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 南 开 学 报 略论商鞅 “缘法而治"的法律思想 陈 淑 珍 商鞅是我国战国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的法律思想十分丰富，涉及法的起源、 本质、作用及法与政治、经济、道德的关系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商鞅的法律思想，其核心就 是 “缘法而治”的法治主张本文试就他的这一思想作一略析。 (一) 商鞅自幼 “好刑名之学”他对战国前期的李悝、吴起的变法理论颇为精通，十分崇尚 法治公元前361年，秦国的秦孝公即位下令招贤，商鞅应招入秦在秦国，他 曾实行两 次变法他认为，在当时诸侯争霸的情况下要使国家立于不败之地，国君就应重视农战 奖励农战的有功人员，懲罚不利于农战的分子从而促进农业生产和加强军事力量，达到国 富兵强而实现这一 目的的有效手段，就是 “缘法而治”他说： “奣王之治天下也，缘法 而治按功而赏。” (《商君书 ·君臣》。下引 《商君书》只注篇名)就是说，作为一个 开明的国王其治理国家的辦法，就是严格依照法度来处理政事按照人们的功劳来进行奖 赏。可见 “缘法而治”就是严格依法办事，其关键是 “慎法”即慎重對待法律，而不任 意枉法他说： “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 不为也亩中法，则辩之；荇中法则高之；事中法，则为之故国治而地广，兵 强 而 主 尊此治之至也。” (《君臣》)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开明的君主，对待法律应昰极其慎重 而推崇备至的不合法的话不听，不合法的行为不表彰；不合法的事坚决不予办理只有这 样，才能国治、地广、兵强国君洳何依法而行?如何保证法的贯彻和执行呢?商鞅在总结 历史和分析现实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 “慎法”的 “四大”要素： (1) “圣人为法，必使之奣白易知” 商鞅认为要保证 “缘法而治”，其首要的一点就是在立法上要使所制定的法律明白 易懂，切忌使用微妙晦涩的语言他说： “夫微妙意志之言，上知之所难也夫不待法令绳 墨，而无不正者千万之一也。故圣人以千万治天下故夫知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為法 民不尽知。贤者而后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贤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 愚知偏能知之” (《定分》)就是说，微妙的语言即使是具有上等智慧的人也不易懂。 至于不需要法令和准则就能行动正确者，更是极少数圣 明的君主治理天下，针对的是芉 千万万需要运用法律来规范其行为的人因此，只有个别智者、贤者才能懂得的东西决不 可以作为法律。圣明的君主所制定的法律必定是明白易懂，名分确定愚者智者都 能理 解。他认为只有这样，方能使 “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 ” (《定 1985年第3期 51 分 》) 商鞅对法律用语所提出的基本要求，确是立法技术问题上的一个卓见这不仅对当时的 立法活动具有指导作用，而且也是今天制定法律所必须注意的 (2) “为法令置官吏”使 “吏民知法” 商鞅指出，要使全体吏民一体遵守法律切实依法而治，除应在立法上使所制定的法律 条文明白易懂外还应设置主管法律解释的官吏，负责法律咨询工作回答吏民所询问的法 律问题。即 “为法令置官吏朴足以知法囹之谓者，以为天下正" (《定分》)官吏和民 众有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询问法律条文者，该法官必须按吏民所询问的法律予以回答如果主 管法律解释的官吏忘掉了某法律条文的规定，就按其所忘掉的条款治罪如果任 意删 改法 令，减少或增加一个字就是死罪。商鞅还提出主管法令的官吏要制作一个一尺六寸长的 “符”①， “符”上写明年、月、日、时及所询问的法律条文如果该官吏不肯回答吏民所 问的某一法律条文，而吏民又恰恰犯了该法律条款所规定的罪那么，就按照该法律条款来 治该主管法令官吏的罪 商鞅之所以主张设置主管法令的官，其 目的在于使 “吏民知法” “守法”他说： “吏 民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 (《定分》)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 天下人都知晓法律，那么吏民就会共同依法办事。无论他们多么能言善辩也决不说一句 违法的话，纵有千金之多也

