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用人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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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用人智慧
《曾国藩用人智慧全鉴》选载&&&林 乾&&&&&&& 精彩章节选载&&& && 揭秘曾国藩最爱送的“礼”&&&&&&& 首曝曾国藩的私人日记&&&&&& 曾国藩清朝堪称“相面一绝”？& 蒋介石曾为曾国藩“撰书”？&&&&&& 曾国藩“相人口诀”秘籍&&&&&&&&&& 曾国藩培养人才有“三法”
&&&&&& 曾国藩的用人识人之术，在中国历史上少有能出其右者。怎样用人，特别是怎六用准人，学问极深。曾国藩用人的学问，是其人生成功术中重要的的一门，他从不盲目选人，糊涂授权，而是睁大自己的一双明亮之眼，遵循“看透人之后再用人”的方法，该避则避、该提则提，显示出到位的领导才智和管理才智。&&&&&&& 作者简介：&&&&&&& 林乾，笔名史林，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曾国藩研究会常务理事、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专家。 &
&&&&&&&&&&&&&&&&&&&&&&&&&&&&&&&&&&&&&&&&&&& 第一章 曾国藩的知人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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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 　同治七年，左宗棠给皇帝上了一个奏折，请求皇帝下一个诏书，让全国的封疆大吏，以及凡有提拔任用权的人，都向曾国藩学习，学习他的“知人之明”。他在奏折中说，刘松山本是王珍（ 湘军教父罗泽南弟子 ）旧部，臣十余年前即知晓此人，但没有感觉他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后来刘松山从湖南随征入皖，为曾国藩所赏拔。臣尝私下评论曾国藩素称知人，晚年得到刘松山，尤其能证明他在识人方面有不同一般的卓识。
　　世界管理学大师、美国总统自由勋章的获得者彼得·德鲁克说过：人事决策决定着组织取得成效的能力，并对一个组织产生持久的影响，而且难以改变。可见，识人和用人在事业成功的过程中起着关键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人物，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在没有一兵一卒、没有国家财力支持的极度艰难条件下，成为“中兴第一名臣”。他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何以取得如此成就？近百年来无数风云人物，包括梁启超、蔡锷等人，都从不同视角进行过探讨，或者以他为治国平天下的楷模，或者以他为修身齐家的典范。曾国藩本人以及他身边的心腹幕僚，也在不同场合交谈过。在曾国藩自己看来，做高官、负大责任的领导者，主要应该抓两件大事：一在树人，一在立法。他说：“有心人不以不能战胜攻取为耻，而以不能树人立法为耻。”圣贤教导我们的话有千言万语，但根本是立人、达人。“今日懂得立人、达人，今日就是君子；明日不懂立人、达人，明日就是小人。”在与胡林翼通信时，他特别强调说：“今日世风颓靡，我们慎之又慎的，只有用人二字上，此外就没有下手之处。”
　　晚清外交家、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薛福成总结说：曾国藩始终不变、一生坚持的，如果概括起来的话，就是两个方面，即“以克己为体，以进贤为用”，并说曾某的成就“二者足以尽之矣”。前者是讲修身，后者是讲用人。他发挥说：大凡一个人如果修身的功夫不到家，就是本源不立，最初表现在学术上立不住，最终会成为事业上的拖累，二者之间的关系，开端并不明显，但效应异常显著。曾国藩修身方面，有诸多可资吸取之处，他每遇一件事，“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在用人方面，“**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
　　薛福成是曾门四大弟子之一，他概括曾国藩成功的两个方面，堪称精辟。而曾国藩的一生也验证了这一点。
&&&&& 一、曾国藩的人生三境说
　　孔子曾讲过人生的“三段式”：
　　少年人血气未定，戒之在色；中年人血气方刚，戒之在斗；老年人血气已衰，戒之在得。
　　简单回溯一下曾国藩61个年轮的人生历程，他对人生有一个非常深的体悟，用他自己的三句话来概括就是：
　　少年经不得顺境，
　　中年经不得闲境，
　　晚年经不得逆境。
　　曾国藩61岁的人生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他从孩童时到28岁这个年龄时段，标志性的基础或成就有两点最为重要。一是曾国藩在28岁这一年即道光十八年（ 1838年 ）考中了进士，并留在翰林院继续深造，从而拿到了传统社会的敲门砖，打破了曾氏家族几百年“寒籍”的历史。故其弟子黎庶昌在为曾国藩写年谱时感叹道：“曾氏自占籍衡阳以来，无以科名显者，星冈公始督课子姓受学，宾礼文士，公遂以是年成进士，入翰林。”湖南人将走出湖南，有更大出息的人称为“出湖”。曾国藩在“出湖”改写个人和曾氏家族历史的同时，也为他改变时代的历史创造了必要条件。二是在这一时段中，曾国藩还练就了一种经世致用的本领，尤以在岳麓书院学习时受到湖南经世思潮的影响最为显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即使乾嘉考据学极为盛行时期，岳麓书院仍以程朱理学为依归，以经世致用相勉励。乾隆时，岳麓书院的一条学规写道：
　　立志。心之所之谓之志。志，气之帅也。志在南辕者必不肯北辙，则立志要矣。历观古圣先贤，未有不先立志者。诸生远来肄业，口诵先儒之书，已有年矣，试观此心，其果定志于圣贤之学乎？则宜加精进，益加涵养，以求至于其极。如尚未有定志，则宜急反前日之沉迷，而力端今日之趋向，往可不谏，来犹可追。须知古来圣贤豪杰，人人可为。（ 杨慎初等：《 岳麓书院史略 》，岳麓书社，1986年版 ）
　　从后来的种种迹象看，尽管曾国藩在这里读书的时间不长，但他恰恰在这里受到湖南理学经世学风的熏陶。曾国藩在翰林院及早期为自己立下的诸多“立志箴”、“课程”等，明显受到书院学规、学箴的影响。也就是说，曾国藩虽然以儒家文化为依归，以捍卫传统的道统，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但他同时是一个博学的人，他没有走入腐儒一途，而养成的经世致用本领，使他能够通权达变，以适应时代的需要。这就是他平生经常讲的人要立得住，还要行得通。
　　第二个阶段是曾国藩在京城从政为官的十五年。这十五年特别是最初的九年间，是曾国藩步步高升的一段时间。用张爱玲的一句话来说：成名要趁早。道光二十七年，曾国藩在37岁的时候，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内阁学士为从二品，如兼侍郎衔，就是正二品 ），是一个与地方总督这样的封疆大吏平行的正部级官员。所以他信心满满，给当时还健在的祖父写信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他说孙儿是第一人，打破了湖南建省以来一百多年的“升官纪录”。的确，在40岁以前就做了一个部级的领导，九年连升十二级，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这对从山坳里走出来的农家子弟曾国藩来说，仕途如此顺遂，连他本人都感到意外，他在给友人陈源兖的信中不无坦白地说：
　　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内，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近情之称许。
　　在京城为官这十五年，不但他的位置爬升得很高，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他是天子的近臣。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做官。在中国这种人治色彩非常浓厚的国家里，任何政策在某些人那里，它是一个底线，不可逾越，但是在另外一些人那里，它就可能会跨过去。曾国藩后来成功的时候，追随他多年的心腹幕僚赵烈文总结说：他的一生，平生精力十之六七都在与世俗文法斗，只有十分之三四是在和太平天国斗。这就是说，曾国藩的一生，都是在不断地逾越清朝政府给他设定的一道道红线。他为什么能够逾越？主要原因就是朝中有人。
　　第三个阶段是他从领兵出征，到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第一号功臣。这个过程大体经过了十年。用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这十多年就是打脱牙和血吞的日子，也是他走向人生巅峰的一段路程。
　　《 易经 》告诉我们，人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情是最重要的。曾国藩恰好在他50岁左右的时候完成了这项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清朝赋予他的最大的一个使命。曾国藩完成这项使命，是非常的艰辛。就像唐僧到西天取经一样，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他自己经常讲打脱牙之日多矣，每天都是这个样子。
　　这是因为他打造了跟清朝体制不相容的东西。八旗兵和绿营兵是清朝赖以安身立命、保家卫国的传统武装力量。但曾国藩打造的是一个体制外的湘军，跟传统的体制有诸多不相容的地方，所以当曾国藩把武昌打下来的时候，咸丰皇帝最初特别高兴，一扫几年来节节败退的阴影：没想到他（ 曾国藩 ）一个书生还能建立这样的奇功，朱笔一挥，任命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一省之长，封疆大吏。但是，旁边一个大学士——汉人宰相祁寯藻提醒皇帝说：
　　曾国藩他是个在籍的侍郎，在籍的侍郎跟匹夫等，跟老百姓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他登高一呼，从者数万，恐非国家之福也！
　　跟老百姓没有本质区别的这样一个人，登高一呼，追随他的人有几万人，言外之意是什么？他今天能够把武昌城打下来，明天把安庆打下来，后天把南京城打下来，他又何尝不能把北京打下来！
