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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饮酒赋诗
1.诗酒结缘——酒酣耳热说文章
饮酒赋诗是古代文人墨客的最爱。不知从何时起，诗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酒在诗中奔流，诗中溢着酒香，源远流长，千古不绝。早在先秦时期，最著名的《诗经》中就涉及到酒，写人们饮酒和饮酒时的心情的竟达到48篇，这已经是相当壮观的比重了。“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维南有箕，载翕其舌。维北有斗，西柄之揭。”（《小雅·大东》）先民们在简陋的环境下也充满了浪漫的想象：北斗星是由七颗明亮的星组成的，其状如长柄勺，在想象中正好可以用来做舀酒的酒斗。从诗歌的始祖开始，文人雅士就已经学会了对诗和酒赋予浪漫的情怀。屈原说“援北斗兮酌桂浆”（《九歌·东君》），李白说“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
（《短歌行》），顾况说“太行何艰哉，北斗不可斟”（《游子吟》），南宋词人张孝祥也说“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溟空阔。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念奴娇·过洞庭》），这些都是从诗与酒中获得的浪漫启悟。诗的源头，就这样与酒结缘，从此，酒文化就一直深深影响着中国几千年的文人那颗追求清雅浪漫的心。
汉魏六朝七百余年，诗与酒的结缘日趋紧密。这一时期开创了诗酒风流、饮酒赋诗的先河，诗酒融合影响后世，使人们感受到酒赋予诗歌的文化内涵，有了乘酒作诗、借酒浇愁的习俗。
从汉代开始，我国的传统酿酒业有了较快的发展，酒的普及使诗酒文化的底蕴日趋深厚。汉魏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连年的战争和朝代的更迭使人们借酒浇愁、感慨良多。其中，曹操的《短歌行》最为有名，“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体现了那个时代的诗酒风骨。而晋代的陶渊明是实现诗酒真正结缘的第一人，归隐田园的他虽有“饮酒避世”、“借酒浇愁”的思绪，但更多的却是通过饮酒来实现物我两忘、回归自然、超然脱俗的境界。陶渊明的一生曾做过几次小官，最后一次是做彭泽(今江西彭泽)令。上任后，他就叫县吏替他种下糯米等可以酿酒的作物。到了晚年，他生活贫困，常靠朋友周济或借贷。可是，当他的好友始安郡太守颜延之来看他，留下两万钱后，他又将钱全部送到酒家，陆续取酒喝。“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五柳先生传》）在一杯浊酒、一缕菊香中，他吟出了鄙视尔虞我诈的官场，向往悠然闲适的田园生活的隐逸情怀。这种高雅脱俗的情操，构筑了隐逸文人纯净的精神家园，为后世称颂不绝。
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在酒中抒发情怀、无拘无束是大部分文人所向往的。“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常常在家中裸身喝酒，朋友讥笑他，他反而说：
“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其狂放之态，真令人哭笑不得。他与酒不能须臾相离，经常乘鹿车，携酒浆，叫家人荷锄相随，并说，要是我死了便将我就地掩埋即可！
唐宋时期的诗人词人把饮酒聚会、吟诗作赋两项活动融为一体，文人们常常借酒激发诗歌创作热情。唐代诗酒最相连，真正做到了诗酒交融，形成了无酒就无诗，有诗必有酒的独特文化。赞美酒的诗歌更是不计其数。最有名的当属李白，他不仅是“诗仙”，还是名副其实的“酒仙”，“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便是其诗酒生活的真实写照。李白一生常饮酒放歌以言其志，诗酒交融，或是以酒咏志，或是以诗咏志，把诗酒文化推向了历史的巅峰。其中一首《将进酒》更成为酒与诗的千古绝唱！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诗酒关系到了宋代则转变成为一种追求心灵安适和审美愉悦的清雅之态。宋朝词人不再像唐代诗人借酒和诗来激发昂扬之气，而是“一曲新词酒一杯”、“对酒追欢莫负春”的那种细细品味饮酒乐趣和美味的“浅斟低唱”。唐代诗酒粗豪雄伟、宋代词酒含蓄秀雅，酒与宋词的渊源形成了新的风格。在古代，不但诗人词客好酒，其他文人墨客也不例外。他们先找一近水亭阁，红桌石凳，三五团坐，侍女斟酒，书童摇扇，天上镜月高挂，地下黄菊盛开，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吟诗，作画，书法，此情此景不知迷醉了多少文人雅士。
2.酒令助兴——分曹射覆蜡灯红
酒令也称行令饮酒，是酒席上饮酒时助兴劝饮的一种游戏。通行情况是推一人为令官，余者听令，按一定的规则，或划拳，或猜枚，或巧编文句，或进行其他游艺活动，负者、违令者、不能完成者，罚饮。若遇同喜可庆之事时，则共贺之，谓之劝饮，含奖勉之意。相对地讲，酒令是一种公平的劝酒手段，可避免恃强凌弱，多人联手算计人的场面，人们凭的是智慧和运气。酒令是酒礼施行的重要部分，也是文人士子饮酒助兴，激发才情不可或缺的手段。
酒令的产生可上溯到东周时代。有一句成语叫“画蛇添足”，其典故来自《战国策·齐策二》，其实是一则最古老的酒令故事：古代楚国有个贵族，祭过祖宗以后，把一壶祭酒赏给前来帮忙的门客。门客们互相商量说：“这壶酒大家都来喝则不够，一个人喝则有余。不如咱们各自在地上比赛画蛇，谁先画好，谁就喝这壶酒。”有一个人最先把蛇画好了。他端起酒壶正要喝，却得意洋洋地左手拿着酒壶，右手继续画蛇，说：“我能够再给它添上几只脚呢！”可是没等他把脚画完，另一个人已把蛇画成了。那人把壶抢过去，说：“蛇本来是没有脚的，你怎么能给它添脚呢！”说罢，便把壶中的酒喝光了。那个给蛇添脚的人最终失掉了到嘴的那壶酒。
汉代由于国家得到统一，人民过着安定的生活，饮酒行令之风开始盛行。在东汉时期还出现了贾逵编纂的《酒令》专著。但酒令的真正兴盛是在唐代，由于“贞观之治”，人民安居乐业，经济空前繁荣，后代流行的各种类型的酒令，几乎都是在唐代形成的。酒令的种类众多，且各有特点，最有代表性的有这么几种：
1）流觞传花类
“曲水流觞”是上巳节中派生出来的一种习俗。那时，人们在举行修禊仪式后，坐在水渠两旁，在上游放置酒杯，任其顺流而下，杯停在谁的面前，谁即取饮，彼此相乐，故称为“曲水流觞”。觞系古代盛酒器具，即酒杯。通常为木制，小而体轻，底部有托，可浮于水中。也有陶制的，两边有耳，又称“羽觞”，因其比木杯重，玩时则放在荷叶上，使其浮水而行。这种游戏，自古有之，古“逸诗”云：“羽觞随波泛。”汉代也有“引流引觞，递成曲水”之说。后来逐渐成为上巳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最著名的“曲水流觞”当推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举办的文人集会。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上巳日，晋代有名的大书法家、会稽内史王羲之偕亲朋谢安、孙绰等42人，在兰亭修禊后，举行饮酒赋诗的“曲水流觞”，被引为千古佳话。当时，王羲之等在举行修禊祭祀仪式后，在兰亭清溪两旁席地而坐，将盛了酒的觞放在溪中，由上游浮水徐徐而下，经过弯弯曲曲的溪流，觞在谁的面前打转或停下，谁就得即兴赋诗并饮酒。据史载，在这次游戏中，有11人各成诗两篇，15人各成诗一篇，16人作不出诗，各罚酒3觥。王羲之将大家的诗集起来，用鼠须笔在蚕茧纸上挥毫作序，乘兴而书，写下了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也被称为“禊帖”。王羲之也因此被人尊为“书圣”。
“曲水流觞”后来简化为文人们的一项固定活动。文人们在自己家与友人聚会时，事先在院子里挖一条小河，然后让仆人在河的上游将酒杯漂浮在河面上，当酒杯漂到哪位的面前时，那位就要作一首诗，如果作不出的话就要喝酒。
有趣的是，后来也有人用花来代替杯，用顺序传递来象征流动的曲水。传花过程中，以鼓击点，鼓声止，传花亦止。花停在谁的手上，犹如漂浮的酒杯停在谁的前面，谁就被罚饮酒。与“曲水流觞”相比，“击鼓传花”已是单纯的饮酒娱乐活动，它不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很适合在酒宴席上进行。唐诗中便有“城头击鼓传花枝，席上搏拳握松子”的记载，可见唐代就已盛行“击鼓传花”的酒令。“曲水流觞”这种饮酒咏诗的古老民俗对此后的集会活动影响颇深，后世不少酒令都是由它脱胎变化出来的，堪称我国酒令之嚆矢。
划拳又称豁拳、搳拳、拇战，是一种手势酒令，两人相对同时出手，各猜所伸出手指之合计数，猜对者为胜。因是互猜，故又称猜拳。划拳由于简便易行，故流传极广而又久盛不衰，是所有酒令中最有影响、最有群众基础的一种。如猜拳令中有这样一种：行令者二人各出一拳，且同时各呼一数，猜度二人所伸指数之和，猜对者为胜家，由负家饮酒。如皆猜对，则各饮酒一杯。如皆未猜对，则重新开拳。每次每人最多出五指，最多呼十数。猜拳令辞因时代、地域的不同，略有区别。拇指必出，是“好”意。令辞很多，如：
一点儿。哥俩好。三星照。四季财。五魁首。六六六。七个巧。八匹马。快喝酒。全来到。
这种酒令多见于寻常百姓之中，因为通俗简单，易于被人接受，故广为流传，也叫作通令。
筹，本为记数之用，后来又被引用到酒宴席上，做行酒令之用，称作觥筹或酒筹。筹在酒令中主要有两种用途：其一，仍作记数之用。唐代王建《书赠旧浑二曹长》：“替饮觥筹知户小，助成书屋见家贫。”酒量大者，谓之大户，酒量小者，即是小户。多少觥筹就得饮多少酒，如应饮的觥筹之数自己不能胜任，还要请别人代饮。很明显，这里的觥筹是作记数之用的。酒令如军令，为保证酒令的正常进行，当遇有违反酒令不遵守规则之人，可取出一种特制的酒筹，形如旗状或纛状，谓之罚筹，有如军中之令箭。当时是采用“竹制筹令”，把竹签当筹，签上面写有酒令的要求，比如作诗、作对，抽到签的人要按照签上的要求去做。白居易的“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同李十一醉忆元九》），说的就是这种酒令。