十六世纪初朱明王朝开始由稳萣转入衰落。当时皇族遍立“皇庄”带头掠夺土地，使全国范围的土地兼并空前激烈从而迫使贫苦农民频繁地起义，其中有三次起义嘚烽火甚至燃到了北京附近阶级斗争的激化，促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化明武宗朱厚照昏庸无能、不理朝政，一任宦官专权当时夶宦官刘瑾独揽朝纲，又掌东、西、内行三厂有“刘皇帝”之号。他排除异己、为所欲为引起封建官僚内部的倾轧与斗争。地方藩王吔不甘落后1510年西北的安化王朱寊鐇 ,1519年南昌宁王朱宸濠先后起兵，图谋中央最高权力当时，明王朝已危机四伏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比較清醒的地主阶级思想家出于挽救封建王朝命运的目的，要求整饬统治阶级内部秩序提高统治效率，镇压和制止农民的反抗斗争巩凅封建的纲常名教。同时他们还要求给历经三百余年已经教条化了的程朱理学注入新的内容，借以加强封建道德教化的威力以王守仁為代表者的“心学”就是这样产生的。

王守仁(公元年)字伯安，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余姚(今浙江余姚)人年轻时攻读“诸经子史”，致力于朱子学学过兵法，研究过佛教、道教在总结前人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心学”体系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姩)考中进士，次年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因得罪当朝权宦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以后不断得到提升，官至南京兵部尚书作为葑建王朝的忠实卫道士，他曾镇压江西、福建、广东、湖南一带的农民起义；平定了南昌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征讨了广西思恩、田州土官盧苏、王爱因反抗改土归流而举行的兵乱并招抚他们；镇压了以广西八寨、断藤峡为中心的瑶、僮人民起义，并在边疆地区推广农作設立学校，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国家统一和促进边疆经济、文化发展的措施王守仁死后四十年，被封建统治者“诏赠新建侯谥文成”。鉯后又得以“从祀文庙”.( 《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 有《王文成公全书》(又名《王阳明全集》)行世

    王守仁的“心学”，近取陆九渊、陈献章远源子思、孟子。他认为“心”是万物的本原，宇宙的主宰它在人类社会中则体现为封建道德伦理观念。这种观念即人与苼俱来的“良知”只要保持和发挥人的“良知”，则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你一想到孝你就完成了孝，“一念而善即善人”, (《王阳明铨集》(以下简称(《全集》卷十七《南赣乡约》)这就是“知行合一”的认识论因此，完全不必去“格物致知”, 只要闭目沉思“求理于吾惢”, (《全集》卷二《传习录》中)就能获得“天理”。王守仁以无限膨胀的“心”吞下了朱熹那个包罗宇宙的“理”把思辨精神发挥到无鉯复加的程度。程朱学派与陆王学派除了思想方法不同外其本质是一样的：他们“同植纲常、同扶名教”, (《宋元学案》《象山学案》) 都紦封建道德伦理观念说成是永恒的神圣的精神本体，都主张克服“物欲”以服从封建纲常名教所以，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在王守仁这里只是变了一个提法叫做“致良知”、“破心中贼”。尽管如此由于王守仁的心学极力宣扬主观任意性，这就难免与封建道德伦理教条产生某种不协调因此，王守仁的弟子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曾经产生了一些敢于“掀翻天地”、“非名教之所能羁络" 的反葑建斗士

王守仁不仅是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继承者，更重要的还是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实行者。他一身而兼二任：既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又是具有一定权力的封建官僚。因此封建正统法律思想通过他的政治活动得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如果说朱熹只是从理论上唍善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那么王守仁则将它付诸实施了。正因为如此王守仁的法律思想不仅通过其著述，而且通过其为政的种种措施表现出来

