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过去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城乡差异，但在城市内部，近年来由于人口流动、贫富差距、制度缺陷所导致的“新二元结构”问题同样日趋严重。“新二元结构”的焦点从城乡间转移到城市内部，并带来一系列次生矛盾，这一问题已引起高层高度关注。
9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2013》，称我国流动人口已达到2.36亿，每6人中就有一个是流动人口。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司长王谦介绍，越来越多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来到城市，不仅为了打工挣钱，超7成人希望落户城市，在城市谋求发展，并融入这个城市。
同时，“逃离北上广”、“退居二线”、“回老家去”一直是不少历经千辛万苦“挤”进大都市的年轻人热议的焦点话题。人满为患、房子太贵、娶不到老婆、压力太大、焦虑失眠、漂泊感……各种逃离理由勾勒出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
社会人群在大中小城市之间迁徙、坚守与逃离的艰难选择，从深层次探讨，其根源和症结在于城镇化的失序与失衡造成的“新二元化”结构。
新二元结构：从城乡间到城市内部
由于历史原因，改革开放前我国在城乡之间实行了区域界限分明、人员控制严格、产业分工清楚、管理方式迥异的体制，形成了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
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加，中国的社会结构除了旧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外，又增加了新的城市二元结构，即城市原居民和城市外来农民工所形成的二元结构。城市里形成了农民工与城市人、“城中村”与城市社区的新二元分野。（来源：人民论坛）
新二元化是指在城市主城区和边缘城区之间，在产业布局、土地供给、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人口吸纳、人才集聚、人脉积累以及就业创业机会、发展空间、市场环境等方面差距明显，分化失衡，而且这一趋势还在加剧。如果任由其演化下去，不仅带来经济问题，还会造成社会割裂，引发社会政治问题。（来源：半月谈）
新二元结构的主体由城乡间变成主城区和边源城区之间，可以说，近些年城市社会中凸显的棚户区居民、农民工、“蚁族”、“蜗居”等群体问题，就是这种二元结构的反映。这些人，一部分是在城市转型过程中，因种种原因未能搭上发展快车，逐渐被边缘化；还有很多则是刚入城的新市民。 “新二元化”使得大批怀抱“城市梦”的流动人口步履艰难。
过去，虽然有很多农民进城了，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在城里长期生活。所以他们最终还是流动的。新型城镇化就是使流动人口稳定、长期地在城里居住下来。新二元结构的突出矛盾及问题
流动人口的身份转化滞后于就业转移
虽然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1.27%，但是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却只有约35%—38％。大量的农民工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还没有实现身 份和地位的转变。近2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城镇户口，很多农民工出现“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力在城市，家属在农村；收入在城市，积累在农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农村”的“半城镇化”现象。（来源：人民日报）
城镇化背景下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难题
城市化伴随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进程，但并未发生相应的人口社会融合发展，大量劳动力进入城市，但是并未真正融入城市。流动人口只有“进口”的制度限制，缺乏“融合”的制度安排，他们经常游离于制度保障之外。尽管他们居住、生活、就业在城市，但是却仍未被城市完全接纳，“外来农民工”等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及其家属在就业、就医、就学、住房、社会管理以及社会保障权力等方面未能与城市有户籍从业人员及其家属享有同等的待遇，这些都阻碍着流动人口充分融入城市生活。
原有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尚未打破，而城市内部以外来务工人员和城市户籍人口社会福利反差为特征的新二元结构却日渐突出。在此视域下透视出的是城镇化进程中的民生问题。
探寻新二元矛盾的破解之道
探究二元结构的演进我们不难发现：政策供给、制度安排、体制保障的不对称、不协调、不均衡是导致旧二元结构不断固化和“新二元结构”不断衍生的重要原因。“新二元结构”就其实质而言，是社会转型过程中阶层分化、利益分化的表现形式。执政党政策供给的目标取向之一，就是协调社会发展过程中新出现的利益矛盾。（来源：人民论坛）
现阶段缓解“新二元结构”问题的方向与目标是消除外来人口不能享有与城市户籍从业人员同等机会和待遇的排斥性体制，让外来务工人员靠自身努力有机会实现向上流动，并能公平地参与享有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的成果和待遇。
缓解新二元结构矛盾的政策选择
破除二元制度障碍
由居住证制度到户籍制度进行逐步推进，实现流动人口城市社会融合。因城市政府对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总体相对不足，只能以居住证的制度形式有条件地分次渐进融合，使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做到水到渠成，降低风险。
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公共服务均等化，应快于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政府要主动为流动人口提供与城镇居民同等质量的公共服务，最重要的是保障就业基础和五项公共服务，即子女教育、居住、医疗、养老保险和精神文化生活，实现住有所居、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要强化输入地政府属地管理责任，按照体现公平、优先照顾的原则，将流动人口纳入当地公共服务体系。根据常住人口或服务人口配置当地公共服务机构、人员和经费，着力提高基层公共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
充分利用大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的整体素质，增强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并消除制度障碍，实现区域内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促进流动人口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要统筹考虑城市布局，重视小城镇发展，建立合理的城镇体系。
合理的城镇体系，是指大中小城市（镇）协调发展。目前我国城镇体系的不合理之处主要体现在直辖市和省级城市人口规模巨大难以调控，交通、学校、医疗等基础设施超载，环境污染严重等大城市病；而中小城市由于基础设施落后对人口集聚的吸引力不足，规模效益低下。
在保持大城市对流动人口吸纳的同时，进一步促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对流动劳动力的吸纳。调整城市发展布局，科学制定城市发展规划，以大城市为依托，逐步形成小城镇和各类城市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推进都市圈、城市群整体发展，避免出现“大城市病”、“贫民窟”，使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小城市实现市民化。
