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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麻将刮风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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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藏菩萨化身清定上师(影尘回忆录)
地藏菩萨的化身---清定上师
今天为清定上师圆寂纪念日,一起追寻大德足迹,见贤思齐!
清定上师,俗名郑全山,浙江省三门县高枧乡高村人,生于光绪廿八年冬月十七日,生前为成都昭觉寺方丈,中国佛教协会暨四川省佛教协会常务理事,成都市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都市委员会常务委员。
清定上师出身于世代信仰佛教家庭,素受佛门薰陶。1920年毕业于广州大学哲学系,因品学兼优而留校。甫半年,出于爱国热情,投笔从戎,考入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就读,旋又考取南京国民党政训研究班,毕业后被派往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训处工作,初任少校秘书,继调南京,历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交通研究所中校处长,中华民族复兴社上海分社助理书记,先后两次主办上海大中学生集中军训,任上校政训主任,后调两广,任第四战区党政军干训团上校训育处长,第四战区政治部上校主任。在重庆,任中央高级党政军干部训练团少将政训主任等职务。宦海浮沉,不忘民间疾苦,日(农历辛已年四月初八)基于不满政治腐化的现实,发愿弘扬佛教庄严国土,利国利民,萌出尘志,主动到重庆南岸狮子山慈云寺,依澄一法师座下出家,并于同年冬月十七日,到成都昭觉寺依慧老和尚座下受具足戒。
清定上师得戒后,静住经楼,博闻强识,编习经律论三藏。1942年,能海上师从西藏学法归来,经宝光寺方丈贯一大和尚介绍,清定上师往文殊院听能海上师讲《菩提道次第》,发起深信,决定依止老上师学修密法,听经圆满,随侍能海上师去宝光寺听讲比丘戒。四月,随能海上师往近慈寺结夏安居。一次在听完老上师无上供养观行法及比丘戒后,郑重在老上师面前发愿云:“皈依上师三宝尊,正法久住我发心,世世出家修净戒,自他佛道稳速成。广建三宝转*法 伦,众生罪苦我代受,善根利乐施有情,一一令发菩提心。”听其发愿后,能海老上师一句一句为上师印可,并嘱每日诵念此愿,行愿无尽,即身成佛。
近慈寺为能海上师于汉地开建的藏密金刚道场,向以学修精严著称。僧人学法,以资历分住各堂,次第森严。法师初住学戒堂兼沙弥堂堂主,次年,因行持勇猛,资量具足,即进住加行堂,1945年进入金刚院,随侍能海上师往彭县龙兴寺安居,听讲授文殊大威德本尊,修行成就《生圆次第》。1946年即代能海上师应请往武汉、上海一带宏法讲经,组建上海金刚道场。在沪期间,上师广弘密法,依止学法者甚多,曾主持和平息灾法会,并主修藏密,同时,亦得能海老上师正式传法,负责上海金刚道场。讲经圆满后,就地住藏经楼阅藏,读完六百卷《般若经》。返川后,遵能海上师嘱主持重庆金刚道场。1948年,奉能海上师命往南京、上海宏法,应赵补初、倪正和等大居士所请,住上海觉园主持班禅纪念堂,成立上海金刚道场。
因清定上师解放前有着不寻常的经历,1955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以佛门比丘宽大胸怀,违缘顺缘,随遇而安,以代众生受苦的精神,二十年如一日悉心行持,终得大自在。1976年初获平反昭雪后,不忘济世救人,甘愿回家乡行医。1980年由中国佛协介绍往天台山国清寺弘法。1984年应成都石经寺僧人殷请回寺任首座。1986年移住昭觉寺,不辞八十四岁高龄,发深宏大愿,承担提振道风,培植僧材,重辉祖庭的历史重任,几年来普修殿堂,塑刻佛像,重建昭觉寺大雄宝殿,规模宏大,清净庄严,为世人所瞩目。
由于印契了该寺古德[明代]道魁祖师之预偈:“树包碑,檐瓢飞,柱头落地祖师归”。(清定上师回昭觉,悬空之柱头落地,檐瓢早已不翼而飞,菩提树飞速猛长,将石碑包得丝毫不现)。故世人称之道魁祖师再来,法威顿长,贯横海外。
清定上师戒行高洁,修法行持不舍昼夜,长年每天只休息两三个小时。九十高龄依然精神,受到四众弟子钦仰。几年来,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有数四十万皈依受戒,灌顶传法。
清定上师爱国爱教,融为一体。根据佛陀教诲,力倡“三个统一”(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爱国与爱教;爱国主义情感与爱国主义行为),已成为新时期佛门弟子共应遵循的准则。他每行持不忘祈祷世界和平,祝愿祖国昌盛,热切期待祖国统一。1989年8月,应美国万佛城宣化上人(禅宗四十[五代]祖师)之邀请,随中国佛教协会赴美弘法团到美国,因德高望重,被礼请为羯磨阿阇黎,为来自欧美各国的一百六十余名僧俗弟子授戒,并以佛门真实不虚介绍祖国稳定、团结、进步形势,谢绝当地僧众殷切的恳留,返回祖国,重兴祖庭。法师颇受高僧大德敬仰,赵补初说:“清定上师是中国一位不可多得的高僧”。
昭觉寺的全体僧人在清定上师率领下,使寺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和赞誉。清定上师依然历尽辛劳,继往开来,在大雄宝殿落成开光后,继续修建供奉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圆通宝殿及为传戒修禅的大禅堂。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以不负美好的时代。
上师一生戒行高洁,修法行持不舍昼夜,每天只休息两三个小时,依然精神饱满,神采奕奕。笔者有幸曾于95年冬一日凌辰二点多钟,亲见上师,以90高龄,仍领众上殿读诵密宗早课,深受感动,上师之慈悲音容笑貌,至今回味,令人难忘。
密法修持注重师徒相契,心心相应,学修方可成就,上师与自己根本上师便具此种相应关系,对能海老上师之教,上师能心领神会,并如法行持,对依止善士,听闻正法,法随法行,悉皆依教奉行,深得老上师之欢心。特别是上师违缘即将现前时,能海老上师多次为上师开示,嘱师要发大愿,以菩提大悲拔苦与乐,以欢喜忍受之心情看待一切,不起任何畏惧之心。念念不忘上师三宝,念念不忘父母众生,念念不忘无常无我,能如此想,则十方三世诸佛所共护念。上师铭证师教,再三顶受,永志不忘,且在危难示现时,亦如此应用,如如不动,无所畏惧,度过一切难关。上师能与能海老上师师徒相契,堪为修行者学习的典范。
一代高僧清定上师已于99年圆寂,自在往生。缅怀上师一生弘法利生之功绩,以激励后来者继续上师弘法之事业,为佛法的振兴而努力,同时亦祈盼上师早日倒驾慈航,重回娑婆,化度有情,令成正觉。
智者即使受挫折,彼智更加成顽强。
犹如兽王饥饿时,速能撕裂大象脑。
智者即便身处逆境,屡遭挫折,仍是不屈不挠,以智慧力使自己变得更加顽强,犹如兽王雄狮,在饥饿难忍时也能迅速撕裂大象的脑袋。
愚钝懦弱的人,遇到违缘总是叫苦不叠,怨天尤人,更甭提重振旗鼓。而有智慧的人遭受坎坷时毫不软弱,于行为上更加严谨,洞察形势,伺机重振。
比如在文革期间,清定上师受诬陷入狱二十年。上师在狱中仍然坚持茹素,半月长净、三月安居等未曾间断,如法如律地行持正常僧人的生活。上师把牢房作为闭关房,潜心修行,经常连续数日禅坐,不饮不食。二十年如一日,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最终获得了不可思议的大成就,普渡了无量的众生!
出自索达吉堪布《格言宝藏论释》
清定上师与晋美彭措法王(93年法王如意宝曾给清定上师灌顶传法,两位老人家左右分别是丹增嘉措活佛和索达吉堪布)
清定上师金色舍利
清定上师舍利塔
法王如意宝定中所见的地藏菩萨报身相(僧相地藏菩萨为化身相)
清定上师隐尘回忆录
第一章 幼年时代
(一)引言
前些天,听演法师告诉我说:“上师,有的记者、作家、僧众敬求您老人讲一讲个人的经历。”因为我佛事多,繁忙,欠大家一份心愿。演法师今日又再次告诉我:“这些客人在方丈室等上师几天了,大家再三请我敬求您老讲一讲出家前后的经过。”“哦!已等我几天了?我真感谢大家这番好意。我过去的事已经去了,现在的事我正忙着去做,我年纪大了,很想为众生做点世法、佛法需要做的事。佛教将来的事还有很多需要我去做。我没有什么可讲的、可写的,我这辈子没有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也没有做过令人憎恨的小事,不要耽误和浪费大家的好光阴,我的所作所为,们僧众、佛弟子们都悉知悉见。我这个修行人,只注重修行,用功辩道,好好持戒、精修、苦修,以大慈大悲普度众生之苦为已任,爱国家教爱民,为祖国统一精进修持。说一丈不如行一丈,只要有恒心、有毅力、能吃苦,什么事都能办到。世间没有不劳而获的人和事,勤劳就是人生的美德,不管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不管是学佛教还是学道教、儒教,多在‘行’上加倍努力,无论干什么事,重于力行,定能成功。我过去的事只不过如水上的波,如尘影、梦境。说吧,也只不过是对水波、尘影、梦境的回忆。”
(二)昔日的家乡