骨牌，一般是以竹为背，以兽骨为面，二者以燕尾榫互相铆合而成的长方体，也有的采用高贵的象牙为面，故又称牙牌。骨牌共计32张，其点分别涂以红、绿两种颜色。每张骨牌都有特定的名称，如：
天牌：上下皆六点。地牌：上下皆幺点。人牌：上下皆四点。和牌：上为幺点，下为三点。
以骨牌行酒令，主要是根据骨牌的色点象形进行附会，行令者或说诗词曲典赋，或说成语俗谚，只要应上色点就行。有时为了翻花样，又常将三张骨牌的色点配合着来，附会一个名目，称作“一副儿”。行令时首先由宣令者洗牌，每三张码成一副儿，挨次逐一翻出并宣出名目，行令者则相应与之对句，这犹如单张骨牌的组合，只是增加了一个必须押韵的要求而已。《红楼梦》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金鸳鸯三宣牙牌令》里面就对骨牌的使用方法有着较为详细的描写：鸳鸯道：“如今我说骨牌副儿，从老太太起，顺领说下去，至刘姥姥止。比如我说一副儿，将这三张牌拆开，先说头一张，次说第二张，再说第三张，说完了，合成这一副儿的名字。无论诗词歌赋，成语俗话，比上一句，都要叶韵。错了的罚一杯。”众人笑道：
“这个令好，就说出来。”鸳鸯道：“有了一副了。左边是张‘天’。”贾母道：“头上有青天。”众人道：“好。”鸳鸯道：“当中是个‘五与六’。”贾母道：“六桥梅花香彻骨。”鸳鸯道：“剩得一张‘六与幺’。”贾母道：“一轮红日出云霄。”鸳鸯道：“凑成便是个‘蓬头鬼’。”贾母道：”这鬼抱住钟馗腿。”说完，大家笑说：“极妙。”
贾母饮了一杯。
酒令的繁荣在于诗词文化的高度繁荣，士大夫、文人之间流行的对诗、对联等酒令使得行酒令成了一种风雅。饮酒的理想场所是花前月下、竹林兰亭、孤馆高阁等处，理想时间是雪夜、清秋、花时、春绿等，而最佳对象则是文人雅士、故交知己、玉人可儿之类，在此前提之下，出口成章、言出有典的酒令才更有意味。由此看来，文人间的雅令其实是一种以文入酒、睿智隽永的智力活动。
　　在历史文化的长河中，我国的诗歌与酒结缘，国人常常以诗抒情，以酒抒怀，诗酒相伴，有道是有诗必有酒，无酒不成诗。中华诗酒从古至今千百年不断。酒里乾坤，能激起心灵的底蕴；壶中岁月，却让人心意悠然。
第二节赏月观花
1.赏月寄情——今月曾经照古人
赏月的习惯由来已久。它最初是以祭祀形式出现的，曾有“春祭太阳，秋祭月亮”的习俗。随着时间的推移，祭月逐渐发展为赏月、玩月。在历代文人的眼中，月亮恰似梦中的情人，他们不但寄情抒怀，而且还给月亮冠上了许多文雅别致的称谓，因此在不少诗词歌赋中，有关月亮的别名和美称就层出不穷了。如以“金”命名的有：金波、金蟾、金魄、金盘、金镜、金轮、金兔等；以“玉”命名的有：玉弓、玉桂、玉羊、玉兔、玉盘等，不胜枚举。僧惠洪《秋千》诗：“下来闲处从容立，疑是蟾宫谪降仙”，李朴《中秋》诗：“皓魄当空宝镜升，云间仙籁寂无声”，就将月亮美称为“蟾宫”、“皓魄”。
月亮洒向人间的清辉淡雅朦胧，不同时期、不同形状的月亮都能给人以遐想的空间。新月如眉、残月如钩、满月如镜。月有阴晴圆缺，但常看常新。圆月如盘，团团圆圆；残月如钩，残缺不全。月亮圆了又缺，缺了又圆，自然勾起人们的联想。春月柔和，夏月清凉，秋月高爽，冬月冷峻。四季的月，给人四季的感觉。宁静的月夜里，沐浴着清幽柔和的月光，人们很容易陷入沉思，展开遐想，产生缠绵而渺远的情思。古代交通不发达，哪怕是去邻村邻县都是几日甚至几十日的光景。离家在外的人，仰望明月，或是寄托恋人间的相思，或是蕴含对故乡、亲人、朋友的无限思念，思绪常常飞跃空间，想起在这同一轮明月照耀下的故乡、亲人、朋友。李白《静夜思》中的乡情，便是这样生发出来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其他以月寄托相思之情，抒发思乡怀人之感的古诗词还有很多，如：“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月夜忆舍弟》）；“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泊船瓜洲》）等等。
在赏月的活动中，历代文人骚客也留下了不少为人称道的佳联。相传粤东才子宋湘，中秋之夜仰望明月，吟得一句上联：“天上月圆，人间月半，月月月圆逢月半。”但他苦思冥想，也拟不出相媲美的下联，直到那年除夕晚上，想到明天是新年，触动灵感，才写出下联：
“今夜年尾，明日年头，年年年尾接年头。”结构严谨，浅显明快，堪称佳对。清时有李北水和张南月两同窗，于中秋月夜登楼赏月，但见月光如水，水亮如镜。李生仰望北斗，低顾江澜，自感名如天意，出联曰：“北斗七星，水底连天十四点。”此上联既有“水底连天天连水”的景色，又巧妙地嵌入作者“北水”之名，实为一绝，李生自鸣得意。张生也赞好句，但苦于自己一时无以为对，正在为难，忽见栖于楼顶之孤雁飞起，月照其影同去，于是心有灵犀，对曰：“南楼一雁，月中带影一双飞。”此联也嵌“南月”之名，亦有“月中带影影月中”之意，真是异曲同工之妙！
皎洁的圆月能够激发创作者的灵感。顾恺之是晋代著名画家，在绘画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义熙三年（407年），顾恺之被朝廷任命为散骑常侍，与谢瞻住邻居。中秋晚上，顾恺之在自家院子里赏月，顿时诗兴大发，便高声吟起诗来。谢瞻听到他的吟咏，便隔着短墙称赞了几句。听到谢瞻的称赞，顾恺之立刻兴奋起来，他忘了疲倦，一首接一首，一句接一句，没完没了地吟起来。谢瞻隔着墙陪着他折腾了一会儿，感到累了，就回屋睡觉去了。临走之时，随便找了一个下人，让他随机应变回答隔墙的顾恺之。人换了，调也变了，顾恺之竟浑然不知有变，就这样，一直吟咏到天亮才罢休。
“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李白《把酒问月》）孤悬的月亮见证了人间的沧海桑田，这一缕月光如水，成就了多少文人的雅趣闲情，留下了多少千古传诵的名篇。借那一缕月色，诉说绵绵的思念。人生无常，有数不清的日升月落。但新月如眉，残月如钩，满月的时刻总是那么的少。找不到知音的墨客们，也只能在这琼楼玉宇之间抒发淡淡的愁苦与哀伤。
2.观花悦心——乱花渐欲迷人眼
观花是一项轻松惬意的事情。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时京城长安，每逢春天，士女即联袂郊游踏青，路上遇到好花，就在花前铺席藉草，围坐一圈，并插杆结索，解下身上的红裙递相垂挂，当作野宴的帷幄。这种花前“铺席藉草，围坐一圈”式的赏花，至今仍在日本流行。可见古人郊游时，是多么不拘小节、自由放松。当花开的季节来临，古代的年轻人便会结伴出行赏花吟诗，在喜欢的花枝上挂上写满祝福的花签，祈求一年里花开得更加灿烂，自己的愿望能实现。后来，这种花签祈福逐渐演变成了一个风俗节日——“花朝节”，意思是百花盛开的节日，南方一般将其定于农历二月初二或二月十二。在这个节日里，青年男女赏花谈情，文人墨客吟诗作画。武则天当皇帝时，花朝节是和元宵节、中秋节一样重要的民俗节日。正所谓：“百花生日是良辰，未到花朝一半春。红紫万千披锦绣，尚劳点缀贺花神。”（清·蔡云《咏花朝》）古代的人爱赏花。在众多美轮美奂的鲜花中，人们赋予各种花独有的品格和特点。赏花有三种赏法，古人叫“赏花三品”，即所谓“茗赏为上，淡赏为次，酒赏为下”。品尝香茗赏花是韵事，而饮酒赏花就有失风雅了。
赏花的标准一是颜色，二是香味，三是姿态，四是神韵。所谓各花入各眼，对于花的颜色，有的人喜欢浓烈，有的人喜欢淡雅。喜欢浓烈的人，要求花的颜色大红大绿，色调十分鲜明；喜欢淡雅的人，要求花色素净，色调柔和。
多姿多彩的花朵，餐风饮露，汲日月精华，除观赏之外，还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珍馐佳肴。自古以来，食用鲜花的记载史不绝书。以花为美食，在我国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屈原《离骚》中“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诗句，在说明诗人品性高洁之外，也间接反映出战国末期已见食用花卉的端倪。
鲜花可食之风更是盛行于唐代。据《隋唐佳话录》记载：武则天于花朝日（每年农历的二月十五日）游园赏花，令宫女采集百花，和米捣碎，蒸成百花糕分赐臣下。她本人十分喜欢松花，爱吃一种用松花制成的糕点。武则天之后，鲜花入馔之风日盛，并相继出现《山家清供》、《养余月全》等记述烹调鲜花的“花馔谱”。
唐以后，一些文人雅士把食花看作是一种情趣高雅的生活享受，留下许多“秀色可餐”的佳话。宋代苏东坡喜用松花制作食品。如《酒小史》中载：苏东坡守定州时于曲阳得松花酒，他将松花、槐花、杏花入饭共蒸，密封数日后得酒。并挥毫歌咏，作了一篇《花粉歌》：“一斤松花不可少，八两蒲黄切莫炒，槐花杏花各五钱，两斤白蜜一齐捣。吃也好，浴也好，红白容颜直到老”，道出了松花的美颜功能。
清朝慈禧为美颜养身，常以鲜花为食。每年六月之后，在荷花盛开的季节，待红日跃出地平线，荷花开放后，慈禧令宫女们采摘最完整、妖艳的荷花带回御膳房，将肥壮的花瓣浸在用鸡蛋、鸡汤调好的淀粉糊里，再炸至金黄酥脆作为点心。她还将玫瑰花捣烂，拌以红糖，经过特殊的配料加工，制成一种花酱，涂在面食点心上，食后齿颊留香。
花朵给人以美的享受，人们在欣赏它们的美态的同时，还赋予了每种花独特的品格。文人之于花的钟情，是一种秀色可餐的赏玩、精神气质的陶冶，充满着阴柔的浪漫、细腻的铺张。
兰花是花、香、叶“三美俱全”的花卉，为我国十大名花之一。它与菊花、水仙、菖蒲，并称“花草四雅”。兰花的适应性很强，按其生活习性，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即地生兰、附生兰、腐生兰。兰花体态优雅，气宇轩昂，叶色常青，叶质柔中有刚，临风摇曳，婀娜多姿。花开幽香清远，沁人心脾，堪称雅中之雅。尤其兰花的香味，古人推崇备至，称其为“天下第一香”，有国香、天香、香祖之誉。
中国对兰的栽培可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诗经》、《左传》、《礼记》和《史记》都有对兰花的记述。孔子赏兰于幽谷，停车抚琴讴歌：“芝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孔子把兰比作君子，颂兰为“王者香”。我国关于兰花最早的记载是春秋战国时的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之后，退到浙江会稽山卧薪尝胆，种植兰草，以迷惑敌人。
爱国诗人屈原在《离骚》中对兰也有多处记载，他喻兰若美人如君子，言兰可浴、可沐、可佩，意在自省、自修，向美求善之心不移，爱国之情纫佩于怀。
