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翻译当代中国文学”文学对谈活动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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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克著名汉学家、翻译家李素　高凯　摄
　　由北京出版集团旗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十月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如何翻译当代中国文学”文学对谈活动日前在十月文学院佑圣寺举行。
　　捷克著名汉学家、翻译家李素、爱理，著名作家、批评家宁肯、梁鸿，作为对谈嘉宾，共同探讨当代中国文学活动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以及中国文学在捷克和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李素与爱理是来自捷克的著名汉学家、中国文学翻译家。李素翻译过张爱玲、苏童、刘震云、王小波、梁鸿等作家的二十多篇中短篇和七部长篇小说，2016年荣获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青年成就奖。爱理曾长期生活在法国和中国。翻译出版有莫言的《酒国》《丰乳肥臀》、苏童的《罂粟之家》、李洱的《花腔》等长篇小说。
　　捷克著名汉学家、翻译家爱理 高凯 摄
　　作为捷克人，李素和爱理曾在中国长期生活，能够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谈到为什么会学习中文以及中国文学，李素坦言：“我小的时候就很喜欢看书，也喜欢学习外语。学了俄语、英语、德语。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想，我对欧洲的语言已经相当了解了，但是亚洲还是一大空白。考虑到中国文化的精彩，以及汉语本身在亚洲地区的重要性，就开始学汉语了。后来越学越喜欢，越学越觉得有意思。也觉得我们在捷克对中国了解得太少了。后来就决定读现代文学专业，然后开始做翻译。”她坦言，想把更多的中国故事讲给捷克读者听。
　　爱理认为，自己作为翻译家，与出版社一样，工作性质都类似于“媒婆”。当然，这是他所做的一个比喻，他将文学比喻为美丽的姑娘，而将读者们比喻为小伙子。他作为媒婆或翻译者，就是要在读者和作者之间建立联系和沟通。
　　随着世界文化交流的日趋丰富，中国文学已经受到来自世界各国的越来越多的重视。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后，大量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开始直接从中文翻译到世界各地，这其中就包括宁肯和梁鸿的著作。随着“”的影响日渐扩大，当代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已经越来越广泛。
　　宁肯今年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连续出版了两部重要作品，分别是长篇非虚构作品《中关村笔记》和散文集《北京：城与年》。宁肯长于写作的独立性、技术性、精神性和批评性，他认为，自己在写作中的这些层面上，受到了翻译作品一定程度的影响。而在当下，中国缺少一种小说家，那就是“影响作家的作家”。“我们读西方文学的经典作家，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学习他们怎么写，怎么结构小说，怎么提炼人物，怎么用一种创新的精神来构置自己的小说，这方面我觉得在未来的中国小说中存在着很多的可能性，需要我们中国作家在这方面做出努力”。
　　作为学者和批评家，梁鸿的非虚构作品《出梁庄记》和《中国在梁庄》，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她认为，今天的文学概念，“虚构”“非虚构”，“真实”“想象”等等，都需要重新厘清和界定。“通往文学的道路有多条，好的文学作品总是能够挑战既有的文学概念，从而使我们对文学本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进行新的思考和辨析”。
责任编辑：王祥兵：中国当代文学的英译与传播——《人民文学》英文版Pathlight编辑总监艾瑞克笔访录
本文已获原作者授权，仅供个人学习研究之用。感兴趣的伙伴可以查阅《东方翻译》杂志2014年第2期。请多关注、多引用。
作者简介：王祥兵，湖南郴州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博士，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已在《中国翻译》、《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研究》、《外语教学》、《上海翻译》、《东方翻译》、《中国英语教学》等期刊发表翻译类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学术类译著7部（英译汉、汉译英），出版国家级规划英语教材6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在研），参与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主要研究兴趣：翻译史、军事翻译、当代中国文学英译与传播。
