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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之际与“秩序”格局：兼谈宋代士大夫对于《周易·家人》的阐发
作者：佚名
宋代的士大夫们对于感召“和气”与振饬“纪纲”两轴有着特殊的关心。贯穿这两端的，实际上是对于“礼治”秩序的追求。所谓“和气”，是指天地阴阳上下内外之间的和谐；所谓“纪纲”（纲纪），是指维持特定秩序的制度法规。司马光曾经说，“何谓礼？纪纲是也”；并且说：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 [４９]
这里所强调的名分位置固定、“上下粲然有伦”的内外秩序，是感召和气的基础；而这种秩序，又必须以“纪纲”来维持、通过“纪纲”来体现。这正是朱熹对孝宗皇帝说过的：“一家有一家之纲纪，一国有一国之纲纪。” [５０]
北宋中期，程颢在回答“如何是道”的 问题 时说：“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妇上求。” [５１] 这是要通过对于秩序关系的体认来把握“道” [５２] 。释《归妹》卦，程颐反复讲“夫妇常正之道”，讲“男女之际，当以正礼”；称“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妇有唱随之礼，此常理也”。视男尊女卑为“序”，视夫唱妇随为“礼”，并将其认定为“常理”、“可继可久之道”。 南宋初年，张浚释《家人》卦说：“家人，以礼为本。” [５３] 作为内外纲纪的礼制规范，渗透于
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之中。
从这里，我们又想到宋人的“内外观”。现实与理念的交错，使得“内”与“外”的界定颇不容易。就其宽松意义而言，与“家”、“家道”有关的一切皆可能被认定为“主内”者有理由过问的事务。“内”“外”之间界域的认定，并非完全取决于由门户构成的空间位置；女性跨越内外的活动是否能被认可，归根结底决定于亲亲尊尊的礼制规范，决定于当时需要维护的整体秩序格局。这里的关键不仅在于女性是否曾经介入家门之外的事务，更在于她们自身是否安守“名分”，她们的举措是否有利于召内外和气、立上下纪纲。守名分而保秩序，即可以被纳入“妇道”之列，被认为合于“礼”而居位“正”。
三、“正家”与“治天下”
程颐、朱熹等人对于《周易》的解释，基本上继承了王弼以来讲求义理的思路。但即以《家人》卦为例，我们又可以看出宋儒在阐释方面的侧重与
据《周易正义》 [５４] ，“家人，利女贞”条，王弼注云：
家人之义，各自修一家之道，不能知家外他人之事也。统而论之，非元亨利君子之贞，故利女贞，其正在家内而已。
孔颖达疏：
正义曰：家人者，卦名也；明家内之道，正一家之人，故谓之家人。利女贞者，既修家内之道，不能知家外他人之事，统而论之，非君子丈夫之正，故但言利女贞。
释彖辞“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时，注云：
家人之义,以内为本。
……家人之道，必须女主于内，男主于外，然后家道乃立。
以上注疏的基本出发点及其落脚点，都在于“家”、“家内之道”；在解释“男女正”至“天下定”一段时，《正义》中进而有“义均天地”、“道齐邦国”，“各正其家，无家不正，即天下之治定矣”的说法。
相比之下，程颐《伊川易传》卷三《家人》开宗明义，更突出地阐发了“治家”与“治天下”的关系：
家人者，家内之道。父子之亲，夫妇之义，尊卑长幼之序，正伦理，笃恩义，家人之道也。卦外巽内离，为风自火出，……自内而出，由家而及于外之象。二与五，正男女之位于内外，为家人之道；明于内而巽于外，处家之道也。夫人有诸身者则能施于家，行于家者则能施于国，至于天下治。治天下之道，盖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于外耳。故取自内而出之象，为《家人》之义也。
其后又反复强调，“家者，国之则也”；“父子兄弟夫妇各得其道，则家道正矣。推一家之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则天下定矣”；“夫王者之道，修身以齐家，家正则天下治矣”。
吕祖谦曾经说：“伊川云‘正伦理，笃恩义’，此两句最当看。常人多以伦理为两事，殊不知父子有亲，夫妇有别，所谓‘伦’也；能正其伦，则道之表里已在矣。”“若看得正笃两字，可以论学矣。” [５５]
朱熹在其《原本周易本义》卷二解释《家人》卦“利女贞”说：
家人者，一家之人。卦之九五、六二，外内各得其正。故为家人。利女 贞者，欲先正乎内也。内正则外无不正矣。
所谓“自内而出，由家而及于外”，所谓“治天下之道，盖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于外耳”，所谓“内正则外无不正”，清楚地说明了讲求“家内之道”、“正男女之位于内外”的目的，绝不仅仅限止于“治家”，而是意欲“治天下”。穷则善其身，达则济天下。 “正位”直接关系着伦常秩序的基础与化成天下的目标，因此，宋儒从来不将这一问题等闲视之。
宋代封赠官员母妻的制诰命词，一般来说，个别针对性不明显，却洋溢着强烈的道德教谕色彩。例如余靖《武溪集》卷一一《制诰》“百官妻”条目：
敕：夫家道正而天下治。盖国风之始、人伦之大皆本于夫妇也。……某妻某氏，柔明著美，淑茂流声；居无出阃之言，动有鸣环之节。作嫔良士，服我周行。宜开石 之封，以宠金闺之籍。俾其齐家辅国有所先后，则庶几乎治矣。
《华阳集》卷三一《外制》“封百官妻制”：
朕惟古者风天下之道，由夫妇始。以其辅佐之德正位于内，而王化之基乎！具官某妻某氏，贤而有行，宜中馈之吉。方予讲大典，郊见上帝，惟是中外之士，莫不献力以相予于成，岂非阃仪之助哉！今予命之以封君，其益思淑慎，以保尔有家之庆。
其它诸如“妇人之贤，室家所赖。上能使其君子有《羔羊》正直之行，下能使其后世有《麟趾》信厚之风”；“举无失中，言必由礼。……兹使君子绰有成德” [５６] 一类文字，可以说比比皆是。这些辞句虽然出自个别士大夫之手，但其中所反映的，通常是构成为时人共识的 内容 。通过这些制词，人们所看到的，与其说是对于“具官某妻某氏”操行的肯定，不如说是对于“齐家辅国”的期待，是在强调“家道正”与“天下治”之间的关联。