我的俗名叫郑金山,俗家在浙江省三门县高枧乡高枧村。三门县是个农业县。解放前,我们那个地方的人,靠种田做庄稼来吃饭穿衣维持生活,没有什么大的出产,人民生活很苦,中等经济家庭的农家半农半商,有的做粮、油、盐、布料等日用生活这类的小买卖。普通穷苦农户因本地没有多大的出产,庄稼收成较少,生活艰辛,农闲了就到外地做帮工,这些已成为我们家乡人民生活的经济来源。我童年时,曾和我的小伙伴们一块儿玩,跟着农民唱几首民歌:“李老二,打长年,老头儿,打长年,光吃饭,不要钱。家裳钱。衣裳烂,自己连,要想成家难上难。”我家乡有钱的富人不多,那些有钱的人呀,他们有了一分钱想二分钱,他们有1万元想100万元,放高利贷,剥削劳苦人,欺压老百姓的罪恶,罄竹难书。穷苦农家租富人的田种庄稼,一遇天灾,庄稼没有收成,连地主的租谷也交不够,有的被逼得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唉!穷苦人的生活苦很呀。有钱的富人供儿女读大学,出国留洋,当大官享大福,享尽荣华富贵,玩不完的格啊!普通穷人家占我们家乡人口的95%以上,没有钱供养儿女读书。因此,我的家乡在解放前,读书人少,有文化的人更少。当时流传4首民歌。一首:“农民苦,农民苦,天亮就下地,摸到起更鼓,腰酸骨头痛,不敢向谁拆。农民苦,农民苦,腰间别弯刀,手里拿锄头,歇气带砍柴,锅里无米煮。”二首:“尖尖山,二道坪,茅草棚棚笆笆门。要想吃碗干饭,万万不可能!”三首:“雪山高,河水长,租比雪山高,夜比河水长,富人一餐饭,穷家半年粮。”四首:“租子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像牛毛。”解放前,我家乡算是人究地薄、文化落后的典型农业地区。
(三)行善人家
我的祖父在高枧乡是出了名的郑善人,我的祖父、祖母子高枧村这块贫穷的地方一辈子种田为生。农闲了祖父闲不住,见村里、乡里哪个地方的桥断了就去搭桥,哪个地方的路坏了就填补坏路。路过的人叫他郑善人,谁家有红白喜事祖父就去帮忙。
我的祖父、祖母一生乐于助人,生活很俭朴,对别人、对有利于民众、邻里之事都很慷慨地去做,宁肯自己吃亏吃苦,总要去帮助贫苦人家。他们一生持身涉世,敬以处事,诚以待人,遇有不顺心之事,惟一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祖父对村里人总是敬老怜贫,排难解忧。他每每教训后人:要惜福修德,不道别人长短,做一个有利于别人的人。祖父对人耿直,不善逢迎,常对儿孙辈说:“为人作事无论如何要给儿孙积些阴德,我们郑家人,多少辈子没有和别人打过架。”常叮咛后人,纵然自己吃亏,也不要违背郑家祖祖辈辈教训出来的家风。祖父爱读佛教的经书、古书,爱读书人,节衣缩食,供养我父亲念书,使我父亲成为一名知书达理、富有理想的清末秀才。
我的父亲平时常到深山里去敬拜寺庙里的高僧和念经,在深山里采集中草药回家,并自学中医与按摩针灸,在家里坐堂给乡里的老百姓治病。日久我父亲就成了大众恭敬的坐堂中医老人。
(四)祖父家训
(一)良心要紧。有良心,有善心的人,一生吃不尽,到处有人尊敬。不要看那些当官之人欺压百姓,宦海沉浮,吃斋念佛也徒然,心好才能受到皇帝、老百姓的尊敬。
(二)品行端正。从来有三品,持身端正为良。欺贫、侮法、枉法没什么好处,也不是什么专长。要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做人。
(三)孝养父母。惟尔父母之恩,终身报答不尽。新意欣欣子色温,便见一家孝顺,小鸟尚知根本,人子应对父母亲长思念。
(四)友爱兄弟姐妹。兄弟姐妹分形连气,天生羽翼是也。为心不齐,七长八短产于私心。酒饭结交展品姓,无端骨肉喧哗。莫为些小利竟分家,百忍千秋佳话。
(五)和睦乡邻。风俗何似近古?总在和族睦邻。三家五户要相亲,缓急大家帮衬。是非与分拆散,结好不异于朱陈,莫恃豪富欺贫,各家有事常相问讯。
(六)教训子孙。子孙为何贤知?父兄教训有良方。家财万贯不知教子有方,不读书的,也要读书。不能、不许闲游放荡,玉不琢不成器,雕琢方能成美器。姑息非为慈祥,教子须知窦二郎(窦十郎指窦禹钧。五代后周渔阳人,与其兄禹锡以词学闻名,累官司右谏议大夫。曾建义塾,延请名儒以教贫士。家中藏书甚富,五个儿子相继登科为进士,号为窦氏五龙。俗传“五子登科”,即出于此,遂成后世教子成才的典范。)
(七)怜惜孤寡。天下穷民有四种人:指鳏寡孤独。要爱护他们,给他们行些方便,积些阴德福无边。
(八)婚姻随宜。儿子前生之债,也宜随缘分还他,生活人俭莫从奢,重在和睦兴家。
(九)奋志芸窗。坐我明窗读书、学习,诵读不分昼夜;“桂花不上懒人头,刻苦便居人之上”。
(十)勤劳本业。天下事有本有末(古代以士农工为本业,以商为末业),还须务本为高。百般做作尽糠糟,纵有便宜休贪占。有田且勤尔业,一艺亦足自豪,栉风沐雨莫乱劳,安用许多技巧。
&& (五)乡亲们称郑善人
我的父亲郑兴安,家乡高枧乡的人都称他郑大爷。母亲李婆婆,俩位老人均是虔诚的佛教居士。对人很慈悲善良。我父亲从不饮酒、行为端正,口业清净,长期吃素,以祖传针灸为业。我父母很节俭,穿的是粗布旧衣衫,吃的是粗茶淡饮。以救济无衣无食的穷人为急务,高枧乡村邻里有的因丧事无法殓葬的,父母就施衣棺木,有的兄弟分财不均而争诉的,父母就出以钱补助不足的一方,以致感动他们兄弟惭愧而互相推让。对有的儿女不供养父母,他们就恭请年老无力的老人到我家吃饮度日。直到把不供养父母的儿媳感动得从我家接回其父母,从此孝顺。
高枧乡的人都称我父亲为郑善人。有一年秋天我家的稻谷黄了,请农民去割稻。有一天我母亲见贼割稻子,反而不声不响地避开回到了家。乡亲们觉得很奇怪。后来我母亲解释说:“俗话说:树活皮,人活脸,树要皮,人要脸,人,谁不要脸皮呢?人,谁自愿作贼呢?都是因为天灾火祸,迫于没有办法,穷里穷得无法活,才到我家田里偷割稻子呀,应该宽容呀!”后来作贼的人知道我母亲如此的仁慈,也被感动得革面洗心,从此不再做贼,成为勤劳为善的跟着母亲学佛的居士,亲友们称我母亲为活观音菩萨,教化人心。
我父母平日就在高枧乡的多宝讲经寺去拜佛,听法师们讲经念经,教化乡里人多行善事。我读大学时,放了寒间时常到三门县中学给学生们讲课,当教师。有一年三门县受旱灾,闹饥荒,很多乡里人无法生活。我和父母便便拿出家中节存稻谷,一部分分给家里有老人、小孩、断炊的穷人家,一部分借给穷人。到了第二年,高柿乡连受旱灾,歉收,以致上年借谷的人都无法偿还给我家,到我家表示歉意,我父母并不向他们要求偿还欠谷,还招待他们在家中吃饮。当众把乡人们借的债券完全烧成灰烬。对他们说:“我家中节存的稻谷本来是预备受灾时救济大家患难之用的,并不是想囤积图利。现在我把你们欠的债务了结,希望你们不要再放在心上。”过了两年,高枧乡又遇了大饥荒,我父母出尽了大量的家产,办理大规模的施粥,嗷嗷待哺的饥民,赖以救活性命的,不下千人。第二年春天,我父母又施出大批的粮种,分赠给贫穷的农民。有人对我父母说:“郑大爷,你救活了很多人,阴德实在太大了。”我父亲回答道:“阴德里阴里作的,只能自己知道,是不让别人知道的,我做的事你们都知道,哪里还谈得上我有阴德呢?”后来,我们兄弟三人都考上黄埔军校,乡亲们都认为是我父亲郑大爷积德的果报。真是积善之家,必有侠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侠殃。我父亲信仰佛教,他常说:佛教好,人不学佛,不明理。我父亲去世时,乡亲们听了都痛哭流涕说:“为什么老天爷不让我们替郑大爷死?让郑大爷这样的大善人活着,我们才能生活下去。”当时参加送葬的人很多。郑家的几代人深明佛明,所以在家乡和社会上能力行善事。我们毫无求名邀功之心。
(六)父亲是个佛门弟子
我的父亲名叫郑兴安,是一个信仰佛教、戒“杀、盗、yin、妄、酒”的“五戒”居士。光绪二十攻年(1901)年,清政府被迫同英、法、美、俄、德、日、意、奥八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主要内容是:清政府赔款白银4.5亿两,以海关等税收作保,清政府保证严禁人民参加反帝活动;清政府拆毁大沽炮台,允许帝国主义国家派兵驻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居住。《辛丑条约》给中国人民增加了新的沉重负担,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从此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人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我就出生在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战争期间失业的人很多,找一个吃饭的事做很困难。父亲凑点钱开了一人药铺,以祖传中医、按摩针灸的技艺,靠当乩擅的,有信外道的,有信儒教的,有专门愿办慈善的,也有喜欢劝施舍的,虽同劝改恶向善,教化人心,而各人的宗教信仰却都不同。我父亲信仰佛教,经常早晚念佛经,像祖父一样是个修行人,同时又是坐堂中医,终日忙于给人治病。我小时候,父亲常教我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常以佛祖、佛经教化人们,给人们讲述佛陀真理,纠正错误信念,笃信佛教经书。
父亲家戒:
一、戒游荡;二、戒赌博;三、戒争讼;四、戒攘(偷)窃;五、戒符法;六、戒酗酒。
父亲和一位教书的先生极为友好,他姓李,我们叫他李大伯,他眼光看得很远。常对我父亲说:“存钱招祸,做官危险,不买田,不存钱,做好事,做善事,学手艺好些。”他意思是不想升官发财,要学一门手艺,将来以一种技术去谋生活。我父亲的思想比李大伯较进步一些,父亲教育我们:“读书可以,做官也可以,但要当清官,不准做伤害人民的事,不准买田置地。”因此,我们兄弟三人虽官拜少将,却未买一方田,造一间房。
(七)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姓李,人称郑李氏。当地年龄比母亲小的人,叫母亲为郑大婶,母亲很贤惠。有一年,祖母患了肝炎,到三门县和南京市医治,都医治无效。母亲日夜上天叩头祷告,发愿放1000生灵和印关《放生文》1000份;并祈求减自己的阳寿来给祖母添寿。后来,我祖母的病竟奇迹般地好了。当地人都说母亲是观世音菩萨性格,尤为敬老爱幼。母亲出生于书香门第,外祖父是个秀才,常教母读书。因此,母亲念过很多书,擅长吟诗作画,母亲曾对我说,她最喜欢李白的诗。现然我还记得,有一次母亲在灯光下一边给我做鞋子,一边教我念李白的诗。母亲最喜欢李白的诗篇之一是《长相思》。这首诗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阑,
微霜凄凄簟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
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
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绿水之波澜。
天上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
长相思,摧心肝!