美国翻译家EricAbrahamsen（艾瑞克）于2001年来到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学习中文，在中国居住10年有余。当时他并不打算做一名翻译家，但是对中国文学执着的兴趣促使他翻译中国当代作家王小波的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并因此获得美国笔会翻译奖金（PENTranslation Grant）的资助。此后，艾瑞克在中国当起了教师、编辑以及自由撰稿记者。2007年他与几位母语为英语的翻译家创建了PaperRepublic博客网站（www.paper-republic.org）（现在中文名称叫“纸托邦”），聚集国际上一些说英语母语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家，向世界译介中国当代文学作品；PaperRepublic同时也是一个出版咨询组织，在中国和外国出版社之间搭起一座桥梁，把中国当代文学带到世界。2012年他翻译的王晓方的长篇小说《公务员笔记》由企鹅出版社出版，目前正在翻译徐则臣的中篇小说集《跑步穿过中关村》以及刘慈欣科幻小说《三体》，得到了美国“国家艺术奖金”（NEAGrant）的资助。2011年《人民文学》英文版Pathlight创刊发行，艾瑞克出任该刊编辑总监，同时为Pathlight翻译大量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一现场主要向英语国家翻译推介中国当代文学，为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的传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笔者通过电子书信的形式就中国当代文学的英译和传播中涉及到翻译选材、意识形态、翻译策略、翻译质量、译本传播、国家政策、译者报酬的一些问题对艾瑞克进行了多次笔访，艾瑞克用英文详细地回答了笔者的提问，从一个热爱并积极译介中国当代文学的美国翻译家的眼光和立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英译和传播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见解，让我们反思以国家赞助为主体的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中可能的盲点和误区。笔者对他的回答进行了翻译并综合多次笔访情况对内容作了一定的整理。
王祥兵（以下简称王）：您为什么选择中国当代文学作为翻译的对象？在选择具体作品来翻译的过程中主要考虑些什么因素？
艾瑞克（以下简称艾）：因为我很喜欢中国当代小说，我从这些小说中了解到中国当代的社会面貌和精神状态；而我又正好住在中国学习中文，有很好的条件。开始我并没有打算要做翻译或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推广人，只不过是住在中国学习汉语。后来我发现自己喜欢翻译，便开始翻译小说，在英美等英语国家推广中国当代文学。
至于选材，开始我选择个人喜欢的文本——也就是最纯粹的文学文本以及严肃小说，这主要是因为我想在英语世界推广这些书。后来，我担当的角色越来越多，便按照不同标准来选择文本。现在我推荐的书不一定是我自己想翻译的，但认为英美出版商会感兴趣，就是说我还要考虑这些书译出后的市场价值。
我们做翻译时考虑最多的因素是能否出版！然后再考虑哪一部分目标语市场会对这本书感兴趣。也有可能一本书好卖就因为这是一本“中国书”，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真正管用的是这本书有政治背景，你可以说“这本书在中国是禁书！”大家对这一点总是很有兴趣。要不就是，这本书确实是一本好书。另外，知道把什么样的书卖给什么样的出版社、哪里有这本书的市场很重要。我们现在正在营销李兰妮一本关于抑郁症的书，讲她对基督教的信念如何帮助她走出抑郁症的折磨。我们向出版宗教书籍的出版社推荐这本书，他们应该有兴趣了解基督教在中国的一些个人经历。
王：中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在你们翻译中国当代文学过程中起到了什么影响？为了能让翻译作品被西方国家的主流读者群接受，选材时如何协调作品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文学性这些元素？
艾：正如我上面所说，在中国被禁的书通常在海外有较好的市场，因为人们认为这些书可能“更真实”。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好事情，但有时确实能帮助提高书的销量。除此之外，我们不怎么谈论意识形态。如果一本书非常明显地受到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没有多少人会愿意读，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在读中国政府想灌输给他们的东西。我们力求避免政治话题，而根据每本书自身的文学亮点作为书的卖点。
我们推销中国书的目标不是要瞄准“西方主流读者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这样一个读者群。每一个国家都有许多不同的市场，也有许多不同的读者群。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目标市场。对我自己而言，我选择最具有文学价值的书来翻译。那意味着作者对世界有独到的看法，有自己的声音，无论语言还是故事，都不是陈词滥调。
