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惨死 林彪夜逃：文革十个高层人事未解谜案
文革中高层的很多情况，这二十多年来，已披露公开了很多资料，使人们对那段历史有了更多的客观全面认识。但这之中，因种种原因，也仍然有一些高层内幕的详情细节尚不为人们清楚，使人们对那些东西只能猜测。不过，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资料出现，以让人们真实全面的了解文革历史。
这里，是对文革中十个高层人事问题的一些看法与疑惑，仅供有兴趣者参阅。
(一)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总参谋长罗瑞卿首当其冲被撤职审查？
文革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已被国内外都认为是毛泽东选定的中央政治与军队首脑接班人的第二梯队主要成员。在六十年代前期，毛泽东外出视察，都要带上罗瑞卿，甚至回韶山为其父母坟地扫墓，也叫上罗瑞卿同去。
然而，1965年底，罗瑞卿却就做了文革第一个遭遇整肃的中共高官，随后还被划入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中。
现在能看到的各种资料，都说是因林彪想拉拢罗瑞卿未成，转而让毛泽东同意整掉罗的；而毛泽东因为要借助林彪来搞文革整刘少奇等，不得不违心地满足了林彪打击罗瑞卿的要求。
罗瑞卿平反后所说的一些讲话中，也只讲了林彪想拉拢他(在罗瑞卿看来)，所导致的林对他不满的一些事。
但是，当时，不要说林彪凭其地位影响，有没有必要拉拢一个从红军时起就历来比他地位影响要低的部属，以壮其力量之事确否，或林彪敢以打倒罗瑞卿为条件去同毛泽东谈交易之事有没有可能，只从毛泽东当时的权威及其统帅性格，能否出现真要这样去讨好“借助”林彪的情况，都是大有可疑的。
况且，从权力角逐游戏规则的平衡术看，照讲，林与罗虽级别地位不同，但都是毛的部属，而部属之间有矛盾，作为统帅一般是不会很偏袒哪一方的，除非某一部属有重大损害统帅本人的问题。
那么，毛泽东是出于何种原因，决定要整或同意整罗瑞卿的呢？具体详情细节是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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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心网官方微信　　毛泽东用文革方式摧毁官僚体制后，在工宣队，军宣队　　'维稳"的同时，67年开始启动了旨在铲除官僚体制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政治改革，探索建立由人民监督的民主政治体制！　　鼓励上海公社的政权体制尝试，鼓励大胆试，大胆闯，鼓励群众创新，鼓励新生事物，革命委员会，鼓励老中青三结合，工农兵代表制度，"老九不能走",防止官僚独大，吐故纳新，五七干校。　　老干部三分之一参与政权，三分之一与工农结合学习，三分之一赋闲或审查。　　由于各地的创新中没有普适的模式，由于陈伯达，张春桥无法在马列书上和苏联官僚体制外找到一套人民民主的政治框架，就以革命委员会，老中青三结合，工农兵代表制度，"老九不能走",吐故纳新方式初步确定，后来的斗批改（主要是改，）则是不断创新改进，完善人民监督。　　后来的新生事物，各种宣传队和赤脚医生，复课闹革命，结合工农实践学习（相当于今天的中等技术学校学习），学英语，学马列原著，学哲学这些很朝气向上。　　文革中的生产指挥部，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建设铁路，公路，小水电，机械厂，化工厂。五七干校，建设事业有相当发展。　　文革失败在林彪要让林立果继承大位的私心，军二代火箭提拔，口出狂言，为父纵虎，必毁大业。结果教育不成，处置不当，人心浮动，毁了文革大业。也匆忙结束了斗批改，结束了毛深化政治改革，探索新型政治行政组织体系的尝试，殊为可惜！　　后来社会稳定，生产有所发展，没有产生大量腐败现象，毛泽东文革后的“政改”，是有一定成果的。　　今天重温历史，关心毛泽东的文革政改，斗批改，新生事物！应当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另附文：文革中的‘破’与‘立’　　一。目前改革问题与文革，宪政无关，只是邓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后续乏人，难以持续。　　二，文革不等于毛的前三十年内容。月中的两个月的破四旧，四个月的串联，四个月的抄家，批斗老干部和1967年两派武斗，打砸抢不是文革十年的全部。　　三，文革中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赤脚医生，斗批改（主要是改，提倡大胆试，大胆闯，鼓励新生事物），复课闹革命，结合工农实践学习（相当于今天的中等技术学校学习），学英语，学马列原著，学哲学这些很朝气向上。　　四，文革中的生产指挥部，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建设铁路，公路，小水电，机械厂，化工厂。五七干校，建设事业有相当发展。　　五，上层斗争不断，关系反复变化，中下层稳定，生活不富裕，有奔头，精神状态尚可。比目前强很多。　　毛是身体力行的弱势公正乌托邦领袖，一生为大众，痛恨强权，痛恨官僚，痛恨官商一体腐败，痛恨为官商拉皮条的酸腐，精英。　　毛是一个权术导师，驾驭群众运动的高手。　　毛是荡涤旧秩序，粉碎官僚体制的领袖，是造反，是“破”的大师。　　毛被官僚体制所不容，唾弃，害怕，阉割！　　反右整宪政知识精英，文革整党内走资派（整知识精英是刘少奇，邓和彭真），即官僚体制，体系。毛认为官僚体制会利用小恩小惠麻痹人民搞修正主义。　　采用了不合党章，宪法的手段，直接诉诸学生和群众，把官僚体制一步打入死地！只有毛泽东才有文革，没有毛泽东不可能有文革（拿文革硕士的人是真吗？）　　文革比较乱，有暴民，但是毛泽东五天内收拾了四大学生领袖，半年内制止了武斗，之后8年基本安定。　　毛主席的斗批改就是“立"""",就是政治改革！　　鼓励上海公社的政权体制尝试，鼓励老中青三结合，工农兵代表制度，防止官僚独大，吐故纳新，　　文革失败在林彪要让林立果继承大位的私心，军二代火箭提拔，口出狂言，为父纵虎，必毁大业。结果教育不成，处置不当，毁了文革大业。　　不过，请关心毛泽东的文革政改，斗批改，新生事物！应当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至于今天的政改，是另外回事，桃花源中，不论魏晋。沿着猫论继续创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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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话，我看不出毛伟大在哪里　　
　　正确的归毛，错误都是别人。
　　毛泽东67年开始启动了旨在铲除官僚体制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政治改革，探索建立由人民监督的民主政治体制！　　鼓励上海公社的政权体制尝试，鼓励大胆试，大胆闯，鼓励群众创新，鼓励新生事物，革命委员会，鼓励老中青三结合，工农兵代表制度，"老九不能走",防止官僚独大，吐故纳新，五七干校。　　老干部三分之一参与政权，三分之一与工农结合学习，三分之一赋闲或审查。　　由于各地的创新中没有普适的模式，由于陈伯达，张春桥无法在马列书上和苏联官僚体制外找到一套人民民主的政治框架，就以革命委员会，老中青三结合，工农兵代表制度，"老九不能走",吐故纳新方式初步确定，后来的斗批改（主要是改，）则是不断创新改进，完善人民监督。　　后来的新生事物，各种宣传队和赤脚医生，复课闹革命，结合工农实践学习（相当于今天的中等技术学校学习），学英语，学马列原著，学哲学这些很朝气向上。　　文革中的生产指挥部，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建设铁路，公路，小水电，机械厂，化工厂。五七干校，建设事业有相当发展。　　毛泽东的这笔政治遗产值得我们扬弃吸收。他是对腐败官僚体制的颠覆，也是对西方宪政理论的反动！是人类真正的“普世价值”。　　记住，毛泽东是腐败官僚体制的真正意义上的死敌！
　　毛泽东始终崇信人民群众，蔑视精英团体，仇视官僚腐败体制，鄙视美俄超级大国。　　崇信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95%以上的人群是高贵者！
　　毛要是不被阎王拘走，中国的大学不知还能存在否？就靠那些不学无术的工农兵学员教书？
　　在文革政改壮烈失败，历史尘埃落定的四十多年之后，我们惊讶地看到一个新的现实中国向市场资本主义道路的全面转变。毛生前所曾预言的和试图遏止的“新生资产阶级的兴起”，“腐败无耻的特权阶层”，“官僚与资本的结合”，“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以及美帝国主义主宰下的全球秩序”，“国内资产阶级和买办与跨国垄断资本的合流”，“工人阶级以及贫农下中农社会地位的急剧下落”等等；所有这些当时仅在两报一刊的社论中作为一种政治语词出现（当时确实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现在无人不晓。天才的伟大令人无语啊！），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他发动文革所欲在历史中加以遏止的东西，而对大多数人在当时则似乎完全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神话。但所有这些，在今天则都已成为似乎强不可摧的铁一般的现实！
　　楼主威武！还在回忆大清时候的辫子和黄马褂。并沉浸在给皇上下跪磕头的幸福中！
　　林彪自我爆炸的直接肇因，是发现自己不过是个被毛利用的棋子：为要打鬼，借助钟馗；利用林彪打倒各方刺头势力，然而其真正属意的“接班人”却是张春桥！　　这让林彪无地自容恼羞成怒，终于放纵下属，终至反目决裂。
　　值得思考　　
　　完全可以让那些人胆颤心惊!　　
