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月报》2011年第6期读者点评精选
在推介新一期的读者点评之前，先摘录几位普通读者关于《小说月报》的博文。网友kiki在博文“”中写道：
工作也不是很忙，尤其还有丰富的周末。有的时候会去和朋友看场电影，有的时候去逛逛，因为有很多闲余的时间。最近没怎么买书看，经常看的算的上书的杂志就是《小说月报》了。
很喜欢里面的小说，尤其是里面的中篇。透过这些小说，可以很短的赏析他的一生，他的故事，并从中得到自己的感受。偶尔还会辗转反侧，为里面的情节，为故事的结局。虽然小说大多文学元素较多，可能太过高于生活。但我相信，生活无处不在，即使在小说里。再说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只有想不到的事情。今天觉得很远的事情，说不定明天就会发生在你我的身边。我们的生活也像是安排好的，又那么会出乎意料。
小说的主人公多少有些我们不希望的事情发生，为他揪心，又为其感慨。想想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呢！自己的生活发生在悲剧中时根本没有时间和心情感受这是怎样的生活，因为无法预知后来的事情，抑或现在的生活比起后来颇让人羡慕，也许之后所有的事情都会烟消云散，这都是无法知晓的事情。而自己，即使事后想起，也并不觉得是悲剧，而在别人看来，在别人所希望的事情看来，我们也许就在茶几上……
类似的意思，读者“哭丧着脸的骑士”用更为简洁的三句话来表达（“”）：
& 每一篇故事似乎都没有写完。
& 每一名作者貌似都活在纸上。
& 每一个人物其实就在你身边。
2011年第6期的《小说月报》上，刊载了第十四届百花奖的投票评选结果。这份获奖名单从一个角度展现了了小说作者与编辑同行们两年来的劳动成果，里面也同样凝聚着参与投票的众多新老朋友的敏锐与智慧。我们相信，在每一张选票背后，都有一位类似kiki或“哭丧着脸的骑士”的朋友，他/她们已将阅读《小说月报》内化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同看待身边的人、事、物一般，品味感受着一篇篇“活在纸上”的作者写下的小说。当然，不是每一位《小说月报》的读者都投出了自己的选票，可是读者与小说发生关联的一瞬间所迸发的那份吸引与触动都是相同的。小小的选票承载着“吸引”与“触动”从不同的方向投来，宛如在一个巨大磁场撒下一把磁针，每个小磁针静止时指向不同，但汇聚在一起，却可以让我们连接成一条完整的磁力线——如同物理学上所说的，磁力线只是人们借以描绘磁场分布的虚拟曲线，在当代小说的磁场中，看不见摸不着，却时刻能感应到的磁性处处存在，《小说月报》百花奖的获奖名单正是用形象化手段描绘磁性方向的“磁力线”。我们可以解读，可以阐发，也可以批评，但若要切身的体认，仍需投身于磁场之中。
在一位网友的日志里，描述了他与《小说月报》在“非常状态”下的遭遇：他染病住进医院，来探视的亲友一一离去，他却渐渐安心，因为在慢慢长夜中，他找到了几期《小说月报》陪伴：“我终于明白，漫漫长夜如何度过？如何战胜寂寞、享受孤独？文学是最好的良药和夜宵。它可以让你忘记过去，忘记时间。你从夜晚来临的黑幕中进入，出来时，已经天亮！床头灯只会无声地燃烧，没有记录。万籁俱寂，唯有翻动的书页和一帘之隔的鼾声！”这段令人动容的描述，让我们见证了读者与小说之间磁力感应的另一面。在本期读者点评精选中，我们也可以领略不同形式、不同角度的磁力感应，每一条磁力线都连接着磁场的两极，一极是作品用文字呈现出的小小天地，一极则是读者自身蕴藏丰富的内在宇宙……
在介绍精彩点评之前，我们先要向读者致歉。《小说月报》第6期出刊后，我们收到好几位读者的邮件或网络留言，指出短篇小说《天堂再见》中有前后文不符之处（前文提到主人公被截去手臂，后文却提到他的手被父亲握住，等等）。这些读者指出的情况确属事实，编者在选发此稿时没有进行适当的编辑处理，确有失察之处，感谢各位细心为我们指出错误的朋友，真诚向读者致歉！
接下来向朋友们推荐胡学文小说《从正午开始的黄昏》的创作谈：。热心读者“烟散迹绝”细心记录下本期《小说月报》中令他感动的情节，他的博文“”，也推荐朋友们一读，看看是否有相同的“磁力感应”。
《小说月报》2011年第6期总评
《小说月报》2011年第6期中篇小说点评
《小说月报》2011年第6期短篇小说点评
端午节放了三天假，我也没去哪里，写字写不下去，上网也全无兴致，就窝在家里看书，总算“高效率”地把新到的第六期《小说月报》完整地看了一遍。
邓一光的《宝贝，我们去北大》并不是头条，但我首先看的这篇。这篇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第4期上。第5期《小说月报》还没出来的时候，我就通过张艳梅老师的博客知道了这篇小说。
2005年，我初进大学，邓一光陪同林白去我们学校讲学，我有幸见到邓一光一面。那时候对文学圈里的人几乎一无所知，林白，邓一光，全都是第一次听说。当时昏昏噩噩，错过之后才知道都是蛮厉害的作家，导致我对作家那股狂热的崇敬没能够及时地表现出来。后来，对两位作家都有了不少了解，但说实在的，了解虽是了解了，真正看的却不多。邓一光的长篇小说《我是我的神》在《人民文学》发表时我是知道的，圈内的评价也都非常好。他是蒙古族人，写军事题材，文字雄浑有力，豪放粗犷，有英雄气概。这是我通过别人对他的评价得到的对他的间接了解。但我最终也没有看过他的《我是我的神》。邓一光写电视剧《南下南下》，这部剧曾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档，后来又在地方台热播……后来邓一光真的南下了，从武汉到了深圳。刘醒龙在博客里写，为邓一光饯行。后来看到新闻报道，邓一光表示，要深入深圳的生活，写出能够扎扎实实反映深圳的好作品来。
……拿到第6期《小说月报》，见到邓一光的《宝贝，我们去北大》，当然很激动，怎能不先睹为快？
北大，并不是北京大学，北大是北京大学医院在深圳办的一家医院。但是这个小说我不怎么看的懂，也就谈不上喜欢不喜欢。
然后看的是晓苏的短篇《花被窝》。晓苏也是我在学校读书时见过的作家，第一次见时也还没听说过他，但他讲话非常幽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又见了几次，已经对他有所了解，在刊物上读了他的一些作品，觉得他的小说跟他的人一样好玩，很是喜欢。于是每见一次就比前一次更觉亲切。
近年晓苏的小说被《小说月报》转载的几率比较高。看多了，觉得他的小说有些“三俗”，怎么写的尽是油菜坡的男女情事啊？虽然每次看到他的名字都感到特别亲切，但却没了往日读他小说时的那种常常忍不住吃吃发笑的快乐了。
然后是宗璞的《琥珀手串》。宗璞都八十好几了，还在写小说，真令人敬佩。《琥珀手串》讲了一个小故事。
祝小凤是林老太的护工，林老太的女儿是个金领，人称林总。一次林总来看望母亲，手上戴了琥珀手串来，祝小凤见了非常喜欢，后来就去小摊上花5块钱给自己买了个仿品戴着。祝小凤把自己的手串拿给别人看，别人一看自然都知是假的。但假的又有何妨呢，好看就行，自己觉得好看就行。后来，在林老太的提议下，林总把自己的真品琥珀手串和祝小凤的仿品琥珀手串换着戴了几天。在这些天，人们见到林总手上的琥珀手串依然总是恭维它的贵重，而祝小凤再怎么向人申辩自己戴的是真品却没一个人相信。东西戴在林总手上，假的也是真的；东西戴在祝小凤手上，真的也是假的。
故事揭示了一个什么道理呢，人们在看待事物的时候，因为戴上了有色眼镜，就分不清真品和赝品了。大人物风光无限可以很容易地以假充真蒙混过关，小人物身份卑微要想获得尊重和认可却困难重重。
虽然这篇小说篇幅短小，看似简单，但真要让自己写来，发表都是极难的事呢。为什么看别人的小说觉得写的很简单而自己却写不出来？
胡学文的《从正午开始的黄昏》是本期的头条。写了两个偷儿的故事。在网上看到有人说被小说中的爱情感动，我莫名其妙。不太喜欢。
武歆的《对峙》带有纪实性质。作家因为参加中国作协举办的定点深入生活文学采风活动而到陕北游走，收集红色故事。故事由司机上官文品展开来，讲述了上官文品的爷爷为了维护风水师的行规及后辈人的饭碗，始终不肯说出那个在战火中牺牲的红军传令兵的埋葬地点，而与各方势力进行长达一生的对峙的故事。
故事虽然谈不上引人入胜和令人感动，但却引发我想要了解红色革命史，甚至，想要做一次红色旅游的冲动。
滕肖澜的《天堂再见》直面残酷残忍的现实，读来令人唏嘘震颤，撼动心灵。秦悦和老公关大明新婚未久，关大明因为意外事故失去双臂和一条腿。原本美满幸福的生活刹那间被击作粉碎。关大明想自杀，厂里因为害怕担负巨额的赔偿金，派了公安局的人过来严加看护，一定要让关大明活，关大明生不如死。对关大明的家人来说，关大明也是生不如死。于是家人们商量，让关大明痛快些离开，也是解脱。秦悦答应父母自己会全身而退。但是后来，秦悦分食了那些原本只是给关大明准备的安眠药，意识消失，她脚下的阶梯，是通往地狱，还是天堂？……
朱晓琳的《非洲风筝》写了上海初中生宗小西远去非洲的故事。宗小西在国内读书时成绩很差，父母对他恨铁不成钢。在国内读书读不出什么名堂，后来，宗小西便随二姑去了位于喀麦隆的首都雅温得。二姑在雅温得开着一个旅馆，在雅温得要算富人阶级了。这使得宗小西可以就读雅温得最好的学校，可以有专门的司机开着漂亮的汽车接送上学，而在国内成绩很差的他，到了雅温得竟也成了学校的精英。在国内烦恼无尽的他，出国后收获了莫大的自信和快乐。这篇小说大概是通过对比国外的教育，来反思国内教育所存在的困境的。在网上看到一篇评论，探讨风筝这个意象在小说中的作用。宗小西出国时把爷爷给他做风筝带到了国外，后来宗小西把风筝送给了他在非洲认识的朋友。风筝这个意象在小说中到底起什么作用？我实在无力做这样深刻的思考。这篇以小喷油为主角的小说，我挺喜欢的。
最后，也是重点要说的是姚鄂梅的《你们》。这篇小说写了一个青年租房族与中年房东之间错综复杂的故事。
高锐，男青年，租房族。见而便知是刚从学校里毕业出来找工作的大学生。年轻，阳光，帅气，自信，谈吐风趣，会讨女人欢心。
“我”，女中年，银行高管。丈夫是政府人员，在外挂职，不在身边。有多处房产。出租房舍并不在乎几个租金，只是为了让房屋的管道不至于因为长时间不用而慢慢烂掉。
大柳，男中年，银行高管，“我”的同事，多年的铁哥们儿，蓝颜知己，“我”生活中的百科全书。人人都说，老公是当不了老婆的百科全书的，当别的女人的百科全书还行。相信你也懂得这个道理。
一开始，我还是蛮喜欢高锐这个人物的，因为他身上的一些符号——刚毕业的大学生，租房族，帅气，风趣，自信。但是后来，当他的举动表现出勾引“我”的嫌疑时，便觉得这人有问题了，不客气地讲，恶俗了。
女房东人到中年，但遇到年轻的帅锅也依然忍不住会花痴，再加上丈夫不在身边，老夫老妻也没什么激情了，面对年轻帅锅的进攻就更是无力抵抗。女房东与帅租客关系有些暧昧，虽如此，也倒没有偏离正轨。
