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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燕明：你觉得是西北吧，这个倒还是可以理解吧。我们好像印象里头都是沙漠、骆驼才是丝绸之路。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界址，因为现在讲的一带一路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有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它不是一个实体或者是一种机制，主要还是一种合作发展的理念和提倡，是这么一个东西。而且现在讲的丝绸之路也主要是借用古代的丝绸之路这个历史的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主动的发展和沿线国家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来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从东北这个地方来讲，因为吉林省它是边疆近海省，而且也是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它是位于东北亚几何中心和欧亚大陆桥上，与俄罗斯、与朝鲜交界，而且跟日本隔海相望，我们最近的地方离日本海只有15公里，所以应该说国家的这个一带一路建设对吉林来说是一个机会、也是一次挑战，所以得抓住、抓好，如果抓好了我们就可以借船出海，借路入关，但是你要抓不好就有可能三阵出局了，所以我们都在积极的努力抓住这个机遇。
你觉得是西北吧，这个倒还是可以理解吧。我们好像印象里头都是沙漠、骆驼才是丝绸之路。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界址，因为现在讲的一带一路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有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它不是一个实体或者是一种机制，主要还是一种合作发展的理念和提倡，是这么一个东西。而且现在讲的丝绸之路也主要是借用古代的丝绸之路这个历史的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主动的发展和沿线国家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来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从东北这个地方来讲，因为吉林省它是边疆近海省，而且也是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它是位于东北亚几何中心和欧亚大陆桥上，与俄罗斯、与朝鲜交界，而且跟日本隔海相望，我们最近的地方离日本海只有15公里，所以应该说国家的这个一带一路建设对吉林来说是一个机会、也是一次挑战，所以得抓住、抓好，如果抓好了我们就可以借船出海，借路入关，但是你要抓不好就有可能三阵出局了，所以我们都在积极的努力抓住这个机遇。
编辑：姜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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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19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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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设想我无处不在。
　　我出生那年或许是1898。它应该是个秋天。
　　武昌的蛇山上，立着警钟楼和奥略楼。秋阳斜照中，它们形影相吊，兀地给人一番孤寂和清冷。四周的树叶开始黄了，零落地飘在武昌的城墙边。城下江边泊着几只木桅船。恍然间，能听到水拍堤岸的涛声。
　　我想我的父亲应该住在这老城的墙根下。那壁上的墙砖凸凹不平，是风雨岁月留下的沧桑痕迹。一排板皮屋搭在这老墙边上。铺着黑瓦的屋檐边长年长着杂草，此一刻，草也已经枯黄了。那中间的一户，就住着我家。
　　这一天，我父亲早早就收挑子回屋。一进门便坐在小凳上哇哇地大哭。哭得左邻赵裁缝接连裁坏了两块衣料，而右邻的吴麻子却在他家屋门口不停地摔砸咸菜罐。因为下午，父亲像以前一样到小朝街的街角给人剃头，常去光顾他剃头挑子的一位长衫先生眼睛红肿，父亲给他刮胡须时不由问他怎么了，他说，北京的戊戌变法失败了，那些变法的君子在菜市口被砍了头。
　　父亲虽只是一个剃头匠，可是他像隔壁的赵裁缝和开咸菜铺的吴麻子一样，不喜欢清政府。他们三个总是坐在一起叹息，日子这样过下去，是不行的。但到底应该怎么过，他们却都不知道。父亲把这个消息带给了他的两个邻居，一边说他便一边哭了开来。父亲是一个没什么用的人。他胆小怕事，常常只会用号啕大哭来发泄自己的痛苦。
　　便是这时候，我出世了。我的哭声宏亮而清脆，立即压住了父亲的号啕。接生婆欣喜地告诉父亲，是个儿子！是个儿子！父亲依然在哭，但声音却渐小渐停。终于，他抹了一把脸说，又来一个受累的小民，他日后想必也没好日子过。
　　我想这就是我名字的由来。我叫民。
　　我并不知道我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宁而又波澜壮阔的时代。
　　在我一天天成长的过程中，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所有的事都是大事，这些事仿佛天天都在惊扰着我们的生活。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了。那些手持大刀长矛、嘴里念着咒语的人们，竟然无畏地向洋人进攻，他们的举动，吓得连皇帝都忙不迭外出逃难。然后八国联军一把火烧了圆明园。烈火熊熊中，石块下坠成为人们熟悉的场景，从此世界上最美的花园和宫殿在火光中变成了废墟。还是这一年，在我居住的武昌城里，一支名为自力军的起义队伍惨遭失败，领头的唐才常被杀死在我常去玩耍的紫阳湖畔。临死前，他大声念道：“慷慨临刑真快事，英雄结局总如斯!”他这一句豪言，把无数人冷下去的血又燃烧成热的。接下来，令人切齿的《辛丑条约》在北京签定，卖国的事开始了，所有的中国人心里都蒙上了一层阴影。而热情澎湃的革命者孙中山则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十六字从一幢日式两层楼榻榻米的房内传出，自此，中国人仿佛有了自己奋斗的目标。只是，这个充满理想的人，虽用自己理想的光芒照亮了中国，但在南方领导的一场又一场革命和起义中，失败了又失败，直到全部以失败告终。
　　所有的这一切，我都是事后听人讲述，而在当年我却全然懵懂无知，根本不知这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尽管生活困顿，父亲和母亲为此常在家唉声叹气，我却依然在无忧无虑的玩耍中度过童年。我饿了就吃，饱了就睡，闲了就去长江边戏水，像鱼一样自在；没事也跑上武昌城楼，沿着墙边恣意奔跑，幻想自己能像鸟一样飞翔。阳光照耀着我的欢乐，那是童年岁月不知痛苦、不解忧愁的欢乐。
　　在这座古老的武昌城里，我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行踪诡秘的人。他们常常严肃着面孔，眉眼之间暗藏着些许神秘。他们穿行在表情麻木的路人中，脚步匆匆，见了面，便说一些奇怪的话。
　　我和邻居吴麻子的小儿子吴四贵常去花园山扔石子玩。花园山上有一幢很大的洋房，房主叫孙茂森。听说那洋房租给一个叫李廉方的人当寓所。这房子比我家和吴四贵家加起来还要大。那李廉方留学日本回来，想必是有点钱的。这间寓所时常有人进进出出，他们围坐在一起说话，那些话十分让人费解。有时他们还有人手上拿着书低声读着。常去的一个大叔，面孔严肃，每当他说话时，大家都很注意听。有一天，我和吴四贵又看到这位大叔走进孙家花园。见我们正在门前玩耍，大叔便朝着我和吴四贵笑了一笑。吴四贵说这大叔跟他家是同一个村的，也姓吴。他爸爸认识的，他叫吴禄贞，是个有大本事的人。我问吴四贵：“是什么样的大本事呢？”吴四贵说：“不知道哩。”我说：“他会飞刀还是会翻跟斗？”吴四贵挠挠头，还是说不知道。吴四贵是我一打开眼睛就认识的人，他比我大二十天，但他却是个笨人。
　　我和吴四贵忍不住趴在窗上探看，想看这位吴大叔在里面显摆什么大本事。屋子里有好几个人，有两人在看书，看时还在书上指指点点。这些书其实是些小册子，我和吴四贵都太小，不识字，也不知道那上面写的什么。长大后我至少晓得了其中的两本，一本叫《警示钟》，一本叫《猛回头》。吴禄贞不停地跟人说话，隔着窗缝，我们能听到他的声音。他说：“我们要以最好的同志，投入到军中当兵。要渐次输入士兵对满清的恶感情绪，让他们成为我们的人。”