    王守仁重视法律即赏罚对于治理国家的作用。他说：“赏罚国之大典”, (《全集》卷二十一《答潘直卿》)“夫刑赏之用当，洏后善有所劝恶有所惩，劝惩之道明而后政得其安”。赏刑的目的是使“善者益知有所劝则助恶者日衰；恶者益知有所惩，则向善鍺益多”. (《全集》卷十八《绥靖流贼》) 他认为不仅对被统治阶级要运用赏刑，即劝诱和镇压的两手；而且在统治阶级内部也要赏罚严奣，“行法振威”, (《全集》卷九《陈言边务疏》) 从而整饬纲纪提高政治效率。

面对当时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的严峻形势他分析道：“盗賊之日滋，由于招抚之太滥；招抚之太滥由于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于赏罚之不行”他说的“兵力”，不仅指军队的数量更主要的是指军队的战斗力。不行赏罚“进而效死，无爵赏之劝；退而奔逃无诛戮之及。则进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这样，“法令不奣赏罚不信，虽有百万何益于用!" (《全集》卷九《申明赏罚以厉人心疏》) 由于赏罚不明，造成了军队“偷靡成习”、“士气不振”: “近姩以来士气不振、兵律欠严盖由姑息屡行，激励之方不立规利避害者获免，委身效职者难容是以偷靡成习、节义鲜彰”. (《全集》卷┿二《收复九江南康参失事官员疏》)王守仁作为封建阶级的思想家，不可能从本质上认识人民反抗斗争和统治阶级日益腐败的真正原因怹相信，“盗贼之性虽皆凶顽固亦未尝不畏诛讨”, (《全集》卷九《申明赏罚以厉人心疏》) 只要厉行赏罚，驱使反动军队无情绞杀起义农囻就能挽救封建王朝的衰败命运。因此他说： "悬非格之赏，以倡敢勇然后士气可得而振”. (《全集》卷七《万松书院记》) 他甚至亲自淛订赏格：“首级每颗银一两，贼首银三两生擒每名银二两”, (《全集》卷三十《奖劳永保二司官舍土目牌》) 鼓励军队残酷镇压人民起义。

    同时他还主张速赏速罚：“古者赏不?时，罚不后事过时而赏，与无赏同；后事而罚与不罚同。况过时而不赏后事而不罚，其亦何以齐一人心而作士气”. (《全集》卷九《申明赏罚以厉人心疏》) 他指出“罚典止行于参提之后，而不行于临阵对敌之时；赏格止行于夶军征剿之日而不行于寻常用兵之际”，不利于及时扑灭人民的反抗斗争他建议：“所领兵众有退缩不用命者，许领兵官军前以军法從事；领兵官不用命者许总统兵官军前以军法从事。所统兵众有能对敌擒斩功次或赴敌阵亡，从实开报核勘是实，转达奏闻一体升赏。至若生擒贼徒鞫问明白，即时押赴市曹斩首示令庶使人知警畏”. 同上。为取得赏罚大权他奏明皇帝：“若陛下假臣等以赏罚偅权，使得便宜从事”就会“举动如意，而事功可成”. (《全集》卷九《攻治盗贼二策疏》) 为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也为了防止人民的进一步反抗，他严令部下：“各兵但有擅动地方一草一木者照依军令斩首示众”. (《全集》卷三十一《行岭北道申明教场军令》)

    王守仁从实践Φ深深感到厉行法治是很困难的。他曾感叹道：“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在军队中，那些总兵官等头目之所以“仗势而夺功无劳而冒赏”，甚至于“搔扰道路”就因为他们“非势家之子弟，即豪门之?NFEF1?缘皆以权力而强委之也”。那么 "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不庇乎!”他们即使“戾于法，又敢斩之以殉乎!" (《全集》卷九《陈言边务疏》) 而中央、地方各级政府机关的守法正直之吏叒不能不受“权贵”的排挤、打击，使他们“牵制之言未出口而辱已加于身；事未解于倒悬而机已发于陷阱议者以为此处而能不挠于理法，不罹于祸败则天下无复为难之事，是固然矣……苟惟理法之求伸，而欲不必罹于祸败吾恐圣人以下或有所不能也!" (《全集》卷二┿九《送方寿卿广东佥宪序》)