大柳的包被偷了，但第二天就有人悄悄地把包给送回来，里面的现金没有了，所有的证件却一个不少，另外，多了一封短信，一个孩子写的，向陌生的叔叔道歉，因为他家里穷上不起学，需要钱交学费，但是并不需要叔叔的证件。大柳古道热肠，心怀慈悲，竟被这孩子感动。费尽心思找到这孩子，托关系花钱送他进最好的学校读书。但这孩子在学校又不肯学，常常捣乱，成绩差极。后来这孩子主动提出，自己还是不要读书了，有一个妹妹，资质很好，问可不可以换妹妹来读书，大柳同意了。最好的学校的不是一般人能够进去的，但大柳还是动用自己的资源帮助那孩子的妹妹进去了。
“我”给高锐免掉了房租，后来高锐却搬出去住了，他拿“我”的免租房当起了二房东。后来才知道，高锐早有妻女，一家人生活在棚户区，妻子是卖菜大婶。小男孩偷大柳的包，写信，还包，换“妹妹”去最好的学校读书。一切都是高锐有预谋的策划。小男孩不过是棚户区的野孩子，而他口中所说的“妹妹”其实是高锐的女儿。
高锐是这样一个人，生活在社会底层，“我”及大柳手中掌握的资源都是他所不可企及的。高锐便处心积虑地来接近这些掌握着丰厚社会资源的人，以利用他们手中的资源实现自己的目的。
当“我”发现高锐的阴谋，他的二房东自是当不下去了。后来，跟高锐不相见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又看到高锐，他正在对一个陌生的中年妇女说着当初对“我”说过的甜言蜜语……
说到底，高锐还是个聪明人呢，虽然可悲可叹，倒也不至于让人觉得可恨。尽管他用华丽的外表去欺骗富婆的感情确属不道德，但他对自己的妻女又那样疼爱，他也自有他的可怜之处吧。
用好友的话说，当年我在深圳，也是住过豪宅的人。公司给我们在市中心黄金地段租了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十个同事挤住在一起。也是一个女房东，要我们怎样怎样搞好房间卫生。因此读这个小说就觉得蛮亲切的，并且对里面故事也蛮喜欢的。
以前我总是崇拜作家而鄙夷评论家。有谈论别人作品的功夫何不自己也去创作呢，尤其是那些批评作家作品写的不好的评论家，既然作家写的不好，你何不写一篇好的出来给作家佩服佩服？自己又写不出，有甚资格嫌弃人家写的不好？
可是现在，当我看到一篇好作品而感慨良多的时候，我又希望，自己要是会写文学评论该多好啊，因为实在忍不住想要把自己觉得好的文章给好好赞美一番。
（王泓苇：）
《从正午开始的黄昏》……延续了胡学文一贯的关怀和思考。对人的深度关怀，对生存的严肃思考。普通人心灵世界的探寻，分裂的心灵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往返穿越，显示出胡学文对生活独特的领悟。
乔丁出身农家，大学期间为了家人四处借债也无力负担的学费，走上歧路，终于未能毕业身陷囹圄。出来后，为活下去受尽艰辛和屈辱。“凤凰女孩”的出现，改变了他的人生。从此二人行走江湖，大有纵情山水，劫富济贫，快意恩仇之豪情。
然后，乔丁收手开店，过正常日子。“凤凰女孩”不肯，最后一次攀越失足坠楼。乔丁结婚，孩子懂事，妻子温顺，岳父平和，岳母智慧，一家人其乐融融。直到有一天乔丁行窃进入一间屋子，偶遇婚外情的岳母。平静被打破，两个世界之间的追逐和穿越，让乔丁身心俱疲。多年之后的最后一次告别之旅，另一个世界的门就此关闭，只在记忆的深处追随他生命的旅程。
小说中的凤凰女孩和乔丁，岳母都是双面人生。
女孩在孤儿院长大，备受歧视，孤独，脆弱，羞怯，自我封闭；然而又因此生出了反抗心理，形成了无所畏惧的性格，大胆，执着，爱憎分明，无拘无束，渴望自由。这个女孩子的身世在她活着的时候始终是个谜，等到她诀别人世，一切即使大白于天下，又有何益？乔丁在孤儿院度过的所有时光，和他一个人带着女孩的影子穿行在陌生的城市一样，是一种仪式。缅怀，还有直面自己的心灵。
乔丁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家庭和工作中他是个负责任，爱家人的好男人，在正常的社会秩序里循规蹈矩的生活。而在夜深人静的异地他乡，他攀越一幢又一幢建筑，进入一间又一间陌生的屋子，不为了偷到什么东西，只是为了怀念那个雕刻在他生命深处的女孩和那段时光。其实这个人物塑造得更丰饶馥郁有深度，一部分灵魂活在过去，一部分探寻追问现在，一部分努力向往永恒的彼岸。
岳母是个沉静淡然的人，对家人呵护备至，然而，那个深夜，乔丁和她的偶遇，揭开了两个人的另一面。偷情，偷窃，背叛，挑战，谁更具备质问与指责的资格？岳母没有退让和逃避，乔丁更是满怀痛楚和愤怒。要用道德来衡量吗？岳母沉在心底的故事，该是怎样的曲折和幽婉？乔丁终于也没有讲出和凤凰女孩埋葬在一起的那段往事，因为，即便讲了，别人又如何能真的了解那种感受？
小说无论在现实关怀，还是情感深度，抑或在叙事上，都相当精彩。
每个人是不是都有两个分裂的世界，于乔丁而言，吴欢（这个名字啊，真让人悲伤）是现实的依托，凤凰女孩是长了翅膀的，五彩的，心灵世界的飞翔。给乔丁带来快乐的，从来不是偷窃本身，而是和女孩在一起的渴望。当一切都已沉寂，女孩不再左右乔丁的心灵世界，他的灵魂磨砺终获超然的宁静，那些“一开始便如蒺藜扎在她心上，也扎着他”，终于不再疼痛，在心灵的最深处，二人永远彼此相望。小说不仅在凤凰女孩的累累伤痕里写出了爱与泪，而且在乔丁的累累伤痕里写出了自救和超越。胡学文没有在道德和道义上局限自己，也没有因底层生存艰辛逼良为寇大声控诉，而是将思索的笔墨，穿越幽暗的现实，直接抵达生命和灵魂层面。
小说的叙事是从容的，两个世界，两种时空，交叉叠加，现实与虚拟的，繁华与落寞的，喧嚣与寂静的，两种人生，两种感情，都写得错落有致，摇曳生姿。也喜欢小说的题目，从正午开始的黄昏，如何面对随时可能铺天盖地到来的人生与心灵的暗夜？
（张艳梅：）
读过胡学文很多小说，也曾和他有过关于小说写作的深谈。我知道，胡学文一直在寻找自己小说写作上更多的可能性，他试图在每篇小说中呈现不同的追求。从《装在瓦罐里的声音》、《谎役》、《宋庄史拾遗》等这些近期的作品中，我发现了他这种于写作中突破超越自己的强烈愿望，以及为此的用力，还有对自己以往写作惯性欲罢不能的纠结。
于是，终于有了这篇《从正午开始的黄昏》。就我个人的阅读偏好而言，这个中篇是胡学文小说中的精品，我甚至认为它实现了这位作家小说创作阶段性的华丽转身。
小说分由两条线展开叙述，带领读者依次交叉进入主人公乔丁的两极世界——一个是每天身处其中的当下生活。在这部分，作者的叙述是一种充满秩序的娓娓道来：殷实富足的家境，小鸟依人的妻子和慈祥的岳母，家人之间的相互心疼和照顾，尤其周末家宴上三种馅料的饺子——而身处其中的乔丁，是一个心疼妻子、孝顺岳父母、顾念家庭的男人。但是，乔丁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他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离开眼下的生活，奔赴某一个外地城市，带着一个心爱的女人“她”，溜门撬锁，入室偷盗。在这个场景中，作者的叙述口吻变得腾挪跳跃、闪烁其辞，时空错乱、虚实交结，主人公乔丁的前世今生也才得以全面的真实呈现——原来，这是一个曾因贫困而肄业的半拉大学生，在穷破潦倒、走投无路的时候偶遇以偷盗为生的“她”，乔丁被这个女孩征服和吸引，并和她一起进入了一种刺激的侠盗生活，直到有一天，女孩在意外中死亡，而乔丁此后也终于拥有了看上去安定、美满的生活。
小说的高潮不期而至：乔丁在一次入室偷盗中，偶遇偷情的岳母，两个人隐秘的局部生活和内心秘密在这个夜晚交汇。而前面层层累积的谜团也由此揭开：原来，乔丁于日常生活之外的每每外出偷盗，都是他一个人上路，小说叙述中他与她一次次的同行，其实只是发生在乔丁自己的回忆和幻想中而已。而平时优雅、淡定、标准贤妻良母的岳母，每隔一段时间到另外一个城市，在教学的幌子下其实一直在和一个高大的男人幽会。乔丁与岳母相遇的那一刻，两个人都不得不直面彼此的秘密，更是直面自己内心的隐秘。
乔丁的所谓隐秘世界，他于美满的日常生活之外看似荒唐甚至诡异的溢出，在我理解，这不过是他安置灵魂的一种方式、一个选择。当乔丁贫寒肄业、穷困潦倒几至走投无路的时候，当整个世界将他放逐的时候，那个女孩收留了他，接纳了他，引他进入一种以偷盗为生的刺激生活，却也着实温暖了他。在某种意义上，她是乔丁的救命稻草，是他继续生活的勇气和信心，甚至她成为他的信仰。所以她意外的死亡，尤其后来追踪到的关于她出身孤儿院的悲惨身世，刺痛了他，也抽空了他。即使后来，乔丁实现了世俗意义上的幸福和美满，有了貌似温馨富足的生活，但是他的灵魂始终有一种无处安放的仓皇感，他需要一种方式去安妥它。如他自己所说，外出偷盗“他更在乎的是仪式，而不是窃到什么。他不缺啥，他不贪婪。一个普通人该有的，他都有了。唯一缺的，唯一不能放弃的，就是往昔的仪式，那对他很重要，真的很重要”。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外出找一个城市实现几次入室盗窃，对乔丁而言，是让自己沉浸在回忆中，借此来缅怀她，来祭奠她，来重温同她共有的岁月和生活。这更是对自己内心的自我抚慰。
在那个夜晚，乔丁和岳母窥见了彼此的秘密，他们自以为藏匿完好密不透风的隐秘世界就这样被掀开。乔丁发现了岳母日常稳健生活背后的隐秘，如同他自己一样，他们都会在平淡生活之中打开另外一扇门，容纳自己内心中溢出的部分。看似是行为的荒唐，看似是肉体的孟浪，其实都是心灵的需要。乔丁与岳母，在那次相遇之后成为了对头和敌手，但其实更是同犯。他们相互抵制和谴责，其实也相互包庇和理解着。乔丁对岳母的责怪之中，其实包含着他对自己言行的态度。审视岳母的这个过程，更是他审视自己的过程。在对岳母秘密的窥探、责难和最终理解的过程当中，乔丁也完成了对自己的理解和原谅，以及对自己灵魂最终的安置。
我记得胡学文在一次座谈会上谈及自己的创作时曾说，他的小说一直都写实了些，希望以后能够实现一种飞翔。我理解他的意思其实就是想把小说经营得更加有声有色。在这篇小说的写作中，他运用了一种虚实相间的手法，呈现了主人公生活中的一半火焰和一半海水。关于她的部分，都是在虚与实的穿插交替中来完成的，小说一开头，便是实景加幻觉，实景虚写，幻觉实写。而这种虚虚实实的写法，加强了小说推进叙事的力量，在给读者的阅读设置障碍的同时，也增添了挑战和趣味。更重要的是，它浸染了作者想要表达的一种情怀。
布洛赫说，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就是去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对此，我深以为然，这亦是我品评一篇小说优质与否的重要标准。有时我常常会想，我们为什么需要写作和阅读小说？或者说用小说去关照、体会、感受世界的独到之处是什么？在我看来，小说提供的最本质的东西应该是对人心的理解和体恤，穿透因为所以和理所应当，打破想当然的是非对错和善恶忠奸，努力深入内心、接近灵魂，为人物的言行寻找理由。小说写作须有发现心灵的意愿与能力，它应实现的是给心灵松绑，而不是增加捆绑，应该为内心寻找力量，增加柔软，发现秘密，提供理解。优秀的小说家应该有这样一种能力和野心：他的写作能够引领读者去介入、探究那些浮光掠影之下内心深处的种种神秘与模糊。所以，当我们跟随胡学文的叙述，慢慢进入了一个男人的两重世界，感受他内心深处的秘密，《从正午开始的黄昏》，我以为，它很大程度上呈现了胡学文的写作现在已经企及的高度。