　　这都是什么话？谁又能听得懂呢？
　　他还在说着，而我却不想听了。反正我没看出他有什么本事。吴四贵说：“听，是我们老家的口音吧？”我忍不住推了吴四贵一掌，说：“你吹什么牛啊！”吴四贵趴在窗台上，没设防，被我这一掌推过，便从窗台滑下，摔了个屁股墩。他恼怒了，将手上的石子瞄准我的脑袋扔了过来。我扭头一避，石子砸在窗的玻璃上。我听到哗啦的一声响，知道事情不妙，便朝着吴四贵喊了一声：“快跑！”吴四贵吓得忙爬起来，跟在我身后。我们拚命跑，一直跑到嘉诺撒修女礼拜堂，发现没有人追来，这才敢喘气。
　　嘉诺撒修女礼拜堂就在昙华林。这一带是有钱人住的地方，洋人也多。花园洋房高低错落着，朝山上看去，鲜花开得一层一层。那里的洋人喜欢穿着短短的西装，头发梳得油光水滑。我父亲对这样的头很不以为然，他说油光光有什么用，夏天就数他们的头臭。我觉得父亲的话没道理。像父亲，还有隔壁赵裁缝和开咸菜店的吴麻子，脑袋上拴着根大辨子，虽然前面光着的头天天擦洗，可是那根辫子呢？几个月难得洗一回，更加臭哄哄的。夜晚睡觉，我最怕闻的就是父亲头上的味道。
　　昙华林的街路铺着青石板，尤其下了雨，那石板便会放射出一层暗光。穿西装的人们通常也穿着皮鞋，于是他们走在昙华林有光芒的石板路上经常会发出“哚哚哚”的声音，这声音里满是自信和豪气。我的父亲和吴四贵的父亲就算跳起来用大力跺脚都发不出那样的声音。吴四贵说他最喜欢皮鞋走路的响声，他将来一定要穿皮鞋。我也很想。回家跟父亲说起这话，父亲说：“你见到过穿皮鞋挑剃头担子的人吗？你见到过穿皮鞋开咸菜店的人吗？”
　　父亲是对的，我的确没有见到过。我把这话传给吴四贵听，他默不作声，神情有些沮丧。因为他也没见到过。这天我们俩在城墙上一直坐到太阳落山。最后，我想起最重要的一件事，我说：“我以后才不要像我爸一样挑担子剃头哩。”吴四贵的眼睛顿时亮了，他说：“我也是，我也不要开咸菜店。我要像吴禄贞大叔一样，到日本去留洋，要学大本事。”
　　但是，究竟什么是大本事，我们真的不知道。
　　离嘉诺撒礼拜堂不远，有所学校，叫文华中学，一些穿着洋服的哥哥姐姐们在那里上学读书。他们还在运动场玩球，男孩子穿着白色的球鞋，女孩子穿着裙子。他们欢笑着做游戏。我和吴四贵坐在运动场边呆看着，我们都希望自己长大也能来这里，不光是想像他们一样的玩耍，更想要读书。因为想要有大本事，必须识得字有学问才是。一个哥哥告诉我，他们文华中学的校长是从美国回来的，他也是有大本事的人，不光教他们读书，还会教他们唱歌。有一天，这位哥哥带着我和吴四贵去听歌。他们一遍遍地唱着，那支歌，我和吴四贵也都学会唱了。傍晚时，我们俩就坐在城墙边，放声地唱着：愿同胞，团结牢，英雄气，唱军歌，一腔热血儿，意绪多，怎能够坐视国步蹉跎？准备指日探戈。好收拾，旧山河。从军乐，乐如何！
我们并不知这歌在说些什么，只知道唱起来浑身有劲。
　　有一天，一位先生叫了父亲去他那里，说是跟几个朋友刮胡子。这位先生跟父亲熟稔，就是曾经告诉父亲戊戌变法失败而惹得父亲大哭的人。这是一个小小的院落，有几个人坐在院子里热烈地说话，父亲便在树下一个个替他们刮脸。一个壮实的男人正跟两个青年军人说：“为什么我们要说‘抬营主义’？就是单靠我们起义，不可能成功。我们只有运动军队，把清军一队一队、一营一营、一标一标争取过来，才能以固有的组织和现成的人，为革命工作，这才能保证起义成功。”
　　父亲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叫孙武，可并不理解他说的那些话。父亲不理解的事情有很多，但他却非常爱听那些他不理解的事。另一个人说：“我们去上海，那边的革命者们觉得我们是一群土包子，颇是看不起我们。”这个人父亲不认识。
　　孙武说：“这没关系。我们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父亲认识的那位先生说：“暗杀全然是个人行为，就算成功了，虽然令人快意，却不足以撼动全局。它无法取得真正胜利。我们只有这样务实地参与到军队，有耐心地把军人都变成我们的人，才能最终成事。”
　　父亲终于弄清楚了，这些人是共进会的。他们想要做一件大事，这件事大到父亲想都不敢想的地步。他脑袋摇了好几天，天天对自己说，不敢想，不敢想。但他的心里却是万分激动。他对这个满人统领的世界早已无法忍耐了。
　　武昌城的冬天是很冷的。站在蛇山的奥略楼上，江上的风横吹过来，像针一样扎在脸上。我在慢慢长大，常常随着父亲在一些大人堆里钻进钻出。在一个寒冷的日子，我在奥略楼里见到了那些我一直觉得诡秘的人们。他们在开会。为首的大叔姓蒋。我问清了他的名字，他叫蒋翊武。其他大叔告诉我说，他们在这里成立文学社，这位蒋翊武大叔是他们文学社的社长。
　　对于我来说，这依然是一些奇怪的话。蒋翊武大叔站着对大家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十六字也是我们文学社的纲领。要实现这个纲领，就要革命。”他挥动着手臂，很慷慨激昂的样子，其他的人也都慷慨激昂了起来，他们低声地交谈着，每个人的眼睛都放射着光芒。我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我有些晕头胀脑，只有两个字在我的耳边回响着，那就是：革命！革命！
　　父亲说：“这里说的话，不能告诉任何人。”我大声说：“我知道！”
　　我连吴四贵也不告诉。他家只他一个儿子，被他父亲吴麻子看管得胆小如鼠，天一黑就不敢出门。有一次我不小心说，站在奥略楼上，风好刺脸呀。吴四贵立即说：“你去奥略楼怎么不叫我？”“这是我的秘密。”我对他说。
　　1911年裹着冷风来到了。
　　有一天，城里的新军一队一队开出城门。我和吴四贵扛着棍子，跟在他们后面，学着他们走路。一个当官的走过来，一手拎着我们的一只耳朵，把我们赶到路边。
　　我问吴四贵：“为什么这么多军队都出城呢？”吴四贵说：“不晓得呀。”旁边一个看热闹的学生哥哥说：“四川保路风潮越闹越凶，他们是要开拔到四川哩。”我又问：“什么保路风潮？”那个学生哥哥说：“说了你们也不懂。”我哼了他一鼻子，心里说，我不懂？我还知道革命哩，你懂吗？但我没说。因为父亲说过，这些话如果说出来会杀头的。
　　望着一列列的军队走远，我和吴四贵觉得有些扫兴。城里像是空了一点，好玩的事太少了。而且我们开始上学识字了。一想到要去见老师，我们俩都觉得好像去找死一样。雄楚楼的私塾先生是吴四贵的爸爸吴麻子找的。那个老古板常常把眼镜架在鼻子上，然后，之乎者也地教训我们。书没背出来要训，字写得不好要训，去晚了要训，走早了也要训。遇上他不高兴，鸦片没抽舒服，训完了还会拿着尺条打手心。原以为读书识字是像洋学堂的小孩那样有趣，却不料竟是如此的无聊和讨厌。逃学便成了我们每天要商量的事。
　　吴四贵说：“今天逃学吗？”我说：“难道你想挨板子？”吴四贵赶紧把手捏成拳头，说：“那逃吧。干脆跟新军一起逃到四川去，好不好？”这个胆小的人，居然说出这么胆大的话。可这是一句废话。我白了他一眼，说：“你发疯呀！”
　　我们完全没有想到，有更多的目光在暗中追逐着这一队队的新军出城。这些目光随着新军的远去的背影越来越闪亮。
　　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正在武昌城内悄悄进行着。那些心藏秘密的人们，脚步匆匆地行走在长街上。没有人能认出来他们是谁。他们像所有的武昌人一样，貌不惊人，或长衫或短褂，显得随意而从容。有一些就像我父亲一样普通到路人都懒得多望他一眼。他们中一些人，有时会坐到父亲的剃头挑子前刮头修面，跟父亲说着一些最家常的话。前街杂货店的杨洪胜大叔就常来，父亲为他刮胡子，跟他诉说生活的艰难。他也说，说时还连连长叹。他的老婆入秋就要生孩子了。我父亲说，说不定跟我家民的生日撞得上哩。杨大叔总是很忙。我听父亲和赵裁缝议论说，他不过开家小店，怎么会这么忙呢？
　　从夏天到秋天，武昌城里的秘密像竹笋子遇到春雨，顶着土和石头，努力地生长，又像蚂蚁一样，四处爬行，爬得土壤松软。即令无雨，相信竹笋也能遍地拔节而出。
　　日，这些秘密快要露头了。
　　在雄楚楼10号刘公的住宅里，我们开始知道那些秘密人的名字，孙武、刘复基、刘公、居正、杨玉如等等，这些秘密人物的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走到了一起。他们曾经一直争吵不休，每一方都想做大厦中最主要的那根栋梁。现在他们决定放下一切派别之争，团结起来，联手干一件惊天的大事：他们要起义！他们要推翻清朝！
　　这真是比天还大的事！这样的事但凡人知，便会人头落地，满城人死。所以父亲连想一想都会浑身打颤。而他们却准备付诸行动了。
　　这天文学社长蒋翊武人在外地，替代他的是刘复基。虽然没多少人，孙武还是作了报告。孙武说南方数次起义，都失败了，血流成河。现在，自应由我们两湖首先起义，并号召各省响应。我们原先总是被动的，今日我们要做主动了。湖北地为冲要，是生路也是死路。
　　人们都同意他之所说。替代蒋翊武的刘复基亦说了话。刘复基说现在正是生死关头，一但起事，共进会和文学社必须通力合作。所有文学社、共进会这些提法，都要暂行搁置，一律以革命党人身份，与清王朝拚一死活。不然，大事无成。
　　人们更加同意这一说法。因为他们到底明白，各自为阵，一但起事，也是自取灭亡。只有团结，才有胜利。于是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了起来。他们决定去上海请黄兴或宋教仁或谭人凤前来主持。他们担心只凭信件请不来人，于是便派专人前去促驾。派去的人是居正和杨玉如。