　　@冷眼观世10 3楼 　　正确的归毛，错误都是别人。　　-----------------------------　　你愿意也可以反过来看、
　　@雨马牛仔裤 2楼 　　说实话，我看不出毛伟大在哪里　　-----------------------------　　大多数人都看不来。
　　@婺州草民 15楼 　　大多数人都看不来。　　-----------------------------　　嗯，我是大多数，呵呵，只是想知道 如果继续GMD统治 抗战结束后 国家会不会更好？政-治，人权，民主，经济，或者其他？？或者那些非自然死亡的人会不会减少一些？？我不知道。　　当然，拿现在的台湾来参考 想象也有点不厚道吧？
　　文革政改是针对苏氏官僚体制，是针对特权腐败，是针对54年8级工资制，是针对前十六年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统治。　　是挑战斯大林，是对斯大林官僚体制的批判！是对斯大林主义的反动！　　斯大林主义是培养官僚修正主义的摇篮！　　不搞文革政改，国家变修，赫鲁晓夫之流的骗子上台，国家变修变色，人民吃苦，并且向美帝投降！毛主席讲了，我们全部集体失忆了！
　　毛主席对当今中国的种种贪腐不公确实有预言，基本都应验了，洞若观火啊。多学习没坏处。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
朱宣咸作品《五七干校》　　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日[2]
　　五七指示是毛泽东对新型政治体制设想之一，全国是个大学校，亦工亦农亦商亦军。　　有点象希特勒的国家资本主义？象伊甸园？　　就政治行政管理体制问题，毛45年问黄炎培，黄说孙中山式，48年问章伯钧，章要宪政。50年问斯大林，斯大林推荐苏联模式，到52年集体讨论采用苏式。就改革扬弃苏式体制问题。65年问林彪，66年问周恩来，67年问刘少奇，75年问邓小平，均无回答。　　孙中山式，宪政，苏联模式，新制，毛均有研究，其它党内同志均读不懂政治体制这本书，与毛距离甚远。
　　反腐监督机制是毛泽东政改的主要内容。毛泽东设想是政策透明，集体执行。轮岗，可上可下，人民监督，公开举报，
　　就是猴子上台做主席,只要不安祸害百姓的心,中国的建设也比毛ZE东要好!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党的一元化领导。　　开始是学生运动，群众运动，自己解放自己。后来是军队支左，干预派系。在无法分清矛盾，制止武斗的情况下，收缴武器，变相军管。之后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农兵，老中青三结合成立革委会，最后回到党的一元化领导。党委书记兼任革委会主任，党政不分。　　毛泽东的政改探索和控制局面发生矛盾。结果还是以党代政，还是中央集权。　　看来要铲除苏联式官僚体制不是容易的事情！
　　毛主席眼光太超前，当时群众不知道“新生资产阶级的兴起”，“腐败无耻的特权阶层”，“官僚与资本的结合”，“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以及美帝国主义主宰下的全球秩序”，“国内资产阶级和买办与跨国垄断资本的合流”，“工人阶级以及贫农下中农社会地位的急剧下落”这些警言的含义。没有亲眼见到富士康十七跳，强制拆迁等血淋淋的现实，没有亲身体会，认为毛主席危言耸听说故事，为赋新诗强诉愁。　　今天，事实摆在面前，真是令人目瞪口呆，恍如隔世！　　群众不理解，也是当时政改失败原因之一。
　　三十年来至今日，党校，社科院，高校几万教授有经验研究员博士没有一人认真研究毛泽东留给社会的这笔巨大精神财富！　　大家都根据体制导向和实用主义精神指导丑化毛泽东形象，夸大毛泽东错误，阉割，曲解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描述为一心只搞权利斗争的小人。　　毛泽东原始朴素的社会公正理想，为人民服务思想，不断革命的追求致使他在65年与老战友刘少奇，邓小平这些抱着苏联官僚体制不改，在体制内发号施令，作威作福，包庇一些有腐败倾向的同僚下属的官僚集团彻底决裂。打碎国家机器和行政体制，发动文革，探索反修防修，铲除官僚体制的新型政治模式。　　以百分计，　　最仇视毛泽东的是台湾人90分，新自由主义分子70分，港澳人70分，当时受镇压的地富反坏右70分，官僚贪腐集团50分，新贵集团40分　　最仇视文革的是官僚贪腐分子90分，新贵分子70分，新自由主义分子65分，台湾人，港澳人，当时受镇压的地富反坏右60分，
　　注意：　　毛泽东不是斯大林，没有大规模的依靠特务组织搞清洗和肉体消灭。　　毛泽东不相信中心城市革命夺权，不迷信苏维埃，怀疑苏联政权形式，痛恨官僚等级特权制度。注视苏联变化（赫鲁晓夫搞掉马利克夫，否定斯大林，物质主义，美苏勾结，官僚特权阶层。波烈日列夫搞掉赫鲁晓夫）。毛泽东下决心摧毁苏式官僚政权体制，建立新型的人民监督的人民政权体制。　　可以说，斯大林是官僚阶层崇拜。　　毛泽东是人民大众崇拜，官僚阶层仇视！
　　转帖：就公开的政治力量对比来尝试解答文革中的人事迷案问题　　本文摈弃秘密政治的独家秘籍和权利斗争的绝对真理，试图从公开的政治力量对比，结合文革时期的形势，来分析当时的一些问题，供各位方家批评指正。当然本文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否定了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具有全部选择权的假设，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只是一方，他不仅要考虑自身想做什么，还必须随时权衡能够做什么。江青曾经在一次接见革命小将的时候说，高层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就是没有打起来而已，这恐怕是真实的力量对比的反映。　　从假定毛泽东能够控制一切，具有完全自由的选择出发，许多问题就得不到答案因而成为“谜”。 1966年国庆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王力说要冒着被枪毙的风险，把文革进行下去，这可不是无的放失。如果从文革本身是否定当权派短期利益最大化目标，是一个整党或者整干部的运动认识出发，这个运动毫无疑问是受到绝大多数当权派全力反对与抵抗的。考虑到国家机器所具有的组织与动员能力，那么这个运动显然就要受到谁能够实际上掌握国家机器，显然就必然地成为力量对比优势的一方。很显然，毛泽东、中央文革加上造反派，在文革过程中，都不曾实际上掌握并充分利用过国家机器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因此毫无疑问就处于下风状态。从这样的事实出发，不仅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为什么文革中间有那样的人事方面的变动，也很好理解为什么造反派在文革中间多次受到打击与清算，甚至可以理解湖北省多数干部为什么在那样的形势下仍然选择“宁愿犯路线错误，不能犯组织错误”“要犯错误就大家一起犯错误”，坚决与毛泽东的指示对着干，这实际上与台湾选举中出现的“西瓜靠大边”的现象一样，是选择强势一方的政治立场作为自己的立场。　　（一）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总参谋长罗瑞卿首当其冲被撤职审查？ 　　罗瑞卿最大的政绩乃是1964年开始的“全军大比武”，实际上跟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相比，这很明显是一个以战术规则去替代战略原则的全局性措施，以对于军官而言容易操作的方式去统御全军的管理。这样的方式对于日常训练来说，是有利于指挥官掌握和控制部下的，但是真正对于战争结果而言，却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毕竟依靠在战术素养与武器装备上的提高，是不可能决定战争结局的。中国要取得防御战争的胜利，唯一的道路还是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是需要在全国形成上下同欲的全民心防才行。相比较而言，林彪的三八作风、四个第一和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才是正确的路径与方法。特别是在中苏关系破裂和美国在南面公然制造北部湾事件的时候，中国高层对国家安全的忧患意识迅速上升，在这样的情况下对罗瑞卿这样的战术意识去驾御全局的“鼠目寸光”的小智慧，就相对难以容忍了。当然如果他仅仅是一个军长师长而不是总参谋长的话，这就不能说是一个错误，他处在一个战略地位上，中国又面临非常时期，却异常缺乏战略眼光和全局视野，这应该是一个严重不足。在这样的背景，罗瑞卿下台成为必然，至于他后来的遭遇则具有偶然性，可能与个人恩怨或者吵架的双方之间的情绪互动有关，他本人大概也不可能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甚至有可能认为自己一切都很努力应该受到表扬，不管怎么说具有这样的心态无疑是有助于争执升级的。在1966年5月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成立了罗瑞卿专案组，是杨成武负责的。1975年毛泽东为罗瑞卿平反，罗出任中央军委委员。　　（二） 贺龙到底是因什么原因在文革中挨整的？　　根据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原来贺龙被看作二方面军的代表，毛泽东是准备保他过关的，就与陈毅一样。相比较而言，陈毅在文革初期，在派工作组整群众方面，在组织保守派组织方面（此项在当时被认定为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严重行为），都是犯过严重错误的，按照当时的标准是在打倒之列的。贺龙好象还没有这样的劣迹，外交部的造反派是中央各部里面闹腾的最凶的，就是与陈毅这样一些行为有关，贺龙治下体委系统造反派也远远没有这么强烈的反应。不过陈毅在1966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于日亲自出面宣布解散外交部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他当时自己也说想要串联几个副总理什么的成立一个组织，不过大概没有最后全面实施，因此仍然是被保着过关了。最后决定性地要放弃对贺龙的保护，是因为出于成均、许光达、廖汉生、王尚荣的揭发材料。公开的林彪四人帮审判中，提到吴法宪、叶群和宋治国写诬告材料的事情，但是在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没有提到这些人的事情，看来决定贺龙垮台的还是几位将军的揭发。贺龙被打倒一个主要罪名是搞兵变。作为一个合情合理的推测，可能是在上海一月夺权之后，各地的当权派都积极行为起来，寻求军队对政治进行干预，抑制或者镇压造反派对当权派的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的威胁，著名的如1967年青海赵永夫开枪杀死100多人的事件。对于当权派而言自然而然地把自身的优势地位看作是神圣不可动摇的，并在思想言论和行为上反对文革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贺龙如果没有那样的思想倾向倒是可能性比较小。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比较有政治头脑的人是做了不说，贺龙这个人比较有草莽英雄气概，倒有可能是说了没做，比如有进行兵变的过激言论或者私下串联行为，最后被揭发出来了就因此定案了，这是不奇怪的。
