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吉签:永守天津市李吉甫旧宅拍摄终不行,云下之月怎能,经营他方多得力,早日上马事可成

& 《私本武士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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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bjzjzj2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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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源那时日本我们对古代日中的交流史,大多停留在“遣唐使”上。其实早在公元四世纪,大批躲避战乱的华夏人、朝鲜人,就沿着不同的道路,或山东半岛、或朝鲜半岛、或江浙闽沿岸,涌入了日本这个传说中的“海外仙洲”,这股浪潮一直持续到公元七世纪,被日本史学界称作“渡来人时代”(也叫“归化人时代”)。这些“渡来人”皈依大和政权后,为其带来数不清的馈赠——水稻、汉字、书法、佛教、建筑技术等等,直接催生了日本经济和文化的发酵成熟。在持续三百年的“渡来人”大潮中,日本得以出现了辉煌璀璨的飞鸟和白凤时代。在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日本的大国意识不断萌发出来,开始以帝国姿态自居。《古事记》及《日本书纪》中都提到,历代天皇都要以武立身。早在我国南朝宋时,前来朝觐的大和使者是如此夸耀其政权武功的:“封国偏远,作籓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在这自大之辞中,其实多少也包含些真实情况,即大和小帝国,确实着力两场扩张战争,一是对朝鲜半岛(日本当时称为三韩)的殖民战争;二是对本国东北部的毛人,也就是虾夷部落的侵略。公元663年,不自量力的大和国派军援助朝鲜百济国,触怒了唐帝国,在白村江口之战中惨遭败绩,舟师尽焚,海水尽赤。这场巨大的失败,不仅使日本势力被逐出朝鲜半岛,更让见识到大陆帝国威力的日本惶惶不可终日。残余日军逃回本国后,天智天皇便在九州太宰府构筑了“水城”,并在九州沿岸加派“防人”,一时全国风声鹤唳,小儿也不敢夜啼。两年年,唐以刘德高为使,前往日本处理战后事宜。三月后,刘德高归国,日方便以守大石为“送唐客使”,陪伴刘一起来到唐帝国,并在高宗泰山封禅之际献上臣从之誓,此后唐日关系便进入以和平交流为主的“遣唐使”时代。我们很难想象,日本长达两百年,次数二十回的“遣唐使”,是多么伟大的壮举。我只想类比下,当初罗马帝国和汉帝国,这两大世界级的帝国,居然在数百年岁月中也没能建立直接的外交往来——那时地球的“大”和“遥远”,不是现在人所能想象的。一艘艘以朝贡为名义的“遣唐使”船队,满载使节、翻译、医师、音乐家、阴阳师、占卜家、学问僧、细工、玉工、锻工等,乘坐着平底、如箱子般简陋的遣唐船,操着简陋的风帆,顶着惊涛骇浪,冒着生命的代价,以十多年乃至二十多年为一个来回,带着向先进帝国学习的热忱而去,又带着难以估量的财富归来。日本宛如一个全力吮吸乳汁的孩子,茁壮成长着。那时的日本,就是个笼罩在海雾之中,迷你版的“唐帝国”。公元701年,文武天皇仿造唐律,制定了“大宝律令”,正式开创了日本古典集权时代,也就是所谓的“律令时代”:全国最高统治者为天皇,贵族官员组成名为“二官八省”的行政体系,地方以国、郡、里为行政单位,经济基础以均田制为根本,以百姓的租、庸、调为收入来源,一切压根就是唐朝的翻版。文武天皇晏驾后,其母登基为女帝,是为元明天皇,她在公元710年将都城从藤原京(现奈良县橿原市),迁至平城京(现奈良县奈良市)。其实当时无论是走在按周礼“条坊制”建造出来的藤原京,还是漫步在模仿洛阳城的平城京,都会沐浴在真正的中国风中——城市布局为矩形,贯穿南北的朱雀大道,将京城分成左右两大区,每大区又以四坊为一大通,市町布局宛如纵横交错的棋盘那样工整精巧,居住其中的官僚贵人,按官阶大小被赐予大小不等的官邸,从四町到三十二分之一町不齐。城内密布佛寺,以东大寺、兴福寺为首的“南都七大寺”最为著名,朱雀道的极北端矗立着皇居太极殿。平城京与唐都城唯一的不同,是它没有森严的城墙,因为天皇自认为此处是百官晏居辐辏之地,也是不用设防的王道乐土。以平城京为都城的日本皇朝,被称为“奈良时代”,其辉煌了近百年后,雄才大略的桓武天皇为推进改革,加强对大和王国的统治,离开了交通水利皆不便的奈良山地,于公元794年将都城迁至位于本州中心地带的平安京。直到明治天皇迁都江户(东京)为止,平安京(京都)作为皇居都城,一直延续千余年的时光,虽然与“南都”平城京地理位置不同,但建造模式和风格几乎完全一样,都表明了唐文化影响之深。平安京复原图就在日本以唐帝国为追求和仰慕的目标时,公元九世纪后,传到日本的却是大唐不断衰落的讯息——可怕的藩镇割据和农民起义,最终让这个光耀千古的帝国在沉疴中一病不起。公元881年,黄巢大军攻陷了帝国都城长安,随后唐王朝勉强支撑了二十三年的国祚,宗庙化为废丘。日本随之也停止继续派出遣唐使的行为,失去唐帝国这个光明灯塔后,其国人顿时有些不知何去何从的意味。而且这个东瀛小皇朝很快就发现,其在全力复制唐帝国成功经验同时,也将痼疾和病毒一并复制到自己躯体之上,大唐的夕照衰亡之路,似乎也暗示着日本“律令时代”在未来的结局。武士雏形在平安时代的登场延历十二年(794),桓武天皇为了摆脱奈良时代庞大的寺社势力,便将都城迁至平安京,此后的四百年间,是为日本史上的“平安时代”。平安时代,正是律令制的崩溃期,此外本书的主角“武士“,也正式在此时代登场。律令制的经济基础,是建立在“班田制”之上的。律令时代土地为国家公有,称为“公地”,而非贵族的平民称为“公民”。所有适龄公民都要在国家的户籍账簿上登记在册,然后由国家计口授予田地,叫作“口分田”。口分田耕作权归公民终身所有,但产权仍属于国家。公民无论男女,年满六岁都会被班发口分田(男子为十一公亩,女子为男子的三分之二),公民死后口分田即收归国有,户籍和口分田每六年更新一次,所以这样的制度叫做“班田制”。在班田上耕作的农民,承担的负担极重,除了固定的“租庸调”外,还要负担徭役和军役,所以说是国家“公民”,但却受到国家严格的人身控制与剥削,也就等同于变相的奴隶了。当时著名诗人山上忆良的《贫穷问答歌》就形象展现了公民的困苦生活,“风交雨,雨夹雪,夜深彻骨寒,舌舔如石盐,口啜糟汤酒……身着短麻衣,暴于寒风中,却有贫穷更甚者,父母皆冻僵,妻子悲号泣”,又如“天地虽广,却无我立足之地;日月虽辉,却照耀不到我的身上”等,都体现了律令制下公民悲惨的处境。自奈良时代末期,大量公民就忍受不了如此的剥削,开始抛弃口分田,逃亡到荒野山林,这样造成朝廷“公地”大量荒芜,班田制已经开始崩溃。天皇和官僚的收入,都是源自于“班田制”下的租税,这样一来朝廷的财政开始发生困难。出于对口分田数量锐减、田赋薄弱的考虑,天皇政府便于养老六年(722)提出了开放良田百万町的宏大计划。翌年颁布了“三世一身法”:若公民用公家灌溉设施开垦新田,则土地使用权归开垦者“一身”所有;若公民用自己的沟渠开垦新田的话,土地使用权可延伸到“三世”(开垦者的本人、子、孙三代),使用权期满后,所开垦的新田便收归国家所有。天皇政府寄希望于此举,来激发农民开垦田地的热情,实现百万町良田的大跃进计划,重新充实口分田的收入。然则公民并非是傻子:难道艰辛开发出来的田地,短短三代后又要拱手送还朝廷,供贵族老爷坐享其成吗?因此“三世一身法”并没有取得良好效果,只维持了二十年。天平十五年(743),无奈的圣武天皇又发布诏书:“如闻,垦田依三世一身法,则期满之后,依例收获(指政府将土地收回)。由是农夫怠倦,开地复荒。自今以后,任为私财无论三世一身。悉咸永年莫取……”简单的说就是,农民利用“三世一身法令”吃够新开垦的土地效益后,在朝廷收回土地前,便将锄头扔下不干了,任由田地荒芜,让国家干瞪眼。圣武天皇便不得不将“三世一身”改成“永年莫取”(即永远不将土地收回,仅收取租税而已),算是初步承认了新垦土地的私有权。“私田”的合法化,使得班田制走向实质性的解体,律令制国家的军事支柱“军团制”也不复存在了。军团制类似于唐帝国初期的府兵制,以国郡为单位设置“军团”,人员主要自口分田公民中征发,军团士兵在出征时可享受免除部分租税的待遇,但武器和军粮皆需自备,所以负担依然十分沉重。随着班田制度的解体和公民的大量逃亡,军团变得形同虚设。那么既然当时时代名为“平安”,是不是真的平安到不再需要警察和军队的呢?答案是否定的,九世纪中期的平安朝,基本成了盗贼横行的天下,这些绿林好汉频频攻打国府,伏击朝廷海路陆路的运输,甚至涌进了京都烧了皇宫。宽平元年(889)大盗物部氏永为首的群盗在关东作乱,十多年后才被镇压下去。不过这场大乱只是个开始,让朝廷焦头烂额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来了。朝廷原本敕令:关东地区组织马队,越过崎岖的关隘行所,朝平安京输送年贡,并自卫群盗袭击,结果这些马队自己却开始横行起来,乘着马匹如闪电般袭击村庄,这就是“东国马党”。当年日本还在八世纪时,为展现大国风范,便从濑户内海周边的下级贵族和富农中征调大量的“卫府舍人”充当仪仗队,并给予这些人免税权和俸禄。后来朝廷败落了,对这些“舍人”来了个大裁员。心怀不满的“舍人”纷纷**,驾船袭击朝廷的“运京船”,强夺大米、布帛,纵横南海道,这就是“西国海贼”。没辙的朝廷便又将目光投向了当年被征服的虾夷族的后代——“俘囚”们,这些俘囚天生就继承了祖先的狩猎与搏杀技巧,善于弓箭短刀。朝廷便将各地俘囚编入国衙中充当武警,希望他们仗着械斗技巧弹压盗贼,没想到这些俘囚最后也因为对待遇不满而**了。东国有“马党”,西国有“海贼”,各地区又有“俘囚”**。你说这朝廷的日子还能不能过下去了?更加要命的是,各地军团早已不复存在了,朝廷要平定马党和海贼,已是“有用军之时,无可征之兵”的状况了。怎么办,干脆变更原先的征兵制为募兵制,朝廷开始以地方上有力的私田主,如郡司、在厅官人及豪农子弟中弓马娴熟者,以“健儿”身份组织军队,去镇压各地的叛乱。