　　武昌城内依然像以往一样，百姓们依然在为活命忙忙碌碌。这一天我在做什么呢？我和吴四贵再一次逃了课。因为我们想去文华中学念书，可是他父亲说家里钱不够，我父亲也说家里没有钱。他们俩代表我们做了个决定，让我们的未来或跟着学剃头，或在咸菜坊里当伙计。我父亲说，还不如攒点钱，将来开个剃头铺，也比把这些钱都送到学堂去要好。吴麻子很赞同我父亲的想法，说学费一交几年，不如用这些钱把咸菜坊开得更大一点。这些话是在吴四贵家说的，吴四贵听得一清二楚，第二天便跟我说，他不想在榨房里过一辈子。然后他呜咽起来，问我可想将来也做剃头的。我回答说：“当然不想。”吴四贵说：“那你想做什么？”
　　我想做什么呢？我几乎就要告诉他，我想革命。但父亲说过，这话说出来是要砍头的。所以我咽了下去。我说：“你还记得那个吴大叔吗？我就想像他那样。”吴四贵的眼睛立即亮了，他大声说：“你跟我想得一样啊。”
　　这天我们便没去雄楚楼见先生。我们当然也不知道，就在先生的隔壁，雄楚楼的10号，有那样一些人，正秘密地谋划着，准备震惊天下。
　派出的代表坐船去了上海，而城里的活动依然密集而紧张。十天后，胭脂路11号胡祖舜先生家，零零散散去了许多的人。这天父亲正在那儿的街角上替一个胖子刮头。他突然发现陆续有人进到11号的胡家，并且有些面孔是他所熟悉的。他的心顿时咚咚地跳了起来。他想，这些人聚集一起，一定要谋划什么大事。或许，那就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他的念头到此，手便发抖了。这一抖，却不小心把那个胖子的头皮刮疼了一点。胖子跳了起来，推开父亲，几个巴掌甩在父亲脸上。他大骂着：“你会不会剃头啊？你不会剃就趁早回乡下喂猪去。”骂完扯下围在脖子上的布单，就地一扔，然后扬长而去。
　　父亲捂着脸，蹲在地上，又一阵哇哇的嚎哭。被人掴脸，是莫大的侮辱，不仅侮辱肉体，同样侮辱尊严。但父亲却不能反抗，因为反抗的结果，只会招来更大更严厉的侮辱。父亲不晓得自己应该怎么办，他只会哭。
　　我和吴四贵恰巧准备去花园山找朋友玩，经过胭脂路，远远就听到父亲的哭声，我知道他又被人欺负了。我狂奔过去，拉起他，问他怎么回事，父亲不说，只说心里难过。然后我就看到了他被打得红肿的脸。这时的我怒不可遏。我说：“有人打了你？”父亲说：“算了，算了，这是常事。”
　　我对欺负父亲的人愤恨得要命，却只能把气撒在父亲身上，我说：“你光晓得哭！你哭有什么用！有本事就用这刀割断他的喉咙。”我指了一指父亲尚且捏在手上的剃刀。
　　父亲吓坏了，扔下刀，连忙捂我的嘴。但是旁边却有一个路过的大哥朝着我鼓了鼓巴掌。他说：“好，好小子！有血性。我们民族就是缺少这样有血性的男儿，所以才总是被人欺负。”
　　这位大哥的话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望着他，心想，这一定也是一个革命大哥。
　　这样，我认识了他。我叫他邓大哥，而他的名字叫作邓玉麟。
　　胭脂路11号的胡家，窗户关得紧紧的。这里真的是在开会。胡家的板凳坐满了人，没有凳子的便坐在地上。人群中还夹杂着几个军人。他们面孔严峻，却又有无数的兴奋在这严峻中跳跃。这是一个重要不过的会议。人们低声地交谈着，唯恐声音传达到了外面。木桌旁，有两个人在写字，他们负责记录着这天的谈话。因为有这记录，我才知道这里发生的事。
　　会议的主席是孙武。孙武说：“各位，今天先由刘复基报告两个草案。一是‘人事草案’，另一个是‘起义计划’。”
　　人人都屏息聆听，连空气都是兴奋的。
　　刘复基说：“第一案，是关于人事。起义后，我们必须马上成立军政府，所以，军政府的组成人员要事先决定。经过商议，我们提名总理为刘公，军事总指挥为蒋翊武，参谋长为孙武。下设各部：军务部长孙武，副长由蒋翊武兼；参议部正长蔡济明；内务部正长杨时杰；外交部正长宋教仁；理财部正长李作栋；调查部正长邓玉麟；交通部正长丁立中……”
　　这些名单，都在大家的预料之中，事先也都有过议论，所以并没有什么争议。
　　刘复基说：“如果此案大家没有意见，下面即讨论第二案，这是起义计划。具体事项如下。”
　　利剑终于要出鞘了。刀锋上的光芒已经隐忍不住，挣扎着从剑鞘里拚命向外闪烁，它首先把这些人的心空照得透亮。
　　起义的时间定在中秋，即阴历的八月十五，公历的10月6日。在此前，将成立两个筹备处，一为政治筹备处，一为军事筹备处。政治筹备处设在汉口，它负责制作起义时需用的旗帜、印玺、文告等，刘公、孙武等为常驻筹备员。军事筹备处设在武昌，它负责制定军事计划，以及运送起义所需弹药，邓玉麟和刘复基为常驻军务筹备员，杨洪胜和邓玉麟负责输送弹药。
　　刘复基的话语平静，但听的人却全都不平静了。久久盼望的这一天，终于将要到来，大家纷然摩拳擦掌。他们相信，两周之后，这天下将由他们来改换。
　　孙武作了总结。他说：“我们所通过的军政府组成人员，是要在占领武昌、成立了军政府之后才能就职，但政治筹备处和军事筹备处则必须立即投入准备。不过起事前，我们还会再通知一次，请大家目前务必谨守秘密。”
　　但是，这样的秘密何曾守得住呢？
　　便是在胭脂路开会的同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整个武昌城紧张的空气，正因此事而起。
　　远在城外的南湖炮队，是起义的重要队伍。两个士兵请假回家，炮兵们平素也无聊，这是一个喝酒的好由头。于是炮标三营的几个同棚弟兄，便喝酒为他俩送行。几个人且喝且笑，猜拳行令，正玩得开心，不料排长来了。排长见他们大白天居然酗酒，立即怒道：“怎么能在这里酗酒？”
　　一个炮兵指着身边即将离营的两个士兵说：“他们回家探亲，同棚兄弟欢送一下。”排长板着脸说：“这也不行。像这样胡闹，必须严惩。来人，把这几个关起来！”
　　酒劲在身的人，对中途阻挠者的反应大多一样，当然是不服的，于是冲突开始了。他们放下酒瓶站起来跟排长吵闹，七嘴八舌中，全是声音：“不就是喝个酒吗？你平常喝少了？”“凭什么严惩？怎么从来没见你严惩过自己？”
　　排长也恼怒了。他是领导，这些小当兵的竟敢如此放肆，于是语气更加严厉。几个喝多的士兵，大概真是喝多了，嘴上叫着：“老子跟你拚了！老子天天受你们的气，今天也受够了，早就想杀你们这些鞑子了。”居然还有人说：“他娘的！别以为我们没人！我们多的是人，我们不会怕你们的。再欺负我们，我们就暴动！”
　　排长一听此说，立即举起枪，厉声道：“谁敢暴动？我毙了他！”排长身后的士兵便也都将子弹推上了膛。
　　如此势态下，更多的士兵围了过来，群情更加激愤。有人说：“谁怕你了？暴动怎么样？暴动也是你们逼的！”亦有人高声喊了起来：“暴动就暴动！有什么了不起！”这声音竟引起一片响应：暴动！暴动！
　　乱哄哄的喊声中，两个士兵跑进军火库，将大炮从中拖了出来，甚至推弹上膛。
　　吵架变成暴动，围观的人也看傻了。这是掉脑袋的大事。更多的人只想闹闹发泄一下，却并未打算因此而不要脑袋。毕竟只是喝酒闹事，道理上也说不过去。响应的声音随着事态的升级渐渐弱了下去。拖炮出库、推弹上膛的士兵到此时自己也被吓着了。他们突然酒醒，一清醒就发现他们的脚已经踏在了死亡线上。有人提醒道，要命的快跑呀！几个闹事者方吓得拔腿而逃。
　　鄂军提督张彪得报大怒，立即令马标前去弹压，指示必须将那些发难的士兵追捕回来。他想知道，他们怎么就敢喊出“暴动”这两个字。
　　胭脂巷的会议刚刚结束，参与会议的人们，还没有散完。孙武甚至还没有走出胭脂巷，便遇到前来报信的人。来人满脸惊慌，打着结巴说：“炮兵发生暴动事件！连大炮都拖出来了。”
　　这真是晴天霹雳的事。孙武急道：“怎么如此莽撞？赶紧找人了解原委，回头来详报。”刘复基亦在半路闻听此讯，也顾不得其他，急返而回。
　　前去打探情况的人再次返回，说军队已前去镇压了，南湖那边紧张万分。孙武道：“怎么会变成这样的？”汇报人说：“虽是为喝酒闹事引起，但他们中有好几个就是革命党，知道迟早会起事的。”孙武生气了，说：“既知大事当前，怎么可以这样莽撞？”汇报人急道：“怎么办？事态这样严重，不如立即发难，不然被发现，就来不及了。”
　　这句话把人们镇住。因为适才刚制定下起义方案，一切准备尚未开始，此时起义，谁有必胜的把握？如果不能胜，起义的结果又会如何？但是，徜不及时起事，一但逃亡的炮兵被抓，供出整个武昌城的革命党正在准备向清廷发难，那他们又将面对怎样的局势？
　　一时间众人皆静默。事未开始，便有挫折之感。
　　此时的刘复基说话了。他说：“我们必须冷静下来。现在万万不可轻率起事，因我们的准备尚未齐备。我们不可因一发而动全身，只能先观察观察，如果事态继续扩大，自当行动。”
　在如此情况下，他们所能做的，似乎也只能如此。
　　这天是个好天气。我和吴四贵从花园山下来。我说：“有些热呀，去江里游水怎么样？”吴四贵说：“好啊，我也正想着哩。”于是我们二人便由汉阳门出了城。
　　江上的浪一波一波地拍在堤上。蛇山上的警钟楼在阳光照耀下，显得高大威武。下面的茶楼，坐着三五个人正喝茶看风景。我和吴四贵在他们的注目下，跳进长江。我们在江水里戏水打闹，江水被我们翻腾得十分热闹。我们把自己放进了他们眼中的风景里。
　　有一个人奔跑而来。他衣着零乱，神色慌张，跑到江边，便急喊着找船。有一只小渔船泊得不远，但那渔夫是个聋子，我和吴四贵都认识他。任凭那人如何呼叫，聋子渔夫都无动于衷。我跟吴四贵笑得快被水呛着。但突然，我想，他会不会也是一个革命党呢？我来不及推测是也不是，便三下两下游到渔夫跟前，我推着他，让他朝江边看。渔夫到底看到呼叫的人了。他划着船过去，不等船靠近，那人便跳了上去，急促道：“快划，快！”
