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龙应台的《龙应台大江大海在哪买一九四九》

  李敖最近又开骂了,这一次他骂的是龙应台。
  他以一本对话体的《大江大海骗了你》,与龙应台2009年出版的传记式作品《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针锋相对。
  1949年,这段&国民党退守台湾&的历史片刻,在这两个版本中,发出各自的声音。
  &向失败者致敬&的龙应台版
  一九四九年,像一只突然出现在窗口的黑猫,带着深不可测又无所谓的眼神,淡淡地望着你,就在那没有花盆、暗暗的窗台上,软绵无声地坐了下来,轮廓融入黑夜,看不清楚后面是什么。
  这是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的一句话,她试图去洞照1949年的黑夜背后,饱受&战争的重压、离乱的内伤&的一代人的命运。
  龙应台给被时代铁轮碾过身躯的那一代人的定位是&失败者&。她在&跋&中写道:&如果,有人说,他们是战争的&失败者&,那么,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
  而这本书是她向这些&失败者&的致敬之作,因为&正是他们,以&失败&教导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
  龙应台花了近400个日子去探寻这些人的经历。自2008年开始,她飞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查阅蒋介石日记,前往南京、广州、长春、沈阳、马祖、台东等历史现场访问亲历者,寻回来的私人日记、历史照片以及五六十人的口述历史,构成了《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主体。
  从&美君离家&到&四郎探母&,《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缘起是龙槐生和应美君的故事。龙应台从自己父母的流离史写起,写槐生和美君如何在一夜之间被连根拔起,丢到他们备感陌生的小岛台湾。
  接下来,龙应台依次把笔墨聚在被内战绞肉机&绞到&台湾的普通人身上:写诗人管管在他19岁时被抓兵从而挑着炮弹到台湾;写中央研究院历史学家张法玉在他14岁时于粤汉铁路栖风渡站与二哥一别五十年;写诗人鼢弦在他16岁时和五千个南阳中学生一起流亡到湖南遇上招兵广告又到了台湾?这是万个突然来到台湾的外省人的个体写照。
  她写战争的极致残酷,譬如已然被淹没在历史中的1948年的长春围城。她在书中写下她的疑惑:
  长春围城,应该从一九四八年四平街被解放军攻下因而切断了长春外援的三月十五日算起。到五月二十三日,连小飞机都无法在长春降落,一直被封锁到十月十九日。这个半年中,长春饿死了多少人?
  通过她的民意调查,她发现,&饿死的人数,从十万到六十五万&的长春围城史,她的台湾朋友多数没听过,大陆朋友听了也直摇头。长春街头年轻的的士司机对此一无所知,编纂《长春地方志》的于祺元向龙应台讲述他所亲历的尸横遍野。
  令于祺元此生难忘的场景是:&那些被丢弃的赤裸裸的婴儿,因为饥饿,婴儿的直肠从肛门拖拉在体外,一大块;还没死,婴儿像虫一样在地上微弱地蠕动,已经不会哭了。&
  在摘录了日,中共中央对共军前线官兵发出的贺电后,龙应台接着写道:&在这场战役&伟大胜利&的叙述中,长春围城的惨烈死难,完全不被提及。&胜利&走进新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代代传授,被称为&兵不血刃&的光荣解放。&
  相应地,她的笔墨也写到1949年前就在台湾岛上生活的那600万人。
  这个岛上一九四九年原来就有六百万人,这六百万人在四九年前过怎样的生活?他们被教了好几代,是日本人,读日本书,听日本音乐,欣赏日本文学。突然,一九四九年来了两百万人。难道他们没有想法吗?难道这冲击不大吗?
