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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岁、一场大病
　　到我12岁的时候，村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往外面跑，有的人出国打工，有的人出城打工，年轻的在家里种田的基本上是没有了，在父亲这辈比父亲年轻的也都出去打工了，父亲没什么手艺，年龄也不小就只有在家种田了。　　我们家种的田地也越来越多了。就单单种田来说那年已经有十几亩了，而种的地也已经达到了相当的境地。这两样自然都占村里的头等大户。后来的一年由于花生的丰收母亲还被人请到镇上做了发言。　　12岁我已经好似一个很强壮的劳动力了。夏天的时候一大早就和父母一同出去割稻子，到了早上的太阳变得火辣的时候才和父母一同回家吃早饭。那时父亲爱喝酒，由于我干活卖力，他也鼓励我喝一点，后来我的胃口就越来越大，这在父母看来也是值得骄傲的，大概会喝酒就身体棒就会干活。有时候我早上吃不下饭的时候，父亲就会调戏我说：是不是没喝酒吃不下饭，于是给我开了一瓶啤酒，我也接过来喝掉了。　　那个时候所有的田地活都和父母一起干，我的所有的伙伴也都是这样的，他们中有的已经会用拖拉机耕田了，有的会耙田。我在那个夏季才刚刚开始学，只在耙上站过一两次，还不是很作稳，想在第二年夏季学会，然而这样的机会此生再也不会有了。　　到了九月份的时候，又是花生的收获季节。那年我们家的花生有7、8亩，自然也是村里的头等大户。对于从地里收花生，一开始是用手拔，后来种的多了，又有了经验就想到用梨去耕地，把犁调到最低的档位，这当然也需要一头大水牛。而我们家作为花生的头等大户，自然就有这样一头大水牛。用梨把花生连土一起翻开后，收获的时候自然省事，只有一颗颗提起来抖掉花生蔸上的土，将抖掉土的花生放在一起，再用草料绳捆起来，用板车带回家。堆在走廊上，有时候家里堆得满了，没地方放，就只有先甩掉家里的花生腾出地方来。　　我有时候不愿去地里干活就在家里甩花生。父母在地里拔，我和姐姐就在家里甩。对于甩花生的方法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最初的时候那家里只有一亩花生的人，怕甩花生弄得家里都是灰尘就徒手把花生一颗颗从蔸上摘下来。我们一般种的多的就拿了一个箩，又在箩上放上一块洗衣板，自己站着用脚踩住洗衣板，用手将那花生蔸对准洗衣板的边缘用力甩过去，那花生自然而然都从蒂上开始脱落。这一种方法只能站着，又因为容易把箩磨损坏，很快又有了新的方法：用几块砖垒在地上，拿一块水泥板搁在砖头上，水泥板分量重，甩的时候不会移动，因此不用用脚去踩，脚上又轻松了，又可以坐下来，这一种方法分不出界限，甩出来的花生和脱落的叶子容易混在一起，于是又有了另一种：把一条长凳倒下来侧着放在地上，再在长凳的侧面放上一块洗衣板，甩的时候用脚踩住洗衣板或者直接用钉子把洗衣板定在凳脚上，这就是后来一直沿用到今天的方法了。这便是最早我们家开始使用的方法了　　2001年，我在家就是用这种甩方法，最流利的时候一天可以甩出7、8箩花生。父亲为了表扬我就在邻居面前说一天可以甩出五担（10箩），这可是个天文数字，就是那在家里坐着一步不移动的大人每天最多也只能甩出3、4箩。对于我的甩出来的成绩有的人不信，但7、8箩确实是有，加上草叶，而箩又不是装的很满。我也不在乎这些只是一味的甩，等到了收工的时候用箩一衡量就有了这样的成绩。由于受到了父母的鼓舞，我连中途停下来吃西瓜的习惯见都改掉了，只等到中午才下来休息。　　然而就在这时一场突如的巨变正在悄然发生，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在吞噬着我，吞噬着我们整个家庭。我开始不怎么吃饭。每顿只吃小半碗，面目开始变黄。　　母亲也为此担心，老以为我不吃饭是中暑了，又是刮痧，又是割疳积，又是叫魂，又在我身上挂了符咒。我的状态仍旧没有稍稍的有所改变，还是找不到原因，后来没办法，听了人家出的主意跑到县医院做了个血液检测，结果检查出来是急性乙肝。　　