关于屈原与兰花，民间还有一个美丽的神话传说：楚怀王年间，屈原遭到奸臣陷害，被革职罢官，回到老家归州，也就是现今的湖北省秭归县，在仙女山下九畹溪边办起了一所学堂，亲自教授弟子，志在为楚国多培养栋梁。相传，《离骚》中“余既滋兰之九畹兮”的诗句，说的就是屈原办学之地。有一天，仙女山上的兰花娘娘寻兴出游，当她驾祥云路过九畹时，被屈原的讲学声吸引，于是降在窗下悉心静听。清瘦的屈原仙风道骨，只见他双手挥舞慷慨陈词，讲述的全是振兴楚国的道理，其矢志不渝的爱国精神感动了娘娘，于是她就在离开的时候施展了一下法术，将学堂窗下的三株兰花点化成仙。说来真是神奇，这兰花受得仙法之后入土生根，次日抽芽，三天展叶，四天开花，五天由株而蓬，六天由蓬而蔸。每日讲学过后，屈原总要率领自己的学生沿溪植栽，日子一长，漫山遍野都是兰花，就连山中的樵夫也欣喜道：“我们这神奇的山乡，真该改名叫芝兰乡了。”随后，兰花从三畹铺展到六畹，又由六畹逐步扩展到九畹，此后这条清溪也就被称作九畹溪了。九畹溪边的兰花一年盛似一年，芳香醉人，秀映楚天！
兰花之高贵，更在于它品质高洁。兰花原来生长于涤山幽谷之中，故有“空谷佳人”、“花中君子”之雅称。曹植在《洛神赋》中赞兰花如美人：“转眄**，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在我国古代，好的文章、书法被称为兰章；友情至深称为兰交、兰宜；优秀人物逝世离去，被称为兰摧玉折。可以说，兰花已成为人间美好事物的象征。
相传梅有二十四品，集24种美德于一身，它冰肌玉骨、独步早春、凌寒留香的品性历来深为人们所钟爱。品赏梅花一般着眼于色、香、形、韵、时等方面。
色：梅花的花色有紫红、粉红、淡黄、淡墨、纯白等多种颜色。“红梅”，花形极美，花香浓郁；“绿萼”，花白色，萼片绿色，重瓣雪白，香味袭人；“紫梅”，重瓣紫色，淡香；“骨里红”，色深红重瓣，凋谢时色亦不淡，树质似红木；“玉蝶”，花白略带轻红，有单重瓣之分，轻柔素雅。如成片栽植上万株梅花，疏枝缀玉缤纷怒放，有的艳如朝霞，有的白似瑞雪，有的绿如碧玉，可形成梅海凝云，云蒸霞蔚的壮观景象。
香：梅花香味别具神韵、清逸幽雅，被历代文人墨客称为暗香。“着意寻香不肯香，香在无寻处”，让人难以捕捉却又时时沁人肺腑、催人欲醉。探梅时节，徜徉在花丛之中，微风阵阵掠过梅林，犹如浸身香海，通体蕴香。
形：古人认为“梅以形势为第一”，即形态和姿势。形态有俯、仰、侧、卧、依、盼等，姿势分直立、曲屈、歪斜。梅花树皮漆黑而多糙纹，其枝虬曲苍劲嶙峋、风韵洒落，有一种饱经沧桑、威武不屈的阳刚之美。梅花枝条清癯、明晰、色彩和谐，或曲如游龙，或披靡而下，多变而有规律，呈现出一种很强的力度和线的韵律感。
韵：宋代诗人范成大在《梅谱》中说：“梅以韵胜，以格高，故以横斜疏瘦与老枝怪石着为贵。”所以在诗人、画家的笔下，梅花的形态总离不开横、斜、疏、瘦四个字。今天，人们观赏梅韵的标准，则是贵稀不贵密，贵老不贵嫩，贵瘦不贵肥，贵含不贵开，谓之“梅韵四贵”。
时：探梅赏梅须及时。过早，含苞未放；迟了，落英缤纷。古人认为“花是将开未开好”，即以梅花含苞欲放之时为佳，故名“探梅”。梅花以“惊蛰”为候，一般以惊蛰前后10天为春梅探赏的最佳时机。
除此之外，观赏梅花的环境也十分讲究。据《梅品》记载，如在淡云、晓日、薄寒、细雨、轻烟、夕阳、微雪、晚霞、清溪、小桥、竹边、松下、明窗、疏篱、林间吹笛、膝下横琴等情况下，对梅的欣赏就更富有诗情画意。
北魏良吏陆凯有个文学挚友范晔（即《后汉书》作者）在长安，常以书信来往。他在春回大地，早梅初开之际，自荆州摘下一枝梅花，托邮驿专赠范晔，并附短诗：“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自陆凯始，以梅花传递友情，便传为佳话。而关于梅花的佳话则数不胜数。
　　隋代赵师雄游罗浮山时，醉酒后梦见与一位装束朴素的女子一起饮酒。这位女子芳香袭人，又有一位绿衣童子在一旁笑歌欢舞。后来赵师雄醒来，坐起来一看，发现自己就睡在一棵大梅花树下，树上有翠鸟在欢唱。原来梦中的女子就是梅花树，绿衣童子就是翠鸟。这时，月亮已经落下，天上的星星也已横斜，赵师雄独自一人惆怅不已。此典史自唐代柳宗元《龙城录·赵师雄醉憩梅花下》，是有关梅花的著名典故。
北宋处士林逋（和靖），隐居杭州孤山，一生不娶不仕，而植梅放鹤，称“梅妻鹤子”，被传为千古佳话。他种梅、赏梅、卖梅，过着恬然自得的生活，常在梅园里独自吟哦，写过许多有名的梅花诗，他的《山园小梅》中的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是梅花的传神写照，脍炙人口，被誉为千古绝唱。
梅花，不畏严寒，独步早春。它赶在东风之前，向人们传递着春的消息，被誉为“东风第一枝”。梅花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和顽强意志，历来被人们当作崇高品格和高洁气质的象征。“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元·杨维桢《道梅之气节》）南宋爱国诗人陆放翁在咏梅的词《卜算子》里写道：“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借咏梅表现了诗人怀才不遇的寂寞和不论怎样受挫折也永远保持高风劲节的情操。元代还有个爱梅、咏梅、艺梅、画梅成痴的王冕，隐居于九里山，植梅千株，自题所居为“梅花屋”。又工画墨梅，花密枝繁，行笔刚健，有时用胭脂作没骨梅，别具风格。其《墨梅》诗名扬天下：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用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梅花的香韵一向为人们所倾倒，它浓而不艳、冷而不淡，那疏影横斜的风韵和清雅宜人的幽香，是其他花卉不能相比的。然而，更为可贵的还是梅花的精神。梅的铮铮铁骨、浩然正气、傲雪凌霜、独步早春的精神，被人们誉为中华民族之魂。赞赏梅花的高洁、典雅、冷峭、坚贞，视为知己、君子，梅都是当之无愧的。
苏东坡说：“食者竹笋、庇者竹瓦、载者竹筏、炊者竹薪、衣者竹皮、书者竹纸、履者竹鞋，真可谓不可一日无此君也。”竹子在我国古代就已经成为人们尤其是文人雅士须臾不可离的生活伴侣。竹，挺直、秀丽、多姿，引人遐想，发人幽思。一丛丛一片片，或娇然如婀娜娉婷的素妆少女，或坦然如豪迈潇洒的健壮男子，或蔼然如轻指拂长的慈祥老者，而“雨后春笋”，则更是充满无限的生命力。翠竹，无牡丹之富丽，也无青松之雄伟，更无桃李之妖艳。但是，它刚强正直，朴实无华，不卑不亢。它根生大地，渴饮甘泉，未出土时便有节。枝横云梦，叶柏苍天，及凌云处尚虚心，被文人视为伟大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化身。
竹的种类众多，大致分为青竹和紫竹两类。古人对竹是十分偏爱的，闲时约上三五友人一起在竹下烹茶畅谈，或者独自徘徊于静谧的竹林中。历代多有人为之讴歌称赞，留下许多有关竹子的典故，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斑竹一枝千滴泪”这个动人的故事。娥皇与女英是舜帝的两个妃子，都被称为湘夫人。舜帝驾崩后，两个妃子悲伤得日夜啼哭，一直哭得两眼流出了血泪，她们的眼泪洒落在身边的竹子上，于是就在上面形成了斑斑点点的痕迹，后来人们就称这种带着紫晕的竹子为“湘妃竹”。历代还有许多与竹密不可分的文坛佚事。魏晋时期最有名的“竹林七贤”，个个都是真名士，放荡不羁，不惧世俗眼光。时常聚于竹坞之上，高谈阔论，弹奏歌饮，酒徒刘伶自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试想，如若没有竹林相倚就失却了几分高雅，不异于醉汉撒野，甚至与占山剪径的山大王没有什么两样了。
在古代文人雅士的眼里，竹作为梅兰竹菊“四君子”之一，虚心劲节，有谦谦君子之风，疏影潇洒，洁身自好，不同流俗。竹不但是古人笔下经常讴歌描摹的对象，也是古人自喻个人品格和精神追求的一种文化象征。“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唐·王维《竹里馆》）“始怜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阴待我归。”（唐·刘长卿《晚春归山居题窗前竹》）“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清·郑板桥联）苏东坡则如此称赞竹子的风骨：“得志，遂茂而不骄；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独立不惧。”（《墨君堂记》）苏东坡对竹的推崇，更体现在下面这首流传千古的《于潜僧绿筠轩》中：
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
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
莲为多年生草本植物。其花，即“荷花”，《诗经》称“荷华”、“菡萏”，《尔雅》称“荷”、“芙蕖”，《群芳谱》称“水芙蓉”，《本草纲目》称“莲”，古诗文又称之为玉芝、泽芝、玉环、净客、水华等。历代文人墨客誉荷为“君子花”。它以潇洒的风姿、纯洁的本性、高雅的气质，博得许多文人的爱怜，使许多名人与其结下不解之缘，留下许多逸闻趣事、美诗妙文。
著名爱国诗人屈原爱荷成癖，他在《离骚》中表示要“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仅衣裳用莲荷制作，还希望与之为邻，住在荷下。北宋的周敦颐，以荷花为崇拜的对象，他把荷花喻为君子，写下了著名的《爱莲说》，成为传世名篇，被千古传唱，他也由此被后人称为“荷花花神”。
宋·周敦颐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莲叶大而宽阔，莲花亭亭玉立，无论是雨后带露的新荷还是含苞待放的尖尖荷角，都为人们欣赏赞颂。宋朝诗人杨万里的诗作中，仅咏荷诗就有数十首之多。他曾为杭州西湖荷花所陶醉，吟唱道：“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此诗一向被人们誉为“诗海珍珠”，同时被认为是古今数以千计的咏荷作品中的夺魁之作。有关于莲花的趣闻中，最有趣的当属清朝纪晓岚接联的故事。这位才子诗文俱佳，名气皆大，才思敏捷，聪明过人。乾隆皇帝率臣下江南时，见一池塘荷花含苞待放，触景生情，遂脱口而出一上联：“池中莲苞攥红拳，打谁？”随同的纪晓岚不假思索地续了下联：“岸上麻叶伸绿掌，要啥？”语出自然，妙趣横生，给端庄美丽的荷花增添了俏皮之色。
相传赏菊及饮菊花酒源于晋代大诗人陶渊明。陶渊明以隐居出名，以诗出名，以酒出名，也以爱菊出名，后人效之，遂有重阳赏菊之俗。菊花在我国因其品格的高洁而被称为花中君子。秋日菊花傲然绽放，因此九月亦有“菊月”之称。