  在书中,龙应台记录到日本战败时台湾宜兰作家黄宜春十岁时的故事:天皇宣布日本战败的那一天,他的祖父兴高采烈,觉得&解放&了;他的父亲,垂头丧气,觉得&沦陷&了。
  她也记录到国民党军登陆基隆港接收台湾时,当年22岁的台湾独立运动领袖之一彭明敏的所思所感:
  中国人接收以后,一切都瘫痪了。公共设施逐渐停顿,新近由中国来的行政人员,既无能、又无比的腐败,而以抓丁拉来的&国军&,却无异于窃贼,他们一下船便立即成为一群流氓。
  就是这样,以个体口述和史料为基础,书写普通人的亲历、命运和伤痛,用龙应台的话说,她写的正是记忆的黑匣子中的&万古枯&。也正因为如此,《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自诞生便颇受关注。日,该书在台湾面世,台湾的文化地标&诚品书店&中有写着&大江大海1949&的红色条幅贴在书架上方来主推该书。9月9日,该书出现在香港各大书店的最显眼的位置。尽管该书并未在大陆出版,不乏有到香港的大陆游客带回该书,网络上也多有该书的电子版本的下载链接。
  一年半之后,龙应台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写了新序,实际上书写了两岸三地的读者们给她的反馈:记忆的闸门就此打开,龙应台收到了无数老者的自传,也收到了跟她的同龄人写给她的信件,年轻一代则告诉她,他们开始拿着录音机找自己的外公外婆讲当年的故事;同时,在龙应台看来,对于大陆读者而言,&六十年来&失败者&被罩在一个定型的简单的&敌我意识&硬壳里头,摊开《大江大海》,犹如撬开那个硬壳,看见的却是浑身伤痕一个又一个的普通人&原来所谓敌人也不过就是当年邻村的少年。&有北京的作家给龙应台写了长信诉说另一种伤痛,&国共内战,死个几百万人暂且不算,战争本来就是血腥的。我们要问?,和平时期冤死了多少人?&
  当然,反馈中也有责备声。大陆读者问,为什么对大陆的着墨那么少??台湾的读者则说,为什么没写血泪交织的滇缅孤军?为什么没写受尽委屈的东海部队?为什么没写被俘虏而饱受折磨的敌后情报员??
  龙应台回应:&面对大历史,我是个小学生。《大江大海》的十六万字,是一则初步的引言,一个敞开的邀请,而我果真不是唯一在课堂上修课的人。&
  不少人针对书中的错误给龙应台去信&&错字校对,史实勘误,记忆商榷的信件,从全世界各地源源不绝地进来。&龙应台把这些视为&读者自地理的远方、记忆的深处,把自己对历史的认识提出来慷慨分享&。
  &残山剩水1949&的李敖版
  &没有起码清楚头脑的人,最好不要谈思想、历史。不要高谈阔论&大江大海&,因为1949年的局面明明只是&残山剩水&,何来&大江大海&?何况,明明是&残山剩水&,却摆出&大江大海&的架构,这种架构,正是蒋介石留下来的思维?&2011年,李敖的这本新书《大江大海骗了你》,首先就以&残山剩水&之词,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批判了一番。
  李敖搞的不是普通读者做的&历史大校对&,而是对龙应台的一番&历史大叫板&,在以自问自答为模式的、花了他四十天时间写作的《大江大海骗了你》中,李敖好几次写道:&龙应台只会写&现象&,不会写&原因&。&
  在李敖看来,龙应台所触碰的,&大都是她自己刻画出来的现象,还称不上是问题。更糟糕的是,她只谈现象,不谈原因,因此现象引发了盲目的同感与同情,真相从此弄混了,是非也被颠倒了。龙应台的根本毛病就在这里,她的祸害也在这里。我把这种只谈现象不谈原因的手法,叫作&龙应台式错误&,我要拆穿的,也是这一手法。&
  关于长春围城问题,李敖写道,&龙应台完全不知道,最后的&现象&根本不是单纯的饥民问题,而是国民党蓄谋发起的&饥民战&。&
  至于&论据&,李敖选取了和龙应台视角完全不同的史料。龙应台是在史料和亲历者个人口述的基础上写长春围城,李敖亮出的证据则是大陆出版的《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二辑的调查:
