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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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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圆明园，最初是由康熙赐给其四子胤祯的一座赐园，面积约为30公顷左右。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时，园内就已是“林皋清淑，波淀停泓”。1723年，雍正即位后，大规模扩建圆明园。至雍正末年，已建成30余处园林风景建筑群，遍布200公顷范围。乾隆朝时，正值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繁荣时期，乾隆集全国的能工巧匠，以空前规模扩建和修造圆明园，除了对圆明园进行局部增、改建并完善了著名的“圆明园四十景”之外，还在东邻新建了长春等园。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圆明、长春和绮春三园的格局基本形成，全园东西宽2620米，南北长1880米，周边外围总长约11000米，共占地350公顷（5200亩），其中水面约140公顷（2100亩）。圆明园不仅以园林著称，而且也是一座皇家博物馆，它是当时世界上极为罕见的文化艺术宝库，展示了我国古代封建文化的精萃，同时收藏了各种极为丰富的图书文物和艺术珍品。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占北京，闯进圆明园，“纵情肆意，予取予夺，手忙脚乱，纷纭万状”。10月18日、19日，英国侵华头目额尔金为掩盖抢劫掳掠罪行，下令米启尔骑兵团3500人在园内四处点燃罪恶的大火，全园顿时化为一片火海，所有庙宇、宫殿、历代收藏都付之一炬。圆明园简介:圆明园位于北京市西郊，海淀区东部。原为清代一座大型皇家御苑，占地约5200亩，平面布局呈倒置的品字形，圆明园由圆明、长春、绮春三园组成，总面积达350公顷。它的陆上建筑面积和故宫一样大，水域面积又等于一个颐和园。圆明园汇集了当时江南若干名园胜景的特点，融中国古代造园艺术之精华，以园中之园的艺术手法，将诗情画意融化于千变万化的景象之中。圆明园的南部为朝廷区，是皇帝处理公务之所。其余地区则分布着40个景区，其中有50多处景点直接模仿外地的名园胜景，如杭州西湖十景，不仅模仿建筑，连名字也照搬过来。更有趣的是，圆明园中还建有西式园林景区。最有名的“观水法”，是一座西洋喷泉，还有万花阵迷宫以及西洋楼等，都具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在湖水中还有一个威尼斯城模型，皇帝坐在岸边山上便可欣赏万里之外的“水城风光”。圆明园是一座珍宝馆，里面藏有名人字画、秘府典籍、钟鼎宝器、金银珠宝等稀世文物，集中了古代文化的精华。圆明园也是一座异木奇花之园，名贵花木多达数百万株。完整目睹过圆明园的西方人把她称为“万园之园”。的确，如果今天还和140年前一样，这座超巨型园林就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园林之王”了。遗憾的是，1860年英法联军和1900年八国联军两次洗劫圆明园，园中的建筑被烧毁，文物被劫掠，奇迹和神话般的圆明园变成一片废墟，只剩断垣残壁，供人凭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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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位于北京市西北郊，海淀区东部。原为清代一座大型皇家御苑，占地约5200亩，平面布局呈倒置的品字形，圆明园由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三园组成，总面积达350公顷。
圆明园的陆上建筑面积和故宫一样大，水域面积又等于一个颐和园。圆明园汇集了当时江南若干名园胜景的特点，融中国古代造园艺术之精华，以园中之园的艺术手法，将诗情画意融化于千变万化的景象之中。圆明园的南部为朝廷区，是皇帝处理公务之所。其余地区则分布着40个景区，其中有50多处景点直接模仿外地的名园胜景，如杭州西湖十景，不仅模仿建筑，连名字也照搬过来。更有趣的是，圆明园中还建有西式园林景区。最有名的“观水法”，是一座西洋喷泉，还有万花阵迷宫以及西洋楼等，都具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在湖水中还有一个威尼斯城模型，皇帝坐在岸边山上便可欣赏万里之外的“水城风光”。
圆明园是一座珍宝馆，里面藏有名人字画、秘府典籍、钟鼎宝器、金银珠宝等稀世文物，集中了古代文化的精华。圆明园也是一座异木奇花之园，名贵花木多达数百万株。完整目睹过圆明园的西方人把她称为“万园之王”。的确，如果今天还和140年前一样，这座超巨型园林就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园林之王”了。遗憾的是，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园中的建筑被烧毁，文物被劫掠，奇迹和神话般的圆明园变成一片废墟，只剩断垣残壁，供游人凭吊。
