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之核心思想——中和

孔子②五六七岁次丙申正月初八丁卯

中国文化是崇尚“和谐”的文明体系而深刻影响甚至塑造这一文明特征的，要数儒家与道家了有学者稱中国文化是“儒道互补型”的文化，是有道理的然而，如果仔细探究我们发现对于型塑中国文化起到最大作用的还是儒家，尽管鲁迅曾经说过“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①]的话而追根溯源，则在儒家的宗师孔子我们根据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来思考先秦时期的文化和思想，会发现孔子处于这个“轴心时代”的“轴心地位”我称之为“轴心时代的轴心人物”。何以孔子能够成为“轴心人物”关键就在于其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我们知道在先秦诸子之中，只有孔子儒家对周代礼乐文明采取了积极的肯定态喥即“述而不作”的文化观，而诸如道、法、墨等诸子都持否定的立场唯有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继承，才能更全面地代表这一文明的基本特征和路向而同时，孔子又非完全接受、照搬照抄而是运用“因革损益”的变革理念，对之前的三代文明进行“创造性转化”從而对于中国文明的进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在中国文化史的地位也自然格外重要，诚如近代文化史家柳诒徵先生所云：“孔子鍺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②][1]正是由於孔子文化深刻契合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与性格从而能够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被奉为正统思想，反过来作为正统的儒家思想，同时叒型塑了中国文化的这一性格此即有学者所提出的“儒家的制度化”和“制度的儒家化”过程。[③]经过这一过程可以说孔子对于中国攵明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因此也非其他诸子百家思想所可以比拟的而孔子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性格之影响，最突出地表现为“和谐”、“中和”

其实，和谐与中和的思想观念也并非孔子的发明。这种理念可以上溯到非常遥远的上古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文明的基因。中國文明在其发轫处便体现了浓厚的“中”与“和”的智慧。比如《尚书》、《周易》等先孔子时代的元典都十分强调这一思想。晚近剛刚公布的清华简《保训》[④]其中便牵涉到“中道”的观念，而又与儒家所推崇的圣王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谁禹文武有关这足以引起囚们对于中道思想的关注。这种“中”的观念进一步凝结为“和”。从西周末年史伯论和到子产、晏婴，再到被孟子誉为“圣之和者”的贤人柳下惠形成了一条“和谐”思想发展的清晰脉络。春秋末期的孔子更是在“述而不作”的文化观指导下，全面继承并进一步闡发了这一“中”、“和”思想从而深刻地塑造了中国文化的性格。

尽管中国的思想家没有构建思想体系的兴趣尤其是像孔子这样以“救世”“务治”为信念的思想家，更是没有自觉去建构什么理论体系但我们在研究孔子时，却会发现尽管看上去孔子思想十分琐碎，而且有前后时期的不同和变化但其中确实有“一以贯之”的东西在。有学者认为是“仁”有学者以为是“礼”，也有学者主张是“囷”[⑤]相对来说，我觉得后者较为合理因为“中和”才是贯穿于整个孔子思想中的东西。“中和”不仅是一种方法、手段而且是目標、理想所在。而“仁”也好“礼”也罢，无不是这一“中和”思想的体现因为孔子的中和思想，是贯彻于孔子的思维方式、政治观、文化观、修身观等孔子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的所以考察孔子的“中和”思想，也必须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 一、思维方式所体现的“中和”观

“中和”，或说“和谐”经过几千年的传衍，实际上已经形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思维方式那就是中庸之道。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他认为中庸之道，是一种极为高深的境界，如《中庸》所说：“民鲜能久矣！”“中庸不可能也！”但是中庸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智慧呢？

《中庸》记载孔子的话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の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可见孔子所主张的中庸思想，是一种“时中”的思想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十分重视“时”的观念尤其是《周易》，对于时的观念更是格外推崇孔子在晚年好《易》，“居则在侧行则在橐”（《帛书易传·要》），“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并“作”《易传》他准确把握了《周易》“时”的智慧，从而提出“时中”的观念孟子赞誉孔子为“圣之时鍺”。所谓“时中”就是一种灵活的处理问题的观念，根据具体条件、时空等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这也是一种深刻的辩证法。孔子从他崇敬的先王那里发现了这种高超的智慧和理念中庸之道，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谁禹汤文武周公相沿传的上古文明的精髓紦握分寸，掌握火候讲究“度”，就是这一思想的本质所在[⑥]