大力推进小城镇发展。小城镇的快速发展一可以使流动人口中的大量农民工较快实现非农化；二可以把城、镇、乡三个市场较好地连接在一起；三可以缓解大城市人口膨胀带来的负面效应。
建立社会信任机制，促进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更快、更好地融合。
社会交往是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重要环节。要打破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的界限，就要加强他们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建立社会信任机制，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度，建设新型、和谐的城市文化。同时消除城市市民对流动人口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歧视心理，重视外来人口心理问题的疏导工作，加强城市内尤其是较落后城区的社区化建设，从而促进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让更多的流动人口在区域内稳定下来。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崇法认为，考虑人的体验，特别是外来人口与社会的融入应当是城镇化最需关注的话题。要保障他们应有的社会福利和市民待遇，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和城市文明。人的城镇化需要科学把握人的全面发展规律和城市发展规律，打造硬件与营造软件双管齐下，使城市真正成为适合人居的环境，达到人与城市的和谐。&
&& （综合人民日报、财政部网站、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
所谓人的城镇化，实质上就是人的流动、人的落户、人的就业、人的融入和人的幸福。要想让外来人口“进得来”“留得下”“过得好”，必须在政策措施上，不断强化“人的尺度”。
&&& 正如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所说，支撑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快速增长的人口红利终将消失，但中央政府可以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和推进新型城镇化来释放制度红利。新型城镇化已成为未来十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中国经济获得新增长动力的关键。新的二元结构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需要克服的最大难题，有效遏制新二元化，才能使未来的中国经济、城市和人的发展更协调、平衡和可持续。&&&&&&&&&&&&&&&&&&& 本期责编：王卓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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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中的二元结构难题破解
【摘要】当前，我国各类深层次矛盾逐步凸显出来，尤其是城乡二元结构对包括推进城市化进程在内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障碍，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带来巨大现实危害，这就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二元经济结构优化理论为指导，对二元结构中的经济难题、社会难题进行研究分析，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提出破解对策，构建新型的城乡互惠互助体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二元经济结构　难题破解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马克思主义二元经济结构优化理论
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混合、融合。实现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混合、融合，作为马克思主义二元经济结构优化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和当前我们强调的统筹城乡发展实际上是较为相似、甚至是相同的涵义。马克思二元经济结构思想中，统筹城乡发展、重视城市化建设是最为关键的理论主张之一。马克思认为，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只有农业而无工业，后来工农业交替在一起，而机器大工业导致工业和农业完全分离，自此之后，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差距逐步拉大，最终体现在城乡差距的扩大上。工业集中于城市之中，城市的资本是较难以依据预期进行有计划、有系统安排到农村去的，即便国家管理者存在此方面的意识，但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差距仍然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趋势，农民的地位依然是十分低下的。对此，列宁也有着比较客观的评价，他认为，只有在经过一个十分漫长的社会历史阶段之后才能真正实现城市和农村的融合，要消除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等人均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城市化建设在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始终认为，城市是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中心，城市化进程能够有效地推动国家进步。相对于农村而言，城市所具有的优势地位是十分显著的，城市的发展较之农村要快得多。而广大农村地区则处于相对闭塞，相对落后的状态下。要缩小城市和农村发展之间存在的差距，就必须让农民有序地进入城市，从而实现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之间的混合、融合，只有如此才能提升农村居民的社会水平，不断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农村和城市的共同繁荣发展。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中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优化理论中提出的&实现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之间的混合、融合&，和当前我国所强调的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至少是非常类似的。恩格斯认为，在实现了城市和农村对立面的消失之后，大城市会消失。对此，斯大林持不同观点，认为城市和农村的对立面消失之后，大城市不仅不会消失，而且还会不断增加新的大城市，新增加的大城市将成为食品工业部门和农产品加工非常发达的中心。
以目前的现状来看，斯大林的观点是比较符合实际的。除此之外，列宁和斯大林倡导商品的生产、流通和交换，只有更好地促进商品的交换，才能不断地改善和提升农村居民的地位，为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创造必要的条件，为此必须准许农民不断地开展商品交换。要允许农民进行一定的流转，在此方面赋予农民一定的自由，而不是完全限制农民进行流转。同时，必须有商品和产品。为了促进商品生产，列宁执政时期曾经采取了诸多措施：其中包括降低粮食税，农民交足了应该交的粮税税额之后可以将余粮用来自由流转，同时，还允许非党农民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列宁时期，通过实施上述措施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