“圆明园”这个园名，是由康熙皇帝命名的。玄烨御书三字匾额，就悬挂在圆明园殿的门楣上方。为什么叫“圆明园”？雍正皇帝有个解释，说“圆明”二字的含义是：“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意思是说，“圆”是指个人品德圆满无缺，超越常人；“明”是指政治业绩明光普照，完美明智。这可以说是封建时代统治阶级标榜明君贤相的理想标准。
当时的皇宫建筑是由大量的木材建造，容易引起火灾，加上夏天天气热，皇宫的城墙高，没法通风，整个皇宫就似火炉，根本无法住人。而皇宫20里外有块空地，康熙就想在那里建一座能享乐的园林。
清朝皇帝按照满清的祖制，为了保证旗人的血统纯正，汉人的女子是不能进宫的。皇帝们有什么变通的办法呢？那就是建一个名为皇家园林的地方。
关于满清皇帝是怎么从全国各地搜罗美女，然后集于圆明园。史料中有这么一段记载：……清宫挑选秀女，满蒙各族女孩儿，年在十四岁以上，二十岁以下，一概报名听选。……咸丰帝道：“一班都是旗女，也不见什么好处。”总管道：“万岁爷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只叫一道圣旨，令各省选女入侍，就使西子太真，亦可立致。”……不到半年，南中已献入汉女数十名，供值圆明园，分居亭馆，内中最得宠幸的，计有四人，咸丰帝赐她们芳名，叫作牡丹春，杏花春，武林春，海棠春。【圆明园的历史发展】
圆明园是清代著名的皇家园林。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康熙帝（即清圣祖玄烨）将北京西北郊畅春园北一里许的一座园林赐给第四子胤禛，并亲题园额“圆明园”。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即清世宗胤禛）在圆明园南面增建宫殿衙署，占地面积由原来的六百余亩扩大到三千余亩。此后，圆明园不仅是清朝皇帝休憩游览的地方，也是他们朝会大臣、接见外国使节、处理日常政务的场所。乾隆帝（即清高宗弘历）即位后，在圆明园内调整了园林景观，增添了建筑组群，并在圆明园的东邻和东南邻兴建了长春园和绮春园（同治时改名万春园）。这三座园林，均属圆明园管理大臣管理，称圆明三园。
圆明三园面积五千二百余亩，一百五十余景。其中最著名的有上朝听政的正大光明殿，祭祀祖先的安佑宫，举行宴会的山高水长楼，模拟《仙山楼阁图》的蓬岛瑶台，再现《桃花源记》境界的武陵春色。一些江南的名园胜景，如苏州的狮子林，杭州的西湖十景，也被仿建于园中。长春园内还有一组欧式建筑，俗称西洋楼。圆明园还是一座大型的皇家博物馆，收藏着许多珍宝、图书和艺术杰作。
咸丰十年（1860年）8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10月6日，占领圆明园。从第二天开始，军官和士兵就疯狂地进行抢劫和破坏。为了迫使清政府尽快接受议和条件，英国公使额尔金、英军统帅格兰特以清政府曾将英法被俘人员囚禁在圆明园为借口，命令米启尔中将于10月18日率领侵略军三千五百余人直趋圆明园，纵火焚烧。这场大火持续了两天两夜。
同治年间（年），同治帝准备修复圆明园,供慈禧太后居住。后因财政困难，被迫停止,改建其他建筑。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圆明园又一次遭到破坏。清朝覆灭后，一些军阀、政客、官僚，纷纷从圆明园盗运建筑材料，圆明园遗址遭到进一步破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十分重视圆明园遗址的保护。1979年，圆明园遗址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后，圆明园遗址的整修工作逐步展开。现被辟为圆明园遗址公园。【圆明园的建造】
满族世代繁衍生息在东北黑龙江流域。17世纪中叶，大举进兵华北，彻底推翻了明王朝，自东北入关定都北京，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了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统治王朝——清朝，由于清朝统治者入关以前在东北过着游牧生活，冬季那里是林海雪原，夏季则气候凉爽。入关后，他们对北京盛夏干燥炎热的气候很不适应。紫禁城虽金碧辉煌、宏伟壮丽，但清朝皇帝感到那里呆板憋闷，特别是在康熙初年，紫禁城发生过火灾后，为了防火，也为了防止宫廷暴乱，砌了高高的宫墙。皇宫里院院相套，再加上溪沟水流过于平缓，几乎成了死水，当时对皇城曾有“红墙，绿瓦，黑阴沟”之称。这使得皇帝们有些厌倦深囿高墙的宫廷生活，于是，从康熙初年，便开始修建园林，这种修建工程竟延续了二百多年。北京的西郊，有连绵不断的西山秀峰：玉泉山、万寿山、万泉庄、北海淀等多种地形，自流泉遍地皆是，在低洼处汇成大大小小的湖泊池沼。玉泉山水自西向东顺山势注入昆明湖，成为西郊最大的水面。古代劳动人民在这里生活，辛勤劳动，开垦了大片水稻田，形成了自然风景区。早在辽代，封建帝王就选中这里建造了玉泉山行宫，到了明代，这里的自然景色吸引了更多的游人，于是一些达官贵人就占据田园营建别墅，大片土地被一块块占去。到了明万历年间，明皇亲武清侯李伟在这里大兴土木，首先建造了规模宏伟，号称“京国第一名园”的清华园(故址在今北京大学西墙外)。嗣后米万钟又在清华园东墙外导引湖水，辟治了幽雅秀丽的“勺园”，取“海淀一勺”的意思。空旷郊野，出现了亭台楼榭与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成为京郊名噪一时的园林荟集之地。到了清朝，皇帝也同样看中了西郊这块绝好的造园之地。大规模地兴建园林就这样开始了。