　　咸丰皇帝听到旁边这位大学士的提醒，朱笔吓得都掉到了地下。咸丰帝从此以后牢牢记住了这一点——绝对不能给曾国藩、这个手中有兵的人封疆大吏的权力。所以说，曾国藩在地方带兵长达七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得到封疆大吏的权力。这也是他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路途当中，显得步履维艰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但是从他的视角来看，他成功了。因为在他54岁的时候，他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了，把金陵城拿下来了，还封了侯爵，做了大学士、宰相，等于说爬到了大清帝国中臣僚所能攀登的最高位阶——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以说，他的事业也处于一个巅峰。
　　他人生的第四个阶段是最后的八年。这最后的八年，用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老年人经不得逆境。他经历了逆境——天津教案。这是曾国藩处理的第一起对外交涉事件。
　　处理这起交涉的案件使他由原来拯救帝国的一个中兴名臣一下子威信扫地，打到地狱一样，所以他后来在日记当中，给友人的通信里，也一再讲八个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外惭清议”就是指全国的舆论都不容他，骂他是卖国贼。“内疚神明”就是说我自己的良心也觉得过意不去，为什么要我替国家承担这样大的历史罪名呢？他晚年的时候受到很大的打击，处理天津教案前，他给儿子写了遗嘱，最后没有处理完，他就重新回到了两江总督任上。这是他第三次到两江总督去上任。但是到任一年多，他就去世了。
&&&&&& 二、左宗棠：向曾国藩学习
　　曾国藩去世的日子跟他的父亲是同一天（ 他父亲是在咸丰七年二月初四去世的，曾国藩是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去世 ）。见证者薛福成在其日记里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右眼已失明两年多的曾国藩自正月二十三日开始右脚麻木，经久稍愈。二十六日傍晚，到水西门码头迎接他早年在京城读书的好友、时任河道总督的苏廷魁，因发眩晕旧症而回衙署调治。二月初二日晚，眩晕。次日晚，口不能言。初四当天上午，薛福成与他下围棋，一连下了三盘，曾国藩这次特别出奇，三盘都赢了，所以他非常高兴。等薛福成出去的时候，他把薛福成送到了窗外。
　　他回来的时候继续办公，大约办公到下午的时候，他出去了，到两江总督署的后花园去散步。他走着走着，连声喊足麻，接着就向前仆，跟随在身后的他的儿子曾纪泽连忙把他扶住，当即就传轿子，把他抬到大厅的中间。任凭大家千呼万喊，曾国藩这时候已经不能说话了，用手指着自己的心，画了几个圈圈，别人是否知道他想说什么，不得而知。然后端坐三刻而逝，去世时间是戌时，即晚上的七点钟。
　　这样一个挽救清朝命运于将倾的政治人物的去世，引起了举国震动。皇帝得知这一噩耗后，立刻派当时非常有名的大臣去治丧，同时辍朝三日，三天不接见朝臣，不处理朝政，以示国家对他的哀悼。
　　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正在西北战场，前往兰州途中。得到这个消息，他的第一反应是感到非常悲痛，在给他的儿子孝威信中说：
　　涤侯无疾而终，真是大福。惟两江替人殊非易易，时局未稳，而当时贤能殊不多觏，颇为忧之。
　　左宗棠悲痛不已，后来又给他的儿子写了一封长信，大体表达了三点意思：
　　第一，他说，曾国藩的去世，我感到十分悲痛。不但从个人的私情交谊上来说，感到悲痛，更重要的是，我为国家的前途感到忧虑。曾国藩这样一个重量级人物的去世，势必在整个大清帝国当中引起很大的震动。
　　第二，他说，我们之间过去有争论，可能别人不太理解。我自己刚刚写了一副挽联，这副挽联道出了我真实的心情。世人议论所谓的曾、左不和，是外间腐儒的看法，我们所争的，都是国家的大事，国事兵略，并非争权竞势。
　　同时纤儒妄生揣拟之词，何直一哂耶？君臣朋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此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锄去陵谷，绝无城府。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语亦久见章奏，非始毁今誉，儿当知吾心也。
　　第三，他告诉儿子孝威：我送去了四百两白银作为丧仪，但仍不足以表达哀思。当曾国藩的灵柩过到湘江的时候，你要以晚辈的身份前去祭奠，“牲醴肴馔自不可少，如果能作诔词以致哀，申吾不尽之意，尤是道理”。最后他告诉儿子：我最佩服曾国藩的是，他的知人之明。所以我写的挽联是：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挽联中的落款特别重要，写的是“晚生左宗棠”。左宗棠只比曾国藩小一岁，两人结识甚早，相知最深。曾国藩后来做大学士的时候，左宗棠为总督。按照国家规制，总督在大学生前应以晚辈相称，即在大学士前称“晚”，但左宗棠给曾国藩去信说，我只比你晚生了一年，我们之间能不能破一破官场的规矩，我今后跟你书信往来的时候仍一如既往，不称为晚。曾国藩与他开玩笑地说：恕你无罪，今后我们就这样以兄弟相称。但是在这种极郑重的场合，左宗棠送的挽联，他恭恭敬敬写上的是“晚生左宗棠”。
　　左宗棠这里讲的曾国藩的“知人之明”，出自同治七年他给皇帝上的一个奏折，他通过曾国藩识拔刘松山这一典型事例，请求皇帝下一个诏书，让全国的封疆大吏，以及凡有提拔任用权的人，都向曾国藩学习，学习他的“知人之明”。他说：
　　刘松山本是王珍（ 湘军教父罗泽南弟子 ）旧部，臣十余年前即知晓此人，但没有感觉他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后来刘松山从湖南随征入皖，为曾国藩所赏拔。臣尝私下评论曾国藩素称知人，晚年得到刘松山，尤其能证明他在识人方面有不同一般的卓识。
&&&&& 三、慧眼识松山　　刘松山是湘军后起的一个鼎鼎有名的大将。《 清史稿·刘松山传 》主要写了他三件不同寻常的事，以及曾国藩对他的赏识：
　　第一，咸丰十一年，太平天国攻打徽州城时夜袭湘军营地，湘军的许多将领和士兵都逃窜而溃。只有刘松山把旗帜往这儿一插，坚定月下，岿然不动，并且对那些逃溃的人说，我是第四旗刘松山，大家不要退。通过这件事情，曾国藩对刘松山以国士相待。
　　第二，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后，把湘军几十万的军队几乎全部裁撤，但是唯独留下刘松山这一支。而且，他后来镇压捻军北上的时候，奏请从征的唯一原来湘军嫡系系统的人，就是刘松山。湘军将士打了十几年的仗，都想回家，只有刘松山毅然前往。后来左宗棠做陕甘总督，曾国藩又把刘松山推荐给左宗棠。
　　第三，刘松山自从打仗起十几年间，除了仅有的一次回家乡招兵之外，没有回过家乡一次。他有个待嫁之妇，早在十几年前就写定了聘书，要成为他人生的另一半，但是他一直没有回自己的家乡，去完成这个夙愿。后来，他的待嫁之妇在洛阳亲自等待，刘松山回去完成婚礼。十天之后，刘松山立刻奔赴战场，从此一去没有复返，直到死在战场上。
　　《 清史稿 》最后用了一句话，颇为惋惜地说：
　　如果刘松山安享天年，他的功劳绝不在那些赫赫有名的将领之下。
　　传记中还有这样一句话：左宗棠之所以能够在西北战场中取得那样大的成就，更多的是倚重于刘松山。正因如此，左宗棠才向皇帝上奏折：
　　此次西北平定，平心而言，何尝非刘松山之力！臣以此服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实非臣所能及。特自各省言之，不能不目之为秦军，以各军言之，不能不目之为臣部。臣无其实而居其名，抚衷多愧，合无仰恳天恩，将曾国藩之能任刘松山，其心主于以人事君，其效归于大裨时局，详明宣示，以为疆臣有用人之责者劝。
　　那么，曾国藩有什么“特异功能”把刘松山这位在左宗棠看来普通的将领，一个营官，一个最底层的官员识拔出来？
　　据《 曾国藩日记 》记载，咸丰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他召见了两个营官。营官是湘军最基层的官员，是武官。这一天他跟刘松山有一个谈话，并作了较为详细的记录：
　　刘松山，七都山枣人，曾在季洪（ 国葆 ）处当长夫。咸丰四年冬，在铜钱湾入璞山（ 王珍 ）营。其兄在岳州阵亡。母存、父殁，嫂嫁，有二侄。据称，东安、郴州之战最苦，吉水潭、四墟之捷最伟。王枚村不言而善战。挺拔明白。
　　可见，曾国藩不但记录下刘松山的个人履历、家庭状况，而且对他加入湘军以来的表现尤为关心，在同他谈话时，也了解到相关战役的具体情况，最后是对刘松山的断语——“挺拔明白”。
　　挺拔，就是人有担当。没有担当的人，曾国藩是绝对不重用的。明白的含义有二：一是能够透彻地理解领导的意思，不用上司费口舌；二是包含不给领导惹是非的意思。理解领导的意图，又敢于担当，当然靠得住，因而在曾国藩看来，有培养前途。初次面试，然留下很好的印象，以后又有守徽州城时的镇定自若，因此以国士待之。
&&&&&& 四、《 吕氏春秋 》的“八观”法
　　中国古代有很多鉴识人才的办法。曾国藩要想有更大的成就，必须具备伯乐的本领，把更多的千里马从他这个大本营中不断地识拔出来。《 吕氏春秋 》中有《 论人 》一篇，堪称中国较早的鉴识人才法。当时称为“八观法”。就是从八个方面观察一个人是否值得信任，能不能做大事情，能不能有担当。
　　第一是“通则观其所礼”，是指一个人在命运通达的时候，礼遇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成为他的门上贵客，每天形影不离、朝夕相处。
　　第二是“贵则观其所进”，是指一个人在地位高的时候，能够提拔、栽培更多人的时候，提拔的是什么样的人。这能够反映一个领导者在用人上的取向。
　　第三是“富则观其所养”，是说当一个人富有的时候，他是否有周济穷人的恻隐之心，推己及人的儒家博爱情怀。
　　第四是“听则观其所行”。就像孔子所讲的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是讲一个人言行是否如一，是否能够说得到也做得到。
　　第五是“止则观其所好”。这句话尤为重要，是指在没有人监督你的时候，能不能够把持住自己，约束自己的身心，也即儒家慎独的功夫。
　　第六是“习则观其所言”，是指一个人学习的时候是否有自己的心得、体悟，说出跟别人不一样的独特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
　　第七是“穷则观其所不受”，是指一个人穷困潦倒的时候，是否做那些不义之事，攫取不义之财。这是衡量一个人做事能否突破底线的一种状态。