  长春守军为减轻城内粮食奇缺的压力,还采取了残忍的&杀民养兵&和&逐民出城&的政策。他们规定一个警察要赶走八人,一个保长要赶走八家,将市内饥民、乞丐和开释之犯人,均大批的驱赶出城外。
  除此之外,李敖还找出当时国民党第一军头郑洞国的回忆:
  (蒋介石)在电报中除了用好言抚慰我们以外,仍是要我们无论如何要坚守住长春,等待他派大军前来救援。在给我本人的电报中,蒋先生还特别命令我们将长春城内人民的一切物资粮食完全收归公有,不许私人买卖,然后由政府计口授粮,按人分配,以期渡过眼前难关。
  在李敖看来,饿死饥民背后:&可见情况是国民党方面造成的因,即&杀民养军&、&逐民出城&,弄出个烂摊子让你收。&
  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写道,14岁少年张玉法和八千名来自山东各个中学的中学生一起,组成联合中学,跟老师南下,一路颠簸和流亡,到澎湖时,遭遇了司令官李振清的&刺刀从军&的逼迫。
  李敖又在此批判龙应台,照例&现象&毕陈,&原因&不见。他在书中开列,蒋介石的侍卫长俞济时送给他的《八十虚度回忆》中的一段:蒋公命余赴南京中央医院探望第X集团军总司令李振清将军,并转达数事:?沿途并收容流亡青年学生偕行。在他看来,刺刀从军的祸首是蒋介石,而龙应台却没有指出这一点,则有&开脱蒋介石&之嫌。
  除了只见&现象&,不见&原因&,李敖还对龙应台采取的普通人的个体口述视角大加批判,他认为龙应台只访问小人物是方法学上的偏失,因为&要弄清楚真相,要从高层人物下手才行。高层人物掌握动态与动向,从他们身上,才能看到全局&。
  譬如他写:
  龙应台谈&一九四九&,另一个大缺陷是,她着墨在一群人的夹尾而逃,却对比不出另一群人的扬长而去。她完全看不到&一九四九&的另一面。
  与龙应台笔下小人物到台湾的颠沛流离之景不同,李敖笔下是另一种场景。他采用的史料是日香港《星岛日报》的报道《台湾航访》:&?排山倒海地涌到台湾来了,?一个个脑满肠肥,腰缠累累,拥妻抱妾地到台湾来了。于是台湾的香水精地气味浓厚了;最新流线的汽车多了;草山北投温泉的生意兴隆了;酒家饭店的气势豪华了?&
  在这样的史料基础上,李敖批判龙应台笔下的&大江大海&:
  在抽样上的缺失,不限于下层,在&庙堂之高&的层级上,她因为读书太少,太缺乏文献上、史料上的训练,缺失更多。&庙堂之高&的层级上,以国民党大员为主,他们或躬与其事、或扶同为恶、或愧而知悔、或怙恶不悛、或迷途知返、或一死了之&&样式繁多,足以警世,但龙应台竟悉所不及&&
  李敖在《大江大海骗了你》中花了大量的篇幅去写他认为龙应台&悉所不及&的那部分,譬如,他指责龙应台为什么不去看《雷震日记》,为什么不去写&断后&的鹰犬将军宋希濂,为什么不去提杨虎城的被害,为什么不讲蒋氏父子急走的气派?
  关于蒋介石的动向,他认为&总是&一九四九&的关键大事吧,龙应台呢,碰都不碰这类问题?还以为蒋介石多&死守不去&的,总该听听这些内幕吧。&
  李敖指出周宏涛《蒋公与我》中,&不但透露了蒋介石要在日本买房子、躲到日本去,并且他的老婆宋美龄也早失去信心,劝老公离开台湾。&
  在对龙应台的&大江大海&进行了只谈&现象&、方法偏失、史料不足等批判后,李敖总结龙应台是&程度不够,心态可议&&&她的板子照例是各打五十,但在字里行间,却加重一方的罪戾。&
  事实上,在书中,除了对龙应台的批判外,李敖也花了大量的篇幅就一九四九前后这个历史节点上的事情,点名道姓地骂了钱复、张玉法、李登辉、余光中、余英时、三毛?用李敖的话说,他批判的不仅是龙应台,更是&龙应台式错误&。
  两个声音的1949
  什么叫&龙应台式错误&?
  在《解码陈文茜》中,陈文茜问他,为什么最多只骂女人丑老胖的李敖,这次花了一本书的文字来骂龙应台?
