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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西行路上在甘肃境内写就的诗篇赏析
甘肃省平凉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通讯地址：甘肃省平凉市西大街141号市政府统办楼市地方志办公室
林则徐（1785—1850年）是我国近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因为禁烟抗英，触怒了腐朽没落的满清王朝，被革职流放新疆伊犁。在赴戍西行经过甘肃的途中，林则徐一路写下了许多诗篇，表露了他爱国报民的心迹。这些诗篇即使今天读来，犹令人感奋不已。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七月初六日，林则徐自西安出发赴戍伊犁，林公次子林聪彝、三子林拱枢随行赴戍，林公长子林汝舟随从送行（送至乾州而返）。在与家人告别时，林则徐写下了著名的《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诗二首。诗云：
出门一笑莫心哀，浩荡襟怀到处开。
时事难从无过立，达官非自有生来。
风涛回首空三岛，尘壤从头数九垓。
休信儿童轻薄语，嗤他赵老送灯台。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
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这两首诗，虽是林则徐告别家人的口占之句，然而却婉而多风，怨而不怒，堪称风雅。尤其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二句，更是林则徐矢志为国，不避祸福的浩荡襟怀的坦露。迹其生平，真乃无愧斯言。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林则徐父子一行行至甘肃平凉。据林则徐《壬寅日记》七月十六日所记：“接陕寓安信，知本月十二（日）夜亥正二刻，彝儿举一男，为余初得孙男之喜……平凉闻此喜音，本欲名之曰平庆，并祝域中安定之意，因此二字皆须避族中长辈之名，遂取平凉之崆峒山为义，名之曰贺峒。”并作《次白水驿得家书，彝儿举一男，余初得孙，诗以志喜》，诗云：
仳离家室寄长安，闻出孙枝稍自宽。
撰杖子能供啜菽，持门妇恰报征兰。
见儿作父吾知老，待汝（）古已难。
正向崆峒倚长剑，咳名频展贺书看。
王益谦，字仲山，陕西蒲城人，道光八年(1828年)举人。道光九年林则徐丁父忧在原籍侯官（今福州市）守制时，王益谦时为侯官知县，二人曾有诗酒唱和。林则徐时有《王仲山大令（益谦）以纸索书，旋赠佳茗，且媵以迭韵四绝，以韵答之》（四首）和《仲山复迭前韵，再和四首》等和诗。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下旬，林则徐一行在由平凉到兰州的途中，收到了王仲山的赠诗，写下了《和王仲山司马见赠原韵》诗二首：
昔时蛮徼懔神谟，收取余皇不待呼。
旋拟阶前舞干羽，翻闻海上失蓬壶。
诸天孰使狂魔伏，历劫滋惭老衲枯。
西去逢君羡归计，循陔正写树萱图。
絷维曾与永今朝，高论空嗟望古遥。
目断天南新露布，心悲岭表旧云轺。
才微早与官俱退，愁重翻教酒易消。
别后诗篇烦却寄，便如老杜赠韦迢。
抒写了诗人戍边西行的愁闷而又壮烈的忧国忧民之情。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林则徐一行行至兰州。林则徐在兰州与当时驻守兰州的陕甘总督满人富呢扬阿（号海帆），多次接触，写下了《题富海帆督部（富呢扬阿）〈韬光蜡屐图〉》、《题海帆〈松阴补读图〉》和《留别海帆》等诗篇。在《题富海帆督部〈韬光蜡屐图〉》诗中写道：
昔年公作西湖主，假日扁舟弄烟雨。
清秋况值客槎来，恰似奎躔聚星五。
湖山深处梵宫开，孤嶂岧峣石径回。
一寺偏宜分两寺，后台更许胜前台。
冷泉亭畔凭栏坐，灵隐禅林访碑过。
不知绝磴几千重，约数幽篁十万个。
韬光同上莫辞难，到顶方知此大观。
岭树湖云沈足底，江潮海日上眉端。
一时宾主东南胜，写得须眉共辉映。
时评应拟《五老图》，诗就还为五君咏。
物换星移迹已陈，武林回首感前尘。
吴澄程珦俱移疾，徐干陈琳已古人。
图中今日惟公健，帅节移从秦陇建。
只怜旧部去思深，望云不来黄鹤怨。
为公寄语韬光庵，不妨弥勒招同龛。
懒残芋熟摸开口，待将霖雨敷东南。
甲午年（1834年）吴退旃(名椿)、程梓庭（名祖洛）、陈石士（名用光）、徐廉峰（名宝善）及富海帆五人同游韬光庵，合写《韬光蜡屐图》，并各藏其一。此诗即林则徐在兰州富海帆总督府为其所藏《韬光蜡屐图》所写。
富海帆与林则徐有旧谊，又是风雅之士。林则徐谪戍新疆伊犁，经秦陇出玉关。富海帆频频致书或亲顾邀饭。林则徐借《题海帆〈松阴补读图〉》诗一谢。诗云：
开府清时杰，儒门大雅宗。
五三经作笥，廿八宿罗胸。
学已山渊邃，源真左右逢。
九能根夙慧，二典翊时雍。
即以忘筌喻，奚烦鼓箧从。
虚怀仍若谷，积帙更如墉。
梦入琅嬛地，奇探委宛峰。
名编观卓荦，乔木爱葱茏。
郑草阶分绿，江花管映彤。
手披朱露滴，口沫墨华浓。
碧简驱残蠹，苍鳞吼老龙。
不疲稽古力，况对岁寒容。
谡谡声如答，琅琅兴未慵。
公诚儒者气，树合大夫封。
非阙偏云补，惟勤乃益恭。
笙诗同寄慨，兖职兆登庸。
从识恢勋业，长怀矢靖共。
集成题一品，用足记三冬。
谪宦频相问，论文不厌重。
退思增我愧，久负故园松。
据林则徐《壬寅日记》七月三十日记载：“在海帆处饭。其署中后园甚宽整，连及北城之上，有楼曰‘拂云楼’，登楼望北岸诸山，俯瞰黄河，眼界颇佳；其下小碑林，镌怀素、米（芾）、董诸帖于壁。皆那文毅公（那彦成）所遗物也”。八月初二日记载：“富海帆制军邀午饭，赴之。阅赵松雪所书《松江宝云寺》真迹。”林则徐临别兰州时，还深情地写下了《留别海帆》诗二首。
宦踪离合廿年间，秦陇重逢鬓渐斑。
前路欲凭询翰海，新纶先喜过潼关。
今天筦钥兼双节，玉塞烽烟靖百蛮。
犹有松阴读书处，早将书舍媲时还。
节府高楼跨夹城，玉泉山色大河声。
开筵东阁图书满，剪烛西堂鼓角清。
慷慨论兵忠愤气，殷勤赠别解推情。
今闻江海销金革，休养资公翊太平。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四，林则徐应时任甘肃布政使程德润（字玉樵）之邀，二人相谈甚欢。据林公《壬寅日记》八月四日记载：“玉樵来邀，赴之。其署中后园有林泉之胜，玉樵新为修葺，名之曰‘若已有’，中有稻田蔬圃。其上为宝穑堂又转而为月波亭。池中有小舟，因雨未能放棹。”同时还写下了《程玉樵方伯（德润）饯余于兰州藩廨之若已有园，次韵奉谢》诗二首：
短辕西去笑羁臣，将出阳关有故人。
坐我名园觞咏乐，倾来佳酿色香陈。
开轩观稼知丰岁，激水浇花绚古春。
不问官私皆护惜，平泉一记义标新。
我无长策靖蛮氛，愧说楼船练水军。
闻道狼贪今渐戢，须防蚕食念犹纷。
白头合对天山雪，赤手谁摩岭海云。
多谢新诗赠珠玉，难禁伤别杜司勋。
在兰州，林则徐还写了几首答谢昔日友人的诗篇。这些诗篇无不表露出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一首是《次韵答姚春木》，姚春木（名椿，字春木），以布衣名重一时。林则徐在任湖广总督时，曾与姚春木有诗酒唱和。
时事艰如此，凭谁议海防。
已成头皓白，遑问口雌黄。
绝塞不辞远，中原吁可伤。
感君教学易，忧患固其常。
一首是《次韵答王子寿（柏心）》，王子寿名柏心，怀抱当世忧患，时讲学于荆州书院。
太息恬嬉人，艰危兆履霜。
岳韩空抱宋，李郭或兴唐。
果有元戎略，休为谪宦伤。
手无一寸刃，谁拾路旁枪。
王柏心有《闻侯官林公谪伊犁》诗一首。诗云：
万里伊吾北，孤臣鬓已霜。
奏书无耿青，持节少冯唐。
曲突谋犹在，高墉射易伤。
鼓鼙思将帅，终望扫欃枪。
林则徐的这首诗就是次韵答王柏心的。
在兰州，林则徐还与当时的甘肃按察使唐树义有过交往，并写下了《题唐子方观察（树义）〈梦砚图〉》诗一首。
我辞炎州岁辛丑，未及端溪访石友。
怀中铁砚坳而黝，心欲磨穿事则否。
尺棰寸刃不入手，草檄飞书复何有。
砚匣尘封已蒙垢，投笔关门荷戈走。
旧雨逢君意良厚，肝膈交倾话杯酒。
示我古砚云腴剖，尔缕因缘叹非偶。
忠愍所贻属君受，梦魂乃告高堂叟。
时在季春日十九，市肆售来忘谁某。
岂知英灵默相诱，择人而畀待良久。
路隔珠江与峡口，梦砚得砚无先后。
回想孤忠昔授首，雪声堂暗风悲吼。
三十二策空覆瓿，石不俱焚独汝寿。
百七十年神鬼守，毅魄忠魂随不朽。
君能宝此若琼玖，际遇清时践台斗。
判事昔称民父母，草奏今登帝左右。
名父之子薪克负，明德达人天所牖。
筹笔宣毫慎勿苟，传世砚田胜千亩。
在离开兰州时，林则徐还写了《次韵答宗涤楼（稷辰）赠行》的诗二首。宗涤楼，名稷辰，字涤甫，号涤楼浙江会稽人，道光元年举人，曾为起居注主事，户部员外郎，官山东运河道，与林则徐素有交往。林公西行离开兰州时，宗涤楼赋诗赠行，林公次韵答之。诗云：
岂为一身惜，将如时事何。
绸缪空牖户，涓滴已江河。
军尽惊飞镝，人能议止戈。
《华严》诵千偈，信否伏狂魔。
昨枉琼瑶杂，驰情到雪山。
投荒非我独，寻梦为君还。
但祝中原靖，奚辞绝塞艰。
只身万里外，休戚总相关。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下旬，林则徐一行行至甘肃凉州，即今之武威。当时的甘凉兵备道郭柏荫（1807——1883年，字远堂），是林则徐的福建侯官（今福州市）同乡，他非常敬重这位杰出的爱国政治家和民族英雄的同乡，热情地留林则徐一行在其署中住了七日。林则徐离开兰州时，陈子茂主薄和杨维屏相随送行。陈子茂与林则徐交情甚深。林则徐一行于七月二十七日到达安定县（既今定西县）秤钩驿时，陈子茂就曾前往迎接。八月初八日，林则徐一行离开兰州到达兰皋（即今皋兰）县，据林公《壬寅日记》八月初八日记载：次兰皋县，“翠岩（杨维屏）别去，惟子茂必欲送我凉州，固辞不可。”八月二十二日，林则徐一行从凉州起行，至四十里铺。林公在日记中记道：“子茂送至此，与之共饭而别。”林则徐写下了《子茂薄君子兰皋送余至凉州，且赋七律四章赠行，次韵奉答》：
弃璞何须惜卞和，门庭转喜雀堪罗。
频搔白发惭衰病，犹剩丹心耐折磨。
忆昔逢君怜宦薄，而今依旧患才多。
凰鸾枳棘无栖处，七载蹉跎奈尔何。
送我西凉浃日程，自驱薄笨短辕轻。
高谈痛饮同西笑，切愤沈吟似《北征》。
小丑跳梁谁殄灭，中原揽辔望澄清。
关山万里残宵梦，犹听江东战鼓声。
银汉冰轮挂碧虚，清光共挹广寒居。
玉门杨柳听羌笛，金碗葡萄泛麴车。
临贺杨凭休累客，惠州昙秀漫传书。
羁怀却比秋云淡，天外无心任卷舒。
也觉霜华鬓影侵，知君关陇历岖嶔。
