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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有些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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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不再见了，从你的世界消失。而有些人，却依旧清晰。想说的，曾经都说过。我想，我们都是始终不知道怎样去做才是对的人始终不明白什么才是自己所要的人。那么最后，又有什么是可以让人的呢?在心里，我们是否为温暖而留了一片土地？
的午后，春天的温暖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懒洋洋地倾洒在桌上。在倾诉的瞬间，我看见彼此的，冷漠而疏离地观望着。可是在徊那，它们却又那么贴近?我感觉到阵阵轻柔的风在空荡荡的房间穿梭。
王菲唱《只爱陌生人》唱得太天真，天真的却让人都想反朴归真。许是一个，许是一种体温。我们在中行走,看不同的风景,遭遇不同的陌生人。
有些人只是遇见，匆匆的行程里眼光的一次对视。不需言语,忽略情节。有些人会在心上驻留一些，带给彼此温暖。那是最美的一种际遇，留待余生去不断重复地去想起。
与人之间的感觉，真的非常微妙。忽然想起金城武的独白“每天你都有机会和很多人擦肩而过，而你或者对他们一无所知。不过也许有一天，他会成为你的或者。
《薰衣草》里的女子说，我来到这世上就是为了坚定，的。多么温暖的话语。还来不及辨别真假，暖流已自心底流过。
在温柔的夜，静静。等待那个让你一生都灿烂的人。绽放的瞬间就是，一生亦挥之不去。奇妙的缘分，的瞬间。于是，人们，彼此的承诺即是永远。世事易变，时光易逝。不变的是的。
有一些往事连绵不绝的曲线，被时光的舞步所乱，如今仍然刻骨铭心的，可能只是咖啡里不断冒出的热气，或那个秋天特别潮湿的温度。
相遇，，隐忍，疼痛，一闪而逝，刻骨铭心，，变幻无常。一个词语就是一个友情。怎样都有意义，怎样都没有意义。
片段。断片。记得。。然后。曾以为自己手中握着的是友情，等到长大以后才发现，所谓的友情是一阵偶然的风，从身边轻轻吹过，留下些许的记忆……　　作者：龙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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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在前面的话　　　　像我这样一个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而今又迈入21世纪的耳顺之人，对过去的阅历，自然地保留下一些记忆，现在我把这些记忆如实写出来，恰如夕阳红时忆起霜晨月——虽然早晨有薄雾清霜。但是，晨月预示这是一个艳阳天！　　　　所历些许往事，也许能留下一点岁月的痕迹，那是我对逝去时光的追忆，并作为我对夕阳无限好的晚景生活的比对，同时我还坚信：未来的日子会愈来愈好。　　　　我曾经给女儿的信中说，趁着现在还能看、还能写，留下一点记忆，提供给后来的人了解那些故实、并对研究家乡邛崃的民俗生活都是有意义的。　　　　作品按编年顺序，将单个发生的往事排列，时空跨度达六十年。我把每个独立成章的往事连牍后作为回忆录，试图通过回顾那些点点滴滴的往事，以个人视角，反映一个三线城市和一个麻雀般大的企业的历史与变迁。尤其是想表达：身处这些变迁中的人事之命运与共和国的成长攸关。　　　　但是，由于笔者的见识和阅历有限，或者还失之偏颇，故恐难达到那样的效果。　　　　作品以叙事为主，兼抒发感情或者随想，属散文，又算杂文，还间杂有小品、韵文，体裁实在不伦不类，归入杂记类可能要妥当些，是“风格”还是弊病，本作品由你判定。所记若有不实之处，欢迎指正。　　　　如果我的拙作能把你带回过去，并且也有同感，或唤起你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珍视，我将感到莫大的欣慰；又假如它能对宣传邛崃形象、加深游客印象的话，更会觉得荣幸之至。　　　　我本凡夫俗子，笔名就叫凡丁吧。　　
　　内容简介　　　　作者将亲身阅历的单个发生的往事，按编年顺序排列连牍，时空跨度达60年，共28万余字，分七十九篇，篇篇独立成章。作品主要考虑时空的连续性，篇章之间内容不一定相关。通过回顾这些往事，以平凡人的视角，反映一座三线城市和一个企业的历史与变迁，尤其是想表达，身处这些变迁中人事之命运，与共和国的成长息息相关。　　　　内容涉及个人履历、家族历史、地方掌故、民间传说、民俗生活、戏剧曲艺、凡人小传、趣事游记，环保生态、三农题材、科学技艺，以及历次政治运动经历，其中不乏一些有趣的故事或者史实如：《我家的燕子》、《生日》、《消腹公》、《老井》、《同一屋檐下》、《万家灯火》、《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疯子张》、《我们的司务长》、《文川剧团》、《初恋》、《难忘1976》、《甄主任的演讲》、《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最后一次参加支农工作队》、《三十而立》、《借鸡生蛋》、《救狗二百五》、《君子国来的卖菜人》……　　　　试图把读者从上世纪50年代引领进入21世纪。　　
　　前 言　　　　像我这样一个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而今又迈入21世纪的耳顺之人，对过去的阅历自然地保留下一些记忆，现在我把这些记忆如实写出来，恰如夕阳红时忆起霜晨月——虽然早晨有薄雾清霜，但是晨月预示这是一个艳阳天。所历些小往事也许能留下一点岁月的痕迹，那是我对逝去时光的追忆，并作为我对夕阳无限好的晚景生活的比对，同时还坚信未来的日子会愈来愈好。　　　　我曾经给女儿的信中说，趁着现在还能看、还能写，留下一点记忆，提供给后来的人了解那些故实、并对研究家乡邛崃的民俗生活都是有意义的。　　　　作品按编年顺序将单个发生的往事排列，时空跨度达六十年。我把每个独立成章的往事连牍后作为回忆录，试图通过回顾那些点点滴滴的往事，以个人视角，反映一个三线城市和一个麻雀般大的企业的历史与变迁。尤其是想表达身处这些变迁中人事之命运与共和国的成长攸关。但是由于笔者的见识和阅历有限，或者还失之偏颇，故恐难达到那样的效果。　　　　作品以叙事为主，兼抒发感情或者随想，属散文，又算杂文，还间杂有小品、韵文，体裁实在不伦不类，归入杂记可能要妥当些，是“风格”还是弊病，本作品由你判定。所记若有不实之处，欢迎指正。　　　　如果我的拙作能把你带回过去并且也有同感，或唤起你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珍视，我将感到莫大的欣慰；假如它能对宣传邛崃形象、加深游客印象的话，更会觉得荣幸之至。　　　　我本凡夫俗子，笔名就叫凡丁吧。　　　　内容说明：　　　　作品按编年顺序将单个发生的往事排列连牍，共八十二篇，26．3万字，时空跨度达六十年。试图通过回顾那些点点滴滴的往事，以个人视角，反映一个三线城市和一个麻雀般大的企业的历史与变迁。　　　　其中不乏一些有趣的故事或者史实如：《我家的燕子》、《生日》、《消腹宫》、《老井》、《同一屋檐下》、《万家灯火》、《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疯子张》、《我们的司务长》、《文川剧团》、《初恋》、《难忘1976》、《甄主任的演讲》、《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最后一次参加支农工作队》、《三十而立》、《借鸡生蛋》《救狗二百五》……　　
　　少年琐忆　　　生在旧社会 长在红旗下　　　　少年壮志不言愁，值得现代的青少年朋友们自豪。因为你们有与生俱来的幸福生活感，不必要“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　　　　然而生长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少年儿童们，大多没有那么自豪，譬如是我，少年时代多识的是愁滋味。　　　　我属于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那号人。从记事的时候起，就开始体会父母为供养我们姐弟仨的艰辛，过着吃上顿、愁下顿的日子。因为那时候，新中国才刚建立，百业待兴，百姓还不能够像现在这样安居乐业。　　　　四川邛崃县城的解放是在1949年12月下旬的时候，解放军一举击溃国民党胡宗南残部而实现的。比共和国成立的日子晚了约三个月。　　　　但是过不多久又发生土匪暴乱攻打城关镇，当时我家就住在南门渔桥边，在土匪攻打小南门的那几天，我家六口人就蜷缩在床底下，惊恐万状地度过了好几个日夜，幸好敌我双方的炮弹没有落在我家房顶上。　　　　解放军和游击队合力解围后，一家人尚心有余悸，第二天，父母便携全家人赶紧搬迁到了城内的学道街53号。　　　　在农村的剿匪斗争又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彻底平息数万土匪的暴动后，邛崃人民方才真正享受到了太平的日子。躺在烈士陵园内的170多位剿匪阵亡烈士，默默地诉说着这段历史。　　　　（由于邛崃地理位置属于古代南方蚕丝绸之路的起点，农业、商业发达，军事防卫上扼川藏之咽喉，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蒋介石在逃离大陆前曾莅临邛崃视察，以至胡宗南残部后来在邛崃暴乱，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战役主战场即在邛崃，接着解放军18军进军西藏、建设西藏时，始发地也在邛崃！央视一套正在热播的《东方》中，已有多处提及邛崃。）　　　　这座陵园原本在人民医院所在地上，过去每年的清明节，各中小学校的少先队员和学生都要到这儿来祭奠他们，连入团入党的宣誓仪式也在这儿举行。2006年的春天，他们被集体搬迁到城南的文笔山上，愿他们在那儿得以永久安息！　　　　