  李敖回答:&我花了大半生的努力打败了蒋介石搞文字宣传的团队,龙应台用另外一个形式来延续蒋介石的思路,这样激怒了我,写这本书。&
  在李敖眼中,龙应台是比国民党还国民党的人。他把&花哨的国民党文人&定义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原生型的国民党文人(如柏杨之流);第二种&派生型的国民党文人(如余光中之流);第三种&衍生型的国民党文人(如龙应台之流)。
  他在书中说:
  三种形态的共同特色是:乍看起来,他们不怎么国民党,甚至不是或者不再是国民党党员。但他们的基因,却是国民党,甚至比国民党还国民党。当国民党自己,都说不出口的&大道理&,有人代他说出,这不正是比国民党还国民党吗?
  事实上,李敖的《大江大海骗了你》一诞生,即有人撰文批判,&且不管&大江大海&是不是骗了我,但它横竖都不像一本宣扬&主义&的历史教科书,而是对历史的一种个人化叙述。如此,李大师又何必拿这&大是大非&的帽子往人家头上套?&
  纵观李敖的经历,他半生都在&大是大非&的立场上斗骂国民党。在《大江大海骗了你》中,他偶尔会写出&共产党是革命党,国民党是反动者&的字样。
  他的&永远的反对派&立场,可以从其父亲的经历中追本溯源。李敖之父,是抗日将领马占山的秘密盟友,曾和马占山的军师吴焕章在九一八事变后一起开展抗日工作,被马占山秘密任命,&在敌伪组织内,做掩护与策动各工作&,李敖的《大江大海骗了你》中叙说,其父在沦陷区背负&汉奸&之名开展地下工作,由吴焕章签署了一封证明其清白的文件,才免去了牢狱之灾。
  两蒋时代,李敖以批蒋着称,入狱期间出版的《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引起舆论轰动,出狱后继续出版该丛书,多次遭国民党的审查政策查禁;李登辉时代,他又痛骂李登辉是个混蛋,着书《李登辉的真面目》、《李登辉的假面具》等。
  李敖以敢骂、善骂名闻两岸。有人说,你李敖敢骂共产党么?在2005年李敖的神舟文化之旅,北大演讲中的李敖则表达了他的&赞美共产党&的立场。
  2007年,李敖在台湾宣称成立&中国智慧党&,称&智慧使我们不相信&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不相信&台独&、不相信&以台湾之名进联合国&、不相信共产党是敌人、不相信军购、不相信固守保台、不相信美国来救我们、不相信美国是我们朋友、不相信自己不是中国、不相信蓝绿&。
  李敖的惯骂国民党和各种不相信的立场,自然让他在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之后,写出他所界定的&不相信&&&《大江大海骗了你》。
  与之相应的,龙应台的另外一种个体之痛,则孕育着《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诞生。
  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里,龙应台这样写自己:&&龙应台&不是笔名,是真名;父亲姓龙,母亲姓应,她是离乱中第一个出生在台湾的孩子。&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龙应台感慨&离乱&给她的家庭带来的影响:
  槐生和美君两个人一夜之间脱离了原来的社会网络,连根拔起被丢到一个空的地方,这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小时候就知道,你跟身边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上学时我就是那1比59,那59个孩子都有很大的家族,逢年过节会去祭祖啦逛庙会啦,清明节有墓可扫。我们是难民的孩子,从小就知道自己跟人家不一样。这200万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全部投资都给了孩子的教育,对这200万人,教育就是垂到深井、能让你爬出来的唯一一根绳子。
  从小唱着&反攻大陆&的歌,同时也在父母的乡愁情结中成长。23岁时,龙应台去美国读书。每天泡在图书馆里,有机会就去读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书,第一次读到国共内战的部分,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多是被操纵的谎言。
  这段经历成就了她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成名之作《野火集》,用她的话说,是她用一系列评论去&腐蚀&那个谎言。
  在旅居海外多年后,龙应台选择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进入政治体制。1999年-2003年,受台北市长马英九之邀,龙应台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这段经历给了龙应台一个&知识分子进入权力机构,从内部去改革体制&的机会。
  三年后卸任,在体制内穿梭了一番的龙应台重新拿起犀利的笔,撰写《请用文明来说服我》。在2010年北大的演讲中,龙应台诉说自己文明的尺度是:&你这大国怎么对待你的弱势与少数?你怎么包容不同意见?这,才是我在乎的。&
  大概是这样的立场,正奠定了龙应台的以个体口述展现普通人命运转折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从龙应台到李敖,正是因为经历和立场的不同,两人选取了各自视野内的材料来撰写&一九四九&。两种声音,各不相同,对照着看,显得颇为有趣。正如微博上一名网友评论:&我对众口一辞的赞美总是保持足够的警惕。有多种声音出来,比只有一种声音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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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记
  龙应台要说什么?