圆明园的位置在挂甲屯的北面，距畅春园约一里多路，即今北京大学的北边，清华大学以西。康熙时代的圆明园，里面有前湖、后湖等水面，其内建有“牡丹台”、“天然图画”等园景。当圆明园还是一座藩赐园的时候，它的规程是不能超过皇帝的畅春园的，所以建的景不多，名声也不大，远远比不上畅春园。可后来随着主人的登基，清王朝的太平盛世到来，在其60多年陆续扩建中，终于建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宏伟的皇家园林。
圆明园的总设计师是叫雷金玉的建筑师，他是在修建紫禁城时被康熙看中。但在实际建造中大多还是皇帝的看法，不论是康熙、雍正还是乾隆都亲自指导。【圆明园的组成】
历史上的圆明园，是由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万春园）组成。三园紧相毗连，通称圆明园。共占地5,200余亩（约350公顷），比颐和园的整个范围还要大出近千亩。它是清代封建帝王在150余年间，所创建和经营的一座大型皇家宫苑。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朝皇帝，都曾长年居住在圆明园优游享乐，并于此举行朝会，处理政事，它与紫禁城（故宫）同为当时的全国政治中心，被清帝特称为“御园”。光是悬挂了匾牌的就有600余座。
主要兴建于康熙末年和雍正朝，至雍正末年，园林风景群已遍及全园三千亩范围。乾隆年间，在园内相继又有多处增建和改建。该园的主要园林风景群，有著名的“圆明园四十景”（即正大光明、勤政亲贤、九洲清晏、缕月开云、天然图画、碧桐书院、慈云普护、上下天光、杏花春馆、坦坦荡荡、茹古涵今、长春仙馆、万方安和、武陵春色、山高水长、月地云居、鸿慈永祜、汇芳书院、日天琳字、澹泊宁静、映水兰香、水木明瑟、濂溪乐处、多稼如云、鱼跃鸢飞、北远山村、西峰秀色、四宜书屋、方壶胜境、澡身浴德、平湖秋月、蓬岛瑶台、接秀山房、别有洞天、夹境鸣琴、涵虚朗鉴、廓然大公、坐石临流、曲院风荷、洞天深处），以及紫碧山房、藻园、若帆之阁、文源阁等处。当时悬挂匾额的主要园林建筑约达600座，实为右今中外皇家园林之冠。
始建于乾隆十年（1745年）前后，于1751年正式设置管园总领时，园中路和西路各主要景群已基本建成，诸如澹怀堂、含经堂、玉玲珑馆、思永斋、海岳开襟、得全阁、流香渚、法慧寺、宝相寺、爱山楼、转湘帆、丛芳榭等。其后又相继建成茜园和小有天园。而该园东部诸景（映清斋、如园、鉴园、狮子林），是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七年大规模增建的，包括西洋楼景区，长春园共占地一干亩。悬挂匾额的园林建筑约为200座。
早先原是恰亲王允祥的赐邸，约于康熙末年始建，后曾改赐大学士傅恒，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正式归入御园，定名绮春园。那时的范围尚不包括其西北部。嘉庆四年和十六年，该园的西部又先后并进来两处赐园，一是成亲王永瑆的西爽村，一是庄敬和硕公主的含晖园，经大规模修缮和改建、增建之后，该园始具千亩规模，成为清帝园居的主要园林之一。至此，圆明三园处于全盛时期。嘉庆先有“绮春园三十景”诗，后又陆续新成20多景，当时比较著名的园林景群有敷春堂、清夏斋、涵秋馆、生冬室、四宜书屋、春泽斋、凤麟洲、蔚藻堂、中和堂、碧享、竹林院、喜雨山房、烟雨楼、含晖楼、澄心堂、畅和堂、湛清轩、招凉榭、凌虚亭等近30处。悬挂匾额的园林建筑有百余座。绮春园宫门，建成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因它比圆明园大宫门和长春园二宫门晚建半个多世纪，亦称“新宫门”，一直沿用至今。自道光初年起，该园东路的敷春堂一带经改建后，作为奉养皇太后的地方；但园西路诸景，仍一直是道光、咸丰皇帝的园居范围。该园1860年被毁后，在同治年间试图重修时，改称万春园。
清帝为了追求多方面的乐趣，在长春园北界还引进了一区欧式园林建筑，俗称“西洋楼”，由谐奇趣、线法桥、万花阵、养雀笼、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大水法、观水法、线法山和线法墙等十余个建筑和庭园组成。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开始筹划，至二十四年（1759年）基本建成。由西方传教土郎世宁、蒋友仁、王致诚等设计指导，中国匠师建造。建筑形式是欧洲文艺复兴后期“巴洛克”风格，造园形式为“勒诺特”风格。但在造园和建筑装饰方面也吸取了我国不少传统手法。
西洋楼的主体，其实就是人工喷泉，时称“水法”。特点是数量多、气势大、构思奇恃。主要形成谐奇趣、海晏堂和大水法三处大型喷泉群，颇具殊趣。
谐奇趣：是乾隆十六年秋建成的第一座建筑，主体为三层，楼南有一大型海堂式喷水池，设有铜鹅、铜羊和西洋翻尾石鱼组成的喷泉。楼左右两侧，从曲廊伸出八角楼厅，是演奏中西音乐的地方。
海晏堂：是西洋楼最大的宫殿。主建筑正门向西，阶前有大型水池，池左右呈八字形排引有十二只兽面人身铜像（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正是我国的十二个属相），每昼夜依次辍流喷水，各一时辰（2小时），正午时刻，十二生肖一齐喷水，俗称“水力钟”。这种用十二生肖铜像代替西方裸体雕像的精心设计，实在是洋为中用，中西结合的一件杰作。本来是以欧洲风格的裸体女人像，但乾隆觉得裸体女人不和中国的风俗就改为十二生肖，用青铜制造。