　　（三） 毛泽东为何突然要将王力、关锋、戚本禹整下去？　　日，毛泽东从武汉处理720的现场不是那么从容地坐飞机撤退到上海，在上海毛泽东对杨成武系统地回顾了一些老军头的历史，如说陈毅是个好同志等等。许多造反派认为全国的革命形势在武汉720事件之后一派大好，好得不得了。但是毛泽东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杀出来的，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个形势背后的危险，看到了造反派与对立面当权派之间力量对比的严重差距，在一月夺权之后，许多地方的造反派分裂了，相反当权派却在真切的威胁面前空前地团结起来了。因为当权派与造反派的对垒已经非常明显与公开，表现在一月夺权之后就有了二月逆流，这个二月逆流并不仅仅是中央怀仁堂里的口舌之争那么简单，而是反映在几乎遍布全国的二月黑风或者三月黑风上。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在一月夺权之后，当权派的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受到全面而真切的威胁，他们因此就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器所具有的动员与组织能力，实现了军队当权派与地方当权派的整合过程，再加上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所积累下来的丰富斗争经验，要凝聚足够的力量，来消解造反派带来的威胁，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而且在这样的过程中，当权派内部的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不仅已经完成了整合过程，还统一了思想与行动方式，全国各地在1-28军委八条出来之后，都出现了一个二月黑风或者三月黑风，就是通过宣布反动组织和抓反革命这样比较“文雅”的方式来对付造反派，在4-6军委十条出来之后，原来规定中间可资利用的“漏洞”不再存在，于是全国各地出现了大规模的武斗风潮。实际上目标仍然是解决造反派对当权派的威胁，文的不成就来武的，明的不行就来暗的，这个时候社会上的局势实际上已经失控，各地实际上已经演变成真实的力量对比驱使下的街垒战。各地的当权派实际上并不一定是出自上面什么人指使，乃是出于捍卫自身切身利益的本能而自发地行动的。这个时候如果要继续把“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到底”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彻底瓦解当权派的反抗能力；二是进行战略退却避免摊牌与决战，因为当权派实际上掌握着国家机器的组织和动员能力，造反派恰恰不掌握党政军人财物，在力量对比上处于绝对弱势地位。在当权派基于切身利益并已经完成力量整合的情况下，大概只有进行比较彻底的肉体消灭比如大清洗，才足以瓦解造反派所面临的威胁。如果不想进行大清洗，那么就需要进行战略退却和让步。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在上海对着杨成武深情地回忆老军头们的种种好处不是偶然的，实际上就是坚定否决了要清洗他们的理由。这些老军头们在思想上对文革的倾向毛泽东非常清楚，毛泽东对陈再道的评价是“思想反动、头脑简单”，实际情况就是与陈再道思想一致的人很多，但是公然跳得这么高当然就是因为他头脑简单的所决定的，有鉴于此，毛泽东对陈再道都已经打算网开一面了。　　毛泽东是指挥战略退却的专家，即使是撤退也决不能是弃甲曳兵而走，而是要有足以鼓舞士气的胜利效果（至少是表面上的，这对人民的士气极为重要），同意也要保留实力并避免最坏的后果和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有资料说周恩来曾经亲自去上海与毛泽东密谈，回来之后就宣布了对王关进行隔离审查的。这个过程非常有可能的是：毛泽东要避免各地当权派再自行其事，组织和动员武力与造反派决战，各地形势不能容许继续失控，由当权派主导的优势武力对造反派进行的街垒战必须停止，这应该是毛泽东进行战略退却所可以指望达到的合理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有人出面来代表中央政府，控制住各地诸侯，同时以舆论高压和组织措施对武汉军区进行“杀鸡吓猴”式的处置，震慑各地前一段基本上是在自行其是的当权派。然而仅仅靠震慑其效果是不能长久的，势必要寻求让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心服”的方式，至少要让他们看到形势不会继续恶化到剥夺他们既得利益让他们有不顾一切铤而走险的必要，这个时候让步姿态是必须的。王关戚被端出来，就是要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对下是打算对当权派既得利益给予必要关照的---在当权派眼里树立周恩来的形象暗示这样一个行动将由周恩来主导完成，同时也要各地诸侯不能再各自为政，要听中央的，这样可以避免各地要把对造反派的武斗围剿进行到底。王关戚被抛出来是合适的：一来他们是中央文革里面比较活跃的分子，二来也是造反派力量的象征，特别是王力，刚刚从武汉支左回来。这个被抛出来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真实的力量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文革运动转入退却阶段，因此前锋变后卫，后卫为掩护大部队撤退而壮烈牺牲的古老故事重演。当然王关戚被打倒必定是有一个具体说法的，但是真实的说法是永远不会公开的，甚至有可能根本就没有被记录在案。反正有奋斗就有牺牲，不管这个奋斗正确与否，不过这一次牺牲的对象是他们三个，也因为他们三个的级别既没有低到让对垒的一方认为无关紧要的程度，也没有高到足以让另一方觉得如丧考妣的高度。在这个意义上，对陈再道的宽大无边也就很好理解了，本来陈再道在多个方面是具有严重罪行的，对月份死在武汉武斗中的无辜者是确实负有责任的，这个处置方式显然对当权派也具有安慰意义，与端出王关戚的作用相同，一正一反。　　（四） １９６８年３月３０日对杨、余、傅的突然打击？毛泽东为何突然要整倒陈伯达？关于林彪事件　　日的“杨余傅事件”，可能是一个政治平衡措施，抛出王关戚是为了防止右的方面在各地走极端，对左的方面不利。而抛出杨余傅特别是杨成武，非常可能的是防止在中央一级形成右的势力集结，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在杨成武随毛泽东出巡之前，周恩来亲自嘱咐有什么问题和情况要迅速直接向他本人通报，但是杨成武从任职和领导关系上是应该向林彪汇报工作的，而且后来杨成武从上海回北京之后，也确实曾经公然拒绝向林彪汇报工作。这一事实显然可能来源于这样一种信心：即在力量对比面前文革已经转入退却阶段，林彪的副统帅及其立场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在消退中，得罪林彪也许具有负面作用，但是负面作用越大，象征意义就越突出，可以向当权派占据优势的阵营表示一个彻底的态度，而这样一个阵营当时就是周恩来和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以及老帅们。杨成武的判断可能是负面作用带来的风险是有限的，正面效益是可以预期的，所以这个行为模式是可取的。
　　但是毛泽东的退却并非投降，而且中央一级完成清一色的整合决非好事，因此这样一个事件可能的寓意是文革没有完，不要高兴得太早。防止反文革势力的彻底复辟，是一个对左的方面的平衡措施，这个时候报刊上开始宣传的反右倾、反复辟就是一个比较清晰的解读。实际上反文革势力的集结还是在中央一级完成了，这表现在1968年成立的中央五一六专案组上，陈伯达亲自出任组长。陈伯达由文革小组长，最得力的鼓吹造反的人，演化为一个为整造反派的柱石，成为1000万五一六冤案的直接前台指挥者，这也可以理解为战略退却时期的一个后果，到底是文人跟风紧，两边倒得快。其实整倒全部造反派的行为，虽然是专案组的领导之下，但是到底是因为符合了几乎全部的当权派的愿望，才得以如此迅速地落实的，参与这一冤案制造过程的，除了党政系统的干部之外，还有军队干部，毕竟当时造反派已经成了气候，而且又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军队干部要真正掌握实权，也必须要把造反派打下去。造反派实际上一方面要抵挡前党政系统当权派的秋后算帐，一方面又要在缺乏行政管理经验和政治斗争经验的情况下应付军队干部的权力之争，还要加上保守派组织的明枪暗箭和弱势条件下组织内部必然会出现的严重分化，结果被他们联手整下去了，1000万五一六反革命份子就是他们的政治枷锁，文革期间的新生政治力量就这样被彻底清算下去了。这1000万人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毕生所办的两件大事中，在第二件大事进行过程中的积极分子。　　由于这1000万五一六的原因，毛泽东不得不再次出击，第一次是在庐山把陈伯达拿下，黄吴叶李邱被迫作检讨。第二次是1973年12月的十大军区对调，军队对地方政治的干预从此停止了。康生在镇压造反派制造五一六冤案这个过程中，显然也是不能免责的。　　所谓的林彪反党集团，如果作为在特定时期中国政治权力主要掌握在军队干部手上这样一个象征意义上的说法的话，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毕竟是在文革中林彪在政治权力体系中上升到那样一个最高的位置上，足以具备作为象征的条件。而且当时掌握政策，并完成对造反派的清算过程的，实际上也是以军队干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高，也明显具有政治权力争夺的主观意愿，因为当时当权派已经是死老虎，只有造反派是活老虎而且具有相当深厚的群众基础。例如曾思玉到武汉军区任司令员并担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的初期，武汉的老百姓仍然保持着陈再道时期遗留下来的对军区的敌视与不信任感，基本上只听造反派头头的话，他们当时基本上玩不转吃不开。但是说林彪本人参加过这样一个集团的积极活动并起主导作用，至今是缺乏象样的证据的，至少今天还没有看到。从当时的观点看，林彪本人对文革的开展是有功的，因为林彪身体不好，后来倒是周恩来经常率领作为政治局委员的黄吴叶李邱一起出面处理各种重大事务，决定各地的运动方向，支持或者谴责各地的造反派或者当权派，主导后来中国各级机关的政治利益与力量格局的实际分配过程。如果依据以上事实，那么应该把林彪与军队干部的作为分割开来看，他在打击文革新生力量这一关键问题上，也没有什么罪责特别需要追究的，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称不上多么严重的问题。后来谋害毛泽东的举动，即使存在的话，有99%以上的可能性是出自他那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儿子与老婆的错误应对。当然至今为止，并没有象样的证据表明林彪对谋害毛泽东负有责任，或者他本人对毛泽东有什么大不敬，相反从林彪的许多讲话和思想倾向看，无论是在中国革命时期还是在文革期间，林彪倒真是称得上党内高层毛泽东唯一的知音，甚至在1966年那个著名的“5-18政变经讲话”中，提到毛泽东身后将会如何，站在他自己的立场，对照1976年10月发生的事实，确实也是不幸而言中。　　（五） 关于毛泽东的接班人选定问题　　毛泽东选定华国锋作为接班人，大概没有什么疑问。对于知识精英群体来说，选定王张江姚中的一个，显然符合思想倾向上的一致性。但是政治家与清客和帮闲文人一流人永远有区别，政治永远要尽可能争取多数人的支持，最底限度也要减低对垒一方的反抗激烈程度。从这个意义上去看，华国锋是一个合格的人选，比王张江姚任何一个人都要合适，这从后来所具有的相当规模的凡是派就可以看出，在文革期间曾经作为走资派被一度打倒过的王任重和张平化，都是后来的凡是派。华国锋还很合适的一个原因，据说他在毛泽东跟前非常老实，不讲假话，毛泽东大概认定他不会搞阴谋诡计，这也是新领导人所必须具备的一个品德，从后来的事态演变看，这一品德简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保卫文革的成果，避免在血雨腥风中交班，应该是毛泽东追求的一个目标，毛泽东曾经在一个多个人在场的时候明显表达过这个意思，具有政治遗嘱的味道。 　　毛泽东临死前，他对身边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因此毛泽东必然要选定一个受当权派反对程度相对小的人，而且这样一个人也不是不能沿袭毛泽东的思想遗产的，因为经过文革这样一个运动，政治上的倾向是相对清晰的，可以依靠的人与不可依靠的人阵线相对明朗，华国锋不需要特别聪明睿智，只要不糊涂就行了。如果华不是试图独揽大权并为此排斥自己感到难以掌握的不安定因素，应该不至于采取一个非常明显不利于自己政治生命的短视行动。