古人赏菊非常讲究，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时人喜爱多种菊花品种，“九月重阳，都下赏菊，有数种：其黄白色蕊若莲房，曰万龄菊；粉红色曰桃花菊，白而檀心曰木香菊，黄色而圆者曰金铃菊，纯白而大者曰喜容菊，无处无之”。明代张岱《陶庵梦忆》载：“兖州绍绅家风气袭王府。赏菊之日，其桌、其炕、其灯、其炉、其盘、其盒、其盆盎、其看器、其杯盘大觥、其壶、其帏、其褥、其酒、其面食、其衣服花样，无不菊者夜烧烛照之，蒸蒸烘染，较日色更浮出数层。席散，撤苇帘以受繁露。”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曰：“九花者，菊花也。每届重阳，富贵之家，以九花数百盆，架度广厦中前轩后轻，望之若山，曰九花山子。四面堆积者，曰九花塔。”出门赏菊固然陶冶情操，若能用这美丽的菊花将自己打扮得更为别致，必然会锦上添花。汉民族女子自古便有簪花之俗，依节令不同簪戴不同的花卉。簪菊之俗唐代已有，唐代诗人杜牧就有“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九日齐山登高》)的诗句。宋代还有将彩缯剪成茱萸、菊花来相赠佩戴的。不仅女子簪菊，男子也可簪菊，这可不是什么异常风俗，古时汉族男女皆留长发插笄，人们在重阳登高赏菊时在发上插上几朵，既符合菊花可避邪、增长寿的观念，又颇显热爱生活的灵动和俏皮。
第三节品茗忘忧
自古以来，文人喜欢茶。因为茶能提神益思，激发文人的激情和灵感。品茗是文人生活中一件韵事，一大乐趣，一种高雅的活动。品茗为文人的生活增添了无限情趣，增进了心性修养。
历代文人墨客知茶、爱茶、嗜茶，借茶写人、叙物、抒情，有不少传世之作便是在这悠悠茶香中酝酿出来的。唐代元稹在著名的宝塔诗《咏茶》中讲茶是“慕诗客”的，一个“慕”字道尽了茶与文人的那种难分难解的情缘。饮茶，本是平常事，却让文人变得优雅、文质彬彬。“弹琴阅古画，煮茗仍有期”（梅尧臣），文人们留下了许多有关茶的经典名篇和不少与茶有关的佳话。
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
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铫煎黄蕊色，碗转曲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至醉后岂堪夸。
1.以茶会友——一盏清茗酬知音
历史上，以茶相交的挚友莫过于茶圣陆羽和诗僧皎然这两位大师级的人物。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前后，陆羽辗转来到湖州吴兴，住在妙喜寺，与寺内僧人皎然结识，并成为莫逆之交。从皎然与陆羽交往期间所写下的许多诗句中，可以了解到这两位“缁素忘年之交”的深厚情谊。皎然写过一首记叙寻访陆羽的诗：“远客殊未归，我来几惆怅。叩关一日不见人，绕屋寒花笑相向。寒花寂寂遍荒阡，柳色萧萧愁暮蝉。行人无数不相识，独立云阳古驿边。凤翅山中思本寺，鱼竿村口望归船。归船不见见寒烟，离心远水共悠然。他日相期那可定，闲僧著处即经年！”（《往丹阳寻陆处士不遇》）陆羽隐逸生活悠然自适，行踪飘忽，使得皎然造访时常向隅，诗中传达出皎然因访陆羽不遇的惆怅心情，以情融景，更增添心中那股怅惘之情。此外，皎然在送陆羽回龙山的诗中，语虽含蓄，却情深义重：“太湖东西路，吴主古山前。所思不可见，归鸿自翩翩。何山赏春茗，何处弄春泉。莫是沧浪子，悠悠一钓船。”（《访陆处士羽》）寥寥数语，便将陆羽隐逸时的生活情调鲜明地勾勒出来。
还有一对老茶友我们不能不提，他们就是北宋时期政坛、文坛轰动一时的王安石和苏东坡。人生宦海沉浮，二人在改革中虽政见不一，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至交。苏东坡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时，王安石也已到暮年，身体不好，体内痰火郁结。太医给王安石开了一个方子，用阳羡（今江苏宜兴）的茶，以长江瞿塘峡中段的水来煎烹，才能消除痰火。王安石心想，苏东坡是蜀地人，有机会去长江三峡，于是便托付于他：“倘尊眷往来之便，将瞿塘中峡水，携一瓮寄于老夫，则老夫衰老之年，皆子瞻所延也。”意思是说，不管是你还是你的家人过往瞿塘峡时，请在中游打一瓮水捎来。我能不能延年益寿，就拜托你了。苏东坡收到老朋友的嘱托不敢怠慢，专程去长江三峡打水，亲自送至王安石府上。王安石即命人将瓮抬进书房，亲以衣袖拂拭，纸封打开。又命僮儿茶灶中煨火，用银铫汲水烹之。先取白定碗一只，投阳羡茶一撮于内。待水沸后急取倾入碗中，其茶色半晌方见。王安石问：“此水何处取来？”东坡答：“巫峡。”王安石道：“是中峡？”东坡回：“正是。”王安石笑道：“又来欺老夫了！此乃下峡之水，如何假名中峡？”东坡大惊，只得据实以告。原来苏东坡因鉴赏秀丽的三峡风光，船至下峡时，才记起所托之事。当时水流湍急，回溯已难，只得汲一瓮下峡水充之。东坡说：“三峡相边，水一般样，老太师何以辨之？”王安石道：“读书人不可轻举妄动，须是细心察理。这瞿塘水性，出于《水经补注》。上峡水性太急，下峡太缓，惟中峡缓急相半。太基官知老夫中脘变症，故用中峡水引经。此水烹阳羡茶，上峡味浓，下峡味淡，中峡浓淡之间。今茶色半晌方见，故知是下峡。”东坡大惊于王安石在茶上的造诣，故而离席谢罪。小小香茗，使苏东坡与王安石在晚年成为莫逆，可谓一段佳话。
　　2.以茶代酒——寒夜客来茶当酒
以茶代酒的典故出自于《三国志·韦曜传》。公元252年，吴太祖孙权病死，孙皓登王位。孙皓在执政后期沉溺于帝王的奢侈生活，变得专横跋扈，残暴施虐，沉迷酒色，不理朝政，尽失民心。孙皓好酒，经常摆酒设宴，强邀群臣作陪。每设酒宴，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每人以7升为限（按现在的度量衡折算，当时的一升酒为2斤），不管会饮酒与否，必要碰杯大饮，每杯定要见底。孙皓是个暴君，说一不二，动辄杀人。所以每次席间，一片狼藉，群臣七倒八歪，醉卧地上，丑态百出。其中有个人叫韦曜，酒量只有2升。韦曜原是孙皓的父亲南阳王孙和的老师，任为太傅，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因其地位相当特殊，孙皓对韦曜也格外照顾。早知韦曜不胜酒力，就在杯里暗中换上清茶，韦曜也心领神会，故意高举酒杯“，以茶代酒”干杯，这样就不至于醉酒而失态。
酒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发灵感，但是，一般人很难喝到“恰到好处”。真正能“斗酒诗百篇”的除了李白，恐怕没有第二人了。茶则不然，一杯清茗不但可以唤醒“灵感”，更能捋顺文思。正所谓：“酒壮英雄胆，茶助文人思。”
以茶当酒是古代文人的一个发明。“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这是宋朝诗人杜小山在一个明月照窗的寒冬之夜，与朋友相对而坐，以茶代酒，品茗赏梅，欢叙旧情后，有感而发，写下的一首诗。以茶待客，乃古代人情交际的礼节，一杯清茗表达了深情厚谊。“高灯喜雨坐僧楼，共话茶杯意更幽。”（王沂诗）宾主之间，喝着聊着，是那样的惬意，那样的酣畅淋漓。
如果说，酒可以浇愁，那么，茶也可以解忧。孟浩然被李白戏称为“风流天下闻”，他因为仕途失意，自洛阳东游吴越之时，途经新昌，在《清明即事》一诗中，描写了自己以茶代酒，化解落寞心境的情景：“空堂坐相忆，酌茗聊代醉。”
3.以茶寄情——吟诗不厌捣香茗
茶与酒一样，是人与人之间传递情感的纽带。文人之性情、亲情、柔情，皆在茶中得到展示。人们都知道李白善饮，自称是酒中仙，其实，李白也非常喜欢喝茶。有一年，他游历金陵栖霞寺时，偶然遇上了自己的族侄——玉泉寺中孚禅师。中孚禅师既通佛理又喜欢饮茶，常年在乳窟中采茶后制成仙人掌茶，以茶供佛，并招待四方宾客。他与李白叔侄相见，自然格外地亲切。他送给李白上好的仙人掌茶，李白早就听说玉泉山仙人掌茶是天下佳茗，笑纳后信笔以诗《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答谢，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仙人掌茶的喜爱和对侄儿的感激之情。这是唐代的一首咏茶名作，为源远流长的中国茶文化留下了一段极其宝贵的资料。
文人大多仕途失意，归隐自然，与佳茗相伴，与茶结缘者不可胜数。品茗可以使文人清醒，排遣孤闷，心胸开阔，灵感喷发，助诗兴文思；品茗为文人的生活增添了无限情趣，增进了心性修养。
历代骚人墨客都知茶、爱茶、享受茶，许多著名的诗篇便是在茶香中酝酿创作出来的，有“不饮茶做不了诗人，名诗人不能不写茶诗”
之说。宋代苏东坡一生坎坷，却嗜茶如命，“戏作小诗君莫笑，从来佳茗似佳人”。把茶拟人化、美化，被广为传诵。唐代诗人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是古今茶诗的扛鼎之作，被传为千古绝唱。
《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节选)
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4.以茶斗智——斗茶味兮轻醍醐
斗茶即比赛茶的好坏，始于唐代，又叫“斗茗”、“茗战”，是一种“雅玩”。斗茶时，斗茶人要各自献出所藏名茶，轮流品尝，以决胜负。斗茶内容包括茶叶色相与香度、茶汤香醇度、茶具优劣、煮水火候等，俱臻上乘者为胜。
斗茶时间多在清明，新茶初出，绿叶刚焙。参加者多的十几人，少的五六人，旁有围观者。如在茶店品斗，则附近店铺老板或伙计会轮流去凑热闹，特别是欲购茶叶的顾客，更是一睹为快。
斗茶由二人或多人共斗，内容分两方面：一是汤色，即茶水颜色。“茶色贵白”，以青白胜黄白。二是汤花，即汤面泛起的泡沫。
决定汤花优劣也有两项标准：第一是汤花色泽；第二是汤花泛起后，水痕出现早晚，早者为负，晚者为胜。
斗茶的前身就是茶宴，实际上就是一次难得的聚会时间。唐朝文人喜欢参加茶宴，这种雅致的聚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生嗜茶如命的白居易在苏州做官时，一天夜里，听说交好的贾常州和崔湖州两位刺史在顾渚山的境会亭摆设茶宴，但是自己因坠马受伤不能前往，无奈之际，只能在诗中想象一下那热闹的景象，“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仿佛他已身临其境。白居易善于记录文人的茶事活动：“细啜襟灵爽，微吟齿颊香。归来更清绝，竹影踏斜阳”，生动地描写了品茶时的情景。