　　小船朝着对岸的汉口划去。未到江心，便有马蹄的的声急促而来。瞬间便见到一支马队，他们一直追到江边，伫马在岸，四下张望，见只有我们两个小孩子在游泳，一句话未说，掉头而去。我们在水里露着脑袋望着他们。
　　吴四贵浑身发抖，低声说：“是来抓那个人的吧？”我说：“那还用说？”吴四贵说：“为什么呢？”我说：“我怎么知道，我不是跟你在一起吗？”
　　但是我的心里在说，或许我知道一点点哩。
　　一连几天，我都在想，那个逃跑的人会不会是革命党呢？城里传说南湖的炮队发生兵变，这个人会不会就是其中一员呢？如果是的话，官兵会不会满城搜家，来寻找他呢？他们一共跑了多少人？不会只是这一个吧？
　　我很好奇这样的事，却无从知晓。
　　晚上的时候，父亲回家，神情紧张。他说：“今天一个剃头的人告诉我，报上登了消息，革命党要在中秋起事，江南江北都传遍了，他们的口号是‘八月十五杀鞑子’。”
　　我跳了起来，心里咚咚咚咚像打鼓，就仿佛那个起义的人就是我自己。我说：“真的吗？”父亲说：“这几天你千万给我乖乖呆在家里。满街军警乱走，弄不好就会杀人的。”
　　我绝不会按父亲所说的呆在家里，我要比往日出去得更勤。但是我不能再叫吴四贵，因为我知道“革命”，而他什么都不知道。
　　街上果然显得紧张。旅馆不时进出军警，乱吼吼地叫着查人。有人手上还拿着墨画的人头像，望着进出的人核对。街上的巡警也奔来跑去，像是在追捕，又像是自己没事跑着玩，一阵来一阵去，吓人一身冷汗。长街的商铺里，看到女人们拚命地买东西，有几个店铺甚至排着队，大概是提防着真要闹事，恐怕家里会没吃的。女人就是让一个家稳定的人，有了她们，不管什么时候，总有得吃。我家就是。但是女人如果慌乱了，全世界就都会慌乱。现在武昌的街上的紧张，就是因为她们而变得十分夸张。
　　但我知道，最紧张的地方还不是在街上，而是在都督府。逃跑的炮兵害怕被追捕，便写了一封信丢进了邮筒。这信自然会落到第八镇统制兼提督张彪手上。
　　张彪看罢大为震惊。这的确是让他大嚇的一封信。信上大意说，我们的党团体牢固得很，如果你们因此事而妄行杀戮，全镇必为激变。字里行间还夹杂着不少恐吓字句。张彪料想不到逃亡炮兵竟敢如此口出狂言。这狂言的背后将会是什么呢？张彪忙拿了信去找鄂总督瑞澂。
　　瑞澂亦是大嚇。徜若军中真因此而引起兵变，他自是难以收场。但是，他也万分恼怒，说：“人都逃掉了，居然还敢写信来威胁！这是谁的天下？他们想反了吗？”张彪说：“因事发突然，我也担心引起兵变，所以对几个闹事的并没有死追猛打，准备待军中情绪稍缓一点时，暗中再行抓捕。写此信大概是怕追捕得太紧，心下害怕，故有此言。”瑞澂说：“此言虽不可信，但也不得不防。”张彪说：“当然要防。我意采取外松内紧的对策。”瑞澂说：“怎么防范？”张彪说：“一是将各营所存枪炮机纽拆卸，连同各种子弹一并缴送军械总局库存起来；二是令所有标统以下、排长以上各军官每天必须驻营歇息，加强控制；三是我亲自率人出奇不意地巡查，吹紧张集合号点名，官长不在营者，撤差，士兵不在营者，严办，并罚其长官。”
　　瑞澂平静下了，他点了头，表示了允许。或许他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但是一个士兵的进入，打破了他的平静。士兵递给瑞澂一张报纸。
　　瑞澂接过报纸阅读，一读便脸色大变。他把报纸甩给张彪，说：“你看看。”张彪接过，亦大惊失色。他不禁念出了声：“八月十五杀鞑子。难道他们准备八月十五闹事？”瑞澂说：“看来那信不假，像是有事要发生了。”
　　官方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文武官员济济一堂。会议由军事参议员铁忠主持。铁忠说：“为防止士兵离营起事，现决定全体军队提前一天过中秋节。而八月十五这天不放假。他们人在营中，就得听我们的调遣。另外，所有子弹一律收缴存库。”一军官说：“听说工程营里有不少党人，由他们防守楚望台军械库可能危险，不如把工程营调开得了。”但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却说不可，此举会更加引起士兵的反感，反而激起兵变。最终铁忠作了决定，他要求军械库那边，须得加强官长监视。
　　武昌城内，街上游走的军警更是密集，令满街都是紧张气氛。人们走在路上，不敢高声说话，连气都不敢出得重了，脚步匆忙却也目光游移，每个人都警惕着是否会被列入嫌疑。我和吴四贵以前到城外长江玩水，一向是跑步带着呼啸穿过汉阳门，现在我们不敢这样放肆了。因为有一次，我们奔跑时，后面咚咚咚地追来几个军警，以为我们是犯事的革命党，见事不妙正在逃奔。吴四贵吓得裤子都尿湿了。幸亏有一军警见我们好多回，说这俩是城里的孩子，天天在这路上疯跑哩。军警的头目吼了一声，说：“往后不准再这么跑！否则以妨碍公务、搅乱人心抓你们。”
　　从此以后，吴四贵再也不肯和我一起出城玩水。好在天凉了，渐次我也不去了。
　　一天，父亲回来得晚，母亲担心他饿，便让我送两个大饼给他吃。我走到街角，见父亲正和一个缠着头巾的人说话。那人说着坐了下来，父亲准备替他刮胡子。突然过来几个军警，上前一把扯下那人的头巾。他剪着短发，却没有辫子。几个军人立即上前把他绑了起来。那人挣扎着想解释，军人便用他的头巾堵住了他的嘴。
　　军人中一个小官模样的人转身对着父亲，他说：“是你替他剪的头发？”父亲吓得浑身发抖，连连地摆手说：“不不不，他说是失火烧的。想让我替他修剪一下，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小官便一脚踹倒了父亲的剃头挑子，厉声道：“你要敢替人剪一根辫子，你就得跟他一样，别想活命。”说罢，绑着那人扬长而去。
　　父亲呆站在原处，看着他们的背影，好半天，见他们走远，便瘫软在了地上，又哇哇地大哭开来。我奔过去，先扶起剃头挑子，又把父亲拉了起来，我说：“你别哭啦！我就不信，我偏要把这个猪尾巴剪掉。”
　　父亲吓得一哆嗦，连忙闭住声音，他惊慌地朝四下望望，一个大巴掌捂住了我的嘴。
　　父亲真是一个没用的人，他被武昌街上的紧张吓坏了。但我能看到，城里依然有很多的人根本就没有害怕。他们脸上依然带着秘密，照样干着他们想要干的事。
　　这一天，刘公把几个年轻人叫到他在昙华林的住所。刘公是有钱人家的公子，但他担任着共进会的领导。起义所需的一大笔钱，便是他从家里连蒙带骗弄来的。我先前不明白，他家里这样有钱，何故还要革命？邓玉麟大哥告诉我，革命不是有钱没钱的事，而是为了中国。我们中国人不能总是被外国人欺负，而我们汉人也不能永远被满人欺负。原来如此。我似乎明白了，又似乎不太明白。但我从此知道，有钱人也会革命。
刘公在武汉有不少住处。这一处是在昙华林。他约了三个学生去他的住处，他们是赵师梅、赵学诗兄弟和陈磊。这三人正在武昌中等工业学堂念书，虽然还是学生，却都早已加入了共进会。
　　刘公拿出一张图纸，他将它摊在桌上，三个学生一起围了上去。赵师梅惊异道：“这是什么？”刘公说：“这是铁血十八星旗的图纸。”陈磊也惊说：“铁血十八星？什么意思？”
　　刘公便告诉他们，当年他在日本时，孙中山曾召集他们讨论过国旗样式，有人便设计了十八星旗图样，以后，共进会以此作为会旗。红色铺地和黑色九角象征铁血，就是说革命必须使用武力，以热血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黑九角的内、外角上共有十八颗金黄色的圆星，代表关内十八个行省铁血共义。
　　三个学生都不由赞叹道，真是太好了！
　　刘公说：“因要在武昌设立共进会总部，我回国时，便把这图样带了回来。”赵师梅说：“需要我们做什么？”刘公说：“起义在即，革命需要旗帜作标志。这铁血十八星旗就是我们起义要用的旗帜。你们是机械系、电机系学生，都有绘图仪器，并且也会绘画，就请你们照这张图绘制二十面十八星旗，各图案的位置、大小、排列以及边长，都要准确。”
　　三个青年都显得异常激动。这是一件太重要的事了，而这事将由他们来完成，这可是莫大的荣幸，便都再三再四地保证绝对完成任务。刘公说：“画完后，去找可靠的裁缝店缝好。起义前三天必须完成。这事必须严守秘密。”
　　三个青年都忙说，那是当然。这是常识了。
　　所有起义的准备，都在有条不紊地准备着。虽然是紧张和忙碌，但兴奋和期待却压倒了一切。月亮一天天饱满。它高悬在上，让夜空变得温柔而妩媚。它用这光，将武昌城里紧张的空气一丝丝地化解。还有几天，这天下便将在这月色之下，由一群无畏者亲手颠覆？
　　便在这时，一封湖南来信，打乱了节奏。信是湖南共进会一个叫焦达峰的人写来的。信上说，湖南方面希望与武昌同时起义，但10月6日中秋这天，他们准备还不足，望能延迟十天起事。
　　这已是1911年的9月28日了。在武昌小朝街军事指挥部里，刘公、刘复基、蒋翊武、孙武等人都看了这封信。
　　刘公说：“如果准备不足，贸然行动，结果会不堪设想。”蒋翊武说：“两省同时发难，胜算更大。但如果要延迟十天，这边的起义时间就得改为10月16日了。”孙武说：“也好，这样的话，我们的准备也充分一些。”
　　刘复基思索半天才开口，他说：“我只担心时间长了，人多嘴杂，难以保密。”刘公说：“所以我们在通知改期的同时，一定要告诉大家定要谨慎行事。”
　　最后起义总指挥蒋翊武说：“就这么决定吧。起义时间延迟十天，定为10月16日。”
　　联络员们秘密地将这信息，传递了下去。
　　父亲像往日一样，担着他的剃头担子出了门，走前令我在家写字。已经是10月3日了，不几天就将是中秋。城里的军警更是紧张得毛发像狮子一样竖起。他们眼睛滴溜溜地不停转动，眼光在街上行人中扫来扫去，不小心扫到谁身上，一声暴吼，便拖到街边。若是不服，觉得自己委屈，少不得要挨几个巴掌。即使不打，怒吼着羞辱一顿却是逃不掉了。父亲怕我惹事，叮嘱母亲再三，不准我中秋前出门。母亲胆子更小，她对着几案上的观音不停地嘀嘀咕咕地念叨，一边念一边盯我几眼。