大约是1951年，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粮食，鼓励农民卖余粮和交纳公粮，于是需要大型粮仓，在邛崃县城关镇的选址，就是那座始建于明代隆庆年间、坐落在城西北隅的城隍庙。这座规模宏大、建筑构件与雕塑都极精美的清代古建被拆毁改建成粮仓，成为后来的城关粮站。　　　　城隍庙之所以被拆除，自有当时地方政府领导人反对封建、破除迷信的前卫意识。但是如果当初这座庙宇保留下来的话，邛崃的旅游产业不需要再打新的品牌，其吸引海内外游客量，绝对不会少于新都宝光寺！　　　　话说回来，当时我家共有父母、哥姐和我五人。每日天刚麻麻亮，就全家出动去城西门外的西河坝捡卵石，然后背到城隍庙卖，用以作粮仓的基石。　　　　大人背负的重量起码是一百斤以上，而我只六岁光景，最大背重不超过二十斤。如此两趟下来，待拿到工钱才现买米现烧锅，吃过早饭后全家人又出动去背石头，或者到华瓦厂去背砖瓦。　　　　当时的人们啊，还不知道一日该吃三餐，所以要到傍晚才收工回来煮饭，到吃饭时就点上菜油灯照明，所以大家都说吃晚饭叫吃夜饭。问候人的话是：“你消夜没有？”　　　　稍后的日子，我记得我家是做粽子、米馍馍之类小食，由我那位待字闺中的大姐挑担去西校场（原临邛中学门前）摆摊贩卖。　　　　西校场当时是柴市场，闲天的流动人口不多，若大的一个土坝，常常只见那根老高老高的木桅杆耸立在坝子中央，那大概是旧社会校场秋点兵时用来扯挂帅字旗的吧。　　　　也许是人们见惯了平时空无它物、仅此一根桅杆的坝子，民间一条歇后语就说：“校场坝的桅杆——独的。”以后人们在形容独生子女时，也是这样说的。　　　　大姐挑担售卖自然有我随往，因为假如生意不好，我可以吃到一块没有卖掉的丝网子馍，至今我还能回味起丝网子馍馍的可口美味来。　　　　其实那是将一种便宜的、叫巴山子的紫红色小豆煮软以后捣烂，加少量糯米粉及面粉，撒适量盐、花椒末，和匀后团成圆块，放在平底锅上，再撒一层米粉，无需放油，边压边煎成极薄一张大圆饼，其形状极像一张蜘蛛网，故称丝网子馍馍。　　　　也不知是我家的发明、还是古已有之，总之要做好它还是要点技巧的。比如要让煎锅不用油而不粘锅、锅巴黄而不焦，就只能使用木炭火。掌握火候的功夫，就在于如何控制左手摇动那把竹扇的速度，以及右手边压、边翻的动作配合，这样才能出好作品。那些时候，我就常在旁边当“铁扇公主”。　　　　这样的生活直到我大姐二十岁时出阁，出嫁那天，大姐是被母亲和媒人半推半拉出门的。没有花轿，也没听到花炮之声，自然也没有彩礼，大姐就那样步行到兴贤街的夫家。　　　　清匪反霸 减租退押　　　　1951年至1953年初，邛崃城里的土地改革运动随着四大任务（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的深入，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大人们整天忙于开会斗争地主恶霸，籍没他们的田地，查抄他们的金银铜钱和珠宝，而从他们家中没收出来的家具、厨房用品等可动产，则分配给一穷二白的穷人们。因此人们大多喜气洋溢、笑逐颜开，开会的场面总是热火朝天并且载歌载舞。　　　　接着又开始了肃清反革命的运动：　　　　在那段“人民民主专政”的时期，对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及反革命分子，实行了成批的镇压，为的是确保无产阶级政权巩固。　　　　那时候被判处死刑的人员是不需要上级逐一审批的，也绝不会留给他们上诉的机会，到会的群众就能够当家作主！　　　　那些需要肃清和镇压掉的人，可能在某天早晨起床后就被人抓走，一会儿便成排地出现在人民公园坝子内的高台上。　　　　当会议主持人指着其中一人宣布他的罪状后，便问台下的群众：这个人该不该杀？台下群众会无一例外地遥相呼应：该杀！于是这个人便被拉下台，在旁边的空地上一枪毙命，有时候一天要镇压好几个人。　　　　不过当枪毙一个叫季德明的人时，台下的人竟然听到他高呼共产党万岁，引起台下群众一阵骚动，但即刻被勒颈脖和封口。据说此人身份复杂，既是地下党员，又是卧龙地方的袍哥舵把子，与地主土匪打成一片。　　　　当时我家对面有一户靠卖黄糕（一种大米做的蒸馍）起家的张姓人，其一子名张永安，曾在军阀刘文辉部下任团长，随刘文辉起义投诚后收编入解放军部队，仍然保留团级职务。　　　　当一切安置妥善后，张便衣锦还乡，带着一个警卫员回家探亲，却被原部下指认为国民党反动军官，回家第二日早晨就被抓走，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镇压掉了。　　　　不过听张家后人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政府给平了反，并且追补给了家人抚恤金。　　　　我还见识过一种斗争地主的方式：　　　　我家（53号）左侧隔壁是一詹姓地主，男地主的下场我讲不清楚，但那个地主老太受体罚的方式我还清晰记得：　　　　一天中午后，我穿过詹家大院到另一条街时，在詹家的猪圈粪坑边，看到那个年龄在六十开外的詹老太不知被什么人反捆双手，并且袒露着上身，将她胸颈部的白殿风暴露无遗。她下身只穿宽大短裤，光着膝盖一动不动地、瘫软地跪在碎瓦和碎瓷片上，臀部周围还撒了一圈荨麻。（一种接触皮肤后使人奇痒，并生疱块的野生草本植物）　　　　只见詹老太在太阳光芒的照耀下满头大汗却纹丝不动。因为只要她稍微动一下的话，不仅要吃荨麻之苦，而且还可能跌落进身旁的粪坑里。　　　　虽然是斗地主，我小孩家还是不忍心看下去。　　　　在斗地主、挖财宝的时候，有的随口乱招，说他们家的财宝藏匿于某人之处，于是便追赃至该人家中，并称其为窝赃户。于是我也跟着大人们高声呼喊：“打倒窝赃户闵文通！”虽然毫不知其含义，但我知道闵文通是我家邻居，家里开着零酒铺。　　　　闵掌柜是一个面目慈祥的瘦高老头、沟渎一般皱纹的脸上长着花白胡须，头上缠着一圈黑色纱巾，一领洗得发灰的土兰布长衫上系着一条白布腰带，足下是一双千层底的青布鞋。掌柜娘是一个瘦小的女人，但是显然比闵掌柜年轻许多。　　　　他家的零酒铺常常宾客满座，宾客们也大多身穿土布长衫，由三五人随意组合围座在八仙桌旁的长板凳上，惬意地喝着盛在细白瓷酒杯中的大全烧房，或者积成烧房生产的邛崃茅苔和邛州大曲酒，还时不时地往嘴里送进一颗花生仁、干虾米之类，一边随意地交谈着。　　　　闵掌柜总是座在那张掉漆的长柜台后面，临街一面的小柜上放着一排绿釉酒瓮，酒瓮上贴着红纸条，上面写着童叟无欺的价格：邛崃茅台酒每两捌分；邛州大曲酒每两伍分……　　　　每个瓮口上都严严实实地压着一块用猪膀胱皮制的沙包，每当掌柜的揭开瓮口上的沙包用竹节制成的提打酒时，那浓郁的酒香立刻就溢散到小街的空间来。　　　　1953年九月，我进了北街小学读一年级，记得语文第一课是；开学了。第二课是；我们上学。第三课；学校里同学很多。第四课；老师教我们，我们听老师的话……　　　　我是听老师话的那类学生，学习成绩还差不多。但是从二年级起，每学期临报名前，总是由我的父亲写出一份要求免交、或者缓交3元钱学费的申请，由我带到居委会代表家盖章，然后再到城关镇找有关负责干部再签字盖章，生效后又连同假期作业本一并带到学校报名注册。　　　　你可千万别认为这点小数目的钱，不值得那么劳心费力地去操作，要知道当时采用供给制下的国家机关干部，他们的人月伙食标准是6元，而且菜式荤素搭配。何况当时银行的币制才刚改革，新币发行之初，有1分、2分和5分的分币，3元钱相当于不久前的3万元！　　　　有时候缓交学费期到，父母还是拿不出钱来，学费就由我的班主任老师垫付直到如今。她是我的恩师——陈良慧，如今已过了85华诞，身体依然硬朗，头脑清楚，嗓音中气十足。在此真心祝愿我的恩师：身体健康长长寿。　　　　政府法令人人当遵守 国家计划个个要服从　　　　1954年春节，是我国建国的第五个年头，是政府通知要十年一大庆，五年一小庆的“小庆”之年。　　　　那年我家的确过上了我有生以来最好的春节，因为从1953年起，国家不仅对农民的余粮实行了统购统销，而且对他们喂养的毛猪和各种大宗农、副、土特产品也实行了统购统销。所以那年春节，城镇居民就凭购粮本按人供应5斤猪肉，价格是每斤4角8分。　　　　整整20斤啦！我出生以来，还从未见过我家的灶头上出现过恁多的腊肉。那顿年饭我由于吃得太多，又悄悄地跑到离家不远的人民公园内的假山石旁吐了一滩。　　　　年后我家搬进了街对面的54号，同门进出的还有一户吴姓的单身汉。我清楚地记得，他的房门两边有一副鲜红的春节对联：“政府法令人人当遵守；国家计划个个要服从。”标志着我们国家的计划经济时代，从1953年起便正式施行。　　　　从1953年开始，农村实行了一系列的合作化运动。农民们先是成立互助组，接着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8年国庆节前，全国又全部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而且社社、队队都有公共食堂。　　　　才从地主、富农手里分得不久的土地、农具、耕牛等，又全部“一平二调”成为公共财物。　　　　据说那是要学习苏联老大哥搞集体农庄的模式，走农业集体化道路，要大家各尽所能，还说要按需分配。让大家认为，那是非常理想的社会主义道路。　　　　城市里也在搞互助组和合作社，并且在1956年完成了对资本家及其它私有经济的“利用、限制，改造”，实现了公私合营。政府不允许有个体工商户存在，因此不久以后，那个“窝赃户”的酒铺关门了，连在井坎边上卖米豆腐的一对王姓孤老也没有再卖了。　　　　虽然“王米豆腐”的美味在食客中早就有口皆碑，但是此后进城卖余粮的农民连同居民们，再也没有了那种口福。　　　　1953年，我的父母已经改行从事木梳和篦子的生产销售。　　　　后来那些擦皮鞋的、补鞋子的、修自行车的、剃头的、卖小吃的、刀儿匠、菜贩子们，以及开药铺的、卖百货、卖酱油、干杂的等等各种小商品的商号店铺，包括所有现在说的第三产业的从业者，全被组织成合作性质的厂、社、店、组，进行行业归口管理。　　　　手工业的店、组、社、厂，归属邛崃手工业管理局（后来的第二轻工业局）管理；　　　　其它所有商业店铺，则由新成立的诸如：饮食公司、食品公司（专门管理杀猪卖肉）、百货公司、糖业烟酒公司、土产公司、医药公司、五金公司、日用杂品公司、以及煤建公司等分属管理，此外还有一个专门管理收荒匠的废品公司。　　　　以上这些公司，统归邛崃县商业局领导。　　　　粮食是国家统管物资，其统购统销行为由邛崃粮食局专门负责。　　　　此外还有文教、卫生、农林水利、交通、财税、劳动人事、公安和银行，共称十局一行的经济管理体系。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问题，从此全部由政府操心包揽。　　　　