　　第八是“贱则观其所不为”，是说地位低贱的时候，是否做了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吕氏春秋 》的“八观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到了三国时期，人才竞争的态势更趋强烈，魏国一位大臣刘劭写了一本《 人物志 》，就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声音、相貌、气味等，探讨一个人能够担当什么样的职务，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这本书早在19世纪的时候，就被西方的管理学引用过去，英文版名字为《 人类才能的研究 》。
&&&&&& 五、冷眼识英才
　　曾国藩最重要的本领是冷眼识英才，从刘松山这件事情上就可以想见。
　　《 清史稿 》惟妙惟肖地刻画了曾国藩每次识人的特异办法。它说曾国藩为人威重，凛然不可犯，长着美须髯，胡子非常长，三角眼棱角非常分明。每次见人的时候，他总是盯着对方仔细端详很长时间，一句话不说，把这个人看得心里发慌。随后，两个人才开始对话，主要是曾国藩提问题，考察对方是否有条理。对话完成，这个人告退，他立即在日记中写这个人长得什么样子，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有什么突出的优缺点。《 清史稿 》还特别用了三句话，专门讲曾国藩在这个方面的才能。
　　第一句话是，经过面试、谈话后，对人优劣的评价“无或爽者”。
　　第二句说他将俸入包括养廉银等全部用来养士，“老儒宿学，群相归依。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
　　第三句是说他“一见辄品目其材，悉当”，就是从来没有失过眼。尽管这样的记载多少有些美化，但他确实在识人方面有超乎常人的本领。不光正史，他身边的幕僚也记载了很多这方面的例证。
　　桐城诸生方宗诚是曾国藩身边比较晚加入的一个幕僚，他的日记中记载了第一次到安庆拜见曾国藩时的情景和感受。
　　曾国藩当时是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大学士，手握十几万重兵的湘军统帅，按照他的这些身份，肯定是一个威严而又高大的形象。令方宗诚意想不到的是，曾大人一点儿架子没有，就像一个老教师：
　　凡属士人来求见，无不立时召见，退则记其人言语气象如何，皆笔之日记。在总督衙署设置了一个箱子，专门接收各方人士提出的意见及建议，晚上定时开视，有可采纳的，立即施行。予初次见面，以公虚心纳善，知无不言，公皆笑纳，临行书楹联以赠，有敛气乃宏才学识一语，盖以予学无含蓄，圭角太露，故警戒之也。
　　经过这一次“面试”，方宗诚得出曾国藩“好贤出于天性”的结论，立即决定加入曾国藩的幕府。
　　曾国藩最愿意送给人的“礼物”就是楹联之类，他送给方宗诚的楹联是针对方性格外露的弱点而发，“敛气乃宏才学识”带有规诫的意味。这让方宗诚钦佩不已。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领袖，而这个称号的获得可以说容闳功不可没。容闳给他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建议：
　　第一，中国要学西方，应从“制器之器”入手。
　　第二，把中国的留学生送到美国去读书，接受西方教育。
　　容闳于1828年出生在广东香山农家，17岁入教会学校，19岁留学美国，耶鲁大学毕业，1860年到南京。曾国藩在安庆时，听人谈到容闳这个人很有才干，立刻叫身边与容闳熟悉的张斯桂给容闳写信，招容闳到他的幕府中来。容闳第一次接到信的时候很害怕，此时他正在九江城跟太平天国打得火热，给太平天国提出了非常多的建议。容闳最初以为总督要用这个办法把他抓到之后杀掉。正在犹豫中，曾国藩又指派张斯桂给容闳写了第二封信，还是请容闳来，并附上容闳非常信任的好友李善兰（ 著名数学家 ）的信。这次容闳弄清楚了，两江总督曾国藩原来不是要杀他，是要请他去做事。随后，又收到了第三封信。第三封信又附上了李善兰的信。这样，九月份的时候，容闳就来到了曾国藩的两江总督大营。容闳在回忆录中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总督让我坐到他前面，含笑不语则数分钟。他又以锐利眼光将我自顶及脚仔细估量，好像要查看我什么，外貌有没有跟常人相异的地方。最后，总督用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直射我面，特别注意我的双眼。
　　曾国藩在他的《 相人口诀 》中，特别重视相人的眼睛。容闳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我在此时虽不是特别的扭捏，感到非常的不安，但肯定是非常不自在。容闳也详细记下了曾国藩的容貌：
　　余见文正时为1863年，文正已年逾花甲（ 实为52岁 ）矣，精神奕然，身长约五尺八九寸，躯格雄伟，肢体大小咸相称。方肩阔胸，首大而正，额阔且高，眼三角有棱，目眦平如直线。凡寻常蒙古种人，眼必斜，颧骨必高。而文正独无此，两颊平直，髭髯甚多，鬖鬖直连颏下，披覆于宽博之胸前，乃益增其威严之态度。目虽不巨，而光极锐利，眸子作榛色，口阔唇薄，是皆足为其有宗旨有决断之表证。凡此形容，乃令予一见即识之不忘。
　　曾门四子之一的俞樾（ 著名古文学家 ）也有一个记载。曾国藩更早的时候，1850年，还在京城做礼部侍郎，当时举行礼部考试。这次考试的试题是，要求考生就“淡烟疏雨落花开”先作五言律一首，接着发挥诗意。俞樾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曾国藩一见就给予激赏，对他的诗评价非常高。
　　曾当时向大学士杜受田建议把他拔为第一，但是有人表示不同意见：你凭什么判断这个人有才能，莫不是他原来自己有腹稿，押对了题？曾国藩说：不是这样的，我们这次出的这个题“淡烟疏雨落花开”本来是形容花落的情景，但是俞樾的第一句话就不同凡响：“花落春仍在。”花虽然落了，但是春天仍然在。这样的诗不是跟名句“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有暗合之处吗？难道诗也是他原来做了功课，这次偶然而中吗？
　　但还是有人觉得把他作为第一不太合适，曾国藩指着俞樾的卷子，说了一句重话：这个人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既然礼部侍郎这样说了，也是为朝廷识拔人才，主持考试的大学士杜受田采纳了曾国藩的意见，把俞樾拔至殿试第一，不久授翰林院编修。
　　俞樾后来成就非常大，带出了非常多的弟子。大名鼎鼎的书法家吴昌硕是他的嫡传弟子。还有一位，是晚清赫赫有名的一位大学问家，给邹容《 革命军 》作序的人——章太炎（ 章炳麟 ）。章炳麟后来的成就主要在经学和小学方面，文章也写得好。俞樾的后人也不乏才俊，红学大家俞平伯就是俞樾的曾孙。
　　曾国藩常说：文章与国运相关联。打天下靠枪杆子，但治天下必须靠笔杆子。后来，曾国藩对李鸿章和俞樾这一文一武两个学生有个著名的定评：
　　李少荃（ 李鸿章 ）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
　　李鸿章一生拼命做官，做了五十年的官，但从不言退，没有一次跟朝廷说我要退休了，一生不言退，确实是拼命做官。而俞樾是拼命著书，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每天都在勤奋耕耘，所以一生著作等身。可见，曾国藩在鉴识人才方面确实有独特的秘籍。
　　同治三年，方宗诚在安庆忠义局修志时，曾经问塔、罗、李、彭、杨、鲍何以知其能成大功，曾国藩回答说：
　　此皆幸而遇者，与诸人共事，不过识其忠勇勤朴，各任以事，稍能成就，人遂谓吾能知人，实则知人甚难，予未敢自信也。
　　正因为他阅人无数，即见到的人才非常多，同时他又是一个非常用心的人。他经常讲“五到”，其中的“眼到”着重是做两件事情，即“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五到”中还有“手到”。“手到”就是对人之贤否，具有哪方面的才能，一定要笔之以录，要记下来，然后再用这个人的行动、成就等方方面面来加以验证。无怪乎他的夫人，即欧阳夫人有时开玩笑说：我丈夫胯下出来的都是三品以上的大员。
&&&&&&&&&&&&&&&&&&&&&&&& 第二章 曾国藩识人秘籍
&&& 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 &&&&&&&&&&&&&&&&&&&&& ——曾国藩相人口诀
&&& 一、曾氏人才从哪里来
　　曾国藩是怎样把人才网罗来为他效力的？他有四句话，概括自己从鉴识、培养、网罗到使用人才的过程：
　　第一句话是“广收”，即网罗人才范围一定要广，而且选拔人才还要有诚。
　　第二句话是“慎用”，就是使用人才的时候一定要慎重，谨慎地使用人才。
　　第三句话是“勤教”，指对人才要经常地进行教导、培育、栽培。
　　第四句话是“严绳”，是指用严明的制度、纪律、规章，以及奖惩的各种办法来使一个人才更加符合用人者的要求。
　　为了实践这样的目标，曾国藩在他的幕府中，特别是做了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后，设置了很多机构，这些机构成为他安置、培养、教育、提拔人才的最重要机构和场所。
　　湘军有两个最主要的机构：秘书处和营务处。
　　当时没有秘书处这个名称，叫幕府，它是幕僚群体中最重要的机构，主要工作是帮助曾国藩草拟各种文件。这类人待遇最好，人员最多，多达百人以上。郭嵩焘、刘蓉、陈士杰、李元度、赵烈文、李鸿章、左宗棠、李榕、薛福成等后来很有成就的这些人，都曾在秘书处工作。营务处是湘军的参谋部，要求任职人员兼资文武，既懂得军事，又善于出谋划策，如沈葆桢、李宗羲、李鸿裔、李兴锐等人都曾在此工作。几乎所有的重大战略决策都是由秘书处、营务处的人才一起讨论，定出一个最佳的方案，最后供曾国藩进行抉择。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重要机构，比如厘金局，是征收厘金的主要机构。曾国藩带兵后，一改“君子不言利”的陈腐观念，认真学习理财，提出“利权所在即威权亦归之”的观点。仅他任两江总督后的短短六年间，就筹集军费1854万两，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厘金。还有劝捐局，就是到处为他筹钱。胡大任就是在湖北主持劝捐局并受到曾国藩极力赏识，而被举荐给朝廷。
　　湘军创建之初，没有国家财政拨款，它的运转全靠自己到处化缘，所以曾国藩开始出山的时候，非常犹豫，虽然皇帝下了圣旨，湖南巡抚骆秉章、张亮基一再恳请。曾国藩觉得主要有三个难处：第一个难处是儒家的经典，在四书五经中浸润良久，这些经典已成他的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兵家的要领平生没有任何涉猎，知识准备几乎是零。
　　第二个难处是行军打仗，朝廷不给拨款，那么所有的钱都要向富人化缘，但是他平生结交的没有富人，无从化缘。