纵然鸡肋空余味，莫使龙泉减壮心。
晚嫁不愁倾国老，卑栖聊当入山深。
仇香岂是鹰鸇性，奋翼天衢有赏音。
在西行中，林则徐还写下了《秋夜不寐起而独酌》诗一首。诗云：
瓦盆半倾余浊醪，我正内热思冷淘。
欲眠不眠夜漏冷，得过且过寒虫号。
肝肠赖尔出芒角，俯仰笑人随桔槔。
空瓶醉后作枕卧，明日糟床仍漉糟。
道光二十二年的深秋时节，林则徐一行到达甘州道，此时的甘州道已是秋风萧瑟，黄叶飘零，赴戍西行的林则徐其心情更是可想而知。当地的志士仁人，请留这位被贬戍的民族英雄在甘州驻足几天，热情予以款待，并恳请林公赐以墨宝。林则徐借酒发挥，提笔写道：
酒是穿肠（），色是刮骨钢刀，
财是过海烟云，气是惹事根苗。
看来四字有害，不如一笔勾销。
体现了林则徐对“酒色财气”四字的深恶痛绝。题罢此诗，林则徐沉思良久，似觉有不妥之处，于是又提笔写道：
无酒不成礼仪，无色路断人稀，
无财不成世界，无气总被人欺。
看来四字有用，劝君量体裁衣。
这一修改，又肯定了“酒色财气”有益的一面，体现了林则徐的哲人气质。
邓廷桢（1775—1846年），字维周，号嶰筠，晚字号妙吉祥室老人、刚木老人。在任两广总督期间，与林则徐一起主张禁烟抗英，被遣戍伊犁，并先期到达。在林则徐赴戍到达甘肃后，邓廷桢寄书林则徐。林则徐写下了《将出玉关，得嶰筠前辈自伊犁来书，赋此却寄》。诗云：
与公踪迹靳从骖，绝塞仍期促膝谈。
他日韩非惭共传，即今弥勒笑同龛。
扬沙瀚海行犹滞，啮雪穹庐味早谙。
知是旷怀能作达，只愁烽火照江南。
公比鲰生长十年，鬓须犹喜未皤然。
细书想见眸双炯，故纸难抛手一编。
僦屋先教烦次道，携儿也许学斜川。
中原果得销金革，两叟何妨老戍边。
邓廷桢接到林则徐的诗后，奉和了两首诗。邓的和诗是《少穆尚书将出玉关，先以诗二章见寄，次韵奉和》，诗写道：
天山冰雪未停骖，一纸书来当剧谈。
试诵新诗消酒盏，重看细字对灯龛。
浮生宠辱公能忘，世味咸酸我亦谙。
闻道江乡烽燧远，心随孔雀向东南。
相从险难动经年，莫救心中厝火然。
万口褒讥舆论在，千秋功过史臣编。
消沈壮志磨长剑，荏苒余光付逝川。
惟有五更清梦迥，觚棱低傍斗枢边。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八日林则徐一行西行出嘉峪关。据林公《壬寅日记》九月初八日记载：“今晨起行，余策马出嘉峪关。先入关城，城内有游击、巡检驻扎。城楼三座，巍然拱峙。关内设有号房，登记出入人数。一出关外，见西面楼上有额曰‘天下第一雄关’，又路旁一碑亦然。近关多土坡，一望皆沙漠，无水草树木，稍远则有南北两山，南即雪山，北则边墙，外皆蒙古及番地耳。”在出嘉峪关时，林则徐百感在胸，写下了《出嘉峪关感赋》诗四首。
严关百尺界西天，万里征人驻马蹄。
飞阁遥连秦树直，缭垣斜压陇云低。
天山巉削摩肩立，瀚海苍茫入望迷。
谁道淆函千古险，回看祈见一丸泥。
东西尉候往来通，博望星槎小凿空。
塞下传笳歌敕勒，搂头倚剑接崆峒。
长城饮马寒宵月，古戍盘雕大漠风。
除是庐龙山海险，东南谁比此关雄。
敦煌旧塞委荒烟，今日阳关古酒泉。
不比鸿沟分汉地，全收雁碛入尧天。
威宣贰负陈尸后，疆拓匈奴断臂前。
西域若非神武定，何时此地罢防边。
一骑才过即闭关，中原回首泪痕潸。
弃襦人去谁能识，投笔功成老亦还。
夺得胭脂颜色澹，唱残杨柳鬓毛斑。
我来别有征途感，不为衰龄盼赐环。
清人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在收入这四首诗后，称其“风格高壮，音调凄清，读之令人唾壶击碎，然怨而不怒，得诗人温柔敦厚之旨。”
林则徐赴戍伊犁，以大车七辆，载书二十箧。在出嘉峪关后，林则徐还写下了《载书出关》诗一首。诗云：
荷戈绝徼路迢遥，故纸差堪伴寂寥。
纵许三年生马角，也须千卷束牛腰。
疗饥字学神仙煮，下酒胸同磈垒浇。
不改啸歌出金石，毡庐风雪夜萧萧。
林则徐赴戍西行，在甘肃写下的最后的诗篇，是出玉门关后所作的《有感》二首。
脂山无片脂，玉门不生玉。
荒戍几人家，如棋剩残局。
蚊蚋噬我肤，尘沙扑我面。
夜就毡帐眠，孤灯闪如电。
这两首诗写的是塞外的荒凉及行旅艰难的情景。据林公《壬寅日记》九月二十五日过回城所记：“夜宿车中，此后大抵以乘舆为卧榻矣。”
林则徐遭贬赴戍西行，时年已五十有七，他一路行来日见荒凉，更是忧国忧民，他写在甘肃境内的这些诗篇，篇篇直抒胸臆，其音高亢，其情感人，其所思，所愁，所怒，所期，无不融铸着他满腔的爱国情怀，充分体现了他那种不计个人祸福，唯图利国报民的崇高人生追求，体现了他处逆境而抗敌之志弥坚，入暮年而忧患之情益深的高尚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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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是建立新中国以来武威文学的繁荣时期。我们试将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以作家属籍划分为二：一是武威籍作家或者是有武威情结、从武威这块沃土上走出去的作家；二是始终坚守在武威本土的作家。
一，从武威沃土上走出的作家群中，武威籍作家叶舟、徐兆寿自诗歌入道，以诗人气质和诗人才情转事小说创作，特别是本就以诗歌创作的灵性、洗炼而被业内人士看好的叶舟，转事小说创作后，才情飞扬，极富个性，有鲜明的风格印记，虽看不到地域文化色彩，但并不影响叶舟小说的价值。叶舟的中篇小说《羊群进城》发表后，被《小说选刊》等多家刊物转载、获奖并收入多种选本，并且被专家和读者评选为2008年度排行榜优秀作品，这标志着叶舟诗人而小说家的身份转换水到渠成地圆满完成，也标志着叶舟的创作势头如日中天，强劲旺盛。近期，更是收获颇丰，佳作不断，登载于国家级大型文学刊物。2014年叶舟以短篇小说《帐篷里面有平安》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填补了甘肃小说缺席鲁奖的空白，也再次展现了叶舟小说的创作实力和应有地位。作为在民歌中寻找真谛的诗人古马，一出道就以独特的风格引起诗坛的关注，并声名远播，创作成绩令人刮目相看。才旺瑙乳和张弛，都是有着很深武威情结的作家。张弛于上世纪80年代末创作的《汗血马》，至今仍是西部文学的标志性作品。张弛的小说呈现着一种西部生命的力度，并散发出强大的感染力。可以说，张弛以另一种姿态开拓了西部生活的画面。阎强国的中篇小说《红色的云雾》《阿八秋》成为甘肃文坛关注武威作家和创作的问路石。唐达天自《绝路》《一把手》《沙尘暴》等长篇小说问世后，在文学界引起了热切关注。徐兆寿的长篇小说《伟大的生活》《生死相许》《非常日记》《非常情爱》《非常对话》《生于1980》等“非常系列”中，尤以《非常情爱》被专家、评论家和读者看好，通过主人公张维的情爱历程，写出了一类时代骄子的困惑，连同他的诗歌创作在国内特别是在高校引起了强烈反响。201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荒原问道》，以叩问知识分子心路及嬗变命题再次引起文坛注目。陈玉福的“1号系列”长篇小说，可谓反腐力作，受到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并被誉为“一号作家”。雷达先生在陈玉福1号系列长篇新作《1号检察官》研讨会上分析陈玉福小说取得较好发行业绩的原因，指出其关键在于它遇合了当代读者某种潜在的阅读期待。2005年10月八卷本的《陈玉福文集》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他因此成为出版文集的第一位甘肃作家。他的中篇小说集《马莲花》以自己的母亲为原型，塑造了一位倔强刚毅的西部女性形象。在拼打多年之后陈玉福成功转型，进军影视创作，并取得不俗成绩。史生荣兼事中长篇小说创作，其中长篇小说《所谓商人》《所谓教授》等，均是知识分子的心灵写照。其中《所谓教授》与《围城》《桃李》等同类题材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以讽刺、调侃见长，而是侧重对人物蜕变的过程进行不动声色地细致描绘。史生荣更偏爱生活实感的再现，由于对身边生活的谙熟，他的作品总是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这是他作品的长处。这也标志着他在这一题材领域的把握准度和创作标高。他以围城式的戏谑笔法，表达对大学人文精神的滑坡和失落的强烈批判。社会的复杂性已经不能用“好”和“坏”来区分形形色色的人群，大学象牙塔里的教授群体同样也不能简单地这样划分。面对多元化的社会现象，我们需要的是振兴和鼓舞的勇气。现为古浪县文化馆副馆长兼《古浪文苑》主编的张奋武，系甘肃省作协会员，曾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人之初》，这一时期创作的小说《口外》《黄河边上》等作品一度引起甘肃文坛的关注，《冒烟山，冒烟山》曾获省文联及《飞天》“春风杯”短篇小说三等奖。与此同时，2002年，阎世德的报告文学《沙尘暴：千里河西的梦魇》被国家教育部教材编辑室全文收编在全国中学生自读课本。2006年，汪泉的长篇小说《沙尘暴中的深呼吸》以关注生态为命题，受到业界的关注。
马燕山的《天堂向东，兰州向西》以新新闻主义为创作载体，以兰州为背景，青春、前卫、独特，以其富有兰州地方特色的诗性叙述，向读者讲述了离天堂近在咫尺的兰州的风土人情。作品中的主人公群体个个都是生活中的凡夫俗子俗女，社会的多元价值观打破了婚姻“从一而终”的传统观念，人类的部分生存方式随遇而爱、随爱而居，马踏和柳鸣的结合说不上什么实质的爱情，是文学搭起的鹊桥；两人的分手也说不上有恩怨情仇，是凌波仙子似的飘然离去；两人的告别，更是表现出一种愤怒的宽厚和诗意的超脱。刚届不惑之年的燕山自然表现了颇多的感慨，作品突现了宽宏大度、热爱生活、追求真实的人间道理，将悲欢离合寄情作品结构，展现了对都市兰州的赞美和热爱，再现了居住在黄河岸边原始和现代交汇点上的都市人吃羊肉、嚼大蒜、品咖啡、喝啤酒、光脚丫子、谈情说爱、拼命赚钱、追求幸福的积极向上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情趣。
其中，成就和影响较大的当属雪漠及其长篇小说《大漠祭》。