这些私兵色彩浓厚的“健儿”,正是未来武士的雏形。庄园与侍就在律令制国家的基盘崩溃同时,其上层政治也在发生激烈的动荡。上层贵族(公卿)开始出现“家职化”趋势,原本属于国家权力逐渐归各大贵族门阀分割世袭。因为日本虽然借来了唐朝的律法,但却并没有吸收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和文官制,官职一直由各大贵族把持。进入平安朝后,国家的“职”很快被各色公卿家族世代占据,这些公卿一般会以某种艺能当作“家业”,某种抽象图案当作“家纹”,如三条家以笛和装束为家业,而今出川家则以琵琶为家业。非但家业是世袭的,各个公卿家族子弟成年后,遵循什么样的升迁路线,最高担任什么样的职位,都已固定化,如摄政关白就由藤原北家御堂流世代把持——朝廷政治渐渐走向仪式化。公卿的“家职化”不但表现在政治方面,也表现在经济方面,中上层公卿很快演化为大大小小的庄园主,日本的庄园制经济走向成熟。所谓的庄园,正是私田蓬勃发展的必然产物,私田被朝廷承认后,得益最大的便是权门阶层的公卿、神社和佛寺。早在律令制时代,这些人就占有大量的“位田”、“职田”、“神田”、“功田”等,经济实力非常雄厚,如东大寺在公元749年一次性就从朝廷那里得到了四千町土地的赏赐。私田合法后,这些权门招募大批逃亡公民,用财富购买农具、种子,驱使他们到山野树林中为自己开发私田,而公卿们在担任地方国司时,也以权谋私,大量侵吞原本属于国家的口分田,庄园便在这样情况下形成了。庄园的得名,在于庄园主会在私田里设立名为“庄”的仓库建筑,后来“庄”便代表庄园主对所辖私田的权力,是为庄园。“家职化”和庄园制的兴起,使得律令制国家的政治权和经济资源转入了私人权门手中,旧的时代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日本由“律令时代”进入了贵族统治的“王朝时代”。庄园的类型分为很多种,公卿和寺社原本就拥有的庄园,叫做“自垦系庄园”,其后兼并收买来的田产,叫“既垦系庄园”,这些庄园大多集中在京畿,原因很简单,因为便于居住平安京的公卿或僧侣管理,另外庄园年贡运输也方便安全些。“自垦系”和“既垦系”庄园合称为“垦地系庄园”,这是上层公卿或大寺社所掌握的主要庄园类型。但在较为偏远的地区,许多富有的自耕农也一直在开垦私田,他们所开发的私田也属于庄园,但规模较小,而且权益得不到保障,经常被强暴的国司侵夺。这些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庄园,便会将庄园的部分土地收益捐献给有力的权门及寺社,来换取对方的保护,这种庄园便叫做“寄进系庄园”。后来,地方国司为了搜刮方便,便会任命这些寄进系庄园主为下级的郡司、乡司和国衙官人,让他们替自己收税,于是这些寄进系庄园主逐渐支配了地方基层支配权,演化为“豪族”。到了军团制崩溃后,朝廷手中没有武装力量来平定地方叛乱,这些豪族子弟便被组织成军,即是“健儿” 。健儿军中的有力豪族,因为有一定田产,可以负担马匹、铠甲的费用,而豪族的同族子弟或下人则成为“郎党”(郎者,豪族诸子弟也;党者,庄民、随从也),在战场上跟随豪族作战,这便是武士团的雏形。“健儿”虽然是武士雏形,但还属于“兵”的范畴,而武士则是“士”,属于贵族阶层,所以这两者间依然有个演变的流程。因朝廷在军事上越来越倚重豪族的“健儿”,加上豪族在地权力的增大,慢慢便会将一些地方职务下赐给这些小庄园主,如“押领使”(关东地区)、“追捕使”(西国地区),进入镇守府的为“军曹”、“军监”、“弩师”与“兼仗”等,表现优秀的会进入京都六卫府当差,成为“京武者”(京侍),有的根正苗红的还会进入皇宫替天皇站岗,称为“泷口武者”,也算是由本来的大头兵进入了贵族俱乐部了。不过朝廷殿上的高级官位都被公卿给垄断了,所以这些豪族所担任的各色职位都比较低微,而当时日本将官阶在六位以下并以某种技艺侍奉上层公卿的低级贵族称为“侍”。地方豪族将庄园地产寄进给权门(主要是摄关),与权门结成私下的主从关系,以“武”为自身技艺服务国家,并官位都在六位之下,所以武士的早期称谓便叫做“侍”(Samurai)。侍的贵种化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侍”的身份还是比较低微的,无法进入上层的圈子,不是精英,而是草根。平安朝以来,随着“家职化”的发展,公卿的政治道路变得程序化,参政的热情普遍减退,加上净土宗思想影响,普遍都有厌世、无常的情绪,早先大和政权蓬勃而进的朝气消失不见了。在平安时代的公卿心目中,九州、关东和奥羽等地都是污秽不堪的鬼地,只有平安京才是佛光普照的乐土,这帮子人便全缩在平安京里,日日风花雪夜醉生梦死,就是个有闲有钱的贵族俱乐部。不过摄关政治在日本确立后,相当一大批皇族和公卿,或被臣籍降下,或被藤原氏排挤出朝廷,不得不前往他们之前所嫌弃的“鬼地”任职,正是这批人的“下向”,大大抬高了下级贵族“侍”的血统,使得侍们走向贵种化,也给侍这个阶层吹来了崭新的气息。其中后代武士大姓“平氏”,便得自于皇族的“臣籍降下”。这“臣籍降下”,打个比方便好比知青上山下乡。在摄关政治下,天下庄园几乎全归于藤原氏名下,用于供养皇族的“公领”庄园严重缩水,天皇无法支出子女的抚养费用,便取消了子女的皇族身份,降为普通臣子。非但如此,这些特殊的臣子往往还要被下放到日本的地方基层去担任各色官职来自食其力,接受人民群众的世界观人生观再教育。就这样,这帮被“臣籍降下”的天皇子孙们,原本可以坐在高高的麦堆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现在也只得唱着“**一块砖,哪儿需要哪儿搬”的歌曲,像漫天飞洒的蒲公英一样流落到日本的各个地方去开枝散叶了。不少人只得混个地方上的小贵族,再不如意的只得像刘备那样打个草鞋还不忘缠绵哀怨句“备乃中山靖王之后”来自我安慰下了。高望亲王便是“臣籍降下”大流中的一员,他当时被授予的官职是“上总介”。日本地方上的官员制度是这样的:一国最高长官是守,次官为介,再次官为掾,基本的办事员叫做目。这“上总介”,名义是关东上总国的次官,不过当时上总国太守是留在宫中的仲野亲王,属于“只拿工资不管事”的类型,于是地方实权便由这叫做“介”的次官一手掌握。让我们先把目光从满布大庄园的京畿之地移开,随着平高望的足迹,到关东那里去吧。关东,也叫做“东国”或“坂东”,早先日本统治中心在本州的奈良盆地,对之外地区了解不多。律令制时代,大和政权在东海道和中山道设了铃鹿关和不破关,称关隘东部所有地区为“关东”。原先居住在东国地区的并非大和族人,而是被他们蔑称为“虾夷”、“毛人”的少数民族。大和王朝立国伊始,就开始东征西讨,占据关东和东北肥沃土地的“虾夷族”便首当其冲:耕地被侵占,村庄被毁坏,族人则被征服者当作“俘囚”驱逐出家园,发配到其他地区。上文中大和政权给南朝宋的表章之中“东征毛人五十五国”之语,就是指对虾夷族的征服战争,不过日本统治者却给予这场战争一个响亮的名字——“征夷战争”。虽然其后大和王朝的称谓不断演变,什么飞鸟啊奈良啊平安啊,但“征夷战争”却成为了一项基本国策,坚持了几百年不动摇,直到平安朝的弘仁二年(811)方才结束。这时整个关东已经成为了大和领土了。新主人便以足柄坂和碓氷山为界,划分了新蚕食到的国土:足柄坂以东设相模国、安房国、上总国、下总国和常陆国,称为“坂东”;碓氷山以东则设上野国、下野国和武藏国,称为“山东”。“坂东”、“山东”所涵盖的八国合称“关东八国”,是狭义上的关东。广义上的关东,还要囊括东山道、东海道诸国。随着朝廷国衙在这关东的陆续建立,私田开发领主也蜂拥而至,宛如美国的西部大开发年代,原先的“北大荒”迅速成了“北大仓”,不过那些大庄园主对此地并不感兴趣。很简单嘛,关东地区偏远,即使在此地收获颇丰,但是转运到京畿院邸的话,要花掉大批运费,可谓得不偿失。于是一时间,关东地区便成了“寄进系庄园”的天下,加上关东此地马匹资源丰富,所以这个地方便成为了武士未来的龙兴之地。平安朝的关东正如前文中所言,并非太平之地,按照朝廷的说法是“狡党横行,盗贼满山”的世界,高望亲王临行前,朝廷给他的命令就是安定地方、肃清盗贼、保证赋税,让他成为了以“武”为家业的“边境军事贵族”,还给他头上安了个代表美好愿望的氏名——“平”。平者,海内清平也。由此,这高望王,我们也可以把他称呼为“平高望”。这位叫平高望的公子也许最初到达上总国的时候心中还带着惴惴不安的顾虑,但是其后他在任上表现得却十分出色,因为说来高望虽算落魄之人,但是在那个讲究血统出身的年代,流着帝王血液的他,就算不是往哪儿随便一站便头顶五彩龙虎祥云的,起码也属于气宇不凡顾盼生辉的类型。上总大大小小的豪族,一看到他便倾心仰慕不已,踊跃出人出粮,全力支持高望公子的工作,再加上高望公子仲裁事务公允严谨,日久之后深得地方与朝廷的人心人脉,居然成了当地豪族们公认的领袖人物了。高望的子嗣们便乘着这股东风,大量结党垦田,势力触角满布关东各地。高望诸子中,长子平国香担任常陆国大掾,次子平良兼担任其后的上总介,三子平良将担任奥羽镇守府将军,羽翼之下无数豪族健儿争相效命,平氏一族在关东八国可谓炙手可热如日中天。平高望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了“边境军事贵族”与“侍”结合的最佳模式——以来自中央的血统高贵的皇族后裔担任“栋梁”,广大出身豪族的“侍”充当集团的“支柱”,而“侍”属下的郎党充当集团的“基石”,这样一个层层效忠的,名叫“坂东平氏”的庞大武士集团正在形成之中。就在坂东平氏形成同时,日本各地以边境军事贵族为栋梁的武士团也在兴起中,如关东下野国的藤原秀乡、北陆越前国的斋藤利仁等,这些栋梁们不仅吸收了在地豪族的力量,而且还极大提高了“侍”集团的血统和声望,壮大了武士团的力量。比如北陆的斋藤利仁,平安朝的《今昔物语集》中就对其在地权势有详细的描述:斋藤庄园中年轻的男女仆人众多,每当斋藤氏有所需要时,还会派家中执事登上山丘,呼喝集结当地的百姓为自己服务,此外利仁还垄断了当地特产品交易,积累了大量的财富。那么现在可以对冠以“侍”称谓的武士下定义了,武士是不是武官?日本的史学观点很明确,“武官”是“武官”,“武士”是“武士”,两者绝不能混淆等同。“武官”是在律令制度下,接受国家训练,承担军事任务的公务人员。而武士则是十世纪来涌现的,以武艺为职能的氏族。其私人武装因得到朝廷和地方政府的承认而合法化,这些氏族多由各地土著的下级贵族、下级官员构成。所以看来,武士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呈现强烈的家族化趋势,每个武士背后都有使其光荣自豪的氏族沿革;二是武士出身并不低贱,他们严格区别于平民,后世武士的三大姓氏源、平和藤原,都为天皇苗裔,因而武士是军事贵族,这和西方骑士传统类似;三是武士权力,无论是私人武装权还是封邑土地权,都脱离于国家管辖之外,有着强烈的自主力,他们只是接受国家的委托,而非接受国家强制性的命令。也正是这些武士,在接下来的岁月里——王朝政治、摄关政治和法皇院政时代,一步步强大起来,掌握了自地方到中央的实权,最终罢黜了皇室的世俗统治权,也驱逐了权门公卿的地方实权、其建立的政权叫做“武家政权”,其创建的文化叫做“武家文化”。事实上,日本中世纪,舞台上的主角正是这些最初看起来毫不起眼的Samurai,他们用犁行使完开拓土地的使命后,然后便拿起剑来继续保卫自己的土地,他们既忠贞又好叛,既单纯又复杂,既孤傲又团结,好似荒野中的群狼一般,将血液深深地植入在其所在的民族躯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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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私本武士史》一卷二节&&将门之乱