有一些因素会使当代中国文学难于在西方读者中销售。比如作品长度：许多中国小说都很长，而西方文学品味强调简洁明快。再比如煽情：中国读者通常喜欢在情感上非常打动人的书，但是西方读者会对过于煽情的书表示怀疑，这些审美差异很难在翻译中协调。
王：如果把上个问题再细化一下，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对翻译中国当代文学时的策略选择会有怎样的影响？如果对文本做大的修改调整（比如增删重要情节）由谁做决定，译者、出版社还是赞助人？
艾：我刚刚说了，如果一部小说明显受到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影响的话，我们通常不会向外推广。读者想要读的是故事，不是宣传。就我已经翻译过的书而言，所有的编辑工作都是基于文学性的考虑，而不是政治因素。我们考虑的问题关乎简洁、节奏、叙事形态（narrative shape）等，使故事节奏更快，更紧凑，推动情节向前发展，这些都是有关文学的问题。至于翻译策略，考虑到我上面所讲的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之间的差异以及是在西方世界传播中国文学这个事实，我们用的更多的是归化翻译的策略，以让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这些作品。如果要做改动，更多是出版社编辑，而不是译者。但改动是有限度的，会尽量考虑到汉语的语言和文化特色，把原文中蕴含的思想和审美特质完整地传达给西方读者。比如我翻译的蒋一谈的短篇小说《China Story》（发表在Pathlight创刊号2011年第1期）结尾时那只鹩哥重复的几十次“China Story”翻译时我尽可能不删，因为这种单调的重复中揭示了故事深刻的悲剧主题。另外，我觉得我的译文也自觉不自觉地带有汉语特色：简练，简单句多，会出现一些无主语的句子。理想的情况是，编辑会与作者商量如何改动，然后译者照着作者所说的做。有时候，编辑与译者一起编辑文本。无论怎样，都不会是译者单独做改动。
王：您在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如何解决困难？
艾：我认为最大的困难来自于西方出版商对中国文学知之甚少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他们对中国文学一无所知，就很难会去购买书的版权，因此我们需要尽量提供充分的背景信息。我2007年创建了一个网站叫Paper Republic，初衷就是要在外国和中国的出版社之间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到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向全世界的英语读者推介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网络平台。我们很快有一本书要出来，《当代中国文学概览》（Field Guide to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概述了过去30年的中国文学。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能帮助外国出版商对当代中国文学有更多的了解，帮助他们做决定要出版什么书。
为了让国际出版业能及时、充分地获取中国最新的图书市场信息，Paper Republic与《中国图书商报》（China BookBusiness Report，CBBR）、上海东方图书数据库（Shanghai Eastern Book Data）于2013年4月开始联合推出《中国畅销书每月分析报告》（Monthly Analyses of Bestselling Books in China），目标是提供正在中国销售和阅读的图书的全面而及时的信息。这些信息分为三部分：1. 每个月中国图书销售市场的特点和趋势分析；2. 当月畅销书排行榜；3. 当月新书销售排行榜。图书分为以下几类：普通类、文学类、普通非文学类、科技类、儿童文学类、艺术类、教育类、生活类等，每一类销售业绩前20名上榜。这些报告的详细内容可以访问以下网址：http://paper-republic.org/pubs/reports/。Paper Republic为这份报告酝酿了很久，我们对此很有信心，任何人、机构要想深度了解中国的图书市场及其最新动态数据，这份报告是必不可少的。缺乏中国图书市场的及时信息一直都是中国与国际出版业之间许多潜在联络的一个最大障碍，《中国畅销书每月分析报告》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这种困境，让中国的畅销书更好地走向世界。
王：有哪些机构或项目能够赞助你们的翻译活动？
艾：中国政府有一些资助项目，比如由中国新闻总署（GAPP）主管的“中国国际图书”翻译资助项目，为翻译中文书籍的外国出版社提供资助，金额从每一千汉字120元人民币起，但是这些项目要求有中国出版社参与。Paper Republic的一些成员参与了“中国国际图书”翻译资助项目的管理，我们尽力在中外出版社之间牵线搭桥，让更多的外国出版商申请到资助，出版更多中国文学翻译作品。在中国以外还有一些资助来源，比如国际笔会（PEN）、美国国家艺术基金（NEA，即America's National Endowment forthe Arts）有专门的翻译资助项目。我翻译的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和目前正在翻译的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分别受到了上述两个基金的资助。