对于就医的过程我们一点都不懂，好在进贤县城有个大伯（是我叔公的儿子）把我们带到他家附近红十字医院，在那里就医几个月后没效，病情由急性转到慢性，我们就转院到了进贤县人民医院，母亲又不知道在谁的介绍下找到了在县人民医院的工作的一个介绍的熟人，对他说了谁的名字，双方都知道，于是他就成了我的主治医师，在县人民医院治疗了一年。　　春夏秋冬，病情反反复复，然而一年之后还是没有效果，上一次所得到的病情好转又被下一次病情恶化所吞没，病情也越来越严重。　　每过一两个星期就要复查一下。而复查的依据就是化验单，因此每次去医院都要抽血化验。　　抽着抽着，我的手就逐渐变细了，后来抽血不得不把橡皮筋拿掉拽紧拳头不停的捏紧又放松以此来满足吸管里血液的充足。有时候前面的人抽过了，轮到我抽血的时候，护士也惊讶：“呀，胳膊怎么这么细。”和我一起见证这个渐变过程的就是这个负责抽血的护士了，只不过她见证的是别人的手，是一双双手组成的突变，我见证的是自己的手，是我自己这一双手的渐变过程。检测两对半，肝功能 ，这些都要血，而且每次都是抽的满满的。　　有一次在家我跟我母亲说我的□□很痛，而且它似乎有点长大了，在□□下面也有隆起的硬块，一摸就痛。我说给母亲听，母亲就及时在后来的一次病情复查时说给了我的主治医师听，他对我们说不要紧，这是好事。他对我母亲说是我在发育，并说好就好在我还是小孩，这病不会对我有多大的心理压力。发育也对这乙肝病情也是有好处的，他甚至很有把握的说我的病有可能在这次发育的时机里可以完全康复。果然后来好几次诊断病情都有好转，直到最好再查时转氨酶已经回复到了正常值，就只这样也仍是要吃药，医生说：要等病情完全稳定，他怕我们不容易明白就打了个比方：犹如我们过一个山坡，这病就是那过坡的人，你把它送过了陡，他就是想退也退不回来。直到她相信母亲和我都很欣赏这种做法。　　可是好景不长。我忘记了是一次感冒引起的咳嗽还是的确吃到了需要忌口的东西（我在我后来的病情总结中，就只有这两种可以归纳出的原因，对于病情的不稳定性连医院也无法给出答案。）病情复发了。仍然要抽血。母亲舍不得，一罐子一罐子吸出去的血。每次从医院回来之后，母亲总要炖肉饼给我吃，一开始时每次称一斤，多余的肉用来炒菜。到后来每半斤一称，就专门炖肉饼，卖肉的人也都知道，因此卖给母亲的都是瘦肉。　　在县人民医院治疗的最后一次，转氨酶的单位从最初的一两百窜到一千多了。而我那些身体上的发育症状也已消失，尽管身体仍旧在渐渐长高，却对病情再也起不到原先的好处。眼看病情越来越复杂了，医生叫我们转院，往大城市转。　　对于转氨酶数值的突增，我和母亲都不知所措，在这一千个数量单位的后面的单位是摄氏度？是分？是米？还是厘米？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也都不知道这一千个数量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只知道病情的反复带来的严重后果。到这时病情反复已经有两年了，我们仍旧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母亲到处打听，哪里有得这种病的人，哪里有治这种病的乡野郎中。所谓病急乱投医，说的就是我那个状态。　　脱离了县人民医院之后我又吃了两家中药。跑到乡下看病。　　于是我又大罐大罐的喝中药，一到下午我就自己炖药。　　炖药是骨碌骨碌地响，炖肉饼也是骨碌骨碌地响，白天响晚上也要响。有时为了错开时间来吃晚饭，炖药就要早点，我自己炖，一放学就炖，封闭式的厨房散烟不净，不一会儿烟雾就在楼板上堆积起来，慢慢的沉下来，白色的烟雾封闭了房门，从打开的窗户门里一丝丝散出来。有时烟雾还没有弥漫开来的时候，里面还可以看到外面，外面也能看到里面。路过的熟人知道我勤快，见了就打招呼说：振文啊，这么早就做夜饭啊。我总是附和着说，是啊！我不好意思说不是，也不好补充说是在炖药，后来久了之后她也没问了。　　就这样又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病情仍是反反复复得不到控制。　　　　