雪漠，原名陈开红，男，甘肃凉州人，生于1963年，中国作协会员，甘肃省文联专业作家，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首届高研班”学员。文学著作有《大漠祭》《猎原》《白虎关》《西夏咒》《西夏的苍狼》《野狐岭》等。曾荣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甘肃省委、省政府和有关部门授予其“甘肃省优秀专家”、“甘肃省领军人才”、“德艺双馨”、“甘肃省拔尖创新人才”等称号。系国家一级作家、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1988年，雪漠发表了中篇小说处女作《长烟落日处》，在省内文坛引起震动，评论家多次撰文予以评价，并获甘肃省第三届优秀作品奖。2000年10月，雪漠用12年心血创作的反映当代凉州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大漠祭》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后，立即在全国引起较大的反响，被新华社、《光明日报》《文汇报》等上百家媒体予以报道或评论，称其是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小说。《大漠祭》出版到今，已获多项荣誉。相对于近年来的西部文坛，《大漠祭》所带来的冲击无疑是强烈的。关于《大漠祭》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文学界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作者以极其真切的情感，惊人的叙事状物的笔力，写出了奇特的西部民风和沉重的生存现实”（《文汇报》）。“这种真正描写西部原生态，又同时具有强烈艺术震撼力的作品太少了”（《上海文学》）。《大漠祭》写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西部，表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切，它不仅有现实意义，而且有历史意义。”“它得力对中国农民精神品质的深刻挖掘”（《光明日报》）。“小说真实地再现了西部大变革前夜农民的痛苦蜕变，反映了他们艰辛的生存境况和执着的人生追求”（《飞天》）。冯牧文学奖评委会则从语言、题材的开掘等方面给予了高度评价：“当文学将相当多的篇幅交给缠绵、温情、伤感、庸常与颓废等情趣时，《大漠祭》那充满生命气息”的文字，对于我们的阅读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冲击力。西部风景的粗砺与苍茫，西部文化的源远流长，西部生活的原始与纯朴，以及这一切所造成的特有的西部性格、西部情感和它们的表达方式，都意味着中国文学还有着广阔而丰富的资源有待开发。作者关注的不仅是西部人的生存方式，他还想通过对西部的特殊生活与境况的描绘，体会与揭示人类生存的基本状态。在当下文学叙述腔调日益趋于一致之时，其语言风格和特色显得更为鲜明。短促有力、富于动感的句式，质朴而含义深厚的西部方言以及西部人简练而直率的言说方式，使我们获得了一种新的审美感受。
《大漠祭》是凉州文化浸润下的雪漠的一次创作爆发，它裹挟着凉州人生活独有的泥土清香，渗透了作家强烈的忧患意识，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关注着弱势群体，表达了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应有的胸襟，也叙写了一段真实的历史。正如作者所说：“我只是想平平静静地告诉人们，在某个历史时期，有一群西部农民曾经这样活着，曾这样很艰辛、很无奈、很坦然地活着。”
《大漠祭》以其朴实的生活气息、呼之欲出的人物、鲜活的生活场景、个性化的语言，显示出作者深厚的生活底蕴，也向世人展示了武威奇异独特的人情风貌。就这一点而言，《大漠祭》是武威乃至甘肃文学创作的一个标高，也是创作者本人的一个标高。雪漠其后又创作了另两部长篇小说《猎原》和《白虎关》，其中《猎原》虽然在思想容量与艺术架构之间有距离，故事性的弱化和对细腻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描写，也有不尽人意之处，也就是说在作者艺术追求与实际的艺术结果之间存在着差距。但是，《猎原》是一部特殊的“生态小说”，它创造性地正面描写和思索着人置身其间的自然生物链的问题，小说思考的问题是西部的，也是中国的，人类的。这触及到自然伦理问题、生命伦理问题等，因而它是继《大漠祭》之后作者新的重要成果，也是甘肃近年长篇小说的厚重之作。
雪漠的文学创作由中篇小说入道并引起文坛关注，成名走红于长篇小说《大漠祭》，兼事散文、诗歌和短篇小说。散文的哲理思辨意味较强，很有可读性，自成风格。其短篇小说如《新疆爷》《掘坟》《丈夫》《沙娃》《青龙煞》《美丽》等，从中可以看出他对现实与人生的把握在逐渐深化。
2014年，雪漠又以长篇小说《野狐岭》驰誉文坛，使评论家惊呼：雪漠又回到了严肃文学创作的前沿。这部小说又一次展现了他的创作特色，获得了文学界的广泛认同。
斗转星移，声名鹊起的诸多武威籍作家逐渐离开了武威，但依旧坚守本土创作的作家群，并没有因此而止步，他们在努力地修持，坚韧地探索，严肃地思考，认真地创作，在省内外文学期刊或各种载体上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创造着其属于自己的辉煌。
二，坚守在武威本土创作的作家群。
在谈到“坚守”与武威“本土”这两个词时，我们不得不涉及武威文学的本土性。本土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武威的文学创作者在精神内质上的倾向和态度，同时也决定了武威创作者在创作上的追求和对待整个时代的灵敏度。
说到本土性，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本土历史、本土现状和本土地域生活情态在创作者身上的反映。这在一定程度上说，它是赋予武威创作者身上的命运性的、恒定性的一个特性，是武威创作者向外发问并关照命运的家园性基础，而且几乎所有的武威作家都是在这个命运的本土性上面对创作的。
作为武威的创作者——不管他是不是武威人，当他在武威这片热土上创作时，也遑论他在武威生活过、或从武威走出去、或仍然坚守在武威、或承认不承认自己是武威人，他就被赋予了武威的本土性，就被赋予了对精神和灵魂的庄重态度。对于本土性他无法回避，对精神诉说的要求，他也无法回避，因此，纵观这一时期武威的文学作品，它们共同的特点就在于始终不渝地进行命定的职责，这个职责就是在精神性上表述生存的诸多境遇。文学发展到今天，当中国其他地域的作家们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平面化、功利化写作，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私人化价值写作时，武威的创作者们依然延续着精神性写作的态度，依然在本土性的诉说要求下思考人的命运问题，依然在精神轨迹上向前迈进。可以说，与其他地域的作家们相比，这些特点是武威作家们令人瞩目之处，也是武威作家们存在的价值所在。
新世纪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机遇。武威文坛在经历了一度时期的沉寂后，终于在新世纪前后再度潮起，并蔚为壮观，很值得关注。近年来，不但从武威这块热土上走出去的一些作家们，在全省乃至全国闹得红红火火，而且一些仍然坚守在武威本土的作家们，由于武威市大文化环境和文学氛围的和谐，造就出了一批有着执着文学追求和极大创作潜力的、极少因循守旧和历史重负的文学新军，并逐渐打造出一道亮丽的文坛风景线。
武威文学创作拥有着老中青三代作家，在他们的不懈追求和共同努力下，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年来坚守在武威热土上但已经崛起的武威文学“新军”，涵盖了各种社会职业，且实力雄厚，势头强劲。他们的创作领域涉及诗歌、散文、小说和文学评论等各种体裁。无论是深入历史、关注现实，还是描述人生、叩问灵魂、关照生命个体，都能够给以文化哲学情感意义上的深度的艺术开掘。
没有脊梁的山显不出高大。曹永建、许开祯、李学辉、谢荣胜、曾继伟、冯天民、靳万龙、宋振林、刘梅花、李林山、赵旭峰、杨若冰、齐鸿天、吴子胜、王相山、姜有成、杨先、陆荣、李雷、韦瑛、叶祥元、张奋武、王生福、王更登加、车才华、杜生祯、李发玉、徐永盛、马付文、唐仪天、沈炜道、赵文珺、樊海霞、罗宗鹏、陈念祖、于文华、贾雪莲、徐芳凝、王秀梅、梅里·雪、李英、陈昌、刘新吾、秦不渝、孙武祖、丁皎年、杨玉鹏、马彩霞、董堂寿等作家、诗人们的勤奋努力和不懈追求，为武威文坛也为他们自己赢得了声名，成为武威文学的中坚力量。正是因为这些有实力的中坚力量的矢志追索和依托《西凉文学》培养起来的大批爱好者的孜孜耕耘，才使得整个武威文坛风生水起，云蒸霞蔚。
（一）、许开祯：走出“深宅”天地宽
许开祯，生于1966年，甘肃省文学院签约作家，曾做过政府秘书、乡企厂长，后担任某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副总经理。于事业顶峰时辞去公职，进寺院修行一年。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大量诗歌及文学评论。90年代初以老开为笔名在《甘肃日报》《文友》《深圳青年》《中国商报》等报刊发表青春流浪散文《流浪苦旅》约计30余万字，赢得反响。2002年辞去公职，在家专事写作。已出版长篇小说有《市委班子》《政法书记》《打黑》《打黑2》《省委班子》《省委班子2》《女市长之非常关系》《黑手》《大兵团》《女县长》《堕落门》《问责》《深宅活寡》《凉州往事》《人大代表》《拿下》《跑动》《实习书记》《县委班子》《高位过招》等20余部具有影响力的小说。2005年起，陆续在《飞天》《西部》《长江文艺》《时代文学》等国内期刊发表《家诗》《羊下城纪事》《石街》等中短篇小说30余篇（部）。2007年底入选新浪年度盛典网络新锐作家。多次荣登专家推荐排行榜、读者推荐排行榜、畅销排行榜，并有中短篇小说在新浪、小说阅读网等网站获奖。以同性恋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六月二十一号的真实生活》被多家网站转载。2011年，许开祯凭借190万元的年度版税收入，荣登“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22名，引发广泛关注。