大水法：是西洋楼最壮观的喷泉。建筑造形为石龛式，酷似门洞。下边有一大型狮子头喷水，形成七层水帘。前下方为椭圆菊花式喷水池，池中心有一只铜梅花鹿，从鹿角喷水八道；两佣有十只铜狗，从口中喷出水柱，直射鹿身，溅起层层浪花。俗称“猎狗逐鹿”。大水法的左右前方，各有一座巨大的喷水塔，塔为方形，十三层，顶端喷出水柱，塔四周有八十八根铜管于，也都一齐喷水。当年，皇帝是坐在对面的观水法，观赏这一组喷泉的，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荷兰使臣得胜等，都曾在这里“瞻仰”过水法奇观。据说这处喷泉若全部开放，有如山洪爆发，声闻里许，在近处谈话须打手势，其壮观程度可想而知。
万花阵，是仿照欧洲的迷宫而建的花园。它的主要特点是：用四尺高的字图案的雕花砖墙，分隔成若干道迷阵，因而称作“万花阵”。盛时，每当中秋之夜，清帝坐在阵中心的圆亭里，宫女们手持黄色彩绸扎成的莲花灯，寻径飞跑，先到者便可领到皇帝的赏物。所以也叫黄花阵或黄花灯。虽然从入口到中心亭的直径距离不过30余米，但因为此阵易进难出，容易走入死胡同，清帝坐在高处，四望莲花灯东流西奔，引为乐事。
西洋楼景区，整个占地面积不起过圆明三园总占地面积的五十分之一，只是一个很小的局部而已。但它却是我国成片仿建欧式园林的一次成功尝试。这在我国园林史上，在东西方园林交流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的兴建，曾在欧洲引起强烈反响。一位目睹过它的西欧传教土赞誉西洋楼：集美景佳趣于一处，凡人们所能幻想到的、宏伟而奇特的喷泉应有尽有，其中最大者，可以与凡尔赛宫及圣克劳教堂的喷泉并驾齐驱。这位传教士的结论是：圆明园者，中国之凡尔赛宫也。【圆明园的建筑特色】
圆明园是人工创造的一处规模宏伟、景色秀丽的大型园林。平地叠山理水，精制园林建筑，广植树木花卉。以断续的山丘、曲折的水面及亭台、曲廊、洲岛、桥堤等，将广阔的空间分割成大小百余处山水环抱、意趣各不相同的风景群。园内水面约占三园总面积的十分之四，在平地上人工开凿大中小水面，由回环萦流的河道串联为一个完整的河湖水系。园内又缀叠有大大小小的土山250座，与水系相结合，水随山转，山因水活，构成了山复水转、层层叠叠的园林空间。使整个园林宛如江南水乡般的烟水迷离，虽由人做，宛自天开。
圆明园的园林造景多以水为主题，因水成趣，其中不少是直接吸取江南著名水景的意趣。圆明园后湖景区，环绕后湖构筑九个小岛，是全国疆域《禹贡》“九洲”之象征。各个岛上建置的小园或风景群，既各有特色，又彼此相借成景。北岸的上下天光，颇有登岳阳楼一览洞庭湖之胜概，“垂虹驾湖，婉蜒百尺，修栏夹翼，中为广亭。纹倒影，滉漾楣槛间，凌空俯瞰，一碧万顷”。西岸的坦坦荡荡，酷似杭州玉泉观鱼，俗称金鱼池&凿池为鱼乐国，池周舍下，锦鳞数千头。&圆明园西部的万方安和，房屋建于湖中，形作卍字，冬暖夏凉，遥望彼岸奇花缬若绮绣。雍正皇帝喜欢在此居住。圆明园北部的水木明瑟，用泰西（西泽）水法引水入室，转动风扇，&林瑟瑟，水冷冷，溪风群籁动，山鸟一声鸣。&乾隆皇帝喜欢在此消暑。长春园西湖中的海岳开襟，在白玉石圆形巨台上建有三层殿宇，远远望去好似海市蜃楼一般。
福海之中的蓬岛瑶台，取材于神话中的蓬莱仙岛，原名蓬莱洲。相传，秦始皇曾派遣一个名叫徐福的人，率领千余名童男童女，出海东渡，去替他寻仙境、求仙药，以企长生不老。这当然只能是“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而雍正皇帝则让工匠在圆明园的东湖之中用磷峋巨石堆砌成大小三岛，象征传说中的蓬莱、瀛洲、方丈“三仙山”，岛上建有殿阁享台，“望之若金堂五所。玉楼十二”，并按“徐福海中求”的寓意，把东湖命名为“福海”。在福海四岸另外还建有十多处园林佳景。福海，东西、南北各宽五、六百米，加上四周小水域，共约35公顷，相当于北海公园的水面。这里水面开阔，景色秀丽，每于端午佳节，在此举行大型龙舟竞渡活动。七月十五日夜，清帝于此观赏河灯。冬日结冰后，皇帝乘坐冰床在福海赏游。福海实际上是圆明园的水上娱乐中心。
历史上的圆明园，最初是由康熙赐给其四子胤祯的一座赐园，面积约为30公顷左右。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时，园内就已是“林皋清淑，波淀停泓”。1723年，雍正即位后，大规模扩建圆明园。至雍正末年，已建成30余处园林风景建筑群，遍布200公顷范围。 乾隆朝时，正值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繁荣时期，乾隆集全国的能工巧匠，以空前规模扩建和修造圆明园，除了对圆明园进行局部增、改建并完善了著名的“圆明园四十景”之外，还在东邻新建了长春等园。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圆明、长春和绮春三园的格局基本形成，全园东西宽2620米，南北长1880米，周边外围总长约11000米，共占地350公顷（5200亩），其中水面约140公顷（2100亩）。 圆明园不仅以园林著称，而且也是一座皇家博物馆，它是当时世界上极为罕见的文化艺术宝库，展示了我国古代封建文化的精萃，同时收藏了各种极为丰富的图书文物和艺术珍品。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占北京，闯进圆明园，“纵情肆意，予取予夺，手忙脚乱，纷纭万状”。10月18日、19日，英国侵华头目额尔金为掩盖抢劫掳掠罪行，下令米启尔骑兵团3500人在园内四处点燃罪恶的大火，全园顿时化为一片火海，所有庙宇、宫殿、历代收藏都付之一炬。