　　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转帖]　　一、导言：研究文革的必要性　　本文试图通过对毛泽东文革理论之得失的研究，探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现代性”重建问题。在展开分析之前，我先对这一研究的必要性略做说明。　　正如王绍光《拓展文革研究的视野》一文所指出，目前官方对文革研究的限制，固然有其求“安定团结”的合理愿望，但实际上不利于我们这个民族全面地汲取文革的深刻教训。只有对文革的复杂的社会成因进行公开的自由学术探讨，才能真正有利于我国走上“安定团结”的民主法制之路。　　事实上，已有多种迹象表明，随着二十一世纪和临近，我们对文革的认识正在日益丰富和深刻起来。难能可贵的是，许多人能超越自身在文革中“受难”的经历，泠静地思考文革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和对中国未来的意义。下面几个例子，说明对文革的进一步研究在目前实属极其必要：　　例１．著名小说家冯骥才先生在纪实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中，生动地记述了一百位不同阶层、职业和家庭背景的中国公民在文革中的曲折经历。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这一百位人物虽都受了很在磨难，但他们受难的原因却是很不相同（甚至是相反）的。有人形象的佐证：“不管是当年的保守派，还是当年的造反派，都不能接受中央关于‘两派都是错误的’的说法。前保守派认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反对文革的激进作法，何错之有？前造反派强调，他们冲击的是官僚主义和文革前极左政策（如划成分等），也不认错。”因此，笼统的“十年动乱”、“十年恶梦”之类说法，虽易引起广泛的情感共鸣，但无助于解析文革中不同人“受难”的不同性质及其不同的社会根源。对于文革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超出“伤痕文学”的视野。　　例２．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指出，“十年动乱，全国遭动难，然而在吴江、在苏南的农村，在一定意义下却可以说因祸得福。社队工业正在这时狭处逢生，发展了起来，所以有人说社队工业是‘乱世出英雄’。对此我起初颇觉意外，后来听了一些社队工厂的开办发展史，才了解到大城市里动刀动枪地打派仗，干部、知识青年下放插队这两?使城里人或许到现在还要做恶梦的事情，从另一面来看，却成了农村小型工业兴起的必不可少的条件。”［１］文革后期下放到苏南的干部，知青年熟练老工人为社队工业带来了必需的技术和市场信息，这一事实正为研究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史的中外学者所公认。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也不象“崩溃边缘”四字所描绘的那样简单。　　例３．中国大陆１９９４年的畅销书《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中，大量涉及了对毛泽东文革理论的重新评价。其中说道：“中国社会后来发生的许多悲剧性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理论的谬误性，这是无可辩的，而且也不可能全部推到四人帮身上。但是，这个理论也是一道多步骤的运算题，它是从头错起呢，还是仅仅在最后一步发生了偏误？……根本否认毛泽东的思索和忧虑，或仅把它看作精神过敏性偏执者的一种恐惧型臆想，这是不公正的。”［２］不论《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作者是谁，此书在中国广为流传的事实，说明社会上有着重新认识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之得失的客观需求。　　例４．中国1995年的畅销书《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多处涉及如何将文革中的“大民主”制度化的问题。该书第365页中写道：“我们不是有过武斗的两派吗？现在这两派还在互不怄气。这简直成了社会不安定的根源。使武斗的两派遵从民主规则来竞赛，祸乱的因素就可变成进步的动力。”顾准早年奔赴延安，解放后担任上海首任财政局长。孙冶方于50年代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受到顾准的启发的。在受到历次政治运动冲击的艰难环境下，顾准仍孜孜不倦地进行基本理论探索，写作了《希腊城邦制度》，翻译了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等著作。虽然顾准不幸于1974年去世，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内的独立思考者，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理论的先驱，今天终于被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所了解和敬仰。因此，顾准关于文革中“大民主”应予制度化的思考，在现代中国民主理论发展史上，格外具有象征意义：他在文革的两派中，看到了“社会主义两党制”（《顾准文集》第370页）的萌芽，尽管这是以扭曲形式生成的萌芽。　　从上述这四个例子看来，国内许多人士正带着对中国未来的思索，重新审视文革的历程。本文旨在通过对毛泽东文革理论之得失的研究，加入这一集体的思索。我将依次论证三个观点：　　（１）毛泽东文革理论之“得”，在于他多处突破了教条化的马列主义，尝试用“大民主”的办法解决现存社会主义体制的一系列内在矛盾；其之“失”，在于他未能彻底摆脱马列主义教条，未能真正找到，通往“大民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制度途径。　　（２）教条化的马列主义（不一定是马克思本人），是西方主流“现代性”的内在矛盾的集中表现，而不是对这一矛盾的解决，毛泽东对教条化的马列主义的若干重大超越，乃是中国实践对西方主流现代性的重构。　　?耶克等保守主义者虽也批判西方主流现代性，但他们的解决方案却不足为训。　　（３）以中国?十世纪革命建国和“改革开放”的丰富经验教训为基础，以西方学界对西方主流现代性的批判自省为借鉴，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将以自身的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楼主威武！还在回忆大清时候的辫子和黄马褂。并沉浸在给皇上下跪磕头的幸福中！
　　二、文革理论解析：“党内走资派”与“大民主”　　海内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对如下事实几乎达成了共识：毛泽东晚年的文革理论，严重脱离了正统马列主义。曾任毛泽东工业秘书的李锐先生指出：“毛泽东早年的思想初恋，似乎在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之情’。”［３］这意味着，毛泽东早年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他晚年的文革理论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李锐先生着重强调，甚至早在１９３７年写作《矛盾论》时，“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提法似已有所偏离”。［４］　　虽然毛泽东偏离马列正统的事实无可争辩，但各研究者对这一事实的价值评判却大为不同。本文认为，毛泽东对马列正统的偏离，正是他思想中最精采之处；他的失误和悲剧，正在于他对教条化马列主义的超越还不够彻底。由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我们下面分几小节来展开论述。　　2.1　文革起因，不只是权力斗争　　众所周知，毛泽东的文革目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方法是“大民主”。可以说，“党内走资派”与“大民主”是毛泽东的文革理论的两个主要概念。毛泽东１９６５年与法国文化部长安德列·马尔罗谈话时明确说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产生新阶级的力量是强大的”。［５］同年，毛泽东在“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强调：“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６］。显然，这种“党内走资派”或“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理论，是严重偏离正统马列教条的：因为正统教条是说，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已经消灭了阶级产生的客观物质基础。那么，毛泽东是怎样形成他的“党内走资派”的理论的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的“党内走资派”理论无非是权力斗争的托辞，不必认真对待。但这一观点不能解释如下两个难点：第一，正如海内外不少学者所说，以毛泽东当时的个人权力，若仅想打倒刘少奇等人，是不必大动干戈，发动几亿人参加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当毛泽东召唤“造反有理”、号召群众起来打碎自己缔造的党和国家机器之时，若仅想搞掉权力斗争中的对手的话，他不可能不想到这种搞法必然危及到他个人的权力之基础。有鉴于这两个难点，本文认为，我们应认真对待毛泽东的文革理论，而不只把它看作权力斗争的托辞。正象毛泽东本人说过的，文革是他一生中干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１９４９年建立新中国。　　退一步说，即使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动机是高层权力斗争，但他诉诸“大民主”这一事实本身，就使得他的“党内走资派”理论具有了独立的研究价值。因为，如下文将要解释的，重要的不仅是毛泽东本人如何理解他自己的理论，而且更是各派群众如何运用他的“党内走资派”学说。这就好象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支持普选权，最初只是为了打倒政敌，但普选权一旦落实，便获得了自身发展的逻辑，其结果大大超出了波拿巴和俾斯麦的初衷。历史经验表明，每当统治阶级中有人试图通过诉诸群众的办法来解决其内部矛盾时，多种发展、变革和创新的机会就来临了。因此，无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如何（如前所述，本文作者不认为权力斗争是主要动机），他的文革理论－－“党内走资派”和“大民主”－－都值得深入细的研究。　　2.2　马列主义在中国的难题：削足适履　　严格说来，“党内资产阶级”或“新阶级”的观点，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范围内，并不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来的，托洛茨基和吉拉斯（M.Djilas)都指出现存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官僚集团形成了一个“新阶级”。但是，毛泽东的令人特别瞩目之处，在于他以执政党领袖的身份，勇敢地提出了如何在社会主义社会防止新阶级的出现、实现“大民主”的理论并付诸实践。　　毛泽东的“党内走资派”理论，不仅明显偏离马列正统，而且与中共传统的也相悖。当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３日广播《红旗》社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周恩来总理大为不解。他对王力说：“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我要去问主席。”［７］可见，毛泽东的“党内走资派”理论，从马列正统和中共传统上看，都是“异端”。　　毛泽东的“异端”思想，由来已久。为了揭示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深度，我们须回顾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所产生的难题。自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便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产业无产阶级极为弱小的社会，而在正统马克思主义中，社会主义社会是要靠产业工人阶级才能建立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从实际出发，决心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革命战争的道路。