王安石曾经说：“圣人之教，必由闺门始” [５７] ；司马光说：“有国有家者，其兴衰无不本于闺门” [５８] ；陈襄也说：“致法于天下者，必起于闺门之隐” [５９] 。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之间似无根本分歧。教化自社会的基本单位起始，“男女内外家道大正，足以化成天下” [６０] 。推治家之法以临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正是士大夫心目中自内向外推展伦理教化的必由途径，也就是元丰年间程颐与吕大临所说的“治体”：
谈经论道则有之，少有及治体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于天下。 [６１]
在谈及“二南之诗”时，程颐说：
二南之诗，盖圣人取之以为天下国家之法，使邦家乡人皆得歌咏之也。有天下国家者，未有不自齐家始。 [６２]
龚原在解释《家人》卦时，曾经将其与“二南之风”相提并论：“男女正而父母严，则父子有仁，兄弟有义，夫妇有礼而家道正。家道正而天下定矣。二南之风所以具仁义礼智，由是道也。” [６３]
元祐年间，范祖禹向准备纳后的哲宗进《周易·家人卦》解义 [６４] ，集中详尽地阐述了“正家而天下定”的道理：
谨按《周易·家人》之卦，乃圣人所以定天下之端本。
家人之道，以内为主。女正则家正矣，故其利在女之正。……男子居外，女子居内；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男女之正莫大于此。此天地之义，阴阳之分也。……如此然后家道正，推而行之以治天下，故正家而天下定矣。
圣人以天下为一家，以 中国 为一人，故视天下如家，视百姓如身，爱人如爱身，治天下如治家。……修身所以治人，正家所以治天下也。……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此以家道治天下，而四海之内，莫不交相爱也。……先王欲正天下，必自家始，此《家人》之盛也。
推治家之法以治天下，首先是帝王之家的事。但以天下为己任的宋代士大夫们将“正家——治国”模式视为建立良好的整体社会秩序的必然取径，这正如《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卷四《家训》目小序中所表述的：
人有常言：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故《大学》之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必以齐家为本也。天子不能齐其家，则不可以化天下，……士庶人不能齐其家，则不能以化诲其子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齐家为第一义。
南宋大儒吕祖谦在其《杂说》中也强调说：
今人须是就治家上理会。这里不治，如何是为学？尧称舜，让以天下，如何止说“刑于二女”；四岳举舜，不及其他，止言“克谐以孝”。若是今人，须说舜有经纶大业、治世安民之事。 [６５]
只有把“正家”置于“天下国家”的大背景之下，才能看清它在宋代士大夫的心目中的真正意义。而男女两性被要求“正位”，从根本上讲，是由被认作天经地义的“正家——治国——化天下”的社会义务与整体格局决定的。
或许可以说，决定墓志铭所书写之内容的首先不是墓主本人的处世态度与行为，而是墓志撰述者心目中认为应予肯定的女性品行。读到以女性（特别是主持家事的女性）为传主的宋代墓志，我们经常感觉到，其中所勾勒的形象并不仅仅“婉娩听从”，而往往严明肃正。
例如，《李觏集》卷三十《郑助教母陈氏墓铭（并序）》：
归于郑氏，生二男裁数岁而寡。姑老子弱，门内外事，一介必委于其躬。性严正，处之有宜。请谢姻戚，意厚谆谆。用福其家，以不失旧。
《王文公集》卷九九《河东县太君曾氏墓志铭》：
夫人于财无所蓄，于物无所玩，自司马氏以下史所记世治乱、人贤不肖，无所不读。盖其明辨智识，当世游谈学问知名之士有不能如也。虽内外族亲之悍强顽鄙者，犹知严惮其为贤；而夫人拊循应接，亲疏小大，皆有礼焉。
《彭城集》卷三六《林氏母黄氏夫人墓表》：
……林氏殆将绝，夫人悲哀戚忧，以礼自卫纲纪，其门户屹然不替。……其所以维持左右，莫不有常法度。
《陶山集》卷十五《王氏夫人墓志铭》：
能以礼赞其夫，以义成其子。夫称老成，子云令器。平居有远虑达识， 恶阿谀，喜忠鲠，胸中白黑明甚。
宣示“正女以男” [６６] 的杨万里，在为刘蕴妻董氏所作墓志铭中，称这位女性
虽未尝习知图史，而天性敏悟，言行中于义，承宾祭、穆姻族、交乡邻、待奴隶，诚敬恩义，无不曲尽。事有是非，立语可决。人有善，为之喜悦；不善，多面折之。有烈丈夫所不如者。 [６７]
以上显然不是一群卑弱的形象。而对于“相其夫以正而顺，诲其子以义而慈” [６８] 、“于家内外，靡不规正” [６９] 的女子品行的赞许与推崇，无疑来自于“正家”的需要。程颐曾经说，“以柔顺处中正，妇人之道也。” [７０] “柔顺”是要求于女性的态度，而“中正然后贯天下之道” [７１] ，是“治家之道”所要达到的目标。与此相应的，是宋代墓志中对于主妇们“治家有法”的强调。
在唐代女性墓志铭中，除雕琢的辞藻及华赡的用典外，有关主妇们的“治家”行为，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如“言辞可则，举措成规”、“闺门有序，阃政无违”；以及“奉采蘩之职，修中馈之道，而能勤敬精洁，动循礼法”一类说法 [７２] ；即便是主持家政的女性，也不过是“贞孝慈睦，动必准礼，理家训子，奉上恤下，勤俭节用，无所苟求” [７３] 。
而宋代“主内”的女性们，在以法度规矩治家方面，似乎有了更值得一提的表现。在欧阳修为梅尧臣的妻子谢氏所做墓志铭中，称她
治其家有常法：其饮食器皿虽不及丰侈，而必精以旨；其衣无故新，而浣濯缝纫必洁以完。所至官舍虽卑陋，而庭宇洒扫必肃以严；其平居容止必怡以和。 [７４]
在《居士集》卷三七《东莱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氏墓志铭》中，欧阳修又说
夫人将家子，有贤行。东莱之亡，诸孤尚幼，夫人治家训子皆有法。
李觏称道一位聂夫人王氏，说：
（聂君）族大以蕃，而夫人宜之。为妇孝，为妻顺，为母爱而不弛。事姑三十年，未尝蒂芥。既自治其家，举有法度。……教厥子必以礼义荣辱，故克有成。 [７５]
王安石曾经称一位乐氏夫人“治诸子有节法，诲厉教督，造次必于” [７６] ；又称另一位蒋夫人治家能使“子妇化服，循其法” [７７] 。苏颂则称其外祖母高氏不仅“恭静和顺，能成君子之志”，而且“奉上率下，举动有法” [７８] 。