圆明园原是康熙皇帝（在位）赐给皇四子胤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的一处花园，据考始于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当时规模较小。到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园主首题&园景十二咏&时，主要景观除在后湖四岸外，北至耕织轩，东达福海西岸深柳读书堂。后经雍正朝（1723年--1735年）大规模拓建及乾隆初年增建，至1744年（乾隆九年）乾隆帝分景题诗成&圆明园四十景&。此后二三十年间，园内又相继有过多处增建和改建。共有园林风景群近50处、挂匾的殿堂亭阁约600座。其中不少景观仿自我国各地尤其是江南的名园胜景，诸如杭州西湖十景、海宁安澜园、无锡寄畅园等等。 圆明园是清帝&以恒莅政&之处，园林建筑兼备理政、园居双重功能。大宫门外分列部院旗营值房，门内即是举行朝会的正衙、日常理政的殿堂，再内方为帝后寝宫区，以及祖祠、佛楼和众多的游憩景观。 本园占地210公顷，水域约4/10。东部为园内最大水面福海，外围环列10个小岛，构成一处大型园林景区，共有10座园中园和建筑风景群。福海略呈方形，东西皆宽五六百米，水面开阔。盛时每逢阴历五月五日端午节和七月十五中元节，先后在此举行龙舟竞渡和放河灯等民俗活动。 圆明园1860年罹劫又经百年风雨，福海已成为稻田和苇塘。开发建设圆明园遗址公园的首期工程就是整修福海景区。挖湖补山，修桥铺路，清整遗址，绿化环境，历时7个月，于日蓄水放船，向游人开放。 乾隆朝时，正值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繁荣时期，乾隆集全国的能工巧匠，以空前规模扩建和修造圆明园，除了对圆明园进行局部增、改建并完善了著名的“圆明园四十景”之外，还在东邻新建了长春等园。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圆明、长春和绮春三园的格局基本形成，全园东西宽2620米，南北长1880米，周边外围总长约11000米，共占地350公顷（5200亩），其中水面约140公顷（2100亩）。
圆明园不仅以园林著称，而且也是一座皇家博物馆，它是当时世界上极为罕见的文化艺术宝库，展示了我国古代封建文化的精萃，同时收藏了各种极为丰富的图书文物和艺术珍品。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占北京，闯进圆明园，“纵情肆意，予取予夺，手忙脚乱，纷纭万状”。10月18日、19日，英国侵华头目额尔金为掩盖抢劫掳掠罪行，下令米启尔骑兵团3500人在园内四处点燃罪恶的大火，全园顿时化为一片火海，所有庙宇、宫殿、历代收藏都付之一炬。圆明园位于北京西北郊海淀镇北面的一片平原上。原为清代的皇家御苑。
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八年，到清乾隆九年基本建成。此后的嘉庆、道光、咸丰三代屡有修缮扩建，历时多年。人们习惯上所称的圆明园，实际上是圆明园、长春、绮春后改名“万春”三园的总称。
在建筑艺术上，圆明园还形成了一种中西合璧的独特风格。长春园的北端，原建有一组园林化的欧洲式宫苑，园路铺饰、绿篱修剪，以及围墙、石雕、铜像等都具有西方特色，但楼顶却盖上了中国特有的琉璃瓦，墙壁上镶嵌着琉璃砖，同时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迭石技术和砖雕工艺。
日，英、美、日、法、俄、意等国以保护使馆为名，派兵300余名，强行入京。8月14日八国联军进攻北京。8月15日晨，慈禧挟光绪帝西逃。侵略军入城后，火烧庄王府，屠杀在王府的义和团民众约1700余人，并在北京抢掠3天，后又继之以私人抢劫·····
圆明园的园林杰作和艺术宝藏无一不是千百万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它既体现了我国封建时代的灿烂文化，也暴露了封建帝王的挥霍无度。由于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闭关锁国，至清代中叶，整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已大大落后于西方。整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已大大落后于西方，阶级矛盾日益尖锐。1840年西方殖民主义者挑起侵华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
日、19日，三四千名英军在国内到处纵火，大火三昼夜不熄，全园化为一片火海，烟雾笼罩，火光烛天。相距20多里的北京城上空日光黯淡，如同日蚀，大量烟尘灰星直落巷衢。这座举世无双的园林杰作、中外罕见的艺术宝藏，被一齐付之一炬。
圆明园被说成是人民的“耻辱”，每到危机时刻就要往事重提。但问过许多人，当年英法联军以什么理由或者说是以什么借口烧毁圆明园，却没有多少人答得上来，人们想当然的认为：帝国主义对外扩张血与火的本性决定了他们所到之处的野蛮行径。不过，难以想像的是，当英国及法国的道德水准只是停留在烧杀抢掠层次之上的时候，他们怎么可能创造出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如果他们真的只是像那些当年烧毁罗马的野蛮人一样随便在北京放火，很难想像在他们中间竟会产生出几乎是不可尽数的思想大师，深刻影响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我注意到，对于英法联军当年用于焚烧圆明园的理由，被小心翼翼的掩盖起来，似乎其中真有什么难言之隐。十多年前有一场火爆的电影，片名就叫《火烧圆明园》，里面的英国人莫名其妙就把圆明园给烧了。其实，对于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的借口，完全可以公开予以揭露，他们用以掩饰其罪行的所谓理由，应该予以坚决驳斥。但在中国的历史著作当中，对此居然讳莫如深，最多也就只用几个字提及，一掠而过，好像是害怕泄露什么国家机密。当人们对事情经过知之甚少时，怎么就可以发表那么多的感概。 言归正传，再回到圆明园的问题上去。显然，有了前面的一段铺垫，我将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一段历史并提出新的解释。