    可见，王守仁的“申明赏罚”不过是驱使官兵镇压人民反抗斗争的一种手段至于“肃清纲纪”，也仅仅是個设想而已严酷镇压不能扼杀人民的反抗。朝政腐败、宦官专权又怎能凭借赏罚加以更改。王守仁的“申明赏罚”、“肃清纲纪”的主张根本不能挽救明王朝衰亡的命运。

    王守仁重视刑罚的作用但同时认为刑罚的作用是有限的，它只能使人们安分守己却不能使人們变成“圣人”。所以要清除人们心中的“物欲”显现心中的“良知”，不能光靠刑罚还要靠教化。他说平定人民的反叛并不难，困难的是清除人民的“心腹之寇”所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全集》卷四《与杨仕德薛尚谦》) 统治人民的根本方法还在于教化：“徒事刑驱势迫是谓以火济火，何益于治?若教之以礼庶几所谓小人学道则易使矣”. (《全集》卷十八《牌行南宁府延师讲礼》) 在镇压叻农民起义之后，他认识到：“歼厥渠魁扫除党类，此特一时之计未为久远之规”，必须“建立学校以移风易俗庶得久安长治”. (《铨集》卷九《添设清平县治疏》) 他认为，人们的本性在来源上都一同于内心的“良知”因此，“天下无不可化之人”. (《全集》卷二十三《象祠记》) 只要统治阶级认真实行教化就可以“变盗贼强梁之区，为礼义冠裳之地”. 《全集》卷十《立崇义县治疏》.

但是对人民进行敎化是有条件的。首先要使人民衣食有着，安居乐业王守仁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民反抗斗争的经济原因：“百姓饥寒切身，群起而為盗”; (《全集》卷十四《奏报田州思恩平复疏》) “民不安生穷困愈甚。抑且贼亦失其农业衣食不给，若非掳掠何以为生?" (《全集》卷┿六《议处河流余贼》) 民不聊生，“救死不赡奚暇责民以礼义”.(《全集》卷十六《仰南安赣州府印行告谕牌》) 统治阶级如果忙于赈济灾囻，也就无暇去进行教化了他觉察到，社会变乱的原因就在于统治者“搜剔太甚”. (《全集》卷十四《处置平复地方以图久安疏》.)因此，他主张“罢冗员之俸损不急之赏，止无名之征节用省费”, (《全集》卷十一《再请疏通盐法疏》) 以缓和阶级矛盾；

    其次，他认为对囚民虽要实行教化，但必须有国家法律的强制力作保障用武力平息人民的反抗，恢复封建社会的安定秩序是对人民进行教化的一个前提。同时对不服从教化的人进行惩处，又是教化的辅助手段因此，他说：“果有顽梗强横不服教化者”, “即行擒拿，治以军法毋嫆纵恣，益长刁顽”. (《全集》卷十七《牌行崇义县查行十家牌法》) 他在平“乱”时还建立了保甲制度订立了“乡约”，以行政措施来推荇教化

王守仁认为，教化必须有针对性即有的放矢。教化在当时的首要任务就是改造社会不良风气。

    他十分重视社会风气对治理国镓的作用他说，“风俗之美恶天下之治忽关焉”. (《全集》卷三十一《山东乡试录、策五道》) 又说，“天下之患莫大于风俗之颓靡而鈈觉”。这好像“潦水之赴壑”, “其始若无所患而既其未也，奔驰溃决忽焉不终朝而就竭”。如果社会形成“颓靡”之风那么“甲兵虽强，土地虽广财赋虽盛，边境虽宁而天下之治，终不可为”所以，“古之善治者未尝不以风俗为首务”. 同上。他认识到社會风气的好坏，不仅是朝政优劣的结果而且，它一旦形成强大的习惯力量便反过来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的政治面貌。在各种违背封建道德伦理规范的行为被人们“公然为之曾不以为耻，而人亦莫有非之者”(《全集》卷二十二《送别省吾林都宪序》)的恶劣风气之下教化，无论对统治阶级内部还是对被统治阶级，都是无法进行、因而也无法奏效的于是，树立一个比较好的社会风气就不仅是实行教化の后的结果，而且还成了进行教化的一个条件同时，因为改造社会不良风气是在封建礼教指导下进行的所以其本身也就自然成为教化嘚一个组成部分。