母亲时常同父亲带我们兄弟三人上庙子拜佛烧香,听老法师们大雄宝殿念经、讲经、说法。我母亲有一双巧手,村里人常请她绣花鞋。有时,村里的大姑娘们要出嫁了,就求母亲给做花衣服、花鞋子,有的老人的寿衣也请我母亲做。乡村里的老人们都称我母亲为“贤大嫂”。母亲亲手经我们三兄弟缝制衣服,很节俭,哥哥穿破旧的衣服,给我这个老二穿,我穿过的又给弟弟穿,就这样穿下去。父母的亲戚朋友经济都很困难,但知道我们三兄弟穿鞋多,常背一大麻袋的手纳布鞋底送给母亲。那是有手拧麻绳一针针纳出的布鞋,鞋底又硬又大,我们穿在脚上,走起路来坚实而牢固。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的俗家有着一种很温馨的气氛。我们三兄弟是母亲的心头肉。母亲不仅爱自己的孩子,也爱别人家的孩子。素不相识的孩子走在大街上,母亲只要看到那个孩子在哭,或者鞋带掉了,就会马上去给他擦眼泪、系鞋带,特别疼爱小孩子。
(八)母亲生我前夕的梦
母亲常对我说:“全山,我生你的那天是大晴天,太阳很大。很奇怪,生你前的第一天晚上(即冬月十六日)我做了个梦,梦境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军人,身着黄军装,骑着一匹白黄花马到咱家门口,把马拴在门前的一棵大柏树上,要进我家借宿,当时我在门口大着肚子站着,军人对我说:‘大嫂,行行好,今晚在你家借住一宿吧’,我对军人说:‘对不起,我家房间少,没有住房,你另找别家吧。’那军人再次对我说:‘唉!我们当兵的,还不如当和尚的,和尚能找个庙子安居,当兵的却找不到一间房子借住一夜。多么可怜呀!大嫂方便方便吧,就让我在你家院子里借住一夜吧。’这时你爸爸回家正走到家门口,我对他说了这件事。你爸爸同意晚上和军人睡,让那军人住在我们家。第二天,军人早早的便骑着马,到三门县一个庙里出家了,剃了头发,身上披着袈裟,这时我的梦醒了。第二早晨正是冬月十七日,吃早饭时,我就生下了你。全山啊!你刚生下来哭声很大,小眼睛东转转、西望望,充满了好奇的目光。”母亲那个时候已经28岁了,我生下来没有几天,母亲就没有乳给我吃了,只好天天做米粉汤喂我吃。为了养育我,母亲起早睡晚,日夜不眠,受了许多苦。这个梦是我读小学时母亲告诉我的。
(九)半岁婴儿叫“善战”
生我的那一年,年月不好,闹饥茺的地方多,民众生活都很困难,家家户户过着苦日子,我病过多次,幸好父母亲把我的病治好。听母亲讲,我一岁多不会叫爸爸、妈妈,只会喊“善哉,善哉”两个字。每当母亲把米粉汤喂了后,我就高兴地笑着叫“善哉……善哉”。起先,母亲听不懂,后来父亲对母亲说:“这二娃在喊善哉!”我的嘴里头仍然是叫“善哉、善哉。”其他的话教也不会喊,“善哉”二字不教而自会喊。后来,我母亲对我件事感到奇怪,为什么这娃不会叫“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只会叫“善哉”呢?于是,我母亲就去就我们县里一个古庙的老和尚。那老和尚对我母亲说:“你的孩子,前世是如来佛的弟子,生下来有佛性,有善根。长大了,若当官,一定会当个大慈大悲的清官,若不当官也会当个释迦世尊的大弟子,普度众生之苦,济世救人,教化人们行善事,不作恶事。”母亲听了此话特别高兴。此后,只要我喊“善哉”两字,父母跟着我叫善哉,欢喜极了,一岁多我才学会叫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母亲常对人说:“这二娃本性善良,身体瘦弱。”在我们三兄弟中,母亲对我特别疼爱关心。后来,母亲经常带我到古庙里拜佛,给菩萨烧香,敬求佛祖保佑我好好念书,没有病痛。待我懂事后,母亲把我婴儿时学说话的情况全告诉了我。小时候,我会说的最讨人喜爱的话是“善哉、善哉!”
(十)同胞三兄弟
我们只有兄弟三人,没有姐姐、妹妹。我的哥哥名叫郑济时,比我大三岁,弟弟名叫郑克天(法名清惠,已圆寂了)比我小七岁。
我们兄弟三人读书很刻苦、勤奋,家乡人叫我们郑半夜。哥哥郑济时常读书到深更半夜,是学校有名的“状元生”。在哥哥的带领下,我和弟弟郑克天各科成绩都是学校的前几名。我们兄弟三人读的是三门县有名的每六中学,教我的老师是出了名的好先生。哥哥郑济时常对我和弟弟郑克天讲:“人的天职在探索真理。探索真理的过程,可以在社会、自然界直接观察,也可以在实验室做实验,便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前人以及今人积累的经验。而且,任何科学的发明创造,都是提出了新问题,又解决了新问题的结果。新问题的提出,又是从新的角度,在旧问题中提出来的。而旧问题,又是前人经验的积累。前人的经验都体现在书本中,那就必须用功读书了。被后世称为圣人的孔子自己说:‘圣则吾涌,我学而不厌,教而不倦也。’孔子是以身教人的,身教的内容不过曰‘好学’。他屡次称道颜回,也只说他‘好学’而已。”古人称饱学之士为“学富五车”、“读万卷书”,甚至是“书橱”。现在,有人认为是“知识爆炸”时代,各种科学积累的经验越来越多,因此,五车书、万卷书,显然无济于事了。哥哥郑济时书读得比我和弟弟郑克天多,用起来就比我们本事大得多。我们家乡人常称他读书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哥哥时常教给我和弟弟学习方法。
我们兄弟三人学习诸葛亮略观大义的融会贯通,学习苏东坡读书、抄书。抄书比读书印象深刻。我们把学习心得抄录存放;任何书不可能句句是真理,没有必要整本书全抄,抄你体会最深、最重要的。哥哥郑济时常教导我和弟弟读书不仅要积累知识,而应是学以致用。孔子称道颜渊好学,亦只称其“不迁怒,不贰过”,说明读书能改变人的气质。所以,有人说:“学之染人,甚于丹青。”黄山谷说:“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尘俗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哥哥郑济时常教导我和弟弟不要成书呆子。哥哥很爱护和关心我与弟弟郑克天;我和弟弟也很敬爱哥哥,三兄弟骨肉亲情如手足。
(十一)我的父母很孝道
我的祖父活了89岁,临终时手捧着佛珠微笑寿终。我父亲为了祖父的丧事,把卖中药的钱和家中的粮食全用于办丧事、诵经、扎纸人、烧纸钱,尽了一切孝心。亲友们都劝我父亲:“你三个儿子读书要花钱……”我父亲说:“老人只死一次,财产是人置的,钱是人挣的,只要有人,有劳动的双手,就能挣钱,我要对得起养育我的父亲,这不怕穷!”祖父的丧事办完,我的父亲欠了债,家里谷子也吃完了。后来粮价降了两倍,我父亲给人治病来养活我们。我的父亲对老人很孝顺,对儿子们读书也尽心尽力,四处借钱也要供我们兄弟三个读书。我们兄弟三人也很刻苦努力,我每天放学回家还要放牛、采集中草药,节假日回家做农活。我的母亲很慈爱,总千方百计地给我们兄弟三人做一点好吃的东西(父母舍不得吃一点),我看了不忍心自己一个人吃,也舍不得吃,留给弟弟吃。母亲知道我的心意,我就对母亲说:“东家姨妈给了我好吃的了,我不吃,我吃得太饱了,一口吃不下去,给弟弟吃吧。”母亲常对邻居阿姨讲:“我二娃很懂事。家里好吃的都舍不得吃一点,年纪又小,身体弱,常生病,在外读书又用脑,回家忙着帮助我干活,我怕二娃吃不饱,睡不好,累坏了。当妈的不放心。”
我家里穷,兄弟三人很听父母的话。闲时,我就坐在妈妈的身边看她给我们做衣服、做鞋子。每年大年三十夜,我母亲把一双双新鞋子,一件件新衣服给我们,叫我们正月初一穿上,迎接新的一年的来到。我们兄弟三个都舍不得穿母亲千针万线做的新衣服、新鞋子。母亲对我们说:“你们新年不穿亲衣服,不穿新鞋,到亲戚家去,不是叫人家笑你父母吗?”我们穿着母亲做的新鞋,脚上走起路来很劲,硬梆梆的不怕石头砖块跌脚趾。穿着母亲做的新衣服心里很自豪。我们的母亲手巧,我们有慈爱的父母,与同龄人相比我们太幸福了。
第二章 童年o少年o青年
(一)回忆童年过端午节情景
这个时候,我特别想念家乡和自己的亲的,父母的音容笑貌时时闪现在我的脑海里,有时整夜在梦里,同父母兄弟在一起,把我引进了童年时代的回忆。我小时候,每年五月五日的端午节,我们三门县的民众都要组织“划船会”。这天,在三门县的大河里要放几百上千只鸭子,让人们在滚滚的河流中,划着船,像青蛙一样游着去抢鸭子,看谁抢的鸭子多,比划船的技术,看谁的游泳技术好。我们兄弟三人最喜欢去看端午节的划船会。我的父母在端午节这天不管有多忙,都要放下家事,带我们三兄弟去看划船会。当我们看到划船和游泳的高手们抢着鸭子时的高兴欢乐情形,我们也高兴极了。这是我童年时代同父母兄弟最欢乐的时刻。鸭子抢完了,划船会结束了,父亲让我们三兄弟坐在河边休息,父亲一边给我们讲述屈原沉江的故事,一边给我们兄弟三人每人买个米花糖吃。我和哥哥郑济时就坐在父母的左右两边,弟弟郑克天就坐在妈妈的身前,听父母给我们讲端午节的来历。这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刻。
父亲对我们说:屈原是中国古代杰出的爱国诗人,生于楚国,是楚国的大夫。楚国自从被秦国打败后,一直受秦国欺负。屈原劝楚顷襄搜罗人才,远离小人,鼓励将士,操练兵马,为国家和楚怀王报酬雪耻。屈原的这种劝告不但不顶事,反倒招来令尹子兰和靳尚等人的仇视,他们在楚顷襄王面前诬陷屈原,说屈原的坏话。楚顷襄王听信子兰和靳尚等小人的话而大怒,把屈原革了职,放逐到今天的湖南去。屈原抱着救国救民的志向、富国强民的打算,反倒被奸臣排挤出去,遭到楚顷襄王的革职,屈原想不通,简直气疯了。他到了湖南以后,经常在汨罗江(在今湖南省东北部)一边走,一边唱着伤心的诗歌。附近的庄稼人知道屈原是一个爱国的大臣,都挺同情他。有一个经常在汨罗江上打鱼的渔夫。很钦佩屈原的为人,但就是不赞成他那闷的样子。有一天,屈原在江边遇到渔夫,渔夫对屈原说:“你不是楚国的大夫吗”怎么会弄到这等地步?“屈原说:”许多人都是肮脏的,只有我是个干净人,许多人都喝醉了,只有我还醒着。所以我被赶到这儿来了。“渔夫不以为然说:”既然您觉得别人都是肮脏的,就不该逢命清高;既然别人喝醉了,那么您何必独自清醒呢?“屈原反对说:“我听人说过,刚洗头的总要把帽子弹弹,刚洗澡的人总是喜欢掸掸衣上的灰尘,我宁愿跳进江心,埋在鱼肚子里增,也不能拿自己干净的身子跳到污泥里,去染得一身脏。”
由于屈原不愿意随波逐流地活着,到了公元前278年五月初五那天,他终于抱着一块大石头,跳到汨罗江里自杀了。附近的庄稼人得到这个信儿,都划着小船去救屈原。可是一片汪洋大水,哪里有屈原的影儿?大伙儿在汨罗江上捞了半天,也没以找到屈原的尸体。屈原死后,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歌,其中最著名的是《离骚》。他在诗歌里,痛斥卖国的小人,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心情,对楚国的一草一木,都寄托了无限的深情。后来,人们认为屈原是我国古代杰出的爱国诗人,世世代代人们都纪念屈原。为了纪念屈原,教育国民爱国爱民,就把每年五月初五定为端午节。