被人们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那场战争，借用塞缪尔·亨廷顿的话来说，本质上是一场文明的冲突。当时满清政府与英法两国激烈交涉的主要焦点是“公使驻京”一项，被清方列为谈判中的“第一要事”。至于在今天被人们所看重的“利益”，如开放外贸口岸、允许外国人内地旅游、协定关税、保护传教士、赔款、领事裁判权等等，对于手操生死予夺大权的皇帝来说，都是可以随意处置的小事一桩，双方很快就在这些小事上达成了协议。后来，皇帝还提出以向西方商人全免关税等更多优惠来换取英法两国取消“公使驻京”的要求。
在解释这些史实时，需要从中国传统的“天下一统”观念谈起，按照这一观念，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皇帝为天下共主，所有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所有人见到皇帝都必须磕头表示臣服。但这一观念必须得到夷狄们的认同，所以，中国传统外交主题就是让夷狄们前来磕头，并由此建立了一套被费正清称为“朝贡体系”的完整外交模式，也可以更形象的称之为“磕头外交”。现在的麻烦在于，夷狄拒绝磕头，而且他们还要长驻北京。公使驻京必然导致觐见皇上，而对皇上不行跪拜之礼将在事实上促使“天下一统”观念的破产，而这种“天下一统”观念长期以来被人们广泛接受，与儒家“礼治”思想的结合，就汇成了古代中国独裁专制制度合法性的主要源泉。这一改变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使合法性的来源逐步枯竭。如果有人---尽管是一些犬羊之性的夷狄，可以公然拒绝向皇帝本人磕头，其他人是否可以同样效法？如此推导下去皇帝天下共主地位就会摇摇欲坠，那他还能在金銮殿上稳坐多久？除此之外，公使长驻北京，又被看作是类同古代的“监国”，按照满清政府当时的理解，驻京外国公使可以在京城里任意收税，干涉政令，折迁民居衙署，建立高楼，布署各类武器，总之是如同太上皇似的为所欲为。中国沦为外夷监守，自然万不可行。
因此，拒绝公使驻京，就成了皇帝维护其磕头外交的第一道防线。当第一道防线被英法联军强大火力突破之后，皇帝又在“亲递国书”条文上设置了第二道防线，即使西方公使驻京，但不“亲递国书”，皇帝也不用与他们照面，自然不会涉及到磕头与否的问题。在前不久美国公使到达北京之后，清方坚持由他人代表皇帝接受了国书，这一重大的“外交胜利”曾让满清政府相信他们能够坚守住第二道防线。但在北京附近通州谈判的最后关头，英方在照会中坚持要向皇帝亲递国书，突破了皇帝的第二道防线，直达皇帝的第三道、也是最后一道防线，把磕头问题直接端上了谈判桌。满清政府当时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太平天国击溃江南大营，攻占苏州、常州，威胁上海，英法联军集结通州，随时可能进攻北京。可是满清政府却下定决心不在磕头问题上退让半步，他们的底牌是西方公使要么向皇帝磕头、要么不亲递国书，口气异乎寻常的强硬，毫无妥协余地。如果达不成协议，满清政府将不顾自己力量虚弱而背水一战，并调兵遣将，作好了开战的布署。
当时英方提出递交国书一项，只是按照西方的国际法惯例行事，并没有考虑到满清政府的特殊国情。当满清政府提出见皇帝需要磕头时，被他们以国家之间一律平等的理由加以拒绝。他们毫不理解磕头一事维系着满清政府统治合法性的公开证明，就像皇帝弄不明白选票就是西方政府合法的公开证明一样。他们反而怀疑皇帝拒不接受国书里面包藏着巨大的阴谋，更加坚持要亲递国书。
其实，在满清王朝的两百年历史当中，也有允许西方来使不向皇帝磕头的先例，而且还有皇帝与他们握手（行西礼）的记载，但那是在满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还没有受到广泛怀疑的时候。随着这种合法性的逐步丧失，任何诸如磕头之类的烦琐小事，只要看起来像是能够证明皇帝及满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都成了不惜为之一战的重大利益。皇帝害怕在这类事情上的让步就如同堤坝上的漏洞，最终会导致大河决堤，使大清江山毁于一旦。因此，当他得到英方拒不磕头的奏报之后，感到所有三道防线全被突破，忍无可忍，无处可退，立即作出开战的决定。
对于导致通州谈判破裂的直接原因 “亲递国书”一项，直到战后，满清政府才明白过来，这只是西方各国的通常作法，并没有特别要为难皇帝的意思，而且英法联军虽然在谈判中坚持要亲递国书，却并没有打算为此事开战。双方背后都没有阴谋。如此看来，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就是奉行“磕头外交”的满清政府与奉行国际法准则的英法两国在国与国之间行为方式上的冲突，这两种行为方式又根植于“天下一统”和“国家平等”这两套绝不相容的观念之中，在它们的后面，则是由不同文明所构成的知识背景。正是这种文明的差异，使得双方对于对方行为完全无法理解，只能按所谓“利益分析法”去猜测对方的动机与目的，最后得出错误的结论。