当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完之后，瞿秋白立即为之作序，号召“中国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８］正如梁蔌溟先生所总结，“中国革命的动力是要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合起来构成的”。但是梁先生不无道理地接着说，“中国共产党明明是许多知识分子和农民，却自号为无产阶级，显然名不符实”。耐人寻味的是，梁漱溟先生最终对这“名实不符”给予了解答：“直待中共建党三十周年纪念，读到彭真市长那篇论文，把他们从一个知识分子或农民怎样在特殊境况中而无产阶级化的过程说出来，乃始恍然而得其解答。”［９］彭真的文章是怎样说的呢？鉴于这一解释的代表性和生动性及其与本文下述论点的关系，这里不妨将其详细引证出来：“他们（共产党）加入在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生活。……而且过着严格的集体生活，具有至少是不亚于产业工人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觉悟性。现在这种党员的实际社会成分，已经不是农民，而是革命职员或革命军人。所谓农民成分，对于他们不过只是一种历史成分。（他们早已脱离了小块土地和小生产对于他们的束缚和局限性）”。［１０］　　今日的读者读到这段引文，难免不发生此乃“削足适履”之感。第一，引文假定产业工人必有“组织性、纪律性和觉悟性”；第二，引文说军事共产主义使农民共产党人成了产业工人的“功能等价物”，似乎只有产业无产阶级才能使中国革命具有在马列正统上的合法性。　　如李泽厚先生指出，毛泽东的思想深受中国古代“实用理论”和“兵家辩证法”的影响［１１］。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显然与上述引文的“削足适履”的做法难以协调。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以及毛泽东本人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毛泽东相当长时间内也不得不在“削足适履”的大范围内去进行理论创造。这方面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毛泽东日后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放弃，正是他发展“党内走资派”和“大民主”理论的契机。因此，回顾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完结，是理解他的文革理论的所不可缺少的。
　　2.3　从模仿到创新：“新民主主义论”之兴衰　　从１９３８年到１９５２年，毛泽东的建国理论是“新民主主义论”。根据对１９４０年１月发表于《解放》周刊（而不是后来官方出版的《毛选》）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原文的细致考证，我国学者王占阳先生指出：“新民主主义论”的关键在于“只有经过资本主义，才能进入社会主义”［１２］。毛泽东于１９３９年４月发表《五四运动》一文，其中明确说：“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１３］。可见，毛泽东也在相当长时间内，试图用正统马列的“历史发展必然阶段论”来套中国现实，虽然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已经对马列正统有了不少变通和创新，如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等。　　但是，当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１９５２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后，毛泽东日益放弃“新民主主义论”及其理论基础－－正统马列的历史发展必然阶段论。１９５３年６月１５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道：“‘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法？每天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确立，是很难哩！”［１４］毛泽东对自己“新民主主义论”的放弃，是他超越正统马列的重大步骤。他因此甚至反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因为中共七大是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即“新民主主义论”的。这才是１９５６年中共八大取消“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真实原因。［１５］　　与放弃“新民主主义”密切相关，毛泽东突破正统马更的另一重大步骤，是他的“一穷二白，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观点，这又和他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的新见解有关。芝加哥大学邹谠教授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注意到，毛泽东的关于“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提法，与恩格斯的“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是不同的。恩格斯是在“因果”意义上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而毛泽东则是在“频率”意义上（“一般地”）说这同一句话的。［１６］毛泽东的“一穷二白”反倒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之论，更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对正统马列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之说的超越。这一超越，使得他能够摆脱对“历史发展必然阶段”的依赖，来思考中国的前途。如果我们对照恩格斯所说的下一段话，毛泽东的“一穷二白，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一新思考对正统马列的突破，便一目了然了。恩格斯说：“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肯定说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他就只不过是证明，他需要再学一学社会主义初步知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６１６－６１７页，人民出版社）。但是，毛泽东的问题并不是需要“再学一学社会初步知识”，因为他早些时侯的“新民主主义论”正是这种“初步知识”对中国的套用。毛泽东对“一穷二白”的赞扬，是他放弃正统马列的“历史发展必然阶段”论的新思考的结果。　　在新的思考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他的最具异端色彩的文革理论。他认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化本身并未能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党内走资派”形成了一个新官僚阶级，只有用“大民主”的办法才能保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认为，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在于他突破正统马列，断定不和“大民主”相结合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不能保证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方向。然而，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也有严重失误，其要害在于他还是未能充分摆脱马列教条的约束，未能创造出一个新的适合“大民主”制度建设的“话语结构”。他的“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之说法，由于未与马列教条的“旧话结构”充分脱钩，常在实际运动中被误用，达到与毛泽东初衷相违的效果。　　正如李泽厚先生所指出：“把‘文化大革命’简单地归结为少数野心家的阴谋或上层最高领导的争夺权力，是肤浅而不符合实际的。当然，有这一方面的内容和成份。但当时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如醉如狂地忠诚地投入这场革命这一基本史实，是无法用上述说法来解释的。”［１７］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次流产了的“大民主”实验。为什么这一实验以悲剧而告终呢？这就不能不讨论毛泽东的文革论中“失”的一面。　　2.4　创新的障碍：旧“话语结构”　　本来，毛泽东的文革对象是“党内走资派”。但是，“党内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之类说法，在正统马列的“话语结构”中却没有合法地位；于是，“党内走资派”往往不得不被说成是社会上的资产、小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这样一来，真正的文革对象－－党内官僚集团，常常可以用打击“地、富、反、坏、右”和知识分子的办法，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据王绍光的研究，文革的头５０天内，各级领导往往把它当“第二次反右运动”来搞。湖北省省长张体学的一番话道出了湖北省委的秘密：“我们已抛出一个三家村，再抛出几个人就主动了，省委就没问题了”。［１８］由此可见“旧话语结构”对文革误导之一斑。　　美国学者理查德·克劳斯(RichardC.Kraus)颇有见地地指出，文革中的“资产阶级”一词可被用做三种指谓：“第一，它可指解放前资产阶级残余；第二，它可指人的政治态度、行为或“阶级立场”；第三，也是最棘手的，它可指党内官僚集团。［１９］第三种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才是毛泽东的真正文革对象。但是，由于毛泽东未能彻底与正统马列的“语话结构”脱钩，从而给各派力量从自身利益出发，操纵“资产阶级”一词的含义，留下了充分的空间，并最终使各派斗争的结果完全违背了他发动文革的本意。　　毛泽东未彻底超越马列正统的另一个表现，是他的文革理论过分依赖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以之作为“党内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基础。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认为“按劳分配”仍是一种“资产阶级权利”。张春桥早在１９５８年就用“资产阶级法权”理论批评当时“供给制”结束后的新工资制，而毛泽东亲自为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３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张春桥的文章写了编者按。［２０］但是，单从“资产阶级法权”角度来看“党内走资派”是很狭隘的。这种看法只注意了收入分配的因素。而忽视了“党内资产阶级”或官僚集团对生产过程和生产资料的控制。更关键的是，只从分配着眼的“资产阶级法权”理论是“向后看”的理论，它严重妨碍了文革在经济制度安排上的建设性创新，结果导致“破字当头，立却不在其中”。［２１］　　总之，由于毛泽东的“党内走资派”理论未能彻底摆脱正统马列的“话语结构”，再加上“资产阶级法权”论又妨碍正面的经济制度创新，“文化大革命”最终以悲剧告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中不包含对正统马列的重大超越，更不意味着“大民主”－－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民主和?治民主－－是可望而不及的。“大民主”是毛泽东的未竞事业，是他的政治遗产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部分。辩证地扬弃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是建设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高度民主的政治体制的必要条件。为此，我们必须对正统马列主义在西方主流现代性中的位置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毛泽东与正统马列的关系，实即中国实践与西方主流现代性的关系。只有对这一关系有了深刻的认识，我们才可能创造出一套新的“话语”，来刻画和把握中国的现在与未来。　　三、西方现代性的矛盾：“规律”与“解放”　　本文认为，西方主流现代性具有一个深刻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强调人的解放；另一方面，它要求人必须按照“规律”和“理性”来解放。正统马列是西方现代性矛盾的一个突出体现，而并不是对这矛盾的解决。