父亲给我们三兄弟讲完了端午节的来历和爱国诗人屈原的事迹后,父母领着我三兄弟去一家小饭店吃了午饭,又带我们到三门县的岳庙。中国老百姓家家户户,连三岁的小孩也都咒骂的宋代卖国贼秦桧,敬仰民族英雄岳飞。卖国贼秦桧陷害民族英雄岳飞,岳飞被秦桧害死后,监安狱卒隗顺偷偷地把他的遗骨埋藏起来。直到宋高宗死后,岳飞的冤狱得到平反昭雪,人们把岳飞的遗骨改葬在西湖边栖霞岭上,后来又在岳墓的东面修建了岳庙。岳庙的大殿里,端坐着全身戎装的岳飞塑像,塑像上方悬挂的匾额上,刻着岳飞亲笔写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使人肃然起敬。在岳飞墓门对面,还放着用生铁浇铸的秦桧、王氏、万俟卨和张俊四人反剪双手的跪像,反映人民对民族英雄人敬仰和对卖国贼的憎恨。我们看完岳庙后,父亲对我们三兄弟说:“中国人最仇恨卖国贼,最敬爱民族英雄,一个中国人有责任保卫国家和人民。爱自己的祖国,爱祖国的人民,爱人民就等于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爱自己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大好山川。像岳飞这样的民族英雄的死重于泰山,像秦桧那样的害人卖国贼而遗臭万代。”
我从小就受父母爱国爱民的教育,我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我的肩膀不愿意为卖国贼扛枪,我的手不愿为卖国贼做事,我郑全山决不愿为卖国贼效劳,我不学屈原沉江自杀,我也不让卖国贼把我害死,我想起我的启蒙老师的旅顺:“郑全山,这名字取得好,将来建设大名山。”我愿在祖国的大名山上建立一座座佛庙寺院,感化人心,爱国爱民,安护国土,建设美好的家园。
(二)知识润心灵
1909年9月,我未满7岁便上学了,父亲送到我当地有名的三门县小学校读书。记得我上学的那一天是一个晴日,母亲教我两首民歌。一首:“张打铁,打把镰刀送哥哥。哥哥留我耍,我不耍,我要回家割麦把。大麦小麦没有黄,背着书包上学堂!”二首:’小小马儿郎,骑马上学堂。先生嫌我小,肚内有文章。“父亲领着我从居住的高枧村到热闹的三门县城,我被那众多的人流、复杂的街巷弄竽晕头转向,我一进三门小学校大门,走到一个宽大的礼堂内。礼堂一侧安放着几张桌子,每张桌子后面的凳子上都坐着一个老师。
父亲将我带到一张大桌子前,桌子放着一个大本子,一条小竹棍,凳子上坐的是一位年纪大的老师。父亲不知和他说了些什么,于是,他俯下身子笑首,用亲切的声音问:“你叫什么名字”?我生性羞怯,此时涨红了脸,低头站着,一声不吭。父亲对老师说:“村里娃子,怕生人。”又催促我:“快给老师说嘛,叫郑全山。”我依然低头不开口。只听老师说:“郑全……山,山字很好,长大了走遍世界大名山,建设大名山。”父亲笑着连声道谢。老师在大本子上写了一阵,拿直桌上的竹棍,指着黑板上的字,又问我:“你能认多少字?认给我看看。”我忽然不住,“哇”地一声大哭,父亲又小声对老师说:“村里村,真胆小,老师,你看这孩子读书……行不行?”“行!”教师一口应道。我笑了起来。于是我报告上学读书了,背着母亲用二尺红布缝制的书包,每天早早地吃过饭,就和一帮比我年龄大的孩子一道上学校读书。从家到学校,每次父亲都要请年龄大的孩子在路上照看到,遇上雨天,父亲就亲自接送我。我的启蒙教师姓刘,是个秀才,书教得好,很出名,且不说他那循循善诱、亲切启发的方法,单是一口浙江话就够引人入胜了。我是学生中年龄最小的,在我的记忆中,刘老师专门为我一个人补课,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启发我,使我的脑子开窍了。很多次放学后,刘老师把我留下来补习功课,并写纸条让同村的同学带给我父母,让双亲放心。补习完后,刘老师干脆让我住在他家,吃晚饭后补课。就这样,我的学习成绩很快上升了。刘老师还时常造我造句,有一次老师用喜悦的声音对全班同学说:“郑全山同学造句造得很好,我念给大家听。”——“我热爱大好河山,长大后我要建设祖国大好河山!”教室里顿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我的心在激荡着。在刘老师的培养下,我更爱读书了。
在困苦的日子时,艰难劳作之余,我没有忘却启蒙老师的嘱咐。父母亲教我读佛书、医书和一些劝善的书、儒家书,包括自然科学书籍都搜罗起来读了。不是出于任何功利的需要,而是作为生活、做人、活人的必需,作为精神的粮食,刘老师和父母用知识的甘露滋润了我幼小的心灵。
(三)怀念我的启蒙教师
转眼间,小学六年毕业了。那是1915年9月,我13岁升入三门县第六中学。这是个有名的学校,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听到一个撕裂人心的消息:刘老师去世了!听说他是背着许多罪名,受尽折磨,病死在医院的。人们伤心、流泪、悲哀、愤怒,无论男人、女人、老人、小孩都放声大哭。一天下午,我从县城第六中学校回家,老远就看见一座坟,墓前有一块写着字的木牌,在夕阳的照耀下,十分显眼,我走近前一看,木牌上写着“一心育人,教育有方,老师刘善仁永垂不朽”。这就是我的启蒙老师安眠的地方?坟里面躺的就是我尊敬的启蒙教师刘善仁。木牌呵,你能经得住风雨的侵蚀吗?你能经得起岁月的磨励吗?经得住,经不住,又有什么关系,那对人民做了好事的人,其真正的丰碑是镌刻在人民心上,永垂不朽的!我品味着木牌上老师的名字。刘善仁老师生前没有什么荣誉,但还有什么荣誉能比“老师”这人称号更高尚呢?初中第一学年放暑假的第一天早晨,我拿着香、纸钱和考试的成绩单去祭奠我的刘老师,却再也找不到刘老师的坟了。听说刘老师的儿子将他的遗骨迁走了,我心里涌起一股哀伤和思念的莫可名状之情……
上了初二,当我的文学成绩小有收获的时候,常常有一种莫我的躁动在我心中起伏,那是我的胸中有着冥冥之神的催促,我要为刘善仁老师写点什么,但我又怕写不好刘老师,反而折损了他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可这愿望越来越强烈地折磨着我。我到了初三终于熬不住,才提出拙笔,记下我的启蒙老师刘善仁,向刘老师献上一炷虔诚的心香。
(四)跟着父母“跑警报”
14岁那年(1916年),我在三门中学读书,听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冯国璋和曹锟一派形成直系军阀,主要势力在江苏、江西、湖北三省,由英美两国扶植;段祺瑞一派形成皖系军阀,掌握北京政府实权,靠日本支持,控制着安徽、浙江、山东、福建等省,为了争夺地盘和政权,军阀混战连绵不断。中国出现军阀割据纷争的局面,战火烧到全国各地。段祺瑞借用日本的空军优势,对浙江进行频繁空袭,从日本飞机轰炸的第一个血腥日子开始,浙江省经历了四年长久的血与火的劫难。
当时,中国的防空力量几乎为零,连最简单的防空设施也少得可怜,除四门城墙上安有警报器外,另外竖有一根七八米长的木杆(是用来挂警报灯笼的)。虽然城墙上也有防空洞和空壕,但这是城警的工事,每当空袭来临,全城老百姓便从四门奔往城外疏散,俗称“跑警报”。
事实上每次空袭,不光老百姓跑,政府当局、法团、军警、达官显贵、儒贾缙绅都在“跑警报”。“跑警报”成了当时全社会的头等大事,然而城门竟成了紧急疏散的障碍。有一次,敌机空袭,市民疏散不及,遭敌机轰炸、扫射而死的人不计其数。
这时候,浙江省各中、小学停课放学,把学生交给家长。那时我读中学三年级,跟着父母“跑警报”。我亲眼看到的情景:商人们收摊,各行业关铺,开始纷纷向城外疏散。一天,我听到“空袭警报”,哨音是“呜……呜!呜!”一长两短。这是敌机已飞拢来了,只听见各处商店噼噼啪啪关铺板的响声,汽车喇叭声,黄包车铃铛声和车夫吆喝声,以及满街的人喊马叫和人群奔跑交织成一片,人们争先恐后奔向城外,逃难而走,来不及疏散的人们则就近隐蔽。一阵寂静过后,接着机声磊震,敌机已经监头,调整队形,轮番俯冲投弹,在数以百计的z h a 但炸中,整个城市都在颤抖。投弹过后,敌机战斗机群开始对地面疯狂扫射。霎时间浓烟滚滚,火光四赴,尸骨遍地,河里的水都充满了血腥味。正如一首流亡曲写的那亲友:“百万荣华一霎化为灰烬,无限欢笑转眼变成凄凉。”
警报一解除,疏散的人群又潮水般地涌向城里,各行各业又很快恢复了经营。我们三门县,有几门高射炮,敌机空垄进不敢射击,等敌机飞走后,才象征性地发几炮,老百姓称为“欢送炮”。
那时候,人们提到飞杨都很怕,敌机轰炸浙江、上海等地的时间多。各学校放假,同学们都跟着你母“跑警报”。
(五)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释迦牟尼佛是人修成的,和尚也是人生父母养的,人当的。生而为人就有父母兄弟、姊妹、丈夫、妻子、儿女;生为男人就为人子、为人父、为人夫;生为女人就得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我们千千万万和尚同俗家人一样,在俗家有慈爱的双亲,也有一个温馨和蔼的家。
1912年夏天,我母亲不幸患了肾炎。母亲为了节省钱,以土方草药疗治,舍不得花钱住一次医院治疗自己的病,以孱弱多病的身体强撑着我们这困难的家。父母不惜脸面去八方亲友处借款送我们三兄弟求学,为了我们读书,他们舍线、舍命,期望把我们培养成了有文化、有出息、正直善良的人。母亲的病,并没能如全家所希望的那样慢慢好转起来。母亲治自己的病舍不得花钱,治病时断时续,深怕我们三兄弟读书,家时拿不出钱,欠亲友家的钱。当时父母供养我们三人读书真不容易。母亲又劳累、又忧虑,患了肾炎没有卧床休息,后来又转化为尿毒症。她全身水肿,长年只能躺在床上,父亲不得不丢下手中的农活,送母亲到上海治疗。那时,我年仅10岁,只好听父亲的嘱咐,自己照顾自己和弟弟的生活起居。从那一刻起,我似乎一下子懂得了许多许多。从那一刻起,我便开始学着劳动、做家务、干农活;从那一刻起,“玩”字几乎就从我们的字典里消失了。母亲去上海治病,家里经济更困难了,父亲更劳累、更忧心了,他原来没有治愈的支气管扩张病又因劳累过度并发了肺炎,不久又患了肺结核。父母都成了病人。从此,只要一放学,我就匆匆地赶着回家干活,多么希望能快快长高长大,为父母分忧。
1913年夏天,我们家的稻谷黄了,父母不在家、我们高枧村的乡亲们来帮助我家收稻子。乡亲们你帮一天,他帮一天;你送一碗,他给一瓢,不停地帮助我家。我们家在一颗颗炽热的心和一片片融融真情包围之中,我既万分感激,又深感不安。我知道善良的乡亲们都很贫困,还有比家更困难的。母亲在上海医院治疗5个月后,终于治好尿毒症又回到家,我和弟弟高兴极了。父亲从上海回家硬要把收稻子的工钱付给帮忙的乡亲们。我父亲说:“不是高枧村的乡亲们,哪里还有我们的今天?”父亲眼圈发红,拉着我坐在椅子上轻声细语地对我说:“全山儿,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咱人穷,可不能没有骨头,人活着,不能只是别人关心你,还得替别人想想。”我看着父亲气喘吁吁扛着一麻袋草药的背景,我的眼圈红了,双眼一片模糊。我明白了为什么父亲农闲时总爱打开他的中药铺帮乡亲们治病,为什么农忙时父亲经常能丢下自己手中的农活,去帮乡亲们收谷、打场。我也明白了:我的父母为什么能深受乡亲们的喜欢,乡亲们又为什么能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倦地关心帮助我们的郑家。我更明白了:做人应自尊自爱,自律自重!