　　第三个难处是他当时正在为父守丧，如果出来有违孝道。曾国藩后来做了两江总督，手下人得到高升，爬得最快的是为他筹钱的部门，而最出彩、最出人才的则是秘书处、营务处、厘金局这些核心部门。李鸿章就曾任他的秘书处首席幕僚，撰写了很多份高质量的奏折。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在幕府中设置了很多近代化的军政机构。曾、左、李当时已经认识到“中国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所以他们要搞洋务，搞近代化。打下安庆后，曾国藩开办了安庆内军械所——中国第一个近代化的企业，后来又有金陵机器总局、江南制造总局、翻译处、留学事务处。这也是他的人才培养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留学事务处，这是为了派幼童到美国留学而设。最初设立的时候只有英语一科，之后又开设了日语、法语、俄语班。很多外国人像英国人傅兰雅、美国人林乐知等，都曾在这里为曾国藩效力。
　　湘军中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机构——采编所。采编所是专门搜集太平天国的情报，从事潜伏活动的。湘军起初并没有这个机构。当时有一个叫张德坚的人，他先前是湖北巡抚衙门里的一个巡捕，他有一个很大的爱好就是搜集太平天国的情报。后来他还写了一本书，进献给清朝的封疆大吏，希望他们能重视这本书。但是所有的封疆大吏都不理采张德坚，甚至看不起他。因为张经常化装成太平天国的人，或化装成难民到太平天国的营寨中去进行实地的调查，搞情报。这时有人跟张德坚说，曾国藩有求贤之明，你去投奔他吧。曾国藩一见这个人，就立刻给他设置了单独机构——采编所，而且还给他配备了助手。今天我们看到的研究太平天国的重要资料《 贼情汇纂 》，就是这个机构工作的例证。
　　其他的还有忠义局。曾国藩最早设立的忠义局，是仿效胡林翼在湖北的做法。太平天国兴起后，整个社会秩序被打乱。当曾国藩看到太平天国所到之处，老百姓纷纷加入太平军，甚至丢掉性命也在所不惜，便意识到社会出了问题。
　　在曾国藩看来，这个根源就是社会没有了是非，没有一个界线，所以世风日下、黑白颠倒了。他设置忠义局，专门采访跟太平天国作战而死去的人，死去的事迹，以重视气节、扶持名教、维护风化为使命。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每到一处就要建一个“昭忠祠”。建立这么多的昭忠祠，不但是为了多安置一些人，重要的是让清廷奖赏那些在同太平天国的战争中阵亡的人，以形成一种风气，来扭转人心所向。
　　此外还有编书局。最初设在安庆，后来移到金陵。金陵书局的前身就是安庆编书局。《 王船山遗书 》和全本《 几何原本 》就是曾国藩主持刊刻的。金陵书局合刻的“二十三史”是迄今为止最好的版本。“二十三史”是一个大工程，所以曾国藩设置了很多这样的机构。如此多的机构势必需要大量的人才来填充，需要非常多的途径来海选。曾国藩大致从四个方面来遴选人才：
　　第一个途径是招募，第二个途径是推荐，第三个途径是猎取，第四个途径是投效。　　曾国藩提出天下事所最难也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招募人才，因此他每到一处发布的第一个告示，几乎都是求取人才的。办团练之始，发布《 招某绅耆书 》：
　　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智慧而完成。如果能使众多的贤士都汇集而来，肝胆相照，那么，即使是坚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么艰难不可以克服呢？
　　他做两江总督后，就发布告示，希望两江的有志之士来帮助他，跟他一起来扑灭太平天国的火种。北上镇压捻军之际，他发布告示说：
　　淮徐一路，自古多英杰之士，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本人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量才录用，如有举荐贤才的人，除赏赐银钱外，酌量保奖。
　　在直隶任总督时，曾设立德、才、学三科求才：
　　凡孝友为宗族所信，睦姻为亲党所信的，为有德之科；凡出力担当难事，出财以成善举的，为有才之科；凡工于文字、诗赋，长于经解、策论的，是有学之科。要求各州县采访、保举，每一个县少的一二人，多的五六人，全没有举荐及举荐不实的，记过。举有德的，寄扁旌宅；举有才的，安排位置，给薪水，或帮办事务；举有学的，招徕入学，给膏火，或者直接使用。
　　他在开始办团练发布的一个告示中，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我们不能因人而废言”。第二个方面的来源是推荐。互相推荐，以类相聚，是其吸引人才的一大特点。如在京城时，其好友吴廷栋推荐了方宗诚，方宗诚又推荐吴汝纶。曾国藩早前看过吴的文章，当时吴已是内阁中书，曾国藩劝他放弃京官，认为其在古文方面肯定会有大成就。吴于是留在幕府，只读书不做事，后来非常有成就，是曾门四子之一。他还办了桐城中学，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校史。李善兰、张文虎、容闳等都是经人推荐的。这样一拨一拨的人来推荐，相互吸引，这也是曾国藩在人才举荐中的独特之处。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就是赵烈文。赵是周腾虎推荐的，关于这件事，赵烈文与曾国藩密谈时讲得很清楚。
　　曾国藩老师来久谈，他说：胡林翼做事最有气魄，过去他很认真地规劝我，说我在军队中保举的官员不多，钱物开销也不大方，不足以鼓舞人才。我非常佩服他说的话，因此，后来做事一切都比以前宽松得多。
　　我说：老师本来只是自我严格要求罢了，对他人未尝不宽容。记得我当年在您身边的人中刚刚有点名气，仅仅因为周腾虎（ 赵的四妹夫 ）的一席话，您就派人带着白银二百两前来探访，这种举动不能说没有气魂。
　　老师说：这在我也是绝无仅有的事啊。因为周腾虎夸奖你，并且我也听到人们有关你的议论。这是不常有的事。
　　我对老师说：胡林翼做事轰轰烈烈，很有生气，自然是英雄面目，相比之下，老师您则是规矩准绳，不差毫厘，俨然一个大儒的气象，尽管您二人不可相提并论。就军事打仗来说，本来崇尚的是谋略。自夏商周三代以下，人们急功近利，追逐名望，希望一朝一夕取得成就。这与古代征伐的事情往往需要几代人，获得百年以上大的功勋有很大不同。因此，后来不得不用高爵厚禄，来寻求那些能征善战的人士，推究当局的一片苦心，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今天的世道大乱，荆棘丛生，还期盼着您贬损自身的德行来救民于水火之中啊。
　　老师说：你说得对，只是苦于没有志同道合的人啊！自从胡林翼、江忠源去世后，这些主持大事的人很少能够同心同德，衮衮诸公的所作所为，都是仅仅看到眼前的利益，没有长久之计，令人感叹。第三个方面是猎取。曾国藩平日留意人才，发现别人评价非常好的人才，就一定要把这个人才给挖过来，甚至连八旗兵和绿营兵这样的高级官员也不放过。如朱孙诒原来是湘乡知县，办团练很有名，后来曾国藩出省作战，将朱挖过来，在营务处任提调。李宗羲原来是安徽知县，因为善于断案为曾国藩所赏识，将他调入。
　　第四个方面就是投效。投效的人都感到曾国藩是一个可以共大事的人，能成就一番事业的人，因而主动投奔过来，很多下层的知识分子都选择了这条道路。前面提到的张德坚就是听说曾国藩可以共事，所以立刻投效而来。李元度也是如此。
　　李元度是湖南平江人，字次青，举人出身。少年时慷慨任侠，勤奋向学。曾任黔阳县教谕。道光末年，他随奉天学政张之万来到了清朝的“龙兴之地”沈阳。咸丰二年，各地开始办团练，曾国藩刚得到在籍办团练的旨令后，李元度便托名罗江布衣，上书曾国藩，大谈兵略战守。曾国藩展读后大加赞赏，立即要见这位上书人。可是，人海茫茫，“罗江布衣”究竟在哪儿呢？最后，曾国藩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李元度，并称赞道：“非君之才，何以能写这样的文章！”召见时更知李元度博通文史，脑中有物，非寻常辈可比，遂“引与规划军事”。可是李元度还颇为犹豫。曾国藩多次去信李元度，请他“临危受命，同为东征之役”。
　　次年初，曾国藩在衡州加紧训练湘军水师，准备出兵东征之时，又复书李元度，恳邀来衡筹商一切：“即不能从我东下，亦聊可临歧相送，惠我至言，无任翘企。”起初，李元度对是否归附曾国藩犹豫不决，曾国藩深感“此必鄙人平日立身无似，无以取信于君子，故相弃如遗乎”？经曾国藩诚心相邀，李元度终于带所部兵勇火速赶到衡州，从此进入曾国藩幕府，成为曾国藩身边一位重要的谋士。
　　再如无锡人薛福成。同治四年，薛福成听说曾国藩在北上“剿捻”的途中张榜“招贤”，感到这是一个进言的机会，便赶写了一篇万言书，在曾国藩坐船行至宝应时呈了上去。曾国藩看过“故友”薛湘的儿子薛福成的上书，发现他见识不凡，便特邀他到自己手下做事。薛福成便加入曾国藩的幕府。曾国藩为求取人才，用尽各种办法，同时又特别尊重人的个性。
　　郭昆焘当时是湖南知名大儒，一个诸葛亮式的智多星，很多封疆大吏都想把他网罗到自己这里来，但是郭昆焘这个人开价很高，一般的人他也不屈就。郭昆焘还有一个嗜好或者说是生活习惯，就是跟妻子的关系特别融洽，可以说是“形影不离，朝夕相伴”，一天也分不开。可是湘军每天都在打仗，不时被太平军打得东奔西跑。曾国藩既然认定要把这个湘中名儒网罗来，便用非常诙谐的语言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公（ 郭昆焘 ）是麋鹿之性，不堪束缚，请屈尊暂时到我这个地方，奉商一切军政大事。后面曾国藩还加了关键的一句话，请你一定携仙眷，一定把你的夫人一起带过来。（ 曾国藩明白，如果让郭昆焘离开妻子，他就不会在这里长久 ）我这儿现在已经“扫榻以俟”，把床都给你安排好了，你快来吧。
　　郭昆焘见曾国藩如此盛情，很难推却，便到了曾国藩那里，当然这次他没有带夫人。曾国藩一想没带夫人，那是不想久留，所以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上说：燕雁有待飞之候，鸳鸯无独宿之时。鸳鸯每天肯定是在一起生活的，朝夕相处，不能一个人独处。你还是回去吧。
　　郭昆焘收到信之后，便来到曾国藩这里做了兼职幕僚。曾国藩手下幕僚众多，但是很少有做兼职的。郭昆焘是个特例，当时既在湖南巡抚那里打工，又在曾国藩手下任职。
&&&&&& 二、以天下为笼，雀无所逃
　　猎取人才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鉴别人才。察其真伪，鉴别贤否。曾国藩经常说：“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白圭是战国时人，弃政从商，是中国商业经营理论的鼻祖，司马迁称他为“天下言治生祖”，欣赏他对经商时机的把握和果断决策，“趁时若猛兽鸷鸟之发”这句话，就是赞扬白圭理财决策雷厉风行。白圭把经商的理论，概括为四个字：智、勇、仁、强。他说，经商发财致富，就要像伊尹、吕尚那样筹划谋略，像孙子、吴起那样用兵打仗，像商鞅推行法令那样果断。如果智能不能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善于取舍，强不会守业，就无资格去谈论经商之术了。宋景德四年，真宗封其为“商圣”。曾国藩主张求才要像白圭经营生产一样，一旦看准，就要像鹰隼猎取食物一样迅速，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