更有意思的是，《华阳集》卷四十集中收载着王珪所作的一些墓志铭，其中郑戬夫人李氏的墓志铭，说“文肃（按指郑戬）既贵，筦枢密，提将钺，夫人治家益有法” [７９] ；王覃妻吕氏的墓志铭，说“少卿（按指王覃）临事素严，夫人治家亦有法，阃内肃然如官廷” [８０] ；赵宗旦妻贾氏的墓志铭，说她“柔明德量，抚内外姻族，恩义灿然，治家尤有法” [８１] ；辜氏墓志铭，则藉其子之口，说她“在乡里时，治家最为有法” [８２] 。对于所谓“益有法”、“亦有法”、“尤有法”、“最为有法”，读者当然难以据之比较判断，这种表述毋宁说是反映着作者本人对于治家“有法”的重视与提倡。
宋代封赠“具官某母某氏”的制词中，常常表彰她们“法度自将，矩仪兼劭” [８３] ；“法度雍柔，禀有贤德，善祥之滀，哲嗣其兴” [８４] ；“法度雍穆，作配名门；母仪之贤，范于当世” [８５] ；或是“生钟爱慈，躬履法度。齐家以礼，仰风徽之若存；有子立朝，知善庆之获助” [８６] 等等。在封赠“具官某妻某氏”的制词中，也称她们“法度雍和，言容靓顺” [８７] ；“少以女士，秀于闺门；来嫔德人，动以礼法” [８８] 云云。
吕祖谦《东莱易说》下《家人》中解释“利女贞”说：
大抵正于己，其正尚未至；惟及于人，方谓之正。……正不独身，而能及人，则家道成矣。
正己正人，女性在“正家之法”中，既被动亦主动。她们可能发挥的作用，受到士大夫们前所未有的重视。
对于《家人》卦中“初九，闲有家，悔亡”的解释，自王弼、孔颖达至程颐，实际上是层层递进的。注文指出：“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渎而后严之，志变而后治之，则悔矣。”疏中重申：“治家之道，在初即须严正立法防闲。若黩乱之后方始治之，即有悔矣。”注疏已经提出了治家之法度的问题。基于“家之患常在礼法不足而渎漫【慢】生”的认识，程颐强调了“防闲法度”之针对性在于防范“失长幼之序，乱男女之别，伤恩义，害伦理”：
初，家道之始也。闲，谓防闲法度也。治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为之防闲，则不至于悔矣。治家者，治乎众人也；苟不闲之以法度，则人情流放，必至于有悔。失长幼之序，乱男女之别，伤恩义，害伦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闲之于始，则无是矣。故悔亡也。
他指出，“虽一家之小，无尊严则孝敬衰，无君长则法度废。有严君而后家道正”；并且在解释“家人嗃嗃”时说：“盖严谨之过，虽于人情不能无伤，然苟法度立，伦理正，乃恩义之所存也。” [８９] 这样的正家“法度”，显然是为维系伦序有常的理想状态服务的。
《周易》本身，有着无限的解释空间。这或许正是古往今来一代代学者阐论辩难乐此不疲的原因之一。宋儒解《易》，目的在于“释人事”，尽管具体解诂有所差异，但在对于《家人》卦所涉及的“伦序—正位”、“正家—治国”的理解、对于“内圣”与“外王”的贯通倾向方面，应该说主导的意念相当一致。由于解经释义、制诰命词以及墓志碑铭等文本自身性质的不同，在处理、表述“男女/内外”问题时的方式显然颇不相同。将欧阳修、司马光、杨万里等人对于《家人》、《内则》义理的正面阐发与他们所作女性墓志做一比较，不难看出其中的差别所在。对于“应然”的理想秩序结构之强调，并不排斥对于社会生活“实然”情境的承认。当然，二者的磨合与折衷并非易事，早有 研究 者指出志铭作者们配合“正位于内”基本理念的为难与努力 [９０] 。
本来，由于“妇德之备，功施于内” [９１] ，“在深闺隐屏之中”、“惟以贞信为节，又无外事”的“妇人女子”，“非有纯德至善，不能著闻于世” [９２] ；更甚一层，则有“妇人无外事，有善不出闺门” [９３] 的说法。但我们如今所能见到的女性墓志碑铭，却以百千计。墓志资料中的溢美倾向，当然无庸赘言 [９４] ；而有些时候，与其简单地归结为“溢美”，不如说是士大夫教化导向意识的流露。一方面是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 影响 及位置，另一方面是对于“使后世为妇者有所矜式” [９５] 的期望，决定着撰著者对于内容及表述方式的斟酌与选择。
对于女性史中所谓“内外”问题，已经有不少围绕家庭门户、围绕社会现实的讨论；但它既然存在于特定的“语境”之中，涉及到主观认定问题，则我们又不能不将其置于当时的观念体系之中予以考虑。一方面，宋人对于“内”“外”之际的区分相当强调；而另一方面，他们对于“内”“外”之际的沟通又十分灵活。这恰恰提醒我们：“内”与“外”的问题，不仅仅是方位问题、分工问题，更涉及到深层次中的意识问题。
在讨论“内/外”问题时，更能揭示这一区分之实质的，并不在于其隔离区划，而更在于二者的交叉覆盖边际，在于对其与沟通的处理方式。在这里，最容易观察到诠释者区分“内”“外”的判断标准，观察到这类区分的真谛所在。
社会流动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迫使宋代士大夫们重新思考他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之下，秩序、正位、纪纲等问题随之凸显，“主内”的女性之“相夫教子”“正家以礼”被赋予了突出的意义。女性的这些努力实际上构成为强化当时的
秩序之整体过程的组成部分。
由于资料与论题的限制，本文所接触的女性，大多属于宋代的中层社会。相对于下层女性而言，她们所受传统文化观念影响更深，坚持“正位于内”角色的倾向更明显，维护传统秩序的意识也更加强烈。
就这一阶层的女性而言，她们个人的道德努力受到士大夫们远较前代充分的重视与肯定 [９６] ；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对于包围着女性的整体秩序的强调，以及随之而来的女性个体为了家族整体秩序的付出。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崇高价值，我们也因此而注意到墓志作者笔下的女性由于丈夫儿子的成就、由于家族的敦睦有伦而感受到的“自我成就”。
如果不仅注意女性个人的，也注意她们所长育其中且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结构，那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交互重叠的影像 [９７] 。其中既有轮廓明显的限制“内/外”的秩序框架，又有她们寻求夹缝、寻求沟通，活动于内外之间的身影；研究者既看到家族结构与秩序对于女性的束缚挤压，到她们的无助与苦闷，又感觉到女性强化这种结构和秩序的努力。