最后补充一句，就我个人而言，除去文学批评职业角度的分析和品评，仅仅作为一个阅读者，读过这篇小说，我获得了一种关于他人，关于生活的悟，更因此理解和懂得了某些性格、某些行为。所以，我也通过这篇关于《从正午开始的黄昏》的文字，向胡学文致敬。
（金赫楠：）
读了胡学文新创作的中篇小说《从正午开始的黄昏》，我首先联想到的是荣格的那句名言：“中午一到(太阳)便开始下降。下降的涵义是把早晨他所憧憬的一切理想与价值都一笔勾消了……”这是荣格中年危机理论的一个核心部分。以我的理解，荣格想表述的是，人到中年之后，在某个时刻会突然感觉到过度膨胀的人格面具所带来的危机。在社会生活或者说公共秩序中，每个人也许都会为了获得公众的认同而为自己戴上厚厚的人格面具，在有形与无形的重度的挤压下，人格必然产生某种形式的分裂、变形。当承载人内心中自然天性的那个部分被压榨到无法容忍之时，便会产生人性中最原始的充满生机的力量，进行顽强而肆意的抵抗，试图恢复一个人作为本真自我的情感和自由精神。我想，胡学文的这篇小说《从正午开始的黄昏》，并不是刻意阐释荣格心理学的文学读本，然而，在我阅读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却强烈地感受到那种人格的分裂与精神的危机，人的意识、潜意识和人的道德、非道德化冲动，以及人在摆脱现实困境时内心与灵魂的狼奔豕突。
小说的叙事有意设置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空间情境：一个是现实的、公共的、合乎一般性现实规范的男主人公乔丁的一家，这是一个貌似幸福甚至完美的家庭。妻子温柔贤惠，孩子乖巧伶俐，还有周六、周日会为他们包三种馅饺子的岳父、岳母。乔丁经营一家小店，虽非大富大贵，但也衣食无忧。这个家“温暖、温馨，这是这个家庭给乔丁的感觉”；另一个叙事空间则是飘渺的、私密的、叛逆的，也是小说中女主人公“她”统摄的全部世界。“她”是引领乔丁步入这个世界的人，也是乔丁最早的精神导师。作为一个“贼”，“她”的身份永远也不可能被公众社会认同，但是，她以自己与生俱来的本领获得了在公众社会生存下去的机会，并在不断的对抗中努力维护作为一个人可能有的尊严。小说的叙事围绕着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空间不断腾挪变换，只是现实空间的叙事时序是完全按照故事时序来展开的，作一种线性的延伸。而属于“她”的那个空间叙事则充满了时间倒错，大量倒叙和插叙的使用，将过去、现在、未来随意穿插、颠倒、交错。我认为，胡学文在两个空间应用了不同的叙事手法，他想要呈现的是，现实的社会是公共的，它必须在大家所公认的、固有的秩序中向前发展或变化；而另一个空间则是属于个人的，不同的时刻相互渗透在一起，恰恰是这样的心理时间打造了文本中只属于“她”和乔丁的私密空间，而这个私密的空间往往潜伏着灵魂的隐秘，存在的盲点和死角。
正如小说的题目“从正午开始的黄昏”，胡学文将叙事预设定位在了一个个悖谬和错位中。岳父既胆小怕事又偏偏要惹事生非、拈花惹草；岳母冷静淡定的外表下隐藏着涌动的暗流；乔丁循规蹈矩的日常生活方式与攀岩走壁、入室盗窃的“地下”行为方式形成难以想象的背离；这些都喻示着内心与行动的极度错位。这种错位是以“秘密”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故事中的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可告人的秘密，而每个人的秘密都可能引发起一场人性的风暴，于是，在种种现实和心理的悬浮中，寻找这些若隐若现的秘密便成为贯穿为文本的基本线索。我想，胡学文的叙事策略并不仅仅在于将秘密设置为吸引读者的悬念，以此获得某种转瞬即逝的心理刺激，他是要将秘密作为展示人性的一个窗口。所以，在寻找、揭示答案的过程中，我们所关心的仅仅是：当秘密揭开时，人性会发出光芒，还是会沉入无边的黑暗。
乔丁是文本中携带着自己的秘密，去执著地寻找存在秘密的那个人。对于岳父的秘密、岳母的秘密、还有“她”的秘密，他都如同一个探险者，试图去揭开一个个潘多拉的盒子。岳父的秘密最先浮出水面。岳父是那种“谨小慎微，打喷嚏也生怕惊了别人的人”。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被人打了。岳父为什么挨打？这其中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是他真的招惹了别人的女人？还是只是活动活动心思，“暗送点秋天的菠菜”而已？岳父的秘密如同一个隐喻，喻示出一个貌合神离的家庭，以及由此隐藏着的隐秘人性。岳父看上的女人“无论身材长相都比岳母差远了，更没有岳母年轻”，而岳母对岳父的挨打，更是漠不关心，甚至连丈夫是否有外遇也置若罔闻。此时的乔丁还没有意识到岳母的秘密。他只看到岳母的镇定从容和运筹帷幄，却没想到她内心空虚得像一个快溺毙的人，急切想找到一根救命的稻草；他只看到她美丽整洁的面容和优雅十足的举手投足，却没注意到她眼神里不时流露出的不安……实际上，过度膨胀的人格面具早已将岳母挤压得变形。或许对家庭付出的越多，对丈夫呵护得越周到，她内心的焦灼感也就越强。这种焦灼感促使她把鞋子擦得亮亮的，然后穿着这双鞋子一次次义无反顾地走出家门，在暗夜里投入另一个高大男人的怀抱。
胡学文无疑是讲故事的高手，他善于在跌宕起伏的戏剧性冲突中还原出生活的真实面目。乔丁在发现岳母秘密的同时也泄露了自己的秘密。逻辑上貌似的偶然性实际上隐藏着生活中的必然，小说或者说虚构的微妙与魅力就在于此。在那个漆黑的夜晚，他和“她”潜入一个又一个房间，每一次的行窃都无功而返，就在他准备收山的时候，仿佛黑暗中闪着一双眼睛引领着他又潜入了另一个房间。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恰是岳母偷情的房间，于是，双方的秘密在瞬间真相大白。文本中始终没有交代岳母背叛家庭的原因，这也是乔丁试图寻找的答案。我想，乔丁锲而不舍的寻找，并非是好奇心的驱使想要刺探岳母的隐私，实际上，整个寻找的过程也是乔丁对自己内心审视和省察的过程。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戴上了以公众道德为标准、以集体生活价值为基础的人格面具，符号性和趋同性遮蔽了人的迥异于公众的异质性真实，而人内在的不满足恰恰来自于某种程度的满足之后，因此，在竭力迎合外部世界的秩序规范的过程中，就会感到异常的虚无和没有意义。恰如乔丁，“他不缺啥，他不贪婪。一个普通人该有的他都有了，家庭，亲情，不奢靡也不拮据的日子。唯一缺的，不，唯一不能放弃的是往昔的仪式。那对他很重要，真的真的很重要。”乔丁将与“她”一起行窃的行为视为是慰籍心灵的神圣的仪式。岳母也是一样。她的偷情，绝非仅仅是疯狂的肉欲宣泄，因为在她这样的年龄已经不可能像年轻人那样沉湎于欲海之中了。对她而言，对家庭的背叛更多的是寻求一种在家庭中无法获得的情感抚慰。
《从正午开始的黄昏》延续了胡学文以一贯之的主题——寻找并揭示。我们在他以往的作品中都会读到似曾相识的主题：《命案高悬》中吴响寻找尹小梅死亡的真相；《麦子的盖头》中麦子寻找着属于她的男人；《极地胭脂》中唐英试图寻找的是一个宁静的山村；《热炕与野草》中“爹”一定要为“我”和丁香找一个娘……胡学文为什么要如此执着地寻找？胡学文曾说：“生活永远是有距离的，这正是我们关注它的理由。我认为，小说家的任务之一就是丈量这种距离。丈量并不是简单的记录，而是有限地缩短或无限的延伸。”这段话无疑是胡学文对自己创作的解读。我认为，胡学文的寻找是在写作中寻找生活的真实，正因为生活永远是有距离的，因此，这样的寻找也就不会有终结。但每一次的寻找又都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说吴响、麦子们的寻找过程是对现实苦难的淋漓尽显，那么乔丁等人的寻找则是对自由与自我存在价值的追寻。我深深感到，胡学文的笔触已经从外部空间向人物的内心世界收敛。加缪曾说：“没有一部真正的作品不在结尾给每一个懂得自由并热爱自由的人增添某种内在的自由”。我想，这也是胡学文在他这部小说的写作实践中所期望抵达的境界，他在经历了有限的“收缩”之后，已经开始了无限的延伸。
在《从正午开始的黄昏》中，“她”更多地承载了这种理想层面的内涵。“她”集机敏、灵巧、调皮、乖张、蛮横，又善良、豪气、慷慨、仗义于一身。对于乔丁，“她”就像一个谜，“她”不告诉他自己的名字，“她”的身世扑朔迷离，有无数个不同的版本，有时“她”会整天呆在屋里，有时又几天不见踪影。然而，当谜底最终解开的时候，我们发现所有这些不真实，实际上构成的却是唯一的真实。作为孤儿院的一个弃婴，先天身体的残疾（耳朵的残疾）铸就了她低人一等的自卑心理，但这种心理却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那就是一种抵抗和叛逆。在孤儿院她几乎对抗过所有的义工，甚至以跳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尊严。“她”拒绝为自己带上讨好这个社会的虚伪的人格面具，而一任充盈着顽强、任性、敏感的真性情不断生长，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彰显在这个世界中作为一个另类的人格魅力。文本中没有直接交待是什么原因乔丁没有与“她”结合，而另外成立了自己的家庭。但我想，一定是她拒绝了乔丁，因为她不属于这个“有秩序”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她的存在已经成为了一种仪式，一种象征。她无父无母，自由是她与生俱来的属性，她没有读过书，过得却比任何人都坦荡、自由，这无疑是对这个世界的嘲讽与戏谑。其实，在“她”玩世不恭的外表下耸立起的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独立和尊严。
正是在“她”这一形象的塑造中，让我们看到了胡学文小说的深刻之处。我们会发现，文本中的每一个人都活在自己的秘密中，却只有“她”的秘密其实不是秘密，而是最透明的真实。所有人都是在人格面具的遮蔽下不断凸现自己所谓的尊严的时候，发生着人格的裂变和人性的扭曲，在一种晦暗的心理空间挣扎，呈现一种生存窘态。而“她”这个无名无姓身处社会最底层的边缘人，在苦难的重压下，以坚韧的、勇敢的内心与外部世界作出决绝的抗争。她所崇尚的图腾——凤凰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隐喻。这种传说中的百鸟之王，尊贵而美丽，她的归宿是在炼狱的烈火中煎熬考验，最终获得涅磐、永生。我想，这也正是胡学文所看到的长久地隐匿在底层的一种精神、一种力量：义无反顾，卓尔不群，追求自我价值和尊严的执著精神。
从这个角度来看，《从正午开始的黄昏》也应该属于另一种意义上的“底层写作”，但这部小说的叙述话语并没有停留在“底层”的物质性空间，而是更多地集中在底层人的思想层面、心理图景和精神状况，而且，作家对现实、存在的清醒把握中蕴籍着现代理念，张扬着精神逻辑的律动，由此，叙述也就从现实性的紧迫性问题上升到对于人的精神和灵魂向度的拷问，以及对生命迷津的探索。我想，这是胡学文写作对自我的一次超越，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底层写作”中那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宽厚、悲悯和自信。