那一年因为父亲的错误认识，以为栽在后院的树刮风下雨时会敲碎了窗户上的玻璃，于是都把那些树砍掉了，这样后院的一堵墙一整个下午便都受阳光的暴晒，夏天房间里尤为灼热，如同蒸炉。我好事，提前在自己的房间里洒上凉水，预备着晚上可以舒舒服服的睡上一觉。不料却遭到父亲的责骂：“自己只剩下半条命，不要作死”。　　那个时候我的身体重量和现在不相上下。母亲经常炖肉饼给我吃，照顾我的身体。父亲则忙着帮别人干一些低等杂活以换取一些零碎的收入，比如帮镇上的人挖墙脚、清理土培、捡瓦、修厕所、在学校掏粪，以此赚来的一点收入有时候刚刚够我以此看病。钱财从四面八方而来又朝同一个方向流失。　　父母也会常常会因为一些无端飘渺的繁杂思绪引起一些争吵，每次吵完之后又都是沉默，仿佛以寂静的心声互相代表自己心里的愧疚。即使是这样下一次争吵仍旧会到来。就这样任着时光留走，生命在重复着，循环着，我们这个家庭成员里的每个人似乎都在做着离心运动，而向心力就是由那些看不见的病毒引起的。每一次病情复发，都可能引起父母的烦锁进而演变成争吵，甚至打架。 　　在我生病之前，父亲也会开玩笑，比如：吃饭的时候不小心筷子掉了一只，他就会笑着说：中午有肉吃。若是中午掉的，他就会说：晚上有肉吃了。这只不过是一句不知道从哪里传出来的俗语，其实掉了筷子哪里会有肉吃，筷子掉在地上顶多沾只蚂蚁，如果蚂蚁肉也算肉的话。又比如：家里做了韭菜炒蛋，父亲就会指着盘子说：这是几个菜。一个呀！父亲就会笑着说，这是十个菜。这怎么会是十个菜呢。他解释说，韭菜是九个菜，再加一个蛋就是十个菜。我们都笑了。　　父亲知识不多，懂得也不多，会说的自己的话就更少了，大多话语都是道听途说的，但是他却愿意重复着讲。　　父亲的憨厚是没有人能怀疑的，但他的身边也会有三种人：一种是看好他的人，尊敬和同情他，认为他坦白、实在，又不拘言笑；一种是骨子里看不起他的人，认为他腐朽无知，时常想占他便宜；还一种是不以为是的人，认为他的缺陷与憨厚同样明显估且做个W消。父亲永远都是父亲，别人不都是别人。　　这些是我给他归纳出来的，他自己不明白。他只是过自己的日子，别人怎么看他是别人的事。　　可是到我生病的时候他却不愿讲话了。对于我的病，他什么都不管，也从不过问，只顾种田，也不知道自已干了多少，干了多久。他被时间、气候、季节牵着走，每日仍旧早出晚归，种田成了一种惯性，生命也因为这种惯性而存在，在沉默中忍受，在沉默中煎熬。　　家里因为治病，把水牛卖了，换了一头黄牛。父亲不忍心那头黄牛跟着他受罪，就在繁忙的季节里帮别人训刚要成年的小牛，以此来减轻自家黄牛的负担，但他自己却累的够呛，默默的承受这繁重的农活。每当中午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全身脱个精光，只留个裤衩。似乎这样能那些让他摆脱全身的燥热。腿裆烧了，用点小孩的痱子粉涂上去；脚扭伤了不知道母亲用什么草药敷上去，等第二天早上一看，全是水泡。尽管这样父亲仍是不服输的人。 　　至于我仍是每隔一个月或半个月就要去医院的，有时候也一两个星期去一次。每次到了医院都先是化验，而每到了化验的时候我都希望病情不要复发。我没有法子求箴占卜，可我又偏想知道个究竟，我就常常跟自己打赌。要是我能在规定的时间里做完我想要做的事情，我的病就会好，要是我完不成，那就是病要复发了。我自己已经拿不住了，好与不好似乎成了一次赌博，而赌注就是身体里面那些病毒的含量。但是每当结果是我输的时候我都会再赌一次，直到我想要的那个结果。于是你可以看见我在做一件事时的乱七八糟的动作，像抽风一样。那是我在跟身体里的病魔做斗争。对于身体里的那些病毒我是无恐不及的，所以这样的赌博，每一次化验前都是我赢，它输；但实际检测出来的结果最后都是它赢，我输。病情仍在反反复复，恶化情况一次比一次严重。灾难落上强者身上强者默默承受；落在弱者身上无疑给人增添了许多噱头，就像是少了一半翅膀的苍蝇或者脚朝天背朝地的甲壳虫那样变得令人滑稽可笑。这个强者就是父亲，弱者就是我。在灾难面前，人只有悲苦的份。　　由于重病，家里的经济越来越拮据了。一开始靠父亲的打零工还能勉强过的去，时间长了就不行，总会有接济不上的时候，总会有没活干的时候，我的病也越来越加重了。