　　[转贴]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因　　一　神秘莫测的「继续革命」目标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明确而具体。但反修防修、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这场「革命」的消极目标。其积极目标是甚么呢？即这场「革命」要「立」甚么、实现甚么社会目标呢？毛泽东后来为「文革」的必要性辩护，说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只是一种事不成后的说法，是为他最初心高气盛的大目标打掩护的。因为巩固一个政权是无须革命的，清除、压制、镇压反革命属于专政范畴，不能称为革命。革命意味推翻旧政权或旧政治体制，建立新政权或新政治体制。　　境内外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文革」只是毛、刘之间的权力斗争，权力的归属才是毛泽东的真正目标。这不仅看低了毛泽东，也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首先，看「文革」前的历史，刘少奇的权力从来没有超过毛泽东，毛泽东也从来没失去过权力。即使在大跃进失败后的低谷时期，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也不曾掌握主动权。当年秋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导会议是显而易见的，他轻易就让全党认可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新的基本路线。其次，从此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领域的大规模批判运动，到「文革」的一系列紧锣密鼓的策划（包括党内高层一系列人事清洗──彭、罗、陆、杨等），可看到刘少奇被撇在一边，被架空而无所作为。再次，「文革」开始后两个月多点，刘少奇就被免去中央副主席之职并停止本、兼一切工作，实际已经下台。从这三个阶段看，刘少奇难以构成权力斗争的一方。刘少奇失去权力后，「文革」运动才发展到冲击党政机关，第二年才全面夺权，这已经不是向刘少奇的夺权，他无权可夺。是如同当时所说的向「刘少奇代理人」夺权吗？非也，刘少奇不仅没有代理人，连个人关系稍微密切的当政者也没有。无论彭、罗、陆、杨，还是「刘、邓、陶」连语中的邓、陶，更不用说军中和各省的实力派，没有一人同刘少奇有特殊关系。之所以把这些人称为「刘少奇代理人」，只是给他们安上一个罪名，便于尽快打倒。另外一个目的，是为了虚构一个并不存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以论证「继续革命」的必要性。刘少奇1966年下台，1969年去世，「文革」却足足批刘十年，显得过于重视，无形中夸大了刘少奇生前死后的势力。而这一切，其实是另有深层原因的，也即后面要论述的「文革」真正的目标流产，刘少奇就成为这流产目标的替代目标了。而今天一些研究　　者，把一个掩盖真正目标的替代目标，作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是上当了。　　还有一种权威的说法，认为「文革」的目标，即是文革前夕毛泽东发出的《五七指示》。《五七指示》是毛泽东不满于斯大林官僚体制而勾勒的一种社会模式。以抗日各根据地仅实行于党政机关和军队的供给制军事共产主义为蓝本，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行各业办成限制社会分工，限制商品交换，亦劳亦学，亦文亦武，自给自足，平均分配，小而全、封闭式的「大学校」1。这种「大学校」模式，正如毛泽东所说：「已经不是甚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至于军队，已经做样做了几十年。」的确，自1958年以来，是不断向社会普及这种「大学校」模式的。毛泽东也明知这套模式不足以取代斯大林工业化模式，而只是对斯大林官僚体制的等级分化加以校正。这种「大学校」模式可以补充而不致于冲击斯大林体制，不会给社会带来混乱，全党无人反对，完全可以在不发动「文革」的条件下实施之，况且已经早就在实施着。　　那么，是甚么宏伟目标，促使毛泽东要发动这么一场「政治大革命」呢？不少同行已论述过，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的过程中，认识上发生了一次飞跃，认为官僚主义已经由一种作风发展为一种体制，在中国已经形成「官僚特权阶层」。这个经济的「官僚阶层」，在政治上执行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由此酝酿出「继续革命」的命题。他要发动一场「政治大革命」，按马克思说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但是对于他在这场「革命」过后所要建立的「崭新国家」是甚么样子，却未正面说过一个字。这也就是众多研究者对「文革」动因、「文革」目标，众说纷纭的一个原因。毛泽东为甚么神秘其事、天机莫测？当然，这恐也是他对付党内反对者的一种策略。但是，他始终缄口不言，即使在「一月革命」夺权的胜利时刻。其中隐情，恐怕只能作一些猜测了。笔者猜度，1958年大跃进轰轰烈烈公布的许多政治的目标，经济的指针，后来都没有实现，在国人面前和世界面前蒙受了耻辱，这给毛泽东留下了心理创伤。此后再不见毛泽东轻言具体社会目标，他信守「做到了再说」。「文革」的目标，可能也属此类。发动这么大一场运动，是不可能没有轰轰烈烈目标的。可是他不说，这就难怪大批大批党的高级干部「紧跟不上」、「摸不透意图」、「很不理解」了。即连文革小组的一帮人，也没得到交底，他们也全靠揣摸毛泽东的意图行事。 　　二　「文革」目标刚浮出水面却突然隐去 　　但是，毛泽东的片言只语，还是透出了他心目中的宏图，只是当时人们和后来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罢了。早在日，毛泽东见到北京大学「导乱」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意味深长地称赞为：「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张大字报只是攻击校级、市级领导压制运动，仅此而已，没有任何理论发挥。毛泽东却读出了──不如说是赋予了大字报作者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丰富内涵──中国即将发生的北京造反和造反中必将诞生的新政权「北京人民公社」，将具有十九世纪70年代巴黎公社起义及巴黎公社诞生一样的历史意义。其后，8月8日经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规定设置一种领导运动的权力机构──文化革命小组或文化革命委员会。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这个权力机关的产生方式，不象过去领导运动的机构那样由上级委派，而是第一次打出了巴黎公社的旗帜：「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这又是一个重要信息。以产生巴黎公社的普选方式产生「文革」权力机构，这分明就是未来崭新的国家权力机构──「北京公社」及全国所有「公社」的雏型。
　　1967年「一月革命」展开全国全面大夺权。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彻底打碎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建立崭新的无产阶级新秩序」。这种语句，正是模仿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评述。2月3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善于猜度毛泽东意图的陈伯达，在文中第一次给「文化大革命」的目标破题。社论说：「去年六月一日，毛主席就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新的形式」。社论说首先要「彻底打碎」旧官僚机构，「不能把它现成地接受过来」。接着，由群众组织负责人、驻军负责人和革命领导干部协商，建立临时权力机构。然后，「经过一个过渡，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创建更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崭新的政权组织形式」。「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大胆地采取在群众运动中涌现的具有生命力的新形式」。　　同样善于揣摸毛泽东意图的张春桥，也认定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标是要重建一个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崭新的权力形式。当他2月初与陈伯达电商上海新政权名称时，从陈伯达口中获知毛泽东正在考虑建立「北京人民公社」的名单，确证了他的猜度，便马上召集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把新政权定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并于2月5日抢先宣告成立。这样，第一个「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地方权力机关以「公社」的崭新名称出现了。但它暂时还没有实现巴黎公社原则。 　　《上海人民公社宣言》说：目前由各造反组织协商推举群众代表，与驻军负责人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的过渡性的权力机构，行使公社的领导权力」。要到以后才「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上海人民公社的一切工作人员，都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绝没有做官当老爷的权利。谁要脱离群众，包办代替，甚至压制群众，专断独行，就必须随时撤换清洗」。　　应该说「上海人民公社」《宣言》阐述的「崭新权力形式」的构想，是符合毛泽东反官僚主义、追求政治平等、恢复巴黎公社伟大理想的「文革」目标的。巴黎公社最得马克思激赏、最给毛泽东启示的，就是它的普选、直选、随时罢免的直接民主和公职低薪的平等主义，最彻底地反对官僚特权，最可靠地防止「公仆变主人」。激动60年代投入「文革」大民主的中国民众的心的，也正是毛泽东多次暗示过的巴黎公社直接民主和平等主义。「他们大多数似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公社的观念和理想依然抱着执着而真诚的信念，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的『革命』行动正在影响着全中国，震撼着全世界，他们在作为社会的主人创造着历史。