（梁海：）
……中篇小说《你们》引起了我的注意，读了几页居然不愿放手，睡意顿消，一口气读完后已到次日凌晨一点半。早上很早就醒来了，脑中一直在想着文中的主人公高锐的命运，便决计就此以《一堵无形的墙》或者《弱者的武器》为题写点什么。
故事情节经过精心设计且环环相扣甚至有点匪夷所思：农村来的高锐十二年前还是个十五岁的少年，在城里一家票务公司打工，一次给人送票后所收的五百多块钱票款在公共汽车上被人偷了，不敢回去交差，便去向文章中的另一主人公“我”的同事也是高锐的老乡大柳求助，可被当时还是一个普通职员的大柳当做骗子冷漠地拒绝了，结果可想而知，十五岁的少年高锐从此流落街头，也再没有回过老家，没有任何理由地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一家人也为此失魂落魄。在城市里流浪的高锐被一个靠油桶炉烤烧饼的人收留，并娶了喜欢他的烤烧饼的人的女儿为妻。成家时的高锐向妻子许诺，给他二十年的时间，他一定带着全家搬进城里，住进像模像样的公寓，过上地道城市居民的生活。一晃十二年过去，已娶妻生女的高锐仍然在城市底层打拼，全家居住在被报纸披露过的城市乱搭乱建区。不想食言渴望成功的高锐把眼光瞄向了曾经伤害过他的但如今拥有丰富资源的大柳和“我”，他为此设计了一个局：先是叫一个名叫吴小周的流浪儿童偷走了大柳的皮包，把现金拿走后，又将身份证工作证手机连同皮包一起交回到大柳单位的门房处，并附了一封短信，说是因为没钱上学才如此做的。十二年前的“心结”让此时衣食无忧且做上单位中层干部的大柳激发了同情心，决计帮助吴小周。大柳通过公安部门找到了吴小周，并通过“我”在最好的实验小学担任副校长的同学的关系，把孩子安排进去读书，自然大柳自掏了一切费用。第一步成功后，高锐又费尽心机地让大柳接受吴小周不愿意读书的现实，转而让他的妹妹实际上是高锐自己的女儿顶替他接着读书的计划。为确保万无一失，高锐利用他自己帅气、阳光的外表，借租房的名义与“我”接近，而我也因为高锐长得极像死去的弟弟多了一份亲近感，更因为高锐的甜言蜜语以及从弟弟的死亡中激发的负疚感乃至“我”客观上的分居现实（老公在外地挂职），与高锐建立了一种超越年龄、超越地位、超越任何东西的朋友关系，甚至这种朋友关系带有一丝丝的暧昧味道。与此同时，“我”与多年一直关系很铁的大柳却要面对竞争同一正处职位的现实，谁也不愿意主动退让，而且大柳暗中行动，先到下面二级单位任一把手，试图通过曲线救国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愿望。因为“我”在与高锐交往的过程中，让他感觉到了一个弱者做人的尊严，高锐又暗中精心设局，让大柳在一个洗浴中心接受异性裸体按摩被警察抓了个现行，从此一蹶不振，也让“我”如愿顺利地当上了正处。一次偶然的经历，让“我”知道了所有的真相，自此，高锐也消失了，去继续追寻他的梦想，只不过，他仍然是以当初对“我”的方式一样去圆他的梦罢了。
一、你和我原本一个样
“我”第一眼看到高锐时，竟如遭到电击般：他长得太像“我”那因感情问题而自杀的弟弟了，不仅外形、身高、五官都像，而且也留着一头及肩的长发，只不过现在高锐是一个想租我房子的帅气的年轻人。像高锐这样身背着笔记本背包、打扮前卫的年轻人充斥在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为了车子房子票子爱人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理想，他们每日里来回奔波和打拼着。当初“我”因为没有足够的能量，没办法让弟弟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以致让生活在诗意中的弟弟不得不屈尊去央求文化局长以求得一份自己喜爱的工作，也不得不寄人篱下，最终因为心爱的人离他而去亲手了断了自己的一切。高锐的出现，激发了“我”要帮助如我弟弟一样的年轻人的念头，以弥补长久以来“我”对弟弟无端死去的愧疚感。作者用一个“你和我原本一个样”的开头，铺成了一个贯穿全文的主题。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尽管高锐长得很像“我”那死去多年的弟弟，但生意场上的事情总归还是要按照生意场上的法则来进行，该交的租金、应该注意的事项，一件都不能少。只不过，从过来人的角度，给高锐多了些劝慰和鼓励，“将来你的房子会更漂亮。”
随着“我”与高锐的接触越来越多，“我”越来越让姐来姐去的高锐感觉到“我”的高不可攀。不是因为“我”做出高高在上的样子，相反“我”让高锐感觉到了一个弱者做人的尊严反而变相地感激“我”报答“我”，而是“我”拥有了让高锐感觉幸福生活必备的一切元素：有房有车有工作，以及是个“人物”的姐夫，更为重要的是，“我”拥有了可以随意挥霍而浑然不觉的资源。
在高锐精心编织的谎话被“我”无意戳破后，他道出了他的心声：“因为你们身后有座大山，山上有无穷无尽的资源，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我们，我们挣一块钱就是一块钱，花完了就什么也没有了，我们是真正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的人。所以我最感兴趣的事情，就是想法设法接近你们，顺便接近你们身后的资源，就像一个怕冷的人，总要想方设法靠近炉火一样，它很可能是我这一生的追求。”
作者用先抑后扬的方式，描绘了现实中国里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人的“日常生存图景”：一方面渴望成功渴望过上幸福的生活，也期盼拥有一份做人的尊严，一方面因为各种意外，被生活的战车抛出正常发展轨道而不得不挣扎着地苟活着，不论付出了多少心力都无法达至成功，再一方面从农村来的千千万万的高锐们尽管生活城市里，用自己的双手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却不享有城市的任何资源，阶层的固化、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更让他们无法看到未来。
更让作品具有震撼意义的是作者在结尾处用首尾呼应的方式为“你我原本一个样”做了一个强有力的追问：与外表年轻帅气阳光的高锐相比，他那心甘情愿地嫁给他并跟了他十二年，五官和身材都不丑且结婚前很有魅力的女人如今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卖菜大婶，无论如何都显得太老了，而且粗糙不堪，典型的长年累月风吹日晒操劳不息的那种女人，可当她在那里辛辛苦苦地卖菜，可我们却坐在小汽车里对她评头品足。这究竟是谁之过？！
二、建立在暧昧与功利基础上的人性之中国式脆弱
文学作品具备超越时空的永恒生命力无外乎两点，一是对人性的深刻揭示，二是对爱的深刻体悟，当然，对人性和爱的展示在文学作品中往往是有机地交织在一起的。在《你们》中，作者用两条暗含的叙述路径为“你和我原本一个样”的叙事主题做了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人性脆弱式注解。
“我”与高锐的初次接触时好感的产生、超越年龄与地位的朋友关系的建立乃至后来的分道扬镳，无不与“我”所处的独特生存境况之时空背景紧密相连：“我”人到中年，一家三口分居三地，自己在银行部门工作，做到了副处职位，房子都有好几套，衣食无忧，算是事业有成；老公在政府部门工作，如今在下面挂职，难得回来一趟，夫妻之间的联络更重要的是体现报平安的意义，再说，对于已是二婚的“我”来说，踏实才是婚姻的最重要基石，至于是不是死水，那要看一时一地的心境和感觉；而孩子已经长大，在中学寄读，“我”的操心往往操不到点子上，也就随他去，反正他拥有除了继承外就无法挣来的珍贵资源——“体面和尊严”；更何况“我”还拥有常人不及的容貌，要不然“我”的第一个老公不会是有钱的煤老板。作者用这样的的背景交代为高锐的出场铺垫了一个中国式爱与恨交织的时空场景。
在“我”与高锐的交往过程中，既有因他长得像我弟弟一样而自然流露的天生的亲近感，以致“我”因为他找工作遭遇困境而瞒着自己的老公免收高锐一段时期的房租，却允许他做“二房东”，甚至答应他将婚房安置在“我”的出租屋的请求；又有因高锐天生的帅气与甜言蜜语的吸引与哄骗而产生的心花怒放式自我放纵，以致“我”与高锐在希尔顿游泳时任由他牵着“我”的手，听凭身体深处激发的一种暧昧的沸腾。然而，“我”终究是清醒的，“我”与高锐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尽管建立了一种超越年龄、超越地位、超越任何东西的朋友关系，但“我”还是要回到“外面是流水般漫过大街的人群，他们当中，夫妻并肩携手，孩子在左右蹦跳，老人白发整齐，表情安详”的现实世界里，“而不是躲进游泳池里，藏在陌生人中间，跟一个小弟弟般的男人浑浑噩噩。”谈不上跨越时空只是一种基于性本能吸引基础上的情爱终究是敌不过死水微澜人性挣扎后的反思和清醒，建立在暧昧基础上的朋友关系看上去是平等的交流，其本质是脆弱的，且相当的脆弱，来得快去得也快。
而“我”与作品中的另一主人公也就是“我”的同事大柳的关系则呈现另外一种中国式人性脆弱。“我”与大柳在同一个部门工作，彼此相识相知很多年，“我”自认为我们是“死党”，不仅出租房屋的事情要咨询“百科全书”的他，而且连“我”的婚姻大事都往往首先向他通报，甚至“我”的现任老公还是大柳介绍的。再说“我”与大柳的共同奋斗经历更加增进了这种职场上的情感：“我”是百姓时他副科，他正科时“我”副科，“我”正科时他副处，“我”亦步亦趋地追赶着大柳，而今两人都是副处了。而大柳也不把我当作外人，在私下场合往往异常放松，甚至多次谈起他的心结——十二年前无端地伤害了一个老家孩子的故事。然而，职场的残酷让这种看似牢不可破的友情在功利面前暴露得一览无遗。大柳曾经说过，“办公室就是这样，看似平静，看似无聊，实际上是个硝烟弥漫的战场，稍不注意，就会被流弹打中。”“我们都站在一条看不见的传送带上，不是前进，就是摔倒，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可笑的是，就连高锐已经看出了“我”与大柳的内心焦虑时我却以友情来搪塞自己的不忍。实际上“我”只不过是一种不愿意正视和面对这种内心的脆弱罢了，因为有着将副处变成正处后就圆满退休的职业生涯规划的“我”只是说不出口而已，而大柳则很直接，暗中通过先到下面二级单位任一把手这种曲线救国的方式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天算不如人算，大柳的好事竟因为高锐的暗中设局而被搅黄，可顺利当上正处的的“我”却被大柳认为是幕后下套的小人，建立在功利基础上的平等友谊一瞬间轰然倒塌，不堪一击。