1921年,我考入广州大学。我一直牢记着父亲的教导,把自己的困难深深地藏在心底,时刻发奋学习,我不和同学们比吃、比穿、比玩,我只能暗暗地和同学们比学习、比意志、比节省。尽管父母每月最多时只能给我40个银元的生活费,还不足部分同学的1/2,少时则只有30个银元。但我还是不断地节省,甚至一连两三餐挨饿,以便挤出一个两个银元,回家时,我就为父母捎上一双袜子,为弟弟买一件衣服。我利用节假日去勤工俭学做临时工挣自己的学杂费,婉谢老师、同学的帮助。我最想品尝的是自己的劳动果实,这样做非我古板呆滞,这样做也并非我自视清高。我想,我决不能不获,我不能使自己滋生出娇气、惰性。我时常用父母的教导提醒自己,我永远穿母亲亲手给我缝补的旧衣裤。每天晚上,上床睡觉时,我就心里默默地念诵: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我十分珍惜父母用血汗钱给我买的每一件衣服。我珍惜父母给我缝补的一针一线;珍惜每分每秒,认真学习,刻苦攻读学位。
我的燃眉之急便是我的生活保障,而且也是对我的一次次爱劳动的考验。我要求自己像父母一样,晒出一身黝黑皮肤,磨出一层老茧、练出一股韧劲。炎炎烈日下,我光着脑袋在花中扯杂草,一蹲就是两三个小时;绵绵细雨中,我仍然一丝不苟地清扫车道。一次,我的班主任老师看见了,心疼我,拉我躲躲雨,休息一会儿,但我执意要保持保量地完成我当天的临时工作,害得我的班主任替我撑了近半个小时的雨伞。事后,我满怀歉意地跟班主任教师解释,因为我要对得起亲友对我的关心,因为我要挣名副其实的血汗钱,也因为我深深地爱恋这座美丽而温暖的校园。在打工之余,我时常拎着麻袋到校园内外大街两旁去拾废品。起初,我害怕别的同学笑话,但后来,我很快就平静下来了,我拾的是废品,可挣的都是干干净净的钱,我不像那些吸人民血汗钱的贪官污吏,他们才心灵不干净呢。我变废品为有用之物,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我在心中念叨着一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于是,以后出门,我就大大方方、专心地拾废品。走自己的路,专心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六)母爱如线
小时候,我的体质差,身体瘦弱,隔三五天患点小病,如感冒、发烧、肚子闹病等。母亲听人说:小孩子得病可能与“邪魔”有关。她便打听到有位叫仙姑的比丘尼会“驱邪”。每逢我生病之后,母亲就会去仙姑那儿,然后回来叫我把一只手伸过去,她用根红线系在我的手上。母亲很虔诚叮嘱我:不要去解开它,它会保佑你不害病、不发烧、肚子不痛。于是我随时都小心翼翼,怕把红线给弄断了或者弄掉了。系过几天后,母亲把线从我”手上解下来,尔后,她把红线挂在堂屋里供在观音菩萨像的神台上。
中学时,我劝母亲不要信这人。母亲说:“你懂什么?信就灵嘛!心诚,观音菩萨会保佑你的。”上高中时,学校离我家有几十里路,母亲时常要步行到学校来看我,送棉衣、棉鞋、被子,家里做了好吃的也会我送到学校。一次放暑假我回家,母亲正从稻田里回家。母亲见我就喜出望外。“前几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的全山儿病了,现看见我山儿好好的,妈妈放心了。”母亲如释重负地说。我刚进屋坐下,母亲就往堂屋里走,我一边悄悄地看,母亲手捧着红线在拜观音菩萨像。
吃了晚饭,我进堂屋,走到供着观音菩萨像的神台前,我看到神台上的格子系满了密密的红线,我知道每一根红线都有一个母亲爱和的故事,都有一颗慈母心,都有母亲对儿的惦念和牵挂。我感到那分明就是母亲用心良苦的母爱。
进了大学,每当我平安无事地从广州回到家时,日渐苍老的母亲那份由衷的喜悦和欣慰,总是令人热泪禁不住流下来。我的母亲虽然离我半个多世纪了,今生今世,我知道母爱如线系住我一生的学佛线。
(七)上广州大学途中
1921年我19见,家乡的人呀贫穷得很,出产的粮食不够吃,又受旱灾、水灾,工人、农民苦得很,生活没法过,有的讨饭,有的逃荒,有的去广州做生意。从广州做生意的人回家常对我的父母讲:“广州大学好,是个培养军事人才的好学校。”当时,我的学习成绩在三门县中学校名列前茅。哥哥郑济时已到广州大学读书了,父母培养两个孩子读大学很不容易,但父母为了把我们培养成才,节衣缩食,到亲友家借钱,支持我报考广州大学。
1921年7月,我考上了广州大学哲学系。那年天气很热。各处闹旱灾,庄稼多半没种上,人民生活艰难。我亲眼目睹全国各地军阀混战,战火连绵,全国人民都恐慌,老百姓逃难,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全国一片混乱。同年9月,我到广州大学上学时,有一天上午,我和几个同学路过离上海十五六里的一个小县城,准备住在一位老乡家,还未进屋,屋顶上落下一发炮弹,这个老乡家的房子全部被炸毁了。幸好这位老乡出门接我们,家时无人,没有伤亡一个人。随后炮弹像下雨一样,在我们的头上直飞,幸好我们逃得快,才保住性命。当时,外国人很欺侮中国人,外国的实力比中国大,他们打出来的炮弹很厉害,炮弹落在哪里,那里便燃起火来,弄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外国人根本没有把中国人当人,我们逃难时看到一些难民逃难到上海的一个摆渡口,驻守的军队早已过渡,恐怕敌军追来,把河上的浮桥拆了,老百姓在渡口都停止了。这样一来,外国人见人必打。他们以为中国军队在准备渡河,开阵排枪,老百姓像下饺子一样往河里滚,那些逃难的老百姓都惨死在河里,河里飘浮着许多死尸,河水早已被血染红了。那尸首。男的、女的在水中飘飘摇摇的。满是死人血腥气味,我们几个同学正在到广州大学的路上,吓的不得了。走在街上,敌军来了,老百姓都急忙逃命。我亲眼见一个穿粗蓝布衣服的妇女抱着一个小女孩,见敌军追上来了,无法藏身,被迫投到井里自杀了。河边一个中年妇人死在路旁,她那小男孩子还在怀里吃奶。旧中国政府腐败无能,对外屈辱,对老百姓残酷的剥削压迫,中国人民在外国人侵略下、在中国旧政府血腥的压迫下,凄惨的光景简直叫人难以忍受。我从小就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军阀、官僚、地主万分憎恨,对中国人民和自己贫困的你老乡亲十分同情和爱戴。
(八)孙中山先生办黄埔军校
中国大革命时期,全国各地都知道广州有两所著名的革命学校,一所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毛泽东主席创办的;一所是广州黄埔岛的陆军军官学校,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广州的这两所学校,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黄埔军校一度成为全国革命青年向往的革命学校尽管后期的黄埔军校变成了蒋介石培植私人势力的反动大本营,但它的前期还是进步的、革命的。我记得黄埔军校招生是从1924年年初开始的,当时,我在广州大学哲学系读书。
《广州国民报》天天登载革命活动的消息,孙中山先生的名声很大。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听说孙中山先生要在一个学校演说,就自动跑去听,接连听过五次。我记得第一次看到孙中山这个伟大人物,只顾看人,他讲的话又是广东话,听得不大懂。印象深的是讲民主主议,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要“以俄为师”。我对这位革命领袖很钦佩。当时,我只是朦朦胧胧地有着要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愿望;知道孙中山是伟大人物,有想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愿望。但并不知道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帮助下创办的。孙中山先生为什么要办黄埔军校?由于孙中山搞了多年的革命,渐渐从失败中悟出了一个真理:要走俄国人的道路。他对十月革命的胜利十分钦佩,曾致电列宁,提出“愿中俄两国两党团结斗争”。1921年,共产国际派代表马林到中国,在桂林与孙中山举行了秘密谈判,促进了孙中山作出改组国民党和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定。此后,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一步步加深。1923年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张太雷等四人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不久,在孙中山领导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决定,建立“陆军讲武堂”,正式命名为“国民军军官学校”,由孙中山任校长。苏联方面对孙中山说,要搞一支革命的军队,靠旧军队是不行的,什么滇军、湘军、赣军、桂军、鄂军,都靠不住。孙中山就下决心先粉黄埔军官学校。原定的“国民军军官学校”还没开办,又决定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任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的委员长,并指定以黄埔岛上的旧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的旧址为校址。
(九)黄埔军校初期师生简况
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创办了陆军军官学校,培养军事干部。黄埔军校的总理由孙中山先生亲自兼任,国民党左派 仲恺任军校党代表,蒋介石担任军校校长。
军校设教授部、政治部、军需部、管理部和军医部。政治部主任开始是戴季陶。此人讲话总是贩卖礼义廉耻、忠孝节义那一套。由于学生哄他,不久下台了。 仲恺同校长蒋介石、苏联顾问商量,决定请中国共产党推荐适当人选做军校政治部主任。嗣后,政治部主任换成了周恩来,聂荣臻同志是政治部秘书。何应钦为军事总教官;共产党员恽代英、肖楚女等都任过军校的教官。学校的课程很多,每天都排得满满的。政治教育是以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为主要内容。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久都列入正课。在军校训令中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皆可阅读”黄埔军校的军事课,主要是讲典范论和四大教程,如《步兵操曲》、《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以及《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另外还没有《军制学》、《交通学》、《实地测图》等。总之,从单兵动动作到排边营指挥,行军、宿营、战斗中的联络和协同,都依次循序实施,每天的活动都很紧张。训练和生活要求都严格。操场紧靠珠江口,涨潮时操场里的水都漫过了脚,照样要出操。学生都不准吸烟,会吸烟的人只能偷着吸。当时,一个学生发10个毫子零用费,因为不准出黄埔岛,连这点钱都花不完。
(十)黄埔军校学习班情况