宋儒强调作为理性法则的“天理”，期许着社会的进步，寄希望于更为“合理”的社会秩序；他们为之努力的伦理纲常秩序，视“正位”为家族成员的义务而不惜以牺牲个性发展作为代价。经常有学者注意到宋代某些妻子的“悍妒”行为，并且对其背后的原因作出过种种说明。而笔者则痛切地感到，在一家一户之内，女性或可有其个性张扬的氛围；但置身在包容万象的“常道”、铺天盖地的礼制秩序中，就其总体而言，女性真真是无所逃逸。当然，与此同时，男性也在这同一整体秩序之下被“正位”、被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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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未知
&孔颖达疏：&正义曰：家人者，卦名也；明家内之道，正一家之人，故谓之家人。利女贞者，既修家内之道，不能知家外他人之事，统而论之，非君子丈夫之正，故但言利女贞。&释彖辞“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时，注云：&家人之义,以内为本。&疏云：&……家人之道，必须女主于内，男主于外，然后家道乃立。&以上注疏的基本出发点及其落脚点，都在于“家”、“家内之道”；在解释“男女正”至“天下定”一段时，《正义》中进而有“义均天地”、“道齐邦国”，“各正其家，无家不正，即天下之治定矣”的说法。&相比之下，程颐《伊川易传》卷三《家人》开宗明义，更突出地阐发了“治家”与“治天下”的关系：&家人者，家内之道。父子之亲，夫妇之义，尊卑长幼之序，正伦理，笃恩义，家人之道也。卦外巽内离，为风自火出，……自内而出，由家而及于外之象。二与五，正男女之位于内外，为家人之道；明于内而巽于外，处家之道也。夫人有诸身者则能施于家，行于家者则能施于国，至于天下治。治天下之道，盖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于外耳。故取自内而出之象，为《家人》之义也。&其后又反复强调，“家者，国之则也”；“父子兄弟夫妇各得其道，则家道正矣。推一家之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则天下定矣”；“夫王者之道，修身以齐家，家正则天下治矣”。&吕祖谦曾经说：“伊川云‘正伦理，笃恩义’，此两句最当看。常人多以伦理为两事，殊不知父子有亲，夫妇有别，所谓‘伦’也；能正其伦，则道之表里已在矣。”“若看得正笃两字，可以论学矣。”&[５５]&朱熹在其《原本周易本义》卷二解释《家人》卦“利女贞”说：&家人者，一家之人。卦之九五、六二，外内各得其正。故为家人。利女&贞者，欲先正乎内也。内正则外无不正矣。&所谓“自内而出，由家而及于外”，所谓“治天下之道，盖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于外耳”，所谓“内正则外无不正”，清楚地说明了讲求“家内之道”、“正男女之位于内外”的目的，绝不仅仅限止于“治家”，而是意欲“治天下”。穷则善其身，达则济天下。&“正位”直接关系着伦常秩序的基础与化成天下的目标，因此，宋儒从来不将这一 问题 等闲视之。&（二）&宋代封赠官员母妻的制诰命词，一般来说，个别针对性不明显，却洋溢着强烈的道德教谕色彩。例如余靖《武溪集》卷一一《制诰》“百官妻”条目：&敕：夫家道正而天下治。盖国风之始、人伦之大皆本于夫妇也。……某妻某氏，柔明著美，淑茂流声；居无出阃之言，动有鸣环之节。作嫔良士，服我周行。宜开石&之封，以宠金闺之籍。俾其齐家辅国有所先后，则庶几乎治矣。&《华阳集》卷三一《外制》“封百官妻制”：&朕惟古者风天下之道，由夫妇始。以其辅佐之德正位于内，而王化之基乎！具官某妻某氏，贤而有行，宜中馈之吉。方予讲大典，郊见上帝，惟是中外之士，莫不献力以相予于成，岂非阃仪之助哉！今予命之以封君，其益思淑慎，以保尔有家之庆。&其它诸如“妇人之贤，室家所赖。上能使其君子有《羔羊》正直之行，下能使其后世有《麟趾》信厚之风”；“举无失中，言必由礼。……兹使君子绰有成德”&[５６]&一类文字，可以说比比皆是。这些辞句虽然出自个别士大夫之手，但其中所反映的，通常是构成为时人共识的 内容 。通过这些制词，人们所看到的，与其说是对于“具官某妻某氏”操行的肯定，不如说是对于“齐家辅国”的期待，是在强调“家道正”与“天下治”之间的关联。&王安石曾经说：“圣人之教，必由闺门始”&[５７]&；司马光说：“有国有家者，其兴衰无不本于闺门”&[５８]&；陈襄也说：“致法于天下者，必起于闺门之隐”&[５９]&。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之间似无根本分歧。教化自
的基本单位起始，“男女内外家道大正，足以化成天下”&[６０]&。推治家之法以临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正是士大夫心目中自内向外推展伦理教化的必由途径，也就是元丰年间程颐与吕大临所说的“治体”：&谈经论道则有之，少有及治体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于天下。&[６１]&在谈及“二南之诗”时，程颐说：&二南之诗，盖圣人取之以为天下国家之法，使邦家乡人皆得歌咏之也。有天下国家者，未有不自齐家始。&[６２]&龚原在解释《家人》卦时，曾经将其与“二南之风”相提并论：“男女正而父母严，则父子有仁，兄弟有义，夫妇有礼而家道正。家道正而天下定矣。二南之风所以具仁义礼智，由是道也。”&[６３]&元祐年间，范祖禹向准备纳后的哲宗进《周易·家人卦》解义&[６４]&，集中详尽地阐述了“正家而天下定”的道理：&谨按《周易·家人》之卦，乃圣人所以定天下之端本。&家人之道，以内为主。女正则家正矣，故其利在女之正。……男子居外，女子居内；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男女之正莫大于此。此天地之义，阴阳之分也。……如此然后家道正，推而行之以治天下，故正家而天下定矣。&圣人以天下为一家，以 中国 为一人，故视天下如家，视百姓如身，爱人如爱身，治天下如治家。……修身所以治人，正家所以治天下也。