一开始偶尔续接不上的时候，母亲便想办法想同村邻人借一点，时间长了，知道母亲有这一难处也有主动问着要借的，母亲不肯欠人太久，事后只得从其他亲戚那里借来还人，也有被欠者推脱说：不急不急，先用先用。这样的等我病好之后才渐渐还上。　　化验一直都没脱离过，每次都要抽血，血液一直流，这样过了三年我的细胳膊一直没有长大，后来有的人说我吃了太多的中药以后会很胖，这话不对。我既没长高也没长胖而是一直瘦，伸出的手指中指与食指间露出有近半公分的缝隙，弯曲的膝盖侧面能放下一个拳头，身上一摸全是排骨。我穿着厚厚的棉衣人家也总是说我瘦。　　我现在有时候想，要是那个时候母亲把我扔了呢？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但那时的家境确实只差这一步可行了。但到病入膏荒时，母亲选择的是哭泣了，仍然坚持炖肉饼给我吃，尽管那个时候的肉已经对我差不多不起作用了。我的身体只不过是一张网罢了，而营养全都是水了。我整个人的面目也是苍黄的。母亲还是照常称肉剁肉，也似乎没有比肉更好的营养食品了。　　有一次母亲给我端来一碗东西，告诉我是肉饼。我吃了一口感觉味道不对，我看得见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油珠子浮在碗面上，大的不过指甲盖那样大，小的就是极小极小的了，我把它们融合起来，用筷子粘起一个油珠把它拉到那个顶大的油珠上，那油珠被筷子拖着走，等两个油珠挨到边上时用筷子轻轻一划把两个珠子的边缘都被划破立刻就融合起来了形成一个更大的珠子，有大一点的拖的快了就在半路上断截了变成两个珠子。 　　对于这碗里是什么东西我也不是毫无所知，母亲对我说是肉饼，可以前吃的那些肉决不是这样，味道不一样，吃起来嚼着不会有渣渣的响声，以前肉饼的颜色看起来也不是这么红，从来不加酱油，油珠也不这么明显，况且这样的东西每次都要加一点葱叶，而肉饼从来不加葱叶也不加酱油。我虽没从别人听到什么，但是偶尔听到别人对母亲说胎盘对身体虚的人好。又在一次赶集后母亲不知从集市上带回什么，用一个硬纸盒装着什么放在桌子上，我本想打开看看，刚一触着竟流出许多血来。我立刻明白了是什么东西。　　那碗里的一个个油珠子大大小小，经我一融合成了一整个大块了，那一些筷子粘不起来的小油珠，像母鸡肚子里还没成形的蛋黄珠子，多且密密的排在白色陶瓷碗的边缘，白色陶瓷碗上印着许多花，各色各样的花。　　母亲没有知识，自己也从来不懂什么，她领略的所有事理都来自于习惯和经验或者向邻居女主妇求教。这样得来的经验到了我的病治无可治、求无可求的地步便每一个也都要试一试。又有那安神位的。　　安装神位的时候我们家变得热闹了，我也不知名的欢快了。人多，样式多，没见过的东西多，还有很多没见过的人都聚集在我们家小小的房子里，丰盛的菜肴，看大人各式的举动一直到深夜。人走的时候惹得狗不得不狂吠，总是人不以为然，仍在深夜里为寻求神灵的庇护放荡自己的魂灵。黑暗中又有人转过身来叮嘱母亲一些需要小心处理的细节。倘若人真的处处小心，为什么要去惊动神灵，大概灾难到了神灵也就惊醒了，因此是要大拜的，倘若真如此岂不成了神灵是给人带来灾难，这又不对了。神灵岂能等同于邪魔。　　那一次之后对于我们家所带来的变化：客厅上方墙壁上，也由一代伟人□□的油画改成了观音娘娘的油画。　　早年父亲在景德镇打工时买的滴水观音也被神人以不详的理由送到了寺庙里享受香火去了。　　又叮嘱我早上过早不许外出，下午天黑要及早回家，又拿了我的一件衣服用一个袋子裹起来，祈望过路的人把它捡走，又让我拜了干爹干妈，不知道是什么意图。　　母亲此后也经常要跟着仙家参加什么活动。常常是劳神动众。　　我们家自此以后每天也要上香了，一天两次，插在大门的门框上，早上一次，晚上一次。神位上也要有香。　　家里安了神位的大概都是这样，只不过有的人家不必天天上香，但神位面前蜡烛是要有的香火也不许断。神位占地面积不大，有的安在卧室里用一块布隔开来，有的安在偏房，我家的是安在三楼，专门的一个小房间。里面一张桌子，桌子上就供奉的是陶瓷做的观音，另有一张红布用毛笔字写满了各路神仙的名字，贴在观音的后面墙壁上。