　　我一直在等待武昌城里枪炮大响，但街上却一如往常，原先紧张的气氛似乎也松缓下来了。
　　隔壁赵裁缝的铺子，来了几个人。我看出来了，他们脸上有着跟邓玉麟大哥一样的神情。见我坐在家门口，一个大哥说：“小子，别盯着我们看。”我说：“大哥，我知道你们是做什么的。你放心进去，如有狗过来，我会比他先叫哩。”
　　几个大哥会意一笑，说这小子挺聪明。
　　进门的正是赵师梅几个，他们是来取旗帜的。赵裁缝打开一面旗说：“你们看行不行？”赵师梅几个一边抚摸一边惊喜道：“真是太好了。比想像得还要好。”赵裁缝脸上露出笑，说：“只是这活儿不能白天干，我只能夜里悄悄地做。现在已经完成了十八面，还有两面的旗杆套还没缝制好。”赵师梅说：“那就先拿十八面吧，过两天再来取剩下的两面。”赵裁缝说：“好。那时定没问题。”说罢他把打开的那面旗叠好，放进一个包裹里。
　　赵师梅从他手上接过包裹，而后说：“当武昌城飘满这铁血旗的时，定有你的一份功劳。”赵裁缝说：“别说功劳不功劳这话，只图我们百姓将来有个活路。”赵师梅说：“那是一定的。”
　　我听到了他们的这些话，内心狂跳不已。我知道，大事就将出现在眼前。几位大哥出门来，我情不自禁朝他们伸了个大拇指。他们笑着，也朝着我伸了一个大拇指。这一下，我们都知道对方的心了。
　　官府把中秋节提前一天过了。农历八月十四日，他们喝酒庆祝了一天，到夜晚，军警便带着酒气满街游走，见到路人，稍不顺眼，便上前一通盘查。睡觉时分，新军的士兵们子弹都一律上交，排长也不回家，通夜守在棚里。工兵第八营的排长陶启胜最是紧张，带着士兵，不停地查铺。他出门时，棚长熊秉坤躺在床上笑着对他旁边的金兆龙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哩，让他们去紧张，我们安心睡大觉就是了。”
　　中秋节竟是静悄悄地过去，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清朝官府上上下下都松了一口气。老百姓也有些诧异，以为这天大小都会有点动静，不料，却什么都没有。
　　赵裁缝和吴麻子晚间吃饭时，都蹭来我家，他们跟我父亲私底下说着话。吴麻子说：“报上不是讲今日要杀鞑子么？”我父亲说：“是呀，怎么比平常年头还要安静呢？”赵裁缝说：“越安静说明越会有事哩。武昌城起事只是个迟早。”吴麻子盯着他说：“你怎知道？”赵裁缝眯眼笑道：“天知道地知道，我却不知道。”吴麻子说：“那你凭什么说武昌城迟早会起事？”赵裁缝说：“因我晓得天爷地母的心思。他们说我们这日子照这样过下去，就是死路一条。”吴麻子说：“天爷地母给你托梦了？”我父亲说：“托不托梦倒没什么。不过天爷地母倒是说得对，这日子不能这么过下去。”吴麻子说：“也是。我最恨那些满人，我只望我们汉人能重新当皇帝。”我父亲说：“汉人的江山还不是你家吴三桂送掉的？”吴麻子发怒了，说：“你你你，那吴三桂关我们什么事？”赵裁缝忙说：“扯远了扯远了。叫我说，谁当皇帝不关我们的事，有没皇帝也都与我们几个没关。我只望这日子能过得顺当一点，小孩们长大了能正经成家立业，传宗接代。”吴麻子和我父亲都点着头，说：“是呀，是呀。”
　　我和吴四贵躲在附近偷听他们说话。吴四贵傻傻地望着我，说：“他们在讲什么？我怎么听不懂是些什么话？”我说：“你不懂的事多着哩！”
　　他们回去前，赵裁缝走到门口又回了头，说：“这些天大家还是都醒着点，谁知道会有什么事呢？”
　　吴四贵使劲逼着我问：“这话是什么意思？会出什么事？要打仗么？”我说：“哎呀呀，你怎么这么啰唆。不就是让你睡觉醒着点吗！”
　　我白天黑夜都醒着。我的鼻子就像狗一样灵敏，我闻得出空气中的味道。这些天的味道跟寻常完全不同，我知道武昌城定是要出大事。
　　只是，没有人会预料得到，这件大事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到来。
　　日，这个日子注定让无数人铭心刻骨。
　　这一天，汉口的宝善里一如往昔。宝善里属俄租界，是俄国毛子的地盘。在汉口，洋人比武昌多得多，洋房也比武昌多得多。我父亲常唠叨说，汉口的钱是站着的，汉阳的钱是摊着的，武昌的钱是顶着的。小时候我不懂缘故，大了才晓得：汉口的洋人在江边盖了许多货栈，他们走长江水道，把这些当地特产货运回国，又从他们本国，拉了一些洋货运来汉口，那些堆立在货栈里的货物，就是钱；汉阳则是由上游水路，放排下来木料竹子和药材，晾摊在河滩上，这些木竹及药材卖掉也是钱；而我们武昌，却是官家云集之处，他们头上的顶戴花翎，就是钱。
　　英国佬、法国佬、德国佬以及俄国毛子日本鬼子都在汉口开着租界。租界的洋人是自己管自己，那里事无巨细都轮不着清府的警察插手。革命党为逃避清府的视线，便喜欢寻那租界的屋子居住。洋人们虽与官府勾结，但到底对中国的事知之略少。
　　正是初秋的下午，窗口的阳光分外明亮。俄租界宝善里14号正在忙碌。这是刘公租下的房子，他在宝善里租下了1号和14号两套房子，1号自住，14号则专用来作共进会的总部，起义的政治筹备处也设立在此。所有起义前的准备都在这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距指挥部定下的起义时间还有一周。虽然准备已相当充分，但他们还要在这一周内，做得更周全些。
　　屋中央的圆桌前，李作栋和刘炳正在为新印制的钞票加盖印章，另有几人在一边清理文件。
　　邓玉麟准备出门，见孙武坐在窗前，借着光，检查置放在脸盆里的火药，便走过去说：“怎么样？还能用吧？”孙武说：“当然。当年的革命者为暗杀清官而买下这些火药，当年他们没能用成，现在正好派上用场。”邓玉麟说：“是啊，我们就用它们去炸总督府吧。”孙武自豪道：“那最合适。”
　　邓玉麟说笑几句后，要为起义买表，便出了门。不多久，刘公的弟弟刘同进来了。因为哥哥的缘故，他虽年龄还小，尚是中学生，却对起义一事，了解甚多。屋里所有人，都同刘同十分熟悉。
　　刘同的手上夹着一枝烟，孙武却没有看见。他对刘同说：“你怎么来了？”刘同说：“过来看看你们忙得怎么样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朝孙武所坐的窗口走过去。走近后，他吸了一口烟，随意地将烟灰弹了一弹。孙武说：“小心呀，这里有炸药。”刘同说：“知道了。”说着朝楼上走去。
　　孙武正拿着一枚炸弹检查，突然他想站起来说什么，顺手将炸弹朝桌上一放。他的手有点重，炸弹落在桌上的声音很响。紧接着，轰地一下，它居然因此而爆炸了。瞬间，一股白烟升腾而起，孙武未及反应，爆炸声随之响起，火光迸射，将屋里所有人都惊呆了，刚走到楼梯口的刘同吓得几乎坐在了台阶上。
　　孙武被炸翻在地，脸部被火药熏得乌黑，鲜血从那一片片的黑中流了出来。几秒钟后，李作栋冲过去，从屋角抓了件长衫蒙住孙武的头，然后说：“快，送他到医院。”屋里的另两人立即上前来，他们挟着孙武，迅速从后门离开。
　　正在里屋的刘公闻声而出。屋里正燃着火。他一边忙不迭扑火一边紧张地说：“爆炸声一定会惊动巡捕房，大家赶紧转移，走前必须把所有文件都带走。”
　　火不大，只一会儿，便被扑灭。屋里烟味浓郁，有人咳嗽了起来，一边咳一边说：“文件全都锁在柜子里。”刘公说：“赶紧打开，全部带走。”咳嗽的人说：“钥匙呢？钥匙在谁手上？”
　　却无一人知道。刘公说：“撬柜子。”可两三个人折腾好一会，却依然没能把柜锁弄开。而此刻，俄国人的脚步和哨音已经可以听到了。刘公说：“我到前面去应付，你们要快，然后从后门走。”刘公说罢，扯了下衣服，平静了一下神情，然后出门。
　　刘公走出前门，假装要掏钥匙锁门，一副要外出的样子。奔跑而来的俄巡捕却已经赶到他面前说：“出了什么事？怎么有爆炸？”刘公故作轻松道：“哦，没多大事，不小心弄翻了煤油，是煤油引起的爆燃。”俄巡捕犹豫了一下，却说：“煤油引起的爆燃？我们还是看看吧。”说话间，抬腿便进了屋。
　　刘公嘴上说：“好的。”人却没有跟他们一起进去，他落在后面，趁人不注意，闪到屋后，犹豫几秒，然后迅速离开了。
　　屋里只剩下未来得及逃掉的刘炳。他一直想打开柜子，却始终未能成功。待他决定从后门离去时，却已然避走不及，结果被俄巡捕堵在了屋里。
　　一个巡捕闻了闻气味，突然大声说：“这不是煤油味道，分明是火药。”巡捕的头儿便厉声道：“一个百姓家，怎么会有火药？”说罢命令道：“搜！仔细搜！”
　　翻箱倒柜式的搜查，将宝善里14号所有的可翻的东西全都翻了出来。炸药最先被找到，散放在桌上的文件也被一搜而去。那个被锁着的柜子自是逃不出魔掌。几个巡捕试着拧锁，却也没能打开。于是他们找了把斧头，三下两下将柜子劈了开来。刘炳脸色苍白，他心里想，当初我们怎么不用斧头砍呢？
　　柜里的东西全部被翻了出来。里面的东西令几个巡捕吓了一跳：一摞旗帜，一堆袖章，还有一堆文告、钞票以及各式各样文件。
　　巡捕头儿翻看着这些，他并未看懂，嘴里不停说：“这是什么？这是干什么的？要造反？”然后便命令将柜里所有东西全都带走，扣下的刘炳一人也一并带走。
　　邓玉麟买了东西回来，走到宝善里巷口，见人们跑来跑去，一派骚动。几个巡捕正在抓人，这是14号的左邻右舍。邻居们东喊西叫着：“不关我的事呀！我只不过住在隔壁。”又有喊说：“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人哩。”