……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此以家道治天下，而四海之内，莫不交相爱也。……先王欲正天下，必自家始，此《家人》之盛也。&推治家之法以治天下，首先是帝王之家的事。但以天下为己任的宋代士大夫们将“正家——治国”模式视为建立良好的整体社会秩序的必然取径，这正如《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卷四《家训》目小序中所表述的：&人有常言：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故《大学》之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必以齐家为本也。天子不能齐其家，则不可以化天下，……士庶人不能齐其家，则不能以化诲其子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齐家为第一义。&南宋大儒吕祖谦在其《杂说》中也强调说：&今人须是就治家上理会。这里不治，如何是为学？尧称舜，让以天下，如何止说“刑于二女”；四岳举舜，不及其他，止言“克谐以孝”。若是今人，须说舜有经纶大业、治世安民之事。&[６５]&只有把“正家”置于“天下国家”的大背景之下，才能看清它在宋代士大夫的心目中的真正意义。而男女两性被要求“正位”，从根本上讲，是由被认作天经地义的“正家——治国——化天下”的社会义务与整体格局决定的。&（三）&或许可以说，决定墓志铭所书写之内容的首先不是墓主本人的处世态度与行为，而是墓志撰述者心目中认为应予肯定的女性品行。读到以女性（特别是主持家事的女性）为传主的宋代墓志，我们经常感觉到，其中所勾勒的形象并不仅仅“婉娩听从”，而往往严明肃正。&例如，《李觏集》卷三十《郑助教母陈氏墓铭（并序）》：&归于郑氏，生二男裁数岁而寡。姑老子弱，门内外事，一介必委于其躬。性严正，处之有宜。请谢姻戚，意厚谆谆。用福其家，以不失旧。&《王文公集》卷九九《河东县太君曾氏墓志铭》：&夫人于财无所蓄，于物无所玩，自司马氏以下史所记世治乱、人贤不肖，无所不读。盖其明辨智识，当世游谈学问知名之士有不能如也。虽内外族亲之悍强顽鄙者，犹知严惮其为贤；而夫人拊循应接，亲疏小大，皆有礼焉。&《彭城集》卷三六《林氏母黄氏夫人墓表》：&……林氏殆将绝，夫人悲哀戚忧，以礼自卫纲纪，其门户屹然不替。……其所以维持左右，莫不有常法度。&《陶山集》卷十五《王氏夫人墓志铭》：&能以礼赞其夫，以义成其子。夫称老成，子云令器。平居有远虑达识，&恶阿谀，喜忠鲠，胸中白黑明甚。&宣示“正女以男”&[６６]&的杨万里，在为刘蕴妻董氏所作墓志铭中，称这位女性&虽未尝习知图史，而天性敏悟，言行中于义，承宾祭、穆姻族、交乡邻、待奴隶，诚敬恩义，无不曲尽。事有是非，立语可决。人有善，为之喜悦；不善，多面折之。有烈丈夫所不如者。&[６７]&以上显然不是一群卑弱的形象。而对于“相其夫以正而顺，诲其子以义而慈”&[６８]&、“于家内外，靡不规正”&[６９]&的女子品行的赞许与推崇，无疑来自于“正家”的需要。程颐曾经说，“以柔顺处中正，妇人之道也。”&[７０]&“柔顺”是要求于女性的态度，而“中正然后贯天下之道”&[７１]&，是“治家之道”所要达到的目标。与此相应的，是宋代墓志中对于主妇们“治家有法”的强调。&在唐代女性墓志铭中，除雕琢的辞藻及华赡的用典外，有关主妇们的“治家”行为，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如“言辞可则，举措成规”、“闺门有序，阃政无违”；以及“奉采蘩之职，修中馈之道，而能勤敬精洁，动循礼法”一类说法&[７２]&；即便是主持家政的女性，也不过是“贞孝慈睦，动必准礼，理家训子，奉上恤下，勤俭节用，无所苟求”&[７３]&。&而宋代“主内”的女性们，在以法度规矩治家方面，似乎有了更值得一提的表现。在欧阳修为梅尧臣的妻子谢氏所做墓志铭中，称她&治其家有常法：其饮食器皿虽不及丰侈，而必精以旨；其衣无故新，而浣濯缝纫必洁以完。所至官舍虽卑陋，而庭宇洒扫必肃以严；其平居容止必怡以和。&[７４]&在《居士集》卷三七《东莱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氏墓志铭》中，欧阳修又说&夫人将家子，有贤行。东莱之亡，诸孤尚幼，夫人治家训子皆有法。&李觏称道一位聂夫人王氏，说：&（聂君）族大以蕃，而夫人宜之。为妇孝，为妻顺，为母爱而不弛。事姑三十年，未尝蒂芥。既自治其家，举有法度。……教厥子必以礼义荣辱，故克有成。&[７５]&王安石曾经称一位乐氏夫人“治诸子有节法，诲厉教督，造次必于”&[７６]&；又称另一位蒋夫人治家能使“子妇化服，循其法”&[７７]&。苏颂则称其外祖母高氏不仅“恭静和顺，能成君子之志”，而且“奉上率下，举动有法”&[７８]&。&更有意思的是，《华阳集》卷四十集中收载着王珪所作的一些墓志铭，其中郑戬夫人李氏的墓志铭，说“文肃（按指郑戬）既贵，筦枢密，提将钺，夫人治家益有法”&[７９]&；王覃妻吕氏的墓志铭，说“少卿（按指王覃）临事素严，夫人治家亦有法，阃内肃然如官廷”&[８０]&；赵宗旦妻贾氏的墓志铭，说她“柔明德量，抚内外姻族，恩义灿然，治家尤有法”&[８１]&；辜氏墓志铭，则藉其子之口，说她“在乡里时，治家最为有法”&[８２]&。对于所谓“益有法”、“亦有法”、“尤有法”、“最为有法”，读者当然难以据之比较判断，这种表述毋宁说是反映着作者本人对于治家“有法”的重视与提倡。&宋代封赠“具官某母某氏”的制词中，常常表彰她们“法度自将，矩仪兼劭”&[８３]&；“法度雍柔，禀有贤德，善祥之滀，哲嗣其兴”&[８４]&；“法度雍穆，作配名门；母仪之贤，范于当世”&[８５]&；或是“生钟爱慈，躬履法度。齐家以礼，仰风徽之若存；有子立朝，知善庆之获助”&[８６]&等等。在封赠“具官某妻某氏”的制词中，也称她们“法度雍和，言容靓顺”&[８７]&；“少以女士，秀于闺门；来嫔德人，动以礼法”&[８８]&云云。&吕祖谦《东莱易说》下《家人》中解释“利女贞”说：&大抵正于己，其正尚未至；惟及于人，方谓之正。……正不独身，而能及人，则家道成矣。&正己正人，女性在“正家之法”中，既被动亦主动。她们可能发挥的作用，受到士大夫们前所未有的重视。&对于《家人》卦中“初九，闲有家，悔亡”的解释，自王弼、孔颖达至程颐，实际上是层层递进的。注文指出：“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渎而后严之，志变而后治之，则悔矣。”疏中重申：“治家之道，在初即须严正立法防闲。