觉。一张瓜子脸上，长着一双丹凤眼，脸蛋上还有两个酒窝，似笑非笑。四妈性格活泼开朗，尽管环境残酷，家族遭遇灭项之灾，她自己也被划为地主分子，遭外人岐视，时时处处受农会的管制，还有最要命的生存威胁，但这一切都没能完全泯灭她的天性。一有机会，她还是表现出活泼灵动的性格，爱唱个小曲，爱说个笑话。每当这时，二妈就斥责她道：“死鬼货，都到啥步田地了，还有心思乐呵？”四妈这时就会说：“就唱，就乐，刀架到脖子上，也不能不让人笑啊。”再不然就是说：“都是他们男人的事，与咱们女人什么相关？”毕竟她只有22岁，青春女人的魅气在她身上才刚刚显示出来，她感到还有希望，并且那些艰难困苦的前面还有二妈在顶着呢，有二妈在遮风挡雨呢。
按当时的政策，只要是地主家庭出身，解放时年满18岁，都被划为地主分子，交村里管制。这样二妈、三妈和四妈无一幸免。农民们都分了地，村里也给她们分了一份地，让她们“自食其力”。地自然是村里最差的了，在远离村庄七八里外的的荒岗子上，杂草丛生，野兔出没。二妈就带着三妯娌去地里耕种。不种地吃什么呢？给人家做针线活，断断续续，那只是一种贴补，纯粹靠这是不行的。没有男人的日子实在不好过，别人家都是上足了粪肥，让庄稼猛长，二妈她们担不动粪，缺农俱少种籽的，就干脆“甜种”。“甜种”就是不施粪，白白地种。
玉米已经长有膝盖那么深了。二妈带着四妈，还有二姑、小姑，大哥、二哥，天天去间苗、锄草。不抓紧锄，玉米就荒了。她们拚命干，还是比不过人家。若不干，这季玉米就又黄了。
太阳偏西了，几个孩子干累了，肚子也咕咕叫起来。四妈说：“你带他们先回去做饭，趁凉快我再干一会儿，把这块锄到头。”
二妈走了，四妈低着头继续往前锄。夕阳西斜，天气有点凉爽，这是这季节一天中最舒服的时候。四妈心中一时高兴，不知不觉哼着一首小曲。她不知道，不远处，有一双邪恶的眼睛正在窥视着她。起风了，周围的树叶子哗哗响，四妈感到一阵凉意。她走到地边把刚才脱下的衫子穿上，正要继续锄地，忽然一个人从背面猛扑上来，把她死死抱住。
四妈惊叫一声，随即嘴就被捂上了。她挣扎着回头一看，认出是村里的民兵队长三黑子。四妈“唔唔”叫着，拚命挣扎，手在三黑子的脸上胡乱抓着，脚拚命乱蹬。三黑子的脸上也被抓了几道子血印。然而她哪里是三黑子的对手呢？渐渐地，四妈的力气耗尽了，她被三黑子按倒在地。四妈被强奸了。
村里有几个无赖烂崽，早就对四妈她们垂涎三尺。背后常说，武家的儿媳妇一个个水葱似的，谁能沾上她们，才叫有福气呢。其中这个三黑子表现的最突出。三黑子是个光棍，他家是雇农，只有娘儿俩。从小靠他母亲给人家洗衣服维持生活。他母亲由于长期洗衣服，一根棒槌都被使唤得成了半截。土改时，贫雇农最吃香，每当开诉苦会，都要请三黑子的娘上台去诉苦，他娘总是鼻一把泪一把地诉说：“我给地主老财洗衣裳，棒槌使坏了好几根，吃得是猪狗食，穿的是破烂衣”，台下的人就开始呼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这几乎成了一种程式。三黑子娘使唤的那根半截棒槌，也被当成地主剥削农民的证据而被到处展览。
三黑子娘虽辛苦，三黑子却好逸恶劳，游手好闲。土改了，无所事事的三黑子因为成份好，就派上了用场，当上了民兵队长。他整天腰里挂着盒子炮，吆三喝四，好不威风。打人斗人，捆绑吊打，别人不干的事，他都干。时间长了，“三黑子”这个名字就成了和“狼”、“毛狐子”一样让人惧怕的字眼。谁家小孩子哭，大人哄时，就说：“不敢哭，你看三黑子来了。”小孩子就立刻止住了哭声。