作者用近乎残酷式的笔触把当今中国人与人的情感关系建立的基石摧毁得面目全非，读来触目惊心。可震惊之余，又不能不思考，是什么东西把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传承的“克己复礼”、“守望相助”的精神摧毁得荡然无存？！又是什么让这种中国式人性脆弱的场景一再在现实生活中上演？！我们的身与心真的都是无处安放么？！
三、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美好
&《你们》的成功之处不在于简单地鞭挞人性的丑恶与冷漠，而是写出了不同阶层的人群在面对生活现实时的复杂态度与人性挣扎，将人性的复杂性与多变性成功地置放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这一宏观的视野中，促使人们对产生诸多社会问题的制度安排进行反思，从而引发人们重新思考究竟是什么东西激发了人性恶的一面的爆发与蔓延，究竟又是什么东西激发了人性善的不断涌现，进而探究当代中国的人性的重建之路。
&《你们》对人性善恶交织的复杂性与多变性的刻画集中体现在高锐和大柳这两个人身上，同样也把人性的重建之路放在这两个主人公身上，看似荒唐和矛盾，却蕴含了无比深刻的道理。高锐因为年少时遭遇困境向被当时还是普通职员的家乡人大柳求助，反而被当做骗子而被大柳冷漠拒绝，自此流落街头。渴望过上城里人生活的高锐将眼光瞄向了曾经伤害过他的但如今拥有丰富资源的大柳，为此精心设局，利用大柳的同情心和对十二年前的“心结”的反省，成功地将流浪儿吴小周送到当地最好的实验小学读书，后又让自己的女儿顶替吴小周以享受既有制度下农村孩子根本无法享受到的最好教育资源，将因生活所迫的年轻的高锐工于心计、老谋深算的本性暴露无遗。在了解“我”与大柳面临竞争同一个正处职位而彼此都不愿退让时，高锐为报答“我”让他感觉到了一个弱者做人的尊严这一番恩情，又冷酷无情地陷大柳于不义的境地，可谓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但当高锐听说大柳因为被他陷害而生病得了肝硬化后，又派已长成小伙子的吴小周专程前去看护大柳，高锐人性中善的一面又被激发出来了。更难能可贵的是，高锐身上还有一股子侠义之气，他对一个被人抛弃并已经怀孕的陌生女子施以力所能及的帮助，不能不说，此时的高锐是一个集天使与恶魔于一身的复杂混合体。到底那个是高锐，又是那个高锐，读者不能不追问，追问之后又不能不思考究竟是什么东西把高锐变得如此让人捉摸不透和复杂多变。
对于大柳来说，读者如果只是简单地看到大柳年轻时的冷漠，而不去追问大柳年轻时处于无权无势地位也不能拥有很多的资源以致不得不心硬之问题，那就是大大地误读了大柳。换句话说，大柳本身就没有任何责任去帮助一个他根本就不认识的人，一个自身都无暇顾及的人，又怎么要求他去关照别人呢。再说，他也无以预料他的不帮忙居然对高锐造成了如此伤痛的后果，而且这种伤痛的后果恰恰是这个社会都无力无法解决的问题，又怎么能怨大柳呢？！更何况大柳在了解了流浪儿吴小周的境况后全力帮助一个根本与他无关的人，虽然可以如高锐所想的那样，大柳是在沽名钓誉地收获成就感，是想做一个高尚的人，可我们看到太多拥有更多资源的人，可为什么看不到他们伸出友爱的手来帮助一下处于困境的弱势群体呢？！即便是对于“我”来说，当“我”的发展构不成对他的威胁时，大柳不仅是“百科全书”，而且还是无所不谈的异性知己，甚至还是自己婚姻的介绍人，只是到了谁也无法退让时，大柳才拉开架势而置“我”于不顾之境地，因为“我们都站在一条看不见的传送带上，不是前进，就是摔倒，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可又是什么东西让我们一直心神不宁而找不到精神的家园呢？！
《你们》的深邃之处还在于它超越了对人性的复杂性与多变性的深刻刻画，而转而探求对当代中国的人性的重建之路，尽管只是一种简单的揭示，但无疑给我们留下了无穷的思考。当“我”随着高锐来到他的简陋但干净、温馨的家时，贴在冰箱最上方的“加油”两个字以及三个巨大的惊叹号，昭示了主人激励自己、渴望过上美好生活的不灭的理想之火；当女儿已经在实验小学站稳了脚跟时，高锐告诫自己做人不能太贪，要收手，因为老天从来不帮助贪心的人；当高锐主动帮助一个被人抛弃且已经怀孕的女子时，因为他也和她一样，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期望他们不再可怜，否则人活着就没有希望；当大柳生病后反而看得开了，居然自嘲自己在被陷害的事情上本身也存在不良的企图时，人性中真诚与宽容的一面赫然展现。只是这种把希望寄托于下一代、把看得开置于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之大彻大悟境地，该是中国人何等的宿命啊！
四、弱者卑微的诉求与无奈的迷思
透过《你们》，作者还试图挖掘一个被日常生活所遮蔽的事实，这就是隐藏在弱者卑微的诉求之后对既有现实秩序进行反抗时所选择与使用的武器。这既是一个古老而沉重的话题，又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活生生的生活现实。
美国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通过对马来西亚一个村庄农民两年的实地调研，在其著作《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中揭示了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农民与试图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展开了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的斗争，而成为斗争方式的日常武器则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且这些日常武器的选择性使用可以避免或者降低公开的集体反抗所带来的各种风险。当然，这些日常反抗形式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而是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且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其目的是为了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更进一步地说，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是他们在长期的反抗过程中所能够选择到的能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们自身利益的有效武器，因为公开的反抗会招致迅速而残酷的镇压，其代价之巨大与惨重使得个体的选择倾向于表面化的服从、畏惧与谨慎，以及日常化的消极对抗。
由于农民的日常反抗形式存在非组织化、非正式化、非公开化的特征，同时又存在经常化、物质化、隐秘化的特点，容易让当局和政客麻痹，从而低估这种反抗的后果，一旦这种后果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加剧一种阶级对立，进而导致整个社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因此，深刻认识作为一个个的个体行动者日常与消极的抗争行为的后果，重视他们的需求表达并将其纳入到有效的政治参与过程之中，不断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需求，是一个良善社会应有的题中之义。在书中，詹姆斯·C·斯科特特别强调指出：“反抗的日常形式不会成为头条新闻。正如成千上万的珊瑚虫杂乱无章地形成的珊瑚礁一样，成千上万的以个体形式出现的不服从与逃避行动构建了其自身的政治或经济屏障。这些反抗没有激进的公开对抗，也不具显著的新闻价值。如果使用比喻的说法，当国家的航船搁浅在这些礁石上时，人们的注意力被典型地吸引到船只失事本身，而不会看到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行动的大量聚集才是造成失事的原因。正是从事这些细微活动的人们自身不想引起注意，他们的安全系于他们的匿名性。”恰恰这些暗自进行的、带有自我保护性质的匿名个体行动一旦累积到愤怒的爆发时，其后果则不可避免地带有颠覆性和惨烈性的特征。正是从此角度上讲，正视和满足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构建包容性强的公共政策体系，强化以公平正义为导向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价值标准，是“弱者的武器”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
具体到《你们》所涉及的主人公，从宏观层面上讲，这种“弱者的武器”之现象广泛地存在于所有人的身上，无论是作为弱势群体代表的高锐和我弟弟，还是作为拥有广泛社会资源的“我”和大柳，只不过程度不同或者表现方式不一罢，如“我”和大柳对从副处到正处的内心渴望之无奈选择。当然，作品还是将笔墨聚焦于作为弱势群体代表的高锐的“武器”之选择上。
年轻的高锐从农村来到城市，在城市底层打拼，其最高理想也不过是“带着全家搬进城里，住进像模像样的公寓，过上地道城市居民的生活”。然而，一晃十几年过去，这一卑微的诉求始终看不到希望，作为弱者的高锐能选择的只能是基于中国农民几千年生存智慧的算计本领，如利用其帅气的外表，满嘴的甜言蜜语，欲擒故纵的手段，精心策划事件等等，并作为“弱者的武器”朝着拥有广泛社会资源的大柳和“我”开射。毫无疑问，这种“算计的武器”透露出了高锐对中国人人性的深刻洞察和狡黠式运用，因此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让大柳相信他设计的一连串故事，而且利用“我”的境况而俘获“我”的心。作为弱者的高锐的“算计的武器”的成功，充分反应了被主流社会所抛弃的小人物的命运之无奈，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主导主流社会与主流人群的法则也是“算计的武器”，如大柳的“曲线救国式升迁法”也同样只不是一种卑微的诉求和卑微的阴谋而已。这又是何等的反讽？！我们看到太多的“窃钩者死”的“算计的武器”，那么对于那些“窃国者侯”的“算计的武器”，又该如何呢？！
《你们》对社会中弱势群体对既有现实秩序进行反抗时所选择与使用的武器的深入思考，毫无疑问极具探索价值。作者并不满足于刻画弱势群体基于自身困境乃至社会不公根源的无奈选择和简单追问，而是将笔触伸到人性的最深处，试图揭示人性的种种内在冲突和人性的幽暗之处。这种人性的幽暗之处除了表现在“算计的武器”之外，还表现在“伤害的武器”的选择之上。