  龙应台于2009年出版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在台、港和海外华人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作为一名近代史研究者,我读过许多探讨1949前后中国历史变化的著述,我自己也曾就其中的某些问题写过文章,但是龙应台的书还是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应该说,这是一部用散文的文体,以新的思维对1949年前往台湾的一群中国人进行全新论述的重要作品。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意象复杂,场面宏大:从万大陆人渡海迁台,再到二战时期的德、俄战场和南太平洋战场;从“白色恐怖”对“外省人”的残酷迫害;到“本省人”对“祖国军”的期盼和失望,再到“亚细亚孤儿”的悲情……。全书有家有国,以个人和家族的变迁,来折射时代和国家的大势走向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观,穿透被宏大话语总结、归纳的历史,从中还原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寻求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的基本特点。在我多年的阅读中很少见到两岸的历史学家有如龙应台这样,将自己的研究与人性关切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书中,龙应台满怀温情地写了她的父母槐生和美君千辛万苦、万里漂泊到台湾的故事;也写了一系列当年的小人物,在60年前背井离乡、生离死别、逃难、跨海、落地生根于台湾的故事。过去人们只知道国民党政权1949年被中共打败,被迫退往台岛;今天龙应台第一次向世人展现1949年庶民渡海迁台的画卷,里面由无数的个人和家庭组成,结合起来,就成了一部罕见的中国近代“南渡”史。
  她做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要在一本15万字的书里把所有与1949年有关的问题都阐述清楚,那是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对书中的某些内容与论断,不同的读者因关切不同而存有异议也是正常的。任何一本书都不会是完美无缺的,同样,《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例如有一些内容,无论是作为1949年大变局的近因还是远因,都间隔得较远,不一定和主题十分贴切等等。只是这些瑕疵与该书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作为一名作家,龙应台已在做历史学家的工作——她不仅对众多的历史见证者作了口述采访和抢救采访,还查阅了台湾和大陆的大量文献资料,例如:龙应台查阅了著名的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办人刘绍唐于1951年出版的《红色中国的叛徒》一书,该书通过刘绍唐在林彪率领的解放军“四野”的一段生活及其出走香港的经历,反映了易代之际的社会和人心变化,具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据我所知,该书早已绝版,许多专家都未必看过,龙应台却找到了。她所做的这一切的努力,使得她的叙述更贴进历史真实。
  他们为什么去了台湾?
  2004年,我在台北,见到钱永祥先生和钱伯母,他说当年他母亲和他当国军团长的父亲是分别来台的,他的母亲一手搀着他的姊姊,另一只手怀抱着刚出生不久的他,在海南岛上了前往台湾的军舰。而钱伯母的去台路线,恰与龙应台的母亲美君一样,都是在海南岛登舰,目的地是台湾。
  显然,他们和龙应台的书中所写的那些被抓的壮丁完全不同,他们有其“各人的理由”或“自由意志”,都是在内战的烽火中自愿去台湾的。于是又回到那个最关键的问题,他们为什么去台湾?