我的父亲也先进入互助组，然后再合作进邛崃日用品生产合作社，厂址就在老西门城楼旁边一座大宅院里；母亲则组织进了居民缝纫组，为军人加工棉衣、被、鞋之类，地方就在兴贤街魏家院子。　　　　生活似乎已经步入正轨，日子也似乎好过了点。但是转眼到了1957年，在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了声势浩荡的群众运动：先是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俗称大鸣大放）接踵而来的是整风反右斗争。　　　　有一次我到父亲厂里去玩，看到的不是热火朝天的生产场面，却是满院的大字报如森林一般贴满了墙、挂满了绳。虽然小学四年级的我还看不懂上面写些什么，但我心里隐约感到了丝丝不安。　　　　在学校里开始听人说某老师出生地主、某老师是右派分子……还有一次当着全校师生的面，由县公安局的人把一位张姓的老师五花大绑走了，说他是暗藏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而高年级的同学却说他的地理和历史课讲得极好。　　　　不久后我发现，有好长一段时间，父亲伏在土改时从地主家分得的胜利果实——一张大方桌上整天写着什么，家里的气氛异常沉闷。　　　　后来我稍大了些，才从我家土改时分得的另一件胜利果实——一口旧皮箱里，发现了一大叠文字材料，那是父亲写的《我的自传》底稿，纸是廉价的土黄纸。我想父亲留下底稿的原因，是预防将来有新的政治运动时有备无患。　　　　从《我的自传》中，我发现父亲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并大略了解到我的祖父原来是邛崃县旧衙门里的一位师爷。　　　　按我的理解，其身份相当于《水浒》中宋江落草前在郓城县衙里的押司，也大抵相当于当今替犯罪嫌疑人辩护的律师。　　　　但是有一种说法更为可靠：师爷也称幕友，明清时期地方官署中无官职的佐助人员，由长官私人聘请，分管刑名、钱谷、包揽词讼等事务。　　　　由于父亲受过较好的教育，能写一手好字，所以在同我母亲结婚以后，通过我的一个在刘文辉（国民党西康省主席、24军军长）部下当营长的舅公，介绍去雅安（当时的西康省会）任过刘文辉一个部下的文书。　　　　谢天谢地，由于他在党的大鸣大放后接着的反右斗争运动中极其配合，其历史虽然不清白，但是交待得极其清楚，没有自取灭亡，运动结束后，没有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所以我在以后的各种档案表格填写时，家庭出生那一个栏目中，我仍然填的是贫民，直到八十年代后期才不需要体现这种身份。　　　　我的父亲以他极大的努力，保护他的子女们没有蒙受历史的尘埃，得以和其他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的子女有所区别，为我以后一些荣誉的得来显示出了先天性优势。　　　　红泥小火炉　　　　父亲在运动结束后，并没有戴上什么帽子，但是结束了他的工作。他当时带进厂的全套生产工具，全部都留在了厂里边，仅仅能够带走的是一只受伤的左眼，没奈何地离开了他工作过四年的工厂。　　　　那只外伤性白内障的左眼，是1958年留给他的纪念：　　　　因为我们国家当时计划要在15年内超过英国，20年内赶上美国，所以便全民炼钢。又由于农民和城里人都规定要到公共食堂去吃饭，老百姓的铁锅就被收缴，砸碎后放进土高炉里去“冶炼成钢”。　　　　父亲在接受分配他砸烂锅铁的工作时，铁渣溅入眼珠造成了永久性伤害。　　　　父亲还为了实现运输工具滚珠轴承化，又同时接受厂里安排，用钢模具手工捶打钢珠。由于眼睛受伤，任务又紧急，未能完成的数量便带回家里，由我和哥哥继续完成。　　　　所谓的滚珠，其实是将截断成小节的铁条，放在纲砧中间的半圆形凹中，再合上另一块有半圆形凹的盖，之后抡起铁锤边敲、边翻、边打，使模具中的铁块力求成为较圆、较光滑的球形。　　　　据说用它们安装在鸡公车、架子车、板板车上能够多拉快跑。还在改土造地、运送公粮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否属实，天才晓得，不过那到成为我对那个年代的特殊回忆。　　　　为了生存，父亲又操起了一门新的职业，就是一首唐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之中提到的“红泥小火炉”的生产销售。　　　　它无需多大成本，全靠手工，做一个卖0．５0～3．50元，由于这是应时代而生的新事物，逐渐地被小镇的人们认识而接受。　　　　因为当时是低标准时期，大多数人家没有那么多食物原料，在每顿饭要烧十几斤木柴的大锅灶上去施展，人们开始废弃那种传统方式，逐渐采用小泥炉做饭，燃料就是劈得很细的木柴或者木炭，并且由此过渡到煮饭烧蜂窝煤的时代。　　　　如今这种炉具早已退出了厨房，假如还有保存，那应该是民俗博物馆的藏品。　　　　我的父亲就以此为生，直到临终。苦难的他，从未享过一天的福，却以他顽强的生命力活到了七十三岁，那是在周总理逝世的那一年早春。　　　　人民公社　　　　话题还是回到我父亲下岗的那年吧。　　　　1958年，由于上一年的大鸣大放，使当年的反右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据说全国共揪出卅余万名右派分子、还不包括反革命、坏分子。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插遍全国扫清了道路。　　　　全国的农民，包括那些曾经被拒之于互助组、合作社外的地主、富农们，不仅全部参加了人民公社，还都进入了公共食堂。　　　　既然总路线的精神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那么就有理由在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提出：要在“十五年内超过英国，二十年内赶上美国”的豪迈口号。于是大跃进就这么顺理成章、热火朝天地展开了。　　　　1959年“十、一”国庆节那天，有乡下的农民抬着红苕做成的九斗碗，鼓乐喧天、载歌载舞地进城向党和建国十周年献礼。　　　　在那个时代中，凡是有运动都要高呼万岁。所以到处都悬挂、张贴着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还有公共食堂万岁！等巨幅标语以及各种宣传。让人们有理由相信，大家都进入了社会主义，并且共产主义的生活就在明天。　　　　那就是当时老百姓最津津乐道的：“楼上楼下，有电灯电话”的美好憧憬。因为苏联老大哥的共产主义生活，仅仅是用土豆烧牛肉。于是人们欣喜万分，奔走相告。　　　　辍学记　　　　对上述美好生活的憧憬，不久就不复存在了。　　　　因为从1959年下半年算起，我们国家遭遇到了后来人们所说的三年自然灾害。餐桌上再难见到肉类、副食品，只有定量供应的粮食：成年居民25斤/人月，中学生31斤/人月，体力劳动者34斤/人月，而机关干部则是19斤/人月，13岁以下婴幼儿童则7至25斤不等，以上定量中有时还要搭售点红苕、玉米粉之类的粗粮或者面粉。　　　　这个粮食的月供定量标准，机关工作人员后来调整为26斤/人月，并且同其他人员一起，延续执行到1996年6月，当政府宣告计划经济结束而完全市场化时为止。　　　　从1953年算起至1996年止，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时期是43年。　　　　这个标准的月供粮食定量，对于今天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们来说，也未见得是低标准。即便在当时，政府在制定居民粮食定量标准的时候，也参考了营养学家们的意见。　　　　营养学家首先换算出正常情况下一个人每天消耗若干大卡热量，再除以每百克大米产生的热量后，得出座办公室的机关工作者，每日300克粮食足够矣的结论。其它务工的、长身体的相应高一些也非常合理。　　　　但是营养学家和过上现代生活水平的人们，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主食品之外还需要有足够的副食品，诸如蔬菜、水果、糖、肉、蛋、奶、动、植物油等，这些人体获取热能、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微量元素的源泉不可或缺，同时这些物质大多也是由粮食转换所得。　　　　然而那时候的人们，绝大多数每日只有300～400克粮食可供食用，每月100克猪肉不足够打一顿牙祭，此外一无所食。莫说中国的老百姓当时坚持熬过了三年这样的日子，换成现在的人们，恐怕过不了三天就会清口水牵线流淌。　　　　这时候父母开始为供给我和哥哥读书的问题，经常发生争吵和烦恼。接着我哥在高中二年级时，办了休学一年的手续。　　　　1960年9月，刚刚开学读初中三期的我，由于第一学年考试成绩名列全班第一，被老师和同学推选为学习委员。在本期末的班会上经教导主任安排，让我给全班同学念一篇报刊文章，文章报道说：　　　　当年我国粮食的产量达到了5500亿斤（当时我国人口大约5.5亿），而钢的产量达到1070万吨，生猪的喂养达到人均一头，其喂养模式是：“公有公养为主，和公有私养、私有私养为辅相结合的方针。”　　　　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盛极一时的浮夸风中夸张出来的数字，明明是民不聊生，但各行各业却在频传捷报，领导们都处在盲目的兴奋之中，以至周总理、陈云等中央首长们，对次年国计民生的安排、计划、纠正措手不及，所谓三年的自然灾害便在瞎指挥和浮夸风中产生。　　　　后来刘少奇对毛泽东说:：“饿死那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还得出低标准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　　　　寒假第二天，我进了我那位已经当了书记的姐夫的被服厂，当上一名学徒工。第四学期开学后，我去了已经读过三期初中课文的学校，找到那位教导主任说明我要求初中肄业的原因。　　　　尽管主任说要免除我的全部学杂费，还可格外申请每月4元的助学金，但在老师们的惋惜声中，我还是低着头离开了学校。　　　　那是由著名人士张志和（早期共产党员、抗日人士、教育家）以其父亲的名字，在1931年捐资兴办的邛崃私立敬亭学校。我读初中时叫东安中学，后来叫邛崃实验中学，如今又叫邛崃第二中学校。　　　　此后，我正式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时间是1961年3月，我刚过15岁生日不久。　　　　本篇观点：　　　　虽然这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际遇，但是能够说明，无论是在哪个年代，国家政策方针的推行，都与百姓命运息息相关，所以人人都没有理由不关心政治。　　　　同时我也理解，建国之初，百废待兴，老百姓当时没有那么多就业机会，而且那时候，人们还没有计划生育的观念和方法，一双父母确实难以养育好一堆儿女。　　