按照现在的认识，中英双方出现的种种争端，在国与国之间关系中是十分正常的，应该通过双边协商谈判来加以解决，而标榜“鲜血凝成”、“同志加兄弟”、“巴依巴依”似的国家关系才是荒谬绝伦的。但满清王朝尽管在第一次中英战争中惨败，仍然拒不承认英国的平等地位，拒绝与之谈判与协商。在他们眼里，天下只有中国一家，其余各国都只是中国的藩属国，根本就没有资格与中国平起平坐。叶名琛在广州对英方谈判修约的要求一概拒绝回答，甚至连英方谈判代表的面也不见。而英方代表在中国沿海到处递交信件，甚至北上白河，要求与中方谈判，又都被推至广州，英方自然感到被戏弄一场。蒋廷黻就此写道：“总而言之，外人简直无门可入。他们知道要修改条约，只有战争一条路了”。当后来英国驻广州领事及香港总督不幸由巴夏礼、包令这样的强硬人物充任之后，他们便不顾英国外交部一再告诫，积极挑起事端。事情闹到伦敦以后，巴麦尊内阁面临的任务已不是决定大英帝国是否应该对华开战，而是大英帝国是否应该支持其在远东的代表未得到许可便已发动的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
公平的说，满清政府磕头外交的荒谬行为也受到了中国历史学家的批判，但这些批判所依据的却是西方的国际法行为准则，而中国为什么又要接受西方的国际法行为准则呢？从中国“天下一统”观念看过来，西方国际法中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才是荒诞可笑。因此，这就出现了两套用以判断国家对外行为的价值标准。用西方国际法行为准则去衡量满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对不符合它的那些观念和行为痛加批判，除了肤浅之外，还总有一种事后聪明的感觉。就如同当年的阿Q批评城里人错误的把“条凳”说成是“长凳”一样，他所依据的只是未庄的标准，并不足以作为凭据。理由在于：国际法并不因为它是国际法或者它今天流行就理所当然正确，它同样需要证明，同样需要我们去批判，而证明和批判都需要有一个更为基本的前提和标准。在这样一个基本的前提和标准之上，我们才可能既判断满清政府“磕头外交”的观念和行为是否错误，也证明国际法的标准是否正确。如果有必要，甚至这样一个前提和标准也需要由一个更加基本的前提和标准来加以证明，通过这样层层递进，我们将会到达一个终点，这个终点就是我们用以证明国家所有观念及行为是否正确的基础。因此，更具体的说，要对“天下一统”观念及“磕头外交”的行为进行批判，需要最终深入到有关国家与个人（而不是“人民”）权利相互关系的层次上，需要解释有关国家形成的理论，需要实际上去分析整个统治合法性的理论基础，这远不是那些肤浅的道德批判就能办到。这里只是提及而不赘述。
通州谈判破裂之后，按照事先的部署，清方当场拘禁了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谈判使团共39人，押送北京，以“叛逆罪”投入大牢。给巴夏礼等人定下的罪名，再好不过的说明了满清王朝所坚持的“天下一统”观念之荒谬。他们仍然认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满清王朝的属国，因此，英法联军对中国的进攻并没有被看成是侵略、入侵或是战争，而是被当作是“叛乱”；满清政府对英法开战则被理直气壮的宣布为“剿夷”、“讨逆”。
满清政府一直把巴夏礼看着英法联军的最高统帅，根据“擒贼先擒王”的传统计谋，他们在通州谈判另外怀有的一个目的就是诱擒巴夏礼，期望巴夏礼就擒之后，英法联军群龙无首，必定自乱，然后乘机大举进剿，稳操胜券。当天中午，英法联军4000人就与清军精锐僧格林沁部近万人在通州张家湾交战，结果清军惨败。数日后双方在通州八里桥再次交战，英法联军约6000人大败清军精锐约 30000人。皇帝闻讯后如惊弓之鸟，厚颜无耻的宣布“朕今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然后从圆明园苍皇出逃，从此再也不敢回到北京。 那些被逮捕的英法谈判代表则被解押到北京交刑部审问。据一个当时被监禁的英国外交官后来回忆：
沉重的监狱大门被打开，我被带了进去，大门在我身后又轰隆隆的关上。这时，我发现自己是在一群大约七八十个外表粗野的囚犯之中，像在中国的监狱里通常所能见到的那样，这些囚犯因为疾病和不卫生的环境，多数都极富攻击性。他们自然都带了焦虑的神情瞪视着我这新来者。
狱卒们把我放在一块囚犯睡觉用的垫起来的铺板上，并用另外一根粗大的铁链把我牢牢拴在头顶上的梁柱上。这根铁链既长又重，先从脖颈绕一圈，并固定在双脚上，双手被两条交叉的铁链和手铐紧紧捆住，双脚也是一样。
这里所关押的囚犯中，绝大部分都是犯有重罪的社会下层人物，包括杀人犯和夜间窃盗犯。监狱内的生活条件极端恶劣，犯人们面容憔悴，体弱多病，经常有被囚身亡者。
这些西方外交官在监狱中还受到了残酷的心理折磨，满清政府通知巴夏礼等人中国决心死战，他们将被立即处死，给两小时写遗书。待巴夏礼等人写完遗书之后，又说将处死日期改在第二天，而第二天又没有行刑。行刑日期一拖再拖，对于已被宣布死刑的人来说，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满清政府对他们施加巨大心理压力的目的，是想迫使他们屈服之后再在狱中与之重开谈判。