三黑子长得五大三粗，一身肥膘，两只暴眼。他当着民兵队长，在村里也算是个说一不二的人了，按说成个家也不是什么难事。然而三黑子偏偏看上了四妈。
三黑子经常带着民兵在四妈她们住的破庙四周转悠，夜里故意把枪栓子拉得“咔咔”响，还美其名曰监视地主分子，只准她们规规距距，不准她们乱说乱动。他时常故意制造一些借口，比如说夜里出门得向他报告，赶集上店必须给他请假，等等，以此来刁难四妈她们，希望她们向他求情，向他讨饶。但四妈和二妈她们偏不买他的帐，夜里不让出去就不出去，白天不让上街就不上街。他找不着岔子，也没办法。瞅势没有人的时候，三黑子就说些酸话，唱下流的小曲，引诱四妈。四妈早看出三黑子的不怀好意，她有时装聋作哑，有时借故推托，竭力避免和他正面冲突。
三黑子几次托人前来暗示，但都被四妈推托过去。三黑子急了，有一次就亲自上门说媒，他涎着脸对四妈说：“你看，没有男人多可怜，自己得担水，得拾柴，多受症。嫁给我吧，我家分有一上房两厦子，你跟上我要吃有吃，要穿有穿，进门就让你当家。受这症干啥呢？”四妈一看见三黑子就恶心，她凤眼一瞪，正色道：“我男人脖子轴得绑硬，我怎能嫁人？”三黑子说：“你男人早晚逮住也是枪毙的料，跑出去是死了没埋的人了，你还等他干啥？”四妈没好气地说：“我男人枪毙不枪毙不是你说了算，我男人就是死了，我嫁人也嫁不到你跟前。你是贫雇农，我是地主分子，你娶了我就当不成队长了，当不成队长就不得吆二八喝了。”三黑子一听好象有门，连声说：“不怕不怕，只要能娶你，这个队长我不干都中。”四妈“呸”一声，把唾沫吐到墙跟，骂一句：“做梦吧，你！”三黑子吃了个闭门羹，恼怒地哼了一声“走着瞧”，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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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邪恶的眼神，一下也没有从四妈身上挪开。这天，他睄见四妈下地干活，又见二妈提前回来，就悄悄来到地边，隐蔽起来。
二妈做好了饭，招呼几个孩子吃罢，还不见四妈回来，眼见天色暗下来了，她就带上二姑、大哥到地里找。二妈他们到地里一看，不见四妈的身影，二妈心里一惊：“天哪，莫非是遭狼了？或者碰上野猪了？”这地方野物可是很多的。二妈急得大喊：“香兰，你在哪里？快答应呀!”二姑、大哥也分别喊着：“四嫂－－，四妈－－”。但哪里也不见四妈的影子。二妈他们拨开草丛，在周围的小树林里到处找。最后在一丛小树跟前找到四妈。四妈躺在草丛中，地上一片狼藉，四妈衣服凌乱、头发蓬乱，两眼定定地望着天空。二妈大惊失色，一把抱住四妈，连声问：“香兰，你怎么了？香兰，你说话呀！”一见二妈，四妈象一个受到巨大惊吓的孩子，半天才哭出声来：““三黑子……畜牲……”。二妈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四妈回到家中，不吃不喝不说话，只是发疯地蹲在小河边洗内裤，洗上衣，仿佛要洗掉屈辱，洗掉那污浊似的。二妈急得喊：“这可咋办呢？香兰，你说话啊，你哭啊，你大声哭两下，也好啊。”但四妈就是不说话也不哭。