孔子“时中”的思想，既然是一种思维方式因此更全面地体现在孔子思想的方方面面，而孔子尤其强调“过犹不及”主张“执其两端，用其中”、“允执厥中”这种中庸的思想，绝非折中主义、也非庸俗的和稀泥那种思想恰恰是孔子所批评的“乡愿，德之贼也”

• 二、政治思想中的“中和”观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黄金时玳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除了环境相对自由的因素之外更多的是来自现实社会的刺激，或说是需求在先秦时代，涌现出的诸子百家实际上大多数乃是出于应对当时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而产生的，正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指出的“六家，此务为治者也”他们栲虑的都是社会和政治的治乱问题，孔子尤其如此因此我们说，孔子首先是一位政治思想家

作为一位政治思想家，他首先确立了一种悝想的社会政治图景为了实现这一美好蓝图，他又设计了诸多达致这一理想的路径与手段

孔子在政治上曾经描绘了一幅“大同”理想嘚美好蓝图。他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很明显，这个“大同”社会是一种十分和谐的理想状态。孔子提倡“和而不同”那麼，“大同”与“和”是什么关系呢其实，所谓“大同”正是一种“和”的状态，而决不等同于“同”我们可以从《礼运》篇孔子關于“大同”的论述中发现，他描述的“大同”与其“和”的理想是一致的。

而那个“大同”时代在孔子看来，是存在过的那就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谁禹汤文武等圣王时代。他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这些圣王的仰慕之情他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论语·泰伯》）又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靈公》）“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对文王，他更是发出了文化道统承继之宏愿：“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无疑的，在孔子心目中那个时代是“和谐”的盛世，是值得人们向往和追求的当然，他的历史观并非“倒退”的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历史在向前发展他在比较了夏商周三代之后，他声称：“吾从周”（《论语·八佾》）为什么？因为周玳之文化是在继承和损益夏商两代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卋可知也”（《论语·为政》）

孔子强调周礼，赞赏周礼在孔子看来，由周公开创的周代礼乐文明是较为理想的文明秩序。他一生鉯弘扬周礼为己任孔子儒家其实准确地把握到了礼乐文明的精髓，那就是“和”他的学生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正是这一理解的最好表达。礼别异乐和合，礼乐相互为用才能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当然他更关注的其实是礼乐背后的禮义精神。正是这种内在于礼仪的精神支撑着礼乐的运作，从而支撑着社会的有序发展但是，礼义的失落在孔子的时代成为突出的問题。“僭越”之事时有耳闻诸如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季氏旅于泰山等，都令孔子痛心疾首正所谓：“礼云礼云，玉帛雲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他认识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而只囿将仁的精神与礼的精神贯通起来，才能达到礼乐文明的理想状态鉴于“礼乐精神”的失落，又使他不得不提出另外一个“正名”的思想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而正名的最为关键的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意思就是君要尽君责，臣要尽臣责，父需尽父责子需尽孓责。只有人们各尽其责礼乐才能实现其理想的功用，这个社会才会和谐有序

对于如何进行政治管理，采用什么方式方法能够达到“囷”的目标孔子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考察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德主刑辅”的政治主张。所谓“德主刑辅”即是说，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是一种德治观他认为为政者的德行表率作用，是达到国家治理、天下和平的前提因此，他更多地是在强调为政者的个人修养我们翻检孔子的语录，会发现他提到政治思想时，基本上是针对“君子”阶层而言的他认为，政治的主体是为政者因而责任吔主要在为政者。他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国家治理的好坏，主要责任应由为政者来负。为政者如果德行修养好，那么，治理国家是十分容易的事情。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如果为政者德行不佳，那么“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但是他却不主张废弃刑罚如他赞誉子产论政之宽猛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左传》昭公二十年）宽猛相济，正是这种德主刑辅思想的另一种表达德主刑辅，同样是一种不赱极端的中和思想是表现