他们宁可忍受『革命』的巨大代价和痛苦，也不想把自己心中的理想打碎。所以，在『一切权力属于公社』的鼓噪声中，他们感到自己成了马克思曾经高度赞扬过的『公社战士』，他们成了改变世界、创造历史的巴黎公社战士式的英雄」2。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宏伟目标，终于浮出了水面，他偶然透露胸怀而令人不知所云的「二十世纪60年代北京人民公社（中国的巴黎公社）」，终于出现在东海之滨的最大工业城市──工人阶级集中的上海。 　　但是，毛泽东极端谨慎。1958年他兴高采烈然而未经深思熟虑地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结果人民公社在全国遍地开花，出了向共产主义冒进的大失误。他事后抱怨记者把他偶然说的一句话「捅出去了」。当时如果不说此话，就会主动得多。这一次，他没有表态，更谈不上像「一月革命」夺权那样发去贺电，也不让人民日报登消息。他还要观望一段时间。顿时，上海流言四起。「毛主席不同意叫人民公社」，「『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的口号是错误的」，「上海人民公社是少数人搞的，是张春桥搞的」。…… 　　「文革」的宏伟目标才露出水面，又隐去了，重又归于神秘。难道，巴黎公社不能在中国的贫瘠土地落户？巴黎公社只是一个遥远的梦？的的确确，直接民主对于现代民族国家来说，确是一个美丽的乌托邦。 　　三　从巴黎公社目标的悄悄撤退3　　「一月革命」全面夺权的形势之严峻，只有毛泽东最为忧虑，这是关系「文化大革命」成败的。如果夺权只是由一帮新人去取代旧人，那就不是革命，那是用罢官免官和选官任官的合法任免程序就可达到的。革命是「打碎旧官僚机器，建立崭新的政权形式。」如果不搞马克思赞扬过的巴黎公社，夺权后的国家机器就仍是旧的，这就势必否定了这场「革命」。但是在这么激烈的决战时刻，根本不具备巴黎公社直选的条件。现在已经天下大乱，如果再在乱中搞一个巴黎公社式的浪漫选举，那是乱上加乱，将导致国家的崩溃。毛泽东从六月的热切坠入一月的冷峻，冷峻的理性压倒了热切的浪漫。「一月革命」的大混乱不能任其持续过久，现在急需秩序和权威而不是理想化的民主，远不到打出巴黎公社旗帜的时候。毛泽东盼望尽快建立各地的临时权力机关，止乱返治。　　从1月22日到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前，中央认可了青岛市、山西省、贵州省和黑龙江省的地方新政权。青岛市的新政权名为「革命造反委员会」。山西省新政权的名字虽不见于人民日报，但是它首先贡献了「三结合」的政权建设经验。黑龙江省的新政权名叫「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2月2日社论指导性地提出：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毛泽东现在最需要的是马上可以顶用的临时权力机构，而不是符合他理想的巴黎公社。所以他对上海公社不发一言。不到时间就会公布战略目标，会干扰目前的战机。　　「革命」的一月过去了，「复辟」的二月来临了。形势大好变成大糟。造反派无法「大联合」，军队、领导干部也无法同造反派「三结合」，各省的临时权力机构再也建立不起来。已建立临时权力机构的几个省市，「大联合」又分裂了，造反派打开了内战。毛泽东不希望看到的乱后之乱出现了，而他所心仪的巴黎公社目标正在远离这一场「政治大革命」而去。也就在这「文革」大目标受挫而不敢公开的时节，一场反对「文革」的风暴，在高层会议上爆发了。　　2月13日下午的怀仁堂会议上，叶剑英质问「文革」小组的人：「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甚么！」他指向陈伯达：「请你解释一下，甚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　　2月16日下午的会议，还没开会，就质问张春桥，又是一场更加激烈的斗争4。 　　毛泽东受到了来自秩序派的压力。另一方面他又受到极左造反派的压力。上海市委机关造反总部居然向国务院发通令，通令取消一切「长」字号，说「带长的历来骑在党和人民头上」。他不愿意「文革」就这样被否定了，他更不愿意半个世纪浴血奋战换来的政权遭受毁灭的风险。他要向两方同时开战。他只能选择实用的革命委员会，而悄悄从「文革」的最初目标撤退。1967年2月，毛泽东作出了最终、最艰难的政治妥协──放弃了巴黎公社模式。这也就意味着：这一场「政治大革命」失去了必要性、合理性、正当性。发动「文革」的目标流产，实质上就是宣告「文革」的失败。一般认为1971年9月林彪的叛逃宣告了「文革」的失败，其实1967年2月巴黎公社目标的放弃，「文革」就褪弃了理想主义的光环。后来的还持续了多年「革命」，只是收拾大民主大动乱的残局而已。
　　2月12日毛泽东召张春桥、姚文元去北京，正式对上海公社名称表态。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导问题的通知》。正式规定：一、各省建立权力机构要报中央批准。二、除上海另有指示外，各地政权组织不用「人民公社」名称。2月23日，公开宣布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公社只存在十八天。其实，按照巴黎公社选举原则来看，上海公社一天也没有存在过。但上海公社的《宣言》毕竟许诺过：群、军、干三方协商产生的临时权力机构，将来过渡到「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的公社委员会。也就是说，名义的上海公社其将来必定是实质的上海公社。但是上海公社的名义也仅仅存在十八天，它没有将来，上海公社的实质已被放弃。由于毛泽东始终就不曾宣传过「文化大革命」的这一个伟大目标，所以也就没有人想到要追究：为甚么如此轰轰烈烈、史无前例、代价巨大的「文化大革命」，难以产出东方的巴黎公社？毛泽东只好回到苏维埃体制的老路。1958年他曾经向公社共产主义突破，结果还是回到苏维埃体制。这一次他向巴黎公社方向突破，仍然要返回苏维埃体制。教条式的向原典突破，将永远走不出苏维埃体制的宿命。这是「文化大革命」用十年浩劫的代价换来的启示。　　毛泽东在「一月革命」胜利的高潮中，亲自于1月13日约会了刘少奇，表示了和解。在此前后还多次表示要把刘少奇选进九届中央委员会。可是遭受了「二月失败」之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态度大变了。3月底作出公开批判刘少奇的决定。刘少奇以前只是运动初期打击的对象之一，毛泽东早在1966年10月工作会议上就保过他。现在，重新被选定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足足批判十年之久。这不是毛泽东对刘少奇出尔反尔。他与刘少奇的小小的个人恩怨，应该在10月工作会议就了断了。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巴黎公社模式的放弃，使毛泽东失去了发动「文革」的目标和理由，他需要为「文革」再找一个目标和理由。难怪所有的中国人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文化革命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选定刘少奇来伪装「文革」的目标，是成本最小的战略退却，是最易于为中国老百姓所理解的说法，也是契合于中国政治文化的聪明回答。 　　毛泽东在向张春桥、姚文元解释为甚么要放弃「公社」的名义，讲了本来是完全不必要的一大篇理由。他其实是在向全国作非正式解释，以掩饰他从巴黎公社目标的撤退。其要点如下。　　一、「公社」只是新政权名字，没有实质意义。实质不在名称、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比如列宁发明的苏维埃，资产阶级也可以用，现在的苏维埃就是资产阶级的。巴黎公社也同样，如果它存在到现在，也蜕化成资产阶级公社了。英国有国王，但它是资产阶级。柬埔寨是王国，比总统制的南越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字也可以被资产阶级所用。实质不在名字。所以不必改名字。（按：政权名称当然与政权实质无必然联系，但是政权形式与政权实质有很大关系。这儿放弃的并不是毛泽东所说的「公社」名字，而是「公社」形式即政体。而「公社」形式是与实质即巴黎公社原则相联系的）。　　二、采用「公社」名字，涉及改变国家政体，改变国号，这就发生一个外国承认的问题。（按：主旨仍然是要放弃「公社」形式的政体，改变国号和外交问题，只是次要的技术性问题）。　　三、公社与党的关系怎么摆？党是核心，公社不能代替党。（按：巴黎公社没有党，这确是一个问题。看来毛泽东对苏维埃体制的党政关系，并无新的构想，这里透露出回到旧体制的重要信息）。　　四、结论：新政权不要叫公社，叫革命委员会好，因为《十六条》上就规定了设置「文化革命委员会」。（按：革命委员会的产生原则，是在「大联合」、「三结合」的基础上由上级批准，与过去的任命制没有区别，而与巴黎公社的普选原则就相差万里了。所以不是无实质意义的名字问题，而是有重大实质意义的政体形式问题。之所以选用「革命委员会」名字，是考虑到合法性问题，因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有此名字，以这样的方式来变动政体，就可以绕开合法会议的讨论批准程序，免去许多麻烦）。 　　五、上海人民喜欢「公社」这个名字，不改名可以保护人民的革命热情。但是中央不能承认，因为全国要学，就会涉及政体、国号、外交承认等问题。如不想改，就等一个时候，可以晚一点改。（按：毛泽东对上海的态度是爱护的。说明上海的激进是符合毛泽东初衷的。他要上海撤退，完全是劝导式的，也考虑到撤退可能招致「伤害人民的革命热情」）。 　　　四　到革命委员会的蜕变 　　毛泽东以上海公社改名、以刘少奇为批判目标，而悄悄完成了从原定「文革」目标的撤退，接下来他用了两倍半于「文革」大民主的时间来止乱返治、恢复秩序。从1966年6月大民主的发动，到1967年「一月革命」的全面大夺权，总计八个月。从1967年2月「反逆流」到「全面内战」，再到日「全国山河一片红」，总计二十个月。这二十个月的治乱之难在于：本欲结束「文革」而又不得不肯定「文革」，而肯定「文革」又难以结束「文革」。重建权威（革命委员会）的两大难题是「大联合」与「三结合」。「大联合」之难在于：肯定造反组织却又要取消造反组织。为了肯定「文革」就要肯定各造反组织，为了结束文革就要取消各派群众组织。各派群众组织为了自己的生存，不服从同时取消各组织的「大联合」，更不服从被人吞并的「大联合」，而希望是吞并别人的「大联合」，或同时保留各组织的「大凑合」。最后是在中央权力高压之下，以隔离组织头头办班、「斗私」释「兵权」的方式，勉强完成了「大联合」（保留了群众组织的名义而停止了组织活动，或驯服了造反组织，将「民办」转为「官办」，如建立「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来取代各造反组织）。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毛泽东放弃直接民主的巴黎公社模式而设计的企图有别于「旧官僚体制」的「联合政府」。「三结合」权力的「新」，在于吸收了代表「文革」大民主的造反派代表，他们象征「新」权力的革命色彩、大民主色彩和「文革」的合法性、必要性。组织系统和革命法统未受「文革」损害的军队，代表秩序和权威，他们才代表权力的真正功能与价值。被解放的领导干部只是提供执政经验，不能有所作为，不敢「复辟」。 　　「三结合」之难在于：代表秩序与革命老法统的军队，同代表动乱与「文革」新法统的造反派，难以扭在一起，两方是斗争多于调协。最后是军代表压倒了造反派，「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最终成为军事管制委员会或半军事管制委员会。　　这不是毛泽东的意愿，但毛泽东的个人权威不足以恢复秩序，他只能疏远造反派而信赖军队的力量。从日起，中央陆续决定对广东、青海、安徽、内蒙古、四川、甘肃、湖南、江西、广西等省实行军事管制。日，决定将建立地级以下政权的审批大权，完全交给各大军区或省军区。军代表在新建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占支配性地位，造反派与领导干部成为陪衬。在全国二十九省、市、区革命委员会中，军代表任主任的计二十名，占69%。其余省的革命委员会主任也大都兼任军职。军代表任县以上革命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的，计5193人。所占比例，据六省市统计，均89%。军代表带进大批军队干部担任政权机关工作人员。中共九大的近1500名代表，军人超过半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军队代表占45%。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中，军队代表占47.5%。各地恢复党委后，党委班子的构成基本同于革命委员会的构成，军代表比例高，担任主要职务。这些党、政主要领导仍兼军职，必须接受军队领导。这样就形成军队控制党、政的不正常现象。毛泽东必须再度解决「枪指挥党」的困境。 　　「文革」以大民主开始，以巴黎公社直接民主为目标，却以「军事专政」为结果，这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社会的高度政治化，发展为政治的高度军事化，这是一个危险的政治后果。九大以后，毛泽东着手清除政治军事化的后果，林彪事件的引发充分暴露了这种危险性。　　林彪事件以后，加快了清除政治军事化的步伐。1972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一、由地方党委对当地党、政、军、民实行一元化领导。二、省军区、军分区、县武装部同时是同级地方党委的军事工作部，受同级地方党委领导，野战军在与地方有关的各项工作上，也必须接受驻地省、市、区党委领导。三、实行军管的地区或单位，党委建立后，军管撤销，军管人员返回部队。四、各级党委建立后，军队支左机构即行撤销。