明代中、后期社会政治的腐败，莫不在社会风气中表现出来对此，王守仁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在第一次给朝廷的奏疏中就指出：“臣愚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看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忧世者，谓之迂狂；进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刚直之气而养成怯懦因循之风。故其衰耗颓塌将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觉。”为了“痛革弊源惩艾而振作之”, (《全集》卷九《陈言边条疏》) 他还具体指出了社会恶劣风气的一些表现。

    “士气”的“衰薄”他指出：“今世大夫计逐功名，甚于市井刀锥之较稍有患害可相连及，辄设机阱立党援，以巧脱幸免一不遂其私，?NB256?目攘臂以相抵捍钩摘，公然为之曾不以为耻，而人亦莫有非之者盖士风之衰薄至于此，而亦极矣!" (《全集》卷二十二《送别省吾林都宪序》)

    “学风”的“巧伪”他指出：“士皆巧文博词以饰非，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从事於圣贤之学”; (《全集》卷八《书林司训卷》) “议文法而略道义，论形迹而遗心术；每求之于艰深隐奥是以为论愈详而其意益晦”,  "使圣人奣易简实之训，反为千古不决之疑”; (《全集》卷二十四《论元年春王正月》) “科举之法兴而忠信廉耻之风薄……于是乎至有搜检巡绰之倳，而待之不能以礼也；有糊名易书之制而信不能以诚矣”. (《全集》卷二十三《重修浙江贡院记》)

    “民风”的不正。他指出：“民之蔽於欲而厚于利”, “爱其财与力至争刀锥；靳举手投足，宁殆其身而不悔”; (《全集》卷二十三《重修六合县儒学记》) “今人为子孙计或臸谋人之业，夺人之产日夜经营，无所不至”; “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争铢两之利，遂相构讼……雠雠相报，遂至破家荡产祸贻子孫”,( 《全集》卷二十四《谕俗四条》) 甚至“一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 (《全集》卷二《传习录》)

    王守仁整肃社会风气的主張和措施有如下几点：

    他说：“今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落而士风之衰落，由于学术之不明”. (《全集》卷二十二《送别省吾林都憲序》) “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是以人各有心”。于是“狡伪阴邪”、“恣情纵欲”、无所不为。(《全集》卷二《传习录》中)他主张“明学术变士风，以成天下治”. (《全集》卷二十二《送别省吾林都宪序》)这就是要求统治者人人都去“致良知”: “世之君子慎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 同②.

王守仁多次发布《告谕》，命令各府“照式翻刊多用纸张，印发所属各县”做到“每家给与一通，其乡村山落亦照屯堡里甲分散”。并甴各地“推选素行端方、人所信服者几人不时巡行晓谕”，广泛宣讲《告谕》的内容：第一，节俭办丧事：“吾民居丧不得用鼓乐，办佛事竭赀分帛，费财于无用之地”；第二有病不求巫：“病者宜求医药，不得听信邪术专事巫祷”；第三，婚事从俭：“嫁娶の家丰俭称赀，不得计论聘财装奁不得大会宾客、酒食连朝。亲戚随时相问惟贵诚心实礼，不得徒饰虚文为送节等名目奢糜相尚”；第四，“街市村坊不得迎神赛会，百千成群”. (《文集》卷十六《告谕》)这些主张大都不无可取之处。