天生的悲悯情怀和宏大的叙事结构是其作品的重要特征。2006年，他潜心创作的长篇小说《深宅活寡》出版发行，一经亮相，即被文坛关注，并引起极大反响，好评如潮。同年，他的第二部长篇《政法书记》出版发行，进而奠定他国内官场文学代表性作家地位。随后，他采取集束式的方式，至今已连续创作出版《凉州往事》等20多部长篇小说，其中《凉州往事》被改编为多集电视连续剧在中央台等隆重播演。其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结构紧凑、语言精炼，故事情节引人入胜，人物形象典型鲜明，从作品中能看出作家的睿智和大家风范，以其厚重的文学功底和扎实的生活基础，赢得市场与文学界的双重认可，做到了“畅销”与“品位”双赢，形成了独特的“许开祯”现象。
著名作家、评论家马步升在“武威文学启示录”中论及“许开祯现象”时说：“……在小说创作方面，许开祯和秦不渝的另类崛起，不仅对武威文学，对整个甘肃文学，也许都有着启示作用。许开祯以写作官场小说为人所知。这是被文学界归类为类型化写作的一种写作潮流，一旦被贴上这种标签，便意味着文学价值不大。其实，以题材、体裁，或文学趣味，来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尺，本身便是有违文学之道的，我们不能把目光盯在一个作者在写什么，而要看其如何写，写的如何。官场小说拥有比传统小说更为庞大的读者群，而许开祯的作品以其卓越的可读性，在国内文学市场上，一再走上发行排行榜，本人也成为甘肃登上国内作家收入排行榜第一人。”
（二）、李学辉：缀补文化和精神之洞的“补丁”
李学辉，笔名补丁，现任武威市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市作协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一届高研班学员，甘肃小说八骏之一。出版短篇小说集《1973年的三升谷子》《绝看》《李学辉的小说》等。有70余篇小说发表于《中国作家》《北京文学》《钟山》《飞天》《西部》等刊物，《故乡三题》《麦女》《糊太阳》等被《小说月报》选载和参加全国名家小说联展，并入选各种选本，获敦煌文艺奖、黄河文学奖、梁斌文学奖、《飞天》十年文学奖等奖项20余次。长篇小说《末代紧皮手》出版后，业界好评如潮。《文艺报》《文学报》《长篇小说选刊》《小说评论》《作品争鸣》、中国作家网等连续推出评介文章达40余篇，被《兰州晚报》《新边塞》等报刊连载。入围2010年《当代》最佳长篇小说，入围第八届茅奖，书法小楷手抄本被业界称为“中国当代文坛奇迹”，被陕西师大文学院译为英文本，并被评论家、编辑家推荐为2011年年度图书。业界称《末代紧皮手》“为西部文学增加了一部重量级作品，为当代中国文学长廊增添了一个新的文学形象——紧皮手余土地”。
获奖状况：
1999年4月，《乡村无梁祝》(短篇小说)获”华浦杯”甘肃省短篇小说大赛二等奖；
2005年12月，《故乡三题》(短篇小说)获《飞天》（1996－2005）十年文学奖；
2006年12月，《故乡三题》(短篇小说)获甘肃省第五届敦煌文艺奖二等奖；
2007年1月，《1972年的几个片断》（散文）获《飞天》全国诗歌散文大赛一等奖；
2009年12月，《绝看》（中短篇小说集）获第三届甘肃黄河文学奖二等奖；
2011年2月，长篇小说《末代紧皮手》入围《当代》年度最佳长篇小说；
2011年8月，长篇小说《末代紧皮手》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2011年10月28日，短篇小说《麦婚》获天津梁斌文学奖二等奖；
2012年5月，长篇小说《末代紧皮手》获第四届甘肃黄河文学奖一等奖；
2012年6月，长篇小说《末代紧皮手》获《芳草》第三届汉语文学女评委奖最佳叙事奖；
2013年3月，长篇小说《末代紧皮手》获甘肃省第七届敦煌文艺奖二等奖；
2013年6月，《麻雀飞翔》（中篇小说）《麦女》（短篇小说）获《剑南文学》好作品二等奖。
1、全力以赴创办《西凉文学》
李学辉对甘肃文学的贡献，是15年来苦心孤诣地促动武威文学的发展，催生了甘肃文坛中的“武威文学现象”；其次，他以创作土性、独异、孤绝的文学形象引起文坛的重视。一手拉武威文学战车团队艰难前行，一手以缓慢的叙述和一年写一两个短篇小说的姿态跋涉文坛，这在甘肃的小说创作阵容中，是较为独特的。
甘肃省社科院文研所所长，著名作家、评论家马步升曾这样记述：”李学辉……是在文革瘟疫大蔓延那年降临凉州大地的，走上文学的路似乎也晚我几年。但，他却是我喜欢的一个作家，一个朋友。老实说，我有些敬仰他。倒不是说他的文学成就以截止当下而论，高的让我非敬仰不可，或是在他的人格修为面前，我做过什么值得自惭行秽的事。但确实，我对他，有着毫不掩饰的喜欢，还有些不由自主的敬仰……几年前，我参加一个团前去考察凉州文化建设……李学辉代表文学界汇报工作后，一位前辈作家动情地说，听听啊，同志们，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当作家。我也有同感，我补充说，是啊，我们拿着不菲的工资，住在宽敞的房间里，不用坐班，写出的作品，无论好坏，一般都不愁发表，可我们干了些什么呢？”马步升所指的，是李学辉全力以赴创办武威文学刊物《西凉文学》。
具体地讲，《西凉文学》已经耗费了他15年的时光，这在省内外反响较大。从1999年创刊到现在，《西凉文学》是武威文学发展的见证。正是有了这个载体，武威文学才有了凝聚力，也有了展示的平台和交流的窗口，武威文学创作也在甘肃受到更多的重视。而作为幕后台前的组织者和耕耘者，李学辉可以说是“呕心沥血”，其“行为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而由衷地产生感叹”(《北京文学》原社长章德宁)，并且“代表了一种文学的良心，我们可以发一篇轰动全国的作品，但我们无法做到李学辉数年来的那种奉献，从他身上，我们总是能感到一种坚毅和对文学的信心”(著名作家马步升)。
经历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思想开放及文学艺术辉煌时期的人们都知道，武威原本是有一本文学刊物《红柳》的，后来因故被吊销了刊号而停刊。《红柳》一停，武威的大批作者顿失家园。几年过去，实力不薄的武威作者队伍几临溃散。要述及新时期、特别是近15年来武威文学的发展、繁荣和取得的成绩，就“不能不提《西凉文学》。这是一份文学内刊，内刊对于一个已经完成文学原始积累，或者已经取得一定文学成绩的作者来说，也许可有可无，但是，对于尚处在文学的原始积累阶段的作者，一个地方的文学内刊，说有多么重要都不过分。一炮走红，出手便敲开全省乃至全国文学大门的作者固然有，但这只是个案，而非惯例。大量的作者都是从本土起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向远方。如此，地方文学内刊便如同一个作者的实验室和加油站，本土作者在这里获得展示自己文学能力的机会，树立了踏上漫漫文学之旅的信心”（著名作家、评论家马步升）。《红柳》停刊后的武威文学情状，令时为《武威日报》广告科科长的李学辉有了痛心疾首的悲哀。其时，要从个人利益出发，他以自身在文学上厚实的修为和造诣，在省级以上的文学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已非难事，他是报社记者，生活也没问题。但他不忍看到武威的作家队伍风飘云散，便撑头办起了《西凉文学》。刊物一经面世，即归拢了流散的文学队伍，团结、发现、培养了大批创作者，搭建了一个良好的文学平台，使他们一个个浮出文学创作层面，并走出武威，走向更广阔的外界。因而，《西凉文学》不仅成为武威的一张名片，还使其影响波及全省，甚至为全国的一些文学圈内人士知晓并赞赏有加。《西凉文学》创刊十余年来，扎根武威大地，以培养扶持本土作者为己任，既改良了本土文学土壤，又团结培育了本土文学队伍，使得一个个本土作者从这里出发而走向远方。如何办好地方文学刊物，这也是武威文学给甘肃文学提供的一个有益启示。”（著名作家、评论家马步升）
不仅如此，李学辉还不遗余力地归拢和整合武威作家队伍，健全作协机构，召开各类作品研讨会，举办文学培训班，建立作协创作基地，培养和举荐文学新人新作，使武威文学走上了发展繁荣的快车道。
2、创作概览
○无奇不传的短篇小说集《1973年的三升谷子》——以微介人物来展示人性的荒诞和尊严
该小说集收录了作家自上世纪90年代从事文学创作以来至2005年这一时期的22个短篇小说，共有三辑组成：《挂在麦穗上的忧伤》《种进田野里的愁绪》和《渗进粉笔中的幽歌》。著名作家、评论家马步升在该集序言里中肯评介其作品云：“补丁的小说是有根的，至少有三条根：一条是生活之根，这根深扎于凉州大地的父老乡亲那里，补丁在他们身上获得了太多的无奈、失望，乃至绝望，他们的麻木，他们的势利，他们的盲从，他们心灵的阴暗，乃至残忍，同时，他又在他们身上吸纳了太多的忧伤，太多的旷达，太多的智慧，还有太多的良善行为和悲悯情怀；一条是文化之根……凉州文化博大精深，又包袱沉重，补丁对凉州文化的热爱达到了偏执的程度，他向来以凉州文化的传人自许，并且，把经自己之手使其重塑辉煌和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作为个人终身的追求。这就需要施为者足够的理性。补丁对本土文化爱之弥切，他将这种文化情感诉诸于日常工作和言行中，鼓吹之，阐扬之，掘地三尺，不遗余力。同时，他对这种文化经过漫长运行所堆积起来的杂质，以及由此塑造而成的一种地域精神病相，比如，妄自尊大、随遇而安、以邻为壑、灵肉分裂，等等，深恶痛绝，责之切，咬牙切齿，恨之深，不共戴天。而他往往选择小说来承载这种情感。另一条根，便是作者的魂魄皈依之地。补丁的文化视野是宽广的，也是驳杂的，他恨不能给已经湮没的优秀的凉州文化吹一口气，使其一夜之间起死回生，为当下所用，他也企图将当下的一切精英文化，一巴掌刨回来，以收激活凉州文化之奇效……现代人失去了家园，变成了无根的飘萍，前路茫茫，回头无岸，进退无据，有地栖身，无处安魂。补丁认定了凉州，安身于此，立命于此，他便是凉州大地上的一块补丁……他踏实，有依着，有坚守，进一步，是无始无终的天空，退一步，是无边无际的大地。补丁把自身当做一块补丁，牢牢地缝补在凉州大地破裂之处，还嫌不够，在他的概念中，一个地域必须实现了物质和精神的高度契合，才是一种理想之境。他的肉身充其量只可弥合一处破洞，他也知道，这只是一种姿态，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个人操守，百十斤血肉能有什么作为呀。人最大的资源在于精神，于是，物质的补丁只有一块，只可苫护一方有限的天地，而精神的补丁却可以有很多块，每一块又可同时苫护更广大的天地。明乎此，物质的补丁便精心编织了大量的精神的补丁，一片片贴于凉州大地，一片片贴于凉州人的心头。这便是补丁的小说，以数十篇结集而成的，名之为《1973年的三升谷子》的小说集。翰墨飘香处，荒寒的凉州，天空与大地破绽处处，人的灵魂碎片比比，然而，物质有破绽，必有能工巧匠出来施展手段，精神上的一处处缺漏，本身就是对屠龙手的一声声温暖的召唤啊。”著名诗人、《飞天》主编马青山在评价补丁的文学创作时认为：“……在数量积累的同时，质的方面也始终保持着潜滋暗长的态势……他多的是人群中干事的劲头……给我以乡土的韵味，他用朴素的文字，吐抒着生活的热望和悲辛。”