关东平氏的内讧在日本的历史上,恐怕没有一个武士像平将门这样,在死后的千年岁月之中,仍将畏怖的影子深深映射在国人的心灵之中。关于他的传说早已和怪力乱神混杂在一起,成为了日本怪谈大海中的一朵浪花。单说近代的大正十二年(1923)的关东大震灾后,为了重建在震灾中坍塌的大藏省官厅,当时的工程人员将平将门的冢拆毁,在边上建起了临时的办公大楼。不幸立即发生了——大藏大臣早速整尔病倒,三年后身亡,而前后莫名死去的官员竟不下十数人,甚至有许多办事人员在办公厅内奇怪地翻转跌倒。恐慌的众人这才想起了平将门怨灵的传说,便将新建的大藏官厅拆毁,修缮了将门之墓并举办了盛大的“慰灵祭”,据说当时的大藏大臣三士忠造也加入了祭祀队伍。饶是如此,将门鬼魂的怒火仍未平息,他在昭和十五年(1940)夏雨季节召唤了巨大的雷火,彻底烧毁了大藏省的九处官厅,一时之间闹得人心惶惶,便是小儿也不敢夜啼。
平将门的首塚,据说其中埋着将门的首级 “地狱的恶灵”、“日本的撒旦”、“最大的叛逆枭雄”,估计这便是平将门在日人心目之中的形象。然而从历史上来看,平将门此人和日本的武士有着极大的渊源联系,说起日本的武士史,就不得不提到他们的祖师爷般的人物——日本古今最大的凶逆之人,平将门。平将门之父乃是高望的三子,镇守府将军平良将,为了表彰平氏一族在关东的出色表现,朝廷便招平氏的年轻俊秀入京奉事,于是这将门便和伯父国香之子平贞盛一起结伴进京。平贞盛其后被命令管理皇家马厩,叙任“左马允”之位;而平将门则投入左大臣藤原忠平的门下,被忠平推荐担任了一名“泷口武者”,替天皇站岗警卫。这两位平家的后起之秀和日本早先的“侍”也没什么太大区别,虽然贵为天皇苗裔,但其家族祖先早已被“臣籍降下”,到将门、贞盛这第三代时,只能算个关东的土著贵族,要上京都找个如藤原忠平这样的权门贵人,靠侍奉其过活。不久后,在京都的平将门接到了噩耗——其父良将于延喜十七年(917)死去,遭逢父丧的平将门便离开了京城,回了关东。单是谁曾想到,归乡的平将门却与同门的伯叔父关系越闹越僵,最终只得兵戎相交,在关东大地上释放出战争的浩劫之犬。现在看来,一般认为平氏家族之间的内讧起源只有一个,那就是土地的权益问题,我在前面说了——武士用犁来开拓土地,再用剑来保护土地。平将门之父的私田庄园,位于现在的下总国丰岛郡和猿岛郡,加上将门的母家封地相马郡,按说这些土地应该明明白白归平将门一人继承的,然而这不过是我们当代的法理看法而已。在当时的日本,嫡长子继承制尚未形成,整个社会还处在母系和父系社会的交替时期,将门的领地继承权得不到法律武器的保护——居然被其伯父国香和良兼私自瓜分了。怀怨在心的将门于是暗地之中积攒力量,操练兵马,准备动用私力来解决自己和伯父之间的争端。谁知道一仇未解,一仇又起:将门的岳父,新治地区的领主平香树,又因为筑波一带的土地权益问题和国香和良兼共同的岳父源护起了争执。结果掌握平家族权的伯父们再次偏袒了源护,这使得平将门怒不可遏起来,围绕着土地问题,两方的敌对情绪越来越激烈。
平将门关系图 战争,起始于一次精心策划的袭击事件。承平五年(公元935年)二月,当平将门与其妻子,在少量随从的护卫之下,自岳父家的领地返回自己的据点千代川,途经常陆国野本的时候,遭遇到了源护的三个儿子源扶、源隆和源繁率领的大队人马。当平将门看到对方举起了用牛尾和马尾制作的军旗时,不由得惊惶起来——这军旗只有国衙军队方能持有,没想到源护的三个儿子居然利用关系,将其堂而皇之打出,并气势汹汹地朝自己杀来。“我堂堂的泷口武者,镇守府将军良将亲王之子,岂是束手就擒之人。”处于劣势的将门在进退无路之时,反倒被激起了无比的勇气,便如红眼的恶狼般驱马冲向了大队敌人。天佑将门,这时风向刚巧逆转,将门处于了上风位置——这对于当时以骑射为主的武士作战是非常有利的。平将门乃拉满弓弦,一箭如流星追月般飞去,源扶顿时额头中箭,横毙在马下。平将门的士卒欢声如雷,士气大振,杀入了源扶三兄弟的军中,顷刻令其溃不成军,源护的三个儿子全部殒命于斯,首级被悬挂在了将门的马首前。遭受到对方卑劣袭击,将门积聚多年的愤恨彻底喷涌了出来。二月四日,就在野本之战刚刚结束,将门就带领其亲兵郎党,杀入了源护的封邑之地筑波郡,纵火焚烧了五百多处民居。源护急急逃出生天,但将门的伯父平国香却未能逃脱将门复仇的怒火——他正在自己岳父家作客,便被困在了屋子里活活烧死。弓矢的破空之声,武士的喊杀声和平民在烈火的哀嚎交杂一起,随着熊熊的火焰腾空而起。一不做二不休的将门随后又率军攻击了当年高望王的庶子平良正的领地水守乡,激战后驱逐了平良正。良正只得跑到了上总国的平良兼处,痛诉“将门横暴”之罪,请良兼发兵讨伐。平国香横死之后,良兼一方面成为了平家一族的长老人物,一方面又身兼国介之职,故而他认为,发兵讨伐无官无衔的小辈侄子平将门,自然是易如反掌,加上其岳父源护一并前来哭诉,于是良兼集结了上总、下总两国的兵力,发军前来进攻平将门。按照《将门记》所言,于承平六年(936)六月二十六日出动的平良兼大军“如云涌一般”,达到了数千人之众,途中又遇到了从京都归来奔父丧的国香之子平贞盛,他早已将早年与将门的兄弟之情割断,只有不共戴天的父仇,贞盛不假思索便参入了良兼的军队,誓要手刃仇人将门。面对前来征讨的良兼军队,平将门手下能动员起来的军力只有百人之多,兵力对比异常悬殊,困守无疑死路一条。于是将门在绝境之中再次孤注一掷,在下野国境附近对良兼军发动了急袭:他大声呼喝,一马当先杀入敌阵,紧随其后的八十余骑精兵左右驰射,其伯父良兼被此气势吓得心惊胆战,属下士兵更是丢下武器,惊骇四散。这场奇袭战打得非常漂亮——良兼苦心拼凑起来的几千乌合之众居然瞬间就土崩瓦解了,良兼的队伍仓惶退入了下野国衙,反遭到了平将门的围攻。也许是念及与贞盛之间表兄弟昔日的情分,将门网开一面,放良兼、良正和贞盛等人遁去。
平将门时期的关东关系地图 平家一门的私斗惊动了朝廷——平将门杀戮同族、围攻国衙的罪行被源护和良兼上诉到了中央政府。承平六年(936)九月七日,平将门被朝廷宣召入京,接受有关部门对其战争罪行的调查。一个月后,将门气定神闲地来到京都,利用自己当初在京都时和权臣藤原忠平的主仆关系,安然地在朝廷厮混到了翌年开春的大赦,无罪归家。归家后的将门,继续和自己的伯父开战,依然是胜多败少势如破竹,最后搞得平良兼郁闷而亡,贞盛和良正逃窜他乡。其中平贞盛对将门的仇恨最深,多次起兵对将门发难,却又屡战屡败。有一次,贞盛一直被将门追到了信浓国的国分寺,但将门最终还是放了贞盛一马,由此可见平将门并非后世的一些书籍所言,是大恶无情之徒。这样,将门的勇名不仅响彻了关东,甚至还流传到了京畿地区。为什么平将门面对数量众多的敌人,却能以寡胜多屡战屡胜呢?野史中大量记载了将门会妖术的灵异之言,其实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的话,答案并不是很难得出——源扶和良兼动员的军队虽然众多,但大多都是拉来的乌合之众,根本没有多少战斗力,而平将门手下的军队则不一样。据《将门记》而言,其部下百骑精兵皆是能挽重弓、马术出色的战士,早年便追随其父良将东征西讨,各个自诩为“赛养由”,射起天空中的飞鸟来都是百发百中。而平将门的母家又在相马郡一带,此地是日本著名的马产地,这为将门的军事队伍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军事资源。另外,从几次战斗来看,将门拥有出色的军事才能,他不但擅长强攻急袭,而且是个诡计多端的战场杀手,民间传言将门能使用法术将自己分身为七人,恐吓迷惑敌人。其实平将门不过是从属下中挑选出六名身材相貌酷似自己的战士,在战场上穿戴和自己一样的铠甲四处出击,达到混乱威吓对手的目的,这种“影武者”的战术直到数百年后的日本战国时代仍然被广泛使用。可见在军事理念上,将门也确实走在了那个年代的先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平将门也不是一名泛泛武夫,他利用权门下“侍”的便利,在朝廷之中广结人缘,托庇于藤原忠平之下,帮助自己逃脱了朝廷惩罚,确实是有自己的政治智慧的。