尽管巴夏礼等人最后并没有被处死，但一个月后当满清政府被迫释放他们的时候，在被监禁的39人当中，已有21人被虐待致死，18人存活下来。英法两国被彻底激怒，可以说是怒不可遏，为了报复，英国专使额尔金准备烧毁紫禁城，后来为了照顾满清王朝脸面（当时英法正与清方谈判《北京条约》），才另外选择了圆明园。日，英军第一师约3500人奉命放火焚烧了圆明园。
在焚毁圆明园的前几天，英法联军要求清方交出北京安定门“代为看守”。英法联军分四批入城，并将司令部设在国子监。英法联军列队入城之时，清军士兵夹道跪迎，北京居民观者如市，这一场面后来被痛斥为“麻木”，通常也被好心的隐去。
对于当时的咸丰皇帝来说，圆明园被焚毁是他个人的屈辱，他生于斯、长于斯，一直把它看着是和紫禁城一样的圣地。当他听到圆明园被焚毁的噩耗之后，当场口吐鲜血，旧病复发，一年不到就死于热河。不过，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皇帝的那种感觉似乎离他们远了一点，他们每天为生计奔波，只盼望能有一个平安的日子。在专制极权制度之下生活的人们毫无任何尊严可言，他们每天都在屈辱中生活，早已感受不到屈辱，更不可能理解并去同情皇帝所遭受的屈辱。他们成群结队闯进已无人守卫的皇家禁苑，带走他们所能够找到的一切。他们的行为被说成是“盗贼”，而皇帝大肆搜括民脂民膏建造圆明园以供淫乐的行径却是被冠冕堂皇的宣布为全国人民的崇高道德责任，今天把圆明园说成艺术精萃、辉煌瑰丽，皇帝的行迳自然就是一项功彪史册的伟大成就。
皇帝的屈辱后来也被说成是人民的屈辱，圆明园成了人民和国家屈辱的象征，真是天大的笑话。皇帝的遭遇与中国人民有何相干，西方公使向皇帝磕头或不向皇帝磕头与中国人民有何相干？皇帝为了他所认为的屈辱而不惜一战，却是以国家的利益及人民的生命为代价，除了使他本人遭受到更大的屈辱之外，还使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最终丧失了150万平方公里领土，那是中国为了“以夷制夷”而向俄罗斯付出的代价，这样惨痛的损失永远也无法弥补。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一场代价最为昂贵、同时又最为无聊的战争。
正如蒋廷黻教授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所写的那样：“当时我们与英、法所争的是什么呢？北京驻使，内地游行，长江通商，这是双方争执的中心。这些权利的割让是否比东北土地的割让更重要？大沽及天津的抵抗是否应移到黑龙江上去？我们一拟想这两个问题，就可以知道这时当政者的‘昏庸’。
咸丰四年，西洋通商国家曾派代表到天津和平交涉商约的修改。彼时中国稍为通融，对方就可满意。清廷拒绝一切，偏信主张外交强硬论的叶名琛。叶氏反于全国糜烂的时候，因二件小事给英、法兴师问罪的口实。咸丰时代与民国近年的外交有多大区别呢？”不仅是民国，今天我们也可以同样自问，我们现在的所谓民意与咸丰时代又有多大区别呢？
最让人不解的是，如此被人焚毁的圆明园更进一步被贴上了爱国主义的醒目标识，当成了道德批判及政治动员永远新鲜的题材，尽管它只是皇帝们荒淫无耻、寻欢作乐之地。对圆明园的财宝也作了极尽夸张的描绘，字里行间却让人看出某种垂涎的神态，那些都是皇帝本人终生享用无尽的财宝，岂容他人染指。至于谈到圆明园的艺术成就，即使它被吹嘘成“万园之园”、“天上之园”、中西建筑合璧等等，从建筑学的角度看来，并没有太大价值。首先是它的中式那一部分建筑，所谓宫殿楼阁、亭台碑碣、桥廊水榭均为清代风格，较之中国古代如唐宋时期建筑，已经是一个大的倒退。更何况后来又新建了大同小异的颐和园，就更没有什么可希罕的了。而且，在园区的规划和布置中，各景区特点过份突出，比例笨重的官式建筑，往往不能和自然风光相调和，破坏了整个园林的风格。特别是圆明园中的西藏建筑和长春园中的欧式建筑，更是十足的败笔。再说圆明园中的欧式建筑，全都属于洛可可风格。这种在十八世纪演变形成的建筑风格最大的特点是：整个建筑的结构、尺度和质感完全淹没在琐碎的雕刻和花哨的装饰当中，没有任何分寸可言，因此，它只是代表了西方古典建筑中一个颓废的流派，艺术价值非常之低。二十世纪国际主义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对此类建筑从来就不屑一顾，甚至拒绝参观，说明它在西方艺术史上的卑下地位。不过，它却深得皇帝喜爱，上有好焉，下必甚焉，皇帝的个人好恶理所当然要演绎为时尚。于是，清代的艺术风格流行着同样是琐碎的雕刻和花哨的装饰，形成了一股到处泛滥的潮流。
在对圆明园被焚毁经过有了一个大致上的了解之后，我们的义愤填膺就不只是指向英法两国了。皇帝拘禁、虐杀英法外交官的行径，不仅违反西方的国际法，也同样违反中国自古以来“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行为准则，即使这一准则在中国几乎没有多少人遵守。额尔金勋爵在中国，最痛恨那些 “把这一古老文明践踏在脚下的人”，由他来下令焚毁圆明园，不啻是历史的悲剧。但无论怎样，比起中国在那场战争中所丧失的150万平方公里土地，皇帝的圆明园实在算不了什么。对圆明园的大肆渲染和对国土沦丧的只字不提或是轻描淡写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对英法联军放火报复的愤怒谴责与对专制制度野蛮暴行的有意隐瞒同样构成鲜明的对比，正是通过如此处理，圆明园才能在政治动员中发挥出巨大作用，除一般的激起狂热情绪之外，还能把社会舆论导向现实政治所需要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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