  在这历史的转折点,有人追随国民党前往风雨飘摇的台湾;也有人留下来观察新政权,但为时不久,也选择离开,其中有沪上名作家张爱玲,以及当时还没有名气的国军少校柏杨、小知识分子聂华苓、刘绍唐、傅建中等。
  龙应台对“他们为什么去台?”是虚化处理的,她当然知道其“因”,她说,在其后面,“早有埋得极深的因”(页195),但她就是点到为止。国民党很多事做得太烂,抗战胜利后,将“接收”变为“劫收”,特别是恶性通货膨胀,搞得天怒人怨,这都是事实。台大教授齐邦媛当年亲历“六一惨案”:国民党军警在武汉大学校园枪杀了三名左派学生,这是国民党的疯狂行动,有可能是地方当局的个别行为,未必是受最高当局指使。从总体上讲,国府对教育是尽了心的,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为了给国家培育人材,对学生的助学贷款等于免费全给,当局办西南联大,办各省联中,也都尽心尽力,只是人性特点之一就是多关心眼下,国民党在战后的执政实在是乏善可陈,左翼青年把几年前国府的照顾忘得一干二净,也就毫不奇怪了。易代之际,社会快速变化,各种人因地位、处境不同而对新社会的看法、态度有异。知名人士因社会影响大,人民政府出于稳定大局的需要,对他们多有安排,吸收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参加了各级新政权;相比之下,这些知名人士可能比一般小知识分子更能接受新思想,更加拥戴新社会;小知识分子虽然和社会及底层百姓接触多,却因地位卑微,不具统战价值,不少人甚至还失业,这批人反而对新思想或新社会有批评或保留,这才有柏杨在北京街头指斥左翼学生的那一幕,最后他们选择离开。
  新价值从失败而来吗?
  国府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使自己犹如空中楼阁般的脆弱,最终难逃覆亡的命运。1949年初陈诚奉蒋介石命接掌台省主席一职后,痛定思痛,宣称以“人民至上,民生第一”为治台之理念,从“三七五减租”着手,将社会基础夯实,开始新的出发。显然,台湾以后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是与其失败相联系的。龙应台不会为国民政府1949的大流亡而骄傲;她是为台湾人从失败后站起来,又开出新价值而自豪。
  无庸讳言,1949年后的台湾,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是由一个专制主义的国民党党国机器严密统治的。一方面,两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另一方面,国民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思想、文化方面厉行禁书和“文字狱”,在这种背景下,怎么可能开出“新价值”?
  历史的悖论也许就在这里:国民党吸取大陆时代“放任主义”的历史教训,以蛮横、粗暴的“一刀切”的方式,彻底清剿一切“煽动阶级对立”的1930年代左翼文学或社会科学,终于实现了它多年以来梦寐以求,在大陆时代一直没能达到的目标:台湾社会的面貌被高度同质化了,依照党国机器的设计并在它的一再努力下,“反共”成了台湾社会的主导价值,台湾社会也成了一个反共社会。
  如果说,新价值的孕育需要市场经济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追求“日新又新”的特质又推动了新价值融合、落户于台湾社会,那么战后西方思想、文化就成了新价值的直接的搬运者。
  1949年后,台湾被纳入到美国冷战反共的轨道,受到西方战后思想、文化很深的影响。尽管自由主义思想在台湾长期被压抑,受打压,但始终是台湾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潜流,其长效作用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慢慢凸显。而在美国和西方战后文化的影响下,1957年后,台湾的现代文学运动兴起,1960年代后,台湾一些人还引入了存在主义哲学,于是西方个人主义与两蒋的专制主义又形成张力。
  走笔到此,我想起以前读的郑鸿生的《青春之歌》。他说,由于两蒋当局完全禁绝左翼读物,1968年,钱永祥等反抗党国专制压迫的青年知识分子,是从罗素、萨特还有一些欧陆的逻辑经验论者那儿吸取思想养分的。使我特别印象深的是钱永祥等坐在台北的冰果室里,一边抽着烟、喝着热柠檬茶,一边在为他们的社团刊物《大学论坛》安排稿件。啊,热柠檬茶!多么神奇的物品!我敢肯定,1968年的绝大多数的大陆青年还不知热柠檬茶为何物!同样都是在思索着青年的出路,那个年代海峡两岸青年可以说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物质和精神世界里。相比之下,钱永祥等是幸运的,他读的是全台最好的中学——台北建国中学,以后又进入台湾最好的大学——台大,如果他的母亲没有把他带往台湾,在上世纪1960年代的大陆,“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子弟”是不可能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的,更别说考入大学,甚至还会因思想异端,被送上断头台。