王：你们如何获得中国当代最优秀文学的信息？如何与中国当代的优秀作家建立联系以及合作关系？PaperRepublic是不是一种保障同行权益的利益共同体？
艾：Paper Republic最开始是通过译者之间的社会联系自发形成的。这里有很多汉英文学翻译者，大家互相认识了解，共同的兴趣和事业使我们聚在了一起，这就是Paper Republic的雏形。我们分享信息，互相帮忙将译稿出版，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把Paper Republic看作是我们的利益共同体。Paper Republic最大优势就是信息共享，英语国家许多最优秀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家都聚集于此，热烈讨论中国文学文化，发布最新信息，营造了一种极好的氛围。
除此之外，我们还通过阅读文学杂志和新近出版的书籍、上豆瓣网、询问作家朋友等方式来了解中国当代文学信息。通常联络中国作家很顺利，因为他们也很关注是否能把自己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出版，在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中传播。我们同许多中国当代作家建立了稳定的联系，比如铁凝，莫言，贾平凹，阎连科，余华，毕飞宇，王安忆，迟子建，王蒙，苏童，叶广岑，徐则臣，邱华栋等等，几乎所有中国当代最前沿的作家都与我们有接触，因为我们经常要选择他们的作品来翻译。Paper Republic中的许多译员长期住在中国，与这些作家有很好的交流，这对我们理解、翻译他们的作品有极大的帮助。我们还会充分利用每年的国际书展——比如最富盛名的伦敦书展、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书展、美国书展等，与中国代表团一起推销我们翻译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2012年伦敦书展我们利用中国主宾国身份，举办了许多宣传中国文学的活动：中国文学论坛、作者朗诵会、作者译者见面会、作者签名售书等，通过这种实实在在的、有温度、有呼吸的跨国交流，中国的好文学在世界会有更生动的影响力。
王：您能整体介绍一下Paper Republic的译者的生存状态、社会地位、翻译报酬吗？你们是否了解中国文化“走出去”政策？这个政策对你们的翻译职业有什么影响？
艾：如何靠翻译来生存这还真是一个问题。我想全世界的翻译者都觉得他们的工作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和回报。Paper Republic的很多成员是英国人，在英国从事中国文学的翻译工作。相对而言，英国对译者的资助做得比较好，Paper Republic最初的赞助费就是来自英国艺术委员会。国际笔会在这方面也做得不错，有专门资助翻译的基金。但是，我仍然认为译者的报酬太低，而中国的译酬更是特别低，翻译被当做一种吃力不讨好的体力活，职业尊严难以保证。这意味着有才华的翻译家不愿做翻译，导致出版的翻译书籍质量普遍不高。
中国文化“走出去”政策能够给译者特别是我们这些居住在中国讲英语母语的中国文学英译者提供更多的职业机会，因为这其中牵涉到很多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任务，在这方面我们有优势：以英语为母语，长期在中国工作或学习，深谙中国语言和文化，热爱并积极投身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与中国许多当代作家有稳定的接触和交流，熟悉国际出版流程等等。比如在中国颇有影响的《人民文学》2011年其英文版Pathlight的创刊就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政策的一部分，由中国作家协会提供经济支助。正是这个政策，我才有了现在“编辑总监”的职位。实际上，《人民文学》与Paper Republic签订了合作协议，我们为Pathlight提供译员，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并提供选材、编辑、营销等管理服务。有关这本杂志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支付译者的稿酬很高，每一个汉字1元左右。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想要确保有最优秀的译者给本刊提供译稿；二是想给译者提供真正的帮助，让他们能靠翻译谋生。
王：在正式翻译前你们要参加培训吗？从业时是否要获得某种资格认定证书？除翻译实践外，你们是否也做一些翻译理论的探索和总结，比如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文章？
艾：翻译是几种比较奇怪的职业之一：懂得理论不一定会给实践提供帮助。我们当中绝大多数译者都读了一些重要的翻译理论书籍，但仅仅是出于好奇，不是为了获得对实践的指导。我认为理论研究有更高层次的意义，比如提高整个翻译行业的社会地位，这必须有理论研究来支撑。许多其他种类的翻译需要培训和资格证书，但是文学翻译不一样。人们出于对文学的热爱而翻译文学，所需的技巧更多的是一种天分和勤奋，很难通过短期培训获得。
Paper Republic成员当中有不少人在大学教授翻译，他们对翻译有更多的学术探讨，并且经常发表学术文章，有些成员是知名的汉学家，如英国的蓝诗玲（Julia Lovell）、韩斌（Nicky Harman），澳大利亚的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等。他们不仅投身中国文学翻译实践，还从学术研究层面进行探讨，对中国文学在西方世界的译介和传播有更深刻的影响力。