桌上有油灯、香火盒，地上放了大把的香、涂了锡箔的纸、画了符的通条、一口没用过的大锅专门用来装纸灰，神像桌子面前的地上摆放着两个圆圆的稻草垫子，下跪时膝盖枕上去，母亲总是会口里念念有词，有时候也叫我这样，学她一样说一些保佑人的话，在读书的时候保佑我读书，保佑哥哥赚钱，保佑家里平安，还向神位祈祷，要恶鬼绕道远行，保佑我的病好起来，身体壮壮的。然而在今天看来一切都是不如愿的。神位还在，只是在家住的那几天还点点香火。母亲也许还会祈祷。我们都忘记了。　　尽管这边神像做的风风火火，我的病情仍没有得到控制。反复的治疗总是反复的没效。　　母亲于是哭哭啼啼的向外婆求教，外婆也没遇过这样的事，但是村子大，村里也有人得的是乙肝，母亲就拜访了他。　　此后我们就跟着他到了南昌市第五医院就医。　　一开始时是跟着那人一起去了好几次，后来我们就自己去了。　　医治我的是一个年轻的医生，大概三十来岁，我现在仍旧能记得起他一点样貌，也能记得起他的名字。那人倒也待人温厚。　　一次他没在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拿着病例到他对门的一个主治医师那里看。那是一个女医生，她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和母亲同时答了：张振文。　　母亲不会说普通话，说的自然不流利。当她再问别的问题的时候，母亲仍旧用半方言半普通话的方式说了出来，这样一来就变成了另一种从来没听过的语言，到不如干脆说方言或者干脆说普通话听的自然。然而母亲不会说普通话，说方言医生又听不懂，情急之下就说出的话就变味了。把“你说什么"说成“你哇什哩”，把“你说什么话”说成“你哇什哩事” ，“还要”说成“哈要”，“不是”说成“不系”，把“没有”说成是“佑小薄Ｄ桥缴竺飨愿芯醯搅搜岫瘢骸鞍ググィ悴灰祷埃眯『⑺怠！蔽一崴档牟欢啵盖子惺焙蛴智雷糯穑揖透隽朔搿Ｄ盖撞痪醯米约菏艿搅宋耆瑁跃稍谝慌运怠Ｋ芴枚胀埃材芴缴奈侍猓缓笏∩母宜担揖陀钟闷胀霸俣砸缴惨槐椤　　母亲一辈子没进过校门，她哪里知道自己所说的话竟能跟一个个字对立起来，自己所见到的世界不用画却能用一个个字活灵活现出来，她只知道没有文字她和别人也生活的一样，不缺吃不缺穿，而且都是为了这些奋斗，别人能看到的她也能看到，别人能做的她做的比别人还好。在她的世界里缺少文字就像家里缺少一根锄头一样，真到了卖了农作物要算大帐的时候，她可以找别人帮忙，平时再多的知识也用不着，说话照样说，干活照样干。电视剧里的情节她也能看得懂，听得懂，也会在早上同邻居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跟人家讨论。到了卖鸡蛋的时候她也总有自己的算法。　　对于那个女医生我也仍然记得清楚，一头短头发。我虽然只给她看过一次病，她的样貌、名字、身高，极其其他一切特征我都记得清楚了。 　　就在这样的大城市里的大医院里每不到一个月就要复查。因此又都要拿药。常常是早出晚归。医药费自然不少。母亲吝惜大把大把的钱，有时候也会同客车售票员讨价还价来。本来要7块钱的，母亲要还价成6块钱，售票员自然不答应。那样的坚决的态度仿佛是在说，每坐一趟车7元，这价格是再精确不过的了，是人人都可以接受并愿意付出认为价有所值的，还从没有一个人为了一两块车钱而和她争吵半天。母亲不得已再掏一块钱给她，以此来结束她们之间的絮絮叨叨的语言。这一块钱对于母亲似乎比在医院拿的一千块都要多，我还从来没见她在医院讨价还价过，我也没见她在医院里拿钱像这次一样哆嗦过。　　我那个时候仍是不懂事的，有时候走在路上口渴了就会希望母亲在路摊上买些水果吃。母亲总会说：“前面再买”，“前面再买”。前面再买，前面就是我每次我到家里时喝的白开水了。但每次走在路上由于口干舌燥引起的满嘴苦涩时我又都会提出这样的请求。母亲所说的前面再买，这话虽然像永动机那么不可信，但在当时的我却要花一定的时间去验证，直到回家喝上了白开水。　　这样的日子也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次从市里做完化验要回家时，天已经黑了，乡下那一段路已经没有三轮车了在路边守候了，我们只得步行回家。一到家的时候母亲就没精打采的坐了下来。