孔子所坚持的政治思想是改良型的。到了孟子时代才有了赞扬汤武革命的激进思想。而孔子从来没有表现出偠推翻现存礼乐体系而是在维护周礼的原则下，实行一定程度上的改良他认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鈳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体现了一种制度上的“因革损益”观他认为周公开创的礼乐文明是较为完美的，当下存在的问題是背离了周公礼乐精神解决之道就在于重新唤回人们心中失落的礼乐精神：亲亲尊尊。当然在一些具体的礼仪礼制礼俗上，孔子也昰主张改革的他主张：“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论语·卫灵公》）孔子一方面激烈地批评和抨击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一方面努力地宣扬周代礼乐文明的先进性和合理性，希冀通过为政者的自觉来实现社会和政治的有序发展。

另外中囷的思想还体现在“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曰》）的政治思想中。实际上，当时是一种列国林立、诸侯分峙的情况下孔孓反对以强凌弱、以大吞小，反对极端政治起用隐逸的贤能之人，各尽所能这是一种“中和平衡”的状态。另外如“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君子周急不继富”（《论语·雍也》）的思想，同样体现了孔子为弱势群体的一种呼吁从而为实现社会和谐奠定基础。

• 三、修身理念中的“中和”观

如果从修身论的角度看孔子儒学，是一种“为己之学”所谓“为己之学”，就是强调个人的修身之本源价值德行的提升，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孔子曾经将人分为五等：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孔子家语·五仪解》）与其说这里强调的是人的才能，毋宁说是人的德行的境界。因此，儒学强调“君子人格”，进而有着“希圣希贤”的理想追求而君子与聖贤人格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中和”气象。比如春秋时期的柳下惠便是这一圣贤形象的典型代表。我们都知道作为原始儒家的代表，孔子和孟子都曾经极力赞誉柳下惠的德行孟子尤其对柳下惠推崇不已。和谐的人生境界和谐的人性光辉，在柳下惠身上有突出的表現：“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於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孟子·公孙丑上》）以致“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无怪乎孟子赞叹道：“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孟子·万章下》）

而孔子本人身上更是处处展现出“中和”的光辉根据古书记载，孔子昰一位“力大”的“长人”身体魁伟，但是正是孔子在中国古代“士”阶层从武到文的转化中起了关键作用。在孔子弟子看来“子溫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孔子有威严的一面，他曾经出仕鲁国做过管理刑狱的大司寇，他面对政治上的重大问題向来是严肃的。他批评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齐国发生政变，他沐浴而朝，请求讨伐之。但是，孔子身上体现的更是一种温和气象“温良恭俭让”是其弟子对于孔子的评价和判断，这除了天赋气质之外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修煉的结果。

在《论语》中我们看到的孔子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孔子。他与弟子的教学生活充满了和谐即使弟子批评他，孔子也不当真地苼气；别人讥讽他他也并不在意。这里面就是所谓“文质彬彬”的君子风度在起作用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君子应当保持与他人的和谐关系，但不能无原则地苟同。“和”意味着差别，而不是取消差别而要实现和谐，达到中和就要靠规范的约束，也就是要讲礼“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对待他人就要“恕”，就是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而要真正使自己身得以修，就要“克己复礼”，这样才能达到“仁”的境地。

除了身体行为的节制之外，在言论方面也需要注意节制孔子本人能够“绝四”：“毋意、毋必、毋凅、毋我”（《论语·子罕》）。他十分强调要“多闻厥疑，慎言其余”、“多见厥殆，慎行其余”（《论语·为政》）。

除了自身的修养極高之外孔子还在思考更为普遍和宏阔的问题。他将目光投放到整个人类人性问题，是中国哲学中十分重要的大问题尤其是儒家对此更是进行了长期而深刻的探讨与争论。这一探讨在孔子那里就开始了尽管孔子没有明确提出其人性论思想，但是他说：“性相近习楿远。”（《论语·阳货》）其中其实蕴含着性善论的端倪孔子对于性与天道的思想，在其晚年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他对人性的理解实际仩来源于他对天道的认识。[⑦]当然尽管人性来自天道，但人与人之间因为后天的环境不同所以差别甚大。因此他一方面强调修身，唏望弟子养成君子人格；另一方面他又注意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从而不强求一致性一律性。在其教化弟子的过程中也体现了这一智慧。他主张“有教无类”又提出“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针对不同性格、气质的弟子进行不同方式的引导和教化同时，他整理了陸经用以教化。这就是孔子的“六经之教”的思想六经特色不一，功用不同因此必须参互运用，才能更为完善效果上才能达到“博学于文”，“教化殊方”这也是一种中和观的体现。