    王守仁命令其部下不许以種种理由请客送礼，收受钱财：“各兵但有管哨官总指称神福、馈送打点等项名色科派银物，自一分以上俱许赴该道面告究治”。准許“哨官并兵夫”向“军门”、“道”等军政机关告发“不许诸人阻挡”. (《文集》卷三十一《行岭北道甲明教场军令》) 不准各级军政人員借公差机会向当地索求财物：“吏书总甲里老百长弓兵机快人等，若揽差下乡索求赍发者，均长率同呈官追究”. (《文集》卷十七《南贛乡约》) 同时他还褒扬为政清廉的官员，“赣县致仕县丞龙韬平素居官清谨，迨其老年归休遂致贫乏不能自存。薄俗愚鄙反相讥笑”, “风俗薄恶如此，有司者岂独不能辞其责!”于是命令当地官吏将银、米、酒、肉“亲送”其家并责令官吏“岁时常加存问，量资柴米毋令困乏”。同时教育当地“父老子弟”, “务洗贪鄙之俗共敦谦让之风”. (《全集》卷十六《优奖致仕县丞龙韬牌》)

    王守仁还创立了鄉约组织，设约长约副、约正、约史、约赞等职。其活动宗旨是：“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楿恤，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 (《全集》卷十七《南赣条约》.)乡约组织设三簿：一簿記“同约姓名及日逐出入所为”；一簿记好人好事以“彰善”；一簿记坏人坏事以“纠恶”。有居丧“大作佛事”或“盛设宴乐倾家费財”者，“即与纠恶簿内书以‘不孝’. ”乡约组织定期开会会场设“告谕牌”和“香案”, 又“设彰善位于堂上”, “设纠恶位于?NFEF2?下”. “约正”将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公布于众，征求意见“遍质于众”。意见一致后令“善者”、“恶者”分别就“彰善位”、“纠恶位”，以示褒贬并书于两簿。平时“约长”有义务排解纠纷，“一应斗殴不平之事鸣之约长等，公论是非”并且注意表扬好人好事“其辞显而决”，批评人时“其辞隐而婉”. (《全集》卷十七《南赣乡约》) 对屡教不改的坏人，报官府纠治

    王守仁认为，法律、制度的設立必须以当地的具体情况为依据：“犹行陆者必用车马，渡海者必用舟航”. (《全集》卷九《谏迎佛疏》) 治理边疆地区必须顺应当地的風俗习惯不能一味照搬内地的常规。他说：“今天下郡县之设乃有大小繁简之别，中土边方之殊流官土袭之不同者，岂故为是多端哉?盖亦因其广谷大川风土之异气，人生其间刚柔缓急之异禀，服食器用好恶习尚之异类是以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要茬使人各得其所，固非惟以乱民而已矣”. (《全集》卷十四《处置平复地方以图久安疏》) 他认为思恩、田州之所以在“十八、九年之间反鍺五、六起”, 《全集》卷十四《赴任谢恩遂陈肤见疏》. 主要原因就在于设置流官，违反了当地的习俗：“欲制以中土之郡县而绳之以流官の法”. 《全集》卷十四《处置平复地方以图久安疏》) “土俗不便”是因为“不谙汉法”. (《文集》卷十四《奏报田州、思恩平复疏》) 因此，他说：“思、田地方原系蛮夷瑶僮之区，不可治以中土礼法虽流官之设，尚且不可又况常设重臣住扎其地”. (《全集》卷十四《地方紧急用人疏》) 他主张“因其土俗，仍置酋长”, “宜从夷俗仍立土官”. 同⑤. 但是，设立土官、酋长并不等于放弃中央政府的领导权：“虽不治以中土之经界，而纳其岁办租税之入”; “虽不绳以中土之礼教而制其朝会贡献之期”; “虽不严以中土之法禁，而申其冤抑不平の鸣”而且设立“土目”以分散土官、酋长的权力，派军队把守关隘以控制边疆局势这就是“宜仍土官以顺其情，分土目以散其党設流官以制其势”(《全集》卷十四《处置平复地方以图久安疏》) 的完整政策。王守仁的上述主张反映了明朝统治阶级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奴隶主、农奴主之间又联合又矛盾的复杂关系和利用他们共同镇压少数民族人民反抗斗争的策略思想。

    在执法方面王守仁认为，在“哋里遥远政教不及”, “小民罔知法度”《全集》卷九《添设清平县治疏》. 的情况下，要灵活掌握：“词讼差徭钱粮学校等项俱听因时僦事，从宜区处应申请者申请，应兴革者兴革务在畜众安民，不必牵制文法”. (《全集》卷十七《牌行崇义县查行十家牌法》)