家里一只老母鸡一直在孵蛋，母亲没有闲情去管，不想让它孵小鸡，就在那母鸡屁股后面绑了一个红色的塑料袋，看着老母鸡飞快的跑了，我们都笑了。然而那只老母鸡却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了。也许是夜里跑的不认识回家的路了，也许是因为疯了。至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　　我那时病情已经相当严重了，我有时候自己能摸到肚子里的硬块，能听到肚子里像半桶水一样晃动地震响，听说乙肝严重时会转变成肝硬化、肝腹水。我那个时候仍是不明白。　　也常常在睡梦中流鼻血，有时候半夜中醒来。在睡梦中我感觉到刚刚流出来的血液想毒蛇一样爬到我身上突然把我惊醒，醒来的第一反应就是猛然抬起头，然在用手到处摸纸张。直到半个小时后鼻血止住了才又关灯睡觉。有时候半夜流鼻血也醒不来，然而却不知道为什么，早上醒来的时候只在床头发现一点血迹而不是大片的红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倘若是流鼻血为什么不多流一点，我在睡梦中也不会仰起头吧，这至今对我是一个谜。谜语出现好几次，谜底我却从不知道。以后会不会知道我就不知道了。 　　母亲知道流鼻血后又是弄鸡冠花炖肉给我吃，反正各种方法都有试过，我现在已经记得不多了。　　白天每次流鼻血的时候，我都会昂着头，奔腾的鼻血不止，在喉咙中聚积起来，那感受真不好受，好像放了一点盐在喉咙里，真有点咸，当它堆积起来时我每隔一段时问就得低头吐一下，没人告诉我要这样做，也没人告诉我不要这么做，我是难受，只知道昂着头，然而昂着头仍旧和低着头一样，血液仍旧止不住而不停的流，大量的血聚集到喉咙里面，每当喉咙装满了血液我想要吐时，就得低头，低头时血又从鼻子流从来，所以吐得的时间得快，还得准备好了再吐，得先咳嗽一声，把喉咙里堆积的血液聚积在舌头上，再快速的低头吐出来。每吐完一口，也就为后来的血腾出更多空间了，后来的血液又迅速的聚集起来了。但是如果不吐的话，血液又一直堆，堆到喉咙里满满的沿着食道往肚子里流，每当堆积起大量的血液来的时候我只觉得喉咙里难受，我就吐，一口一口的吐。吐得周围的地下满满的都是。每吐出的一口血溅在地上就是一个大大的圆。　　我也不知道流出的鼻血会在什么时候停。有一次快到上课时间了，我不得不昂着头骑自行车，用眼睛余光看路，走了多年的路不至于有什么危险，这我很自信，我有时也低头，用手摸摸有没有再流鼻血了，好在快到学校时止住了。这挺好。　　这样的现象也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到现在，无论是下雨、洗澡、还是流鼻涕，只要是有液体经过我鼻子下面我第一反应就是用手摸一下那液体，然后再看看手上液体的颜色，以液体的颜色来决定该不该放下我那提到桑孑眼里的心，该不该昂起头来。这是真的。我从没跟人讲起过。 　　好在我那时还小，虽没什么承受能力，但也不把这些事当成负担来承受，只是让时间继续走，让生命自然生长。我不去想它，也不去干涉它。我只是以一个活体生命靠运动或者行为来避免痛苦，该吃药吃药，该睡觉睡觉，其它与我无关。　　到这时乙肝已经在我身上扎根三年了，尽管到了这个时候母亲仍没有放弃我。我就是半夜起床，打个喷嚏母亲都会察觉得到，我身上的一点点变化她都能觉察的到，身上是瘦了，还是有所还原了，脸色是黄了，还是红润了，这些细小的变化她都看得到。我自己是不怎么在心的，仍是懵懵懂懂的过。　　等经常流鼻血而止不住的时候，这便是病情最严重的时候了。再到医院去化验时，医院又建议我转院，母亲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就站不稳了，心里空落落的。一切的医治一点效果也没有，反而越来越严重。连希望也变得渺茫。我们都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母亲再也控制不住的哭了。好像自己被人抛弃了，被整个世界抛弃了。我写到这里的时候也哭了。 　　