　　我家的燕子　　　　又逢花红柳绿的季节，应该是似曾相识归来的燕子衔泥筑巢的时候，我禁不住想起54年前学道街故居的那窝燕子。　　　　1954年初春，我家从学道街53号搬迁到对面的54号。这是一间带楼板和地板的木结构房屋，双扇的大门下，有两级红砂石石条搭的台阶，使这座房屋在同类结构的房屋中显得爽朗气派。　　　　原来的李姓房主因舍不得抛弃土地改革时分在乡下的田地，在1953年底阖家迁往乡下去了，使我家有机会从低矮潮湿的破瓦房搬进如此气派的楼房。　　　　天气逐渐转暖，有一天我惊喜地发现有一双燕子飞进我家，在堂屋内盘旋巡视，还站在门扇上边打量室内的情形，随后又用双爪抓在承受楼板的木梁上仔细琢磨。　　　　父母说这一对燕子想在我家筑窝，并说这是好兆头，因为燕子是富贵鸟，在谁家筑巢就会给谁家带来好运，而一般的家庭它们是不会去筑巢的。　　　　我和哥哥非常兴奋，不仅是希望这对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旧时王谢堂前燕，能够给我家带来富贵和好运气，主要还是我们全家都非常喜欢它们，你想人和燕子和谐相处有何等的乐趣呀！于是我哥哥赶紧找来一块木板，钉在楼板下的木梁上，好让它们舒适方便地站在上面用泥筑巢。　　　　这是一对非常漂亮的、俗称“沙燕”的一种家燕。另外还有一种俗称“泥燕”的家燕。当然，这不是动物学上的分类，仅是老百姓观察它们在形态、生活习性区别后的命名。　　　　“沙燕”与“泥燕”的区别在于：　　　　体态上分：“沙燕”比“泥燕”要略微大一点。　　　　毛色上分：“沙燕”有橙黄色的胸毛和背毛，头顶细毛及翅羽为墨绿色并且闪现金属光泽；“泥燕”胸毛是白色中夹杂咖啡色，此外身体其他部位的羽毛均呈漆黑色。　　　　鸣声上分：“泥燕”叫声仅是单调的吱吱声，基本上不形成曲调；“沙燕”的鸣声却如唱歌一般悠扬婉转，常常是以“斯溜溜溜”的中音起头，接着一口气吟唱几遍：“知之为知之、不知之为不知之、是知也，”半拍休止后用“知了……也”收尾。而且尾音拖得很长并逐渐减弱，俨然一个会运嗓子眼儿的歌唱家。　　　　飞行姿态上分：“泥燕”飞行时尾羽如剪刀那样一张一合，翅膀在高空扑棱乱窜；而“沙燕”在飞行中，尾部羽毛像毛笔书写的八字，双翅舒展时主要靠滑翔，而且擅长作超低空飞行，那穿梭般的姿态非常优雅。由此我想起西方人曾经流行过的燕尾服，当穿上身子时的确能显示出绅士的风度。　　　　从生活习性上分：“泥燕”选择的居住环境不严格，在任何一处墙壁上、瓦檐下都可以筑一个半边碗形的窝，而且胡乱夹杂着草屑和乱毛，由于它对环境条件要求不高，在育雏期间，不仅窝边沾满雏鸟粪，窝下的地面也必然铺撒一摊。　　　　“沙燕”则不同，它们对环境要求高，它们喜欢与人为伴，常常穿堂入室，选择承受楼板的横梁做附着点筑巢，筑好的巢小口大腹像半边葫芦或者一把木头水瓢，而且表面光洁，绝不拖草带毛。　　　　因为它酷爱整洁，也可能是为了讨好屋主人，所以它们在育雏期间窝下的地面干干净净，儿女们拉出的所有粪便，它们都不厌其烦地叼到屋子外面老远的地方才丢弃。　　　　两相比较之下，人们更加欢迎的是沙燕。　　　　小燕子成长　　　　那对在我家考察过的沙燕夫妻，在我们付诸行动的欢迎中决定留下来。第二天我早早起床，刚打开门，那双燕子就飞进屋子，嘴里衔一团泥，径直飞往那块木板开始筑窝，于是我一有空就观察它们筑巢的进度和方法。　　　　首先我发现它们尽可能地就地取材，雨后的街面处处泥泞，它们就随心所欲到处取土，天晴以后，井坎那段街道是湿的，夫妻俩便集中到那儿，当井坎那段街干涸以后，它们衔泥回家的密度就明显减少，也许它们要飞到城外的沟渠、田边才能取到含水量合适的土。　　　　它们同时出发又同时归来，当一只在筑巢的时候，另一只就含着泥站在门扇的边上等，先筑完的一只也站到门边等着一齐起飞，真是出双入对、如影随形。　　　　它们衔回的泥团并非特别的稀，但是它们的喙好像能分泌一种黏液，随着它们喙的上下左右杵抹，泥团就变得黏糊了。它们就这样将衔回的泥团调和后，从底部开始，逐渐加高到与楼板相衔接，并逐渐将出口缩小至约5公分。　　　　开初那几天，它们似乎不太在乎筑巢的进度，常常在一起相互梳理羽毛，或者飞到门前电杆的电话线上站着做爱，还不时地引吭高歌几遍“知之为知之、不知之为不知之、是知也”的《知之歌》曲牌。　　　　过了几天，它们筑巢的速度突然加快，而且建筑方案好像是既定好的，丝毫没有进行过返工。大约半个月新巢筑完了，它们又忙着衔回细草茎、软鸡毛之类。　　　　再过四、五天，夫妻俩不再出双入队，而是轮流外出。　　　　约摸又过了十二三天，窝中传出微弱的叽叽声音，两只大燕子同时出巢，还不时地含着细小的昆虫往窝里钻。　　　　大燕子离巢时，口中总叼着一团白膜包裹的黄绿色粪泡，要飞往远处街边的房顶才丢下。这时候夫妇俩还偶有闲暇站在门边上，闭着口微微鼓动喉部哼它们的《知之歌》，愉快地享受着天伦之乐。　　　　七八天以后，小家伙们已经迫不及待地轮流溜到窝口上，等着父母回来喂食。那一双父母便越来越频繁地叼着满口的昆虫回来，有苍蝇、飞蛾、蜻蜓及小甲壳虫。每当大燕子掠过屋檐飘拂进屋门时，泥巢内立即骚动起来，并且发出咻咻的吵吵嚷嚷声。　　　　这些小家伙脑袋虽小，胃容量却挺大，那又短又宽的喙包裹着一道金黄色的边，张开时像一条口袋，将父母们辛勤捕获的昆虫，毫不费力地一口吞下。之后另一只小脑袋又探出头来，将刚才吃过的那一只挤回去。　　　　这时小燕子发出的吱吱声越来越大，那像包裹着金边的喙，却在慢慢褪色，头上原来稀疏的顶毛逐渐蓬松丰满。　　　　大燕子却再也没有往日的闲情逸致来互相梳理羽毛和唱《知之歌》了。它们外出的身影变得形单影只，总是这只进那只出，为了养活这群孩子，它们已近乎疲于奔命的状态。　　　　晚上燕爸、燕妈它们不再钻进窝中，而是站在墙壁上凸出的地方打盹儿。　　　　我虽然时刻关注着燕子一家的生活，但是从来没有弄清楚那对夫妇有几个儿女，因为那个如瓶颈似的小口每次仅容一只脑袋露出头来，而只只脑袋一模一样，我根本没法辨认。　　　　有一天我终于确实地弄清楚了，它们一共是五只！　　　　小燕子大祸临头　　　　这是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又铙有兴致地观察着燕子一家的生活，只见燕爸、燕妈一趟又一趟地叼着食物回来喂养孩子。　　　　虽然它们已经疲惫不堪，但飞行的姿态仍然优雅，只见它们快速掠过房顶来到街中央的上空，临近家门的时候，将八字形尾羽一收，从空中往下一段俯冲，侧身向下穿过屋檐，接着昂头压尾往上一扬，整个身子便像箭一般射向4至5公分直径的巢口。全程动作和时间的控制异常的精准，没有毫厘之差，而且轻快无声。　　　　待喂完守候在窝口的小燕子食物后，大燕子立刻一个侧转身，并且将身一仰，呈弧线翻飞过屋檐，翩翩地翔过一段街头后，消失在一片瓦顶的房屋之中。　　　　不一会儿天气晴转阴，可能要下雨了，昆虫们便接近地面活动，大燕子又改变策略为超低空贴地飞行表演，一会儿功夫就满口而归。　　　　小燕子已经长出了短短的翅羽和尾巴，大燕子不在家的时候，窝内总是发出熙熙攘攘的吵闹声，偶尔会有一只小屁股朝着门洞外拉下一泡带粘液的粪便，之后用双爪抓住出口的边沿，将两只翅膀凌空扇扑几下，舒展身体以后又钻进窝内，再掉回头等大燕子归来。　　　　这时候一个曾经令我担心过的现象，重新引起了我的重视，而小燕子们却浑然不知大祸将临。　　　　这个现象几天前我就发现了：　　　　可能是小燕子一天比一天长得重，还有每只大燕子每天上百次的进出，产生的冲击力和后坐力，抑或还有那块木板钉得不太牢固的原因，总之那个巢粘接楼板的地方产生了些微的裂隙。但是没有逃过我的眼睛，我迅速将此情况禀报父母，并说出我的忧虑：说不定那个窝巢会在哪一天掉落下来。　　　　我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但是父母却说，如果现在就给窝巢做加固工作，可能会惊扰大燕子离巢弃雏，要是那样的话，这几只燕宝宝就没命了。等几天小燕子能够飞的时候再搞吧，这对大燕子今年还会生第二窝小燕子哩！于是我只好随时监视这座危险建筑的变化。　　　　但是今天不同于昨天，更不同于前天，那条裂缝又加宽并拉长许多，几乎是整个窝巢都脱离了楼板，以至大燕子离巢时产生的后坐力使它发生了晃动，真是岌岌可危。　　　　正当我忧心忡忡之际，随着大燕子一个侧翻身飞出屋门的瞬间，我眼巴巴地望着整个鸟巢轰然坠落，重重地摔碎在木地板上，发出啪嗒一声巨响。我顿时六神无主，号啕大哭。　　　　小燕子们无赖地满屋子扑腾着翅膀，两只大燕子刚觅食回来，见状后急得在屋子内外急速地盘旋打转，并发出惊恐的尖叫声。　　　　在一片混乱中，我找到一个升子（木制方形量米器，约合3市斤2市两）边哭边将散落地上的、草和毛混杂的内层鸟窝放入其中，再将满屋乱钻的五只小燕子捉进窝中，并且高举过头顶。　　　　我满心以为大燕子们会在我的头上喂它们的小宝宝们，但是大燕子压根儿就不领我的情，仍然在屋子内外乱飞惊叫，我又一次号啕大哭。　　　　值此关键时刻，我哥哥如救星般地回家了，他立刻找出一个小纸箱，并且在侧面开了一个小孔，然后用钉子、细绳将它固定在旧巢的地方，接着把小燕子放入新家。　　　　不一会儿，大燕子镇定下来，并且钻进纸箱视察了它们的小宝宝们。也许它们没有觉察出我们的行为有任何恶意，加上小燕子频频张口待哺，稍为镇定之后，它们又双双担负起了抚育下一代的义务。　　　　由于那个纸盒足够大，从那晚上开始，两只大燕子就和它的儿女们一起睡觉。　　　　事后我估量那堆摔碎的泥巢，至少有五、六斤之多。　　　　三天后大燕子叼出一只死小燕，大概是在那次事故中摔成重重的内伤所至。　　　　该怎样救救燕子　　　　又过几日，一天早晨，大燕子不再喂给小燕子食物，并且在屋子外面不停地呼唤儿女们到外面的世界中。　　　　这时候小燕子们已经同父母亲一般大小，只是羽毛还没有金属般的光泽，嘴角上的黄色还没有完全褪去。小燕子们经不住父母的百般引诱，况且空着肚子，便跃跃欲试地、一只接一只飞出屋门站在屋檐的挑枋上，我一一清点，共是四只。　　　　稍作短暂停留后，它们告别了这座曾经的居所，消失在远方的长空中，从此再没有回到过这个家，不知道留在它们记忆中的是悲伤还是感激。　　　　许多年之后，我还忍不住为此情此景而唏嘘叹息，不知它们以后的遭遇如何。