　　邓玉麟见事不对，忙上前打听，“出了什么事？”一个街坊告诉他，像是有人扔了炸弹，屋里爆炸了。邓玉麟大惊，他想起自己走之前孙武正在查验火药，忙说：“是几号爆炸了？”街坊说：“像是14号。”
　　邓玉麟知道大事不好，不敢再往前走。他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亦不知有没有人被抓走，在这个节骨眼上，任何事情发生，都会影响大局。邓玉麟心急如焚，放眼四望，他认识的人一个不见。紧急间，想起刘公在长清里还有一住处，不知他们是否转移到了那里。想罢，拔腿即走。
　　邓玉麟心急火燎地赶到长清里，敲门时，开门的竟是刘公。邓玉麟悬着的心落了一半，他急道：“出了什么事？”
　　屋里还坐着李作栋。二人皆情绪低落，只是长吁短叹着。屋里一角，还坐着刘同，他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邓玉麟说：“到底怎么回事？”此时刘公方说：“炸药不慎爆炸，引了来俄国毛子。刘炳被抓了。最可怕的是，所有的文件全都被巡捕房搜索而去。”
　　邓玉麟顿时傻眼，他急道：“啊？这怎么办？”刘公说：“起义消息必定泄露，我们得做最坏的打算。”刘公说时，痛心疾首。
　　几个人一时间沉默。几个月来的忙碌辛苦、兴奋以及焦急的等待，或许就在这一声炸响中，灰飞烟灭。
　　刘公接着说：“巡捕一查就能查出14号是我租下的。我在1号的住房也难免被查。而所有人员名册都放在那里，我们必须把它取出来。如果这份名册被搜走，俄国巡捕房必将这名册交给官府，那我们的人，就将会被一网打尽，数年的革命基础必将尽毁。”
　　邓玉麟更是惊呆了。他知道，对于他们，这是比泄露起义计划更大的事。这次起义不成，还可有下次，而人员被抓，组织被毁，便再没机会。刘公说：“所以，我必须马上回家一趟，把那里的文件取出来。”邓玉麟说：“你不能去冒险，起义在即，你身负要职，不能有任何闪失。我去帮你取。”李作栋说：“你也不能去。孙武是我送到同仁医院的，他正在治疗。他有一个想法，急着要见你，你得赶紧过去一趟。”刘公说：“他一定有重要想法，你赶快去。这边我来解决。”
　　一边的刘同突然站了起来，说：“哥哥，我去。我去取出来。他们不会怀疑我。”李作栋说：“不行，你太小了，万一出了什么事，大家都不好交待。”刘同说：“那里是我家，我可以说，我不过是回家去呀。”刘公想了想，说：“也是。这样吧，你和你嫂子一起去。你们一个妇人，一个孩子，不过是家眷，若问你们，你们只咬定说是回家，其他什么都不知道。”刘同说：“我明白。”
　　邓玉麟和刘同叔嫂前后脚出门，他叫了黄包车，直奔同仁医院。孙武已经治疗结束，他的脸和胳膊都被白纱布裹缠，状态狼狈。此刻见着邓玉麟，连寒暄都没有了，急不可耐道：“你来得正好，情况危急，我一刻都静不下来。”邓玉麟说：“你的伤势如何？”孙武说：“先不谈伤。宝善里失事，我已知所有机密文件全部被俄国人搜走。”邓玉麟说：“他们不会这么快交给官府吧？”孙武斩钉截铁道：“不可怀有这样的侥幸，他们必定会马上转交给官府。如果官府拿到这些文件，必定得知我们的起义计划。所以，你必须马上过江，通知武昌军事指挥部，只有立即动手，才能死里求生。”邓玉麟说：“我完全同意。”孙武说：“你告诉他们，我的意见是今晚行动。”邓玉麟深知事态的严重性，连坐都没坐下，立即说：“我现在就过江。你要注意安全。”说罢便掉头出门
　　便是邓玉麟与孙武谈话的时刻，更紧急的事发生了。
　　刘同和嫂子一起回到宝善里1号的家，正欲打开门锁，突然冲上几个巡捕，一把将他二人扭住。刘同大声喊叫和挣扎，声称自己是学生，只是回家。但这一切解释都无济于事。刘同和他的嫂子同时被捕，屋里也被强行搜查，那份重要的名册亦被搜缴而去。
　　消息立即传到长清里刘公处，刘公大惊失色。李作栋焦急道：“他们怎么能连小孩和妇人都抓呢？”刘公说：“看来事情比我们想像的更加严重。名册搜走，如不知地址，一时还抓不到人。现在的关键是，刘同虽然不是党人，但他是我弟弟，平时也听到许多机密，大多机关地址，他都知道。他年幼无知，不可能禁得起官吏的威逼拷问，难免会把他知道的全都说出来，这就势必危急汉口和武昌的各个革命机关。现在我们必须通知大家赶紧转移。”李作栋亦急道：“孙武住同仁医院的事，刘同也知道。”刘公说：“他也必须转移。先将他转移到德租界黄玉山家里，料敌人一时查不到那里去。”李作栋说：“我现在就去通知所有人。目前你最是危险，得赶紧找个安全地避下风头。”刘公说：“我知道。武汉暂不能留，我得避到乡下去。”李作栋说：“那最好。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秋风徐徐地吹动着，长江水势浩大，宽阔的江面显得很沉静。小小的浪舒缓地涌动，渔船划过，竟也不那么摇晃。
　　这天的下午，武昌小朝街85号没有任何异样。这是幢二层楼的房子。这样的灰砖房屋在武昌城里多得是，它不显山不露水，就仿佛一个穿着灰大褂的乡下人，永远抄着双手，以不动声色的面容立在这里看世间风云变幻。就算走得近了，也没人会去猜想，这楼里是否藏有蛟龙。
　　楼下住着房东。房东进进出出，买米买菜，烧火做饭，站在门口与邻人闲聊，偶尔也发发牢骚，一如所有的武昌人。但在楼上，却是起义的军事筹备组，并同时兼着起义指挥部。起义日期迫近，文学社的关键人物刘复基、蒋翊武、彭楚藩等人越来越频繁地相聚在此。他们永远在商量着起义的相关事宜。
　　这一天，他们仍然聚在这里，深谈起义的一些细节。
　　刘复基说：“起义的准备工作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但黄兴要求起义再延期数日，以等待十省共同发难。”彭楚藩说：“这样好倒是好，只是我们这边已经准备了这么久，再往后延，保密是个大问题。”刘复基说：“是啊。夜长梦多，我们已经延时了十日，官府也有所察觉。再继续延时，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我很担心。”
　　两人说着，望着蒋翊武，毕竟他是起义总指挥。蒋翊武没有回答，他也在考虑。他觉得刘复基他们说得对，但是，黄兴的意见也不能不听。黄兴的地位，他们都很清楚。用一个词，就是“举足轻重”。
　　恰是这静场时刻，有人闯了进来，进门便惊慌着说：“不好了，出大事了！是天大的事！”
　　人人都吓一跳，忙问又是什么事？来人说是宝善里那边出了事。刘复基急道：“怎么了？”来人说：“听说共进会那边炸药爆炸，引来了俄国巡捕。我们有人受了伤，好像是孙武，还有人被俄国巡捕当场抓走。其他情况尚不明了。”
　　蒋翊武、刘复基一干人全都愕然。蒋翊武道：“刘公呢？他在哪里？”来人说：“他家被搜了个彻底。他没被抓，想必是逃了。”
　　宝善里是政治筹备处，又是共进会总部，起义的大量机密都在那里，倘这些机密被泄露，整个起义必败无疑。在场每个人的呼吸都变得沉重起来。
　　彭楚藩说：“赶紧派人过江了解情况。”刘复基沉默片刻，方说：“怕是来不及了。何况去了也未必能找到人。事已至此，我想起义计划很可能会被官府得知，我们必须考虑立即起事，方能力挽狂澜。”蒋翊武说：“不能急，更不能乱猜测，先观察观察再说。”彭楚藩亦说：“再观察到何时？万一众同志都被抓起来了呢？”刘复基说：“是呀。可怕的不仅是起义人名册被搜去，比这更可怕的是，如果我们被抓的同志经不起拷问，就有可能将所有机关地址供出，牵连的人便会成百上千，而我们也会面临一网打尽的危险。以此看，只能先发制人。”蒋翊武说：“眼下情况未明，如此判断未免过早。”
　　先前所说黄兴要求延迟起义的事，此刻根本不可能考虑了。中心的问题已然转向，那便是：要不要马上起义。众人七嘴八舌，大多人同意刘复基观点：此为生死时刻，只能背水一战，马上起义。
　　总指挥蒋翊武一直沉默不语。事关重大，起义计划是否泄露亦不知晓，被捕同志向敌招供也是推测。如若提前起义，无他省同步呼应，仅由鄂省一家孤注一掷，清廷必会以举国之力前来围剿。如此这般，胜算会有多大？作为总指挥，他必须想到这些。一时间，蒋翊武心绪茫然。
　　邓玉麟便是在此时，闯进了他们的讨论中。众人顿如云霓再现，全都围了过去。蒋翊武更是直奔主题，说：“快，宝善里到底怎么样了？你在场吗？”一向沉着的刘复基亦按捺不住，急问道：“孙武呢？他怎么样？他是什么意见？”
　　邓玉麟明白他们业已听说宝善里的事故，便忙说：“孙武还算好，但情况不容乐观。最要命的是宝善里所有的起义文件全部被俄国人搜走。孙武让我转告军事指挥部，请考虑立即起义，不然所有人都面临危险。”
　　所有的猜测，都成现实。众人立即知道情况严重，错愕中一时说不出话来，于是将目光投向蒋翊武。蒋翊武紧锁眉头，仍然在考虑。
　　刘复基按捺不住，拔出枪来对着他，严厉道：“君为总司令，而今事态迫切如此，人人危在旦夕，你却还在犹豫不决。你怕死了吗？！”
　　蒋翊武仍然没有说话，他的心紧了一下，固然知道他们已没退路，但贸然起义是否就合适？会不会导致更多人头落地？他不敢轻率作决定。
　　邓玉麟的心瞬间提了起来，值此人命关天时刻，自己内部设若如此，后果将更不可预料。他说：“刘同年少，如他被捕，难保禁不起拷问。他经常出入我们机关，熟悉所有人，也知道各机关的地址，他要是招供，所有革命组织便会被全部毁灭。”他说着朝彭楚藩望了一眼，希望他能出来调和。
　　彭楚藩会意地接过他的眼神，便走上前，半开玩笑地拍了拍蒋翊武的头说：“诚如邓君所言，你是起义总司令，你的头怕是第一个不保。”
　　蒋翊武将头甩了一下，勃然怒道：“你们以为我怕死？！蒋某人什么时候怕过死？怕死我还革命？大好头颅，同拚一掷！好，既然大家一致认定，只有起事，才能死里求生，那就今夜吧。今夜我们起事！”