平将门的“七分身”妖术:其实是将门的六名“影武者” 不过,在同族私斗之中获得利益的将门,显然在后来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开始极端狂傲起来,最终做出了无法回头的逆天之事——居然妄图独霸关东,独自称王起来。 将门对朝廷的叛乱 承平八年(938),日本的京都突然发生了强烈的地震,《贞信公记抄》言:“内膳司御用饭釜于震灾中损毁,似有不吉之事。”《康福记》言:“大地震,声如巨雷。京都东西屋舍、山寺、佛像多崩塌,内膳寺九屋皆毁,压死四人。阴阳助出云惟香占卜事态吉凶。”很快,阴阳家的占卜结果出来——“东西有兵乱之事。”朝廷随后改元天庆,正如《日本纪略》所言,“天庆改元,乃是厄运、地震、兵革所致。”随后一场被称为“天庆大乱”的稀代武士大叛乱拉开了帷幕。天庆二年(939)十一月伊始,晴天霹雳般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得传到了朝廷的宫闱里,“平将门率军攻打常陆国的国衙,夺取了印绶” ,“平将门连陷上野、下野两国国衙,驱逐朝廷命官”,“平将门居然于上野国国衙内举行登基大典,自称新皇!”大惊失色的朝廷没想到当初阴阳师的占卜居然一语成谶——东面果然发生大兵乱了!另外一面,四国伊予的土著武士贵族藤原纯友,勾结海贼,一下子捣鼓起一支拥有千艘船只的反叛军,肆虐濑户内海。日本的东西方同时发生了武士的反叛,这便是“天庆之乱”。当初一力庇护平将门的藤原忠平(此时已升为太政大臣)顿觉颜面扫地,又气又恼,便于次年正月发出“太政官符”,急令关东各地国司、追捕使募军平叛——平贞盛、平公雅、源经基等人被命随征东大将军藤原忠文出阵,而关东地区的“地主团练武装”,下总掾平公连、下野掾藤原秀乡也得到了讨伐将门的敕令,一时间大军云集,朝着将门的领地滚滚杀去。这平将门早先已经击败了同族内的所有对手,又躲过了朝廷的责罚,势力也算满布关东八州了,为什么想不开要非要和朝廷对着干?其实平将门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出于“意气之举”。事情要从一名叫藤原玄明的人说起,此人居住在常陆国内,因不堪忍受朝廷租税,便故意荒废耕地,还殴打了前去收税的官员,于是当时的常陆介藤原维几严令追捕玄明。玄明和妻子逃至威名赫赫的平将门处请求庇佑,而出于侠义心肠,将门便爽快地收留了玄明,并和前来交涉的维几属下闹翻。大怒不已的藤原维几遂命令儿子藤原为宪和平贞盛发兵攻打将门。不料平将门先下手为强,带领千余亲兵,大败维几方的三千国衙军,顺带占领了常陆国衙,这便是前文中平将门叛乱的由来。其后狂悖到了极点的平将门听从了属下的建议,“单是占领一国国衙已是死罪,莫如彻底攻取关东之地,自立为王!”此刻,“将门之乱”发生质的变化——由单纯的武士家族的内斗突然变成武士集团针对中央政权的叛乱。天庆三年(940)正月至二月间,四千平叛军进入关东——面对朝廷的围剿,将门原本动员了五千人马,但当时正值农忙时节,将门便让队伍中的农兵归乡春耕去了。此时伴随在将门身边的,只有千人上下的亲兵队。二月一日,在下野国境的战斗中,将门的后队人马因遭到下野掾藤原秀乡的奇袭而溃散,无奈的将门只得带着少数随从退入了自己的根据地猿岛郡,准备迎接生命中最后一战。据说战前平将门做了最后一次占卜,得到的卜文为“天罚”。见此将门冷笑一声,“势已至此,便是天也要与其斗上一斗,其奈我何。”遂披挂上阵,率领残余的四百人马朝着平叛军阵营杀去。将门之死 天庆三年(公元940年)二月十四日午后三时,猿岛郡北山,平将门人生中最后一战。不少后世的小说家、绘画师都对将门在战场上的勇姿,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当时天正刮起能掀起沉重木盾的烈风,莽莽原野之上,平将门如恶鬼修罗般挥舞着巨大的铁棍,率领着六名生死相随的影武者,杀入官军的营中,骄横的官军瞬间溃不成军,平贞盛、平公雅和藤原为宪节节败退。处于顺风位置的将门仰天大笑,哪知风云突变——风向突然发生了逆转,转为顺风的官军不肯错过此次良机,藤原秀乡命令部众万箭齐发,阻挡了将门军队冲锋的步伐。自知无法逃脱天罚的将门遂驻马不前。平贞盛乘机将出征前天皇御赐的“神镝”射出,宛如鹤鸣般的声音在空中划过——中箭的平将门连人带马轰然倒下,藤原秀乡驱马而前,挥刀斩下了将门的头颅……日本一代叛逆武士枭雄,就这样战死在了北山的战场之上。然而即使面对身死的将门尸体,官军们依然惊魂未定——后来清点人数方才发现:前阵的平贞盛、藤原为宪的2900士兵,被平将门杀得死的死逃的逃,战后只剩下了300来个游魂野鬼般的人儿了。持续了六年之久的血腥的“将门之乱”宣告结束(日本的西部,藤原纯友的反叛军攻陷了四国淡路和赞岐的国衙,后又袭击了九州的太宰府,最后在天庆四年才被朝廷方的小野好古和源经基给平定下去)。然而历史对平将门的评价还远远没有盖棺定论,朝廷、百姓和武士对他是各有看法,咱们从三方人的对待平将门的微妙态度上来看的话,会发现历史的趣味来。朝廷对这么桀骜不驯的叛逆者可谓是极为痛恨,一直将其当做日本的蚩尤、朝廷公敌来看待的。将门的头颅被传送到京都之后,朝廷第一次下达了“晒首”的命令。“晒首”是将死者的首级曝晒于大狱门前示众,借以恫吓那些心怀不轨之人。从日本史看,平将门正是古今荣获此“殊荣”的第一人,朝廷对其的憎恶之情由此可见一斑。日本百姓对将门的态度十分有意思,他们一面畏惧将门的凶狠残暴,于是编造出种种荒诞恐怖的怪谈出来;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又不遗余力地夸大将门的武勇、侠义和力量。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平将门是赫赫有名的武力反抗朝廷之人,他的行为正与广大不满腐败酷虐朝廷的百姓愿望不谋而合,而从他反抗朝廷的起因来看——敢于收藏对抗官府的罪人藤原玄明,不惜攻打朝廷机关,这不正是平安朝在沉重负担下呻吟着的百姓敢想不敢为的吗?所以关于将门的种种传说便不胫而走,并流传至今。我们便不难看出,其实百姓对将门是有一种混杂着恐惧、爱戴、同情之情。
平将门在北山战场上的勇姿 对将门最为尊崇的莫过于后世的武士了。虽然朝廷一直认为平将门是日本震古烁今的最大叛贼,乎武士并买朝廷的账。在这儿要再牵扯出一段关于平将门的怪异之说来:传言平将门的首级被曝晒于京都狱门之时,居然能咬牙怒目,吓煞了一大帮子前来围观之人。歌人藤六左近见状歌咏之,听到歌声后的将门头颅仰天大笑,高呼道“头身合为一体方可再酣战一场,且去寻我躯体来。”说罢天空雷声阵阵,将门之首级化为一道白光朝关东方向飞去,后力尽坠于江户的芝崎村(现在的东京都千代田大手町)处,后被供奉在神田神社之中。自从这将门的脑袋宛如失事飞机一般掉落到,芝崎村便出现了“将门首冢”,成为了后代平氏武士家族参拜祭祀之处。后来进香队伍再度扩大——关东地区的著名武士在出阵之前都喜欢来到此处,祈愿平将门能保佑其旗开得胜马到功成。前来此参拜的武士名人有太田道灌、北条氏纲等,据说德川家康在关原决战之前也曾来此祈祷胜利。可见这平将门几乎就成了武士们的保护神了!非但如此,德川家建立了江户幕府之后,更是将平将门封为了江户城的“总镇守之神”(后来所谓的东京帝都保护神也是平将门),其后德川第三代将军家光还上书朝廷,取消了平将门“朝敌”的称谓,算是最终为平将门平反昭雪。对于武士而言,平将门独具的魅力究竟何在?拥有着一支千锤百炼忠诚无双的私兵武装,为保护自己的封地和领民不惜与任何人一战,甚至对天罚也无所顾忌。这样的人物,是在让人折服。所以日本世世代代的武士,对将门的态度那是没得说,就是个崇敬和爱戴。对自己的祖师爷,能不爱戴吗?平将门与武士 有的朋友可能看有关于二战题材的电影,有人认为日本的武士道便是“誓死效忠天皇陛下”,怎么会对一个朝廷反贼如此态度?其实古代日本真实的历史与近代的现象是颇有不同的——武士从他们的祖师爷平将门开始,就是与朝廷对着干的主儿。下面咱们单纯就“将门之乱”为什么算作武士的“祖师爷”的问题来谈谈。“将门之乱”分为两个阶段:先是围绕着土地纠纷而发生的坂东平氏武士团的私斗;后是平将门妄图对抗朝廷,在关东建立属于平氏家族的独立王国。列位可千万不要认为这两点诱因纯属偶然,前者几乎涵盖了所有武士放下犁而举起杀人的剑的原因;而平将门建立独立王国的梦想,在他死后的数百年岁月中,一直被关东的武士前赴后继地追求着,看来平将门正是关东武士理想的第一位实践者。由于当时日本关东的“侍”身份卑微,长期做的工作,不是在深山中替朝廷牧马养狗,就是去京都替天皇和公卿站岗卖命,所以对朝廷有很大的怨气,一直渴望建立属于自己的“关东王国”,而此时的平安朝,也早已武功尽废,面对平氏家族的私斗和反叛,失去了镇压的力量,只有依靠另外的武士团,这也让日本各地的武士看出了朝廷的虚弱,纷纷开始用暴力来解决问题。平安朝持续许多年的和平被打破,日本由此迈入了以武士们为主角的波乱时代,而“将门之乱”正是这个时代的起点。承平天庆年的武士大叛乱,虽然最终被平定下去,不过将门之乱对日本武士阶层的影响还远远没有结束。虽然将门之乱本身并没有直接带来武士阶层的崛起,但有两点影响万不可小觑:一是“侍”的行为准则发生了变化,他们在日本的地位很低,其经营的田地庄园,在“食物链”中处于底层——需要依靠寄进土地产业给京都的权门,方可保障自己的利益,但在平将门前后的时期中,“侍”们不但扩充了自己的武士团,而且大多担当了日本地方上的军事警察和行政官吏的职务,地位和实力都得到了提升,所以在面对土地权益的纠纷,或者上层贵族的欺压时,便开始举起战刀,带领自己的家族郎党,用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问题了,渐渐开始独立于朝廷外自由行事,在政治上的发言权也与日俱增,这样距离武士主宰的时代也就不远了。第二点就是成功镇压平将门的,不是朝廷本身,恰恰是日本另外几个武士家族,如与将门同族的平贞盛、下野国武士藤原秀乡以及来自京都的源经基,这些人在战后都得到了朝廷的褒奖,平贞盛后来当了镇守府将军,藤原秀乡当上了下野守,源经基则凭借弹压平将门和藤原纯友的双料功勋,回到京都后成为“京侍”(负责京都警卫的武士)的统领者,开创了清和源氏一门。这三人被称为“承平天庆的功勋者”,他们的家族世袭了“武士”的职能,成为日本后代诸多武士家族的鼻祖。而对于朝廷来说,在此后应对需要用武力解决的问题时,只能依靠这几大家族的私兵了,日本的“侍”们,正是在如“将门之乱”这样的不断的叛乱和平叛战争中,势力急剧膨胀起来,朝廷的威力却日渐败落松弛下去,到了下一场大叛乱——“前九年后三年之战”中,在东国原野上擂响战鼓纵马骑射的关东武士们已经成了整个日本无人可挡的军事力量。他们所公认的栋梁,八幡太郎源义家,带着他们正式摆脱了“侍”这样低级色彩的称谓,开始与日本的上级阶层分庭抗礼起来。日本后世的所有武士们,虽然他们在家族传承上是奉“承平天庆之功勋者”为祖,但是在其躯体和灵魂之内,却流淌着大凶逆——平将门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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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私本武士史》一卷三节&&从侍到殿上人