假如它们一直有后代延续的话，现在至少该是那一双父母的第五十四世孙了。　　　　如今这种有着漂亮羽毛、婉转悠扬歌喉、特别爱清洁的沙燕，早已消失在邛崃城市的上空，但愿它们还能在别的地方繁衍。　　　　不过还能见到的是那种生存能力极强的泥燕，即便如此，我们也仅是在城乡结合部的上空才能见到它们的身影，而且我还见到过一个“雀占燕巢”的有趣现象：　　　　前几天，我途经已是新城区的文南路临老南桥一段，看见一座旧楼房的砖墙壁上，有一个尚未完工的半圆形泥燕巢，巢中却蜇伏着两只麻雀，还有四只对着它虎视眈眈。　　　　那对泥燕夫妻，就在前边不远处的加油站旁的湿地上用喙取土，当那对燕子衔泥回来时，麻雀们便都暂时闪开，并装着若无其事。当那对燕子转身飞走后，麻雀们又纷纷攘攘、大打出手、志在必得。　　　　以后燕子如何捍卫自己的主权，我不得而知，但我真的担心它们到头来会“为她人作嫁衣裳”。　　　　这种现象可能是个案，但现代的城市和农村，处处皆是水泥和砖块的楼房，麻雀缺少墙洞瓦缝安家，想不劳而获“雀占燕巢”就在情理之中。　　　　同时我也悟出沙燕消失在这座城市上空的原因：　　　　一、沙燕喜欢与人为伴，更喜欢在环境安静的地方活动，而现代的城镇处处车龙人流，这是它们抛弃城市生活的理由之一。　　　　二、沙燕喜欢选择人家厅堂的楼梁结合处筑巢，而现代的人们家家铁门紧闭，沙燕无法穿堂入室。即便是进入了，在光溜溜的墙壁和天花板上，也再找不到能够附着窝巢的地方。　　　　三、城市迅速扩张的结果，处处都是水泥和砖、石的地面，没有湿地、流水和沟渠，燕子无法就近取到湿润的泥土筑巢，它们没有能力从远郊的农村，搬运大约十斤重的湿泥土，到城市里筑巢落户，因而远远跟不上城市化的进程。　　　　而沙燕在乡下的生存环境又如何呢？　　　　一、翻身农民们有了钱后，第一件事情便是将原来适合沙燕筑巢的木结构房屋拆除，构建成城乡一体化的水泥砖房，似乎非此不能显示跟上城市化进程，而沙燕们却再难觅到那似曾相识的地方归来筑巢。　　　　二、种庄稼越来越简单化的农民们，大量采用高效农药杀虫，田里连青蛙和黄鳝都杀死了。那些杂食性的麻雀，吃了带毒的农作物种子和害虫后大量死亡，便把城市作为避难所。可以想象得到，沙燕在广阔天地中也难以乐观生存。　　　　当人们的居室条件越来越好的时候，沙燕的生存却越来越难以为继。我担心这种会飞的恐龙后裔之一支消失以后，产生抗药性的害虫卷土重来时，那条生物链上又少了一个克星。　　　　我深思该怎样救救燕子？这世界上还有沙燕吗？？能够复兴沙燕的种群吗？？？　　
　　生日　　　　小时候每年农历的冬月17日清晨，母亲总是慈爱地对我说：今天是你的生日。说着便从衣袋里掏出两分钱放到我的手心里，说随便你拿去买啥东西吃。　　　　或者等那个端着烧箕，卖小吃的老头儿走我家门前过的时候，掏出一两分钱，买上一两个发馍馍（大米浸泡后磨细，经发酵再蒸熟的圆形食品，现称发糕）叫我吃。　　　　我家门前是那老头的必经之地，那老头卖的不仅是发馍馍，还有素粽子和肉粽子，发馍馍一个是一分钱，素粽子一个两分钱，而肉粽子则一个五分钱。　　　　其实我是很想吃粽子的，尤其是那种肉粽子。当老头揭开筲箕上面覆盖的、用于保温的布片时，首先映入我眼帘的不是白色的发馍馍，而是那青绿色的、带几个尖角的粽子。　　　　说时迟，那时快，我的眼光刚落到粽子上，那浓郁芳香的粽子叶气味和腊肉丁特有的香味，就混合着直往我鼻孔里钻。　　　　但是母亲总是对我说，就吃块发馍馍吧。还说如果生日这天吃一块发馍馍，我会长得“泡舒松的”，（方言，又胖又高的意思）而粽子是铁实的，吃了长不胖、也长不高，于是我信以为真。　　　　虽然我的眼珠还是盯着粽子骨碌碌地转，但早已三下五除二，将那块甜甜的、又白、又泡的发馍馍吞进肚里了。　　　　如果那天得到的是两分钱现金，我会迫不及待地跑到斜对面的零酒铺，买上一堆又黄、又脆、又酥、又香的炒花生，让嘴巴里香上好一会儿。　　　　除此以外，极少能够得到父母给我的零用钱，所以一年365天中，就是盼过年和生日这天。于是生日可以吃到发馍馍在我心中就形成了潜规则，并且念念不忘。　　　　但是1957年的生日那天，却使我大失所望：　　　　这天早晨，我特地早早起床，倚门翘首，朝那个卖小食的老头来的方向眺望。老头还未出现，这时候母亲已经起床，同我一起倚在门边，我心中一阵暗喜。　　　　终于我看见那个老头头戴披肩式尖顶黑帽，步履蹒跚地出现了，还边走边喊：“发馍馍、肉粽子……”　　　　叫卖之声由远及近，再由近及远，虽然那老头还看了我们母子一眼，但母亲却熟视无睹、充耳不闻、无动于衷。我眼巴巴地看着那一筲箕粽子、发馍馍从我面前慢慢消失。　　　　我倍感委屈，含着泪眼钻回房间。一连几天，我不言不语，不高不兴，父母多次和我说话我都没有好言语。　　　　母亲终于发现了我的情绪异常，用好言哄出我的实情——我说：“人家那天过生，连发馍馍都没有吃过，还说人家长不高。”　　　　全家人豁然大笑，原来如此。母亲一再道歉，说那天确实忘了是我的生日，还说等到第二天由我自己去买点肉回来为我补过生日，我立刻破涕为笑。　　　　第二天是星期日，早晨我怀揣起两元钱，兴高采烈去菜市场割肉买菜，临走时父母一再叮嘱我要割肥肉。但是不巧得很，那天买肉的人多，轮到我的时候已经没有肥的猪肉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大声地说：“两斤，割肥点的。”刀儿匠连看都没看我一眼，随手一刀，在接近猪屁股的地方割下一块。　　　　那块肉在今天看来肯定是块甲级好肉，但是在当时看来，它除了瘦肉就是皮子，不符合我们一家人的口味习惯。那时候的人普遍喜欢的是：一块肥肉入口后能够从嘴角流出油来的感觉，否则不可以滋润几乎生锈的肠胃。　　　　苦了为我做回锅肉的父亲，肉片下锅后不仅不能够熬出油来，还需要另外加点菜油，才勉强烩制出来一盘回锅肉。由于是我的生日大餐，吃饭时全家人没有责备我不会买肉。　　　　后来我懂事的时候，想到了母亲那天忘记我生日的原因——那段时间，父亲的厂里正在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进行“大鸣大放、百家争鸣”的“反右整风”运动。父亲每天都在专心致志地写《我的自传》，谁有心思记得住我的生日呢？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过生日的奢望。因为从第二年起，全国人民开始了大跃进，接着又连续三年遭遇低标准生活。后来我又参加了工作，再没有把生日当一回事情，连自己都会忘掉。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家里人过生日的重点就转移到我女儿身上。再后来生活质量高了，比过去的地主吃得还要好，根本没有必要在生日那天饱餐一顿。　　　　2005年的六十寿诞，女儿给我买了把价值千元以上的二胡，算是我收到过的、最奢华的生日贺礼。　　
　　浆洗、布壳子一条街　　　　浆洗、布壳子一条街，先后出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就在我故居的学道街上。不过与其说是浆洗、布壳子一条街，毋宁说是学道街上出现过的两道风景。　　　　这两道风景没有政府行为的刻意打造，仅顺应时代变化而自生自灭。这先后两道景观都不算靓丽，但却是那个时代中一部分市民实实在在的生活。　　　　邛崃在1950年1月成立了人民政府，新政权有了行政事业机关，还成立了一批企业性质的公司。以上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当时统称机关干部，他们在实行短暂的供给制以后，又实行了月薪金制。　　　　这些机关干部们工作繁忙，但又注重衣着整洁，他们有稳定的收入，但又不具备家家都能雇请保姆的条件，这便催生了一门行业——代人浆洗衣物。我家附近就有五、六个家庭，以从事这种职业为生。　　　　这几家专业户以妇女儿童为多，男人们虽有事情打理，但是若要供养一大家子人，是颇不容易的。富余的妇女儿童便是这项工作的生力军，当然儿童做的仅是辅助工，体力活还得大人们干。　　　　我家正对门有一户杨姓人家，男主人早年去世，女主人年过半百，长子在孔明乡下任教，长女的两个女儿和我年岁不相上不，次女尚在读初中。杨大娘精力充沛，行动麻利，很能吃苦耐劳，那张搭在屋檐下街边上的长方形大木板就是她的工作台。　　　　早晨她用那双青筋暴露的双手在上面搓、揉、刷、洗肮脏衣物，下午全家的大人和孩子便围着它折叠洗净晾干的衣裳。　　　　她的长女还有一件重要工作，就是每天一大早便将头天洗净晾干、折叠整齐的衣物，挨门逐户送到雇主家中，然后搜集回下一个工作日的脏衣物。　　　　她们家的人将上装叫衣裳，下装叫小衣，内衣叫汗褟子，衬衣叫衫子。每洗一件得5分钱，比如洗床单每床是1角5分，洗被子则是每床3角，不过要将棉絮晒过后重新缝好，所有这些收费都包括洗涤剂费用在内。　　　　为了降低洗涤成本，她们采用的洗涤剂以菩提果及皂角夹为主、肥皂为辅，并且要添加一些纯硷，据说可以增加去污力，还可因其泡沫少而减少漂洗用水，因为那一挑一挑的水要从街边的井里挑回来。　　　　她们洗衣服还有一道工艺不为常人所知：即漂洗净的衣物用米汤加水浸渍约十分钟，捞出拧干后再晒。这样处理过的衣物显得挺括，折迭线条笔直明显，俨然熨烫过一般。因为当时没有出现电熨斗，如果采用烧木炭的熨斗，既不安全又浪费成本。　　　　讲到此，不能不想起杨大娘做“葱菜”的手艺：　　　　每年立春之后的二、三月份，地里的青菜快速抽苔，价钱非常便宜，杨大娘便显出她做“葱菜”的好手段来。　　　　她将这种抽苔的青菜买回一整挑，经洗净、晾蔫、切碎后下锅翻炒，待半生不熟时，趁热装入瓦缸中，随即用直径约30公分的特大号土碗盖严，放在灶头上维持一定温度，约经二三天的发酵后便成为一种小菜。　　　　那是一种带强烈葱味的、青中泛黄的菜末，只需佐以盐巴、花椒、熟油辣椒和少许白糖后便成为一盘美味佳肴。夹一箸入口，葱味从鼻腔直达脑门，精神立刻为之振奋，接着泪眼迷离，随后胃口大开，它还是大快朵颐后的解油醒酒佳品。　　　　虽然这种小菜家家会作，但大家都公认杨大娘做得特别好，因为每年的这段时间，杨大娘会给每户邻居送上一碗，经大家品尝后都有同一种体会。　　　　以后邻居们便都乐意把煮饭后余下的米汤毫无保留地奉送她家，这些米汤便给杨大娘家的洗衣事业派上了大的用场。　　　　临近中午，杨大娘的大女儿又背着一背脏衣物回来，那是明天的工作量。这时候，母女俩就忙着把浆洗好的湿衣物晾上竹竿。　　　　那是一种斑竹竿，长度达到六、七米，刚好能搭过街两边的屋檐。像这样的长竹竿，她家少说也有五、六十根，这是她家的重要晾衣设施。　　　　届时另外几家洗衣妇的衣服都同步地晾上了竹竿，这些竹竿不仅横跨过街搭在两边瓦檐上，连顺街屋檐下都拴上绳套，再穿上竹竿，将有限的空间充分利用。　　　　