　　曾国藩还提出，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得其余”。蚨，即青蚨，是虫的一种小动物。据晋干宝《 搜神记 》等书记载：它产卵必须附着花草的叶子，大小像蚕蛾的卵。如果把它的卵取过来，母青蚨就一定会飞过来，不管离得多远。即便偷偷取走它的卵，母青蚨也一定知道藏卵的地方。用母青蚨的血涂在八十一文铜钱上，用子青蚨的血涂在另外八十一文铜钱上，每次去买东西，有时先用母钱，有时先用子钱，用掉的钱都会再飞回来，这样循环往复，钱就永远都用不完了。
　　“雉之有媒”，是说猎人驯养的家雉能招致野雉。曾国藩以青蚨子母相依不离，家雉能招致野雉，比喻在求才时须注重人才互相吸引，使之结伴而来，相踵而至，收得一而可及其余之效。
　　曾国藩善于总结，还虚心体察自己在用人上的缺失。当他发现自己不如胡林翼对人才更有吸引力时，立即给胡林翼写信，说：“台端如高山大泽，鱼龙宝藏荟萃其中，不觉令人生妒也。”又说：“庄子云：‘以天下为之笼，则雀无所逃。’阁下以一省为笼，又网罗邻封贤俊，尚有乏才之叹。鄙人仅以营盘为笼，则雀且远引高翔矣。”表示向胡林翼学习。
　　曾国藩招徕人才，也有的是在“重赏之下”。赵烈文就是其中之一。赵是江苏阳湖人，字惠甫，又字能静。出身于官宦家庭，其父赵仁基，官至湖北按察使。赵烈文少年时代三应乡试不中，于是绝意仕途，一心钻研学问，博览群书，留心时事。与同乡也即其四妹夫周腾虎及刘翰清讲求经世之学，以有才名闻乡里。咸丰五年底，曾国藩坐困南昌，周腾虎极力向曾推荐赵烈文。曾国藩立即下聘金百两，修书一封请赵。赵烈文欣然上路，十二月到了南康大营。六年正月，曾国藩命其参观驻扎樟树镇的湘军水陆各营。赵烈文说：“陆军营制甚懈，军气已老，恐不足恃。”曾国藩闻听后颇不高兴，赵也不便再深说下去，似乎感到曾国藩并非虚心纳谏之人，遂以母亲有病为理由，向曾国藩告假。过了几天，正当赵烈文将行之际，传来周凤山部湘军在樟树打败仗的消息，正赶上赵烈文辞行，曾国藩一定要他说出如何看出周军不可恃，赵只以不幸言中搪塞过去。
　　赵烈文不想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前途未卜的曾国藩，遂于正月离营。曾国藩只好嘱咐他家中无事，望早来相会。咸丰十年，太平军席卷苏、常，赵烈文无处安身，全家逃往上海。此时的曾国藩已任两江总督，授钦差大臣，实权在握了。第二年七月，赵烈文因受好友金安清之托，为求曾国藩就盐政之事上一奏折，来到东流大营，随即留在幕中。在此前后，籍隶常州的周腾虎、刘翰清、方骏谟、华衡芳、徐寿五人也赴安庆大营委用。
　　曾国藩在《 人过闻见日记 》中把人才分为三类。一个是“闻可”，多是指在曾国藩这里任职的人推荐或称赞的人，包括他人写信告诉者、面交条子所开、当面所称等。大多记载这个人才是什么样子，可以胜任哪一类工作。还有一种是“见可”，就是不但听人讲过，还经过他的面试和考察，认为这个人是可以用的。第三是“闻否”，就是听别人说这个人不能用，然后把他打入另册。对别人表扬的人才，曾国藩要经过自己的面试、考察，甚至经过一段时间试用，之后才确定是否正式任用此人。
　　曾国藩特别重视人才的特点、特长、喜好等。如记多隆阿为“善将，不喜儒士”，记彭玉麟“精于水师，无他嗜好”，记骆秉章“大才，能用人”，记冯子材“与士卒同甘苦”，记华蘅芳“能造火轮船”，记冯桂芬“博雅有守”，记陈国瑞“善战”等。有人作过统计，曾国藩日记中的人名有3300多人。　　而打入另册的名目也是各种各样，比如说这个人“庸而无用”，平庸无用，曾国藩就会把这个人放到“闻否”一栏。这就意味着即使将来这个人来到自己麾下也不能任用。其他“贪而无耻”、“刻薄害民”、“好嫖、贪残巧诈”都是要上黑名单的。
　　当然不光有黑名单，还有红名单，如果听到别人表彰了这个人，曾国藩经过一番面试、考察，确定这个人是一个好人才，这个被称为“见可”。此类标记的人后来一般都是鼎鼎有名的人物。
　　曾国藩晚年的时候给恭亲王奕?写信，以及私下跟赵烈文谈话的时候说，将来真正侵害中国的不是其他的国家，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日本。但是赵烈文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说日本人恐怕就是一个强盗的伎俩，像明朝的倭寇之患。给奕?的信中，曾国藩还推荐说，朝廷将来可以担当统帅平定外国对我们中国侵略的，第一人就是多隆阿。
　　曾国藩在私人日记里，记载多隆阿有六个字，如果比较《 清史稿 》的多隆阿传，可以说是相当准确而又概括。说他“善将”，是一个好统帅，一丝不苟，而且既不贪，又不怕死。但是它后面有四个字：“不喜儒士”，不喜欢和这些有知识的人打交道。
　　多隆阿和鲍超是湘军两员虎将，当时以“多、鲍”并称。胡林翼对两人都很爱护，不过后来胡林翼作了一个决定，让鲍超归多隆阿来管。对此曾国藩有不同意见，他与胡林翼讨论来讨论去，胡林翼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胡林翼去世后，曾国藩对多隆阿有些看法，多隆阿也有觉察，但他本性就是这样：不愿意和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型的官员打交道。后来在西北战场，多隆阿很早就死去了。
　　还有冯子材，曾国藩评价他最大的优点是“与士卒同甘苦”。他记下来每个人才的优点和缺点，不是很平淡的流水账一样的记述，因为这样的记载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用的。比如评价冯桂芬这个人，非常有才，“博雅有守”。有守就是操守很好，博雅是说这个人知识非常广博。
　　在网罗人才方面，曾国藩提出撒天下的大网，他还引用庄子的一句话，“以天下为笼，雀无可逃”。就是要把天下作为自己网络人才的范围，不要局限于自己两江总督管辖范围这样一个人才圈，一个营盘。曾国藩还提出“楚材晋用”，就是说，有的地方的人才可能在那个地方很不适合，但是到这个地方又非常适合。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这就像商人无利不起早一样，就要像白圭做生意一样，像凶猛的雄鹰捕捉猎物那样，不达目的不罢休。因此一旦这个人才进入曾国藩的视线当中，又是经过闻可、见可，那他一定把这个人招来。
　　曾国藩网罗人才的精髓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以类相求，以气相引”。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类的人更容易进入彼此的“气场”，所以曾国藩找科技界的人才容闳时就说过，一定不能让武官同他谈话，因而他找数学家李善兰写信，这样更容易获得容闳的信任。
　　还有“以气相引”，气就要靠道德操守的修为。怎么找到道德修养好的人，这就叫“以气相求”，两者相互影响。
　　早年的时候，曾国藩的场子并不是很大，因为他一直没有封疆大吏的权力，因此也不能提拔人。所以每次向清朝奏请的时候，说提拔这个人、提拔那个人，清朝只是给名义上的一种提拔。这样，最初湘军开始创立时，招人成了一个大问题。
　　此时，曾国藩首先想到了老同学郭嵩焘、刘蓉。三人在岳麓书院读书的时候结成了密友，成为一生的铁三角。郭嵩焘是诸葛亮式的人物，摇羽毛扇，出谋划策是其所长。刘蓉更被曾国藩称为“卧龙”。在道光、咸丰年间，湖南士子中还有“三亮”，即三个诸葛亮的说法，即老亮罗泽南、今亮左宗棠、小亮就是刘蓉。曾国藩开始组建湘军班底的时候，没有多少人愿意跟随他，因为打仗这种事情是掉脑袋的。这时候，他把刘蓉和郭嵩焘拉了进来。
　　刘蓉是湘乡人，字孟容，号霞轩，少年自负，不肯随时俯仰，年三十余还未中秀才。县令朱孙诒惊叹其才，秘密让他的父亲督促就试，赴县试，举为首名，始补生员。道光十四年，曾国藩初次相识刘蓉，相语大悦。随即与郭嵩焘、刘蓉三人拜帖称兄道弟，以后曾国藩又多次拜访这位乡贤，十分友善。道光十九年，刘蓉闲居在家，曾国藩从京会试归里时，曾专程到乐善里去看望他，勉励他攻读史书，勤奋写作。曾国藩作《 怀刘蓉 》诗，诗中云：
　　日日怀刘子（ 指刘蓉 ），
　　时时忆郭生（ 指郭嵩焘 ），
　　我思意何属，四海一刘蓉，
　　他日余能访，千山捉卧龙。　　怀念之情，跃然纸上。现在，曾国藩组建湘军，最缺的是人才，便用软磨硬泡的办法，又拿出他一贯的诙谐对刘蓉说：“吾不愿闻弟谈宿腐之义理，不愿听弟论肤泛之军政，但愿朝挹容晖，暮亲臭味，吾心自适，吾魂自安。筠仙（ 郭嵩焘 ）深藏樟木洞，亦当强之一行。天下纷纷，鸟乱于上，鱼乱于下，而筠独得容其晏然乎？”当时刘蓉已在湘乡与罗泽南等人练湘勇，并很有成效，只有郭嵩焘冷眼旁观，因而曾国藩说不能让郭一个人置身事外。刘蓉随即来到曾国藩这里，郭嵩焘也随后来到。昔日布衣之交的三兄弟，今日又走到一起，曾国藩十分兴奋。郭、刘两人与曾国藩相约——服劳不辞，只是有三点要求：
　　不任仕宦，
　　不专任事，
　　不求保举。
　　这“三不主义”被打破，乃是后来之事，曾国藩当时只好答应，并请郭、刘出谋划策。他还对管理银钱的人说：“郭、刘二君，是吾兄弟，不与众同。薪水惟所支用，不限数也。”郭嵩焘亲自到益阳、宁乡等地游说，募得十多万两银子，成为曾国藩办团练的第一桶金，可是，郭、刘两人在曾国藩大营数年，却没支一钱，这使曾国藩深感不安。
　　在挽留刘蓉时，最可见曾国藩的用心。刘蓉因回家葬母，不愿回来。曾国藩用尽办法挽留他，并说只有郭嵩焘来了才放他走。咸丰五年三月，郭嵩焘从湖南来到南昌大营，刘蓉请曾国藩兑现他的承诺，当天就要走。曾国藩实在找不出理由，提出以诗相留。刘蓉提出一个标准，说诗作得好就不走了，而佳诗的标准竟是“使我读之即笑”方可。曾国藩“亟意做诡趣语”，写成长诗一首，名叫《 会合诗一首赠刘孟容 》。其中最后一段是：
　　困穷念本根，风雨思君子。
　　艰难复相逢，得非天所祉。
　　回首二十？年前，志亢声亦侈。
　　忧患阅千变，返听观无始。
　　老夫苦多须，须多老可鄙。
　　二子苦无髭（ zī），无髭亦可耻。
　　自乏谐俗韵，不关年与齿。
　　贞松无春竞，岁晏行可俟。
　　作诗志会合，亦用砭窳（ yǔ）呰（ zǐ）。
　　刘蓉“读之不觉失笑”，因此只好继续留下来。自此刘蓉随幕其中，下笔如流，曾国藩很是依赖。曾国藩困顿南昌时，罗泽南上书先攻武昌，刘蓉率左军，收复崇阳、通城。曾国藩因此上奏朝廷，想举荐刘蓉，但因有“不求保举”之话在先，曾先将奏疏让刘看，并说：“此亦古人之常”。刘蓉却说：“萧朱、王贡以转相之汲引为贤，盖汉人袭战国余习，非相交以道也。士各有志，何以强为？”曾国藩不得已作罢。郭、刘两人出来做官，是几年后的事。
　　曾国藩求贤若渴，因求取人才也有受骗的例子。他平时特别强调，人有没有条理，能不能打动人。
　　曾国藩在两江总督署时，有一个人来投效，说他愿意在曾手下工作，希望给他安排一个差事。曾国藩说，那你讲一讲用人方面最大的弊端是什么。
　　这个人跟曾国藩说，用人方面最大的弊端就是应该避免欺弊，被别人欺骗。曾国藩说有道理，鼓励他说下去。这个人于是跟他讲了“四种欺”：