　　「至此，革命委员会的历史使命实际上已告结束。因为，作为『三结合』中居支配地位的政治力量──人民解放军已从革命委员会中撤离；作为『文化大革命』重要合法依据的群众组织──所谓的『红卫兵代表大会』、『工人代表大会』、『农民代表大会』，已经为逐渐恢复的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共青团、工会和妇联等所取代；作为『三结合』中的『革命干部』的代表，尽管有一些是在『突击纳新』和『突击提干』中提拔上来的代表并主要是维护『文化大革命』利益的造反派头头，但随着老干部的东山再起，『革命干部』中老干部占了绝对的优势。也就是说，『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已成了老干部占支配地位的权力机构。」5随着党委的恢复，革命委员会的权力又转移到党委。党的一元化领导得到恢复和重建。 　　这样，「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就名存实亡了。「革命委员会」的名称，就象1961年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实即恢复合作社）后的「人民公社」一样，只剩一个空名。传统的党一元化领导及政府体制，全面恢复了。毛泽东没有摆脱、而是又一次回归到苏联模式。 　　「一个无法回避的尖锐问题出现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用他那激动人心的革命理想和豪情，唤起了几亿中国人的真诚的革命精神，去向党和国家的传统领导体制发起了毁灭性的冲击，去向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进行『全面夺权』，运动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运动的结果，却是重新建立和恢复了曾经竭力予以摧毁的传统领导体制。」　　「由『文化大革命』初期不惜一切代价打碎旧的政权机构和政治体制，而准备建立直接民主的宏伟理想和宏大实验，结果导致了全面失控全面内战的危险事态；为避免整个国家政治秩序的彻底崩溃，随即放弃了普选的公社模式的幻想而不惜一切代价成立军管性质的革命委员会，结果又先后导致了国家权力机构的军事化和党的领导机构的军事化的危险政治结果；为清除政治军事化的危险，最后又无可奈何地回复到了『文化大革命』要极力打破的政治体制。至此，中国社会在历经了十多年惊天动地的『革命』后，一切似乎转了一个怪圈，又回到了『革命』前的起点上。这场殊惊世界的『大民主』社会实验工程，最终不仅没有得到任何意义上的民主之果，不仅没有解决党和国家旧的领导体制中有碍实现人民民主的弊端，而且把这种弊端发展到了淋漓尽致的境地，而且走向了民主的反面。壮志未酬的人民领袖毛泽东，也在这种无力回天的政治轮回中，度过了自己极其孤独、悲凉的英雄暮年」。　　「毛泽东由『文化大革命』前雄心勃勃的直接民主设想最后转向军事管制性质的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与1957年由全党整风运动最后转向反右派斗争的过程，有惊人的类似之处。而最后所导致的反民主后果又都恰恰是最初发动『文化大革命』和发动整风的中共想极力避免的。」6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没有突破苏联集权体制，因而「任何貌似惊天动地的社会变革都只能最终陷入传统体制的恶性循环……革命委员会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在打破了传统的政治体制以后所建立起来的新型的政权组织形式，事实上无论从哪个角度哪个方面来说，革命委员会都完全属于传统政治体制的范畴，都与传统政治体制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它像一个巨大的展示台，将我国政治体制及其体制中早已存在的种种痼疾，经过『文化大革命』极端放大以后，赤裸裸地、淋漓尽致一应俱全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文化大革命』后期革命委员会的衰落、消亡及传统政治体制的重新恢复，并不是证明了传统政治体制的胜利和其生命力的强大，相反，恰恰证明了传统政治体制已陷入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其恶疾已发展到不进行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或革命，便根本无法医治的严重关头」7。　　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思考，一直想以主动人为的治乱循环、运动循环来跳出黄炎培所归纳的客观「周期率」的兴亡循环、历史循环。然而他没能超越历史，没能超越苏式体制。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　国不患富而患不廉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　国不患富而患不廉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　国不患富而患不廉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　国不患富而患不廉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　国不患富而患不廉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　国不患富而患不廉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　国不患富而患不廉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　国不患富而患不廉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　国不患富而患不廉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　国不患富而患不廉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　国不患富而患不廉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　国不患富而患不廉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　国不患富而患不廉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　国不患富而患不廉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　国不患富而患不廉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　国不患富而患不廉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　国不患富而患不廉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　国不患富而患不廉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　国不患富而患不廉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　国不患富而患不廉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　国不患富而患不廉民不患寡而患不均　国不患富而患不廉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　国不患富而患不廉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　国不患富而患不廉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　国不患富而患不廉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　国不患富而患不廉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　国不患富而患不廉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　国不患富而患不廉　　
　　毛：“资产阶级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梦想有朝一日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让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现在显灵了　　
　　被洗脑洗的都不正常了``惨``哀悼``
　　楼主想干什么？　　不过兼听则明，多听不同意见可以正反比较。
　　楼猪吃屎吃的香啊　　
　　一句话，人老了干什么事都会出格的，现实生活中这种现象不少，所以人老了就该退出来　　
　　毛就是一个大恶魔 一个青面獠牙的恶魔脸 你就是一个高级美容师 也给恶魔粉饰不出一个人脸来 邓上台一年时间 就从一个家家粗粮都吃不饱 到家家都有余粮 铁的事实摆在面前你还在这里放毒
　　中国在自毁长城的情况下。必定要迎来无法抗拒的麻烦和侵犯。必定要被美国人玩弄于手掌之中。因为。美国根本不怕。那些手捧着好武器好成果的自以为是的中国阿斗们。实践也证明。自从中国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的麻烦和糟糕的事。就一直缠绕在其周围。美国人就一直躲在背后大笑。
　　作者：江先人 时间： 19:26:13　　毛要是不被阎王拘走，中国的大学不知还能存在否？就靠那些不学无术的工农兵学员教书？　　——————————————　　毛要是晚死几年，四人帮铁定接班，靠这帮人，中国政改何方，明眼人一目了然。
　　举国百姓最基本的温饱一直没有解决，还说个JB铲子，古今中外治国者能有如此荒唐。　　楼主的逻辑是。。。。。老佛爷，崇祯，甚至张献忠也有功劳的，是对的。他们的“尝试”是值得肯定的。。。。
　　@清除毛粪 47楼
11:24:57　　作者：江先人 时间： 19:26:13　　毛要是不被阎王拘走，中国的大学不知还能存在否？就靠那些不学无术的工农兵学员教书？　　——————————————　　毛要是晚死几年，四人帮铁定接班，靠这帮人，中国政改何方，明眼人一目了然。　　-----------------------------　　=====================================================　　历史没有假定，如你所说，可能也更好。
　　事实证明靠所谓的毛思想反腐是失败的，其结果是越反越腐，越反越反复无常，越反越令人无所适从，越反越让人惶惶不得安生，越反越反出权力滥用的祸害，越反越证明是一阵风借各动运动名义整人清洗异己。靠某个所谓的伟人圣人的个人思想，个人意志做事，只能是全民伴虎，虎恶反复无常要吃人。　　反腐，绝不能指靠某个人的思想，指靠某个人的意志，而要靠法治，先有法律，而后才能有反腐，如果没有合法通过的法律，那也不存在腐败，所谓的反腐就是无法可依的整人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