源氏的崛起日本公元10至11世纪,也就是平将门死后的一百五十年岁月中,正是武士阶层真正开始崛起的时代。自从关东的将门大乱平定之后,平安朝廷对穷乡僻壤之中的武士们再度失去了兴趣,毕竟皇族公卿们对浮华的宫廷权力之争更为热衷一些。在日本中央高层的激烈权争之下,“摄关政治”出现了。古日本并非是个完全集权的皇朝国家,天皇的权力乃至婚姻也是要受到诸多制约的。平安朝就有一家大贵族,专门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历代天皇,然后安心地做天皇的岳父、外祖父,代理天皇总摄天下大政,这便是藤原氏北家一流。当天皇年幼不能主政之时,朝政便由藤原北家的族长操控,是为“摄政关白”,这种外戚掌政的模式在日本叫做“摄关政治”。将门之乱的章节中,当平将门还是名泷口武者时,便当了名叫藤原忠平属下的“侍”,这位忠平大人便是当时的藤原北家家主和摄政关白。平将门被召入京接受审讯之时,便蒙他庇佑方走脱大难,可见此人的手眼通天之能。忠平死后,其子藤原实赖又继任关白之职,对朝廷的其他权臣展开激烈进攻,在“安和之变”中击败并流放了政敌左大臣源高明,自此独揽朝政。“摄关政治”至藤原道长(966~1028)一代达到极盛之点,道长的三个女儿彰子、妍子和威子先后入主中宫,母仪天下。道长本人是后一条天皇、后朱雀天皇和后冷泉天皇的外祖父,与其子赖通掌握大权八十余年,难怪《小右记》中感叹其“一家立三后,古今未曾有”,而道长本人也**“斯世即吾世”(这个世界就是我的世界)的诗句,自满骄狂之态一览无余。不过这藤原北家也明白,在宫廷里面搞政治斗争,也不能光靠嫁女儿,手中还要掌握着一支可靠的武装力量。加上藤原北家凭借自己的威势在全国广占庄园,得罪了不少其他显贵,也确实要精通武艺的人手保卫藤原家族人身和产业的安全,所以便把目光投向了手中有弓箭和大刀的“侍”(武士)们。藤原忠平主政之时,就喜欢在清凉殿东苑检阅泷口武者的弓马之技,然后极力拉拢他们为自己效力。平将门当年就在忠平的赏识之列,并与其结成了私下的主从关系,不过事后证明忠平对将门的赏识提拔是很失败的——“将门之乱”使得藤原北家对脑子上长反骨的关东武士有了一定的戒心,他们开始对控股另外一支武士团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这个武士团便是位于京畿,名为“清和源氏”的武士家族。“清和源氏”家族和当初的平高望亲王一样,也属于天皇子女中被“臣籍降下”的一族。清和天皇(858~876年在位)时,把自己的六孙经基王降为了臣子身份,赐“源“姓,其家族便叫做“清和源氏”来表明和天皇的渊源。“源”氏源自我国《魏书.源贺传》中,魏太武帝的“卿之先与朕同源也”之言,就这样源经基也成了一朵飘飘扬扬的蒲公英,飞出了皇宫。前文中交代了,源经基在平定“将门之乱”中立下功勋,也是“承平天庆之功勋者”之一,其家族被朝廷任命为职业武士世家。不过这源经基的家族和平高望的家族虽然同为武士身份,却有一定的差别:平高望的后世家族全分布在关东地区,属于中央贵族和土著势力结合的典范;而源经基的家族却负责统帅警卫京城的“京侍”,属于“中南海保镖”的类型。这源氏在京都中有了兵权,自然就成了各派势力拉拢的对象。经基的后代渐渐瞅中了朝廷最大权门——藤原北家,很简单,在“摄关政治”的时代,效忠藤原家又和效忠朝廷有多大的区别呢?果不其然,在“安和之变”中出状告左大臣源高明一派谋反的朝臣名单中就有:左马助源满仲。这源满仲并非别人,就是源经基王之子,也是清和源氏家族的第二代掌门人。源满仲等人的密告正是藤原实赖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胜出的根本因素——从这个契机开始,藤原北家和清和源氏的关系急剧接近,渡过了很长时间的“蜜月期”。踩着源高明往上爬的满仲很快被升迁到了正五位上的官位,并在其后两度担任近畿的摄津国国司。任职期间,源满仲遂在摄津国的多田盆地构筑田庄和兵站,招募武士和郎党,多田庄成了满仲家族的根据地。在这儿,一个不亚于关东平氏的庞大武士团也在逐步形成之中,因此源满仲亦称为“多田满仲”。多田满仲的各个子嗣也忠心耿耿为藤原北家效命,按照当时文献记载,在藤原氏的授命之下,清和源氏一族率领背负弓箭身着华丽铠甲的“京侍”们,骑高头骏马于集市耀武扬威而过,负责追捕盗寇巡视庄园,成为藤原北家的锋利爪牙和凶猛忠犬,而原本负责京畿治安的六卫府则形同尸骸,名存实亡。作为回报,满仲的三个儿子分别被授予摄津国、大和国和河内国的封邑田庄和职位,各地的武者如影随形追随其后,清和源氏可谓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其家族的富有和骄横被许多其他武士嫉恨着,据说当时还发生过不明武士结群袭击满仲官邸的事件。而多田满仲于永延元年(987)在延历寺出家的时候,其身边负责警卫的武士达到了500骑之多,足见当时清和源氏武士家族的荣耀。插句题外话,那就是虽然清和源氏煞是风光,但他们仍然没有摆脱“侍”的地位,因为当时中央高位依然被殿上公卿们把持着。源满仲一生,最高官位也不过正四位下,还是赠位性质的,没有“升殿”(升殿,指可以进入清凉殿,一般只有位高权重的公卿才有此资格)的资格。而身为藤原道长“四天王”之一的源赖信(满仲之子),说白了也就是靠寄进庄园给藤原家,来换取道长的欢心,充当其手下的打手。所以清和源氏真正的飞跃,还要等到八幡太郎源义家的诞生。从京都到关东的河内源氏时代汹涌发展着,这在京畿一带势力根深蒂固的清和源氏,居然在其后的历史大流中流向了武士的龙兴之地——关东去了,并成为了关东武士公认的栋梁家族,其中有何原委?且听我慢慢道来。平将门虽死,但坂东平氏家族在关东的势力可是一时不曾减弱,将门的后裔平忠常于长元元年(1028)再次掀起针对朝廷的叛乱,反叛还是因为关东平氏这帮“地头蛇”拒交土地税收。本来朝廷对关东武士的小打小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这平忠常闹事的本领丝毫不亚于其祖先平将门,一时间下总、下总和安房三国狼烟四起,屁股坐不稳的朝廷只得派出了平叛军队。在右大臣藤原资平的推荐之下,朝廷任命了一人作为平叛统帅,这平忠常便立刻自缚请降了。此人便是满仲的第三个儿子甲斐守源赖信,其庄园位于河内国石川郡的壶井一带,其家族便称为“河内源氏”。赖信自小弓马娴熟,武勇超人,侍奉藤原道长十分得力,是道长手下的“四天王”之一,其善战的威名远播,让关东的乱贼噤若寒蝉。于是这源赖信一出马,平忠常便带着自己的家人和随从出来投降了。不过持续数年的平忠常之乱,还是给关东地区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据当时上总守藤原辰重的报告“上总国原有耕田两万两千町之多,丧乱之后,仅余一十八町。”但乱后百业凋敝的关东地区,却为原在京畿一带的河内源氏的进入提供的绝好的时机。忠常之乱后,源赖信安排其子源赖义娶了关东镰仓地区的武士平直方的女儿,当时日本的婚姻是“招女婿上门”式的,所以平直方便把镰仓地区的田庄和房屋全部给了女婿源赖义继承。镰仓成为了源氏进入关东地区的第一个桥头堡。这源氏家族原本在京城一带可以说是吃香的喝辣的,怎么就想不开,非要朝关东这个乡下地方挤呢?正因为赖信等人在京城待的时间够长,看透了这朝廷斗争的峰回路转,到处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纷乱,如果一个不小心站错了队伍,就会让自己的家族几辈子都翻不过身来,尚不如去关东当个有兵有马的山大王来得实在。因而遥远而神秘的关东,对源赖信一家就自然具备了非凡的魅力。人生在世,爱拼才会赢,关东还是要闯一闯的。果然,闯了关东的源氏,便如凤凰涅槃一般,到最后居然成了全日本武士的“黄金家族”。自从源赖义继承了老丈人在镰仓的产业之后,其势力一直稳健地向着关东地区渗透着,渐渐与当年平高望亲王的子孙们打成了一片。历史也给予了这个家族最渴望得到的礼物——战争。对于武士这样靠着在刀刃上舔血吃饭的军人集团来说,没了战争简直比下岗待业还难受。这场战争不仅让关东武士团成为了日本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还打出了源氏家族和坂东平氏武士团几百年的恩从关系。这场战争就是“前九年后三年之役”(分为两场时间相对独立的战争,分别为年的前九年之役,与年的后三年之役,前者主角为河内源氏源赖义,后者主角为其长子源义家),也叫“俘囚大乱”(河内源氏作战对象为奥州俘囚长安倍氏与羽州俘囚主清原氏,故而得名)。对于“俘囚”我们在前面文章中多多少少认识了一些,自从这帮子虾夷族的后代在日本各地大搞恐怖袭击之后,头痛不已的天皇在在宽平九年(897)下达一道诏书:所有的虾夷俘囚离开安置地,遣回原籍(日本东北的奥羽)接受劳动改造。结果这大批的“俘囚”就再从日本各地被撵回到奥羽地区扎下了根,一扎就是一百多年的历史。日本朝廷与奥羽俘囚的关系,类似于中央帝国与周边藩国,只要俘囚们按时交税纳贡,朝廷就承认其半独立的地位。此地后来形成了两个最大的俘囚势力圈,一个是被朝廷封为“俘囚长”的奥州安倍氏,一个是被朝廷封为“俘囚主”的羽州清原氏。诸位可千万别以为这两个俘囚的头头是带着族人穿着草裙围着篝火跳桑巴舞的模样。这安倍氏可是当年大和王朝钦定的“俘囚之首”,世代享受着朝廷的五位官位,到了安倍赖时统治之时,其家族完全霸占了北上川一带的奥州六郡土地;而清原氏族就更厉害了,自称是日本天武天皇的后代,有着皇族血统,盘踞着仙北三郡的土地。这两家凭借着在俘囚社会中的高贵地位,用联姻、收养、吞并等手段,在奥羽土地上建成了两个强大的郎党武装集团,从这点来看他们与平、源两个家族并没有任何区别,都是当时日本正在崛起的武士集团。 源赖义和前九年之战永承六年(1051),安倍氏仗着挖金砂赚了不少钞票,手下的俘囚士兵又个个精于骑射肉搏,开始拒交贡赋,与朝廷对立姿态昭然。陆奥守藤原登任发国衙军数千击之,国衙军是什么?早在平将门时代就已经是豆腐军的代名词了,结果不言而喻——登任军在鬼切部之战中被俘囚军打的稀烂稀烂的。震怒的朝廷在翌年命关东的源赖义为陆奥守,剿平乱党。于是源赖义便率关东武士健儿,浩浩荡荡北上进讨俘囚叛党,正在赖义一帮人摩拳擦掌之时,这安倍赖时却来主动到赖义马前,扑通跪倒:“是我一时鬼迷心窍,逆历史潮流而动,成了国家的罪人,民族的罪人,虽万死不赎其罪。看在我在奥州好歹还算有点影响力,留鄙人条贱命,此后必当报效朝廷。”