若黩乱之后方始治之，即有悔矣。”注疏已经提出了治家之法度的问题。基于“家之患常在礼法不足而渎漫【慢】生”的认识，程颐强调了“防闲法度”之针对性在于防范“失长幼之序，乱男女之别，伤恩义，害伦理”：&初，家道之始也。闲，谓防闲法度也。治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为之防闲，则不至于悔矣。治家者，治乎众人也；苟不闲之以法度，则人情流放，必至于有悔。失长幼之序，乱男女之别，伤恩义，害伦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闲之于始，则无是矣。故悔亡也。&他指出，“虽一家之小，无尊严则孝敬衰，无君长则法度废。有严君而后家道正”；并且在解释“家人嗃嗃”时说：“盖严谨之过，虽于人情不能无伤，然苟法度立，伦理正，乃恩义之所存也。”&[８９]&这样的正家“法度”，显然是为维系伦序有常的理想状态服务的。&四、馀语&（一）&《周易》本身，有着无限的解释空间。这或许正是古往今来一代代学者阐论辩难乐此不疲的原因之一。宋儒解《易》，目的在于“释人事”，尽管具体解诂有所差异，但在对于《家人》卦所涉及的“伦序—正位”、“正家—治国”的理解、对于“内圣”与“外王”的贯通倾向方面，应该说主导的意念相当一致。由于解经释义、制诰命词以及墓志碑铭等文本自身性质的不同，在处理、表述“男女/内外”问题时的方式显然颇不相同。将欧阳修、司马光、杨万里等人对于《家人》、《内则》义理的正面阐发与他们所作女性墓志做一比较，不难看出其中的差别所在。对于“应然”的理想秩序结构之强调，并不排斥对于社会生活“实然”情境的承认。当然，二者的磨合与折衷并非易事，早有 研究 者指出志铭作者们配合“正位于内”基本理念的为难与努力&[９０]&。&本来，由于“妇德之备，功施于内”&[９１]&，“在深闺隐屏之中”、“惟以贞信为节，又无外事”的“妇人女子”，“非有纯德至善，不能著闻于世”&[９２]&；更甚一层，则有“妇人无外事，有善不出闺门”&[９３]&的说法。但我们如今所能见到的女性墓志碑铭，却以百千计。墓志资料中的溢美倾向，当然无庸赘言&[９４]&；而有些时候，与其简单地归结为“溢美”，不如说是士大夫教化导向意识的流露。一方面是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 影响 及位置，另一方面是对于“使后世为妇者有所矜式”&[９５]&的期望，决定着撰著者对于内容及表述方式的斟酌与选择。&（二）&对于女性史中所谓“内外”问题，已经有不少围绕家庭门户、围绕社会现实的讨论；但它既然存在于特定的“语境”之中，涉及到主观认定问题，则我们又不能不将其置于当时的观念体系之中予以考虑。一方面，宋人对于“内”“外”之际的区分相当强调；而另一方面，他们对于“内”“外”之际的沟通又十分灵活。这恰恰提醒我们：“内”与“外”的问题，不仅仅是方位问题、分工问题，更涉及到深层次中的意识问题。&在讨论“内/外”问题时，更能揭示这一区分之实质的，并不在于其隔离区划，而更在于二者的交叉覆盖边际，在于对其与沟通的处理方式。在这里，最容易观察到诠释者区分“内”“外”的判断标准，观察到这类区分的真谛所在。&社会流动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迫使宋代士大夫们重新思考他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之下，秩序、正位、纪纲等问题随之凸显，“主内”的女性之“相夫教子”“正家以礼”被赋予了突出的意义。女性的这些努力实际上构成为强化当时的
秩序之整体过程的组成部分。&由于资料与论题的限制，本文所接触的女性，大多属于宋代的中层社会。相对于下层女性而言，她们所受传统文化观念影响更深，坚持“正位于内”角色的倾向更明显，维护传统秩序的意识也更加强烈。&就这一阶层的女性而言，她们个人的道德努力受到士大夫们远较前代充分的重视与肯定&[９６]&；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对于包围着女性的整体秩序的强调，以及随之而来的女性个体为了家族整体秩序的付出。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崇高价值，我们也因此而注意到墓志作者笔下的女性由于丈夫儿子的成就、由于家族的敦睦有伦而感受到的“自我成就”。&如果不仅注意女性个人的，也注意她们所长育其中且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结构，那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交互重叠的影像&[９７]&。其中既有轮廓明显的限制“内/外”的秩序框架，又有她们寻求夹缝、寻求沟通，活动于内外之间的身影；研究者既看到家族结构与秩序对于女性的束缚挤压，到她们的无助与苦闷，又感觉到女性强化这种结构和秩序的努力。&宋儒强调作为理性法则的“天理”，期许着社会的进步，寄希望于更为“合理”的社会秩序；他们为之努力的伦理纲常秩序，视“正位”为家族成员的义务而不惜以牺牲个性
作为代价。经常有学者注意到宋代某些妻子的“悍妒”行为，并且对其背后的原因作出过种种说明。而笔者则痛切地感到，在一家一户之内，女性或可有其个性张扬的氛围；但置身在包容万象的“常道”、铺天盖地的礼制秩序中，就其总体而言，女性真真是无所逃逸。当然，与此同时，男性也在这同一整体秩序之下被“正位”、被规范。[１]&例如Ebrey,&Patricia&B.,& The &Inner&Quarters:&Marriage&and&the&Lives&of&Chinese&Women&in&the&Sung&Period，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3；刘静贞“女无外事？——墓志碑铭中所见之北宋士大夫社会秩序理念”《宋史研究集》第25辑，1995年；&Ko，Dorothy（高彦颐），Teachers&of&the&Inner&Chambers:&Women&and&Culture&in&Seventeenth&Century&China，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4.&“‘空间’与‘家’——论明末清初妇女的生活空间”，《近代中国妇女史》第3期，页299,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5年8月。