　　没有人计较蒋翊武的发怒，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怒气。众人立即激动起来，彼此抱拳互祝。
　　那个时候，我在做什么呢？
　　很久之后，我都在想这个事情。我问吴四贵，我们那天在做什么？吴四贵说，你好记性！那天我爸同意我念中学，你爸说你也应该去中学念书。可是你不肯，说长大想去当兵。你天天晃到工程兵那边找人教你玩枪。你爸气得骂你哩，说是宁可你接他的剃头挑子，也不让去你当兵。之后我就拖你到楚望台了。
　　吴四贵这一说，我想了起来。我是不应该忘记。那天我和吴四贵在楚望台坐了许久。我的心意吴四贵不懂。我想学打枪。因我知道，武昌将有大事发生。我全身心等待着这桩大事的到来，我想这件大事无论如何是应该有我参与的。工程兵的熊秉坤是邓玉麟的朋友，他虽只是八营的一个棚长，但他像邓大哥一样，脸上总有一种神秘的气息。熊秉坤大哥告诉我怎样拉枪栓怎么瞄准，我说如果能真打一枪就好了。熊大哥意味深长地说：“这个日子就快来了。”熊大哥说的日子是指什么？我仿佛明白，又仿佛不明白，只觉得那个日子就在我的眼前，我伸出手，随时可以捕捉到它。
　　我还记起了，那天我和吴四贵从楚望台回家时，路过工程八营，我拉着吴四贵要去找熊秉坤大哥。我想在吴四贵面前炫一手，因为我已经知道怎么瞄准怎么拉枪栓了。走近工八营，我们竟看到千家街开杂货店的杨洪胜大叔与正在当班的熊秉坤大哥说话。我奇怪他们俩怎么有话可说？突然之间，我发现杨大叔的脸上也散发着我熟悉的那种神秘。他们俩说着话，神情却古怪。难道有什么事要发生吗？我想。
　　我拉了吴四贵一把，说：“算了，今天太晚了。回家吧。”吴四贵说：“难道杨大叔也想当兵？老了一点吧。”我说：“你知道个屁呀！”
　　起义的时间业已决定：10月9日夜半行动。刘复基立即起草起义通知，总指挥蒋翊武则布署军事行动。蒋翊武说：“起义时间定为今夜十二点整，城内城外同时起事，以城外南湖炮声为信号；所有起义部队以左臂扎白布为标志；炮队攻击中和门，占据楚望台，并且要连夜携炮上蛇山，集中火力炮击督署及藩署，擒贼先擒王，击溃他们，让清军群龙无首；工程营则必须要夺下弹药库……”
　　所有人都面孔紧张地听着蒋翊武发令。亦有笔快者，速速地做着记录。刘复基将拟定的通知念了一遍，蒋翊武差人分头抄写，又指派联络员即刻送往各军营以及各机关。
　　蒋翊武指示：今晚的口令是“同心协力”。
　　决定一出，各人便分头开始行动。
　　这天最忙碌的人是邓玉麟。他领命与杨洪胜前去通知工八营准备行动，随后还要将储藏在胭脂路的炸弹搬运到杨洪胜位于千家街的杂货店，然后由杨洪胜分批送到工八营去。然而他最重要最重要的任务，则是前往南湖炮队送信。他得通知炮队夜半十二点准时放炮，这是起义的号令。整个武昌城以及蛰伏在夜色里的人们，都会竖起耳朵听取这个惊心动魄的炮声。这声音将会改变无数人的命运，甚至中国的命运。
　　邓玉麟忙了一通，准备出城时，天已很黑了。他与另两个联络员在约定地点会合。邓玉麟说：“城内都通知完了吗？”两联络员表示全部通知到了。邓玉麟说：“太好了，现在我们马上赶到南湖。”一个联络员说：“时间很充裕，炮队八标也应该有所准备。”
　　三人说罢赶紧朝城外而去。行至文昌门附近，发现城下气氛紧张，城门看守奇严。所有往来行人，都被一一仔细盘问和搜查，进出速度奇慢无比。邓玉麟赶紧拉了二人到僻静处，说：“看来出城很难。你们身上有没有可疑的东西？”一个联络员低声惊道：“糟糕，我身上还有一个炸弹。”邓玉麟的脸都白了，他急切道：“你怎么能随身带这个？赶紧处理掉。”
　　三人便急步从僻巷绕道，及至城边偏僻处，将炸弹扔进一条杂草深长的沟中。再向城门去，发现出城更难了，仿佛正在查找什么人。
　　邓玉麟见状不妙，说：“走中和门。”于是又朝中和门疾步而去。不时有军警严肃着面孔，显得紧张不堪的样子，来回奔走。邓玉麟说：“看来情况不妙，敌人一定得到了我们的大量文件，不然武昌城不会如此森严。我们必须赶紧离城。”
　　这想必是武昌城史上最恐怖的一个夜晚。一番艰难曲折，邓玉麟和两个联络员终于得以出城。城外空气新鲜，长吁一口气，仿佛能吐出满腹的污垢。夜空中的星点似乎比城里显得明亮。田野带着秋天的清新和温情，抚慰着这几个因紧张而汗流浃背的年轻人。他们没有停歇也没有说话，脚步匆匆地赶路。
　　这样的夜晚，星光和夜气都没有任何征兆透露给邓玉麟。他完全不知道，在他们行走的途中，城里正发生着什么样的事情。他们只顾埋头匆匆赶路，待赶到位于南湖的炮队，大门已关，四周已是格外的静悄，夜色下，阒无人声。
　　邓玉麟凭借着对此道路的熟稔，越墙而入。待他找到炮队联络员，已近十二点。炮队的革命党人根本不知白天汉口发生了什么，亦不知今天的夜晚准备起义，他们业已沉睡在梦乡之中。联络员朝着俱已熄灯的营房说：“这时候一个个找人起床，怕是不可能吧？”
　　邓玉麟一行十分无奈，再看表时，起义时间已过。这夜的起义显然流产。他懊恼地蹲在墙根下，无法想像这个结局将会是什么，只能留待明天前去起义指挥部汇报，看看下一步应该如何。
　　无论如何，他想像不到，便是在他赶路的途中，在他蹲在墙根下懊恼悔恨的时刻，武昌城最黑暗最血腥的时刻，已经到来。
　　这天晚上，我的眼皮突然跳动得厉害。老人讲，左眼跳财右眼跳灾。眼皮或报喜或报警，最是灵验。现在，我的两个眼皮都在跳着，我不知是祸是福，或许是福祸同至？
　　天色慢慢变得暗了一点，我在家坐立不安，眼前老是浮出熊秉坤和杨大叔脸上的古怪。那古怪暗示着什么呢？我便越发坐不住了。
　　我跑出屋，正遇我父亲挑着剃头担子回来。他急道：“你往哪里跑？外面到处都是军警抓人。”我吓了一跳，忙说：“抓什么人？”我父亲说：“说是抓革命党哩。不知道又有多少人头要掉了。”父亲说着，心里难过。他明白，那些即将被抓的革命党中一定会有他熟悉的人。他放下担子，往门坎上一坐，便又呜呜地哭了起来。趁父亲哭的时候，我朝千家街跑去。我去过杨大叔的杂货店，父亲有一回让我去那里买过盐和煤油。
　　杨洪胜开在千家街的杂货店生意似乎还不错。他每天笑脸迎客送客，暗中却承担着联络同志以及运送弹药之责。起义临近，他的运送任务越加繁忙。这天的下午，他提着篮子，篮子上面是青菜，下面却是炸弹。他来到工程八营，当班门卫是熊秉坤。他跟熊秉坤打着招呼，眼角却朝着篮子暗示了一下。熊秉坤悄然掀开篮子，发现炸弹，低语道：“怎么今天就送来了？不是还早吗？”杨洪胜说：“指挥部决定今夜起事。宝善里机关出事，文件全都泄露敌手。”熊秉坤说：“我们也刚刚听到一点风声。”杨洪胜说：“官府已经在大肆搜捕，不起义就是死，所以今晚必须行动。总指挥说，军械库是你们驻守的，一旦起事，得马上占领。占领了楚望台，就派人出城去接应炮队进城。”熊秉坤坚定道：“叫他们放心，我们这边绝对没有问题。”杨洪胜说：“那就好。今晚的口号是‘同心协力’。”熊秉坤说：“知道了。”杨洪胜说：“弹药如不够，我晚些时会再送过来。”熊秉坤说：“不可太晚。我尽量让自己人来当班。万一不是，你得随机应变。”杨洪胜说：“好的，我会伺机行事。”
　　杨洪胜再次出门准备送第二批弹药时，天色已昏灰下来。街上有了更多的军警，路人都人心惶惶，不知又是出了什么事。杨洪胜依然拎着篮子，上面依然是青菜，而青菜下依然还是炸药。他循着先前走了一趟的路，再次走向工八营。
　　我看见杨大叔时，他一脸沉静，仿佛什么事都没有，真的就是在给人送菜。我忍不住叫了起来：“杨大叔，还送菜呀？”杨大叔对我笑了笑，说：“小子，天都黑了，还不回家？”我走近杨大叔，想问他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我说：“今天武昌城很奇怪呀。”杨大叔说：“快回家吧。今晚哪里都不要去。”我还想说什么，杨大叔却快步走了。
　　杨洪胜走近工八营时，发现门卫已经换人。这是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人。他立即放慢脚步，想伺机调头。门卫却说：“站住。干什么的？”杨洪胜便说：“送小菜的。”门卫说：“这么晚送什么小菜？”杨洪胜说：“哦，因为我明天早上有事，就想今天先送过来。那我还是明天再送吧。”
　　杨洪胜说罢，调头往回走。没走几步，却遇上军警。军警径直朝他走来。这是他的邻居见他出门频繁，神出鬼没，心下怀疑，便报告了军警。军警闻知，立即追踪而至。
　　杨洪胜见事不好，立即拐进另一小巷。军警却没有放过他，亦放快步追了过来。见军警尾随不放，杨洪胜知道自己或许被暴露，便跑了起来。军警见他奔跑，亦奔跑着追去。杨洪胜的篮子装有炸弹，被抓着也不会有好结果。杨洪胜想得很清楚。他不禁摸出炸弹，回身朝着军警扔了出去。炸弹爆炸了，军警有人翻倒，但杨洪胜自己亦被炸伤。待他爬起来想要继续跑时，后面的军警却扑了上来，将他活捉。
　　我的心突突地跳得厉害。我亲眼见到杨大叔被军警追逐，又看到他被炸弹炸伤，最后还看到他被人扭着胳膊。被捕的杨大叔从我的面前经过。他的面孔黑黢黢的，那是火药留下的痕迹，然而他的眼睛却很明亮。他头微扬着，全无畏惧之感。街边站着许多人，大家神情发呆，不知是悲愤还是傻掉了。我有些想哭，却又觉得这样的胆怯定会被杨大叔所笑。杨大叔看到了我。他用眼角的光从我脸上扫过，然后又慢慢扫向了所有人。他的嘴角露出几丝笑容，仿佛说，这不算什么，好戏还在后面。
　　我一路小跑回到家，我父亲一把抓着我，连连说：“你跑哪里去了？我听到有爆炸声哩。”我说：“杨大叔被抓走了。”我父亲说：“哪个杨大叔？”我说：“就是千家街开杂货铺的杨大叔。他的篮子里有炸弹，他是革命党。”我父亲便哭了起来，说：“是杨洪胜吗？这回他怕是活不成了。”我很烦父亲的哭。他的声音，让这夜晚徒增几分压抑。我说：“杨大叔都没哭，你哭什么？！”