斗茶富有趣味性和挑战性，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乐趣。司马光与苏东坡之间有过一次有趣的斗茶经历。相传有一天，司马光约了十余人，同聚一堂斗茶取乐。大家带上收藏的最好茶叶、最珍贵的茶具赴会，先看茶样，再闻茶香，后尝茶味。按照当时社会的风尚，认为茶类中白茶品质最佳，司马光、苏东坡的茶都是白茶，评比结果名列前茅，但苏东坡带来泡茶的是上雪水，水质好，茶味纯，因此苏东坡的白茶占了上风。苏东坡心中高兴，不免流露出得意之状。司马光心中不服，便想出个难题压压苏东坡的气焰，于是笑问东坡：“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君何以同爱此二物？”众人听了拍手叫绝，认为这题出得好，想苏东坡一定会被难住。谁知苏东坡微笑着，在室内踱了几步，稍加思索后，从容不迫地欣然反问：“奇茶妙墨俱香，公以为然否？”此语一出，众皆信服。茶墨有缘，兼而爱之；茶益人思，墨兴茶风，相得益彰，一语道破，真是妙人妙言。自此，茶墨结缘，被传为美谈。
5.以茶明志——尘心洗尽兴难尽
中国文人历来奉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由于理想与现实相去甚远，故而从“学而优则仕”的参政之路转向“退而求其次”的归隐生活，坐而论道，谈说玄理。茶的清心、淡泊恰恰符合文人的这种心态。文人对茶的追求不单单在于茶的本身，而是追求一种纯净、深远、空灵的意境。作为最有文化和艺术品味的群体，文人品茶最有特色，常将自己置于自然界的山水之中、品茶作诗，必讲究泡饮技艺。明《徐文长秘集》中描绘了一幅幅美妙的品茗图景：“精舍、云林、竹灶，幽人雅士，寒宵兀坐，松月下，花鸟间，清流白云，绿藓苍苔，素于汲泉，红妆扫雪，船头吹火，竹里飘烟。”这种品茗环境给人带来的悠闲安逸不是用语言能够形容的。
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的秋天，南京太常寺博士、礼部主事汤显祖，因不满当时官僚腐败，愤而上《论辅臣科臣疏》，弹劾大学士申时行并抨击朝政，触怒了皇帝，被贬为徐闻典史，后至浙江遂昌任知县。面对人生失意，仕途坎坷，他没有从此沉沦，而是时常邀上三五知己饶有兴趣地上山亲自煮茶。他的《竹屿烹茶》诗“君子山前放午衙，湿烟青竹弄云霞。烧将玉井峰前水，来试桃溪雨后茶”，就是他当时煮茶情景的真实写照。
宋代著名词人李清照在《金人录后序》中，记有她与丈夫赵明诚回青州（今山东益都县）故第闲居时的一件生活趣事：“每获一书，即同共校勘，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李清照、赵明诚夫妇在饭后间隙，一边饮茶，一边记忆学习，给后人留下了“饮茶助学”的佳话，亦为茶事添了风韵。
茶乃大自然的精灵，其质朴无华自然天成，品茶一直被文人当成一种高雅的艺术享受，既讲究泡饮技艺，更注重情趣，追求天然野趣。茶带给文人的是净化，是纯洁，心灵的纯净与山水融为一体，天人合一，找回最自然的真我，真可谓“从一杯茶叶看世界”。
品茶一直被文人当成一种高雅的艺术享受，既讲究泡饮技艺，更注重情趣和追求天然野趣。文人寄情山水间，不思利禄，不问功名，“平生于物原无取，消受山中一杯茶”。茶得山川之胜而显风流，山川得茶之养更显人文神韵，诗魂与茶魂融而为一，如入忘我清境，内心的超脱与恬淡融入杯杯清茗。酒醉了，“天子呼来不上船”；茶醉了，“一语道破红尘事，一杯清茗傲王侯”。这是一种令人称慕的气节，一种令人慨叹的豪迈。
第四节博戏明智
古代的博戏文化十分发达，最古老的博戏始于何时，准确年代很难说清。据《史记》和其他有关文字的记载，博戏的产生至少在殷纣王之前。我国最早的博戏叫“六博”，有6支箸和12个棋子，箸是一种长形的竹制品，相当于今天打麻将牌时所用的骰子。
据《颜氏家训·杂艺》所载，博戏又分大博、小博。大博的行棋之法已不可考，小博的玩法在《古博经》里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其方法是：两人相对坐，棋盘为12道，两头当中为水。把长方形的黑白各6个棋子放在棋盘上，把2条鱼置于水中。比赛双方轮流掷琼（即骰子），根据掷采的大小决定棋子前进的步数。棋子到达终点，将棋子竖起来，成为骁棋（或称枭棋）。成为骁的棋，便可入水“牵鱼”获筹。获六筹为胜。未成骁的棋，就称为散棋。骁棋可以攻击对方的棋子，也可以放弃行走的机会而不动，散棋却不可。
后来的博戏扩展到围棋、象棋、对字（对诗联句）等以静为主的雅戏，另外还有蹴鞠、斗鸡、麻将等热闹的街巷娱乐，成为中国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茶余饭后的消遣之道。
1.围棋——闲敲棋子落灯花
琴、棋、书、画，是中国四大古老文化艺术，其中的棋指的就是围棋，它们伴随着儒、释、道思想和其他文化艺术，融贯于绵绵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在琴、棋、书、画之中，又以围棋最为特别，它不仅具有其他艺术门类的许多共性，诸如抒发意境、陶冶情操、修身养性、生慧增智等等，而且还与天象易理、兵法策略、治国安邦等相关联，因此，它是一门综合性文化艺术。
南朝《述异记》有载，“晋樵夫王质，入石室山，观二童子下棋，不觉斧烂柯矣。质归故里，己及百岁，无复当时之人”。这个烂柯的故事，是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棋事，古人有很多关于烂柯的诗句，传颂着其中的围棋精神。“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人事沧桑恍如隔世，人们多用烂柯来形容人世间的巨变。围棋在东晋被称为“坐隐”、“手谈”，道出了围棋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至北宋，又有徽宗所言“忘忧清乐在枰棋”，故围棋又被称为“忘忧”；烂柯传说流传，围棋又有“烂柯”之名。坐隐、手谈、忘忧、烂柯这四个词，正是围棋文化和中国文化精神暗合的地方。
围棋被称之为坐隐，正是道家所崇尚的隐者风范、魏晋的名士风度。阮籍是玄学的代表人物，他本人对于围棋浸淫极深。《晋书·阮籍传》有载，某天阮籍照常在友人家里下棋，这时门子来报，他母亲刚刚去世了，让他赶紧回去料理后事。友人深知他的性格，委婉地表示可以将棋局暂停，先回家去。他不为所动，坚持要把棋下完。棋局结束后，他饮酒二斗，长号一声，吐血数升。这样的事情即便放到现代，也足以令众人惊诧的。围棋，在魏晋名士的心目中，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游戏，而是一种哲学活动、悟道活动，对弈折射出他们的生命哲学，也表现着他们形而上学的苦涩悲凉的思索。围棋黑白二子象征日月阴阳昼夜，圆形棋子象征天象苍穹，棋盘四角可比地象四方。棋局搏杀，沧海桑田；棋盘胜负，世事纷争。诸如此类种种，皆可拟世事，让人自己去悟道、去品世。
围棋能够启迪人的智慧。很多兵家常用的战术也经常鉴于黑白子的拼杀间，如“围魏救赵”、“瞒天过海”。一盘棋局的优劣同下棋人运筹帷幄的能力和气势是分不开的。唐代传奇记载了关于虬髯客与李世民争天下的故事。虬髯客善相面，自认为有天下之份，有打天下的志向。他从李靖那里听说了李世民的一些情况，就约李靖一起赴太原找李世民下棋，实际上是去探视虚实。李世民应邀来到，虬髯客一看李世民神采奕奕，光彩照人，果真是“真龙天子”的模样，心里就有些吃惊。他没等李世民坐稳，就抓起四子摆在四个角的四个星位上。嘴里还高声大呼：“老虬四子占四方！”李世民不慌不忙地拿起一子，放在棋盘的天元上，朗声道：“小子一子定乾坤！”虬髯客顿失与李世民争天下之心，远赴他地另建王国去了。
　　围棋的黑白棋子分布棋盘，千变万化，宛如一幅幅中国古代的水墨画，简单而又安静。再加上规整的棋盘布局，给人赏心悦目之感，因此古代人就把围棋的棋子和棋盘称誉为“玉子纹秤”，有“玉子纹楸一路饶，最宜檐雨竹萧萧”（唐·杜牧《送国棋王逢》）的美称。围棋规则极其简单，古语云“轮流着子，气尽棋亡，地多为胜”。然而，其变化却是无穷无尽的，连现代很多数学家甚至棋手都觉得围棋富有数理美。宋代文人范仲淹曾以“一子重千金”的诗句描写下棋，还立下过“吾当着棋史”的宏愿。
文人雅士围棋对弈，为的不是拼得你死我活，而是享受在对弈过程中所沉淀下来的宁静。子落棋盘时的悠然心境，对弈二人相互切磋，共同讨论棋谱，给个人修养带来境界上的升华。古人云：“闻琴声而知雅意。”而观棋子则知其心。切磋围棋时，切磋的更多的是对弈者的精神修养。若要成为一个棋段高手，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淡定心态，上善若水的精神修为，以及宠辱不惊的释然情怀，均是必备的心理素质。心术不正，妄图投机取巧；抑或心有旁骛，不甚专注者，常常会贸然行事，得意洋洋以为大局已定之时，被对手反手一击而万劫不复。自重不贪者，会有意外收获；轻薄好讨便宜的，易蒙受损失。有道是：“对弈诸般如世事，心闲气定是良谋。”围棋的学习过程和竞技过程正是对人心灵的洗礼，灵魂的净化。
围棋博大精深，玄妙无穷，绝非人的智慧所能参透。方形棋盘象征着地，三百六十一路象征着天，与古代“天圆地方”相吻合；黑白棋子分别象征着阴和阳，天元（围棋正中央的点）与四边的中点象征着五行。根据围棋的规则，棋子是依气而生，丧气则亡，与古代人有关元气的思想紧密相连。千古以来，多少帝王将相、文人雅士、市井百姓乐此不疲，演绎出多少传奇佳话、美文诗赋乃至兵书算法、治国方略，成为中华文明史上一朵绚丽的奇葩。
2.象棋——河外尖斜步卒轻
中国象棋即军际象棋，具有悠久的历史。战国时期，已经有了关于象棋的正式记载，如《楚辞·招魂》中有“菎蔽象棋，有六簙些；分曹并进，遒相迫些；成枭而牟，呼五白些”。而说起象棋文化的起源，不得不从棋盘上的楚河汉界说起。公元前205至203年，楚王项羽和汉王刘邦在中原大地经过数年鏖战后，在荥阳广武山上的汉王城和霸王城隔鸿沟对峙，并互有进退和争夺。于是，双方约定：“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从此，鸿沟作为历史的见证恒定在中国象棋的棋盘上。所谓楚河也好，汉界也罢，都是指鸿沟而言。“楚河汉界”的两边，各有九竖道，五横道。竖表示高，“九”表示高到极点；横表示面，东南西北中合成为“五”，表示面最大；最高最大的“九五”就代表着帝位。棋盘格局的寓意就是“九五”之争，也就是夺取天下的斗争了。宋人程颢咏象棋诗直指：“雄如刘项亦闲争”，象棋较围棋而言，多了份一争胜负的心情。
象棋最早的前身其实是刘邦与张良用石子之类来演练楚汉双方作战阵势的即兴之法。后人借此加以演变和推行，到宋代基本发展成为现代象棋的形式，当时称为“象戏”。