那数百根竹竿密密匝匝地占据了大半条街道，层层叠叠，遮天蔽日，经风一吹，但见床单、棉被如帅字旗一般迎风招展，各色上衣、下裤、汗褂，如秦始皇陵兵马俑般排队列阵。　　　　行人和省中校（现在的邛崃一中）的学生队伍便从这千军万马之中穿行而过，即便是驻邛崃解放军部队运粮的马拉板车，也从这阵式下通行。　　　　一个比我大的同伴曾风趣地指点给我看，说这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这道景观在1958年时很快消失，原因有二：　　　　一、原来部队运输粮食的马拉车换成了解放牌汽车，而且汽车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那些晒衣竹竿影响了汽车通行。　　　　二、1958年以后正值生活困难时期，人们还是那点收入，主要考虑用在吃上。　　　　当时有一首歌曲教育大家：　　　　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离不了/不管是一寸钢（唉嗨）一粒米/一尺布、一分钱/咱们都要用得巧/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千日打柴不能一日烧。　　　　这首歌曲的出现，说明了当时的国情、社会风气和生活观念已经发生变革，那种浆洗职业的消失就在情理之中。　　　　待到这个行业重新兴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而且实现了机械化，并且全自动带烘干，水洗之外还出现了干洗。洗涤的衣物不仅有纯棉，也不乏毛料、丝绸和皮革制品，令那些至今健在的洗衣妇们，叹为观止。　　　　一道景观消失不久，又一道景观悄然兴起，而且更具特色：　　　　1957年邛崃有了一家布鞋社，社址就在5·12汶川地震前的南街第二小学校址旁，这里在解放初期是中国人民银行邛崃支行所在地。从此以后，邛崃人民穿上了工厂化生产出来的千层底布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都穿过的千层底布鞋，过去主要由家庭妇女为家庭成员手工制作。　　　　我母亲每年都要为我做一双，我见她是这样做的：　　　　把几层布壳、竹笋壳剪裁成鞋底形状后粘合成整块，并在边缘包上白布条，然后在上面铺上做衣服后余下的碎布丁，并且抹上糨糊，至一定厚度后粘贴一层新布，之后固定在三角形夹板上，用锥子扎孔后，用针引导麻绳将鞋底纳紧。　　　　纳好的鞋底，底面呈整齐的小圆点排列，上面呈八字形针脚。　　　　细麻绳是用搓绳器搓出的：　　　　搓绳器轴长约40公分，下端粗约3公分，上端粗约2公分，距下端约12公分处安装有直径约15公分的圆板，上端圆板直径约5公分，顶上一只小铁钩。　　　　母亲左手将麻丝搭在肩后，前端挂在小铁钩上，右手把搓绳器在右侧大腿上用力一搓，左手随即提起，搓绳器便像陀螺般飞速旋转，随着慢慢的松手下垂动作，麻丝便拧成细绳，然后缠绕在两个圆木板之间的轴上，积存到足够多时退下来再将两股合并，如法操作，拧成适合纳鞋底的细麻绳，其拉力极强。　　　　麻是一种经济作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前，邛崃地区有不少栽培。砍倒的麻杆，需要在土池里加石灰水浸泡后再剥皮。过去主要用它制作麻绳、麻袋，还用来织成布做蚊帐和夏季服装，这种布叫住夏布。　　　　这种植物和其制品，在塑料制品出现以后便逐渐隐退。但是可以肯定，当石油资源枯竭以后，这种植物的制品还会复出，并将更加显示它的丰彩。　　　　再说做鞋吧：　　　　母亲从珍藏的众多鞋样中选取适合的鞋面样，在布壳上描画后剪下，然后用崭新的蓝布蒙上，并在鞋口包上黑色布边，先把鞋面后跟处缝合，再将鞋面和千层底缝合成一双新鞋，全过程足足需要五、六天。　　　　邛崃布鞋社也采用这种传统的节约化模式，除了鞋面是新布以外，鞋帮夹层和鞋底主要采用旧布片做的布壳。因为如果采用全新布料加工一双鞋子的话，三尺布也未必能够做得出来。　　　　然而那时的国情不允许，国家发给的布票是6尺/人年，困难时期才1尺8寸。但是中国人是节约的模范、劳动的巧手，作一双布鞋只需要7寸新布（当时百货商店每双布鞋收布票7寸）这7寸新布仅用于鞋帮面子。　　　　千层底则采用多层布壳，经机械截割成鞋底模型，边沿包上白布条，仍然固定在木夹板上，靠锥子和针眼引导粗棉线，一针又一针地将千层布片结合成一整块，然后将鞋帮和鞋底缝合，一双外观漂亮的鞋子就做成了。　　　　那种做鞋底用的布壳，是从“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穿用之后的旧衣烂裤上拆下的布片做出来的，那时的中国人，将棉花资源的开发利用发挥到了极致。　　　　这种旧衣烂衫是收荒匠收购的大宗物资之一，他们以每斤5至8分的价格，走乡串户地从千家万户中收集而来，使生产布壳子有了充足的原料，从而形成一种产业，并且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前期。　　　　那时候学道街共有十几户人家从事生产布壳子，其中一户就与我家同住一屋檐下，使我的观察能够做到仔细入微：他们首先将从收荒匠那儿买来的、堆满补丁的旧衣、烂裤子用剪刀、平口刀拆、剪成布片，去掉边缘线头后刮平，然后不论颜色，仅以面积大小分类。　　　　粘合剂采用廉价的碎米，经浸泡、磨浆、炒熟成糨糊。为了防腐保质，炒制时还加入少许白矾。　　　　做布壳子的工作台是一块平整的木板，搭放在两条高板凳之间。　　　　操作者先用水将木板表面淋湿，挑选尽可能大的布片，按照大约长2尺5寸、宽2尺的面积铺展，用棕刷蘸上浆糊遍刷一道，然后挑选稍小些的布片贴满第二层并刷平，第三层选再小些的布片，以此类推直至三至六层之多。　　　　为了整张揭取不烂，第一二层必须是像盖瓦一样呈鱼鳞状。揭下的布壳子就随处贴在街两边的墙壁、铺板、或专用晾晒板上。晾晒板则背靠背呈三角形架设在街边，经过数日，晾干后揭下就是布壳子成品。　　　　这些如碑文拓片般的布壳子，有的中央镶嵌着花花绿绿的布片，形成一幅又一幅图案或者抽象图画，让学道街上构成另一番景象。　　　　这种产品不仅能满足邛崃布鞋社和民间做鞋的需要，而且销往成都、雅安等地的布鞋厂，常常供不应求。　　　　1963年，居委会将她们组织起来成为街道办工业，还吸收了一批成员共达四五十人。其时拆布片的和做布壳子的有了专业与分工，分别实行计件工资制，工人们都有口罩和肥皂作劳保用品。　　　　这家街办的企业经营约十年后解散了，原因是布鞋社不景气，常处于停产状态而没有了用户。　　　　布鞋社停产是由于橡胶底的解放鞋、白胶鞋、球鞋以及皮鞋逐渐穿在农民、市民特别是年青人的脚下。因为这类鞋子不仅美观耐用，而且机械化生产，价格不算昂贵。　　　　接着塑料鞋、人造革鞋又大量涌现，花样迅速翻新。还有各种真皮制鞋，样式更为结实美观，原先那种千层底的老式布鞋，便完全退出了市场。　　　　不过我仍然建议中老年朋友以及小朋友们：还是去商店买一双现代的布鞋穿吧。穿布鞋舒适，既透气、又安全。况且现在布鞋样式多，都采用全新布料制作，绝不用担心卫生标准问题，而且穿布鞋也是在继承一种传统文化哩。　　
　　同一屋檐下　　　　从我记事时起，我家就一直住在邛崃城关镇学道街，虽然搬过一次家，但不过是从街对面的53号搬到街这边的54号。　　　　沿学道街往北的尽头，是现在的邛崃第一中校。据说原址是清代童生们考取秀才的考场，如今学校旁边还有半边小街叫住“考棚街”。而学道街西边的背后是一座书院，如今已属邛崃一中后门，后门前尚有一街叫书院街。　　　　占地呈半个玉璧形的邛崃一中，环抱的原本是一座城隍庙，该庙已经在1951年改建成为后来的城关粮站。此外还有“三婆寺”、“白衣庵”等寺庙群，以及古瓮亭，稍偏东是玉皇观。　　　　总起来说，这一带区域至迟在清代就属于文化街区，而学道街的命名也不会晚于清代。如今这条街道在经过上世纪末的城市大拆迁之后，残存仅约四分之一。有幸得很，我的故居——学道街54号，就在这残存的四分之一之中。　　　　现在依然紧邻我家的，是公园旁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张家楼。这是我的叫法，因为我不知道该怎样叫它，它曾先后作为邛崃县工商联、邛崃县政协会办公之所，现在为邛崃市规划局。　　　　我之所以称它是张家楼，是它原本为一个名叫张永生的地主私宅。张永生原是国民党部队的一个军需官，大楼才刚落成，邛崃县城就解放了，他还来不及享用就被籍没充公。这座两楼一底、中西合璧、砖木结构的建筑物，在当时不失为体面、气派、别具韵味，后来却被包装得面目全非而不脱俗气。　　　　我家住房原本周家街房，土改时也被没收为公房，总面积接近40m2，年租金3．50元。1954年春季迁入时，已经有一位单身汉居住在我家后屋，并与我家同门进出。　　　　那个快乐的单身汉姓吴，应该有30岁以上，是个木匠。他在合作化时期，加入地处观音阁的城关建筑社（现在的邛崃市建司）。　　　　吴木匠长得背厚腰圆，黝黑脸、络腮胡、一头自然生的粗黑卷发，常常下身穿背带裤或者西裤，西裤上扣着皮腰带，上身穿大方格的苏联花布衬衫。　　　　当时中苏关系不错，政府鼓励人们穿用从苏联进口的：白色底、蓝色纹、大方格的、或细碎花朵的花布着装，人们叫这种布为苏联花布。　　　　总之，吴木匠的形象在我眼中是挺前卫和时髦的，而且是工人阶级。他还为人和睦，见人便憨憨地笑。　　　　每天早晨他都在牙刷上挤上长长一条牙膏，伸进那张大嘴里反复地、长久地刷那一嘴不太白的大牙。之后又抹上喷香的香皂，努力地搓到满脸都覆盖上像棉花那样的泡沫。然后将整张脸埋进搪瓷脸盆中淘洗，梳洗完毕后便乐呵呵地上班去也。　　　　不久后吴木匠停止了梳洗打扮，脸上的络腮胡须很快就冒了出来，并且越来越像刺猬。头上的卷发则任由其蓬乱，还是那件苏联花布衬衫，却已经是肮脏不堪，像个瘦削的乞丐。最后他不再出门，只在屋里静坐。　　　　这时候，大人们说吴木匠想婆娘想疯了。后来还听人说，有的人在故意作弄他，说帮他介绍对象，其实是骗他的钱。　　　　一个寒冷的冬夜，睡梦中我的父母突然被噼里啪啦的爆裂声惊醒，从板壁的裂隙和瓦缝中，看见厨房内烈火通明。走进厨房一看，吴木匠面向着一堆熊熊大火，火苗却快要窜到房顶了。原来，吴木匠把那张原本准备迎娶媳妇的大花床，已然劈来生火取暖了。　　　　为了我们全家的安全，第二天母亲通过居委会代表反映到吴木匠上班的建筑社，社工会当天即派人将他接到单位。过些日子后，听说吴木匠的两只腿因生疮骨坏死后被截掉了，再过了些日子，又听说他死了。　　　　我想吴木匠的疯而至死，固然有他自身的原因，抑或还有遗传因素。但是娶不上媳妇，却有当时的社会背景：　　　　1953年以后，国家对农副土特产品实行了统购统销，供需矛盾逐渐扩大，城乡生活差别日益明显，紧接着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造成老百姓的吃饭成为当时最重要的问题。　　　　