不容否认的是，如果说“算计的武器”尚是一种广泛的社会生态，那么“伤害的武器”则体现了一种社会的病态，而且“伤害的武器”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不断的被伤害和不断的伤害他人这种往复循环式链条的编织。高锐精心编织的谎话被“我”戳穿后，“我”逼迫他带“我”到他那简陋的家去，高锐一边嘀咕一边开了门，“让你知道我的生活也好，反正你也不是别人，换成了另外一个人，打死我也不会带她到这里来的。”此时“我”成了伤害者，高锐成了受害者。接着在“我”逼迫他穿上球鞋后，针对“我”的“为什么要伪造身份和撒谎”之追问，高锐无奈地道出了他的心声，“你只看到了我的表面，你没有看到我的内心。”作者用这样的笔触道出了一个生活在底层的弱者的尊严在现实生活中所不断遭遇到的各种伤害。然而，也正是这个不断遭到伤害的底层弱者，一旦有了机会，加害起他人时一点也不含糊。且不论高锐针对他算计大柳和“我”时的诡辩——“这是命，当年他拒绝帮我，到了我女儿这一辈，他还得补上，他无法逃脱他的命运”，就看对“我”为什么不直接让他的女儿接近大柳的疑问时，就能明白人性之残酷：“什么！难道叫我女儿去当小偷？别看我住在那个地方，我女儿可是很有教养的人，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她。”读到此，读者已不胜唏嘘：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的高锐，可以伤害他人，也可以让他人伤害自己，或者自己伤害自己，却不允许他人对自己下一代进行伤害，但一旦伤害成为这个社会的病态法则时，又有谁还能幸免呢？！
在文章的结尾部分，作者用点到即止的含蓄艺术化方式更深入地道出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如高锐般年轻人之类弱者的另一种无奈迷思，即弱者一旦在经过苦苦挣扎后仍然看不到希望时，他们的自暴自弃也成为一种必然，而作为弱者的最后武器，也只能是开发和利用尚属于自己但实际上与主流社会价值观念相悖的身体了，即“身体的武器”。亦如美国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关于什么是越轨、什么是可耻和无礼的共同标准，那么任何流言蜚语和人身攻击就是毫无意义的。在一定意义上，争论的强烈程度基于这样的事实：人们所主张的共同价值观遭到背离。人们争论的不是价值观本身，而是这些价值观适用的事实：谁富、谁穷、何以致富、何以贫穷、谁吝啬、谁逃避工作等。这些斗争除了可以视做动员社会舆论的约束性力量以外，还可视为这一小共同体中穷人为抗拒他们所遭受的经济和仪式上的边缘化并坚持最低限度的公民的文化尊严而进行的努力。”
当然，应该指出的是，尽管《你们》在上述各方面都做了很好很深入的探索，但文章的硬伤也是显而易见的，即经过精心设计的连环套故事经不住推敲，且无法承载这么宏大的主题叙事，然而瑕不掩瑜，其应时而生的背后折射了作家对当代中国社会现实敏锐关注和深刻洞察的一种道德担当精神。
（会飞的鱼：弱者的武器——评姚鄂梅的中篇小说《你们》、、、、）
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今日中国的都市化浪潮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而提到都市，有人认为它是天堂，有人认为它是地狱。我却以为，都市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都市里的生活，常常面临着各种矛盾、误会、陷阱与背叛。换句话说，都市实乃天使与魔鬼的结合体，为我们提供便捷、现代的生活方式的同时，时刻制造着冷漠、虚伪、欺骗与龌龊。因此，面对都市场域中的种种生存困境，素以敏感、及时地表现真实生活为己任的作家们，定然不会对此视而不见。“写作者最大的职责是发现，并且用最合适的形式把他的发现精准地呈现出来。”这是作家姚鄂梅的感言。当她“一直都在试图避免为自己的叙事找一个相似的模版，”并且“希望用自己的想象力来构造一个超越现实的现实”时，我读到了她的中篇新作《你们》。
近年来，姚鄂梅已发表小说百余万字……她的小说善于通过对普通人物、普通事件的叙写，传达出独特的人生体验与人性感悟。她曾说过：“我以我的写作为杖，执著于向人性深处的东西靠拢。”而“人性是隐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的东西，它可以是美好的，也可以是丑恶的，但不管美与丑，它都是真实存在的，发现它，挖掘它，在作品中将之呈现出来，才能引起读者心灵深处的共鸣，否则，我们的作品将平淡无奇，无足轻重。”在这种写作理念的推动下，姚鄂梅的多数作品都表现出她对人情和人性的探索与思考。她还认为，“任何思考都是发散性的，任何一对矛盾都牵涉到其他的矛盾，综合起来就是包围着我们的举步维艰的生存困境。人在困境中左冲右突，不是鱼死网破，就是坠入更大的困境当中。”在写作中凸显人性、张扬人性，这是姚鄂梅的小说理想，也可视为她的小说精神。中篇小说《你们》则是她上述小说追求的一次有力尝试。表现都市生存中的人情冷漠与人性缺失，是贯穿小说《你们》始终的主题。这部作品虽然没有刻画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和大人物，却通过普通人物的普通生活，触及了当下社会的软肋：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人与人之间失去信任；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较之波澜起伏，大起大落，生离死别，离合悲欢，惊险曲折的传奇式生活图景，日常生活才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领域，是我们无时无刻不以某种方式从事的活动。”对生活无比敏感的姚鄂梅，选取了日常都市生活作为小说《你们》的素材，揭示了都市人在自身利益的冲突下，表现出人性中矛盾和自私的一面，并希望唤回人们灵魂深处美好的东西，由此彰显出其作品不露声色的深刻。
小说没有按照平铺直叙的方式进行，而是采取了层层递进、环环相扣、跌宕起伏、欲扬先抑的迷宫式叙述方法。故事的因果关系是这样的：十二年前，从乡下来到城市的少年高锐碰到了一件麻烦事。在一家票务公司负责送票的他，刚收到的五百多块钱票款给人偷了。无奈中，他只好去找已在城市立足的同乡大柳借钱以填那个窟窿。大柳却将他当成了骗子，愣是不肯借钱给他。少年高锐的前程由此断送，他被赶到大街上，在这个城市里流浪。后来，一个靠油桶炉烤烧饼的人收留了他。再后来，高锐娶了那个人的女儿为妻，并有了一个可爱女儿。结婚当年，高锐向妻子许诺，二十年后，一定带着全家搬进城里，住进像模像样的公寓，过上地道城市居民的生活。转眼间，十二年过去了，高锐一家三口仍然漂泊于城市底层，居无定所。迫于生存压力，高锐选择了极力靠近“我”和大柳这样的人，以实现他的承诺。在他眼里，“你们让人感到安全，因为你们身后有座大山，山上有无穷无尽的资源，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我们，我们挣一块钱就是一块钱，花完了就什么也没有了，我们是真正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的人。所以我最感兴趣的事情，就是想方设法接近你们，顺便接近你们身后的资源，就像一个怕冷的人，总要想方设法靠近炉火一样，它很可能是我这一生的追求。”为达此目的，高锐设计了一个连环套。他先是让一个名叫吴小周的流浪儿童偷了大柳的皮包，拿走钱后将皮包及证件和手机完璧归赵，并附信说自己需要钱上学但不需要其他东西才这么做，以此打动大柳的心。果然，为十二年前的一次过失而耿耿于怀的大柳，相信了这个孩子，并决定帮忙送他进这个城市最好的实验小学读书。然而，这并非高锐的最终目的。他不过利用了大柳的同情心，最终目的是换取自己的女儿进实验小学。与此同时，为确保目的万无一失，高锐借租房的名义接近了大柳最要好的同事“我”。交往一段时间后，因为长相性格颇似“我”死去的弟弟，“我”和高锐正式敲定了朋友的关系，而且是超越年龄、超越身份、超越地位、超越任何东西，就是两个彼此看着舒服的朋友。令“我”感到沮丧的是，这种暧昧关系的背后，是“我”对他的信任与他对“我”的算计。他接近我的目的，仅仅只是利用我，以及我手中所谓的“资源”。几经周折后，高锐的女儿如愿进入他梦寐以求的实验小学就读。故事至此却发生了戏剧性转折，“我”偶然发现了高锐的这个秘密。他让“我”知晓一切后消失了，在这个城市的另外一个地方，继续处心积虑地开展靠近某些人靠近某些资源的事业。不动声色中，姚鄂梅以引人入胜的笔法，为读者描摹了一副人情冷漠与人性缺失下的现代都市生存图景。
姚鄂梅的小说往往纠结于这样一个主题：“平凡人的梦想，究竟是如何被生活一点点击跨，乃至零落成泥、碎至齑粉的。”这个主题同样体现在《你们》中。小说主人公高锐，年轻英俊，潇洒自在，处境却极端卑微。他生活于这个城市的乱搭乱建区，妻子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卖菜大婶。尽管他生活得很上进、很健康，却不享有这个城市的任何资源，靠自己的双手在城市的缝隙里讨生活，“什么也没有，一分一毫，一针一线，都得动脑筋去争取。偏偏脑筋这东西，不是很好控制的，动着动着，就会想歪了。”高锐的脑筋就用在如何接近并算计“我”和大柳这样一类人身上。在高锐看来，“我们和你们”，不仅仅只是两个指称对象不同的称谓，更代表着各自不同的生活遭遇和社会地位。高锐自称的“我们”，因为各种意外，从一开始，就被摔在轨道之外，或者后来被挤下了轨道，怎么也回不到轨道上去了，但一样得活着。而“你们”，走的是一条常规路线，每一步都踩在节点上，始终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有多余的钱，多余的社会资源，这些资源无须动脑动手，“就像早上升起的太阳一样，不请自来。”因而，“我们”和“你们”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有着无法拉近的距离。这鸿沟与距离，不是一般地理意义上的鸿沟与距离，而是人心与人心之间的鸿沟与距离。造成这种鸿沟与距离的深层原因，源于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生活现实，表现在小说中，则是“不管你多么努力，他都不属于你，比如实验小学，它是有门槛的。”就是这种不公，将千百万的人们分出了“我们”、“你们”、“他们”等等不同的利益群体。当梦想得不到实现时，直接导致了高锐“他们”对“我”和大柳滋生出怨恨乃至报复心理，这和现实生活中的仇富或仇官心理如出一辙。小说中，姚鄂梅还通过对另一个平凡人物梦想破碎的书写，来表现上述主题。这个平凡人物，便是“我”的弟弟。和她以往不少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弟弟也是一个诗人。敏感而又固执的他，喜欢天生就是一首诗的女人，希望去文化部门工作，却因为文化局长冷漠的拒绝和现任女友无情的分手，随之失去工作的希望和女友的爱情，最终选择了自杀。留下的遗书中，他写道：与其低贱地活，不如高贵地死。高锐也好，“我”的弟弟也罢，都遭遇了人情的冷漠，不同的是，高锐选择了以报复与算计的方式活着，弟弟选择了以高贵的方式死去。也许，这都不是他们的错。那么，这又是谁的错呢？