象棋的颜色一方红子一方黑子，这两种颜色同样也不是凭空而定的，它是楚汉双方的旗色服饰在象棋中的再现。楚尚黑，汉尚红，这在史书上早有记载。秦朝尚黑，当年项羽看到秦始皇出游，黑色的旗帜、黑色的盔甲宛如一条黑色的长龙，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所以后来项羽也喜欢黑色，连他的坐骑都叫乌骓。而刘邦崇红则有一段故事。传说刘邦反秦之时，曾在酒后斩了一条挡道的白蛇，后来有人从斩蛇处经过的时候，看到一位老婆婆伤心哭泣，并说她的儿子是白帝之子，因为挡了赤帝之子的路而被赤帝之子所杀。这个故事的真假无从考证，但刘邦因此以“赤帝之子”自居，并崇尚红色却是事实。所以，棋子的颜色也与楚汉争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象棋的棋子最开始是立体形状的，到了北宋，平面型棋子开始出现。这可能与宋朝的钱币制造业有关。当时的制钱工艺非常发达，这种工艺也被应用到了棋子的制造中，很多棋子就是委托制钱作坊加工的。北宋的棋子形状与铜钱非常类似，圆形薄版。棋子有两面，一面为文字，一面为图案。象棋几经演变，至北宋末年定型，出现了双方有棋子各16枚，棋盘纵10路横9路，有河界、有九宫，将（帅）士只许在九宫内活动的现代象棋。到了南宋，纯文字型的棋子取代了图文型的棋子，由于制作简便，得到了推广，并一直沿用下来。
象棋的艺术魅力是任何人也禁不了的。据《说苑》载：雍门子周以琴见孟尝君，说：“足下千乘之君也……燕则斗象棋而舞郑女。”虽然，象棋较围棋发展较晚，但人们对象棋的热爱却丝毫不减。明成祖朱棣在组织编纂《永乐大典》时，命他们编入一卷《象棋》。其孙朱高帜（明仁宗）爱棋更甚，他与状元曾子棨下棋兴浓时，还赋诗助兴，互相唱和。曾子棨曰：“两军对敌立双营，坐运神机决死生。”明仁宗曰：“等闲识得军情事，一着功成见太平。”
明清时期的社会名流大都与象棋有瓜葛。大家熟悉的小说家、文学家如冯梦龙、凌蒙初、吴承恩等，在他们的著作中，你可以找到不少弈棋诗作。曾官拜东阁大学士的著名书法家刘墉写过一首非常形象的《咏象棋》七律。有嘉靖“八才子”之称的太常寺少卿李开先因抨击朝政，被罢官为民，从此开始诗文散曲等通俗文艺创作。他用来调节生活的唯一方式便是下棋，而且水平很高。在给朋友的诗中他这样写道：“我爱敲棋君善饮，人称豪客与闲仙。”他“敲棋编曲、竞日无休”，以此为乐。康熙年间，《梅花谱》的编写者王再越一生不求名利，为人刚直不阿，常常借棋喻世，时有点睛之笔。
“叹英雄，勤勋立业类枰场；看世情，争先恐后似棋忙。”风流名士纪晓岚曾为一幅《八仙对弈图》题诗，其中有这样两句：“局中局外两沉吟，犹是人间胜负心。”意思是说，神仙都免不了好胜之心，况凡人乎！他还以“八仙”中的纯阳真人吕洞宾为例，说吕洞宾虽离红尘，却仍向往着“教著残棋山月晓，一声长啸海天秋”的精神生活。
3.对句——含古纳今巧成文
对句是魏晋以来文人最喜欢的一种比拼文采的形式，它和对联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不仅要求字数相当，而且句子中每个字词的词性、属性都要相似或者相对，同时对字的声调也有要求。好的对句，经过世人的流传便成为了经典的对联。这种文字游戏既具有文字学习的效果，又兼具讽喻功效，显露出对句者之思想情趣、文字底蕴。唐代流行一种联句活动，即两个人以上在一起互相对句。这种对句已经突破五、七言的格局，短的只有一个字，长的可以到9个字或者更多。如中唐时的严维等8人有一次在一起对句，从一言对到九言。比如，一人说“东”，另一人说“西”；一人说“步月”，另一人说“寻溪”，以此类推：“鸟已宿”对“猿还啼”，“狂流碍石”对“迸笋穿溪”，“望望人烟远”对“行行萝径迷”，“探题只应尽墨”对“持赠更欲封泥”，“松下流时何岁月”对“云中幽处屡攀跻”，“乘兴不知山路远近”对“缘情莫问日过高低”，“静听林下潺潺是湍濑”对“厌向城中喧喧多鼓鼙”。
唐玄宗的宠臣杨国忠嫉恨并不服李白的才华，总想奚落李白一番。一天，杨国忠想出一个办法，约李白去对三步句。李白一进门，杨国忠便看着李白，讥讽道：“两猿截木山中，问猴儿如何对锯？”“锯”谐“句”，“猴儿”暗指李白。李白听了，微微一笑说：“请大人起步，三步内对不上，算我输。”杨国忠想赶快走完三步，但刚跨出一步，李白便指着杨国忠的脚喊道：“匹马隐身泥里，看畜生怎样出蹄！”“蹄”谐“题”，与上联对得很工。杨国忠本想占便宜，却反被李白羞辱了一番，刚抬脚就被讥为“畜生出蹄”，弄得他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十分尴尬。
苏东坡谪居黄州时，经常与好友佛印和尚诗文往来。一天傍晚，他们二人泛舟长江之上，对酒倾谈。时值深秋，两岸景色如画，美不胜收。酒至半酣，苏东坡偶尔向河岸望去，只见一条大黄狗正在啃着一块骨头，便借着酒兴，随口吟出一联，请佛印对。联曰：狗啃河上（和尚）骨。佛印知是东坡在取笑于他，略加思索，随即将自己手中题有东坡诗句的扇子扔入水中，同时脱口对道：水流东坡诗（尸）。吟罢，二人相视大笑。
事隔不久，苏东坡到寺中去拜访佛印和尚。进门后，一股鱼腥味和酒味直冲他的鼻孔。他知道佛印和尚平日极好吃鱼饮酒，并且每次都给他留一份。但这次佛印和尚却若无其事，不露一点儿声色。东坡明白佛印是在故意逗他，便在屋子里四处观察起来，想找出鱼来下酒。可是，整个屋子里除了一只大罄以外，再没有可藏东西的地方。东坡断定那鱼就在罄里边，但却不说出来，他冲着佛印笑道：“今天请你对一联，如对得上，我就吃鱼；对不上，我就不吃。”说罢，吟出上联：向阳门第春常在。这是一副大户人家常用的对联，人人皆知，佛印不知东坡用意，便脱口对道：积善人家庆有余。苏东坡听罢，哈哈大笑道：“既然罄（庆）里有鱼（余），为何不拿给我吃？”佛印这才知道上了苏东坡的当。
不仅古代的文人们喜好对句联诗来互相切磋才华，古代的皇帝们在考察底下官员，选拔有才能的士子时也会用对句的形式来试验一番。明朝的大学士李东阳4岁就会写字，6岁时与另一位出名的神童程敏政被英宗皇帝召见，过宫门时，因门槛太高过不去，英宗皇帝笑曰：“书生脚短。”李东阳应声曰：“天子门高。”当时英宗皇帝赐给两位神童的御馐中有螃蟹，皇帝便说：“螃蟹一身甲胄。”程敏政对曰：“凤凰遍体文章。”李东阳对曰：“蜘蛛满腹经纶。”皇帝又出对：“鹏翅高飞，压风云乎万里。”程敏政曰：“鳌头独占，依日月于九霄。”李东阳曰：“龙颜端拱，位天地之两间。”英宗皇帝十分高兴，说道：“照此安排，他日一个宰相，一个翰林也。”
对句是古代启蒙教育的一个项目，也是文学修辞的一种手段，孩童背诵对句，一生受用不尽。古代诗词曲赋，乃至官方公文都少不了对句。这种古代文人风行的高雅文字游戏，给后世留下了无数经典的妙句，令我们不禁感叹汉语文字真可谓是汉族先贤的伟大发明创造，以及古代文人的文字素养和机敏智力。
第五节文房清韵
1.书房——碧流深处读书房
在崇尚文学的古代，书房是文人骚客的安身立命之所。文人无不重视书房的设置，尽管各自经济状况迥异，但皆讲究书房的高雅别致，营造一种浓郁的文化氛围。在这个小天地里，可读书、可吟诗、可作画、可弹琴、可对弈……唐代刘禹锡虽只有一间简陋的书房，但“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陋室铭》）。自古及今，书房并无一定之规。富者可专门筑楼，贫者或室仅一席；有的雕梁画栋，有的则环堵萧然。书房或筑于水滨，或造于山间；或藏诸市井，或隐于郊野；有的植以南山之竹，有的覆以荆楚之茅，不一而足。但总有一点是书房应有的品质，那就是清雅。李渔在《闲情偶寄》中专门谈到书房的装饰：“书房之壁，最宜潇洒，欲其潇洒，切忌油漆。”上策是“石灰垩壁，磨使极光”，其次“则用纸糊，可使屋柱窗楹共为一色”，而“壁间书画自不可少”。在书房内的装饰上，往往采用碧纱橱、屏风、竹帘、帷幕等物，以增加其美感、静趣、雅风。虽然有很多精妙的设计，但崇尚的是“宜简不宜繁”，力求“高雅绝俗之趣”。古代文人常为自己的书斋起斋号。斋号寄托着主人的志与情，书房是文人的灵魂之城。书斋之名从发端到流行，有一个发展过程。司马迁虽有宏文巨著《史记》传世，但未闻其斋号。《陋室铭》是一篇斋记，但“陋室”不能视为书斋名。正式命名书斋，似起源于北宋。史传司马光有斋名“读书堂”，虽质朴但过于平白。以后有洪迈的“容斋”、陆游的“老学庵”。元代，为书斋命名的做法已经影响到西域一带的少数民族人士。至明清斋名盛行，文人学士差不多都有自己的书斋雅名。袁宗道的“白苏斋”、唐伯虎的“梦墨堂”、张溥的“七录斋”、袁枚的“小仓山房”、蒲松龄的“聊斋”、梁启超的“饮冰室”，皆是意蕴深远。其中“饮冰室”语出《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形容内心忧虑焦灼，室主以此表达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
　　古代文人的书房在建筑上也往往风格独树，留园中的揖峰轩即是。这是一个园中之园，庭院为半封闭。轩西月洞门有一座静中观，外形似亭，二面借廊，只伸一角。轩前小院四周围有曲廊，轩南庭有挺立石笋，青藤蔓绕，古木翠竹衬以名花。再看轩内，东头一张红木藤面贵妃榻，壁悬大理石挂屏；正中八仙桌，左右太师椅，桌上置棋盘；西端靠墙的红木琴桌上搁古琴一架；两侧墙上挂名人所书对联；北墙嵌三个花窗，有如三幅图画……幽静、秀美、典雅，在此间读书，与友人唱和，堪称一种全身心的享受。有些书房的对联，都出自主人的手笔，文采飞扬，启人心智。清人郑石如的书房联为：“好书悟后三更月，良友来时四座春。”清人陈元龙的书房联为：“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解心虚即我师。”
文人是什么？或许可说是离不开书的人，起码古人是这样。读书是有目的的，为了广博见闻，学习经典，经世致用。但日久成癖，读书就变成了习惯性的交流，甚至三日不读书，便自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
有书就有了书房，虽然“书非借不能读”，虽然书随处皆可读，但读书人谁不希望有自己的藏书，谁不希望有自己的一方天地读书习文会友呢？房间不必多大，有几架书，一桌一椅一盏灯，就有了书房的规模，就有了于日常中沉思静悟、安顿心灵的所在。
在以文为业、以砚为田的读书生涯中，书房既是中国古代文人追求仕途的起点，更是他们寻找自我的归途。当厌倦了政治的黑暗与社会的争斗，“躲进小楼成一统”，吟诗作画，烹茶抚琴，“雪夜闭门读禁书”；或是两三同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是人生必不可少的消遣和休息。
古人好古，读先贤书，重历史经验，发思古幽情，追求会古通今的乐趣。书籍和器物，越古越有意思。书画真迹、碑帖原拓、古籍善本自然是书房的珍品，那些文房用具也最好有些古意。如明清文人珍藏宋元版书，用旧窑或古铜的器物，成为一种时兴的雅趣。