　　第一种是像曾国藩您老夫子这样至诚盛德的人，即使想欺骗你，别人也不忍心。这就是不忍欺。
　　还有第二种人，像左宗棠那样刚正严厉的人，别人即便想欺骗，也不敢欺。这就是不敢欺。
　　还有第三种人，有的封疆大吏位置很高，别人不欺骗他，但他还怀疑别人欺骗他。
　　最后一种人是第四种，自己被别人欺骗了，还感觉不到自己被别人欺骗。曾国藩很感兴趣，说讲到这四种欺很有意思，这样吧，你能不能明天开始到我手下各个大营去看一看，看看我手下这些人当中哪些人真正是人才。
　　这个人领命而去，过了几天回来了。曾国藩问：你发现我们这里有人才吗？他回答说，你这里人才非常多，但是有两个人真正是人才。曾国藩问：哪两个人是你所说的人才？他说：有一个人叫涂宗瀛，还有一个叫郭柏荫，这两个人是人才。
　　这两人在曾国藩自己的人才名册中也是被列为提拔的人，一听到这里，曾国藩感觉此人真是了不得，有鉴识人才的本领，便想提拔他。只是一时没有更合适的位置，所以就先安排他在制造局当差。但是没想到过了几天，这个人带着两千两银子跑掉了。手下的人听说后，向大帅建议赶快追，曾国藩说不要追了。大家觉得曾国藩这次被别人欺骗了，曾国藩自己捋捋胡须，一再说“好一个不忍欺，不忍欺”。他这样说，别人都笑了。
　　曾国藩总结说：人才凭借求才者的智识而生，也由用才者的分量而出。用人如同用马，得到了千里马而不认识，认识了又不能很好地驾驭使用，那样的话，用人者反倒乐得骑乘驯服、稳当的劣马，反过来指斥千里马的高大、俊伟。
　　胡林翼说，人才随取才者之分量而生，亦视用才者之轻重而至。
　　曾国藩做两江总督后，管辖江苏、江西、安徽三个省，朝廷所有的大政方针都要咨询他，场面非常大。曾国藩提拔的人才更多了，主要人才大多是在这个时期提拔起来的。
　　曾国藩提拔人才主要有四个特点：
　　一个是数量大。曾国藩的人才非常多，封疆大吏这个职位的就有几十位，有名有姓、有成就的有几百人。
　　二是专业性强。曾国藩手下的人才都有专业技能，在各个方面都有专业特长。而有的从士兵，或者农夫提升到一个很高的位置。
　　三是求才的心意非常诚。以诚来求才，待之以礼，求人心境有恒，不达目的不罢休。
　　四是范围非常广。他主张用人五湖四海，不论资格，打破常规。
　　窃谓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知人诚不易学，晓事则可以阅历黾勉得之。晓事则无论同己异己，均可徐徐开悟，以冀和衷；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乡原固谬，狂狷亦谬。重以不知人，则终古相背而驰，决非和协之道。故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而鄙论则谓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
&&&&&& 三、相人口诀
　　曾国藩平时留心观察人，并提出著名的“五到”。其中“眼到”特别强调“着意看人”，“手到”提出“于人之优劣，事之轻重，随手笔记，以备遗忘”。
　　可见曾国藩注意平时与人接触时“相人”，在日常军政生涯中积累了很多经验，有关传闻甚多，并称有《 冰鉴 》之类。最可信的是，他在同治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日记中写道：因忆昔年求观人之法，作一口诀。这个口诀就是识人口诀，也可以说是曾国藩对相人术的总结，其中有的内容显然超出传统相人术的范围，而融入一些新的考察、观察人的方法。中国从唐代时，选拔人才以“身、言、书、判”为标准。“身”，就是人要长得标致，身方端正是最好面相。我们通常说，这个人是国字脸，就能成大器。比如两肩不平，一高一低，就不能担艰巨。他的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　　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　　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　　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
　　第一句是“邪正看眼鼻”。忠、奸是中国人看人当中最主要的两个方面，如果连好人和坏人都不能识别，那何谈用人。所以曾国藩把识人口诀中的第一句话定为“邪正看眼鼻”，如果鼻子和眼睛不正，即俗话讲的眼斜鼻歪，在曾国藩看来这个人肯定心术不正。正如看京戏的时候，脸谱一出来就知道这个人是奸臣还是忠臣。相术上讲，七尺之躯不如一尺之头，一尺之头不如一寸之睛。所以看一个人，除整体外，第一就要看鼻和眼是不是长得正。这也是看人最基本的方面。
　　《 人伦大统赋 》说，“欲察神奇，先睹目睛”。眼睛掌贤愚、贵贱、巧拙、勇怯、邪正之宫。孟子说：“胸中正则眸子眊矣。”眼睛以长、深为贵，其次是尾部稍微翘起，再次是藏神。因此有“两眼藏神，富贵高名，鱼尾插额，位至相国”。而三角眼通常为人狡诈。再如，瞳仁要如点漆，黑白分明。象眼属于思考理智型，黄眼仁属于长寿型，突目属于性格暴躁，浑浊属于早逝型等。从眼睛观察人的类型，曾国藩记载的例证最多，如“平视无顾”为最佳，“游目为贼眼”，于他人不利，而“痴视伤己”。鼻子居五岳之中岳，相书上讲鼻子是审判官，位居中央，高高耸立，号称天柱山，上接天庭，下接水沟（ 人中 ）。“鼻以准头为主”，两边为“金甲”。
　　第二句话是“真假看嘴唇”。口为出纳官，不嫌大。口德、口贼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极。口以方、广、厚为贵。又有“开欲大而合欲小”。嘴唇：两唇相副好文章，如果上唇盖不住下唇，男必多诈，女必克夫。口像鸟嘴最难交，范蠡辅佐越王勾践成功后决计和他分手，就是看出他长颈鸟嘴，不可共享安乐。史书上记载，汉代老妇人许负，就是凭周亚夫的口，相出他必将饿死的：相法说，有横纹深入口内，必然饿死。
　　第三句是“功名看气概”。一个人有没有功名，曾国藩说要看人的气概。有的人就是一出场把所有的人都带动起来，像谈恋爱的时候也有一见钟情，被对方的一种气质所慑服，有一种追随的感觉。咸丰四年初，贵州黎平知府胡林翼因湖广总督吴文镕奏调，率三百人进入通城途次，得悉吴已战死黄州。曾国藩当时尚不知吴已死，写信称其来，“为甄师（ 吴文镕 ）喜，为两湖喜。又接庐州失陷，岷樵（ 江忠源 ）殉难之信，为天下忧，为吾党忧”。随即向清廷上密疏，称赞“胡某才胜臣十倍，可大用”。胡遂成为曾的部下。但后来胡最早得到封疆之任，“谨事文正，交欢文恭（ 官文 ），推美让功”，“中兴之烈基于此乎！”胡去世后，曾国藩私下与心腹幕僚赵烈文谈话时还说：胡林翼是英雄一类人物。而咸丰十年五月胡林翼给曾国藩写信说，少荃如论骨法必大阔，才力又宏远，择福将而使之，亦大勋之助也。曾、胡两个人给李相面，都说李鸿章是属大富大贵之相，是一个福将。
　　第四句是“富贵看精神”。这里的“精神”是精气神的意思。一个人能不能长享富贵，曾国藩说有的人才即便你着意培养，但因为他不能长享富贵，可能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他在私下跟赵烈文谈话时非常惋惜地说，胡林翼是湘军第一苦命人。薛福成也相出胡林翼是苦瓜脸，虽有非凡的英雄气概，却是一种苦相，即精气神不足，所以不能够长久。我们通常讲人活一口气，寿命长的气长，寿命短的气短。这个气就是精气神。而精是有形的东西，气和神是属于无形的东西，但气和神这种无形的东西都要靠精来支撑，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如此。精又由肾而出，所以一个人肾衰竭了，人的精没有了，气和神随之而散。康熙晚年有一句名言，他说自己为大清帝国殚精竭虑，“心为天下耗其血，神为天下散其形”，是最好的一种表述。所以曾国藩说富贵看精神。
　　第五句话叫“主意看指爪”。人有没有主意，他说主要看指爪。实际是相手。古书有四肢象四时，五体象五行的说法。手以厚、软为贵。手指纤长，其人聪颖，有主意，短而粗者愚鲁。曾国藩说，“手心、手掌心当中纹络清晰而浅者，心定”。这个心定就是主意定，临事不慌乱。“手掌纹络浅而乱者，人心乱、心浮”。
　　第六句是“风波看脚筋”。足是千里马，我们讲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相书讲，足者，上载一身，下运百体。足代表良马，代表地。足以平、厚、正、长为贵。清朝时每有大的战争发生，要选好马匹，大多会从蒙古、西北这两个地方选。鉴别马匹好和坏的一个标准就是在一个特定时间中，先到达这个地方的就是好马，而没有到达的这些就被淘汰。人衰老的时候也是从足开始，所以他说“风波看脚筋”。有的人就是无风无浪、无灾无难到三公，位置升得很高；而有的人则是一生坎坎坷坷，才最终有成就。这就属于有风波的那种人。
　　最后两句是“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这两句不是相人，而是观察人。曾国藩特别重视有条理，并把它作为用人最重要的四个方面之一。他说有无条理，通过语言能够看出来。而语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书面语言，包括各种汇报、报告等。在每个人的一生中，可能最离不开的就是我们的文字。文字有很多是属于报告之类，报告有没有条理就显得非常重要。曾国藩这里的语言主要是指口头语言，他经常讲，古人说的听言非常适用，即两个人谈话，能不能切中要害，条理清晰，把对方抓住，就能显示出有没有条理。
　　近代有一个很好的例证。张学良因为西安事变，被蒋介石囚禁，到了蒋经国时期，仍然没有获得完全自由。当时参与西安事变的主要人物太多去世，只有他能够说出真相，但他多年来一直对此保持沉默。所有的来访者都被拒之门外，但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唐德刚做到了。他用一句话就让张学良说出藏在心灵深处的秘密：
　　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你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甚至连你的父亲都不如，你的父亲是东北王，他不向日本人屈服。你虽因西安事变坐了三十年的牢，但却改变了中国，你所做的付出，值得！
　　这句话让张学良当即答应唐德刚的采访。后来张学良所有的回忆录都保留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这应该归功于唐德刚。一个人说话是否有条理，是否能够在最短的时间打动对方，是曾国藩相人的秘籍之一。
　　《 曾氏湘乡文献 》还保留了曾国藩相人的具体记载，比如说看一个人的面，曾国藩会说什么样的脸是颟顸型。人们常说不能与颟顸的人交往，因为这类人讲不清道理。曾国藩结也有“八交九不交”之说，说这种人避之唯恐不及。颟顸之人的面相是“面快然而大，无清气者”，即脸盘非常大又没有清气。
　　面：　　面快然而大无清气者，谓之颟顸，颧骨森耸，地角方阔者，主有岁权；色黄黑而润泽者吉，哑白而枯涩者凶。
　　口：　　口唇太薄而颤动者靠不住，口角方者贵。说话闪烁游移者靠不住，言伤易者后难渡，言伤烦者做事必浮。