小说《你们》更深刻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反映了一种无比真实且让人悲哀的都市社会现实，还窥探到都市人内心潜伏的丑陋之处。在姚鄂梅笔下，现实生活的残酷与无奈，造成了人际关系的疏离和猜忌，进而造成了人情与人性的缺失。作品中的“我”和大柳，是一对关系很铁的资深同事。日常生活中，大柳就是“我”的百科全书，于公于私，事无巨细，“我”都会先问大柳的意见。“我”眼中的大柳，是一个古道热肠、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在单位，“我”几乎是亦步亦趋踩着他的脚印成长起来的。然而，当“我”和大柳为同一个职位竞争时，原本友好平静的同事关系倏然紧张起来。面对现实，“我要么放下野心，原地踏步，要么勇往直前，把自己最贴心的朋友扳倒在地，踩着他的头昂然前行。”而在朋友感情与个人利益之间，大柳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他说：“我们都站在一条看不见的传送带上，不是前进，就是摔倒，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现代都市生存法则告诉“我”和大柳，往前走，这是我们无以选择的命运。我们俩谁都不想在竞争中掉下去，“掉下去就是失败，就是耻辱。这是职场人的本能。”于是，我们俩多年的交情，在大柳如临大敌地摆出必胜的架势中清零。没想到大柳很快出了事，他在一个洗浴中心接受异性裸体按摩，被突然闯进来的警察抓了现场。事后“我”得知，这是高锐下的套。他在帮助“我”升迁的同时，报复大柳多年前对他的冷漠。大柳却认定这是“我”干的，并对我充满疑虑与仇恨。再美好的人情，也经不起残酷现实的考验。“我”和大柳多年的友情，就在这种考验中化为乌有。
批评家谢有顺认为，“好的小说，从来不是判断，而是一种发现，一种理解——对存在的发现，对生命的理解。”以此为准，姚鄂梅的《你们》即是发现与理解。她发现了处于这个时代中的都市人的生存真相，理解了处于这个时代中的都市人的生存法则。在她看来，活着是不容易的，活着本身就是一个征服和体悟的过程，“无论男女，都被各种各样的焦虑和困苦包围着，不是梦想被击垮，就是困顿不堪。”小说中的“我”和大柳，尽管都是金融部门的处级干部，却同样有着生活与事业的焦虑，无业游民高锐，则时刻被困苦包围着。姚鄂梅进而指出，“而一个写作者与一个普通人，他们的区别就是，写作者总是比普通人更敏感，更容易发现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伤害。”这无疑是《你们》的创作初衷，也是《你们》的创作归宿。小说中，大柳在十二年前伤害了高锐，“眼睁睁把一个孤苦无依的少年推向绝境。”十二年后，高锐伤害了“我”，还有大柳。对此，高锐认为，“这是他的命，当年他拒绝帮我，到了我女儿这一辈，他还得补上，他无法逃脱他的命运。”伤害与被伤害的背后，折射的是人情的冷漠与人性的缺失。不过，姚鄂梅虽然以自己的慧眼发现了都市生存中的这种冷漠与缺失，却也没能找到问题与症结的解决之道。小说以悲剧收场：昔日古道热肠的百科全书大柳，自从出了洗浴中心那件事后，就一蹶不振郁郁寡欢，最后病了，肝硬化；高锐则重新开始了他的欺骗与算计生活。姚鄂梅将问题的答案留给了读者去思考，只是，读者的答案又该何处寻呢？“常规活法是一种活法，别的活法也很不错啊，各有各的人生，各有各的精彩。”这是小说中“我”对于不同生活的看法，暂且将其视为从都市生存困境中突围的答案之一吧。
一直以来，姚鄂梅对写作有着修行般的虔诚与谨慎。她说她不会停留在某部作品上，因为写作永远是不断前行。鉴于此，我相信《你们》之后的姚鄂梅，写作之途将会因了信念的支撑而充满力量。
（陈劲松：）
……姚鄂梅的中篇小说《你们》，可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为何这样，因为这篇小说揭示了当今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现实，可谓入木三分。如果以前陈应松老师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比较直白，略显明显指向，代表作家良心对造成上访原因愤怒控诉的话，那么这篇小说《你们》，更兼具了文学性与艺术性，产生的艺术感染力更给人一种深刻的反思。出现争论是必然的。因为它将贫富分化的原因以及为此引发的不同阶层之间的无法调和的对立揭示的明明白白。
这让我想到了小说《红与黑》以及其中的于连。红就是权贵上层，黑就是弱势群体。
我觉得中国的富裕阶层缺乏长远的忧患意识，尤其家族式的工作单位的继承，将普通人群上升到这个层次的路给堵死。越发的形成了两者之间的对立。这绝不是富裕者的福音。大家都知道，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越紧密，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小。人与人、人群与人群、阶层与阶层之间也是如此。如果底层人也有在上层的，上层人也有在底层的，相互之间混合交叉，之间对立发生矛盾冲突的可能性也小。彼此有所忌惮。而如今，好的工作都被掌握了权利金钱的上层霸占，那么底层想改变命运的办法就只能是砸碎这个机制。其实如果权贵阶层能牺牲一下局部利益，将保持长久的话语权，而如果将底层人群的命运始终处在无法改变的情状下，这个社会的矛盾就无法调和，和谐社会的目标就根本无法实现。纵观中国历史上的权势阶层，很少有给别人留有道路之人，其实这就是没有为自己留有退路。一些有钱人为何远离中国故土，其实就是发现自己生活在这里有些危机。这个危机不是别人造成的，是他们这些强势群体“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造成的。
小说据说最初起名《我们和你们》，后来发表变成了《你们》，有评论家说改得不好。我倒觉得，《人民文学》的编辑改得好。这个“你们”是双向指意，即可以说权贵阶层的“你们”，也可说底层人群的“你们”。这个词有拷问的一层意思……
我觉得，这样的小说一定会引起社会的争鸣。我作为底层人群中的一员，希望更多的作家敢于为广大人民的利益鼓与呼。
（宋凭栏：）
姚鄂梅的《你们》讲述了一个曲折离奇的故事：“我”是城市里一个中年女性精英，有一个安稳的工作和家庭，出于好心帮助来租房的青年人高锐，很快“我”与高锐发展出了超越房主与租客的关系，不仅因为高锐很像“我”早逝的弟弟，而且因为他是一个积极上进的年轻人，他们以“姐弟”相称，并且不无男女间的暧昧色彩。但不久之后，“我”却发现高锐在不少事情上欺骗我，“我”由此追寻，发现高锐是在有意识地利用“我”，他接近“我”是有目的的，不仅利用“我”的好感免去了房租，而且利用“我”同事大柳的好心，让他的女儿进入了城里人都很难进的实验小学，不仅利用“我”为他自己谋利，而且利用“我”为一个他认识的怀孕的女孩谋利。我在得知这些事实后分外生气，但是当我了解高锐从农村到城市艰难打拼的生活之后，对他也有了一些谅解，意外的是，在“我”与大柳竞争一个职位时，高锐竟然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帮助了“我”，“我”对高锐的感觉很复杂，但是不再来往了。很久之后，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我发现他也在以同样的方式利用像“我”这样的女人……
小说从“我”的视角，讲述了高锐这样的底层青年在城市打拼的历程，整个故事颇为曲折，如层层剥笋一般渐次展开，直到最后才让我们看到了事实的真相，小说也塑造出了高锐这样一个丰富复杂的人物，他来自农村，想通过个人奋斗在城市里立足，他的积极上进让人敬佩与同情，但是他采取的手段则让人感到不齿，这样一个人物让人既爱又恨，既欣赏又不敢接近，既理解又无法接受，小说充分写出了这个人物的复杂性，以及“我”面对这个人物的复杂心理，在艺术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更重要的是，小说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社会的“断裂”，也即小说中“我”的世界与高锐的世界之间巨大的鸿沟，对于“我”来说，不仅在城里拥有令人羡慕的工作、家庭、住房，而且拥有广泛的社会资源，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而对于高锐来说，这个世界是向他关闭的，他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为自己争取，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之内，他永远也无法进入这样的世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小说所展现的是两个世界：“我”的精英世界与高锐的底层世界，或者是“我们”的世界与“你们”的世界。这两个世界之间的联系是脆弱的，唯一的联系可以说是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我”的爱心，但这样的“爱心”是微弱的，它无法弥补这两个世界的距离，也无法安抚高锐躁动不安的心灵。
在文学史上，描述底层青年自我奋斗的作品有很多，司汤达的《红与黑》可以说是一部经典，小说中的于连也是通过与女性的关系“向上爬”的典型，在这个意义上，《你们》所写的也是一个“红与黑”的故事，而隐藏在小说中没有展开的那个怀孕女孩的故事，则是一个“嘉莉妹妹”的故事——一个乡村女孩向往城市，在城市中不断堕落的故事。但是与《红与黑》与《嘉莉妹妹》不同的是，《你们》并没有展示出批判现实主义的锋芒，小说中虽然有对高锐的同情，但这种同情是站在“我”的立场上对“你们”的同情，而并没有质疑“我”的世界的合理性，也没有怀疑整个世界划分为“我们”的世界与“你们”的世界的合理性，所以小说的视角是以“我”的角度来看待“你们”的，虽然小说中充满了对“你们”的同情，但同时，小说中呈现出来的“你们”也是道德堕落的，不择手段的，惟利是图的，而这，或许只是来自“我”的视角的偏见。在这个意义上，这篇小说虽然触及到了当今社会的核心问题，也接近了经典作品的批判视野，但却因为缺乏整体把握现实和自我反思的能力，而无法具备更加深入现实与打动人心的艺术力量。