那时,我很想革命,但只知道孙中山先生是个伟大的人物,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帮助下创办的,具体情况就不知道了。1925年,我毕业于广州大学哲学系时,因品学兼优留校任教。当是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国内处于大革命高潮期。我满怀爱国热情,当时,我哥哥对我说:“弟弟,你报考黄埔军校的步兵科很好,黄埔军校名气中外,是革命青年最理想的好学校。”当时,北洋政治府国势垂危,外侮频仍,民不聊生。国家兴邙, 夫有责,有理想的青年都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自勉,积极投身于救国救 的革命运动。
我听了哥哥指教,基于爱国爱民的热情,为了寻求救国求民的趔,1926年9月,我毅然投笔从 ,考入黄埔军官学校步兵科第五期。自黄埔军校第五期起,除炮科、工科、政治科的学员先后随军北伐和毕业于武汉的学生外,我与其他各科学生则被调往南京举行毕业仪式。
(十一)立场报国孝民,振兴中华
周恩来到黄埔军校后,首先健全了共产党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积极发展党员,制要政治教育计划,加设《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侵华史》、《各国革命史》等课程。
周恩来的四年旅欧生活,使他成为一个对马列主义有相当研究的共产党人。年轻的周恩来像一团火,常对学生滔滔不绝地讲解自己的政治工作设想。他自欧洲经香港坐船回广州后,就兼任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给第一期学生讲授政治经济学。他一到任,立刻露出引人瞩目的才华,井井有条而又富于创造性地开始工作,把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建立起来了。设立指导、编纂、秘书三股,从第一期毕业生中选调共产党员杨其纲、王逸常等分别担任教务股主任等职,出版《士兵之友》,每周油印发给学生和士兵,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每周都有一两次对学生的政治讲演,增购书报,创立体育会,备办各种体育用具……指导新成立的军校教导团的政治工作,选派共产党员担任各连的党代表。
周恩来思考事情如此周密,处理问题如此敏捷,原则性、灵活性掌握适度,他所经办的事无不水到渠成。在欧洲学习期间,他到过英国和德国,但大部分时间是在法国度过的。1924年返回中国,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工作。周恩来革命政治家的声誉,深深受到海内外中国学生的欢迎和敬佩。我曾聆听过周恩来的一段发自内心而又十分具有震憾力的话:“我的愿望是打败日本人,那时可以在我母亲的坟前祭奠。至于我今天的一切和我所期望于自己的一切,却多亏了我的母亲,她的坟地如今在日本人占领下的浙江,我多么想能马上回到那里一趟,去清除她坟上的野草。”周恩来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他是国家、人民的好儿子。我是中华民族的子孙,爱国爱民的赤心驱使我决心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学习周恩来立志报国孝民,振兴中华。
(十二)黄埔军校的宏伟精神
黄埔学校门联:“升官发财,行财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横额是:“革命者来”。
黄埔军校从成立起,学生就不是闭门读书。记得我刚进黄埔军校不久后,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录中山亲自率兵到韶关,准备北伐。赣军、湘军、滇军、豫军、桂军都靠不住,当时孙中山认为比较可靠的,是“黄埔”这帮学生兵和教导团。“双十节”那天,孙中山先生在韶关飞机场举行阅兵,受阅部队有樊钟秀部队,吴铁城部队,还有我们黄埔军校的学生。检阅完毕,孙中山还作了简短的演讲,主要是讲北伐的意义,号召参战部队勇敢作战,彻底打垮北洋军阀曹锟和吴佩孚的统治。就在这天,广州城内发生了商团叛乱,一时广州形势十分紧张。为平息叛乱,黄埔军校学生军又回师广州。在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中,黄埔军校学生第一次上战场,大家很勇敢。
由于黄埔军校所处的特殊时代及所遇特殊的环境,学生在学习期间便要直接参加消灭军阀、保卫革命的战斗。学生们不仅在课堂上、在演习场上学到了丰富的知识,而且在战场上学到了真正的作战本领;学生的学习热情很高,作战也十分英勇。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在校仅7个月,就跟随孙中山开往韶关参加北伐。1924年10月在广州商团军威胁异常严重时,立即回师广州参加了平定商团军的叛乱。那威震敌胆的火攻战术,就是一期学生关麟征首先想出来的。熊熊的烈火,不仅烧垮了商团军的街垒,也炼就了黄埔学生的军事才能和革命意志。1925年1月至2月,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与刚入伍的第二、第三期学生一起,开赴东征前线,攻打军阀陈炯明。黄埔二期学生到达潮州分校后,在那里用不满一个月时间学习主要学科,又继续投入战斗。黄埔学生军作战勇敢,所向无敌,也锤炼了部队。1925年10月,第二期毕业生与第三、四期学生又参加了第二次东征作战。在著名的惠州攻坚战中,黄埔学生在激战中付出重大伤亡,终于击败劲敌,攻占城垣。第二次东征作战,使我们黄埔学生得到了更大的锻炼,不仅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而且还学到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1926年6月,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发动叛乱,二、三期黄埔学生迅速回师广州,一举平定杨、刘叛乱。
为加速培养军事人才,黄埔军校实行了短期学制。教学上贯彻“学以致用”的原则,进行了严格的军事教育。苏联军校培养一个真正的军官需要整整三年时间,而中国的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却因为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革命形势,而将三年的课程压缩在半年内完成,这创造了一个历史奇迹。我们中国人所固有的那种吃苦耐劳、敢于跌打滚爬的气质品格,在黄埔军校体现得淋漓尽致。汗水与血水所熔铸的不仅仅是一张合格文凭,更加可贵的是,这短暂的军校生涯赋予我们黄埔生的是永远刚毅、耐苦、临危不惧、知难而进的素质。是骡子是马牵出去遛遛便知道。通过东征,我们黄埔军校学生以惊人的辉煌战果回报母校,让所有先前对她不悄一顾的人们不禁刮目相看,肃然起敬。我们师生的黄埔精神,是一种钢铁般坚硬、烈火般熊熊、金子般闪烁光芒的宏伟精神。
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当时黄埔学生中有一句口号:“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每天唱着校歌:“以血酒花,学校为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
孙中山先生要求黄埔同学们,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一心做救国救民的事业。他特别强调:一个革命军人要有舍身精神,要不怕死。他说:“我敢说革命党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在不怕死。”我今天回丰收起来仍感到十分亲切。
(十三)充满光明的黄埔军校
黄埔岛,又名长洲岛,坐落在广州市东南部、珠江南侧,它平面如同半月,有波光闪耀的珠江水环绕四周。著名的黄埔军校就设在岛上。在风浪夹击的岁月里,黄埔岛愈加显得刚强坚毅、挺拔雄伟。潮起潮落里,江水墨守成规着海水,侵蚀着岩石与沙滩,但正是在这江河海洋的威力面前,才愈益显示了这六平方公里黄埔岛的神秘与圣洁。
乘船从珠江口进入,从甲板上远望去,虎门要塞锋利而威严,蕴含着悲壮的历史和数不尽的古老传说。岛上林木葱茏,山峦起伏,蔚为壮观,地势由北往南逐渐倾斜下去。
长洲要塞始建于鸦片战争之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使得广东这沿海省份有防不胜防的难处和随时都有被外人宰割锰轰的危险,清政府便硬着头皮在重要岛屿设防,建立自以为还算坚固的海防线。
军校设在原广东陆军学校及海军学校旧址。黄埔军校本部建在岛在东北岸边。大门正对着珠江,门前就是一个长长的停靠码头。门外两边各有个哨兵岗亭,门上写着“陆军军官学校”六个大字。校园内排满一座座长条形房屋,是黄埔军校办公、上课、住宿的地方。那宽敞的大礼堂可容纳千人左右,许多大会就在这里举行。树木繁多,与多种建筑互相衬托。山上还有古炮台和东江阵亡烈士墓。这里远离喧嚣的闹市区,没有纷繁复杂的因素干扰军校生活,清风徐来之际,温馨的山野气息在风中充盈,海鸟频频飞过绿树掩映的海岛,更加深了这海岛的 静与安详。孙中山先生选定这块地作为校址,是从安全角度出发的。四面的江水,可防止突然袭击。与大海相连,可随时得一到海军的支援。进可以攻,退又能守,实在是一个理想的办学宝地。
黄埔岛鸟语花香,绿权掩映,环境优雅 静,然而在这貌似花红草绿的环境里却有着惊心动魄的激烈竞争。善良与邪恶,进步与落后,苍龙与庸辈同时存在。青山遮不住,真正蕴藏微型机的洽谈室要成为顶天立地的巍峨山峰;而遍布漏洞的威严即使如何的先声夺人,终究不能避免被秋风扫落叶般淘汰出局的命运。这里是微型机勃勃、生龙活虎、蔚为壮观的胜地;这里是庸俗之辈相形见绌、自惭形秽的地方;这里洋溢着光明、向上的活力;这里虽也沉淀有尘埃,但光明与黑暗的较量,胜利最终还是属于光明。
(十四)我最喜欢唱的歌
1o革命英雄,国民先锋,再接再厉,继续先烈成功。
2o同学同道,乐遵教导,始终生死,毋忘今日本校。
3o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
第三章 军界生涯
(一)囚在牢里的兵
1925年,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后,国民党内部日趋分化,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廖仲恺等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国民党右派排斥、打击共产党,分裂统一战线。同年7月,广东革命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同汪精卫任主席。国民政府将革命军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年之后,蒋介石终于窃得了党、政、军大权。
1926年1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如开。在这次大会上,蒋介石第一次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从此步入中央领导核心,成了掌握实权的铁腕人物。在谈到打倒军阀、统一中国的问题时,蒋介石不承认反封建。这期间,蒋介石常到黄埔军官学校讲:“黄埔军官学校是国民党的中心和党的基础,也就是全国的革命中心所在。”其意思就是我蒋介石是黄埔军官学校的校长,自然我蒋介石也就成了中心的中心。蒋介石常讲:“我蒋介石走到哪里,全国的中心就在哪里。我所用的人、所有的黄埔军官学校的学生都要听从我蒋介石的指挥,违者处死。”我是个黄埔军官学校培养的学生兵,无疑逃不脱蒋介石的眼睛,不得不进入蒋介石的军队。