　　头：　　头如山者贵重，偏颇好动者败。　　身：　　腰长过人者贵，三段停匀者贵寿。头，头一段；肩至丹田一段，以下为一段。
　　目：　　暸则胸中正，眊则胃中不正。　　黑珠黄者有胆，淡黄深黄数道分明者：胆大而多智。　　视上者傲，视下者骄。　　忧倾则奸（ 侧头视也 ），神定而目如流星闪电者大贵，神荡而目动言肆者可恶。
　　鼻：　　梁正者心正，歪者心不正。　　准隆而圆美如珠者贵，准削而歪者人心不正，伏犀贯顶者贵（ 若比他人迥长者尤贵 ），中如蜂腰细断者贱。
　　手：　　指甲坚者心计定，指长者聪明，掌纹细而浅者秀，多者心杂，粗而深者定，少者心专。
　　足：　　行路稳重者贵，轻佻者贱。
　　“言伤易者”指说话大言不惭。“后难渡”指把什么事情都看得非常简单，天大的事情在他那里都是小事一桩。这样的人做事靠不住。曾国藩经常讲，这种好大言而胸无实际的人最易坏事。
　　“言伤烦者，做事必浮”，指的是不喜欢别人说话絮絮叨叨，大多时候伤烦。烦是烦恼的烦，就是没有耐心。曾国藩在用人中有一条，“不胜繁巨者，不能重用”。就是不踏实，不能事无巨细，做不到“五到”。
　　他关于“头”的说法，“头如山者贵重”，“偏颇好动者败”。他讲人的身体，“腰长过人者”是大贵，尤其是“三段停匀者贵寿”。所谓三段，头是一段，头下至丹田是一段，丹田以下是一段。这三段非常匀称的人，是大富大贵之相。
　　其实，曾国藩这些自己总结出来的相人方法，有的来源于中国儒家经典。《 孟子 》中载：眸子，人眼睛的瞳孔。胸中正的人，眸子明亮。曾国藩说“黑珠黄者有胆”，就是有胆量；“淡黄深黄数道分明者，胆大而多智慧”。司马迁《 史记 》描写汉高祖为“龙准龙颜”。“龙准龙颜”就是他的鼻头特别大，像龙一样的面目。
　　曾国藩特别讲行路的姿势，“行路稳重者贵，轻佻者贱”。所以，他在通信中多次教育他的儿子曾纪泽，走路一定要稳重。所谓人站要有站相，坐要有坐相，除了讲求姿势外，还蕴涵了很多古人养生方面的道理。
&&&&&& 四、独特的面试人才法
　　以上那些都是用来鉴识人才各个方面的相人方法。史书上有很多有关曾国藩相人的记载，包括正史，都说曾国藩有一套独特的秘法。
　　曾国藩相人最典型的例子是江忠源。据《 曾国藩年谱 》记载：
　　道光二十四年八月，新宁江忠源以公车举人留在京师，因郭嵩焘求见曾国藩。江素以任侠自喜，不事绳检。曾国藩与语市井琐事，酣笑移时。江出，曾目送之，回顾郭嵩焘曰：“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既而曰：“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时承平日久，闻者或骇之。江自是遂师事曾。
　　而在朱孔彰所著的《 中兴将帅别传 》中，所记这件事的时间更早，引荐人也变成刘长佑，内容则完全相同。
　　江忠源早年吃喝嫖赌无所不好，曾国藩当时以理学家自居，对这样的人往往是避而远之。当郭嵩焘把江忠源引荐过来，曾国藩一听是江某人来了，悄声告诉门房说：“这个人做事不符礼法，你想个办法把他打发了”。门房是个老实人，实话实说，江忠源急了，大声说了一句话：“那些事是有的，难道天下还有拒绝人改过的大臣吗？”
　　这句话很有分量，意思是说，坊间流传我过去那些荒唐事情都是有的，但是曾大人能够拒绝别人改过吗？曾国藩一听这句话，倒屣走出去，把江忠源迎到房榻内室，两个人畅谈一时。等到江忠源走的时候，曾国藩回过头来跟郭嵩焘说：“此人一定会立大功名，但最后会死在沙场上”。郭嵩焘感到非常不理解，因为现在天下太平，他是一个举人，即使将来出来做官，也是文职官员，怎么能够死在战场上呢？不相信。后来江忠源果真死在了战场上。《 中兴将帅名录 》还记载：曾国藩把自己练兵的计划告诉江忠源，并表示由他来带。江忠源是湖南人中第一个以书生带兵的人，因此也是第一个死在战场上的高官——巡抚。
　　还有一个典型的事例。李鸿章建立自己的班底，即建立淮军时，对四梁八柱核心团队中谁能够成为他最得力的助手，有些拿不准。当时在安庆，他请老师曾国藩帮他把关。曾国藩说：“那好吧，第二天早上，让他们到我办公室外面等候。”于是，李鸿章带了手下张树声、吴长庆、潘鼎新和刘铭传四员大将，让曾国藩给相相，谁将来最有出息。
　　当时安庆这一带还是很冷的天气，尤其是早上。四位大将一早就来到曾国藩的大帅府，一等就是两个时辰，饥肠辘辘不说，外面瑟瑟的西北风吹得几个人受不了，曾国藩以“耐字决”来考验他们。又过了一个时辰，这时，其中有一个麻脸的年轻人实在耐不住了，说了两句话：
　　烽火期间如此静候，岂不延误军机？对部下如此怠慢，岂不令人寒心？周公一饭三吐哺，以待天下贤能，而大帅的架子也太大了！见不见应该早一点告诉我们。
　　这时，曾国藩从室内走出来，对四位说：“好吧，今天不见了。”四个人都莫名其妙，面面相觑，而那个麻脸气得拳头攥得紧紧的，口中不停。过了一会儿，李鸿章来到曾国藩这里，说：“老师，我托付您的事情，不知有没有给我办。”曾国藩对李鸿章说：“少荃啊，这几位都不错。其中，器瞩非常、声音洪亮的那个麻脸汉子，就是你将来要找的接班人。”李鸿章说：“这个人就是在大潜山上喊出大丈夫应生有爵、死有谥，人称刘六麻子的刘铭传。”曾国藩说：“四人在外面等待时，其他人都屏息肃立，改容以待，只有那个麻皮不一样。他出言不逊，见我走过，昂然而立，眉宇间有不平之色。此人额广面长，钟声铁面，有雄侠威武之气，胆量和才气在诸人之上。好生栽培吧！”
　　刘铭传果然成为李鸿章的第一员大将，特别是在平定捻军时，立下汗马功劳，封一等男爵，后来成为台湾第一任巡抚。连战先生的祖父连横著有《 台湾通史 》，他说台湾历史上真正可以称得上永垂不朽的人中，刘铭传是第一人。
　　后来，曾国藩北上镇压捻军时，请李鸿章的淮军来支持他，还特别奏调淮军大将刘铭传。刘铭传这个人血气方刚，火气非常大，曾国藩想用合适的方式规劝他。刘铭传的诗集《 大潜山房诗钞 》完成时，请曾国藩作序。曾国藩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机会，于是在序中说，你这个人用兵和写诗一样，都是属于不同凡响，但是你有一点做得不够完美，就是向来藐视敌人之意太多，也就是说没有经过太多的风浪，心中往往有一种骄矜之气。曾国藩嘱咐他应养成“豪侠而具敛退之气”，即发扬豪侠之气，同时要内敛功夫，遇事冷静沉着，少些锋芒，多点避让，人就完美了。
　　曾国藩还送给他一个礼物，是用动物羽毛雕的一把扇子。曾国藩在扇面上题了一首诗。这首诗的大概意思是，要刘铭传向他的前辈舒城（ 今安徽省庐江县西南 ）人周瑜学习。周瑜是孙吴的名将，“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曾国藩希望刘铭传把骄矜之气压一压，要养成一种大将风度。
　　类似记载非常多，虽有夸张、神化成分，但曾国藩确实在识人方面有独特的本事。《 见闻琐录 》“曾文正知人”条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曾国藩善知人，预卜终身。任两江总督时，陈兰彬、刘锡鸿颇富文藻，下笔千言，善谈天下事，并负重名。有人推荐到幕府，接见后，曾国藩对人说：“刘生满脸不平之气，恐不保令终。陈生沉实一些，官可至三四品，但不会有大作为。”不久，刘锡鸿作为副使，随郭嵩焘出使西洋，两人意见不合，常常闹出笑话。刘写信给清政府，说郭嵩焘带妾出国，与外国人往来密切，“辱国实甚”。郭嵩焘也写信说，刘偷了外国人的手表。当时主政的是李鸿章，自然倾向于同为曾门的郭嵩焘，将刘撤回，以后不再设副使。刘为此十分怨恨，上疏列举李鸿章有十可杀大罪。当时清廷倚重李鸿章办外交，上疏留中不发。刘气愤难平，常常出语不驯，同乡皆敬而远之，设席请客，无一人赴宴，不久忧郁而卒。陈兰彬于同治八年（ 1869 ）经人推荐，进入曾国藩幕府，并出使各国。其为人不肯随俗浮沉，但志端而气不勇，终无大见树。
　　作者说，观曾国藩预决二人，真如天算一般。然其衡鉴之精，尚不止此。在军命将，说某可为营官；某人可为大帅，某人福薄，当以死难著名；某人福寿，当以功名终。皆一一验证。
　　曾国藩的幕僚方宗诚在《 柏堂师友言行录 》卷三记载：
　　王子怀曾言曾公真有知人之识，咸丰初年，予上振兴人才疏，公见之，即再三称赏，但劝予不要保举徐仲升（ 徐广缙 ）制军、周敬修（ 周天爵 ）侍郎办兵事，说仲绅前办夷事甚得体，然实无才，留广东使夷人有所敬畏可以，若办兵事，底蕴尽露，岂不可惜！敬修之才，但能办土匪，不能办贼，其后果如其言。
　　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在《 庸庵笔记 》有“谈相”一文，记载道：
　　世俗颇传曾文正精相术，于文武员弁来谒者，必审视其福量之厚薄，以定用舍及所任之大小。余谓文正于相术不必精，然接见一人，每于其才之高下，德之浅深，福之厚薄，往往决之而终身不爽，以是负知人之鉴。
　　这句话颇为客观。而薛福成也有一些相人的本领，包括为曾国藩以及当时几乎所有湘军高层都有相：
　　曾文正公器宇凝重，面如满月，须髯甚伟，殆韩子所云“如高山深林巨谷，龙虎变化不测者。”余所觏当代巨公，无其匹也。知府张澧翰善相人，有癞龙之目，谓公端坐注视，张爪刮须，似癞龙也；惟眉发稍低，故生平劳苦多而逸豫少。
　　威毅伯沅甫（ 曾国荃 ）尚书，体貌颇似文正，而修硕稍逊焉。
　　合肥傅相肃毅伯李公（ 李鸿章 ），长身鹤立，瞻瞩高远，识敏辞爽，胸无城府，人谓其似仙鹤之相。
　　胡文忠公（ 胡林翼 ），精神四溢，威棱慑人，目光闪闪，如岩下电，而面微似皋陶之削瓜。骆文忠公（ 骆秉章 ），如乡里老儒，粥粥无能，而外朴内明，能辨贤否。左文襄公（ 左宗棠 ），貌亦如老儒，而倜傥好奇，议论风生，适若与骆公相反。
　　罗忠节公（ 罗泽南 ），貌素不扬，目又短视，不善驰马，衡阳彭雪琴尚书（ 彭玉麟 ），恂恂儒者，和气蔼然可亲；道州杨厚庵尚书（ 杨载福 ），意思深长，貌亦儒雅。鲍武襄公（ 鲍超 ），躯干不逾中人，文弱如不胜衣：四公之貌，皆与其行事不同，殆非世俗所能揣测也。
&&&&& 五、询事考言——识人口诀运用
　　曾国藩在考察一个人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即遵循古人的成法：一个是询事，一个是考言。询事是指对事情的看法，有没有独特的见解；考言则指说的话是否符合情理。这些在他的日记中有很多记载。
　　曾国藩考察一个人，大体要考察十二个方面，以此了解一个人的背景，包括出身、家庭情况，在哪里参过战，在哪里做过官，现在任什么职务等。
　　曾国藩在第二次出山后，尤其是任两江总督后，几乎每天都接见下属，包括最基层的文武官员。每次都把他的观察记下来，以备以后验证。因此他的日记中留下这方面的记载非常多。咸丰八年九月十五日谈话记录：
　　何本高，湘阴归义人，兄弟六人，行三。咸丰三年入营。朴实。
　　陈青云，湘乡五都萧家冲人，兄弟四人，居三。眼圆而动，不甚可靠。语次作呕，眼似邹圣堂。
　　刘光明，湘潭石潭人，年二十七，父四十六，母殁，有二弟。明白安详。
　　再如：
　　丁长胜，前充二旗左哨，本年二月假归。三十五都人。四年，招副五哨入王营。身文而笨，讷于言辞；目不妄动，为可靠。
　　周惠堂：颧骨好，方口好。面有昏浊气，色浮，不甚可靠。
　　钟辅朝：目清而不定，明白，滑。
　　吴兰蕙：面偏神动，目有精光，跳皮。
　　王春发：口方鼻正，眼有精光，色丰美，有些出息。
　　唐顺利：目小，有精光，眉粗，笨人。
　　龚隆贵，二都人。四年二月初十日围在岳州，城破后十五日逃出。在城内杀穿左右颊。十一月复入王营。据称，在湖南与朱洪英战最狠，七年十一月与石达开战最狠。身长视下，有壮气，好说话。父母年六十二三。三年入钟开诚营。