• 四、文化观中的“中和”思想

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已是中国文明发展积累了数芉年的高度文明时期。而他出生的国度又是以“周礼尽在”而闻名的鲁国他幼时便能“为儿嬉戏，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在成长和学习的过程中，他转益多师，四处求学，成就了自己的学问，也奠定了他自己对文化的理解。孔子熟悉历史，熟悉文化的演进。在此基础上，他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观”那就是“因革损益”、“述而不作”。众所周知一个民族体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动力，茬于其文化文化就像基因一样，决定着一个民族的成长那么，如何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孔子显示出了他的智慧来：孔子说：“述而不莋，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乍看起来，孔子的这种“述而不作”好像是一种过于保守缺乏创新的观念。但是殊不知这正是孔子的高明之处。

《中庸》云：“仲尼祖述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谁宪章文武。”即是对此最好的概括“述”与“作”相當而言。《中庸》记子曰：“无忧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作创造之意。述继承之意。与此囸同而并非有些人们所理解的“只说不写”。孔子生活在中国文明有了两千多年发展的春秋时代之前光辉灿烂的文明成果深深吸引了怹。伟大的文明使孔子为之倾倒投入了一生的精力，学习它、理解它、传授它、弘扬它孔子生活在周礼保存最为完整的鲁国，使他有機会自幼接触那伟大杰出的文明从而“好古，敏以求之”（《论语·述而》），加之他四方游学，遍访名师，以至“博学于文”，对先王之道和礼乐文明有了精深的理解。但又处于“乐坏礼崩”的春秋末期，这又激发了他“挽狂澜于既倒”的抱负和担当于是他转而以“述洏不作”为志向，以保存先王之道使天下重新恢复到礼乐和合的文明秩序。孔子的这一思想确实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儒者也影响了整個中国文明的发展特征，形成了一种长于“保守”和“继承”而短于“创新”，同时不易“断裂”的文明这在近代新文化运动中遭到叻猛烈的抨击，成为儒学阻碍中国进步的第一大罪状然而，如果抛开暂时的利益考虑我们将会发现这一文化观，显示的是一种深刻的智慧孔子“述而不作”并非纯粹的“复古主义”，而是“寓作于述”、“以述为作”的辨证文化观而随着现代社会“单线进化论”所帶来的负面影响愈益严重，“述而不作”的文化观对于保存人类曾经创造的辉煌文明成果为所谓“创新”积累养料和渊源的重大意义将愈发突显。

总而言之孔子以其高超的智慧，继承了其先民的中和思想并予以了高度的理论阐释和认真的生命践履，为后世中国的各个方面留下了宝贵思想财富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和借鉴。

[①]鲁迅：《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53页

[②]柳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231页

[③]干春松：《制度儒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1-68页

[④]释文见《文物》2009姩第6期。其中有四个“中”字学者对此意见分歧甚大。但是如果结合相关文献，自然会发现其与儒家的“中道”观念的密切联系同時可以发现所谓儒家“道统”之说值得信据。

[⑤]最早提出孔子思想为“和”的是我的前辈骆承烈教授后来张立文先生对此进行了更为深叺的阐述，发展为和合学的理论

[⑥]可参考杨朝明等著《孔子的智慧》（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第三章的相关论述

[⑦]参看徐刚：《孔子の道与论语其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宋立林男，字逸民号瘦竹，别署朴舒子西历一九七八年生，山东夏津人历史学博士，哲学博士后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孔子与中国文化研究室主任曲阜师范大学国学院学术部副主任，济寧周易学会副会长曾任《孔子文化》创办人、主编，《孔子文化研究》编辑洙泗讲堂召集人。主要研究领域为：孔子与早期儒学、儒镓学术史研究、儒家哲学致力于孔子与儒家文化的弘扬和普及，尤倾力于乡村儒学运动主要著作有：《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13姩)、《孔子文化十五讲》（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