如果上天一定要给我们这个家制造些磨难，给家里一个成员赋予病痛的折磨，我的确是这个人的最好人选。父母要干大量的体力活，以出卖自己的体力来供养一个病人的开销；哥哥在外打工，凡事由不得他；姐姐什么都吃，什么都说。唯独我肯死命的吃药，为病情忌口，身上又没那么多责任。由于需要休养，我常常可以睡到太阳晒屁股，而再也不用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扫地了。　　那时家里面已经是家徒四壁了，钱财从四面八方聚来而一场病就像是装钱的盆底有个洞，无论怎么装怎么聚到头来还是汩汩的漏个空。　　我也知道自己一病用了很多钱。有一次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一个生满铜锈的铜碗，可是又不见了，我们谁也没对它的出现抱着多大的喜庆，尽管它的确看起来像是一个古董，我们也的确有过把它变卖的想法，但都不一定觉得它就一定值钱。对它后来莫名的失去也没感到惋惜，就像它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不感到惊讶一样。它是不是什么古董到现在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不见了。　　在我们家后院的土堆里，花生收获后残漏的花生仁连同甩下来的泥土一起倒在后院，后来竟长出很多繁茂的花生藤出来，我对母亲说可以拔出花生来卖钱，母亲没有这样做，大概觉得反季节的农作物终究不能结成正果。我看见她把姐姐留在家里的旧衣服缝缝补补又拿出来穿了。我看见她把自己的长头发卖了，剪了一个我们都认不出的发型。这些她都能应付。而对我的病，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到处哭泣。她想到的可能是我可能要死了，没有人能救我，她不知道找谁帮我医治。求医之路似乎已经到了尽头。　　尽管如此母亲还是一如既往的不放弃，她哭泣，她到处求救。她仍能给我买肉、炖肉。但是没有什么能压制的住她的悲痛。　　那次化验之后，我们被医院辞退建议转院，母亲为我去街上买肉，在屠夫面前，母亲抑制不住的哭了。卖肉的屠夫是我们的一个老熟人。他问母亲，哭什么？这的确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似乎是上天冥冥中安排好了一样。要是你见到一个人开始站在你面前你没注意观察她，突然好好的她哭了，你也会问发生什么事了？母亲就把我的问题说出来了。母亲是不兜售话的，那一次她全部说了出来，从头到尾、从里到外、原原本本的说了哭诉了出来。　　也不知是巧合还是上天冥冥中的安排。屠夫的一个表兄弟的姐夫正好是一个肝病郎中。行医多年，他叫母亲放心，说他认识一个很好的医师，可以试试。可以试试，是别人不敢打包票的浑沦语，母亲也是走到了没有办法的境地，所谓病急乱投医，我到了那个时候连医者都没有了，附近的、传说中的郎中都试过了，到现在也只有这一条办法可以走了。　　第二天我们按他说的地方找到了屠夫的表弟，他表弟恰巧就是我外婆村上一个在职教师，在校多年了。我们按照老屠夫说的又约了外婆安排，最终在外婆家大厅里见到了那个教师，第一次在外婆家见到了他，母亲给他说了我的情况，他待人和气贴心，但病情怎样他大概不懂，我们把化验单交给了他。　　在紧接着的日子里我们又聚集到外婆家，我看到了那个中医，他头发稀疏，皮肤黝黑，略微有点胖，像个农民。他看我的时候就要戴上一副眼镜，让我伸出舌头给他看，他又轻轻挤压一下我的指甲，然后翻看了我的眼睛。我们在他手上接过了第一幅草药，药剂不多，药量是开的一个星期的药，他说要是行的话，吃第二服就会有效果。我们也不怀疑，也不相信，前面的路到底怎么样，只有走了才知道。一切等结果，我们似乎对这结果也不是很期待，我们只希望好一点再好一点。母亲只为找到一个愿意接待我这个病人的医师而稍稍放下心来。当母亲问他多少钱的时候，他坚持说不要：“没关系，治好了一起给。”母亲过意不去，他又不肯要。　　坐在外公客厅的人很多，他们都附和说：“那好，治好了也是一件功德。”　　但母亲仍旧不肯，问他多少钱，他又不肯说，母亲就估着心给，一次拿200元.。