古人书房中少不了香炉，香篆缭绕，像回荡的琴声，将人引入高山流水的冥想，将人带入旷远澄澈的境界。据载，有好事者在山中囊云而归，在书斋中放出，不知效果如何，但其行为真是憨得可爱。烟云是书房的清韵，本不可强求的。古书名画、四时花草、茶酒谈笑，都会散出烟云。
很多文房用器于隋唐时就逐渐兴盛起来。隋代是我国科举制度的起源时期，科举促进了隋唐文人阶层的出现，文房用器也就隨之大量出现。这些文房用器早超出了笔、墨、纸、砚的范畴。《唐书·陆龟蒙传》记有笔床，唐杜甫《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诗：“笔架沾窗雨，书签映隙曛。”宋代苏易简撰写了《文房四谱》一书，分“笔谱”二卷，“砚谱”、“纸谱”、“墨谱”各一卷，共计五卷，搜采颇为详备，是首倡“文房四宝”的典籍，因而后人提到文房四宝，必会谈到《文房四谱》。这部书也是宋初文房清玩风尚的发端。
文房器物经过宋元的普及、成形、拓展，到了明代进入了繁荣期。连明皇室也同样青睐起书斋的文玩，在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鲁王朱檀墓中就出土了诸多的文房器物，例如水晶鹿镇纸、水晶兽形水盂、玉荷叶笔洗、碧玉笔格等。文房清玩，形微体轻，与重器大件相比，实属小器物。然而这些小玩意却是一个个内涵丰富的知识载体，它们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是物化了的民族传统。它丰富的功能，独特的造型，以及千姿百态的制作工艺与材质，构成了一个绚丽多彩、品位高雅的艺术世界，也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珍贵的文化遗产。
2.文房四宝——笔墨纸砚成锦绣
文房四宝是中国独具特色的文书工具。“文房”之名，起于我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专指文人书房而言，笔、墨、纸、砚为文房所使用，而被人们誉为“文房四宝”，最早见于北宋梅尧臣《九月六日登舟再和潘歙州纸砚》：“文房四宝出二郡，迩来赏爱君与予。”
在翰墨飘香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文房四宝总是同文人士大夫的书斋生涯相关联，乃是文人雅士挥毫泼墨、行文作画必不可少的工具。古人有“笔砚精良，人生一乐”之说，精美的文房用具，在古代文人眼中，不只是实用的工具，更是精神上的良伴。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化像中华民族的文化那样同自己的书具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也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人像中国古代的文人那样把自己的书具视如自己的生命或密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人雅士对工具的选择，自然是非常重视的。而传统书具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神韵，体现出人类文化与大自然的高度和谐，把文人士大夫的情趣表达得回肠荡气，乃至于可以反映出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
中国书画艺术就靠着文房四宝这套传统工具来传达中国人的思想、文字、生活与感情，而成就了不朽的千秋事业。不可想象，没有自己的书具，中国古代的书画艺术将会是怎样的面目，如此众多光辉灿烂的典籍将会以怎样的形式流传至今，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将会怎样表现自己的儒雅。
“文房四宝”是中国书画艺术的传统工具，也是文化的载体，体现着文人学士雅逸的文化心理倾向。毛笔居“文房四宝”之首，从毛笔形制的出现便显现出其富于变化性的特征。毛笔笔毫就其原料和性能来说，可分为软毫、硬毫和兼毫三大类。软毫选取弹性较弱、硬度较小且柔软的动物毛，如羊毛、鸡毛等制成，其特点是毫端柔，容易摄墨，笔毫便于展开，适宜表现内敛敦厚、变化丰富含蓄的效果。硬毫是用一种弹性较强、硬度较大的动物毛制成的，如兔毛或黄鼠狼尾毛，因兔毫呈深紫色故称“紫毫”，黄鼠狼毫简化为“狼毫”。其特点是锐利坚挺，富于弹性，笔锋易于显露，干湿燥润分明。兼毫介于两者之间，用两种或两种以上弹性不同的动物毛按一定比例配制而成，软硬适中，刚柔兼具。按锋颖长短，毛笔又可分为长锋、短锋。长锋笔锋颖长，锋腹柔，贮墨多；短锋笔锋颖短，锋腹刚，贮墨少。
古人所谓毛笔要具备“四德”，就是要求笔头“尖、齐、圆、健”。“尖”是笔毫聚在一起，锋颖尖锐如锥，毛料根根出锋、笔身挺直。由于笔锋尖，在书写时便于写出优美、微妙的点画。“齐”是笔锋润开捏扁后，笔锋整齐。说明笔毛纯净，制作精良。“圆”就是笔尖丰满圆润。笔头圆，运行时才不至于头扁、锋散，从而“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汉扬雄提出“书，心画也”，从用笔“中锋”、“藏头”中，可见文人儒雅内敛的文化心理追求。“健”是指把笔锋在纸上任意提按，铺开敛起能显出弹力。用有弹力的笔，不仅笔锋有力，而且能抒发胸中豪逸之气，并感到笔肚充实。笔毛锋芒可刚可柔，可方可圆，能枯能润，能缩能伸，所谓“笔软则奇怪生焉”，说明笔毛变化与内心表现的对应关系。古人常说执笔要“指实掌虚”。“指实”指五个手指各有着落，分有用场；“掌虚”是要让手指和笔杆与手心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形成一个空当儿，保证运笔的“灵活劲儿”。只有笔杆和圆才能使笔杆转动时灵动并减少偏差，因此运笔的动作变化、力量轻重要拿捏适度，哪怕是一点点动作的不同和力量的微妙变化，落在纸上的迹象便有不同。正是这样，文人追求雅逸的文化心理才能通过毛笔得以呈现。
毛笔的运用，用清人石涛的话说：“夫一画含万物于中。画受墨，墨受笔，笔受腕，腕受心。”从心到笔，由毛笔丰富的表现性在书画过程中的作用，反映出文人的雅逸文化心理。一是用笔的粗细、枯湿以及用力的强弱变化，产生了点画线条的体积感、质感和力量感，展现用笔“法度”的规范，反映尚雅心理。二是由运笔中提按、使转、映带、垂缩等一系列活动造成“气”在笔墨中流动，产生韵律变化，使心性自然流露，又不拘常法，反映求逸心理。因而，对书法境界的提升成为文人毕生的追求。
　　汉朝的蔡邕不但是个文学家，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飞白书”就是他独创的。一天，蔡邕把写好的文章送到皇家藏书的鸿都门去。在蔡邕等待接见的时候，有几个工匠正用扫帚蘸着石灰水在刷墙。他就站在一边看了起来。一开始，他不过是为了消磨一下时光。可看着看着，他就看出点“门道儿”来了。只见工匠一扫帚下去，墙上出现了一道白印。由于扫帚苗比较稀，蘸不了多少石灰水，墙面又不太光滑，所以一扫帚下去，白道里仍有些地方露出墙皮来。蔡邕一看，眼前不由一亮。他想，以往写字用笔蘸足了墨汁，一笔下去，笔道全是黑的。要是像工匠刷墙一样，让黑笔道里露出些帛或纸来，那不是更加生动自然吗？想到这儿，他马上交完文章奔回家去。
蔡邕回到家里，顾不上休息，准备好笔墨纸砚。想着工匠刷墙时的情景，提笔就写。谁知想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一开始不是露不出纸来，就是露出来的部分太生硬了。他一点儿也不气馁，一次又一次的尝试，终于在蘸墨多少、用力大小和行笔速度各方面掌握好了分寸，写出了黑色中隐隐露白的笔道，使字变得飘逸飞动，别有风味。直到今天，“飞白书”还在被书法家们所应用。
纸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在中国文化中也最具特色。中国艺术重意境，书画的发展主要是运用笔墨在纸上表达。文献上有不少关于纸的由来和特色的记载。最早当为晋代傅咸所作的《纸赋》：“盖世有质文，则治有损益。故礼随时变，而器与事易。既作契以代绳兮，又造纸以当策。犹纯俭之从宜，亦惟变而是适。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则，体洁性真；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取彼之弊，以为已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若乃六案乖方，离群索居；鳞鸿附便，援笔飞书；写情于万里，精思于一隅。”在文中可以体察出古代文人以纸自喻、尚俭高洁，以文为雅、以逸为适的文化心理。这一心理表现在中国书画艺术中，是通过一种独特的媒介——“宣纸”来实现的。
“宣纸”一词最早见于唐代文献，当时宣州（今安徽宣城）泾县以“宣纸”作为贡品。“宣纸”一直是最广泛用于艺术方面的纸，被称为“纸中之王”。其质地精细、洁白、柔软，专供书法和绘画之用。宣纸以檀树皮和禾杆混合制成。其质视其原料中檀皮所占的比例。最上等的“宣纸”，纯以檀皮为原料；普通的“宣纸”，檀皮约占一半至七成不等。以檀树皮制“宣纸”，相传是东汉蔡伦的弟子孔丹发现的。孔丹在泾县于无意间发现，浸在溪间中的檀皮腐蚀后形成的纤维体可用以造纸，于是便发明了以檀树皮制纸的方法。
宣纸吸水性很强，水墨点在纸上会马上洇开，能达到瞬间水墨交融的效果。用浓墨，墨色鲜亮；用淡墨，层次清楚；用复墨，笔笔分清，干后有立体感，不嫌平薄；用焦墨，黑白清晰；用水混墨，能产生浓中有淡，淡中有浓，泾渭分明而又相互渗溶的感觉。
最初，人们绘画是在墙壁上涂绘。到唐代，开始在纸上作画。至宋代，书画已发展为一种整体的艺术。许多文人学士既是书法家又是画家。所谓“文人画”也从这一时期开始兴盛。“文人画”的特征是用快速和流利的笔法作画，而洁白、平滑、柔软和有吸收力的宣纸正适宜“文人画”的这种特征。另外，虽然丝织品也具有纸张的一些特性，但其价值高昂。此外，用泼、破等墨色深浅法达成的色调效果，也只能用于宣纸，却难于用于丝织品。
墨的正式出现，最早是在西周时期。汉代以后，则多用松枝或桐油燃烧后的烟制墨。由于制作原料不同，墨可分为三种：松烟墨，采用松木烧烟，加入胶和香料制成。其质细色润、无光泽、香气防腐、研无声。油烟墨，用桐油、菜籽油或其他植物油烧烟，加入胶和香料制成，色泽黑润、渗透力强、耐水性强、不褪色。油松墨，即松烟和油烟混合制成的墨，色浓又有光泽。好墨有四个条件：色墨、烟油、胶轻、声清。色墨指纸上的墨色要沉静有神采，以墨色黝黑而发紫光的最好。宋代晁以道在其《墨经》中说：“凡墨色，黑色次之，青光又次之，白光为下。凡光与色不可废一，以久而不渝者为贵。”烟油指烟无杂质，质地坚细，磨出的墨颗粒细洁，被磨的横断面犹如镜面，绝无砂眼。胶轻指墨中胶成分要少，墨身浸在水中四边平正，不变形，不胀裂。声清指研磨时声音清而细微，敲时声音清脆而不粗浊。