二妈气冲冲地去找三黑子算帐。她跑到村中三黑子家窗前，喊道：“三黑，三黑，出来二嫂给你说句话。”三黑子一听是二妈的声音，忙放下饭碗，屁颠屁颠跑出来，问：“啥事？”“三黑，你那脸上哪来的血道子？”“我上山拾柴挂的。”“你过来，往跟前走，让二嫂看看。”等三黑子走到近前，二妈运足气一巴掌搧在三黑子那张胖脸上，骂道：“你个畜牲，让你欺侮我家香兰！”三黑子不防备挨了一耳光，脸上火辣辣地疼，明白过来后，他捂着脸喊道：“好啊，你打我？你敢打我？你个地主婆，翻天了不成！”二妈压低声音说：“打你都是小事，我还要告你呢，告你身为民兵队长，欺侮民女！让区长给评评理！”二妈身材高大，站在那里具有一定的威慑力。三黑子做了缺德事，心里胆怯，也不敢大声吵嚷，但他马上恢复了一副无赖相，嘻着脸说：“你去告吧，你告槐树不结皂角！你告我强奸她，我还要告她勾搭贫雇农干部呢，你没听说，母狗子不摆尾，伢狗子不翻墙呢，究竟谁勾引谁还说不清呢。”二妈气得大骂：“不要脸，你个死不要脸！”看和这个无赖也论不出个什么，二妈急匆匆赶回家。
二妈气愤不过，她要到区上告三黑子。本家一个大娘听说这事，赶忙过来劝道：“好孩子，千万不敢声张，咱吃个哑巴亏算了，这事张扬出去，让香兰咋见人呢？”二妈一想，这位大娘说的是实话，在这个偏僻愚昧的山区，人们的封建思想还相当严重，这号事传扬开来，人们谴责的不是做了坏事的男人，而是笑话被污辱的女人。
一方面是生暗气，一方面又嫌丢人，窝在肚子里的屈辱，无法为外人道，各种各样的情绪折磨着四妈。慢慢地，四妈的神经有些不正常了。经有些不正常了。
她开始魔魔怔怔，自言自语，嘻怒无常。清醒时帮二妈做些家务活，病犯时就出去乱跑。后面跟一群小孩，四妈手舞足蹈，唱着小曲：“板凳倒，狗娃咬，谁来了，你大嫂……”，人越多，四妈越上劲。三妈听说四妈病了，跑几十里来看她，她一见三妈，就张张狂狂地喊：“你三妈你来了，你看这白白的馍，绿绿的菜，红红的筷子，你吃一口，我吃一口……”。村里人对四妈的突然疯张感到奇怪，互相打听：“武家的儿媳怎么疯了呢？”“谁知道呢，怕是受不了苦吧。”
这可怎么办？，这么多嘴要吃要喝，没有人帮自己不说，现在又摊上一个疯子病号，二妈活活愁死了。更让二妈发愁的是，四妈怀孕了。怀孕的四妈还要到处跑，二妈怕走露消息，丢人败兴，她吩咐小姑、二姑死活看住四妈，不让她出去乱跑。
十个月后，四妈生下一个男婴。
这天夜里，小姑睡得二二乎乎，忽然听见一个婴儿的哭声，她睁开眼一看，四周黑乎乎的，油灯下，只见二妈双手捉住一个光溜溜的婴儿，正在那里剪脐带，二姑在一边帮忙。这个镜头，永远留在小姑印象中，她感到非常恐怖。几十年过去，小姑回忆起来，总是说：“我当时小，不知道是咋回事，那夜睁开眼嘛，就看见一个小娃娃，光溜溜的，我就吓的，吓的，妈呀，哪来的小娃娃呢？吓死我了。”
生下来的男婴立刻被二妈送到村子里一家没有孩子的人家。多年后，婴儿长大成人，认了四妈。他后来参军到部队，转业后当上家乡一所中学的总务，日子过得很不错。四妈死时，这个儿子还前去送葬，披麻带孝，哭得很是悲伤。他还和四妈的儿子，我的四哥经常来往，两弟兄关系很好。四妈地下有知，也应该满足了。
婴儿送走后，四妈疯得更厉害了。
四大是1952年秋天被从云南昆明部队上清洗回来的。四大出逃后，跑到云南，混进解放军部队，还当上了连队的文化教员，很受部队首长器重。后来在部队搞的“三查、三忆”活动中，被梳理了出来。四大被送回来，在县城教育所关了一段时间。当时父亲也在教育所，四大还把部队上发的背心、短裤托人转交给父亲。
几个月后，四大被押回武家湾，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处决。公安局长张全喜负责处理四大，他连声叹息：“太年轻了，太可惜了……”，四大死时25岁。