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人就是因为“离经叛道”而被处以了极刑。所以可以这么说,相比于“极左主义”,台湾的右翼专制主义还有其“柔性”的一面的:柏杨居然在台湾的牢房里写出他的名著《中国人史纲》,而丁玲因长期被单独监禁,不许阅读,是靠着背诵儿时母亲教给的古诗词才免于发疯的。两蒋父子从来没有认同过自由主义价值观,但是在他们的治下,台湾也从来没有切断过与美国的密切的政、经、文化沟通的管道,于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潮,“随风潜入夜”,最终为新价值的孕育和成长提供了丰饶的土壤。当所有这一切都聚合在一起,1987年7月,蒋经国宣布开放报禁、党禁和大陆探亲,台湾就跨过了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门坎。
  千古兴亡多少事,不尽长江滚滚流
  去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也是国民党退守台湾的60年,60年,这是两代人的时间,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就是短短一瞬间。
  10月下旬,我在上海医院的病榻上,手术后的伤口疼痛,没有使我流一滴眼泪,但是当我读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后一段,也是全书点睛之笔,我的眼睛充盈着泪水,龙应台的几段话深深地触动了我。
  龙应台写道:
  “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没一声‘对不起’”。
  龙应台不回避,不遮掩,以赤子之心,将她对公平正义的立场和态度,完全无保留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分量之重,超过了任何宏篇大论。
  几个月后,我还是在医院的病榻上,春节期间的医院十分安静,我再读龙应台的书,这次是在南京,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南京,是旧时国民政府的首都,也是中国历代建都最多的城市之一,石头城下,秦淮烟水,见证了多少王朝的兴亡和更替。然而,在这儿建都的王朝几乎都没有兴旺长命的,这就使得这座古城有一种凄凉落暮之感,白先勇笔下《台北人》中的南京,也有几丝愁苦的意蕴。
  1998年,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回到南京总统府旧址。1946年初,他曾陪同蒋介石从陪都重庆回到这里,那时南京万人空巷,欢迎蒋委员长胜利还都,可是三年不到,蒋介石仓惶辞庙,再也没有回到南京。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他作为蒋的机要秘书重归旧地,触景伤情,百感交集,想蒋氏去台后,“念念不忘光复大陆的使命”,却事与愿违,“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10年后,龙应台也回到南京,望滔滔长江,寻找她父亲曾经战斗过的抗日战场和已消失的,在日军侵占南京时曾关押“八百壮士”的老虎桥监狱,造访城郊的外交九烈士墓和航空烈士墓,着眼点是恢复历史真貌和彰显人性。
  60年过去了,南京已高楼林立,长江上已建成三座横跨南北的大桥,中山路上的梧桐依旧,却不复旧时的静谧。就在总统府旁,建成了南京最大的仿民国建筑的时尚酒吧区“1912”,民国时代达官贵人的住宅区──江苏路上的洋房群,也被重新修缮一新,据说将作为城市的新的旅游亮点。那些和1949年相关连的地点:通往上海的下关火车站,已成为一个小车站,那个曾经挤满逃亡人群的小广场,如今只有几个老人坐在那儿晒太阳。城东的中山门,是1949年国民政府各机关从陆路逃离南京,南下宜兴、杭州的出发点和必经通道,现在已树木葱葱,成为沪宁高速公路的起点。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在南京,我看到一个远去的民国时代的背影。
  岁月无声,江山有情,今天,经济成长了,国力强大了,和60年前和30年前相比,大陆民众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离一个自由和公平、正义的社会,路途仍然遥远。展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感受。如果说台湾的外省老一辈,从中读出“伤”与“痛”;那么在大陆的许多读者,则带着自己的关怀,已不全然是为了追忆历史,更是祈盼新价值成为福佑人民的灯火,从此照亮国族前行的方向。
  家国60年,河山千万里,“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月于南京
  作者为已故历史学家,文章原题为《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原文篇幅较长,在尽量不破坏文意的情况下摘编了其中约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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