&[２]&柳立言：“浅谈宋代妇女的守节与再嫁”，《宋史研究集》25辑，1995年。&[３]&《原本周易本义》卷二《家人》，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４]&“女无外事？——墓志碑铭中所见之北宋士大夫社会秩序理念”《宋史研究集》第25辑，1995年。&[５]&《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七八《叙清河郡君》，陈氏培远堂本。&[６]&“《书仪》实际是《仪礼》的通俗形式的延续，所以唐以后书仪成为居家日用的百科全书。”见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页2，中国社会 科学 出版社，1995年。司马光《书仪》应即产生于继承改造唐五代时期综合性《书仪》的基础之上。&[７]&于鬯《香草校书》卷三《易》“家人卦”条下说，“家有二说”。《家人》之卦辞指内寝为家；而《彖传》则通指大门内为家。&[８]&司马光的限定，看上去较《内则》更为严苛；但在当时人眼中，似乎并不是这样。据司马光自己说，他“自幼诵诸经，读注疏，以求圣人之道，直取其合人情物理、 目前 可用者而从之”（《司马温公集》卷六二《答怀州许奉世秀才书》）；而朱熹也认为“温公则大概本《仪礼》，而参以今之可行者”，“最为适古今之宜”（《朱子语类》卷八四《论后世礼书》）。&[９]&有关唐宋女性墓志铭的比较研究，请参看Beverly&Bossler:&Powerful&Relations:Kinship,&Status,&and&the&State&in&Sung&China(960--1279),&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8:&pp.12—24.&[１０]&《东莱吕太史文集》卷一一《金华戚如圭母周氏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１１]&《欧阳文忠公集》卷三六《渤海县太君高氏墓碣》，四部丛刊本。&[１２]&《王文公集》卷九八《楚国太夫人陈氏墓志铭》，上海人民出版社标点本。&[１３]&《王文公集》卷九九《长安县太君墓表》。&[１４]&《王文公集》卷九九《寿安县君王氏墓志铭》。&[１５]&《栾城集》卷三二《西掖告词》“文臣升朝封父母妻”，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１６]&《居士集》卷三六《南阳县君谢氏墓志铭》，中国书店影印本。&[１７]&《苏轼文集》卷一五《亡妻王氏墓志铭》，中华书局校点本。&[１８]&《古灵集》卷二十《崇国太夫人符氏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１９]&“幕后窃听”夫君谈话的当然不止这四位夫人，“窃听”者有，“从户窥之”者亦有，例见陈襄《古灵集》卷二十《夫人吴氏墓志铭》。&[２０]&《陶山集》卷一五《长寿县太君陈氏墓志铭》，丛书集成初编本。&[２１]&《古灵集》卷二十《崇国太夫人符氏墓志铭》。&[２２]&例如《华阳集》卷四十《魏国夫人陈氏墓志铭》，《古灵集》卷二十《崇国太夫人符氏墓志铭》。&[２３]&按：据《宋史》卷二八八《孙沔传》，“沔居官以才力闻，强直少所惮，然喜宴游女色，故中间坐废。妻边氏悍妒，为一时所传。”这位边夫人，是墓志铭作者陆佃之“从母”。与人们习见的诸多墓志铭一样，文中充盈溢美之词，并不意外。但尽管如此，墓志中还是透露了夫妻关系间的一点消息：“（夫人）持家颇严甚，遇事以理取胜，虽公不能无屈。亦天下奇女子也。”又，对于孙沔征讨侬智高的作为，滕甫有《南征录》一书记述详悉。当然，有关这位边夫人的作用，书中只字未提。&[２４]&《四朝闻见录》戊集“周虎”。何氏的详细事迹另见于《山房集》卷五《永国夫人何氏行状》，所载略有不同。&[２５]&这方面的材料不胜枚举。作为一二事例，可参见《广陵集》附录《节妇夫人吴氏（王令妻）墓碣铭》，《李觏集》卷二四《建昌军景德寺重修大殿并造弥陀阁记》、《景德寺新院记》及《后乐集》卷一七《章氏行状》等。《丹渊集》卷四十《文安县君刘氏墓志铭》，所记载之女性“乡先生”，为生计所迫而教授生徒，但这种“”选择本身即说明了“内、外”之间可能的通达。&[２６]&《山房集》卷五《永国夫人何氏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２７]&梁治平在其《寻求 自然 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 法律 文化研究》第一章《家与国》中，有这样的表述。见该书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２８]&参见《李觏集》卷三《易论第十三》、程颐《伊川易传序》、&[２９]&《徂徕集》卷七，中华书局点校本。&[３０]&《李觏集》卷三《易论第十三》，中华书局点校本。&[３１]&参见余敦康：《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 现代 阐释》页3-4，学林出版社,1997年。&[３２]&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页10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３３]&《礼记正义》卷一《曲礼上》，《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３４]&《贞观政要》卷七《礼乐第二十九》贞观十四年条，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３５]&参见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卷首《周易古经通说》第五篇“元亨利贞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３６]&《宋元学案》卷三《高平学案》，中华书局点校本。&[３７]&《范文正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３８]&《范文正集》卷五《易义》。&[３９]&参见《伊川易传》中《艮》《颐》诸卦的解释。&[４０]&《张魏公集》卷四《紫岩居士易传》,&绵竹校刻本。