顿时没反应过来的源赖义便稀里糊涂得接受了安倍赖时的投降,后来这真相便大白了,原来当时藤原道长的女儿彰子,也是后冷泉天皇的母亲刚大病初愈,欣喜的朝廷宣布了天下大赦的命令,狡猾的赖时便利用这次机会,被赦免了叛乱罪过,与朝廷达成和议后再度归顺。其后源赖义便率军在镇守府扎下营寨来,借着自己在陆奥任职的机会,赖着不走,准备伺机找个空子,吞并掉安倍氏。在这期间安倍赖时对赖义那是鞍前马后不辞辛劳,还把挖金砂换来的金银财宝厚厚犒劳赖义的部下,目的只有一个,打点好这帮关东来的豺狼,别让他们闹出什么乱子。天喜四年(1056),安倍赖时总算是松了口气,因为源赖义于镇守府将军任期上秩满归京。但赖义部众于阿久利川夜宿之时,一彪不明来历的人马乘夜举松明突然对赖义军发动夜袭,赖义部下藤原光贞营被害甚大,事后源赖义认定夜袭的人马是赖时之子贞任所率,拔刀大怒:“贞任非愿击光贞,是击我也!”,遂发令要收贞任问罪,安倍赖时闻之,只得再度聚一族于衣川立寨谋反。安倍赖时的第二次“谋反”完全是被源赖义逼出来的,这安倍氏巴不得早点欢送赖义这帮人出境,完全没有理由在他们走的时候还滋生这般事端。正确的解释是,赖义和他属下的关东武士们,早就对安倍的领地蓄谋已久了,而阿久利川的夜袭事件,完全是赖义和光贞捏造出来,用以攻击安倍的口实罢了。七月,得到朝廷诏书的源赖义再率关东武士出军,途中安倍赖时的女婿藤原经清前来归降,受到赖义的热烈欢迎,就命令他留在奥州国衙之中待命。哪知道这藤原经清居然是赖时派来假投降的“卧底”,他乘大军出阵之后在国衙内散布流言,企图不轨——国衙内居住的可全是出阵将士的家眷。得知消息的赖义破口大骂,“这虾夷人全是头上长反骨的!”,无奈下只得率骑兵星夜兼程,奔归国衙捉拿经清,哪知经清早已乘乱逃走,自此赖义深恨藤原经清。赖义军在得到另外一支俘囚军安倍富忠的援助后,在衣川寨与赖时军激战两日。安倍赖时,这个用计谋把源赖义耍得团团转的智慧型酋长,不幸在战斗中身受重伤,不久后便死去。其次子安倍贞任接过了父辈的旗帜,继续和源赖义作战,贞任是个身长六尺,腰围七尺四寸,肥胖白皙的英雄人物,浑身上下缠绕着一股王霸之气,深得俘囚族人爱戴。加上这俘囚乃是何许人也,是日本古代骑马射箭作战、奇袭埋伏的祖宗,武士们算起来还得是他们的徒子徒孙呢。于是与俘囚的这场大战,赖义军占不到任何优势——九月,平叛军日渐粮尽。冬十一月,饿着肚子的赖义部下一千八百人,在风雪交加的乌海,遭到贞任四千精兵袭击而大败,源赖义仅率六骑辗转逃脱。大批俘囚围之数重,举弓射之,箭下如雨,赖义坐骑中矢倒毙,部下藤原景通以己马让之,这位曾经趾高气扬的镇守府将军才逃出了这片伤心雪原,身后留下了无数忠诚部众的尸骸。可怜河边无定骨,犹是春闺梦中人。不知道逃归国衙后,面对战死将士的孤儿寡母的悲声哀号,一向以刚强不屈自矜的源赖义,究竟是流下眼角一滴无常泪,还是燃起心中熊熊复仇火呢?不过,惨败后清醒了大脑后的源赖义,终于做出了他在这场战争中的第一次正确的决定——开展外交活动,邀请羽州的“俘囚长”清原氏前来助战。康平五年(1062)七月,顶不住赖义珍货奇宝诱惑的俘囚长清原光赖,让其弟清原武则率一万人马帮助朝廷平叛。战场局势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质的变,占据优势的赖义分军七路,猛攻贞任叔父僧良照把守的小松栅,陷之。接着连陷安倍军大麻生野、濑原、乌海、登利诸栅,接连惨败的安倍贞任、藤原经清率族人退到了最后的据点——厨川栅。最后的决战开始了,进攻方和防守方都明白,这场战斗不会存在任何的怜悯和宽容,只有举起大刀无情杀戮,直到胜利的一方能看到第二天的朝阳为止。源赖义命令部下拆毁民居,填平沟堑,割草积于厨川城塞之下,纵火焚烧,天赐大风,烈焰涨天,俘囚方的木栅箭楼顿时化为灰烬,无数浑身燃烧着红莲之花的俘囚士兵惨叫着奔出,围城方故意让出一面,随后像猎杀兔子般举刀,将满地打滚哀嚎的俘囚脑袋割下。安倍贞任挥剑杀出,遭官军围住,最后被枪数十处倒下,因其身躯胖大,被载于大盾之上,掷于源赖义脚下,赖义数其反叛罪行,贞任闭目不发一言而死。贞任长子名曰千代童子,随父亲身后奋战,力尽亦被擒。赖义看其年仅十三,俊美刚健,遂有意活之,此刻清原武则进言“将军莫思小仁而遗大害。”赖义点了点头,一颗年轻的头颅便坠落沙尘之中,对无限风华的眷念随热血飘散。这时,昔日伪降的藤原经清也被带至赖义眼前,这位的下场就要悲惨许多,他的脑袋被赖义命人用钝刀慢慢割下,不,是锯下,那惨叫声……安倍家在厨川栅的女眷数十人也被带出,接受最终的裁决,据《陆奥话记》所言,这批女子全被赖义赏赐给部众,作为失败者向胜利者屈辱地献出胴体。此刻清原武则在火光中看见,一名女子望着被处刑的藤原经清,清丽的脸庞一片凄惶,打听后知此女正是藤原经清之妻。清原武则的心思立刻活络了起来,后来在他的要求之下,此女改嫁给了他的儿子武贞。不过这女的过门给武贞之时,还拖个“油瓶“过来。这个不幸的“油瓶”实际就是藤原经清之子,安倍贞任的外甥,也算是我们的下文的伏笔。这样,雄踞奥州的安倍氏族的势力在关东武士团和羽州俘囚长清原氏族联合打击下,被彻底摧毁了。不过出乎赖义意料之外的却是,朝廷居然下令让清原氏继承了安倍氏的遗产——奥州六郡的土地,清原氏一下子成为了比当初俘囚主安倍贞任更强大更可怕的东北之雄。我们还要交代一下:安倍氏并没有被彻底灭族,赖时的三子宗任和五子正任被流放到了九州四国,后来就在彼处繁衍生息,而另外一支安倍氏的子孙则去了更加遥远的北方津轻地区,成为后来安东氏和秋田氏的鼻祖。我们再交代下: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正是赖时三子安倍宗任的直系后裔呢。
八幡太郎源义家和后三年之战奥羽的战争并没有随着厨川栅的血红的浓烟消散而结束,对于一个半独立的东北王国,关东的武士可谓如鲠在喉。奥羽有得是肥沃的土地,丰富的人力和数不尽的宝藏,正是他们建立独立的关东王国所必需的,所以在讨伐奥羽地区这点上,他们和朝廷政策是绝对有交集的。但由于俘囚的善战和追求自由的勇敢精神,日本朝廷只得继续秉承以夷制夷的“羁縻”和“土司”政策,承认清原氏对安倍氏领地的统治权,将关东的武士们晾到一边去了。满心怨恨的源赖义在付出了很大代价后,得到的只是朝廷的一纸文书:“收拾收拾,离开奥羽,去四国的伊予国去当国司去吧。”一下子把赖义支到十万八千里外去了。 是不是赖义临死前还喃喃自语着:“奥羽,奥羽……”这样的字眼,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是知道,这关东武士集团和俘囚集团对奥羽地区的争夺,还远远没有结束,血还是会再次流满大地。继续源赖义梦想的,是他的长子八幡太郎源义家。这个源义家,算得上是日本中世纪鼎鼎有名的大人物,是第一个登上神坛的武士首领。传说其母亲身怀义家之时,其父赖义曾梦八幡大神赐剑于他,故义家得名“八幡太郎”。八幡大神是清和源氏一族的氏神,也是日本神话中的战神——所以源义家一出生,其身上就带有强烈的半神半人的色彩。古日本的史书从没有吝啬墨水,来夸耀义家的武勇。相传他在跟随父亲平定安倍氏叛乱之时,清原武则考验他的箭法,将三套甲胄叠挂于树枝之上,结果义家一矢飞去,三甲皆洞穿。源赖义平定奥州之乱后,义家随父亲回京述职时,又拜当时著名学士大江匡房为师,学习兵法将略。总而言之,就是那种五百年才出一个的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巨人型武夫,和我们古代诸多开国皇帝一样,从生下来就红光遍身蛇穿七窍的类型。从前九年之役中积累丰富军事经验的义家,在归京后长随天皇、关白之驾,尽护卫之职。京都之地的巨盗、恶僧、匪徒,一看到这八幡太郎,莫不侧目而视,大气都不敢喘一声——那个年头,只要是从奥州战场死人堆里回来的角儿,天王老子都不敢轻易惹的。永保三年(1083),也就是在前九年之役结束后二十年后,奥羽又出事儿了。前九年之役后,安倍氏和清原氏两强并立的局面结束了,然而清原氏内讧又浮出了水面。俘囚长清原光赖之后,其弟清原武则继位;武则死后,由其子清原武贞继位;但武贞死后,这清原家的继承人情况就有点复杂起来了。因为清原武贞共有三个儿子,长子真衡、次子清衡、三子家衡,这兄弟三个的来历居然各不相同。清原真衡是武贞和第一任妻子所生,不过他的母亲早早就死掉了,武贞的继室就是那在安倍氏厨川栅废墟中得来的女子——安倍贞任之妹,藤原经清之妻。清衡便是这女子与经清所生,其父被杀后被当做遗腹子抱了过来,与清原武贞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家衡呢,又是藤原经清之妻改嫁给武贞后,与武贞所生。这一家子有够乱七八糟的。理理吧:清原真衡与清衡、家衡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而清衡和家衡又是同母异父的兄弟。真衡虽是长子,但是清衡和家衡的母亲改嫁后总算被武贞扶正了,所以这两兄弟也不算是庶出。于是这兄弟几人在继承父亲位子上,早就互相看不顺眼了,伤了兄弟之情。况且在权力斗争中谁谈兄弟之情啊?曹丕曹植同父同母尚且如此,更别说这血缘殊途的三兄弟了。好在清原真衡在朝廷的“延久虾夷征讨”之战中立下了功勋,他帮助朝廷征服了津轻和下北地区——事后被任命为镇守府将军,奠定了在整个清原氏族里的威望和地位,顺理成章接过了父亲的位子,也使清衡家衡无话可说。对在关东对他虎视眈眈的武士们,真衡采取了和亲敦睦的政策,先是领平氏一门、出羽国司平安忠的次子平成衡为养子,然后又替成衡娶了一房媳妇——正是源赖义的女儿,这样平源两家的亲都攀上了,他们的刀总不至于挥到自己的儿女头上吧?这下清原家的基业稳如泰山了,于是喜气洋洋的真衡便为自己的养子举办了盛大的婚礼。谁想到,变数便在喜宴上发生了。真衡的姑父吉彦秀武带着一大盘金砂前来祝贺,老人家舟车劳顿而来,心情本就有点不顺畅。哪知来到真衡的馆舍之时,得知真衡正在和一个和尚下围棋,没空理他。于是这老爷子就带着礼物和一肚子气,来到棋室外举着盘子,等着真衡尽快收下,自己好赶车回去。也许这和尚棋艺比较高强,瞬间摆出了个真龙棋局,真衡一下子呆住了,又不好意思认输,便僵持了下去坐成了呆桩。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三个……“咣”的一声,吉彦秀武头扔下了盘子,扭头便走,留下了目瞪口呆的藤原真衡。一盘围棋引发的血案就此开始了。事后真衡和秀武互相指责,真衡说秀武倚老卖老,秀武说真衡目无尊长。