后来每次都这样。 　　我是他治好的，但是他却没得到多少报酬，与我们在医院花去的钱相比，加上母亲后来随意给老中医的那一点点钱都不够我们在医院看两次病的。看病不要钱又足够有信心能把病看好，这似乎还是天下奇有。然而我碰到了，他们都说要早遇到他就好了，真要是这样的话由病后带来的一系列的连锁的事情都不会发生。这是后话。　　我们拿回药来，回到家已经是晚上了，母亲把药炖了，滗出两碗棕黑色的药水。我喝了下去，经过一夜之后，真真有了效果，这话是我大妈告诉我的，我还是喜欢继续在家附近走动，走到她家门口的时候，她说我的脸色比昨天旺了。　　我们把剩下的药都吃完了。第二个疗程的药也是那医师送到我外婆家的，我们没去过他家，每次的药都是他送过来的，一开始送到我外婆家，后来就直接送到我家里来。　　没过几个月，我脸色越来越红润了，期间也很少去化验。我们因为有了经验就说，下一次是化验一下再来吗？他说不要。他只凭翻看我眼睛、挤压我的指甲、看我伸出的舌头的状况来诊断，最后一次化验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正常了。从此不再吃药。　　我现在都在想如果不是遇到这个中医，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命运将如何？听从别人劝说去上海治病？路途遥远，治病费用也不定高到哪里去，谁又能断定就一帆风顺了呢？继续找郎中，还能侥幸遇到好的郎中吗？我的身体还能经得起折腾和拖延的起多久？　　这便是我要说的第二个救命恩人。我也想感谢老中医，我最初想过给他买辆电动车，想过去他家。我想等我一有钱了我就要报答他。但这些到现在我仍旧没有做到。 　　对于给他的报酬母亲只是每次随意的给，到最后也没问他到底多少钱，也没再给过他任何报酬。　　不过他倒是因为治好了我，而获得医治更多病人了，因为我的病已经天下皆知了。后来好多肝炎患者都找他，他在我们那个镇的名气也大了，他于是更忙了，很多次跑到我们这个小镇都要停在我们家。　　这里就有一个很简明的例子。和我同村的一个年龄和我差不多大的伙伴，也因查处转氨酶超标到处就医，结果给他看了一下，他叫他立即停药，后来果真自己好了。原来是感冒引起来的假象。却在吃药中转氨酶检测出来的含量越来越高了。　　好多年以后，我看过一本书叫《唐吉可德》。看完之后我徒然的看着天空中的太阳，太阳静静的照在大地上，我想起了自己若干年前的这段遭遇。我想，要是那个时候唐吉可德先生就在我身边的话，他一定会指着太阳骂它独眼龙。因为根据达尔文物种进化的用进废退的法则，太阳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个腐烂了躯体和头骨的怪物，现在它只剩下一只眼睛，死死的盯着地球上的人们，却从来不告诉他们接下来应该怎样做。的确地球上繁杂的人徒劳的做着各种事情，只有太阳看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怎么做，该怎么做，要怎么做，他都看得明白却从来不告诉谁，让每个人自己去挣扎，去趟出一条自己的路。　　我写下这段话，也许这样才能表达我此时的心情。尽管我当时是小到可以忽略的，现在也仍是如此，但我仍然要为自己做这样的辩解，生命不就是挣扎吗，为何上天连挣扎的方向都没给我们，而是一味的遭受折磨和□□。我自己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懂，也或许是正因为什么都不懂才能活的那么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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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十二岁、一场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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