&[４１]&《伊川易传》卷三《家人》，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４２]&《南轩集》卷三《阃范序》，国学基本丛书本。&[４３]&《李文公集》卷四，四部丛刊本。&[４４]&《诚斋易传》卷十《家人》，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４５]&《左传》庄公十八年。&[４６]&参见余敦康：《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页420—421。&[４７]&《诚斋易传》卷十《家人》。&[４８]&参见《温公家训》、《东莱易说》卷下《家人》、《诚斋易传》卷十《家人》。&[４９]&《资治通鉴》卷一，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华书局，1976年版。&[５０]&《朱文公文集》卷十一《庚子应诏封事》，四部丛刊本。&[５１]&《二程外书》卷十二《传闻杂记》载祁宽所记尹和静语，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５２]&二程曾经把“理”“道”解释为带有根本性的关系。程颐解释“一阴一阳之谓道”所说“道非阴阳也，所以一阴一阳道也”&[５２]&；《伊川易传序》中所说，“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诸如此类，都是着眼于“关系”的见解。&[５３]&《张魏公集》卷四《紫岩居士易传》。&[５４]&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５５]&《东莱易说》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５６]&《栾城集》卷三二《西掖告词》“文臣升朝追封父母妻”“鲜于侁母”条、“王存妻胡氏齐安郡夫人”条。&[５７]&《王文公集》卷八六《外祖黄夫人墓表》&[５８]&《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七八《程夫人墓志铭》。&[５９]&《古灵集》卷二十《夫人吴氏墓志铭》。&[６０]&《横渠易说·家人》。&[６１]&《二程遗书》卷二《二先生语二上》。&[６２]&《二程遗书》卷四《二先生语四》。&[６３]&《周易新讲义》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６４]&《范太史集》卷二三《进〈家人卦〉解义札子》，四库珍本初编。&[６５]&《吕东莱先生文集》卷四《杂说》，苏州正谊堂本&[６６]&《诚斋易传》卷十《家人》。&[６７]&《诚斋集》卷一三一《太恭人董氏墓志铭》，四部丛刊本。&[６８]&《王文公集》卷八六《鄱阳李夫人墓表》。&[６９]&《李觏集》卷三十《宋故将仕郎守太子中舍致仕宋公及夫人寿昌县君江氏墓碣铭（并序）》。[７０]&《伊川易传》卷三《家人》。&[７１]&《张载集·中正篇第八》，中华书局标点本。&[７２]&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显庆115,《徐氏路夫人墓志铭》；乾符020,&崔晔《亡室姑臧李氏墓志铭并序》。又可参见开元152《刘君夫人张氏墓志铭》、贞元060《蒋夫人墓志铭》、元和047《任氏夫人墓志铭》、会昌049《冉氏夫人墓志铭》，等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７３]&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会昌048《太原温氏之墓志》。&[７４]&《居士集》卷三六《南阳县君谢氏墓志铭》。&[７５]&《李觏集》卷三十《聂夫人墓誌（并序）》。&[７６]&《王文公集》卷九八《故宁国县太君乐氏墓志铭》。&[７７]&《王文公集》卷九九《永安县太君蒋氏墓志铭》。&[７８]&《苏魏公文集》卷六十《长安郡太君高氏墓志铭》,中华书局校点本。&[７９]&《丹阳郡夫人李氏墓志铭》。&[８０]&《华阳集》卷四十《寿安县太君吕氏墓志铭》，丛书集成本。&[８１]&《华阳集》卷四十《赵宗旦妻贾氏墓志铭》。&[８２]&《华阳集》卷四十《辜氏墓志铭》。&[８３]&《文恭集》卷十九《霍氏郑氏范氏可并封县太君制》，丛书集成本。&[８４]&《华阳集》卷三一《使相韩琦封赠制》追封其母罗氏、胡氏制词。[８５]&《华阳集》卷三一《观文殿学士王举正封赠制》追封其母宋氏制词。[８６]&《净德集》卷九《内外制》“邵闻礼等故继母和义郡太君蔡氏可赠遂宁郡太君制”，丛书集成本。&[８７]&《华阳集》卷三一“三司使田况妻富氏翰林学士承旨王拱辰妻薛氏并追封乐安郡君制”。&[８８]&《苏轼文集》卷三八《制敕》“韩维故妻苏氏永嘉夫人”。&[８９]&《伊川易传》卷三《家人》。&[９０]&刘静贞“女无外事？——墓志碑铭中所见之北宋士大夫社会秩序理念”《宋史研究集》第25辑。&[９１]&《居士集》卷三六《长沙县君胡氏墓志铭》。&[９２]&《陶山集》卷一五《长寿县太君陈氏墓志铭》，丛书集成本。&[９３]&《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七八《叙清河郡君》。&[９４]&例如陆佃曾经抱怨妇人女子“理为循者少，而惛悍者多”，并且说宋兴百年间，“天下奇男子往往间出，独淑妇者，犹寂寞而罕闻”（《陶山集》卷十五《王氏夫人墓志铭》）&[９４]&；但这并未妨碍他为不少女性撰写了赞誉备至的碑铭&[９５]&《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七八《叙清河郡君》。&[９６]&参见Beverly&Bossler:&Powerful&Relations:Kinship,&Status,&and&the&State&in&Sung&China(960--1279),&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8:&pp.12—24.&[９７]&当然，“影像”并不等同于现实。某些“影像”甚至会有扭曲与变形，这与它们出自“折射”“再塑”分不开。转贴于论文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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