评论家、《飞天》原理论编辑室主任辛晓玲，曾以《夺目的补丁》为题，高度评价补丁近年来的小说创作：补丁的创作，确实是一些非他莫属的东西。这些东西沉着、冷静，且不乏犀利。它们从容地以“补丁”的形象，完善着小说创作的某些方面。补丁的作品，偏重于披示灰色的生存状态……西部令人焦灼的生存状态，正是他关注的焦点。为此，他给自己的作品设定了几个特殊的环境，比如巴子营，比如大杈河，比如原庙中学……补丁的书写，往往凸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对现实的关切，二是写意笔法对现实内容的提升。补丁异常清醒，他认真地写历史与现实交汇点上的西部。当然，他写的是一些绝小的人，绝小的事，可正是从这些尘芥般的人和事中，我们感受到了暗流般涌动的生命的活力。西部异常恶劣的自然环境，也时时从补丁的作品中，弥散出劣质烤烟呛人的气息……首先，补丁的作品通过对人物灵魂的关照，完成了对原生态的肉身的超越……经过补丁处理之后……注入精神的灵光，一件粗陋的生活小事，顿然拥有了哲学的高度。它让读者看到：什么才是人类最本质的生存信念。补丁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拥有这样的特质。在小说技法方面，补丁有意避开了琐屑繁冗的铺陈笔墨，而且看似随意地采用了水墨点染技法。比如，《错位·原庙》写到寻常生活的枯燥、平庸与暧昧，作者只选取一个象征性细节：大家争相去坐、去摸女教师的凳子，从中获取刺激与快感。细微之处，足见作者用功之深，足见他对自然主义描写方式的回避。由于拥有承担现实的品格，从补丁小说中，我们不难触摸到文人应有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自我批判，社会批判)。而较为个性的创作笔法，亦使补丁完成了对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余温尚存的所谓“新写实”的超越……确立一种精神向度，构筑某种艺术理想——不管它属于个体生命，还是属于整个社会。阅读补丁的小说，我们总能触摸到这种精神的质地。可以说，补丁在尝试着为读者提供一种纯粹的东西，不管是爱，是恨，是美，还是丑。补丁总是不厌其烦地，抒写着那些西部大地上衍生的苦难，他更不厌其烦地寻找着诱发这些苦难的原因。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已经远逝的时代的背影：贫穷与信仰交织，狂热和绝望并存。这样一个背景，如同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了补丁绝大部分作品。在沉重得令人窒息的氛围中，生命的展开和叙述的展开同样艰难。可是，作为读者，我们却没有因为这种艰难而逃离。我们坚持阅读，有时还流泪。因为，时代的错误，烘托出的是人性的纯洁，是生命的高贵；苦难，因此被赋予悲壮的色彩。为了净化一个错误，或者说，为了净化自己赖以生存的信仰，红婆交出了自己16岁的孙子红剩；贫协代表王老五，则和红剩一样，交出了自己的生命(《正步走过“大寨田”》)。公社书记罗开会，和社员一起春种，一起修坝，最终却因劳累过度，突然倒毙，以致成了一位“种到田野里的书记”。瞎弦艺人大风雪中激越的弹唱，居然能在人毙弦绝之际，唤醒蒙昧的情敌一生的良知(《故乡三题》)……品味着苦涩，却品出了清香；体验着伤痛，却体验出了感动……无论现实多荒杂，生命多苍茫，这清香是真实的，这感动是纯净的，这是一些现实中的我们暗自向往，却一直未曾拥有的真与纯。雷达先生曾将文学的这种品质定义为艺术的“诗意”。他认为，“这种诗意来自超越的渴望，坚实的自信，高贵的理性对存在的无畏的谛视。它不躲避血与污秽，却能从血与污秽中升华”(《小说进入新世纪》)。补丁小说对精神建构的追求由来已久，只是在最近的小说如《故乡三题》中，才有了新的突破。这种突破与当前某些创作现象的不谋而合，亦令人欣慰……补丁为巴子营、为大杈河村最普通的农夫，为那些最偏远地方的最平凡的人，编织着一条精神的围巾，一条性灵的围巾。这“梦想的温度”(杨献平诗)，足以帮助他们抵御生活的苍凉与无奈。正是因为拥有了精神的向度，补丁作品中那些寻常的生命，才会由极度的黯淡，经由极度的坚韧，走向极度的绚烂。补丁小说震撼人心之处，正在于此。我经常认为，传奇是曾经的边塞精神在河西大地最后的遗响。它总是像性灵的闪电，像来自天外的弦音，在河西作者的作品中，决绝地爆发，又决绝地消逝。身居边塞诗的故乡，补丁的创作，与这种隐而不露的创作潜流暗暗吻合。我们所说的传奇是真实与幻奇的统一。传奇必须拥有最平朴、最真实的生活基础。补丁的作品感人，就因为他在努力地“写真实”。他写西部人最本真的生存状态，从喜怒哀乐，到爱恨情仇。例如乡村生活对浪漫爱情的剥蚀(《乡村无梁祝》)，例如西路红军战士关键时刻的舍“身”忘“死”(《正步走过“大寨田”》)。这一切于读者，是真切可触的。但是，过于平淡的陈述，容易导致艺术意味的流失。于是我们看到，为了看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了给自己暗恋的姑娘腾个位子，农村青年徐德摔瞎了眼。可是，当他真正有机会和姑娘结合，当他真正看过《梁祝》，他却放弃了心中的爱情。残酷的现实，蹂躏、背叛了本该属于寻常人生的浪漫。但徐德却用行动，演绎了一段现实中的传奇。这传奇所饱含的悲情色彩，尤其令人心碎、心酸。流落民间的女红军，在面对弥留之际的战士时，坦然地解开衣服，开始了自己一生一世绝无仅有的“灵肉结合”，因为她要给革命留下“种子”。于是，荒谬不再是荒谬，情色不再是情色。这种对“耳目中之奇奇怪怪”的抒写，恰恰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传奇虽立足于真实，但是，“无奇不传”，没有凝炼独特的情节或细节，传奇是不成立的。让文学化的传奇，在爱恨情仇中自由出入；用传奇编织无法把握的生命之梦，通过传奇，托起理想之舟……事实上，这样的创作尝试，在补丁和其他许多作家的作品中，并不罕见。
○冷峻蕴藉的中短篇小说集《绝看》——在坚实与缓慢地抒写中打造新的西部乡土传奇
《绝看》是李学辉继2005年第一部短篇小说集《1973年的三升谷子》出版后的又一部中短篇小说集，由作家出版社推出。该小说集收录了作者从2005年6月—2008年4月间发表于《飞天》《朔方》《时代文学》《佛山文艺》等多家省内外刊物发表的10篇小说，小说多取材于作者熟悉的农村及教育题材，从一个个截面展示了在一个特定年代的众生相。《棉花》中的余家祖宗三代对棉花的敬畏，《爷爷的爱情》中的爷爷对爱情的诠释，《老润》中老润对女人的态度，《一九七四年的汉奸》中麻六因为病中的母亲讨块西瓜甘愿申请“汉奸”的帽子，《一九七八年的“叛徒”》中刘云彪因被他人戏称叛徒的经历等，无一不引人在捧腹后陷入深深的反思。著名青年评论家杨光祖曾在《文艺报》撰文称“补丁的小说冷峻、蕴藉，《爷爷的爱情》《老润和他的三个女人》都是优秀之作。他的写作缓慢而坚实，没有浮澡与喧哗……”在读完《狗事》等小说后，杨光祖称：“《狗事》写得真好”。
短篇小说一向是李学辉执着坚守的一种文学体裁，在坚持不辍的追求中，他写得很慢，像《狗事》《晰蜴》等篇，连续五易其稿，力争使小说更为简约，更能传神地表达。甘肃省作协原驻会副主席、以《喊会》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著名作家柏原说：“李学辉是甘肃上世纪90年代涌现出的重要小说作者，以短篇小说体裁见长，追求创作的高品位。”有关专家、学者认为，在甘肃乡土小说中，李学辉所创造的巴子营村系列小说，凝聚了对历史和农民的独特体验、独特思考，他不追求密实的细节真实，倾向于简笔画式的写意表现，追求黑色幽默效果，形成冷峻、坚硬、蕴籍的风格，在甘肃作家中独树一帜。著名评论家陈德宏这样说：“补丁的小说‘弥漫着的忧伤无不闪射着作品的深厚底蕴’。”
如果说李学辉2005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1973年的三升谷子》代表了他创作的独特思考，那么《绝看》的出版，则标志着李学辉创作的日臻成熟，以及他独异创作风格的形成：（1）作品偏重于披示灰色的生存状态，凸现两个特点：一是对现实的关切，二是通过写意的笔法对现实内容加以提升。关注现实，是作家创作的前提，也是文学的前提，是作家存在的意义，也是创作的主要指向。李学辉自觉地通过对人物灵魂的关照，完成对原生态肉身的超越。他的笔下没有“英雄”，没有伟人，没有“惊天动地”或“影响历史走向”的大事件，写的都是一些“绝小的人”、“绝小的事”，可正是通过对这些尘芥般的人和事的叙写和“立传”，写出了西部暗流般涌动的生命的活力，写出了西部异常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弥散出的一种劣质烟沫子的呛人气息。（2）他的创作沉着、冷静且不乏犀利，冷峻、荒寒又蕴藉旷远，弥漫着的忧伤无不闪射着作品的深厚底蕴。其写作缓慢而坚实，没有浮躁与喧哗。（3）传奇，是曾经的边塞精神在河西大地最后的遗响。它总是像性灵的闪电，像来自天外的弦音，在河西作家的作品中决绝地爆发。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小说的精髓与特质，传奇，也是驮负着精神梦想的最好载体。李学辉身处武威，身居边塞诗的故乡，他的创作自然与这种隐而不露的传奇创作潜流有相吻合的地方，但他的传奇又绝不是猎奇，相较于猎奇，他的传奇少了一些自然主义的描写，而多了一些精神的质地，使传奇具有更多的某种理性、理想的特质。因而，他使文学化的传奇，在爱恨情仇中自由出入，用传奇编织了无法把握的生命之梦，托起了理想之舟，他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尝试与探索。（4）善于抓住一、二细节，用小写意技法来谋篇布局。（5）“补丁（李学辉）常以悲凉的情怀迎受生活，感悟人生，关注和思考形形色色的小人物的命运”（《飞天》主编马青山语）。
○奇崛智性地纯精神性抒写：《李学辉的小说》