所以，像吴木匠这样一个工人阶级分子，要娶城市里的姑娘难！若是娶乡村姑娘，他又心有不甘，以致姻亲事不成，导致他的悲剧下场。　　　　几天以后，又有祖孙俩人搬进了吴木匠曾住过的那间屋子。老太婆年纪六十开外，那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叫她奶奶。不久后得知，太婆的独生儿子死了，媳妇留下孙子改嫁了，另外还有一个女儿不知在什么地方的卷烟厂工作。　　　　说起来老太婆的儿子死得很可笑，他是用沙枪（一种火药猎枪）打麻雀时，因枪管堵塞，枪管爆裂后把自己炸死的。　　　　一个大男人去打麻雀，说来你也不信，且听我慢慢道来：　　　　随着1957年的反右斗争接踵而来的，还有其它几项运动，其中“除四害”就是一项全民的运动，所谓四害就是麻雀、老鼠、苍蝇、蚊子。　　　　其实除四害的提法，早在1953年的爱国卫生运动中就提出来了。不过当时的四害是指虱子、跳蚤、苍蝇、蚊子。随着人们卫生习惯的改变，虱子、跳蚤没有了生存的空间而渐趋消亡，但是苍蝇、蚊子却仍然猖獗。　　　　后来，因为人口的增长和国家建设的发展，粮食的供需矛盾日显突出。在这种情形下，麻雀和老鼠的问题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为它们不仅在田间地头抢食庄稼，甚至还在家中偷吃口粮，非要除之而后快。　　　　于是原四害中的虱子、跳蚤就被末位淘汰，麻雀和老鼠就一下子登上四害榜首了。　　　　当时的宣传这样说：一只麻雀每日要连吃带糟蹋5钱粮食（当时是16进位一斤），一年下来就是45斤，而全国的麻雀是5亿多人口的若干倍，更可怕的是每对大麻雀一窝要生四至六只小麻雀，一年生四五窝就是二、三十只，这些小麻雀二、三十天之后，又长成大麻雀，接着又生……好橡它们处在食物链的顶端，根本就没有天敌，而且从来不生病。　　　　按照这种几何式的繁殖增长速度来计算，得出了惊人的麻雀数量，它们从人口里夺去的粮食，肯定是个天文数目。你不妨用现代的计算机演算一下，因为当时没有人能够推算出它们吃掉的粮食具体有多少。　　　　当时还设在人民公园内的文化馆宣传栏上，有这么一篇韵文宣传消灭麻雀的必要性，朗朗上口：　　　　我的名字叫麻雀/家住西村屋檐角/子子孙孙一大群/不愁吃来不愁喝/我们夫妻俩麻雀/一窝要生五六个/一年要生四五窝/就是二三十只小麻雀/这些小麻雀/二三十天就长成大麻雀……/恁多的麻雀/吃掉粮食无数目/这样的生活真快乐/谁知道/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落/毛主席号召除四害/头一个就数上我……　　　　至于老鼠就更可恶，它不仅偷吃粮食，还传播疾病，而且咬烂衣物。有一篇“讨鼠檄文”——《说子》，非常有趣：　　　　要说子、就说子，/我名就叫刘娃子/手拿起竹片子/出来骂耗子/昨天我买了一双花袜子/挂在帐钩子/半夜三更出来一只老鼠（方言念shui）子/爬上那个帐钩子/咬烂花袜子/今早晨我穿起花袜子/像那个龙须子/瘟耗子、孬耗子/咬烂袜子咬鞋子/咬烂裤裆当裙子/我刘娃子穿起烂裤子/是个啥样子？　　　　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蚊子是看不见，但是摸得着的。一首诗谜非常雅致：高脚小儿郎，吹打入洞房，来喝红花酒，拍手一命亡。　　　　说到苍蝇是肮脏、传播疾病，人人皆可以得而诛之。其任务主要是交给小学生们完成，老师布置五年级以下的学生按班级分配，每人每天消灭20~50个不等。　　　　方法就是人手一只用纸板自制的苍蝇拍子随处追杀，有时候一拍下去，有好几个苍蝇便命赴黄泉，尸体随即装进火柴盒内，第二天上学时交给班长验收。　　　　消灭老鼠可不那么容易，政府号召采用鼓励的办法，多多益善。一旦捕获，就剪下尾巴，交到居委代表家邀功请赏——上一张大红纸写的光荣榜，而有的小朋友缴去没有尾巴的死老鼠是不算数的。　　　　除蚊子的方法，是采取在全城关镇范围内，于统一的时间段燃放驱蚊烟雾。　　　　当时还没有盘香之类的驱蚊剂，采用的是木屑加硫磺、六六六粉、陈艾、枳壳等中草药粉，混均匀后由居委会统一发放，每家一份，装入盆或者缸中，选择无风无雨的傍晚，一声号令之后，所有家庭同时燃放。　　　　从晚上八点开始，家家都不能留人，两小时以后，才能够归家睡觉。其时满城都笼罩着带有浓烈呛人的硫磺味，其硝烟弥漫，使月光也显得格外朦胧。　　　　这样的驱蚊方法，每年夏天要进行三、四次。不论蚊子是否真正消除，老百姓还是非常感激政府关怀的，毕竟那几天蚊子的确乎有所减少。　　　　消灭麻雀更不太容易，这小东西过于机敏灵巧，很不容易捉拿归案，而且不适宜采用游击战的方法，必须全民皆兵，把它们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于是这种统一行动的范围，就扩大到以县为单位了。　　　　1957年夏粮快要成熟的四五月份，成群的麻雀照例飞往农田啄食小麦。然而此时男女老少的农民们，早已在田间树下严阵以待，人手一根把顶端劈成刷把一样的长竹竿，麻雀群尚未落地，众人便齐声吆喝，并剧烈晃动手中竹竿，使其发出“唰啦啦”的响声，麻雀群受惊后掉头飞往旁边麦田中，但是所到之处仍然有人持竹竿以待。　　　　如此这般，处处碰竿的麻雀们便掉头飞回大本营——城关镇，但是此时它们已经有家难回了。　　　　因为同日里学校休课、工厂关门、商店歇业、机关停止办公，悉数投入到这场鸟口夺粮的战争中来。凡是楼房高处、大树顶端都绑有一根竹竿，并牵引一根落地长绳，麻雀群尚未下降，首先是人声吆喝、锣鼓齐鸣，喊杀之声不绝于耳。　　　　若还有胆大妄为强行降落屋顶、树梢者，守候的人便扯动长绳，使竹竿摇动发出响声。如果是碗口以下粗的树，便有人主动请战——用双手抱着摇。　　　　麻雀们哪里见过这种阵仗，怎能够经受得住这般攻势？便纷纷逃离尘嚣之地，到山林啸聚去了。　　　　七天之后，小麦抢收得差不多了，这场规模浩荡的人民战争就结束了，麻雀们又反攻倒算回到城里来了。它们成千上万地聚集在城市中心的钟鼓楼顶上，欢呼雀跃地向人们宣告：最后的胜利属于它们！　　　　不久后便流行开一条歇后语：钟鼓楼上的麻雀——吓破了胆的。从此以后，它们对什么都无所谓了。　　　　这时候，余兴未减的散兵游勇们便各施奇招——有的人采用弹弓随处打游击战；有的人在细长竹竿上涂抹用桐油熬制成的粘胶，偷偷潜入麻雀群集的树下，出其不意地将长竿往空中一挥，有时一竿挥去一下子就粘住一二十只。　　　　而后来与我家同住一屋檐下的王老太的儿子，他则采用一种先进的武器——沙枪。因为从枪口射出去的是铁砂子散弹，在麻雀群中能够保证百发百中。那些惨死的麻雀们，便都收入盘中裹腹。不料最后一次袭击，麻雀未曾击毙，倒把自己击毙了。　　　　由于那场人、鸟之战已经结束，他既不能够评为烈士英雄，也算不上因工伤亡，死了就算了。　　　　1960年，王老太太的女儿女婿双双回家了，什么原因，小孩子家不便打听。总之，王老太祖孙三代共四口人，在不足20m2的小屋内，显然是不够住的，不久之后王老太便举家搬迁了。　　　　讲完了上面的故事，你也许觉得荒诞可笑，不能信以为真，但是那些事情，确确实实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后期。　　　　那也不奇怪，当时科学知识还不曾普及，人们看待麻雀还不能够做到一分为二，其实它们是消灭农业害虫的能手，它们偷吃的那点食粮，是人们应该付给它们的劳务报酬。　　　　可叹的是，那场“人雀大战”并没有将它们置于死地，真正让麻雀几乎灭绝的是农药。农药使害虫中毒，麻雀吃了带毒的虫子后成批死亡，连燕子也难逃厄运，这才是我们可悲哀和反思的。　　　　在王老太举家搬走的第三天，又有一家房客和我们住到同一屋檐下。　　　　男主人姓曾，带着一帮孩子：大女儿年龄和我差不多，两个小男孩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小囡。小囡身体很弱，罗圈腿，不能够站立。　　　　男主人同我父母攀谈时自述：他本人有肺结核病，太太姓吴，生下小囡后就外出当奶妈了。他家原本有属于自己的约50m2的私房，但是由于自己有病，孩子又多，又遇低标准，生活实在困难，只好将房子卖了150元钱，以大房换小房住。　　　　150元钱能买50m2的房屋？你肯定不信！但这是事实。　　　　第一，买房人肯定是趁人之危；　　　　第二，也可以算这样一笔账：　　　　我家公房35m2年租金3.50元，以此推算，曾先生所租面积不足20m2，年租金不过2元钱，假如物价不变，可够75年租金，应当是划算的。　　　　当然如果用来买高价米，每斤4元，最多不过买40斤。如果买活鸡、鸭、鹅，每斤8元，仅够买5只鸡、鸭，或者三只鹅。　　　　当然这实在是无奈之举，况且当时人们普遍不重视居住条件，民以食为先，如何度过低标准，才是最重要的。　　　　曾先生算得上尽责而慈爱的好父亲，他拖着病体，尽可能地照顾好他的孩子们。　　　　他家的一日两餐常常是这样开的：将米磨粉后炒成糊状，加点盐和菜叶，然后装进方的搪瓷盘，摆放在桌子上，阖家围坐后各取所需。　　　　尽管如此，由于那个罗圈腿的小囡从未吃过一口娘奶，因发育不良，不久后就死了。又过了不久，曾先生也死了。　　　　第一次见到吴太太，是在曾先生死后。其实，吴太太是一个很漂亮而肯干的女人，只是由于丈夫患病，孩子太多而贫困潦倒。　　　　此后一段时间，吴太太便以做布壳子为生。两年以后，吴太太初小文化的大女儿被当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了。又过了不久，吴太太带着她的其他孩子们远走去了它乡。　　　　去了哪儿我不知道，因为1964年8月，我参加粮站工作之后便离开了这个家。　　