高度重视科技力量和尊重人民群众的创新精神。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力量，注重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创新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二元经济结构优化理论中强调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在其所生活的时代，就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重要价值，同时充分认识到了科学技术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认为科学技术是一股强大的促进社会进步发展的力量。列宁、斯大林在对二元经济结构进行的研究中做出的首要贡献就在于，他们高度关注科学技术的力量。列宁认为，充分利用科技的力量，能够有效地促进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结合、融合，科学技术的进步能够让人们在更好的技术层面上对于工业生产活动进行重新组织，以此实现城乡差距的逐步缩小，促使农村愚昧无知、经济文化落后的现象得到逐步改观。
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关于二元经济结构优化理论的重大贡献还在于，认为在促进农村和城市融合的过程中必须注重农民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并且还第一次提出了尊重农民首创精神的问题。列宁就曾经十分明确地指出，必须采取措施促使农民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只要充分尊重和发挥了农民的首创精神、积极性，就能够有效促进工业和农业之前进行融合，促进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之间的流转。列宁据此还提出，应该采取措施想方设法发展农村文化事业，以此提升农民的素质。值得强调和吸取的经验是，后来斯大林时期由于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有限发展，导致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思想被严重僵化，导致苏联的重工业和大城市得到迅猛发展的同时，广大农村地区尚未得到相应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未得到应有的提高。但无论如何，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人关于尊重农民创新精神和高度重视科技力量的论述，对当前推进我国统筹城乡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城市化进程中的二元结构难题
城市化进程中二元结构的经济难题。第一，农民增收十分艰难。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我国高度重视对三农问题的解决，为此，每年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也试图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各级党委、政府为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措施。然而，由于城市化进程中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导致农业增收十分艰难。马克思主义二元经济结构优化理论认为，必须高度重视科技的力量，必须实现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混合、融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有力地促进了科技的进步发展，但是，许多科学技术主要被广泛应用在城市，而农村科技的应用却受到极大制约。与此同时，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城乡不同的户籍制度，极大地阻碍了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融合，农民自身的素质难以提升，给农民增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第二，现代农业进程缓慢。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相比较而言，具有天然的弱势，其弱质性决定了只有切实推进现代农业的进程，才能有效促进农业增产增收。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取得显著成果，科技因素在促进农业增产增收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效地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业产业集群不断产生和扩充。但是，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相比较，现代农业发展的进程依然十分缓慢。推进现代农业的发展，必须提升科技在农业中的应用水平，必须不断发展集约型、产业集群型农业，提升农业产业化、农业科技化水平。发展现代农业，就必须克服经营规模过小的问题，突破现代农业发展的所有制和地域性限制，切实完善现代农业发展资源的投入体制机制，实现不断提升劳动生产效率的目的。但是，当前我国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严重分割，以及市场体系的长期隔离，导致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缺乏必要的资源条件、政策法律条件，现代农业进程缓慢，给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带来严重障碍。
第三，城市发展水平滞后。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分析，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通常的情况下，城市化水平的发展高于工业化水平。然而，由于受到我国具体国情实际的限制与影响，我国特有的经济结构二元性导致了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长期分割。并且，我国过去较长时间之内在发展的政策方面，过于注重发展工业，全国工业化发展的水平不断提升，工业化的推进速度长期位居世界前茅。但和工业化水平的提升不相适应的是，因为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导致城市和农村之间产生严重的隔离，城市和农村市场之间不能够实现一体化，农村人口无法顺利有序地向非农产业部门实现转移，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之间无法实现融合，工业和农业之间相互促进、共同作用提升生产力水平的效果十分有限，直接使得城市化发展水平较为滞后。
城市化进程中二元结构的社会难题。第一，导致城乡居民之间的思想观念意识产生巨大差距。我国长期以来过于重视在城市发展工业，但是却忽视了农村农业的发展。在过去的一段较长时间之内，我国大部分工业项目均在城市组织实施，而农村则发展农业，导致工业和农业之间未能实现良好的互动，城市和农村的经济二元体制问题在工农业发展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从整体上而言，城市就是一个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中心，城市有着畅通的信息渠道，居民受教育的条件较好，思想观念较为先进，更具开放和创新的意识。但是，广大农村地区教育设施落后，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城市相比较而言，具有较大的差距，农村适龄儿童所受到的义务教育的质量水平差距甚大，加之农村地区信息闭塞，居民缺乏畅通的信息渠道了解相关信息，导致农村居民的思想观念普遍落后，严重缺乏创新的能力和意识。