在一个很物质的时代，文学有可能像一个民族的血液一样奔腾潜流，但绝对不会消失。这应该是一个铁的定律。在“甘肃文学八骏”还没有出现之前，有论者说甘肃文学已接近当代中国文学的临界点，那么“甘肃文学八骏”的奔腾而出，则标志着甘肃文学已驰越了这一困扰几代甘肃作家文学理想的精神焦虑。这一成果，显示了甘肃文学在全省文化建设中的强大力量和重要位置。因此，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在21世纪初甘肃的文化发展进程中，文学一直活着，作家始终坚守，并为甘肃乃至中国的社会发展创作了一份积极的正能量。无需讳言，这应该是甘肃宣传文化战线和广大作家们引以为自豪的事情。在2012年推出第三届“甘肃小说八骏”时，李学辉成为“小说八骏”之一的人选。作为《文学陇军八骏精品典藏》丛书之一，《李学辉的小说》2014年出版。该小说集收录了陆续发表于《中国作家》《钟山》《北京文学》等刊物的作品十余篇，包括《麦婚》《麦女》《脖子》《汉奸河》《女婿》等曾被《小说月报》等全国知名刊物转载并引起诸多好评的力作。这些作品持续了作家冷峻奇崛而又蕴藉智性的创作风格。
李学辉在谈到自己这种智性的文学创作时如是说：我的创作基本以短篇小说为主，我立定将“短篇小说创作进行到底”，也一直想写点真正能属于自己的有精神质地的东西。因而我写得很慢。即便是短篇小说，我每年写的也不多，一个万把字短篇小说的构思、创作、定稿周期可能达2—3年。从下笔开始，到最终定稿，最快的时间，一个短篇也需8个多月。有时，一个短篇小说的开头要耗去我半月和一个月的时间，到定稿时，我会读着校对，推敲句子的音律或韵味。作为一个抒写者，我思考的不仅是题材，也竭力想找寻属于自己的语感。选到集子中的14个中短篇，时间跨度为20多年。这不是标准，而是体现我思考与追求的轨迹。按原甘肃省委党校教授、著名评论家杨光祖的定位，我写的是土性的小说。万物土中生，人离不开土地。有关于土地的种种，很多，我一直在思考人与土地的命运关系。社会的快节奏发展，使土地没有了惯常的状态，一切都在变数之外。即使祖祖辈辈依附在土地上的农民，也擦掉泥脚，走入了城市或他们不该也不好依存的地方，这样就出现了介于城市与农村的第三种人群。这群人一脱根，文化表皮与灵魂便游荡于自身的躯壳之外。就像小小的草芥，离开其生存的环境与土壤，它们会变得无所适从。让这样一群人中的个体进入小说，我沿着根须出发探寻，突然发觉有许多东西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在经过思考之后，我试图将这些东西与当下进行对接，这样，就有了《麦婚》《麦女》《打春牛》等一批小说，这样题材的小说我还会陆续写，这就扯出了另一个话题，即根植于民俗的对应创作。民俗的消亡或弱化，让打了标签的农民和农村变得不伦不类，当我手捏一撮从故乡土地上抓起的土，丢一点在茶杯中，冲入喉咙里的总是一股苦涩。尽管“涩”，但还是具有农村的味道。我追求的就是这种味道。按施战军老师的说法，我追求的是小说的“它自己”，也就是小说独特的选材。
选入该作品集中的《麦婚》，就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短篇小说佳构，具有深厚的中国特色、鲜明的西部风格、浓郁的乡村情结，蕴涵着作者对随时代变迁而逐渐消失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深层思考、深切依恋与真情呼唤，旨在反映当代农村婚姻在城镇化和诸多因素促动的喧嚣中还能守望一抹清凉的困境，以及“规则”散失的缺憾。在当下绝大多数乡土小说“精神雷同”的情况下，该作执着开掘，展示了乡土小说不断发展的可能性，有较强的时代意义。
李学辉苦心经营短篇小说20余年，对短篇小说写作具有虔诚般地膜拜情结。在《麦婚》中，作者以独特的视角，描摹了一种文化传统和文化心态。小说通篇以“麦子”为主线，讲述了巴子营农民王世厚为在外打工的儿子王奋发操办婚事的全过程。在王世厚的观念中，“娶个女人是一辈子的事，我们把事做瓷实，婚姻才牢靠呢”，因此，从上一年的小雪到次年农历六月，他一直都在“瓷实”地努力着：选晒婚麦，备捂麦被，选麦婚地，磨送婚面，回玉麦，种婚麦，擀毡赶雨，喝麦水，完麦婚。他坚信，无论“世道怎么变，老祖宗传下的东西还得讲究”。这些“讲究”，正是中国西部传统民俗文化的基石，是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是社会的规范体系。通过这样的一系列讲究，以致小说结尾时，新郎奋发和新娘金莲“选择麦婚，起初也很抵触，睡到这里，才觉出了好处”。作者把这些过程既作为小说中的一种文化背景，又作为一个个令人记忆深刻的细节进行描写，先后串连，从而构建了一个精巧而完整的故事，一块与商业社会气氛迥然不同的净地。这些细节，如麦香般浓郁弥散，“裹着一种乡村固有的质朴，一种原始的冲动，一种催人亢奋的力量”，新鲜而生动，真实而绵密，凸现出了立体感的人物形象，以地域民俗文化的书写丰富了小说的色彩和意蕴，而隐喻的效果亦深藏其间。同时也展示了这篇小说特有的个性和风格，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麦婚》较之于时下众多乡土小说的优点，还表现在它通过对一场与婚事相关的人、事的刻画与摹状，记录了人们或多或少淡忘了的那些曾经伴随我们的民风民俗。作者在小说中展现出的这一特征，继承了一些前辈文学大师的脉风，对保存优秀的传统民俗文化极有裨益，这也是该作品及其作者对当代短篇小说文本和内容的丰富、探索以及贡献。
李学辉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实践，对他后来长篇小说的创作积累了丰厚的经验。
○奇异、新鲜、高妙的长篇小说《末代紧皮手》
1990年代初期的《白鹿原》，开启了重构乡土中国的叙事潮流，李学辉的《末代紧皮手》是其后不可忽视的一部优秀之作。《末代紧皮手》所提及的“紧皮”，是甘肃西凉的特有民俗。它源于中国古代的土地崇拜和土地信仰，也是农耕文明的突出表现。“紧皮”作为一种习俗，显示了特定的文化心态：只有鞭打土地，给土地以武力威胁，土地才能不偷懒，作物才能丰产。它也表明，只有鞭打土地，农民才能敬畏土地。紧皮手就是承担给土地紧皮责任的人。被挑选为紧皮手的男子，经过“激水”、“拍皮”、“入庙”、“挨鞭”、“改名”等程序，才能正式成为一名紧皮手。紧皮手承担着紧皮重任，受村人供养，没有紧皮任务时段，紧皮手吃住在凉州城里。虽然享受供养，但是，紧皮手也许多禁忌，比如，不能结婚不能碰女人不能洗澡(只能在雨天、雪天洗天澡)。给土地紧皮时，紧皮手要鞭鞭有力，全村的土地要一气呵成地紧完。紧皮手所承担的是极为繁重的体力劳动，所以历代紧皮手寿命都不长。《末代紧皮手》的叙述从1940年代开始。巴子营村第28代紧皮手过世，挑选第29代紧皮手成为巴子营村主事何三最重要的工作。经过挑选，余大喜成为第29代紧皮手，按照习俗更名为余土地。但是，与前代紧皮手命运不同的是，余土地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代性力量已经侵入到传统乡土社会。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随后，巴子营也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迅速地转入到新的历史阶段。“土改”、“互助组”、“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等带有极强政治色彩的词汇所代表的激进现代化，无可避免地侵入传统的巴子营村。在强大的政治运动威力下，巴子营村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何三被迫自杀，余土地作为被供养的紧皮手，被划为地主。余土地和何三的女儿菊花、王秋艳，一起组织了互助组。文化大革命来临，巴子营村也被席卷。从表面上看，巴子营村已经被激进现代性所裹挟。但是，政治运动对于中国乡村的改变，毕竟只是表面现象，传统中国农村的内在精神并没有消失。作为中国乡土社会象征的紧皮手，仍然在巴子营村延续着强有力的生命。余土地恪守历代紧皮手的规矩，不管社会风云如何变幻，余土地总是按时给土地紧皮。而巴子营的乡亲们仍然一如既往地采取多种方式“供养”余土地，对他采取“明斗暗保”。作为乡村外来政治力量的代言人，袁皮鞋，也就是后来的袁主任，是企图以现代性秩序来改造巴子营村的代表。于是，《末代紧皮手》在以袁主任为代表的改造乡村的现代性力量与代表传统乡村秩序的余土地之间，形成了紧张的二元对立结构，展开了现代性力量与传统乡村之间的角力。袁主任是现代性的代言人，在巴子营村，他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当代中国现代性改造运动，企图改造巴子营村。他把余土地当做是封建余孽来斗争，他甚至动用国家力量，来监视余土地防止他去给土地紧皮，他甚至没收余土地紧皮的龙鞭，摧毁巴子营村的土地庙。但是，余土地和巴子营村村民们仍然坚持着“紧皮”的规矩。余土地仍然一如既往地按照传统“紧皮”程序、规则，给土地紧皮。而巴子营村的村民们仍然采取多种方式“供养”着余土地。在分掉地主何三土地后的第一个收获季节，村民们把最好的小麦装进口袋，一袋袋地扔进余土地的院子。而巴子营村的支书，也与袁主任委以虚蛇，多次保护余土地。巴子营的何菊花、王秋艳自觉地承担了“供养”余土地的责任。何菊花原是地主何三的女儿，从余土地成为紧皮手之日起，就崇拜他。为此，何菊花终身未嫁。后来，社会变革发生后，何菊花一直守候在余土地身边，照料余土地的日常生活，帮助余土地完成紧皮任务。为了守护龙鞭不被袁主任抢走，何菊花怀抱龙鞭跳进地道，以自己的生命保护了龙鞭。守护着余土地的还有王秋艳。王秋艳本是烈士何立民的遗孀。但是，解放后，她放弃了烈士遗孀该有的政治尊荣，成为保护余土地的重要成员。也因为这样，她在袁主任眼里，是一名坏人。在何菊花死后，她干脆搬进余土地的院子，承担起照顾余土地的责任。文化大革命期间，袁主任为了彻底破坏紧皮手的规矩，从根本上铲除历史上最后一个紧皮手，强令余土地结婚。为了保护余土地，王秋艳不惜自己的声誉，和余土地结为“一家人”，继续保护了余土地。多年来紧皮付出的繁重体力，周遭社会环境的变化与政治重压，最终彻底摧毁了余土地，紧皮手最终成为历史的绝唱。而王秋艳则延续了紧皮手的责任，她在雪地裸体洗天澡，以自己的身体为龙鞭，给土地紧皮，继续哪怕是嬴弱的传统乡土中国的命脉。