用墨之前，先需研墨。研墨要有耐心，按顺时针方向，墨锭保持垂直、移动平正，重按缓磨，用力均匀，疾徐有节，忌急于求成。整个研磨过程，就是一个书画的运思过程。古人有云：“非人磨墨墨磨人。”在研墨时，一来构思运筹帷幄，二来凝神养性修身。
在国画艺术中，以墨代彩，所谓“墨分五色”，就是和水研墨为汁，出现不同的墨色和层次，表现水墨变化。历代文人对水墨情有独钟，王维在《山水诀》中说：“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王洽云：“泼墨成山水，烟云惨淡，脱去笔墨町畦。”宋代米芾、米友仁提出“墨戏”。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的一句话“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道出了文人以墨代彩，追求水墨的文化心理是“意”所驱使。所以，文人对水墨变化的热爱是追求雅逸文化心理的具体呈现。
作为“文房四宝”之一，砚台似乎总是工具性的功能多一点，但在喜好浪漫的古人眼里，文明的传承、文化的灿烂，都离不开那一方小小的砚台。也就是在这么一点点空间里，我们的祖先赋予了它艺术、历史、文化、收藏等诸多价值。砚台有着刚健的质地，却又不失温软柔润，正好似既有铮铮铁骨、又不失谦谦君子之风的文人墨客，受到千古钟爱也是自然的了。
砚是由原始社会的研磨器演变而来的，又称研。东汉以后才抛开研石，自成一体。中国历史上砚台的品种很多，因制砚的材料不同而出现各种名贵的砚台。其中最名贵的是端砚、歙砚、兆砚、澄泥砚，被称为中国传统的“四大名砚”。
文人以文为业，以笔墨为生涯，故又常把砚石比作笔耕之地，称为砚田。一方砚，天下多少文章书画从此而出。宋代《文房四谱》中说：“四宝砚为首，笔墨兼纸，皆可随时取索，可终身与俱者，唯砚而已。”砚不仅为文人书画喜用，而且也反映出文人雅逸文化心理的效应，使访砚、藏砚、赏砚、刻砚，成为文人相会的一种风气。
宋代文人视砚为“文玩”。“吾砚平生极自珍，涂云抹月发清新。临归携就西湖洗，不受东华一点尘。”又是“涂云”，又是“抹月”，还要用西湖之水来清洗，如此备受珍爱的宝物原来竟是貌不惊人的砚台。这一首宋代诗人刘克庄的《题砚》诗，可谓道尽了中国文人的爱砚之情。
南唐后主李煜不是一个称职的皇帝，却是个地地道道的文人，曾写下了《虞美人》等众多脍炙人口的诗词佳作。他对砚台的喜爱到了痴迷的地步，曾派专人为皇家寻访搜罗各式佳砚，并专门设立砚务官，为宫廷制砚。传说李煜最珍爱的是一方青绿晕石奇砚，此砚颜色青绿，润如秋月，砚池中的水常年不干。宋太祖攻破南唐都城金陵，将李煜俘往汴京之时，这位南唐后主身边除了这方砚台什么都没有带。成为亡国之主的那段岁月里，李煜就是用这方砚台磨墨润笔，写下了一首首流传千古的绝妙好词。其中，堪称绝命词的《虞美人》更是用“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一句，将古往今来各种各样的愁思一语道尽。
米芾是宋代著名的书法家，和苏轼、黄庭坚、蔡襄并称“苏黄米蔡”四大家。他一生爱砚成痴，常常抱着砚台入睡。一次宋徽宗慕名请米芾进宫写一幅字，并将御用的文房四宝借给他用。米芾写完了字，对着御砚看了半天，一把把它抱在怀里，也不顾墨汁沾了一脸一身，跪地对皇帝说：“此砚已为臣玷污，不复为皇上所用。”宋徽宗看着以疯癫和爱砚出名的米芾，不禁哑然失笑，很慷慨地把御砚送给了他。米芾为此兴奋不已，当场便手舞足蹈起来。
敬惜书具的教育，在中国历代的启蒙教育中是必不可少的内容，甚至带有敬若神明的意味。《山谷题跋·子弟诫》中说：“吉蠲笔墨，如澡身浴德；揩试几研，如改过迁善。败笔涴墨，瘝北子职。书几书研，自黥其面。惟弟惟子，临深战战。”大意是说，爱惜笔墨，要像保持身体的清洁或品德的高尚一样。收拾书桌研台，要像改过向善那样，一要彻底，二要完美。把笔弄坏或墨污了什么地方，便是一种失职。搞脏了书案书研，就如同弄脏了自己的面目那样难堪。所以，希望弟子们千万要小心翼翼，像站在悬崖边上一样。
笔墨纸砚作为华夏文化的象征，一直引导着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尤其是在文化昌明的时代，只要一提起笔墨纸砚，人们就会联想到国家的礼制和文明，联想到书香门第的儒雅，联想到典章文物的辉煌以及文人士大夫的潇洒，等等。总之，它们代表着秩序，代表着身份以及代表着世世代代所崇尚的文化。不同于宗教偶像的是，笔墨纸砚没有神灵的那种威压，它们本身即是世俗生活中的一物，人们尽可与之亲狎，嬉笑怒骂，庄谐皆宜。人们对它们的感情，与其说是膜拜，不如说是对自己的生活寄予了太多的希望。人们珍爱书具，实质上是珍爱自己。笔墨纸砚有许多奇闻轶事，不乏神怪的色彩，但却能真实地反映人们的情趣、理想和襟怀，从而具有情感或文化的价值。
　　第一节盥洗三件事
刷牙、洗脸和梳头，是我们每人日常起居最先做的三道功课，古人将其称为“盥洗三件事”。《礼记·内则》讲：公鸡清早刚刚啼叫的时候，就要开始进行盥洗。这说明古人早已养成了早起梳洗的卫生习惯。古代人们的梳洗过程之细致，几乎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1.刷牙——去腻涤烦一金直
《诗经·卫风·硕人》中形容美人“齿如瓠犀”，是说牙齿要像葫芦籽一样洁白。牙齿参差不齐者为“龃龉”，咬合不齐者为“龊”，排列不正者为“龇”，不平整者为“龋”，古人均视之为病态。在刷牙工具没有发明之前，古代漱口普遍采用含漱法，以盐水、浓茶、酒等为漱口剂。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每日以一捻盐内口中，以暖水含……口齿牢密。”《延寿书》也有用浓茶漱口的记载：凡是饮食完毕，都需要以浓茶漱口，这样能清除油腻和食物渣滓，而脾胃自和。凡肉之在齿，得茶漱涤，可以不用剔牙就能够将碎肉弄掉。浓茶在嘴中比较苦，这样对牙齿有益，牙齿自然而然会坚固而且不会有虫牙出现。这些都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此后，在含漱法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揩齿法。
揩齿法是指古人是用右手中指当“牙刷”刷牙。《劳度叉斗经变》这幅敦煌石窟壁画就描绘了“外道”皈依佛法后进行洗浴、剃度、揩齿的情景。后来，出现了牙刷。古人便开始先用一手的食指和中指蘸些药物，抹在牙齿上，再用牙刷去刷。刷牙，成为了一项重要的保健措施，牙刷也逐渐步入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最早的牙刷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东汉高世安所译《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中讲到洗浴所需的七大用具，其“六者杨枝”就是将杨枝的一端打造成刷状蘸药或香料刷牙，也可将杨枝的一头咬软蘸药物揩牙，能够使牙香而光洁。还有直接咀嚼杨柳嫩枝清洁牙齿的，即“晨嚼齿木”。明代李时珍也认为，将嫩柳枝削为牙枝，涤齿甚妙。
从晚唐到北宋末年，用牙刷刷牙的风气逐渐形成，士大夫们也开始配制兼具药物和香料两种性质的原始牙粉。北宋大文豪苏轼配制过牙粉，他用松脂和茯苓做原料，晒干捣成末儿，拿小筛子筛一下，然后装起来。但是这种牙粉并不结合牙刷一起使用，苏轼刷牙的时候，用小勺子舀一勺配好的牙粉，倒嘴里，喝一口水，漱几下然后吐出来。这与其说是刷牙，不如说是漱口。北宋科学家沈括也配制过牙粉，他用的原料很单一，只有苦参，同样是晒干捣成末儿，拿筛子筛细。跟苏轼不一样的是，沈括刷牙是要用牙刷的，用马尾巴牙刷蘸清水，洒上牙粉，这样效果自然会比单纯漱口要好得多。
在宋代，刷牙作为一项卫生保健措施，在社会上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普及。自南宋起，民间已经可以买到批量生产的牙刷，这时的牙刷是用骨、角、竹、木等材料做握柄，一端钻毛孔两行，刷毛为马尾，几乎和现在的牙刷外观一致。元人郭钰《郭恒惠牙刷》诗云：“南州牙刷寄来日，去垢涤烦一金值。”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诸色杂货”一节，在“挑担卖”之后所列的小商品名目中，有“刷牙子”一项，可见，临安（现浙江杭州）城中的货郎沿街叫卖日用杂货时，牙刷己是常供货品之一。当时临安的著名店铺中，也已经出现“凌家刷牙铺”、“傅官人刷牙铺”这样的专门生产、经营牙刷的铺子。
药物牙膏的雏形，最早出现在宋太宗下令编纂的《太平圣惠方》中：将柳枝、槐枝、桑枝煎水熬膏，入姜汁、细辛等，每日用其擦牙。后来又在药膏中加入清热解毒的中药，如金银花、野菊花、蒲公英、藿香、佩兰等，不仅能去除异味，还有治疗口腔疾病的作用。此外，古人还有用牙签在饭后清洁齿缝的习惯。西晋的陆云在给其兄的书信中就提到“一日行曹公器物，有剔牙签，今以一枚寄兄”。葛洪《抱朴子》中提到叩齿健齿法，即上下齿列轻轻相互叩击，通过叩齿给予齿龈以适度的刺激，以促进牙周血液循环。
尽管从宋朝直到清代，刷牙一直没能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但是依然有那么一部分人坚持着刷牙这种文明而又健康的习惯。明代冯梦龙辑录的民歌集《童痴二弄》第八卷收有一首南方情歌：“吃个镜子来里做眼，编筐着弗得个蓬尘，牙刷子只等你开口，绊头带来里缱筋，眉刷弗住介掠来掠去，刮舌又介掀嘴撩唇。”这里不仅提到了牙刷，还很形象地描绘了刷牙时的动作：刮舌、掀嘴、撩唇。这和我们现代人刷牙的步骤基本上是一致的。
清代袁枚《随园食单·羽族单》里有一道菜叫“蘑菇煨鸡”，做法如下：“口蘑菇四两，开水泡去砂，用冷水漂，牙刷擦，再用清水漂四次，用菜油二两泡透，加酒喷。将鸡斩块放锅内，滚去沫，下甜酒、清酱，煨八分功程，下蘑菇，再煨二分功程，加笋、葱、椒起锅，不用水，加冰糖三钱。”为了把蘑菇弄干净，袁枚建议先用冷水漂洗，再用牙刷去擦。至少对袁枚来说，牙刷是很常见的生活用品。
2.洁面及沐浴——上方新浴觉身轻
洁面是清洁肌肤的第一步，也是人们每日要做的重要事情。从洁面延展到清洁全身，这是一个由部分到整体的过程。先秦时期的人们洁面用的是温热的淘米水，利用其中的碱性成分脱去污垢。这恐怕应该是最早的，也是最简单的一种清洁用品。后来，老百姓最常用的一种清洁用品是用植物皂荚、猪胰子和天然碱捣成块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