完了谈不来,就开打吧。拉起来八千人马的清原真衡气势汹汹地朝着秀武的根据地荒川村杀来。不过清原氏一直是同族分治,像吉彦秀武这样的家中重要长老,都有着自己的领地和军队,并不是好惹的。秀武也拉起了六千人马前来对抗。加上这秀武是历仕清原氏三代的老臣,久经战阵老谋深算,将一纸书信寄到了清衡和家衡兄弟的手中。“真衡对族人强横独断,对外又勾结平源外人,早晚毁掉清原氏的基业!”早就对真衡不满的两兄弟互相看了看,咱们好歹也是吃同一位母亲乳汁长大,之间关系怎么也比真衡要亲密,于是清衡和家衡联起手来,率兵袭击了真衡胆泽郡白鸟村的馆舍。这样,吉彦秀武凭着一封书信,正式挑开了清原兄弟之间的战争,奥羽的“后三年之役”登场。俗话说得好,兄弟阋于墙,尚且还能外御其侮。不过这条古诫对清原三兄弟显然没有任何效力,朝廷面对清原氏族的内斗也是无可奈何,于是又想到了河内源氏,任源义家为陆奥守,前去收拾局面。血战了十二年,又苦等了二十年,我源氏终于能再度堂而皇之进入奥羽了。大喜若狂的源义家,再次率领关东武士团精兵千人,来到了奥州镇守府,介入了俘囚长清原氏的内斗。首先前来乞求义家援助的是他的妹夫,真衡。这源义家一看到自家妹夫来了,也不顾什么仲裁啊公正啊,立即站到了真衡一方,以自己部众受到袭击为借口向清衡和家衡开战。勇猛善战的关东武士把清衡家衡军打得粉碎,据说这窘迫的兄弟俩共乘一匹马逃跑,军众更是死伤殆尽。得知义家大胜的清原真衡一下子就看到了自己的曙光,准备借机平定族内的叛乱,哪知在出阵前,突然离奇死去,带着谜团永远消失在历史的波浪里。得知真衡“猝死”的消息后,城府深沉的源义家在嘴角边浮起了一丝狞笑——因为奥羽的舞台,正照着他的写好的剧本一环扣一环,上演着精彩的好戏。果然在清原真衡死后,其氏族不接受外来的平成衡为新家主,新清原家主还得从清衡和家衡中选一个。这难兄难弟心领神会,谁能得到拥有精兵悍将的源义家的认可,谁就能坐稳清原家主的位子。于是他俩齐齐来到了源义家的面前,等着他的裁决。外来户源义家,一下子成了“远东太上皇”麦克阿瑟般的人物了。源义家将清原领地的地图拿了过来,爽快用刀一划,“家衡好歹是武贞的骨肉,他占六郡;而清衡却是叛臣经清的儿子,和清原氏族本无关系,所以只能占三郡,不过清衡也不要生气,你分到的三郡土地都是最肥沃的。好啦,你们兄弟现在可都有领地啦,千万要和睦相处,这样你们大哥的在天之灵才能欣慰啊!”和睦相处个鬼,源义家在这兄弟之间埋下了颗大大的炸弹,其阴险程度,朋友们可以参考近代蒙巴顿的印巴分治法案,都属于缺德带冒烟的东西。应德三年(1086),清原家衡果然率兵冲进了清衡的领地,杀光了清衡的妻儿和郎党,宣布自己才是清原氏族之主。清衡在真衡的追杀下无路可走,只得来到了源义家的府邸请求庇护。“家衡怎么如此混账,当真是辜负了本将军的一番好意。此等凶残逆举,本将军当率健儿讨伐之!”源义家假惺惺地愤怒下,立马应允了清衡的援助请求,并派人向朝廷申请讨伐家衡的太政官符。哪知道,朝廷的意见这时候下来了,“你源义家身为镇守府将军兼任陆奥守,非但不调解安抚清原氏内斗,反而节外生枝滋事寻扰。你当朝廷钱粮和官符是你源家私有的东西?这一次,门也没有!”这时历史上具有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没有得到太政官符的源义家,悍然率领自己的私兵武士,攻入了清原家衡的领地。武士们在前线的战争行为,根本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授意和认可。接着,源义家的弟弟源义光在得知战事开启后,便辞去了朝中官职,率领大队家中甲士浩浩荡荡地离开京都,前来加入战阵,途中各地武士争相入军,赢粮影从。军势来到奥羽地区的时候居然达到了万余之众。源家兄弟的行为,正如当时一名史家所言——“朝廷姑息,武人跋扈”。源义家对奥羽领地的野心现在是路人皆知了,清原家衡反倒得到了整个氏族的一力拥护。因为这帮子人渐渐从内斗中清醒了:清原氏一切内部争端只会让一个人得益,那就是来自关东的源义家,此时谁再肆意发动内斗就是整个家族的敌人。清原家衡率族人入沼栅固守,骄横的源义家自恃关东武士善战勇悍,便不待义光的后继援军,便率最初带到奥羽的千骑人马发动攻击。不过义家犯了与其父赖义当初同样的错误——冒冒然地前去攻坚,此次对沼栅的攻打自然以失败而告终。面对清原氏的固守,关东武士无计可施。加上奥羽的冬季来临,漫天大雪飞舞。在齐膝深雪地上饿肚子的武士,只能靠宰杀战马来充饥,惧怕遭遇第二次乌海之败的义家,只得将队伍撤走。得胜的清原军士气大振,家衡之叔武衡也率领族人前来支援,随后士气高涨的俘囚军移寨到更为坚固的金泽栅,等待义家的下一轮进攻。次年,宽治元年(1087)九月,源义光的军队越过京畿和关东前来汇合,义家得到了胜利天平上的第一块砝码;随后,那位战争的肇事者吉彦秀武向义家献出一条毒计,成了义家的第二块砝码。这吉彦秀武不是当初和清衡、家衡站在同一阵营的吗?怎么又投奔了源义家的呢?既然连清原清衡都来了,吉彦秀武为什么不能来啊。义士难求,叛徒那可是一抓一大把,老贼秀武可是铁了心要把清原家的基业搅个天翻地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秀武这样献计,“敌栅坚固,我军又远道疲惫。不如旷日持久,待彼粮尽技穷,自不战而溃矣。”这是日本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绝粮攻城战术。义家望着远处的金泽栅,点了点头——栅里不仅有战斗的男人,还有许多避难的妇孺老人,个个都有着要吃饭的嘴啊。长期的围困开始了,而且是惨绝人寰的饿杀战术。不久后,清原武衡至源义光处,跪地乞降,遭拒。冬前,金泽栅中被迫赶出羸弱老幼,以节省粮食,秀武此刻再谏:“请尽斩之以绝其路,栅中人越多,粮食就消耗越快。”于是义家下令,将这批出栅的老弱统统杀死,把血淋淋的首级插在木桩上示众,恫吓栅中。“若让源义家破城,我们必将无遗孑矣!”栅中的俘囚看着自己亲人被斩杀的惨状,既怒不可遏,又无法突围而出,陷入了无奈的绝望。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等死。事态果然如吉彦秀武所言,冬季来临后,栅中的粮食飞速地耗尽着,清原军在无法投降和无法生存的夹缝中,全困在金泽栅中,大批大批凄惨饿死。冬雪之中的关东武士也倍感困苦,许多将士将自己的衣甲马匹送到留在国衙的妻子侍婢们卖掉,筹集归乡的川资,准备跑路。许多饿极的武士居然将战死的敌人和同伴的尸体化作了自己的胃中餐!在陆奥战场上吃过人,成为后来归乡的武士常挂在嘴边的谈资。整个奥羽战场笼罩于大片大片洁白的雪花所散播的死亡静默之下。战争的双方都在苦捱着,用自己仅存的一点点毅力苦捱。家衡和武衡首先丧失掉支撑下去的意志力。深冬中的十一月十四日,清原家衡和其叔父武衡舍弃了栅中的族人,在金泽栅中燃起大火,然后在混乱之中逃遁而去。攻入金泽的义家军队,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武士们将长期所受的饥饿寒冷之苦,全部发泄在丧失抵抗能力的敌人身上。关于这场屠杀的具体细节我们也不太清楚了,不过与义家同时代的藤原宗忠在其著作《中右记》中这样说到:“源朝臣义家,身为武家栋梁,多屠戮无罪之人,积报必延及子孙矣!”丢弃了族人的家衡和武衡企图往更远方的北海道一带逃窜,时运不济的他们在蛭藻沼被捕,和同族的48名头人一起对面受戮。在源义家的屠刀之下,曾经在奥羽独占鳌头的清原一族的血缘者可算是彻底灭绝了。站在金泽栅尸骨堆上的源义家,得意洋洋上书朝廷,“武衡、家衡谋反,罪行过于贞任……请速下追讨官符,则献叛逆之首于阙下。”真是滑稽了,人都被你斩杀完了,为了让自己的行为合法化,居然还在事后大邀其功,朝廷这次算是见识到什么是“先斩后奏”了,好在朝廷也不是个软柿子,对奥羽的“后三年之战”下了定论,“纯属私斗,不下官符,不赏其功!”一时关东武士群情哗然,义家又气又恼,便将清原一族首级全部扔在街道之上,任其发臭腐烂。后来源义家又做出个大胆的决定,朝廷不下恩赏我来下,将自己的私财全部散发给了将士们。关东武士个个感激涕零,伏在义家的面前发誓,“诸神明鉴,吾等生生世世子子孙孙,皆当效命于八幡殿也!”这一散,正如前言所云,散出了清和源氏和关东武士几百年的主从关系。 源氏的武士团前九年和后三年之战跨度很大,占据了日本11世纪下半期整整三十年的时光。此次战争实质上是在河内源氏武士集团和安倍、清原俘囚集团的一场争夺奥羽的争霸战争,确实如朝廷所言,是场武士间的“大私斗”。在描写奥羽之战的书籍《奥州后三年记》中,详细地介绍了义家麾下的诸位勇猛善战的部属和郎党们。从这些誓死追随源义家的“侍”的事迹中,我们可以侧面了解许多历史的事实来。先来看义家郎党的来源吧,从《奥州后三年记》看,一是来自于关东的土著武士,书中出现的三浦为次、镰仓景政、儿玉弘行、山内资通等武士,大多是关东地区平氏高望流及藤原秀乡流的后裔(三浦和镰仓为平氏后裔,据点位于相模国,儿玉出自武藏国土著武士团“武藏七党”,而山内则为藤原秀乡的苗裔);二是河内源氏于各自任上利用职权私自招揽的郎党,比如来自三河国的武士伴助兼,因就任镇守府的“兼仗”之职(大约相当于镇守府将军的护卫官),故而侍奉赖义(当时正好为镇守府将军)、义家父子两代,以其出色的弓术成为了义家最得力的郎党,又如源直,本为京都的一名泷口武者,在后三年之役中也参加了义家的军队,而书中的县兼友此人,就是陆奥本地国衙的“军曹”,后被源义家招揽进了队伍,成为了河内源氏的郎党。以上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源氏的武士团组织,比起日本早先的武士团有了一定的飞跃。从第一个来源来看,通过前九年和后三年之战,河内源氏奠定了对于关东土著武士的领袖地位,而关东土著的武士团也抛弃了姓氏的隔阂,心悦诚服地跟随在河内源氏的身后,为其马首是瞻。而从第二个来源来看,我们可以看出此刻河内源氏不仅获得了关东地区武士的效忠,更是获得几乎全日本“侍”的尊崇和追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武家栋梁”,也是日本“侍”心中的阶级代言人。而源义家对于自己武士团的控制力又如何呢?《奥州后三年记》如此记载:在攻打清原氏的城栅时,为了激励士气,义家在营帐中设立了“刚座”和“臆座”。