历史是冷酷无情的，虽然末代紧皮手最终走向谢幕。然而，末代紧皮手谢幕的过程，给我们另外一种启示，在现代社会急剧转型期，传统中国仍然有着强大的惯性。《末代紧皮手》这样来描述转型期的乡土中国，似乎回应了1980年代中国文化界有关封建文化有着超稳定的文化结构的论断。不过，启蒙精神是1980年代中国社会主导价值取向。对传统中国文化超稳定的文化结构的认定，目的是彰显启蒙重任。不过，今天的文学作品重新叙述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结构，其目的显然不在于要批评中国传统社会，而在于反思当下社会现实，警醒社会变革诸多问题。《末代紧皮手》在重构乡土中国时，显然有两个要素被放大。一是对社会权力滥用的抵制。《末代紧皮手》在重构传统中国时，依托的以余土地为代表的乡土伦理与袁主任之间的权力对抗。在这个二元对立结构里，传统乡土社会体现了对于现代权力泛滥的对抗。袁主任对于余土地的步步紧逼，既有时代历史的大环境因素，也有袁主任个人权力欲望的作祟。袁主任依然严厉处置何三，这就是权力滥用最重要的表现。因此，《末代紧皮手》在构造传统乡村社会，显然有反思社会权力滥用的现实意义。二是《末代紧皮手》叙写了有约束的性。紧皮手有诸多禁忌，其中不碰女人是其中重要的一条。余土地作为紧皮手，恪守规矩，不碰女人。虽然后来历史风云发生了巨变，何菊花与王秋艳，这两位巴子营村众人所垂涎的绝色女人依然与余土地相处一院，余土地仍然谨遵紧皮手不得碰女人的规训。何菊花与王秋艳也是尊崇性禁忌的人物形象。何菊花终身未嫁，一心守候余土地。王秋艳虽为烈属，也再终身不嫁，护卫余土地。即使后来迫于政治形势压力，王秋艳与余土地结为夫妻，那也是徒有夫妻名分。余土地、何菊花、王秋艳三人恪守性禁忌，以致成为巴子营村的传奇。《末代紧皮手》借助紧皮手的性禁忌叙述，显然是有反思当下欲望社会的考量。
那么，如何体会“《末代紧皮手》这一文本的奇异与高妙”呢？著名作家、诗人叶舟先生，将长篇小说《末代紧皮手》这一文本的创作成功，称其为一个“事件”，认为它不仅仅是武威文坛的大事件，也是甘肃文坛的大事件，可能还是全国文坛的大事件。叶舟先生毕竟是敏锐而才情飞扬的作家，一下子捕捉到了《末代紧皮手》这一文本所呈现出来的艺术标高和文学价值。
①、关于”紧皮”与”紧皮手”的义词诠释：紧，有两种解释，一是指物体受到几个方面的拉力或压力以后所呈现的状态；二是使动用法，意指使紧。皮，指地皮，土地的皮或土地爷的皮。紧皮，合起来意谓给土地或土地爷紧地皮。民间教训人时常说，你的皮松了吗？要不要给你紧紧皮？意指收拾你，教训你。武威某些地方，农事活动中有“打地”或“压地”之说，也有此意。从农耕的意义上说，“打地”或“紧地皮”之后，有保墒的作用，但在此文本中，更多地承载了民俗的意义。而“紧皮手”，则是通过一系列繁杂的考核程序后，认为合格而专门承担一个地方给土地爷“紧皮”责任的人。紧皮时所用的工具，则是“龙鞭”。
②、以思想的经度和哲学的纬度，唱出了农耕文明的一曲挽歌。作家能否对“当下”的时代予以准确地把握，是一个作家思想深度和哲学智慧的试金石，换句话说，能否号准时代的脉搏，是衡量一个作家思想水平高低的标尺，而有无深刻的思想，则又是考量一个作家伟大或渺小的天平。进而可以这样说，能否成为经典、或者传世、或者伟大的作品，都是有思想或思想性较强的作品。《末代紧皮手》之所以称其为一部奇异之书，是作家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我们的“当下”，我们这个时代——市场经济时代、物化时代、消费时代、物欲横流时代、感官享受时代……新的、或者说工业时代还没完全建立，而旧的、或者说农耕时代已经被破坏，正走向消亡和没落，对将要失去的农耕时代唱一曲挽歌，该是一个有思想、有道义的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陕西师大文学院博导、评论家程国君在给《末代紧皮手》定性时，认为它是“农耕文明的最后一曲挽歌”。农耕，是人类的一种生活和生存方式。但这种生活和生存方式上，负载着一种文明，一种纯朴、干净、高尚、真诚、自然、善良等等方面的文明。一个时代的结束，不足可惜，不必悲悯，也不必喟叹，不需伤感，但一种文明的消失，则绝对会引起人的撕心裂肺的痛彻，当亲情不在，忠、孝、仁、悌、礼、义、廉、耻等被丢弃的时候，文明怎能不痛楚而悲伤呢？一味地索取，欲望的无止境，肉欲的泛滥等等对文明的冲击、侵害与剥蚀，更是要办一场隆重的丧礼，唱一曲痛彻的挽歌的！
③、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清醒坚守和现代主义元素的有益借鉴。对《末代紧皮手》这一文本进行整体解构，我们惊喜地发现，它的基本精神还是现实主义的。首先，文本的时空设定在两个蒙昧时期之间，这既是历史的蒙昧时期，也是历史的尴尬时期。文本时段的起始时期，是大户氏族控制田地、或者说是封建地主主宰土地的时期，结束于革命集体入主田地的年代。1976年代的结束，不仅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考量，也是一种人与历史、人与社会的固有关系发生裂变和重新整合时期。文本从第一章29代紧皮手的诞生，到余土地在凉州的春夏秋冬、紧皮、1949年凉州的一些事儿、大浪淘沙、生龙活虎、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将斗争进行到底、艳艳那个红日照四方、做人要做这样的人、胡麻开花蓝茵茵，这一系列章节展开来，不论是细节、情节，还是故事、人物，都是传统的、现实主义的。而真正有生命力的、经得起时间淘洗的作品，大都是坚持了现实主义精神，具有勇气和胆识，努力维护了文学的自由审美品格的作品。我们所说的现实主义，主要还不是指文学对自然的忠诚，它的客观性原则，典型化原则，整体性原则等定义性的东西，而是强调一种可称之为现实主义精神的质地和元素，那就是，对时代生活、人民疾苦和普通人命运的密切关注，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密切关注，对民族灵魂的关注，为此，它能勇敢地面对，真实大胆的抒写，乃至发出怀疑和批判的声音。迈入新世纪的中国，市场经济和商品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卷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加入世贸的重大影响，城市化、高科技化、网络化的急剧推进，正在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和就业居住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时空观念、思维方式以及道德伦理和情感。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态更趋物质化、实利化和欲望化，思想启蒙的声音在文学中日渐衰弱和边缘化，小说大多走向了解构于逍遥之途，走向了世俗化的自然经验陈述和个人化的叙述。在此文化情态下，《末代紧皮手》仍能清醒地坚守现实主义的艺术标准，这便使文本更显厚重，具有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具有了一定的艺术高度。
作家显然对现代主义的某些创作元素稔熟于心，比如陈二手心里第28代紧皮手的出现、他的脚边老鼠的出现、他看到余土地裤裆里有两只眼睛望着他、麻雀沉潭、铺天盖地的麻雀们吓死了民兵排长、余土地洗天澡的北城落雪而南城无雪、泥头碑，等等，这些亦真亦幻、亦庄亦谐的情节，是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黑色幽默、后写实和后现代主义等元素的有益运用和借鉴。可以看出，作家对纳博科夫、赫尔博斯、马尔克斯、卡佛、福克纳、海明威、普鲁斯特、乔伊斯等名家创作手法的汲取，使文本虽然是写“土地”的，但又绝不“土”，现代艺术元素时有精彩的呈现。
④、奇异的“发现”和“创造”之旅。首先是文本所体现的对于题材的“发现”。作家自己一定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个题材背后应有的巨大的承载量。李学辉邂逅了“紧皮手”这一题材，是偶然中的必然，也是必然中的偶然，这是天命使然。“紧皮手”被别人遇到，也许无风亦无浪，但邂逅了李学辉，题材和作家就都成了一种幸运，意义就非同寻常了，就风生水起了。所以，题材和作家，往往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再让李学辉以《末代紧皮手》这样长篇小说的方式予以演绎和诠释，就成了一部厚重之作。所以，我们一是惊叹于李学辉对这一“题材”的敏感“发现”、“取舍”、和“创造”，二是作家以最好的文本方式做了最绝妙的叙写，呈现给我们的这一个高妙的文本，就成了作家对文学的一次积极的贡献。其次，对奇异的文学形象的“发现”和“塑造”。文本中鲜明、生动、立体的人物形象，既符合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原则，又被赋予了象征意义和符号学意义。现实主义的其中一个伟大传统，就是发现人，尊重人，关注人，而能发掘人物中的人性的东西，写到人性的层面，则又是优秀作家和平庸作家的分野。余土地、何菊花、王秋艳、何三、瞎眼婆婆、何立民、袁皮鞋、大队书记等，甚至本来是烘托气氛或作为情景写照的麻雀、雪花、老鼠、狗爪子、虎爪子、橘子、土地庙、泥头碑等等，都是一种隐喻，一种意象，一种象征，一种代表，一种符号。
先说余土地。他本是一个肉身凡胎的普通人，由于自然生活秩序的需要，在乡村权威掌控的意识和评判程序中，托天道而成的规矩下，让他在经历了激水、拍皮、入庙、挨鞭、改名等一系列冗长的仪式后，成了一个活土地爷的化身。余土地的肉身是雄健的，是令女人们心动心仪的。刚成了紧皮手后在土地庙里与何菊花和王秋艳接触，他也有肉欲的自然萌动，但他克制住了自己，或者自己阉割了本属凡人和普通人的本性，成长为乡村秩序允许的、合格的活土地爷，担纲起了“神”的责任。这个裂变，是惨烈而悲壮的。不紧皮时，他是人，是凡人，他善良、仗义、仁爱、勤劳、有责任心，具有所有农耕时代文明的优秀品质和优良德行；紧皮时，他就成了神，他威严、崇高、神圣、伟大、苍凉、悲壮，履行起了神的职责。留他的姓，也就留住了他作为凡人的“根”，他是凡俗的、人间的、普通的、充满烟火气的，他是他先人的子孙；有姓而无名，他就成了“神”，他就得“克己复礼”，他就得“灭人欲、存天理”。他是巴子营人造出来的神，是巴子营的“先人”，是农耕文明的塑像和金身。余土地活着，余土地在场，先人就在场，神灵就在场，余土地就具有了道德的现场感，神灵在现场、“先人”在现场，子孙们就不敢胡来和造次，精神的家园就始终有人把守和清洁，就能经常性地审视我们的灵魂是否干净、明亮。对余土地的敬畏，就是对先人和神祗的敬畏，就是对道德规范的敬畏；余土地的死去，余土地身上所负载的最后一个历史时代就结束了，乡村由自然史主宰的时代就结束了。“余”者，我也，也可以当“剩余”、“最后”、“最后的留存”讲，因而余土地就成了最后的农耕文明的化身。余土地是第29代紧皮手，9是极数，最大数，常说九五之尊，其包含的数理象征意义，也有东方哲学的意味。再说三个女人，即王秋艳、何菊花和瞎眼婆婆。前两个女人，何菊花是何三的女儿，是富家千金，爱得深沉而含蓄；王秋艳是平民百姓家的小妇人，爱得泼辣、大胆而决绝。两个女人代表了所有男人们对女性的两种冀望。至于瞎眼婆婆，虽是一个没落时代的产物，但她是滋润和收留余土地们孤独、苍凉、悲壮灵魂的母亲，使余土地在大悲情的后面，还有一丝温馨。余土地的干妈，是所有善良人的妈。她眼瞎了，少了一种“色觉”，反而更加灵敏，她用心灵的方法，用另一种方式体悟和认识这个世界。至于其他人物，如何三、大队书记、袁皮鞋等人物，既具鲜明生动的立体感，又具一定的符号象征意义和典型意义。