(二)国难方殷,哀鸿遍野
蒋介石窃得党政军大权后,于1927年4月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蒋介石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先生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令各地捕休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他密令:凡共产党员,一经审定,立即“正法”。汪精卫也表示要同共产党“决一死战”,他们进行了血腥的屠杀,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干部,如陈延年、赵世炎、彭湃、恽代英、蔡和森等都壮烈牺牲了。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也在这时候被杀害。在这个时期被杀害的,还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也是在北京被军阀张作霖绞杀的。我对李大钊等英雄烈士很敬佩,对蒋介石等卖国贼万分憎恨。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脱经济危机,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驻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于1931年9月18日夜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炮轰中国东北军队驻地北大营,占领沈阳城。这就是“九o一八”事变。东北边防军司令张学良违心的按蒋介石的旨意命令部队不予抵抗,东北军10多万人撤入关内。日军如入无人之境。不到半年,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全部沦于敌手。东北3000万同胞在日军的铁蹄下,受尽欺压凌辱,过着非人生活。东北沦亡后,东北人民离乡背井,到处流浪。我现在还记得那首反映东北人民流亡生活的歌曲《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离别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每当我唱起这年歌曲时,心痛碎了,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者恨得咬牙切齿。
(三)独裁者丧尽民心
由于全国人民对蒋介石不满、憎恨、反抗,蒋介石为了镇压人民和革命的共产党人士,1931年,蒋介石设立中华复华总社,自任社长。“复兴社”下设党干部、书记、常务、监察(实际上是特务机构),负责日常工作,其下又设组织处、宣传处、监察处(处长戴笠兼任)、训练处。1931年7月,我被派到南京复兴总社登记组,委派我当组长兼任组织组长。我被蒋介石接收为复兴社社员,主要因为我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
该社社章和誓言规定,社长蒋介石决定一切,社员对社长绝对效忠,凡违反誓言者,罪受极刑。这是典型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复兴社直接秉承蒋介石旨意进行暗杀、绑架和盯梢等等,以对付那些反对蒋介石的人,是个打手队,没有人身言论自由。戴笠任特务处长,是蒋介石的特务总管,在蒋介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谁都怕戴笠三分。复兴社具体执行“先安内后攘外”,及“安内先剿共”政策,暗杀共产党人。蒋介石是法西斯鬼魅腹中脱脂的产儿,而戴笠是蒋介石佩在身边的一把犀利的高级匕首。从1925年“五卅”惨案开始到1930年,蒋介石由原来单纯反共的民族主义者变成了对外妥协、对内镇压人民的封建主义大独裁者,完全变成了一个新军阀。蒋介石以建立自己的王朝为压倒一切的核心任务,什么国土民命、国家主权均在其次。从1930年12月到1934年10月,蒋介石向中共苏区发动五次“围剿”,前后共用兵力170余万人。前四次蒋介石惨遭失败,其原因是红军采用避短扬长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巧妙地打击了蒋军。第五次“围剿”,从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这一次“进攻”蒋介石胜利了,这一次的胜利不是蒋介石的“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取得的,也不是庐山军训团开办的结果,而是斯大林令中央红军打阵地战,“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红军被蒋军碉堡合围战术围在核心而失败。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16日突围,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蒋介石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2月对中央红军和红二、四方面军及到陕北后的红军进行追击、堵截和围攻,共用军队35万人左右。而中央红军则从10万人减到7000人左右。蒋介石积极反共,对陕甘宁红军进行了三次进攻,在第三次进攻中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12月9日西安学生举行“一二o九”运动周年纪念,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并向华清池行进,要向蒋介石直接请愿,蒋介石立即命令在华清池的张学良“学生如不听话,可以用武力制止”。很多爱国学生遭到杀害,激起了以张学良杨虎城为代表的爱国将领和爱国人士对将介石的反抗,张杨发动了“西安事变”。蒋介石遭受到“西安事变”的打击后,对共产党恨之入骨,抗战期间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蒋介石的高级军官们贪污成风,层层克扣军饷,国民党政府官员因循苟且,循私舞弊,玩忽职守,贪赃枉法,使百政混乱,人民怨恨,失尽民心,“蒋介石”三个字已成为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独裁、专制的代名词。国民党士兵的生活也极为困难,士气低落,屡战屡败,前方士兵隆科仍穿单衣、盖单被、穿草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士兵们在前方打仗,遗留在后方的父母妻子却无人照管。
1937年12月14日,南京失守的第二天黄昏。数千名被俘的中国抗战官兵,被日军用铁丝、绳索捆扎串连起来,押着从莫愁湖畔向城外走去。他们中的许多人已身负战伤,只能靠战友扶搀着一步一步地艰难挪动。日军将把他们押到长江边去枪杀。
朱成龙是南京卫戍司令部的一位连长,当时33岁,他也走在战俘行列中。他的一条胳膊在前一天的激战中,被炮弹炸断。日军把他们押到江东门外长江岸边,要他们在滚滚东去的长江之堂滨站成黑压压的一个大方队,随着日军指挥官一声凶恶的嚎叫,方队后头几十架机关枪同时喷吐着血地红的火舌。日军在南京大肆屠钉,共杀死中国军民30多万人。
(四)佛门是人生的净土
一天日本鬼子追来了,在这生死关头,我的眼前突然看见在密荫深处“观音寺”三个字,我跟进观音寺院的山门,迎面一位笑颜开、大肚子、穿着和尚衣服的金色弥勒菩萨像,顿时使我平净下来,心中升起了一种安全感、保护感。弥勒佛像前写一副对联:“大肚能容万物、微笑能观群众”,走进寺内僧众们在育经,我心里想:我是一个穿军装的国民党军人。不是出家人,怎么办呢?于是我走进厨房,看见一个老和尚正在烧火做饭,便跪下向老和尚顶大礼并述明我进来之间敬求道,“老师父:日本鬼子追来了!救救我。”老师父立即把我从地上扶起来,抚摸着我的头对我的说:“观音寺的观音很灵,观音菩萨会救你,诸菩萨会保佑你,并叫我把军装快快脱下来时,当我把军装脱下来,老和尚很快把军装放进灶火里烧掉了,又立即把身上穿的黄袈裟给我穿在身上叫我烧饭。
老和尚口里不断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叫我跟着他念: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祸化为尘……正在这时候一群日本兵追进了观音寺,捣毁佛像,打骂和尚,逼迫僧众们交出人来。说:“皇军看到一个中国大大的军官,跑到庙子里来了。快快给交出人来,皇军大大的有奖。”日本鬼子跑到各殿堂搜查跑进观音寺来的中国军官,全寺没有见到一个穿军装的军人,全是身披黄袈裟的和尚。日本军就打庙头(住持),强压交出全寺僧人名单,把全寺的僧人集合排成队点名,一个个地追问名字。全寺的和尚名单共有17人,排起的僧队加上我,正好17人,其中一名小和尚出外化缘去了,他叫圆定师,我就顶了圆定师的名字。日本兵搜查了好一阵而无所获,便凶狠地骂了好一阵,走出观音寺。我不能再给观音寺增添烦恼,于是便到各殿堂礼佛敬香,给全寺和尚顶了大礼,准确回军界时,老和尚拿来一件俗衣让我穿上,像慈母般地对我说:“惟有观音菩萨救苦救难,你要牢记这一天,今后多学佛、念佛、菩萨会给你开悟……”回到军队,我心里时刻回忆着在观音寺避难的情境,日夜思念着观音寺的法师们,他们救了我的命,在生死危难之际,僧众们大慈大悲,献出真诚的佛心。从此我认为惟有佛法教化人心,能救世间。我常常感到:佛门是人生的净土。
(五)壮志难酬,萌生退念
上海“八o一三”事变后,我随着蒋介石从上海撤退到苏州、南京、武汉。1938年夏,蒋介石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委任张发奎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司兼党政军干部训练团主任,派我担任少将训练处长。当时我顾虑多:因为训练团的学员,大都是从各地区轮流抽调来的军、师、团长、不少人的资因比我高,军级比我高,年龄比我大,我是穷教官,对他们进行训练,他们根本不听。而“训练团”,首先要“整顿军纪”,教育就要摸清楚情况。在干训团整顿军纪中,我发现国民党军队高级军官贪污成风,层层克扣军饷,使前线士兵隆冬仍穿单衣、盖单被、穿草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唉,以啼饥号寒之师,用劣等武器同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拼,士气何能提高?蒋介石要我搜集几个典型,迅速上报给他。我随即整理了4个贪污严重的高级军官的材料,蒋介石对4个军师团级军官分别给予了降职撤职处分。但是,病树已将倾,岂是除去几条毛虫就能根治得了的。当我再次向蒋介石反映军纪严重败坏时,蒋介石怫然不悦地说:“全山,慢慢来,惩办将领过多,会给共产党攻击我们留下口实!”这时蒋介石斥责我头脑简单,“只知抗日抗日,不知反共防共,消除党国心腹之患……”经此意想不到的训斥,我从内心里才明白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治目的,我开始意识到蒋介石叫得震天响的“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是欺骗全国人民的谎言。于是,我精忠报国的信念动摇了,对抗日前途悲观了,心里很失望。深感单凭自己满腔热血和振兴中华之心,难酬报国之志,而在这种举世皆浊的社会里,一个人想做到惟我独清,也是十分不易。在进退维谷的彷徨中我产生了隐退念头。