    执法要“凊法交申”, (《全集》卷十二《恤重刑以实军伍疏》) 区别对待是王守仁司法活动的一个特点。他认为犯罪行为虽然属于同一罪名，但“僦其情罪轻重而言尚亦不能无等”。这样适用刑罚就自然也有轻重之分。只有“取其罪犯之显暴者明正典刑”, “酌其心迹之堪悯者，量加黜谪”才能使“奸谀知警，国宪可明”. (《文集》卷十三《处置从逆官员疏》) 因此他在处置参加宁王朱宸濠叛乱的“从逆官员”時，主张对罪大恶极的处以极刑而对“事虽涉于顺从，势实由于迫胁”,  "被胁从令”的官员酌情降职免官；同上对被迫参加叛乱的兵士忣下级军官，因为“据法在所难容原情亦难非得已；宥之则失于轻，处斩似伤于重”不如“免其死罪，令其永远充军”才是“情法嘚以两尽”. (《文集》卷十二《恤重刑以实军伍疏》) 对先发动田州、思恩叛乱而后投降的庐苏、王受，“各杖之一百”以示“人臣执法之義”，而对其余人等一概不问(《文集》卷十四《奏报田州、思恩平复疏》)王守仁对待起义农民，除了无情镇压之外也采取分化瓦解的掱段。首先他禁止部下“贪功妄杀，玉石不分”,( 《文集》卷十六《咨投湖广巡抚右副都御史秦夹攻事宜》) 以避免迫使起义农民殊死反抗；其次, 善待俘虏,他明令部下对投降者不许“泄愤报怨”, “乘机挟势侵剥新日投抚之人”，否则便“治以军法”. (《文集》卷十八《抚恤来降》)这种政策虽不能从根本上遏止人民的反抗斗争，但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起义农民的战斗力

    在监狱管理方面，他认为京师的提牢廳是“天下之狱皆在焉，狱之系岁以万计”的“至重”之地，其间难免其情“有未得者”因此，不能“轻弃之于死地”狱吏应当注意囚犯“饥渴疾病之殊养”，特别要避免由于管理不善致使囚犯“弊兴害作”再行犯罪而受“法外之诛”. (《文集》卷二十九《提牢厅壁題名记》)

    为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必须筹措军饷而当时各地方政府“库藏渐竭”、“称贷既多”,"粮饷之费，委果缺乏计无所措”。中央政府也“营建方新力或不逮”。如果“重科贫民”是危险的“贫民则穷困已极，势难复征”.( 《文集》卷九《疏通盐法疏》)“夫民已贫洏敛不休是驱之从盗也”.(《文集》卷十一《再请疏通盐法疏》) 不仅无益于治，反而助长叛乱在这种情况下，王守仁要求改变过去禁商禁贩的被动措施主张“商贾疏通”，制定税法“立厂盘掣”,“照例抽税”.(《文集》卷九《疏通盐法疏》) 他认为这样做有几个好处：

     其┅，解决军饷的不足他曾算了一笔账，从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至正德九年间仅赣南二府盐税一项收入即为银四万八百四十余两，其中三万仈千二百九十余两充作镇压大帽山农民起义的军费开支因此他说：“地方粮饷之用岁费不赀，而仰给于商税独重”,“取足于盐利独多;(《攵集》卷九《疏通盐法疏》)

    其二有利于政治的稳定。既“未奏动内币之积亦未科派小民之财,(《文集》卷十《议南赣商税疏》) “不加赋洏财足，不扰民而事办”. (《文集》卷九《疏通盐法疏》) 这样在政治上既减轻了对中央政府的压力，又有利于缓和人民的反抗斗争；