⑤、重新找回文学的自信，并使作家和读者都具有了尊严。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是文学众声喧哗的时代，也是各种流派和主义各自占山为王的时代，经过大浪淘沙，后又回归沉寂。但文学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由于追求“好读”、“好看”，作家们从过去曾决绝地宣称要写“三五(即无主题、无故事、无人物)”的迷障中回头，开始重新讲好故事，写活人物，用好语言，用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从事写作。此类追求，诚然能吸引读者，扩大文学的受众和社会影响，让文学的阅读成为一种享受，一种快乐的消费活动，一种精神愉悦，但这又会产生另一个坏处，致使一些作家因盲目娱乐，过度娱乐，读者喜欢什么就写什么，对什么感兴趣就写什么，取媚于读者，同时也惯坏了读者，由娱乐变成了“愚乐”。但一个有道义的作家，他必须用他的严肃的创作很好地引导读者，引领他们走向崇高的阅读和审美之途，走向精神和灵魂的探问和安妥之所。《末代紧皮手》既找回了文学和作家的尊严，又给了读者以最大的尊重。作家相信读者高尚的审美趣味，相信读者有一定的鉴赏水平和阅读能力，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和认知能力，所以，文本既有极强的可读性，又有较高的艺术品位，是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成果中具有经典意义的一部好书。
⑥、文本结构简单，节奏明快，起承转合自然得体，语言干净明亮，有诗意的美感，整体艺术成就之高，已经引起了诸多评论家和文坛的热切关注和普遍好评。
《末代紧皮手》一经出版，好评如潮。诸多作家、评论家对《末代紧皮手》所产生的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进行了深入地探讨，认为《末代紧皮手》是甘肃长篇小说题材的一大突破，是西部文学的重要收获，为当代中国文学贡献了一个新的文学形象——余土地。
著名评论家雷达说：“李学辉的文字颇具风格。”
著名评论家、北京大学博导陈晓明评介说：“《末代紧皮手》是当代中国文学不可多得的精品，小说开启了一个独特的生存空间，独异的人物，独异的命运，在生命的极限处，在别人结束的地方，李学辉开始了他的叙述。”并言：“李学辉的小说独树一帜，无可限量，肯定会为文坛高度认可的，中国小说在他这里开启了无限的可能性。”
著名评论家、《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评介说：“《末代紧皮手》是近年来长篇小说的代表性作品，其整体艺术成就之高，是读过便知的。我有幸见证了潜心和灵悟使一个奇妙的文本生成的过程，鲁迅文学院教学科研团队为我们曾有李学辉这样的优秀学员而感到由衷地自豪。这部长篇的可说之处非常多，它又是不可随便说的。复述故事则走失语味，分析结构则破坏情境，着眼叙述则忽视情致，谈论本能则遮盖本心。它的重要和特殊也来自这份高妙。其实我最想说的是，不要轻易地用已有的具有相似的历史跨度的名作来比附《末代紧皮手》，这部小说是‘它自己’。那么，还是让我们好好读读原作，并见识一下我们还不够熟悉的小说高手吧——补丁，本名李学辉，甘肃凉州人。”
著名作家、《芳草》杂志主编刘醒龙评论说：“这些年，各方面的文学作品产量很高，高质量的作品却不多见。所以，仅将《末代紧皮手》的出版，当成是西部文学的重要收获是不够的，应当放在当代中国文学的这一大背景下来慎重对待。从办杂志以来，我一直对甘肃等西部作家寄予厚望，比如我们对叶舟诗歌和小说的双重重视，还有西藏作家次仁罗布等等。在某些人荒谬地主张文学全面市场化的当下，天高皇帝远的西部作家反而得天独厚。对金口玉言的漠视，对人伦大德的深情，本来就是文学的要旨，西部作家在这一点上得到了上苍最大的恩赐。即使是如武威这样的小地方，还是可以通过如李学辉这样的写作，展示出生命和才华的最大可能。”　
著名诗人、作家叶舟评介说：“《末代紧皮手》以惊世骇俗的描写亮相于今天，并不是一个偶然。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日渐走向深入的时刻，它用23万字的篇幅，做了一场隆重的道白和惜别。——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乡愁，是对土地和传统文化的一次知性尊重，是对近代甚至当代知识分子文化记忆的一次唤醒，也是对大地(土地、乡村)的一次顽固的想象与书写。毋庸置疑，这是近年来甘肃小说的重大成果，是对中国文学的一次积极贡献。它所塑造的‘紧皮手’这一形象，将与鲁迅的闰土、萧红的呼兰河、沈从文的边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等，同列对农耕文化最后的怀念和渴望，并留下一纸热泪滂沱的见证。”　
著名作家、评论家、省社科院文研所所长马步升评介说：“《末代紧皮手》是西部文学的重要收获，也是当代文学的一部佳作。可供讨论的话题很多：它以旁观者的角度诠释了土地在人那里的位置，人在土地那里的位置：余土地的行为是愚昧还是一种道德坚守？土地是谁的？谁是土地的？……视野广阔，寓意深邃，强化了人与土地的依存关系，语言优美、冷峻，又有相当的柔软度。”
著名评论家、原甘肃省委党校教授杨光祖评论说：“每一个作家，都有一个创作的关键点，并通过这个关键点走向成熟。作为‘土性’的小说家，李学辉的叙述非常克制，他所塑造的紧皮手，是当代文学中的一个罕见的形象，它所挟裹的河西特有的土地气息和凉州文化底蕴，令人震惊且感动，并能引发读者无穷的想象力。”
李学辉自己在创作谈中坦言：长篇小说《末代紧皮手》也是（我）思考土地的产物。15年前，就此题材，我写过一个短篇，怕糟践，便放下。10年前，又将此题材写成一个中篇，觉得有负这个题材，仍旧放下。2008年，我接受甘肃省委宣传部长篇小说资助项目，原拟定写的是一部叫《乡村时代》的有关乡村爱情的长篇。在此之前，我没有打算写长篇。下笔时，痛苦袭来，对已在短篇小说领域打磨了20多年的我，第一部长篇该选择什么题材，如何入笔，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写了8万多字的《乡村时代》被我废弃。重起炉灶，又写了2万多字，觉得仍不如意，便又弃之。那些日子，我徜徉于家乡的土地上，耳边老听到土地在叫喊：紧皮，紧皮。于是重新将“紧皮手”这一亦神亦人的活的土地爷的形象拉了出来，并以余土地为文化符号写了22万多字，得到了业界的热评。长篇小说拼得不仅仅是体力和能力，更是精神原野的延伸，这辈子，我还有两个题材要写长篇，但不是现在。这两个题材，我已做了10多年的积累，其中一个已开笔，我依旧写得慢，什么时候成型，我也不知道。写着，走着，如果成了风景，好；如果不成风景，开出一朵花来，也好。我属于“笨人”。“笨人”写长篇，需要的是“笨功夫”，更需要的是时间。我想尽最大努力把有别于“紧皮手”的其他两个人物形象写得更丰满点。大多评论家将我的创作归于乡土。过去的许多乡土作品，是记忆中的乡村的延伸，也是经过发酵的带着对时代的强力解读的乡村故事。当下的乡土，是怎样的乡土。按阎连科老师的说法：沿着皮鞋留下的脚印往下挖，挖出的却是故乡的拖鞋。问题是，现在的皮鞋在水泥路面上已留不下脚印，而挖出来的可能是塑料袋、废电池等各种垃圾，或者是带有后工业时代腐臭味的泥土。即便这样，乡村题材的小说仍浩浩荡荡，布满文学期刊和书架，这也是乡土的根性所致。“我出生在麦地里，但我不会叫麦子一声爸爸。”这是一个生活于当下的农村青年对我说的话，这话比许多作品本身更富有穿透力。多少年来，我并不有意“制造”一个饱满的乡土故事，我刻意剔除了许多外在的东西，把自己还原成农民。我也不追求乡村故事的完善或完美，我只让农民自己发话，让小说在骨头上开出花朵，这花虽不惊艳，但自在地开放在乡土的胸膛，它是一种真实。真实真好，它是非常幸福的感觉。当代作家已没有了乡愁，有的只是对乡土盲目的误读。所以，我会把自己作为麦子种到地里，可能不会颗粒饱满，但若能接到地气，就会有麦香的存在……
（三）、谢荣胜：触摸精神的诗性光芒
谢荣胜，1970年生于渭水之滨陇西，现居武威，1988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在《诗刊》《诗歌报月刊》《诗神》《绿风》《飞天》《诗选刊》《星星》诗刊等省内外100多家报刊发表诗歌、散文和文学评论。有诗歌入选《中国诗选》《诗刊五十年诗选》《甘肃省建国五十年文学作品选》《感动中学生的一百首诗歌》《现代诗三百首笺注》等多种选本，作品多次获奖。2009年，诗集《雪山擦拭的生活》由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参加第25届“青春诗会”。现为一行政单位高级会计师。武威市作协副主席、《西凉文学》副主编。
生活于河西武威的谢荣胜，数十年来一直是喜欢诗歌的人们阅读视野中越读越新鲜的一位诗人，他诗歌中闪光的智慧和鲜活的语言，常能抓住读者并打动读者，尤为人们喜爱。语言是思维结出的蜜果，把谢荣胜的诗归拢起来阅读，从语言切入底蕴，由往昔靠近今朝，基本可以看出诗人内在的一条发展轨迹，这就是：以平和恬淡的心态感受生活，妙悟生活，领受生活。作为70后的一代年轻诗人，谢荣胜始终坚守自己和阵地，没有在眼花缭乱的种种诗潮中迷失自己，没有向时尚、流行和媚俗的诗风作出任何倾斜。他在继承古典诗词底蕴的基础上，汲取西欧现代诗的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