　　古草鞋　　　　古大娘和她的老伴古大爷已经作古多年了，如果她们仍然健在，双双都应该是百岁以上老人，她们在我记忆中的不朽，是因为她们打的草鞋。　　　　古大娘和古大爷的家，就在我家老屋旁隔一间房。这对老夫妻的儿女一个在教书，一个在部队。按理说他们都到了享福的年龄并且具备条件，但是勤劳惯了的老两口仍然闲不下来，便以打草鞋的形式继续发挥着余热。而在打草鞋的时候，古大娘是主角，古大爷是配角，他们打的草鞋，被大家称之为“古草鞋”。　　　　古草鞋既是实用品，又称得上是工艺品，放到今天来说，如果把它作为收藏品也未尝不可，至少可以作为一种有特色的旅游纪念品，总之用一个词形容就是：精致。你若看完全篇《古草鞋》后，会不由得你不相信！　　　　首先，古大娘的服务人群只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白领和讲究的青年人，从晚春到初秋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如果将古草鞋穿上脚，不会令人辱没身份，而是让人在舒适和凉爽的感觉中体现时髦。　　　　尤其是当配合穿上细纱白布做的衬衫和蓝色的抖抖裤儿，再手持一把折扇时，给人的映像是儒士一般的翩翩风度，绝对差别于那些劳作的人群穿上初糙草鞋后的形象！　　　　古草鞋不仅只是美观，而且结实耐穿。那些貌似结实的粗糙偏耳子草鞋，不等你磨伤打泡的脚痊愈，便会鞋底洞穿后报废。而古草鞋三包期至少是三个月，并且从来没有退货返修的现象。有的人入秋后将它洗刷晾干，到次年夏天又继续穿用，这不是瞎说，而我就能现身说法！　　　　因为那时候皮鞋既贵且样式单一，少有人穿着凉式皮鞋，能拖一双木屐就不错了，而塑料拖鞋则是后来仿木板拖鞋才出现的。　　　　因为古草鞋美观耐穿，所以名扬邛崃，不仅邛崃城里人穿，有的还带往它乡它县展现其风采而形成品牌效应，所以古草鞋很贵，但是明贵暗相宜。　　　　比如市售的草鞋，根据其加工的粗精程度和品相，每双普遍售价在8分至1角5分之间，仅占少数的可以达到两角钱一双，而古草鞋定价每双5角钱！　　　　仅管如此，古草鞋依然供不应求，每每需要交付定金提前预约，因为各人的脚板长短肥瘦不一，需要根据具体尺寸加工，才不至于削足适履。　　　　说古草鞋贵的原因是，当时邛崃属于低工资类别区，单位职工月薪普遍为十多二十几元，而农民的每个劳动日值，才几分至两、三角钱。　　　　由于缺乏古草鞋的实物或者照片，我只能根据我儿时的观察回忆，描述古大爷如何配合古大娘制作加工草鞋的工艺，因为我少年时候常常坐在古大娘家的门槛上，仔细调研过一阵子。　　　　古草鞋的工艺　　　　古大娘约摸五十开外，由于长期打草鞋的原故，腰板比一般老太婆要结实硬健，用她的话解释就是因为整天挺胸收腹，费腰杆子上的劲锻炼成的。　　　　古大娘打的草鞋之所以精致，依我看不全在于她的设备如何顶级，更主要体现在她选材精良上。　　　　古大娘使用的稻草是经过选择、梳理、去头掐尾后留下的中节部分，根根皆饱满呈金黄色，并且扎成小捆别在腰际方便取用，所以操作环境干干净净。不像农村有的草鞋专业户，他们打的草鞋，好像是随手从鸡窝或者狼藉中抽取乱草为原材料编就的。　　　　打草鞋用的竹麻，古大娘也选择最好的，这样的竹麻纤维长、白、细、柔，价格要达到每斤3角以上；而一般人采用的竹麻每斤才8分至两角钱，所以纤维粗短黄硬。　　　　古大娘还舍得选用棉纱、棉带子和皮革做高级的配材，正是这些高级的配材，改变了草鞋的形象，提升了草鞋的品位，所以顾客盈门；而那些成串挑着的、成堆摆着卖的草鞋，仅仅采用的是劣质竹麻和乱稻草。　　　　古大娘打草鞋用的码架子，采用的是最结实的青冈木头制造而成，形制如婴儿床架，刚好容一人下坐在架子后部的座板上，档头部与腰胸部平齐，上边安装有一副八字形如羊角般的、有阶梯般刻纹的、约20公分高的木头桩子，这便是古大娘制作草鞋的重要设备。由于经过长年累月的摩挲使用，已呈现出一层油亮的深褐色包浆。　　　　古大娘整天价座在码架子上，腰上拴着一根牛皮带，皮带上连着四股竹麻搓的粗绳，这四股绳为两根迂回而成，绳的曲折部分分别套在八字形的木桩子上。古大娘根据鞋子尺码从鞋的后跟开始打起，鞋底的大小和形状便靠八字形木桩上的刻度，随时收放自如地调节四根绳的距离来完成。　　　　但见古大娘前俯后仰地，一会儿抽取成捆别在腰上的稻草，每次两根，一边将两根稻草搓成细绳，一边编进四根竹麻绳作的经线中，一会儿又搬动穿在绳套上的木板，将编入鞋底上的草绳打挤紧，再一会儿又用剪刀将冒出的草茎剪齐。草头草尾则呈两排八字形分别向外沿排列，以增加鞋底的厚度和弹性。　　　　打好的草鞋底板，其后续工序便由古大爷续接。　　　　其实古大爷的工作更为重要，鞋子的成型和精加工就靠他来完成，只是他的工作显得比较轻巧，而她的劳动强度则更大些。　　　　古大爷常用的工具是一把竹刀、一把剪刀、一根锥子，他就用这几样工具将草鞋完美地呈献给顾主。　　　　古大爷先将后跟处的四根粗竹麻绳合并缠上细竹麻绳，至一定高度后分成左右两股再缠好，并用几道细竹麻绳固定作为后跟；脚尖处的四股，削掉部分后合并成一股，也缠上细竹麻绳，继而将一小段皮革用线捆住作为鼻梁上的装饰。　　　　那把竹刀形状似运载火箭平面图，削得薄页精巧，两侧缺口中从上至下绕着两股合搓的棉线，古大爷用那把又薄又尖的竹刀，分别在拇指跟部、小指跟部以及外侧中部边缘处穿过鞋底，把棉线一道又一道地褪下，绕在作比齐用的铁锥针和鞋边上，再把相邻两根搓成绳套，每组绳套幅宽约1．8公分，称为线耳子。　　　　接着古大爷将三根细的棉带子并排穿在一组又一组的线耳子中，将鞋尖处的鼻梁至后跟处连接起来，再在后跟两侧穿上宽边的棉带子作系鞋用。这时候一双美观的线耳子草鞋就算做成了。可是，古大爷又在鞋鼻梁顶部穿上若干根红色或蓝色、白色的棉线，之后再用锥子尖细细地把它们挑开形成一朵花，使本已经够完美的草鞋更其增色。　　　　古大娘打的草鞋，由于穿的是线耳子，又被称之为线耳子草鞋。正因为是线耳子，穿着才那般舒服而不打脚。因为工艺和选材一丝不苟，古草鞋才既美观、又结实！现在你相信了吗？　　
　　消腹公　　　　不可一日无此君　　　　“消腹公”者，何许“人”也？告诉你以后肯定会哈哈一笑——它是上世纪四十至七十年代中，地处四川邛崃文庙街口的一座公共厕所！　　　　厕所非芝兰之室，自古以来不登大雅之堂。然而它却与人们的吃、喝、拉、撒、行密切相关，想厌弃它不行，就是酷爱竹子的苏东坡、郑板桥们，也未必能够做得到“一日无此君”。特别是那些行色忽忽的路人，更对它刻意关注和莅临。　　　　文庙街的文庙是儒士们喜欢前往的地方，这个公厕离文庙仅约百步距离，受其文化氛围的影响，就有了一个非常雅致的名字——消腹公。并且用宋体楷书提写在厕所的门楣之上，字体与内容亦庄亦谐，其命名堪称一绝，书法又是一绝。　　　　有一天，消腹公的两侧门框上，又出现了一副妙联：“蹲下去一团和气；站起来万事亨通。”更令人拍手叫绝，顿时使这所公厕蜚声邛崃。　　　　其实这是一处小得可怜的街边厕所，小到仅容一人使用，是私人厕所在街边的延伸，仅在临街一面穿墙凿壁完成，但这就足以让那些有水火之急的行人来此“蹲下去一团和气，站起来万事亨通”了。　　　　我想那副趣联的产生，肯定是某一位来此轻松过的文人或者学士的深刻体会，但是他没有留下姓名。　　　　像这种由私人开设的、面向公众开放的厕所，在城里大街边的仅此一家，但在背街小巷和乡间土路旁边的则比比皆是，而且全部都免费供人使用。　　　　那些随处可见的厕所设施简陋，其四壁和门大抵是篾片编就，棚顶大多是茅草，但是与现在所有豪华洗手间的实际功能是一样的。由于这些厕所的顶是茅草，我们方言就叫它们茅房或茅厕（方言念si）。有的茅厕主人为了防止莅临者损坏竹片编的笆笆门，别有用心地写有：“要屙屎、用草纸，不要取（折的意思）我的篾片子” 之类的提示。　　　　连同“消腹宫”在内的这些茅厕的主人，并非完全是善举，他们其实另有贪图：那一泡又一泡的大小便便是他们所期望得到的。　　　　因为中国的农业自古就是“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要想庄稼丰收，就得多施人畜肥料，因此农业的发展还带动了各种养殖业的发展。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人们养猪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积肥。有的人家养的猪要三、四年才开始育肥，不信你就去问当年的老农吧，保管没有错。　　　　消腹公之末日　　　　如今大家不屑一顾的秽物，在过去却是财富，如果有人晚上梦见粪坑或者踩了屎，会认为是要进财的好兆头。　　　　有些文学作品把钱财和粪土划等号，连曹雪芹都说“宁国府、荣国府、金银财宝如粪土。”反过来也可以理解为粪土如金银财宝。所以那时候，城市居民们厕所里的粪是要卖钱的，而且供不应求，这绝不是笑话。　　　　坊间曾有一则花絮流传：　　　　某君早起就在家里放声大唱川剧高腔，惹得隔壁的人心烦，于是就讥讽他说：“你在吼啥子啊，你的早饭钱找到没有？” 此君不以为然地回答：“你别担心，等一会儿我把茅坑头的粪卖了，吃清汤面的钱就有了。”　　　　因为那时候的每天清晨，农民们纷纷挑起空粪桶进城买粪，每一挑粪由当初的1角5分涨至3角钱后，有时还有人空桶而归。由此便带动了一个以捡粪为生的专业户（兴贤街人），一些无粪可检的家庭主妇便往粪坑里掺水，卖假冒伪劣粪。　　　　城关镇镇政府在上世纪之六十至七十年代，还成立过一个机构——“粪管所”，管理着市民们的“肥水不流外人田”。办法是“粪管所”以每一挑3角的价格统购，经过囤积后再以每一挑4角的价钱，定向供给镇政府下辖的菜蔬农场使用，这一段史实虽然不会入地方志，但肯定是事实！　　　　后来化肥问世，并且逐渐普及使用，原先那种金银财宝似的大粪，就不再被大家看好了。当各家各户免费赠送农民都不要的时候，居民们便出钱请“王傻子”挑出城外，往护城沟里倾倒。　　　　王傻子——不是我不尊重他，我真不知道他的大名，大家都这样叫他，我只听说他参加过抗美援朝，受过炮火惊吓，脑筋不能够急转弯。　　　　他个儿不高，常常歪斜地戴着一顶自愿军帽，并且仍由帽檐两侧的护耳耷拉在脸颊上，而穿着空心棉袄的腰际却拴着一根棉带。前几年我见他依然从事此项职业，不过已是风烛残年而步履蹒跚，不知如今尚能饭否？　　　　在那样的背景条件下，那个“粪管所”撤消了，那些大大小小的私家公厕和公家公厕，随即都纷纷关张或者消失。　　　　“消腹公”旁的文庙，也在七十年代初被撤除作为县招待所用地，如今又成为邛崃市宾馆和一处高档小区。　　　　待到重见公共厕所，是在改革开放的中后期，但是己开始收费而成为一种产业，因为这种产业不愁没有市场！　　　　由于这个城市的公共厕所大大少于银行，便常遇到这个市场的一些需求者出入于花丛树阴之中，从他们复杂的神情看，肯定是在随地大小便。如果你去揶揄他几句，会得到统一的一套理论：“屙尿不睃人（方言，看人的意思），睃人屙不成。”　　　　我对那些公共厕所命令似的卫生宣传诸如：注重卫生、小便入槽、大便入池、随手冲洗、违者罚款之类，早已见惯不惊。　　　　然而，我在武汉的公共厕所内见到的温馨提示却是：“来也匆匆、去也冲冲。”令人在轻松之后，心情更加轻松，与“消腹公”那副趣联有异曲同工之妙。　　　　再如四川大邑县建川博物馆的男厕所，对每位莅临者是这样提示的：“首长好，手掌好！” 使如厕者会心一笑之后莫不自觉遵守。　　　　是啊！厕所也应该有它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应该是雅致、含蓄、诙谐和人性化的。对那些来去匆匆的莅临者，何不让他们轻松一刻后“万事亨通”呢。　　　　我还认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