(六)人在军界,心想世人
1940年,祖国大半壁河山失守,中国人民即将成为亡国奴,抗日战争处于非常艰苦的阶段,而干训团的“学生官员们”贪污成风,依然花天酒地,中饱私囊。一个个腰缠万贯,吃喝嫖赌,欺压老百姓,抢劫民女,一掷千金。抗日吃紧,而国民党内部很腐败。
当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军统局)在重庆枣岚垭罗家湾那个窝荡里,活像一座监狱,前门是“漱舍”,后门在观音岩下的中二路。军统局训练团迁到重庆以后,就选中了中二路罗家湾这个原来重庆警察警士教练所为局本部和训练团粉公地点,后来把隔壁重庆警察局游民飞艺所强行占了过来,与中二路杨森的“渝舍”成为邻居。1940年夏季,日军在长江中游大举西犯,攻占了宜昌城,打到四川的大门口,直接威胁着重庆。接着,日军陆、海、空部队从长沙市、宜昌、广州、南宁、河内等基地出动大批飞机对重庆施以规模空前的毁灭性轰炸,山城重庆在恐怖的空袭警报、敌机轰炸声中颤抖流血、燃烧。当是,我只身随军队来渝,我的家眷留在上海。我借住在浙江同乡、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李士珍家,并与李结为无话不谈的契友。一天,我敞开自己的心扉对李士珍说:“士珍兄:这样下去,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何在?国家和民族危险啊!就拿干训团来说……”李士珍不等我把话说完,便以手指口,示意我谨言慎行,以免惹来杀身这祸,并对我说:“全山老弟,军人要服从领袖,不可谈政治。”我听了李士珍的这番话,使我的心冻成一块冰,真是古人云:“万树梅花一潭水,凶时峰雨旱时酝,君子之交淡如水,醉翁之意不乎。”名只好“唉!唉!”两声,两人木然对坐,相视无语。在这混乱的社会里醉者多,清醒者少。我想起1937年我回乡探亲,父亲送我返回军营的情景:我们父子俩人相互告别时,我见父亲眼睛发红流下眼泪、我难过地问:“父亲:儿子何事伤老你之心?父亲为何伤心流泪?”父亲擦着泪水对多说:“山儿啊?你我父子两人世间定离别,相见就难了。”我对父亲说:“父亲想见儿,有事发个电报,我就回家看您老”,父亲说:“您我各有因缘,我可能再见不到山儿了。”接着父亲教导我:“全山,国事如此,军心民心如此,人民受苦,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儿在外言谨行慎。自古忠孝难全,你已年迈,我们父子见面的机会难得,望儿为国为民尽忠尽孝,今后有疑难不决之事,去找屈文六叔叔……”想着父亲的教导,我的眼泪禁不住往下流。
从李士珍处回到军营,我的心情很沉重,晚上翻来复去地睡不着,脑子里回响着当时社会上流传的:“搞教育的斗不过搞技术的,搞技术的斗不过搞战术的,搞战术的斗不过搞权术的。”我训练的学员是从全国各地抽调到中央训练团来训练的军长、师长、旅长、团长等,他们有实权、有枪杆子、有军队,军龄比我长,资格比我老,一个个是腰缠万贯的贪官富翁,整天吃喝嫖赌,我在他们的眼里只是一个小小的穷教官,我年轻、无权无钱,人家不听我这个穷教官的话,看不起我这执教鞭的。国民党这棵大树已快倒了,政治很腐败。我人在军界,心想到受苦受难的人民,看到那些逃荒逃乱的灾民,我的心都痛碎了。我这个匹夫对人民设有尽忠尽责,深感对不起国家和人民,对不起家乡父老乡亲和自己的父母及家人。
(七)太虚法师的精神感召
正当彷徨、苦闷之际,我再一次想起了父亲和太虚法师。
我的祖父母去世后,父亲常因再也没有机会尽孝而苦恼。一位老禅师对父亲说:“孝子思念双亲,单是痛苦没有用,要多行善事、多积阴骘,走‘放生报亲恩’之路。”我的父亲一生虔诚信仰佛教,只要家里有钱,就捐款塑佛像,建寺庙;这穷人家孩子交学费,为残疾人做好事。一次,父亲从市场上买了一桶鱼虾,拿到河边放生。途遇一个中年男了,他左手生了个大毒疮,脓血把裹疮的白布都浸透了,右手提着一条大鱼,鱼鳍刺着了他左手,疼得很厉害。中年男子对我父亲说:“大爷,请你替我把鱼的肚子破开吧,我的手疼不方便。”父亲对他说:“你的手才受了一点伤,就成这样子。眼看你手上的这条鱼,就要被你剖开肚子,剁去尾巴,刮掉鳞片,鱼的那种痛苦怎样呀!鱼儿只不过不会说话罢了”。父亲给了那人10块钱,把那条鱼买下,放回河里去了。后来,那男子在我父亲的影响下,戒杀生,勤放生,热心地为高枧乡的乡亲们做好事;经常到三门县的多宝讲经寺去念经礼佛,最后皈依了佛门。
1928年,我在南京时,听说太虚法师(原中国佛学会主席)在南京讲《心经》和《佛陀学纲》。我高兴极了,便换下军装,穿上便衣去听讲经。太虚法师讲得很好,大大开了我的悟境。佛学真能教化人心,使我的人生观有了进一步的转变,坚定了“多行善,不作恶”的决心。太虚法师每天除参禅、打坐、讲经、念经外,还经常撰写佛学文章;抽时间与僧众、居士们谈心,询问学习情况。有一天,我有个不懂的问题去请教太虚法师,他望着我瘦弱的身体,首先问我:“施主,你有病吗?”我回答:“大师,我从小身体就瘦弱,没有病,只是繁杂事太多,心不静。”太虚法师接着对我说:“你年轻、聪明,要注意修心,多学佛经。我告诉法师:“我信仰佛教。我父亲是个虔诚信佛的五戒居士,我从就就跟着父母学佛。”随即,太虚法师从书案上找了一本《金刚经》送给我并对我说:“你多念《金刚经》,有不懂的地方,可来问我。”太虚法师大度、亲切而又平易近人,令我非常敬佩。当我起身告辞时,他又叮咛我:“一日三餐不忘农夫苦,英雄到老终皈佛。”回到军营后,我一有空就念《心经》、《金刚经》;遇有不懂处,就写信向太虚法师求教。法师传授了我许多佛学知识;我与太虚法师结下了佛缘。
1932年秋,经太虚法师倡议,由四川军阀刘湘等赞助,在重庆北碚缙云山的缙云寺开办了四川第一所高等佛学教育的学府——汉藏教理院,由太虚法师任院长。有名的西藏佛教界人士喜饶嘉措、悦西格西、东本格西都曾莅临该院讲学。我于1938年随军调到重庆后,又有机会经常与太虚法师接触,聆听他的启示与教诲。那时,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我都要专程到汉藏教理院或慈云寺去听太虚法师讲经。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文学家老舍、郭沫若等都曾在太虚法师座下听讲佛经。人们尊称太虚法师为“当代佛学泰斗”、“佛教所新运动之领袖”、“世界知名之佛学家”。我有缘能得到太虚法师的指教,这是我一生中的最大幸运之一。我之所以能下决心脱离污浊的国民党军界,是与太虚法师对我的精神感召分不开的;能够进入佛门,精进修持,还得感激我永远怀念的太虚法师。
第四章 出家前后
(一)急逃牢笼
蒋介石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贯采取妥协投降的方针,对真正的民族敌人日本人处处妥协让步。抗日战争前,军统在上海方面的有关日本在华活动的情报很少,只能辗转从日本驻华武官矶谷廉介少将和驻上海领事须磨横一郎手下的人中得到一点消息。
“七七事变”后,日军准备进攻上海之前,有一个重要的情报是一个日本特务在酒醉后向一个汉奸说的:“只要几天功人,上海便是我们的了,那时你们可要大大地忙起来!”像这样重要的情报材料是很了不起的,蒋介石很重视,但又非常苦恼。后来上海战争发生后,我们就随从蒋介石到重庆。当时规定,干训团的学员在大礼堂公开举行的仪式,都要在蒋介石肖像前举行。桌上放一本《三民主义》、一枝手枪,誓词是先印好了的,宣誓前,在誓词上签名盖章,宣誓后缴出存档。誓词内容大致是“余誓以到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严守秘密,如违誓言。甘愿受最严厉之处分,谨誓。后面是宣誓人,监誓人签名盖章,年月日等,脱帽半身照片六张,底片一张。当时训练团有一首歌,作者是临澧特训教官藏镇南从德、意等国留学回来后仿照别的歌曲拼凑成歌的,蒋介石和戴笠很喜欢,就把干训团的这首歌作为军统局局歌,每次纪念周或任何集会都要唱一遍,现在我还记得几句:“我们是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富贵不能yin,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们是领袖的耳目,我们是革命的灵魂……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救国的责任,落在我们的两肩。”这首歌欺骗了很多革命的青年,蒋介石是一个大骗子,蒋介石和戴笠一生坚决反共反人民,却对共产党人非常害怕。我记得当时宣铁吾、李士珍、黄珍、郑介民都是黄埔军校第一、二期的老大哥,他们与戴笠和毛人凤两个“江山佬”交恶。戴笠、宣铁吾在浙江省之争,争得不共戴天;宣因在抗战中期夺去财政部缉私署署长一职而伤了戴笠的心。李士珍与戴笠为争警政大权,你死我活头了20年。足见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内部矛盾重重。蒋介石和戴笠最讨厌《新华日报》,但是,蒋介石每天都要看《新华日报》,别的报纸,他连标题都不看,而看《新华日报》却看得很仔细,有的连广告栏都要看完,可是他坚决不让别人看。当时干训团每一处、室、科、部都订了许多报纸期刊,可是《新华日报》却只准管情报业务的第一、二两处和秘书室订阅;蒋介石般阻止干训团学员看《新华日报》。
“皖南事变”发生时,蒋介石集团的报纸完全颠倒是非,捏造一套谎话欺骗百姓,为反动政府作宣传,而《新华日报》上第一版准备发表的真实情况报道全部不许刊登,开了一个大天窗,中间只刊了周恩来的四句话:“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新华日报》还刊出周恩来的题词:“为江南苍难者志哀!”当时许多人年到这些,又看了反动报纸的消息,明眼人便知道这是怎样一回事了。蒋介石派出大批军警企图阻止《新华日报》的发行,到处抓报童,抢报纸;周恩来在重庆亲自上街散发,把当天的报纸都发光了。有一天,一个卖《新华日报》的小报童被军警抓起来打得厉害,全身鲜血直流,伤痕满身,我悄悄地把小报童放了。后来,被人告密,蒋介石知道了,怀疑我有“二心”。国民党集团的人当然不会同情小报童,可是对周恩来的那几句含义深刻、感愤无穷的诗词都很感兴趣,不少人暗中传诵,我也读过几遍,所以,现在虽隔半个世纪仍有很深的印象。干训团的学员们看《新华日报》,蒋介石气极了。有一次戴笠在纪念周上大骂说:“委员长的话和我的话你们都不记得,不去背诵,而偏偏对共产党人写的东西,你们当成宝贝,这是什么道理?”戴笠借此机会又造谣,说什么共产党的人抓了干训团的学员如何残害等等。一天戴笠见了我就指责说:“听说你们也跟他们一样读这些诗句(指周恩来总理写出‘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还说写得好。”蒋介石把我叫去骂道:“你真是太没有政治头脑!不知防共反共。”
蒋介石怀疑我有“二心”,使我产生了逃出牢笼的想法。
(二)了却红尘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41年5月,我正处在危难之际,家里侄儿来信,告诉我父亲病逝的时刻与我做梦时间一致,我请假回老家把父亲安葬了。悲愤之极,趁机渡南岸,从重庆绕道来到狮子山慈云寺超度亡你,欲为隐退保身寻觅去处。走进慈云寺,知客僧合掌迎迓,把我从头顶看到脚下,见我身着金肩章军装,臂带黑孝纱,忧伤憔悴,必有心事,便问道:“将军,你来敝寺,何不拜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