王：您能具体谈一谈Pathlight的编辑总监这份工作吗？
艾：事情是这样的，最初是《人民文学》杂志的副主编李敬泽与我联络，邀请我加入Pathlight的创建工作。我做中国文学的翻译和推广工作已经有好几年了，积累了一些经验，许多中国作家都认识我，因此他们把我推荐给了李敬泽。我们从2011年开始讨论筹划，于是有了2011年11月出版发行的Pathlight第1期。
我答应做这件工作是因为，正如我同李敬泽交流时也是这么说的，他明显意识到以前大部分中国文学“走出去”项目没有产生实际所期望的传播效果，然后他说他很想做一些真正高质量的东西，能够真正“走出去”被西方读者接纳的中国文学。因此我很有信心这会是一个真正的工程，而不是“面子工程”。我认为Pathlight会是这样一种有分量的期刊，尽管在过去的一年里这本杂志还没有在国际发行。而从现在第3期开始有了国际发行：我们在几个平台销售电子图书，并且世界许多大学正在订购。我相信这本杂志会拥有广泛的国际读者。
对Pathlight发表的翻译作品的质量严格把关，这是我的重要职责之一。首先在选材方面，我们与《人民文学》杂志社的编辑认真商量，尽可能选取能表现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特色以及能反映中国当代社会现实和精神面貌的作品来翻译，主要的限制是Pathlight是一本期刊，选材只能以短篇小说和诗歌为主，好的长篇小说只能是节译。其次，在译员的选择方面，我们与Paper Republic签订了协议，译员主要由Paper Republic提供，他们大多以英语为母语，长期从事中国当代文学译介工作，经验比较丰富，译语地道。第三，我们给的译酬很高，对他们翻译的要求也很高，保证质量。
王：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您认为翻译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莫言获奖对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翻译和传播会有什么影响？
艾：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翻译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外语读者谁也读不了他的作品，他就连提名的机会都没有！正是翻译搭建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之间的桥梁，把莫言的作品传播到西方世界广为阅读。Paper Republic的译员也正在做着这样一件搭桥的工作。至于获奖对中国作家作品在国外接受有什么影响，现在还不好全面判断。我希望能帮助更多的中国作家受到关注，提高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场域中的声誉和地位。
王：英语国家的读者对你们翻译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态度和接受情况如何？影响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国家传播和接受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艾：我想英国读者相对而言更能接受外国文学。美国有点不一样——美国的出版业非常封闭，出版社和读者对外国文学都很谨慎。尽管目前西方对中国感到很好奇，但是中国文学要真正在西方读者中流行起来还得假以时日。简单地说，书仅仅是出版了还不够，还得通过其他方式向读者介绍作家及其作品，这非常重要：比如在主流媒体上发表介绍性的文章；在文学期刊上发表翻译的短篇小说，让读者多角度了解该作家；举办作家与读者见面会，或是让作家在当地媒体现身；还可以专门举办英语国家作家和中国作家见面会，通过阅读和交流，中国作家有可能在这些国家的文学圈建立起良好的口碑。作为我自己，如果我想要在美国宣传一位中国作家，我会先尽力在美国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一些我翻译的这位作家的短篇小说，或是想办法让他受邀参加一些文学活动，提升他的知名度。所以，总结起来，一本好的中国文学书翻译后，还要有好的营销策略，这本书才可能会有更好的接受度。最重要的是要充分调动译入语国家的大众媒体对该书进行宣传，《狼图腾》英译本能获得较好的销售业绩，与团队在营销上的投入是分不开的。尽管市场价值与文学价值并不总是对等，但是没有市场价值的认可，文学价值有时很难传播开来。
如果把文学传播这个问题放到更深广的文学因素以外的范围来考察，我倒觉得真正影响文学传播的因素是非文学的，而不是文学的——尽管不能完全排除文学因素。这些非文学因素中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里面包含了硬实力和中国现在提得很多的软实力。中国近些年硬实力有很大发展，才对软实力提升产生了更强烈的诉求。我认为只有中国的软实力比如国家魅力上升到一定高度后，中国的文学在世界广泛传播和接纳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目前中国文学在美国的接纳与美国文学在中国的接纳之间巨大的反差足以说明非文学因素对于文学传播的巨大影响力。所以，中国文学要真正“走出去”非一朝一夕之功，可能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王：介质对于文学的传播有何影响？纸质实体传播和网络传播各有什么利弊？