召开群众大会这天，一家人被锁在村部一座仓库里。谁也不知道疯子四妈什么时候跑出去，溜到会场上的。她一下子就认出了台上的四大，她手扎着边喊边向台子上跑：“哎呀，你可回来了，我都等了你几年了，你去哪儿了？你回来咋不回屋呢？坐在这儿干啥？你这个死鬼货！”台下一阵骚动，四妈立刻被人架出会场，她哭着喊着抓挠着，也无济于事。四妈后来回忆说，她看见四大站在台上，被五花大绑着，但身子板还挺直着，不肯弯腰。一名工作人员给他点了一支烟，插到他嘴里让他吸。只有这一点印象，别的什么也没有了
二妈每天要上地干活，回家做饭，操持一家人的生计，晚上还得开会受批斗，里里外外都要她。三妈改嫁以后，她少了一个得力帮手，现在家里还有大大小小八口人，吃了上顿没下顿，她实在没有能力给四妈看病。
这时，一个在村子里做活的竹匠，名叫小钻子的，看到二妈、四妈的艰难处境，很是同情。一天，他找着二妈说：“二嫂，把香兰交给我吧，我负责给她看病。将来香兰病好了，如果她愿意，我们就结成夫妻，如果她不愿意，我就把她当作妹妹看待，反正我也没有妹妹。我家里现在只有一个老娘，老娘心肠很好的，我以前也娶过妻，但得病死了，也没有生养。香兰的儿子，我也接过去，我会把他当作自己亲生儿了一样对待的。你就放心吧。”
小钻子30来岁，人长得很周正，他的家离武家湾只有三十多里，也算邻乡。二妈看到他是一个忠厚之人，还有一手编席的好手艺，就答应了。当时来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四妈被小钻子接走后，离开武家湾这个伤心之地，在小钻子和他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病情竟然一天天好起来，人日渐见胖，神智也逐渐清楚。两年后，四妈的病彻底好了。四妈病好后，两人结了婚。但四妈没有为小钻子生下一男半女。小钻子待四妈很好，待四妈的儿子更没说的。四妈的儿子长大后，小钻子一手为他盖房娶亲，操办婚事，视同已出。一家人合合美美。四妈活到天年后去世。总的来说，她的后半辈子命运还算不错。
日子依旧艰难。四妈走后，家里只剩下二妈和她的两个儿子，也就是我的大哥、二哥，三妈的儿子，我的三哥，还有小姑二姑。二姑这年16岁，人家逼她嫁给一个30多岁的背锅男人，二姑不从，夜里就被叫到村部里受审。人家问：“你父亲死的亏不亏？”性格倔强的二姑回答：“不亏！”又问：“你二哥跑到哪儿了？”二姑回答：“不知道！”每当这时，11岁的小姑就寸步不离地跟上二姑。无论民兵们怎样喝斥，她就是不离开。小小年纪她也能感觉到，那些人不怀好意，她要保护二姐。有她在场，民兵们就不敢对二姑怎样。
二大直到1957年才从甘肃天水一家医院抓回。据说，他已经当上了这家医院的院长，那天正在给人做手术，被从手术台上叫出来。据说，二大这个看似无情的人，最后却因情所累－－他太思念自己的两个儿子了，就向一个新来的河南人打听消息，结果暴露了身份。还有的说，二大跑出去后，毁容了，才使人认不出他来。
从1949年7月虢山彻底解放，二大出逃，到1957年7月，整整八年时间，二大在外面经历了怎样的传奇经历，没有人能够说清。也许在公安局、法院的审讯档案中，有他的交待材料，因为时间到了1958年，公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