　　李绳武，湘乡城内人，种田为业。三年入王营。旋至衡州入罗山营，同剿岳州、武汉、田家镇、弋阳、广信，均在事。年四十二岁。充二旗哨长。无英气。无父母，有弟，有二女。尚老成。
　　他说丁长胜“身文而笨，讷于言辞”，后面又说“目不妄动，为可靠”。就是眼睛坚定，不是转来转去、很机灵、揣摩对方的样子。曾国藩用人最主要的是用质朴的人，即诚实的人。龚隆贵这个人“身长（ 身材高大 ）视下（ 眼睛向下 ），有壮气，好说话”。李绳武这个人，他的鉴定是没有英气，但是老成。
　　曾国藩品鉴人才有两个特点：重视品格和性格方面的观察，这类记载最多。
　　文兼武，十二都人，三十岁，其兄亦在王营，拙、直，长工之才。
　　陈品南，老三营湘旗旗长。挺拔，有静气。二十九岁。铜钱湾住。副将衔。
　　喻科癸，平江亲兵百长。年二十四岁，满面堆笑，可爱。矮而精明，略似陈安南。
　　他说文兼武这个人拙、直，后面写上是“长工之才”，适于做长工；评价陈品南“挺拔，有静气”；说喻科癸“满面堆笑，可爱。矮而精明”。关于品格的观察：
　　贺国秀，五都人，兄弟六人，行二，有一兄一弟在营。四年三月廿五入王营。静而明白。壮勇百长。作田营生。
　　王胜友，六都人。初入罗信南营，后入萧营。据称，小枪食药一两零，父母俱在。乡间蛮人。
　　成立福，湘潭七都人。父八十，母七十。兄弟七人，二早死，四人在营当勇。年三十七岁。四年，在羊楼峒入营。打义宁后，告假一次。七年六月充前营哨长。初由抬枪班当散勇。朴实壮健，目光渐散。
　　萧赏谦，平江长寿司。苏官渡入营，贵溪升什长，衢州升哨长。父母皆存，蓝翎把总。兄一，读书，弟一，耕田。耕作为业。武人而有儒雅气，身段稳称，鼻正眉疏，似有用之才。中哨哨长。
　　二是考察一个人是否可靠，能够做哪个方面的事情。如他说李楚盛这个人“目有精光数道，种田为业”，后面四个字“朴实可用”。评价李祖祥时说“目定”，不是游移那个样子，鼻子挺，坚实可靠。类似这样的记载也很多。中国古代在总结识人方面的经验非常多，《 吕氏春秋 》中有识人“八观”。更早即商末周初的时候，周文王就发明了鉴识人才的“六征法”：
　　第一是“观诚”。诚是诚实的诚，就是观察一个人是否诚信。
　　第二是“考志”，就是通过言语来考察一个人是不是有志向。
　　第三是“视中”，即通过声音和气息判定一个人内心是否有浮气。
　　第四是“观色”，就是观察一个人的外在表情。
　　第五是“观隐”，这是最难的，即平常我们说的“知人知面不知心”。所以，传统相术把观察一个人的内心放到了最要紧的位置上。
　　最后一个是“揆德”，即看一个人有没有道德情操。中国古代此类记载非常多。如《 史记 》记载刘邦去世前，想到吕后已经要代替刘氏天下，安排后事说“安刘氏者必（ 周 ）勃也”。周勃虽然不善于言辞，但很忠诚，最后能够安定刘姓江山的，一定是他。果然，后来陈平和周勃两个人联手平定诸吕之乱，稳定了汉朝的江山。
&&&&&&&&&&&&&&&&&&&&&&&&&&& 第三章 用人的理念和标准
&&& 曾国藩认为：人生是非常有限的，即使那些领时代潮流的风云人物，哪怕他们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但一生所为，也只能办一两件对时代有重大影响、让后人记得住的事。在这样的思考下，他特别强调“成大事者，以多找助手为第一要义”。就是说，要想成就一番大事业，必须要找那些能帮助、辅佐你的人。
&&&& 一、自立立人，自达达人
　　曾国藩的用人理念，最可贵的莫过于“自立立人，自达达人”。
　　他以一生经历，在给自己的儿子写的遗嘱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
　　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者，自立不惧，如富人百物有余，不假外求。达者，四达不悖，如贵人登高一呼，群山四应。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
　　这里引用的是《 论语·雍也 》，孔子解说何者为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这也是曾国藩能够聚拢天下人才，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自立立人，自达达人，是儒家的重要思想。咸丰九年五月初八，他与九弟一起谈话，特别讲到“自立立人、自达达人”的思想，并把它上升到“四知”中，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
　　四知之目，即《 论语 》末章之“知命、知礼、知言”，而吾更加以“知仁”。仁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进人，恕道也。立者足以自立也，达者四达不悖，远近信之，人心归之。《 诗 》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 礼 》云：“推而放诸四海而准，达之谓也。”我欲足以自立，则不可使人无以自立；我欲四达不悖，则不可使人一步不行，此立人达人之义也。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施诸人”，孟子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皆恕也、仁也。知此，则识大、量大，不知此则识小、量小。故吾于三知之外，更加“知仁”，愿与沅弟共勉之。沅弟亦深领此言，谓欲培植家运，须从此七者致力也。
　　看来，他不但自己努力践行儒家的“立人达人”之“仁道”，而且嘱咐他最亲近的人也要这样做。他还指出，家运旺盛也离不开这一纲领。对此，曾国藩的幕僚说：在军营里，每每听到曾国藩谈到收复安庆的事，他总是归功于胡林翼的筹谋划策，多隆阿的艰苦战斗；谈到后来攻下金陵，则又归功于各位将领，而没有一句话提及自己以及他的弟弟曾国荃；谈到僧格林沁进攻捻军的时候，赞扬他能吃苦耐劳，说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谈到李鸿章、左宗棠时，称他们是一代名流，是说自愧不如，就是说谋略莫及，这从他的奏折和信函中都能看出来。
　　立人达人的效果如何呢？
　　有人依据《 辞海 》进行过统计，自曾国藩组建湘军开始，湖南占据半部中国近代史。近代政治人物中，湖南籍占四十四人，居全国之首；其次是浙江，二十二人。现代政治人物中，湖南六十三人；第二位是广东，四十四人；第三位是四川，四十人。
　　从曾国藩这里出来的人才，他的妻子欧阳夫人曾开玩笑说：“我丈夫胯下出来的都是将军。”湘军系统仅幕僚走出来的就有；大学士二人：李鸿章、左宗棠；军机大臣二人：左宗棠、钱应溥；封疆大吏和部院堂官二十三人：丁日昌、刘蓉、刘瑞芬、许振袆、沈葆桢、李兴锐、李明墀、李宗羲、李瀚章、何璟、庞际云、陈士杰、陈兰彬、陈宝箴、恽世临、倪文蔚、涂宗瀛、钱鼎铭、郭柏荫、郭嵩焘、梅启照、黄赞汤、勒方锜；布政使、按察使、盐运使二十六人；提督、总兵各二人；著名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学者十三人。最盛的同治初年，其人才占据半壁江山。八个总督，有五个总督由曾国藩这里走出来；十四个巡抚中，有八个出于湘军阵营。副省级的职位有五十三位之多，省以下的更无法统计。
　　曾国藩依靠众人成就大事的做法，对近百年的风云人物有很大影响。
　　黄埔军校刚开办的时候，作为校长的蒋介石把蔡锷为滇军编的一本叫《 曾胡治兵语录 》的书作为黄埔军校的教材。蒋介石把这本教材拿来后，感觉不太满意，就自己亲自操刀加了一章，叫做“治心章”。
　　蒋介石又专门作了一个序，在序言当中，他特别讲到，如果单独把湘军中每一个领袖人物拿出来，与太平天国那些领袖进行比较，一点儿也不突出，但为什么曾国藩他们最后把太平天国打败了呢？他认为主要是因为曾国藩的用人理念。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能够自立，不但自己立得住，也让别人立得住，不但自己发达，也让别人发达，仅此一点就足以作为我们的老师了。”所以他提倡黄埔军校的所有人，都要学习这一点。曾国藩特别强调，一个人单独发达，就像一棵树长得很高大但是没有枝，没有叶，很多人就不会在你下面，受到你的荫庇。风吹日晒、阴天下雨的时候，大家也不会在这棵没有枝干、没有繁茂树叶的树下面，他们会跑到另外的地方去。所以他用人强调择将分支，让他们各展宏图，不能像母鸡似的，一直不把小鸡仔放出去。
　　曾国藩除了用人理念之外，更重要的是他非常重视的“三缘”：“地缘”、“血缘”、“业缘”。
　　有一个资料统计，曾国藩湘军的主要将领有182人，其中籍贯可以考证出来的共计156人。在这156人当中，湖南人就有130人，可以说，整个湘军当中有83%都来自湖南。曾国藩的军队之所以叫湘军，就是因为这些将帅大多是湖南人。特别有意思的是，在所有的将帅当中，来自于曾国藩家乡——湖南湘乡的人就有56人，又占到了湖南将领人数的一半以上。这表明曾国藩一开始就特别重视地域，也就是说地缘。
　　“业缘”就是大家从事的都是这个职业，但在曾国藩这里是指，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和目标，抱着同样的目的来做这件事情。
　　还有一条就是“血缘”。曾国藩特别重视亲情的关系，所以在他最初组建湘军基干队伍的时候，把郭嵩焘、刘蓉、李元度及更多的人拉到他这里来，做他的幕僚，给他做参谋，后来又结为亲家。这些人中，有不少跟他是儿女亲家，如长子曾纪泽续娶刘蓉女儿为妻，他将女儿嫁给郭嵩焘之子为妇。曾国藩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同年，而李鸿章又以“年家子”身份拜曾国藩为师，二人之间是真正的师生关系，李家三兄弟——李瀚章、李鸿章、李昭庆同时为曾国藩所用。此外，如庞际云、陈士杰、李榕、钱应溥等人都是他的门生故吏。可以说，他在实际用人中，巧妙地利用并重视传统社会有深远影响的“地缘”、“血缘”和“业缘”这“三缘”。
　　重视“三缘”，但不能以此画地为牢，他的用人本质上还是五湖四海，其中尤以参谋人员即幕僚群表现的最为突出。据统计，幕僚中就籍贯言，八十九人中，湖南籍二十一人，占四分之一；江苏籍十七人，占第二位；安徽籍十六人，占第三位：浙江籍十人，占第四位；其余四川、贵州、广东、湖北、江西诸省无不有人入幕。人员分布，共达九省。就出身言，上至进士、举人，下至诸生、布衣，等级不一，均为座上客。
&&&& 二、人才分三等、用人三步骤
　　曾国藩首先依人的才能高低，把人才分为三等。第一等人才，几十年才会一遇，很少有，因此是可遇而不可求。这种人才属于那种受之于先天，成之于后来，集几代积累于一身。人的资质，后天能够完成一部分或大部分，但是不能够完全达到。在他的“运气口袋”说法中，更多的是属于第二等人才、第三等人才。他说，这两种人才是可以找到而储存起来的，经过一段时间磨炼，能够达到第一等人才。他强调才干从历练而出，也就是说，凡是真正有才能的人，都要经过磨砺、磨炼、磨难，经受得住各种考验，才能最终脱颖而出。
　　他还以人的资质来划分，将人才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