艾：我们借助不同介质的媒体传播中国文学，纸质实体传播和网络传播都会用到，各有利弊。以Pathlight为例，其纸质实体从各方面衡量都是高品质的文学杂志，但是每一期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摊到每一本杂志的制作成本非常高昂，传播也是比较小众的。从2012年第3期开始，Pathlight同时向全世界发行电子书（e-book），可以从三个渠道购买：1. 亚马逊图书网站（<）；2. 苹果iBookstore；3. 大学图书馆订购，这也是顺应网络时代的出版潮流。网络传播汇集了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各种媒介方式，具有纸质实体传播无法比拟的优点，特别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读者从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阅读中国文学。但是我个人认为网络阅读是一种快餐文化，不利于深度阅读，有个性的作品在线阅读时可能被中性化、肤浅化，少了传统纸质阅读带来的文化体验的厚重感，情感体验的丰富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传承民族文化、塑造健全人格、建立精神维系等方面网络传播无法媲美纸质传播。
文章来源：《东方翻译》2014年第2期，第3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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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如何更好“走出去”
　　回顾2014年，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一个值得言说的话题。在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步伐越来越大，越来越有成效。麦家《解密》的多种外文版热销，阎连科获得2014年度弗兰茨?卡夫卡奖，姜戎《狼图腾》在国内外畅销10年庆典等事件，成为2014年中国文学“走出去”状况的缩影。在这些热点事件背后，国务院新闻办、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作协、国家外文局等部门和组织，积极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翻译、对外推广，多个国内出版社与国外版权机构签订合作协议，扎实推进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进程。尽管中国文学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是走在前面的，但是海外对中国文学的了解依然是有限的和零散的，中国的很多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还没有被世界充分认识。这需要我们摆正心态，下大功夫，耐心地培育和建设一个有效的文学交流机制，以水滴石穿的精神来推动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
　　更多翻译反映中国当下现实的作品
　　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洪涛看来，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最大障碍是，当前的世界文学体系是以欧美文学为中心的。在西方对中国文学的接受中，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筑起了一道高墙，我们想真正走进去并产生影响是非常不容易的。对此，作家曹文轩也曾提出一个有意思的假设：如果《哈利?波特》是中国作家写的，它会不会流传得那么广？
　　但是，这些都是无法一时半会去改变的，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必须以接受这些事实为前提。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何明星认为，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首先应该考虑那些具有“世界性”的题材和作品。这些作品讲述的当然也是中国故事、中国经验，它既与当下中国现实密切相关，也与欧美的社会是共时的，容易产生世界范围的反响。而那些具有独特历史意味或者地方特色的作品，我们国内评价很高，也的确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没有很好的翻译，翻译出去之后也很难被真正接受。
　　翻译家艾瑞克认为，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受到西方文学很大的影响，所以大部分作家的写法其实都很“国际化”，在翻译上不会存在太大的问题。可能有些作品涉及特别具体的历史阶段、特别专门的地方知识，才会出现理解上的困难。到目前为止，中国当代小说已经被翻译出去很多部了，但大多都是写历史、写乡土的，因此一些国外出版社也试图出版年轻作家写的有关当代中国的作品。
　　建立更好机制鼓励文学翻译