在艺术上，小说的故事虽然曲折，但是过多戏剧性的细节也削弱了本应具有的力量，比如大柳早年拒绝借钱的那个孩子正是高锐，高锐帮“我”在竞争中战胜了大柳，高锐最初接近“我”就是一个早有预谋的策划，等等，这些情节安排显得有些刻意，作者苦心经营的痕迹太重，读起来更像一个“故事”，而不是来自生活本身的一种“自然”，这虽然显示了作者编织故事的能力，在思想与艺术方面反而失去了本真的力量。
（李云雷：）
一口气读完姚鄂梅的中篇小说《你们》之后，也许和许多读过它的人一样，感觉我们这个社会已经成为了一个“我们”和“你们”的社会。
&“我们”是这个社会之中的那些衣食无忧、住着宽敞的楼房、开着小车、干着体面工作、工资丰厚的人，小说中的“我”、“我”的老公、同事大柳及当着小学校长的同学属于“我们”的阶层，而“我”的房客高瑞及他的卖菜媳妇、被高瑞帮助的孕妇却属于“你们”之中。对于这两类人的实质性区别，高瑞对“我”说：“你们让人感到安全，因为你们身后有座大山，山上有无穷无尽的资源，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我们，我们挣一块钱就是一块钱，花完了就什么也没有了，我们是真正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的人。所以我感兴趣的事情，就是想方设法接近你们，顺便接近你们身后的资源，就像一个怕冷的人，总要想方设法靠近炉火一样，它很可能是我这一生的追求。”这不由得使人感到可悲，甚至气愤。评论家李云雷说：“小说所展现的是两个世界：‘我’的精英世界与高锐的底层世界，或者是‘我们’的世界与‘你们’的世界。这两个世界之间的联系是脆弱的，唯一的联系可以说是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我’的爱心，但这样的‘爱心’是微弱的，它无法弥补这两个世界的距离，也无法安抚高锐躁动不安的心灵。”
中国的改革本是想让全民都富裕起来的，但由于政策的偏斜，在一部分人成为“我们”之后，也使无数的人成为了“你们”，“你们”中的很多人游走在城市的角角落落，像一只只饥寒交迫的瘦狗从“我们”的手头乞讨一些残羹剩炙、破衣烂衫来充饥、来御寒。就像高瑞一样，他几乎时时处处都在干着乞讨生活的事情。小说似乎对高瑞的乞讨生活是带着一种讽刺和蔑视的态度来写的，虽然它塑造的“我”是一个富有同情心和善心的城市白领或者是“金领”女人，“我”在很多事情上没有拒绝高瑞的要求，但“我”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高高在上的人，很多时候，“我”警惕地俯瞰着“你们”。而属于“你们”的高瑞在作品中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太有心机的人，他为了接近“我”，租住了“我”二楼的房子，然后安排了一个流浪儿去偷大柳的钱包，在把包中的金钱据为己有后又把钱包还给大柳，博得了大柳的同情，觉得小偷良心未泯、人性未泯，于是大柳决定要挽救这个小偷，送他到全市最好的学校上学。小偷上学了。这是高瑞接近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的初步的成功。接下来，高瑞又安排小偷男孩给学校提出让妹妹顶替自己让学的要求。虽然这个要求荒诞，实现的可能性不大，但“我”的同学校长还是考虑到这是手中握有权力的大柳资助的学生提出的要求，如果不答应，学校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所以，顺利答应了。于是，一个天资聪颖的小姑娘成为了顶替男孩上学的学生。后来才弄清楚，这个小姑娘竟然是高瑞的女儿。高瑞接近“我们”，享受“我们”身后资源的心机可谓深邃。而令“我”对高瑞更加可怕的是，他为了帮“我”升上处级领导，设计圈套让大柳在妓院里接受裸女的按摩，刚一开始就被警察逮了现行，大柳于是身败名裂，被取消了最可能升为处级领导的资格。
总之，小说告诉人们，像高瑞这样的“你们”为了在城市里有一口饭吃，什么怪招都可能会使出来的，在他们温和、朴实，时刻把“我们”叫做“哥、姐”的甜蜜称呼里埋藏着使人毛骨悚然的可怕心机，这些心机防不胜防，“我们”稍有不慎，就会成为他们股掌之中的玩物。
这篇小说在写法上的突出特点就是用许多巧合来推动情节发展。高瑞之所以安排小男孩去偷大柳的钱包、之所以设计让大柳身败名裂，一个核心原因是作为同乡的大柳曾经拒绝过给自己借500块钱，这使高瑞怀恨在心了几十年。高瑞漂泊在城市的期间一直寻找着报仇的机会，终于，他等到了通过接近“我”然后去报复大柳的机会。高瑞既利用大柳的身份、地位、权力实现了对“我们”身后资源的享受，又报了深埋心中的多年仇恨。一箭双雕的显著效果使“我”心惊胆战之时，也看到了“你们”的可怕。
李云雷说：“
在这个意义上，这篇小说虽然触及到了当今社会的核心问题，也接近了经典作品的批判视野，但却因为缺乏整体把握现实和自我反思的能力，而无法具备更加深入现实与打动人心的艺术力量。”
（马振宏：）
载于《小说月报》第6期的小说《你们》，把视界定在一个另类的人群，他们卑微，不能充分占有社会资源，但是不惜用尽一切手段，力图靠近一些有着无穷无尽资源的“你们”，借此换取自己想要的尊严亦或是生活。我个人觉得作者用冷峻的眼光来审视这个貌似公平的社会，展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的心态与人生。
“我”是“他们”眼中的“你们”中的一员，副处晋升为正处过程中，还是“他们”中的一员——高锐帮上的忙。在高锐眼中，“你是个好人，你是你们这群人当中的好人，你没有歧视弱者，你敢跟弱者交朋友，你给了一个弱者做人的尊严”，所以，“我”才有机会去走近高锐这样的人内心。
反观这群人呢？高锐是“聪明”过人，当初是大柳拒绝帮助他，把他的工作葬送了，因此，整个小说的情节都是他在掌控之中发展的。大柳被偷，“被”救济吴小周，“被”裸体按摩时被抓，进而葬送自己的正处竞争机会，这一切背后都有一只无形的手，这就是高锐。这多可怕呀，如此卑微的小人物，却如此准确地掌控着身居高位的人物的命运，至少让我毛骨悚然。人物的自私与冷酷，狡诈与阴险，放在任何时代这都是令人恐怖的。这样的人物并不可爱。
再者，前文有充分的铺垫与暗示，但是直到小说临近结局，一个个谜底纷纷揭开，我觉得这并不妥当，我想读者未必读不懂这样的玄机，如果充足暗示，岂不更好？
当然要充分肯定的是作者的勇气与构思，敢于直面当今社会的阴暗面，善于把复杂的故事娓娓道来，这是这篇小说最佳的看点。
（舒加林：）
当下中国的变动的确是戏剧性的，本身包含了无尽的文学养份。许多作家绞尽脑汁，花样百出，但总是点不到时代的痛处，总让人感觉他们在写世外桃源，写一百年前的中国，五十年前的，三十年前的。姚鄂梅是个聪明的作家，她知道从变动的时代汲取营养和灵感，她知道如何置身于时代，又如何反思它。这篇小说《你们》无疑来源于时代赋予的灵感。所谓“你们”，包含了明确的身份意识和知识分子的反思。急剧的城市化进程、史无前例的人口流动、巨大的贫富差距，造成了大都市的穷人和富人，“你们”和“我们”。这不是作家向壁虚构，而是时代的真实情景。当小说的后半部，身为这个城市里“掌握资源”的副处级人士“我”，在城市贫民高锐“你”的带领下，深入贫民区探访的时候，这个小说的主题就异常明确而尖锐地刺激着我们的眼球：
“到了那个地方，又一阵七弯八拐，眼前突然出现一片简易房，有砖砌的，有土垒的，有的屋顶甚至只搭着几块石棉瓦，只有极少数是完整的预制板结构。我想起来了，报上曾经报道过，这一片是出了名的乱搭乱建区，这里的人生活在这个城市，却不享有这个城市的任何资源，他们靠自己的双手在城市的缝隙里讨生活，有的讨得光明正大，有的却未必。”
小说的男一号高锐就生活得不光明正大，而是充满阴谋诡计。他出身于流浪儿，少时由于未得到大柳的500元援助，失去了一次宝贵的生活机会，从此流落底层，尝尽冷暖，变得狡诈多端。为了实现他的城市梦想，他完全不按常理出牌，行为让人瞠目结舌。为了让自己的女儿享受与城里人同样的教育资源，高锐将人性的弱点发挥到最大效应。他利用流浪儿童制造了一起偷钱还包事件，以“情”打动了享有资源的大柳的同情与援助，让流浪男孩吴小周破例进入了一所好中学，然后又以走马换将之法，让自己的女儿接替吴小周进入这所中学。在实施这一计划的过程中，他还借租房之名，趁“我”的感情空虚之机，与“我”玩起了暧昧，让“我”为他的计划服务。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在“我”与大柳争权夺利的关键时刻，他导演了一出“桑拿捉嫖”戏，将大柳的政治前途彻底断送，以报复大柳当年没有援助他的错举，并暗中成全“我”。
小说的巧妙之处在于，它将故事倒过来叙述，充满了悬念与张力。当小说进展到“我”和高锐在房间里一块吃花生闲聊的时候，一般读者还以为这是一个关于出轨问题的小说。因为高锐和“我”感情关系的一步步的深入交待得无微不至，花费了很大篇幅。然而，小说后半部突转直下，水波不兴的生活假象背后所呈现出来的种种计谋、陷阱，将读者的情感完全推向了另外的天地。生活充满了尔虞我诈，生活本身即是戏剧性，都市两个阶层间的生活和文化差异跃然纸上。
可以看出，大柳和“我”等都市中的上层人群“我们”，与高锐所代表的“你们”，成为这部作品中令人瞩目的两个都市人群。前者尽管不乏善良、仁爱，但却无法摆脱争权夺利的生存困扰，后者虽然行为不端、动机不良，但又生机勃勃、积极上进，包含了相当的现实依据和合理诉求。说到底，这部作品以一个独特巧妙的故事，呈现了都市两个社会群体间的矛盾冲突和共生关系，敏锐地捕捉到了当下都市底层群体的强烈诉求。
小说可贵的地方在于，作者对高锐所代表的城市外来者所持的认同态度。弱势群体的阴谋诡计，并没有激起“我”的反感，而是对这些城市“他者”的认同与尊重。当“我”随着高锐到他的家里探访时，看到他在冰箱上张贴的“加油”两个字时，“我”产生了这样的心理：“他对我有什么妨碍？就算他对我撒了谎，那些谎伤害了我吗？而且他生活得很上进，很健康，他在冰箱上贴‘加油’两个字，他不设厨房，怕自己在热饭热菜面前丧失斗志，他是应该受到表扬的呀。”
《你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含义，它表明，当前的主流文化对于城市外来人口的态度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曾经的歧视、排斥，向着接纳和认同转变，主流文化正在努力发掘和书写城市外来者积极上进的一面。但是，《你们》这个标题似乎又更暧昧，起码包含了一种“他者”化的、有距离的认同或者接纳，同时，在平等享受教育等城市资源方面，依然存在隐忧。
值得商榷之处在于，高锐以一种超乎寻常的、聪明潇洒的男性形象出现，结构一个近乎传奇式的解决方案，离实际生活有了距离，似乎理想化色彩浓了一些。
（师力斌：）
……在复式人称中，你们，指的是两个以上的人群。在本篇中，直到看完以后，我才知道作者指的是某一特定的人群，我不妨先把其中的两段移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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