第二，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化且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城市和农村居民之间在思想认识能力水平上存在较大差距，城市人可以充分发挥思想认识上的领先优势，创新先进的生产经营方式，从而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实现收入的逐步增长、稳定增长。而农村居民则不同，由于观念意识的落后，无法接受新的生产经营模式，导致农村居民缺乏创新能力。不仅如此，长期以来的国家政策中，国家在城市发展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而对农村地区的投入则严重不足，导致农村地区的发展缺乏必要的经济物质条件支撑。不仅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对农村地区的投入较为薄弱，改革开放以后至今，国家财政对农村地区的投入依然十分有限。自1994年我国推行新的财政体制改革之后，我国城市经济发展越来越快，城市化建设快速推进。但是，广大农村地区则完全相反，农村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农业产业萎缩，乃至出现同一个区域内&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现象。①贫富差距扩大，还引发了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等一系列的问题。
二元结构难题的破解对策
城市化进程中二元结构导致了诸多经济难题、社会难题。对此，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二元经济结构优化理论作为指导，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总体要求，进一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促进二元经济结构优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避免二元经济结构的进一步深化和固化，以及这种结构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持续的不利影响。
开展农村教育提升农民意识水平。按照马克思主义二元经济结构优化理论的观点，统筹城乡发展必须实现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融合，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必须充分依靠科技的力量。而上述目标的实现，是必须以农村居民具有先进的思想意识作为前提的。目前，由于国家财政对广大农村地区教育投入的不足，导致农村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和城市相比依然十分落后，而农村居民思想意识水平的低下和农村地区信息流动的不畅通，使农村居民难以创新生产经营方式，无法充分利用现有的农业科技水平提升农业发展。为此，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以优质高效的农村教育提升农民的意识水平，逐步转变农村居民封闭落后的意识形态，不断增强其创新的意识与能力，积极引导农村居民以新的生产方式与方法优化资源的配置，从而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
推进现代农业产业集群建设。优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二元结构难题，有利于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进程，从而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大农业的转变。在通过发展农村教育，针对农村居民的特点开展各类知识技能培训之后，农村居民的思想认识会逐步得到转变，农村居民的视野会越来越开阔。在此背景下，农民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增强，能够更为有效地利用信息为提升农业质效服务。应针对新时期农村居民的这些特点，不断有意识地培养人民群众运用新的生产方式和方法的能力，通过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业产业集群建设，实现农业的增产增收、提质增效。发展&公司+基地+农户&的方式，由农业企业负责一定范围内的产业集群建设，农民提供劳务和土地，获得土地租金和劳务费，促进农民增收。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加强农业保险建设，保障农业生产安全、粮食安全。
改革现有土地制度明确农民产权。习近平在湖北省调研时强调：&如何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性质的前提下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仍存在许多问题。&②列宁和斯大林作为马克思主义二元经济结构优化理论的丰富者、实践者，他们曾经指出，要允许农民进行一定的流转，在此方面赋予其一定的自由，而不是完全限制农民进行流转。就我国当前土地制度而言，还缺乏准许农民对相关土地进行流转的合理体制，需要在积极稳妥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将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对于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安排部署，表明中央已经充分认识到土地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试图通过改革的方式予以切实解决。城市化进程中二元结合各种经济难题、社会难题的解决，必须在改革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明确农村对土地的权利，让农民通过适当方式有序地实现土地的流转，构建新型的土地管理体系。
合理构建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互补互助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其目的在于通过制度体制的健全完善，合理构建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互补互助机制，重点在于&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最终实现&工农之间互补互助机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为全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目前，需要构建新的机制体系，正确处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关系问题，对农村和城市的资源进行有机整合，实现城市对农村地区的&反哺&。在城市对农村的支持手段中，应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实现城市支持农村的目的，推广执行一系列的惠农措施、强农政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距。