　　刘洪涛近期正在参与“今日中国文学”英译丛书的翻译工作。刘洪涛说，在选择作品时，肯定是选择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但是作品选好之后，有时候却找不到与之相符的译者，只能另选别的篇目。因此，应该不断发掘更多优秀的青年翻译人才。近年来，中国作协积极进行优秀翻译人才的挖掘和培养。2014年，由中国作协主办的第三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16个国家的30位汉学家、翻译家以“解读中国故事”为主题展开热烈讨论。中国作协还与文化部、中国社科院共同主办了“2014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来自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汉学家来到中国，聆听名家大师的学术讲座，走进街头巷尾体验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中国青年作家对话交流。这些都为青年翻译人才的成长提供了帮助。
　　艾瑞克认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工程的实施，的确为居住在中国、以英语为母语的中国文学英译者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也极大地提高了翻译的稿酬。他目前在翻译工作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去说服国外的出版社，让他们愿意出版自己想翻译的作品。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国外出版社先确定好意向、购买了版权，再寻找翻译。可现实并非如此，西方出版商对中国文学知之甚少，所以就很难会去购买版权，这就需要翻译者尽量提供充分的背景信息去做说服的工作。因此，应该不断完善双方互相沟通的机制与渠道，调动出版人、经纪人、翻译家等各方面力量的积极性。
　　何明星最近在“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对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图书馆的入藏情况进行检索、统计发现，2014年在海外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作品有100多种，麦家的《解密》、余华的《黄昏里的男孩》、吴明益的《复眼人》是被收藏最多的3种图书。何明星认为，中外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阅读，时间差在不断缩短。在这其中，一些跨国出版集团的参与不可忽视，来自欧美的文学经纪人开始关注中国的文学新秀，寻找值得翻译的优秀作品。这些跨国集团中，有许多都是世界超级畅销书的推手，他们的加入，使中国当代文学在全世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知名度，并且日益成为阅读中国、了解中国的一个最为便捷的窗口。
　　摆正心态，“对外”其实是为了“对内”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无论是中国作家还是出版者，心态摆得越来越正。莫言曾说，作家不能“为了翻译的容易而降低自己作品的高度和难度”。越来越多的作家意识到，要将目光投向世界，但要避免按照他者所想象的世界观点、国际风格来写作。为全世界、全人类而写当然好，但首先得为自己的同胞、自己所生活的土地写作。
　　在汉学家葛浩文看来，中国文学要想更好地“走出去”，首先要注重作品的质量本身。很多中国当代小说，按照中国人自己的标准来看可能问题不大，但在翻译的过程中，他觉得完全可以写得再简练一些，有些常识性的错误完全可以避免。此外，中国作家可以更加深入地对人物心灵进行探索，使人物形象真正烙印在读者的记忆里。艾瑞克也谈到，有一些中国小说，故事写着写着就不知道写到哪里去了，在语言上用了大量的修辞，像一锅粥。这可能与中国编辑地位不高、把关不严有关。在国外，一个作家的作品在出版时，会经过编辑的严格修改。从中文翻译过去的作品，不是翻译者删改，更多是编辑按照他们的审美趣味来删改。
　　在刘洪涛看来，中国文学“走出去”并不是只有翻译这一条道路，作家力量的培养、写作题材的聚集都可以帮助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国的青年作家越来越具有国际视野、国外生活经验，他们会写出更多跨文化题材的作品；很多华裔作家使用英文、法文等居住国语言写作，扩大了中国题材作品的影响；海外华文作家作品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他们的作品会聚集在“中国题材”、“中国故事”、“中国经验”等概念下，产生整体性的影响。此外，中国文学对日本、韩国、越南等周边国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多方交汇形成一个小的文学体系，在整个世界文学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当代文学以其庞大的体量会更加引起世界读者的关注。
　　我们积极推动对外翻译，但不能忘了“文学的初心”――写出真正好的、能够感染读者的作品，无论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因此，我们如此密切地关注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与其说是“对外的”，毋宁说是“对内的”，也就是说，能否“走出去”和如何“走出去”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要根据“走出去”过程中得到的来自他者的反馈，更好地调整、建设自己，树立起我们真正的文学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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