每次战后,表现英勇的武士坐在“刚座”上,而表现怯弱的则要坐在“臆座”上,接受众人的嘲笑,许多最初得到“臆座”待遇的武士,在下一场战役中都变得舍生忘死。从这个事件,我们不难看出,源义家对于自己的郎党,有着绝对的威信,关东的武士由此几乎等同于义家的“私人武装”了。我们再谈到关东武士团时,也可以将其称为“源氏的武士团”了。正如日本镰仓史的研究专家安田元久在他的著作《源义家》中所言,“在后三年之战中,关东的土著武士与源义家之间,通过这场战争结成了成熟而牢固的私人主从关系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于是乎,八幡太郎源义家成为了第一个走上神坛的武士,也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武士公认的栋梁。义家威信的急剧上升,引起了朝堂上公卿们的极度不安。以义家为代表的武士阶层的崛起,正式拉开了“公武之争”(没落的公卿阶层与兴起的武士阶层围绕着权力和经济展开的斗争)的序幕。 飞跃——源义家的“升殿”经过了后三年之战的辉煌后,源义家的宦海生涯却一度跌倒了谷底。和八幡太郎过不去的正是朝中的诸公卿们,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其时日本天皇权力已经衰微,国家进入贵族王朝时代)阻碍了源义家势力的继续膨胀。后三年之战后,公卿们就对源义家作出了“所领功过定”的处罚,所谓的“所领功过定”原本是对各国国司任期租税贡物缴纳情况的考核。源义家任陆奥守期间,拖欠了朝廷不少租子,他倒也解释的干脆,“国内收成全充作军资,遂不以缴贡为念”。就这样,源义家被罢免了陆奥守的官职,官位升迁也被搁置了下来。至于奥羽地区,被公卿把持的朝廷,也没有把它让给河内源氏。清原氏唯一的幸存者清衡被任命为“俘囚上人”,不久改回父姓藤原,开创了“奥州藤原氏”的基业——河内源氏被无情地晾在旁边,对奥羽的野心就此破灭。此外,后三年之战还被公卿们定义为“义家之战”(意思是指由源义家个人发动的战争,与朝廷无关)。宽治五年(1091)六月,源义家与其弟义纲为争夺和内国的庄园发动冲突,双方的郎党随从涌入京都,准备闹事。朝廷的公卿,以摄关藤原为首,立刻站在源义纲一边,称此两兄弟一旦火并,“恐天下生变”。于是已是上皇的白河帝,下了院宣,“禁义家私兵再入京都”、“禁五畿七道百姓再献田产于义家”。前一道命令倒还好理解,后一道命令可得说说,为什么要禁止天下献田产给源义家?日本历史学家竹内理三和安田元久一致认为,这反映了以上皇和公卿为首的日本旧统治阶层,对以义家为代表的新兴武士阶层势力上升的恐惧。经济决定政治,日本当时的代表经济体就是“寄进地系庄园”,其利益链条分为三段:庄园的实际垦拓者,处于最底层,叫做“庄司”(下司);庄司为了保障自身产权,要向权门(为皇族、上层贵族或大寺社)寄进一部分土地的收益,这些最上段的权门便成为庄园名义上的主人,叫做“本所”或“领家”;而“本所”和“领家”为管理庄园,还会派遣代理人去监视督导“庄司”,这些代理人便处在中段,是为“预所”。原来的“侍”,一般属于最底层的“庄司”、“下司”级别的,哪怕如源满仲这样的,也要寄进自己的田产给藤原北家,认对方为自己的“领家”。前九年后三年之战后,源义家这位武家栋梁的威信急剧上升,天下的田地名主争相献纳田产。义家一下子与皇族、摄关并肩,由原先的庄园链的最下段爬到最上段,成为新的“权门”、“本所”和“领家”。石井进认为其“与公卿一同领家化”,安田元久对此也持相同观点,所以公卿们的利益受到挑战,为压制新兴武士阶层代言人源义家的抬头,下达如此禁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了。就这样,源义家颇是郁闷了一段时间。但承德二年(1098)四月,白河上皇又下达院宣,免除了对源义家的处罚,并将其官位擢升为正四位下,十月,源义家正式获得了“升殿”的资格,成为古今武士第一位“殿上人”。“殿上人”是进入日本权力核心的标志,类似于政治局常委。源义家获此殊荣,不得不说是原先权门下“侍”地位的一次巨大飞跃。白河上皇之所以给予这样的恩赏,还是因为需要义家带兵入京,替他镇压比睿山延历寺的恶僧——日本的中央政府,此时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已经再也离不开以“武”为专业职能的“侍”的协助了。源义家替白河上皇大肆屠戮了延历寺的僧众,成为其生涯最后一次“武功”,嘉承元年(1106年)七月十五日,第一位被神化的日本武士,八幡太郎源义家结束了其波澜的一生,得年六十八岁。源义家使得日本的“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荣耀,可谁曾想到,就在他死后,河内源氏家族竟然迅速走向了凋零和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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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私本武士史》一卷四节 武者之世
北面武士平忠盛平安京的正月可以说是最喜庆的时分了,宫廷更是被大小宴会充斥着——齿固(祝愿天皇长寿,献上鹿肉、镜饼的仪式)刚过,白马节、御斋会和饼粥节便接踵而至。既然天皇都忙活起来了,京中的公卿、贵族和僧侣们更是忙忙碌碌,为一年有个好的开始打拼着。然而就在月底的二十九日,一队旌旗严整的武士的马蹄声回响在京都大道上,这队武士衣甲鲜明头饰华丽,骑的都是高头骏马,眼见便知并非是落魄寒酸的乡下武者。领头大将的马首下,悬挂着五颗血淋淋的首级,给歌舞升平的平安京带来了一丝恐慌。“反贼源义亲的脑袋已被追讨使平正盛大人砍了下来,这样西国一带算是太平了!”“据说法皇殿下还要亲自备车来观验首级呢!”“看来这源义亲虽是坂东武者(即关东武士)后人,但武艺还是不如法皇大人手下的北面武者啊!”京都的人们飞走相告,胆大的便挤在大道两侧指指点点,偌大的京城引起了不小的骚动。源义亲不是别人,正是八幡太郎源义家的二子,他在担任九州对马守时,仗着河内源氏的威势肆意杀害人民,抢夺土地。被判了流放罪,又在半路上杀害押解的官吏,逃到西国的出云占山为寇。多亏白河法皇于天元元年(1108)派追讨使平正盛,集结了数国的兵力,才将凶贼枭首正法。这场骚乱的平定,发生在白河法皇主政的第二十二个年头。什么是法皇?日本不是只有天皇吗? “法皇”又叫“上皇”,就是日本现任天皇的父亲,太上皇。藤原北家在富贵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也走了下坡路。因为摄关政治必须要有个前提,那就是继位的天皇年幼体弱,又或者对处理政事不感兴趣,这样外戚藤原氏才能包办朝政。不过这“相权”一旦过于膨胀,早晚会引起“君权”的反弹,遇到渴望主政的天皇的话,摄关政治肯定要面临削弱的局面。白河法皇正是那种雄心勃勃的君主,他和藤原北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继位之后无需看藤原家的脸色行事。加上他登上大统后不久,藤原道长的几个有影响的子女彰子、教通、赖通相继去世,天皇的权力得以摆脱藤原氏的影响,亲自问政的时代又来临了。应德三年(1086),白河帝让位于儿子善任亲王(七十三代堀河天皇)。但堀河天皇当时年仅八岁,白河帝担心政权又落入外戚的手中,便在其居所白河院设立“院厅”,继续掌控朝廷的大小权力。上皇发出的命令叫做“院宣”,等于全日本最高的法令,加上这白河上皇崇信佛教,又出了家做了僧侣,因此也叫做“法皇”。没想到,这白河法皇设立院厅之后,便当了堀河天皇、鸟羽天皇和崇德天皇三代的“太太上皇”,乾纲独断四十三年,自称“治天之君”。这种太上皇主政的模式,被称为“院政”,日本也由摄关时代步入了院政时代。又是摄关又是院政,又是外戚又是上皇,反正没现位的天皇什么事。不过无论是摄关也好,还是院政也罢,都喂饱了同一种势力,那就是武士。武士的力量在院政的时代同样继续壮大着,现在是镇压叛乱要靠武士,宫廷斗争要靠武士,维持治安要靠武士,一帮武士叛乱了还是要靠另外一帮武士去镇压,连贵族公卿之间因为庄园发生了争执,也要各自来一帮武士来进行谈判。法皇要有一把杀人的刀,自然也离不开武士团的支持。武士,物美价廉,公道合理,实乃居家旅行日常生活必备之良品。唯一不足的就是要喂饱他们,要不然他们反过头来咬死你,可别怪事先没提醒您。白河法皇原本依靠的武士团是河内源氏一族,就是源义家他们一家子。还是天皇时,法皇出去巡游就是由八幡太郎源义家保驾护航的。所以当初法皇对义家、义纲、义光兄弟还是非常器重的,经常抚摸着他们的背,“真乃我的白袍小将也”。但是在后三年之战中,源义家威信呼呼叫往上暴涨,一度跃为与皇族、公卿同等的“庄园领家”,这不由得让法皇起了很大的戒心,后来特意下了院宣,禁止天下田地名主再献田产给源义家,把八幡太郎给封杀了起来。这河内源氏一族自己也不争气,在法皇和公卿的压制下,自己一家人还先忙起内斗来。源赖义有三个儿子,都是赫赫有名的武士,分别是八幡太郎义家、贺茂次郎义纲和新罗三郎义光。当时的日本武士家族,缺乏基本的家庭伦理,子嗣成年后都各立旗帜,子弑父和兄弟相残的悲剧屡见不鲜。源义家死后,其四子义忠成为后继人,而源义光为了夺河内源氏的宗主权,暗杀了义忠,栽赃给二哥源义纲父子。源义纲父子百口莫辩(谁让你当初与源义家为争夺庄园火并,有杀人动机呢),遭到义忠养子为义(其实是源义亲之子)的追杀,义纲和六个儿子全部丧命。后来事情真相大白,新罗三郎源义光见阴谋败露,逃亡去了关东常陆国。源为义接过了河内源氏栋梁的位子,但他又和自己的儿子们闹翻了。先是八子源为朝被为义赶出家门,流放去了九州。后来为义又和已经接过自己位子的嫡长子源义朝不和,义朝一气之下出走,去了关东自立门户。后来,这父子俩的摩擦更大,父亲源为义侍奉藤原北家的赖长,义朝就侍奉赖长的兄弟及死对头忠通。为义为了牵制义朝,派了自己的次子义贤也去了关东,结果义贤直接就被源义朝的儿子义平杀掉了。河内源氏经过如此的家族内乱,实力和声望大跌,前九年后三年之役中的荣耀几近无存。这样,白河法皇便不好再起用声名狼藉的河内源氏武士团,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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