（作者分别为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讲师，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本文系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课题&江苏沿海城乡统筹与产业优化耦合研究&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农村能源消费结构转换与升级路径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QCJY082）
①陈前金：&我国城乡差距为何越来越大？&，中国乡村发现网，日，http：//www.zgxcfx.com/Article/51728.html。
②&习近平调研农村土地流转引关注&，新华网，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c_.htm。
责编 / 韩露（实习）
[责任编辑：张蕾]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的农村环境问题柯坚；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环境问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其深；城乡二元结构催生了环境保护的城乡二元分化，它直接；农村环境问题主要是指农村生产活动、生活活动所排放；农村环境问题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狭义的农村环境问；根据《新中国六十年农业统计资料》的统计数据，从1；顷；农民作为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群体，却是社会的弱势群；表明，农村环境问题
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的农村环境问题 柯坚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环境问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其深层原因实际上是我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
城乡二元结构催生了环境保护的城乡二元分化，它直接体现在环境保护的社会资源分配、基础设施、资金投入、技术条件乃至环境法制、环境保护意识等方面的城乡差异。
农村环境问题主要是指农村生产活动、生活活动所排放的污染物以广域的、分散的、累积的形式进入地表水体、地下水体、土壤、大气等环境介质和生态系统之中，从而造成环境质量退化或生态破坏的现象。农村地区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诱因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农业生产活动中使用的农药、化肥、塑料薄膜等有机物或者无机物，农村养殖业活动排放的废水、畜禽粪便等农业污染物；二是农村生活活动排放的烟尘、污水、垃圾等生活污染物；三是位于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等工业企业生产活动排放的各种工业污染物。其中，前面两类农村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问题的诱因与村民日常的农业生产、家居生活活动有关，属于狭义的农村环境问题；而后面一类问题的诱因则与农村地区工业企业规模化、产业化的生产活动密切相关，属于广义的农村环境问题。
农村环境问题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狭义的农村环境问题方面。农村地区农业生产活动的密集化与规模化、农业现代技术的普及与运用，使得农村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农村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问题。
实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工业化国家的一些有识之士就开始意识到了现代农业发展所带来的农村环境问题。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蕾切尔?卡逊以其敏锐的视角，首次描述了因农业生产过程中使用DDT作为杀虫剂并通过食物链传递而造成的环境后果，从而开启了西方社会环境保护的序幕。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后，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农民生活水平也取得了显著的提高。然而，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以化肥、农药的使用为例，由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而人均占有的资源相对较少，追求土地增产而过量施用化肥、农药等现象普遍存在，从而造成了土壤污染、土质退化、水体污染等农村环境问题。
根据《新中国六十年农业统计资料》的统计数据，从1991年到2008年之间，我国各地区农药使用量已经从765307吨增长到了1672259吨，化肥施用量已经从2590.3万吨增长到了5239万吨。我国农村地区使用的化肥以氮肥为主，平均施用量为300千克/公顷，而国际施用标准为225千克/公顷。我国的化肥利用率只有35%，大部分氮、磷等化肥养分随地表径流流入到地表、地下水体，加剧了水体的富营养化污染。我国农药施用量达15千克/公顷，是发达国家单位面积使用量的2倍多，而高毒农药又占农药施用总量的70%。农药过量施用造成一些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大量地残留在土壤中，导致土壤污染和耕地质量的下降，并造成了农产品的食品安全隐患。 农民作为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群体，却是社会的弱势群体。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环境问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其深层原因实际上是我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所谓城乡二元结构，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现代化与非现代化的割裂和分化：一方面，农村存在着尚未摆脱传统生产方式的自然经济及其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城市形成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经济及其社会福利体系。在此社会形态下，我国在资源分配和制度安排上长期倾斜于城市和工业，而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使得农村、农业和农民面临着巨大的生存与发展压力。城乡二元结构催生了环境保护的城乡二元分化，它直接体现在环境保护的社会资源分配、基础设施、资金投入、技术条件乃至环境法制、环境保护意识等方面的城乡差异。同时，环境保护城乡二元分化现象的存在，也加剧了城市污染企业向农村的转移。近些年来，不断见诸于报端的诸如“血铅”污染等农村环境事件表明，农村环境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到农民的健康和农村、农业的可持续发展。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强调要充分认识加强农村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要求将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与改善农民健康状况、提高农民生活质量、转变农业生产方式、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结合起来。
（作者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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