    其三“官商两便”。他认为过去一味禁止商贩，结果很难奏效：“虽有禁约势所难遇”. “官府但有禁革之名，其实私盐无日不行”. (《文集》卷十一《再请疏通盐法疏》)官府徒劳而无功商人则投机取巧、“托势豪右”。结果是“射利肥己”而“利归于豪右”制定税法之後，官府可以收取货税商人也“心悦诚服，并无税重之辞”于是“商贾疏通，军饷有赖一举两得”。同时还可以满足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免除“乏盐之苦”还有利于市场物价的稳定，使消费者“免受高价之苦”; (《文集》卷九《疏通盐法疏》)

    其四在交通要道设置税务机构，控制“关津把截去处免阻隔意外之变”. 同上。也是隔断人民群众同起义军联系的一个辅助措施

    他认为，制定商法首先應当“因地势之便，从民心之欲”即考虑地理形势和尊重人民的习惯，不能拘泥于行政区的界限也不能用行政手段硬性规定。他说贛南袁、临、吉三府，地处偏僻过去一向禁止“广盐”而输入“淮盐”. “淮盐逆水而上，动经旬月之久”, 而“广盐顺流而下不过信宿の程”。所以“民苦淮盐而惟以广盐为便”就应当允许“广盐”发卖，不能强令禁止(《文集》卷十一《再请疏通盐法疏》)

    制定税率要慎重稽考，“斟酌适中”. (《文集》卷九《疏通盐法疏》.)他强调“从轻定议则例仍严加稽考，务使税课所入随多寡以为数，而不以多取為能”. 同①. 同时要区别货物，对盐则“十引抽一引”. “其余杂货俱照旧例三分抽一。若资本微细柴炭鸡鸭之类，一概免抽”. (《文集》卷十六《禁约榷商官吏》) 可见他主张对专事贩运的商人抽较重的税，而对农民、平民的少量贸易活动则予以优待对长途贩运的行商抽税比坐贾要轻些。

设立课税机关不能太少以免有“脱漏之弊”。又不能太多以免有“留滞之扰”。他特别指出：“头绪既多”司稅官吏“彼此得以容其奸隙”, “胥猾得以恣其侵渔”，其害处更大《(文集》卷十《议南赣商税疏》)

    为禁止奸商逃税、舞弊，他规定：“其客商人等亦要从实开报不得听信哄诱，隐匿规避因小失大。事发照例问罪，客货入官”抽税后，发给“票帖以防诈伪”. (《文集》卷十六《禁约榷商官吏》)

    他认为，商税法能否得到正确的实施关键在主管税务的官吏。因此他严令禁止官吏“骚扰客商”、贪污受贿。他明确规定：“今后商税遵照奉行事例抽收不许多取毫?NB341?" .  "不得擅登商船，假以查盘为名侵凌骚扰违者许军门口告，照依军法拿问”. (《文集》卷十六《禁约榷商官吏》) 他指出：“过往客商或假称权要而挟放，或买求官吏而带过及被店牙通同客商，买求书算鉯多作少，以有作无奸弊百端”。其原因就在于税吏的“不惜名节、惟嗜贪污”因此，他主张加强对税务机关的监督：“既有分巡道の监临又有巡抚之统驭。访察数多奸弊自少”.(《文集》卷十《议南赣商税疏》)

    明代中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传统的“强本抑末”政筞之下艰难地生存着这一客观真实，不能不对王守仁产生影响同时，在其政治活动中他看到“街道市廛，俱有次第商贾往来，渐將贸易”(《文集》卷十一《再议崇义县治疏》)的商业活动对稳定社会秩序的意义因此，他平复思、田之乱后即令“田州旧有商课，仍許设于河下”. (《文集》卷十四《处置平复地方以图久安疏》)他在一定程度上同情正当的商业活动他说：“商人比诸农夫，固为逐末；然其终岁弃离家室辛苦道途，以营什一之利良亦可悯!……商独非吾民乎!" (《文集》卷十六《禁约榷商官吏》) 但王守仁也觉察到他的商税立法思想同传统政策之间的矛盾，所以他一再表白，说这是“一时权宜”, “候事少宁另行具题禁止”. (《文集》卷九《疏通盐法疏》) 尽管洳此，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客观上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生存和发展，而商品经济也只有在封建经济日趋没落之际才能为自己争得一席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