　　此时的天已经黑透了，而小朝街85号起义军事指挥部却完全不知杨洪胜被捕一事。他们全都沉浸在兴奋之中，只待南湖的炮声一响，他们便举行起义。紧张筹备了几个月，这个立见分晓的时刻终于到了。
　　蒋翊武、彭楚藩也都留在这里。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什么，嘈杂声中，根本就没有主题。他们已然忘却适才汉口发生的事情，也不在乎名册被泄露。因为，再过几小时，这一切都不再是秘密。他们将向世界公布自己的身份。他们将堂堂正正宣告自己就是革命者。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推翻清廷。他们活着，就是要建立一个属于人民的、由民作主的国家。
　　刘复基从外拿进一个留声机，放起了戏曲唱片，声音顿时将众人的七嘴八舌声压了下去。一个同志闯了进来，他神色有些紧张，说今天街上军警特别多，到处在抓人，是不是今晚起义的消息走露了？刘复基想了想说：“不可能。他们多半是拿到了汉口的文件，但那些文件中并没有我们今晚起义的内容。”蒋翊武说：“虽然距发难时间只几小时，但我们还是要小心才是。”刘复基说：“是啊。大家快回去吧，听炮声行动。这里既是起义指挥部，比别处就多几分危险，各位不必留在如此险地。”
　　一起义者说：“既然是险地，我们要有难同当。”另一起义者亦说：“一旦起事，需要调配，免得指挥部没有人。”众人便都附和着：是呀，离起事只几个小时了，一旦需要，指挥部随时可派我们行动。
　　刘复基将他们一个一个地朝外推，一边推一边说：“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危险。大事当前，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们一定要保存力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走的人十二分不情愿，但拗不过刘复基的坚决，只好纷然离去。屋里只剩下几个核心人员。
　　黑夜笼罩下的武昌城，充满着不安和诡谲。抓人从白天一直持续到现在，第八镇统制张彪正带着几个士官巡查。纵是高官，遇上如此情况，也不敢怠慢和疏忽。
　　武昌城的夜晚原是张彪所熟悉的，但这天他走在街路上，却觉得夜的四处都弥漫着一种陌生。这种陌生时刻向他暗示着异动，他警觉地四处查看。
　　突然前面过来两个人，脚步匆忙。张彪正欲断吼，却发现来者是自己的士兵。士兵后的人，他却不识。他扫了一眼，那人忙上前，敬了礼，然后说：“小人原是炮队退伍正目，以前有不少兄弟都是革命党。今晚我听说好多革命党正在秘密聚会。”张彪浑身一震，说：“他们在哪里？”那人说：“据我所知小朝街82号85号都是他们的秘密据点。刚才那里聚集着不少人，怕都是革命党。”
　　张彪的眼睛发亮了，大声道：“走！抓！”他的手下忙问：“去哪里？”张彪说：“小朝街82、85号！”
　　这正是深夜时分，武昌城显得十分安静。再过不到一小时，革命的炮声便会将全城惊醒。小朝街85号的人们越来越有激动感。他们不停地看手表，兴奋和焦急混杂在一起。蒋翊武说：“怎么还没有动静呢？”彭楚藩说：“快啦，明天将会是不一样的一天。”一向冷静的刘复基此时也有了几分激动，亦说：“现在距离这个伟大的日子只能以分而计了。我似乎已经听到了它来临的脚步声。”
　　几个人正说着话，楼下却突然响起急促而杂乱的敲门声。刘复基浑身一凛说：“不好。情况有变。”彭楚藩说：“大不了拚了。”刘复基说：“情况不明，不可盲动。大家赶紧从楼窗走。我下去应付，或许只是查查房。万一不是，各位记住，我们不能硬拚，要保存实力。”
　　蒋翊武、彭楚藩等人便点着头，纷然跳窗而去。刘复基朝着楼梯口走去，尚未下楼，门却已被撞开，一群清军荷枪实弹破门而入。有人在喊：“抓！一个都不要放过！”刘复基心知指挥部已经暴露，为延长时间，让其他人得以逃走，刘复基举起了手上的炸弹，高声道：“站住！再不站住我扔炸弹了！”
　　清军一时吓住，不敢贸然上楼。一军官模样的人见此高声吼道：“快上！抓活的！”刘复基听此言便将手上的炸弹朝下一扔，一群清兵见状立即伏倒。
　　但是炸弹却未爆炸。刘复基也怔了一怔，想再取一颗炸弹，但被爬起来的清兵一拥而上，将他死死扑住。屋里另有几个未及逃走的革命党，也一并被捕。
　　跳窗后的蒋翊武和彭楚藩，踅进一条小巷，几个清兵立即围住了他们。蒋翊武身着长衫，蓄着长辫子，模样有些土。他说：“我住在隔壁，听到这边吵闹声，不知何事，特意过来看看。”清兵打量着他，将信将疑，便没太留意他。转身又问彭楚藩：“你在这里做什么？”彭楚藩身着宪兵服，便说：“来抓革命党啊。你们呢？”一个清兵说：“哦，是自己人。”清兵说着，便由着彭楚藩离去。而此刻的蒋翊武趁着无人注意他，悄然溜走。
　　彭楚藩走了几步，想知道刘复基情况如何了，便又转回去看个究竟。他再次被清兵拦住。清兵说：“你怎么又转来了？”彭楚藩说：“我是来帮忙的呀。”便这时，他看到刘复基和几个未逃离的同志被押解出来，不禁满脸悲愤。清兵见他如此，说：“你到底来干什么？难道你也是革命党？”
　　此刻的彭楚藩已然定心，他决意与被捕的同志共患难。他说：“是的，我就是革命党。我跟他们是一起的。那又怎么样？”几个清兵闻得此言，立即扑过去，将他拿下。
　　这是个多么阴沉而惨烈的夜晚。无论是刘复基彭楚藩还是其他人，都在等待南湖的炮响。但是，这个本应把人们从暗夜中唤醒的炮声始终没有爆出。人们在兴奋而焦急的等待中，等来的却是一场人头落地、鲜血遍地的审讯。
　　抓到刘复基等人时，业是深夜。惊骇中的瑞澂连觉也不睡了，他恐怕一觉醒来，这天下已不再是他的天下。于是他一刻不肯拖延，当夜便指令参议员铁忠主持军法会审，指令武昌知府双寿和督署文案陈树屏二人作为陪审。
　　审讯是公开的，虽是半夜，却也有不少百姓前去观看。隔壁赵裁缝苍白着面孔过来找我的父亲。那时父亲已然睡着，我把他叫醒，父亲闻讯后的第一个表情便是张嘴大哭。赵裁缝急道：“你哭什么呀，小心被人听到。”父亲说，“我忍不住哩。”赵裁缝说：“你要不要去看？”父亲依然哭着，说：“我不去，我不敢。”赵裁缝显得很扫兴。他出门时，我对他说：“我去，我要跟你一起去看。”我父亲吓了一跳，忙说：“不能去。你不能去！”我说：“你不让我去，我就说我也是革命党。”我父亲更是吓得全身发抖。他犹豫片刻，怕我有所闪失，便硬着头皮跟着我们一起出了门。
　　都署衙门公审一向也是让百姓观看的。此番虽然夜深，但消息竟传得飞快，一时间也围拢了不少人。闲人看热闹，嘴下却很杂，七嘴八舌间有同情有钦佩亦有骂声。明骂的是骂这些人竟大胆敢反朝廷，暗骂的却是骂满清狗又变着法子杀汉人。我父亲一直在发抖，站在他一边的赵裁缝来时还镇静，这时候也发起抖来。听说抓了不少人，提到名字，其中一些，他们都认识。武昌城就这么大，迎面走来，熟脸为多。何况，他们也都会去裁缝店做衣服以及来我父亲的挑子剃头。
　　第一个被押上来的是彭楚藩。彭楚藩依然一身宪兵服，铁忠一见他便愣了一愣。他的妹夫果兴阿是宪兵营管带，如果他的营内出了革命党，想必对他不利。铁忠便故意对押解彭楚藩的清兵道：“你们怎么抓的人？这分明是我们自己的人。没见他穿着宪兵服吗？如果他是去抓革命党的，你们怎么交待？”
　　我父亲和赵裁缝同时松了一口气，觉得这个人算是逃生了。却不料彭楚藩根本不领他这份情，冷笑着回答说：“我是宪兵，但我也是革命党！”铁忠一时尴尬，不禁恼怒说：“你竟然敬酒不吃要吃罚酒。好好的不当兵，为何要造反？”彭楚藩说：“我之所以参加革命党，就是决心不当满奴。我要为我的列祖列宗报仇。”铁忠说：“大胆！难道你不想活了？”彭楚藩说：“我为推翻清朝而奋斗，就是死了，也是值得。”铁忠变脸道：“你既不要命，我也不替你留着。斩首吧！
　　我父亲一听此言两腿一软，就坐在了地上。几个清兵上来，押走彭楚藩。彭楚藩边走边喊：“天下汉人都是革命党，你们是杀不完的！”我使劲把父亲拉起来。我说：“你以为你坐在地上他的头就能保住吗？”父亲想哭，又怕惹事，只好忍着。他艰难的忍受，令一张脸都变了形。我拉着他，说：“你起来呀！你怎么这么没用？”
　　刘复基在彭楚藩的喊声中被带上来。刘复基不等铁忠问话，便大声说：“要杀就杀，何必多问。”铁忠因为彭楚藩的顶撞，尚在怒中，不由一拍桌子，怒道：“疯了！他们都疯了！不问了。斩！斩了！”
　　刘复基毫不在乎，他喊道：“四万万汉人决不可屈服。同胞们，大家起来革命呀！胜利已经在望了。你们很快就会听到革命的炮声！听，你们听，很快炮声就要响起。”他的声音一直响到铡刀声起，人头落地。
　　围观的人们全都看傻了，全身发抖的人便更多了起来，软坐到地上的人也远不止我的父亲。我的心如刺扎，手足冰凉，脑子里也是一片空白。我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残暴地杀人，并且，杀的都是我面熟之人。
　　铁忠的脸色更加难看了，他厉声道：“下一个！”这次带上来的是杨大叔。他的脸被炸伤了，黑糊糊一片，只有眼睛闪着光芒，像暗夜里的两盏灯。铁忠未及问话，一个人附在他的耳边低语了几句。铁忠便怒道：“什么？他敢扔炸弹？还炸伤了我的人？你说，哪来的炸弹？”他说时，用手起劲地敲着桌案。
　　杨大叔笑了笑，黑脸上浮出白牙。杨大叔说：“我怎么会告诉你呢？后头还有多得是，都是留着炸你们的。”铁忠气得又连连地捶击桌案，桌案被捶得有些摇晃。他朝下人大声斥道：“这样的人，还留他做什么？拖下去斩了！”杨大叔又笑，说：“好好好，只管斩。明日就是你们的末日，看你们又如何斩得完？”
　　南湖方向，依然静谧无声，大炮似乎沉睡不醒。
　　督署的东辕门外，这天鲜血遍地。老天似乎也为之伤心，蓦然间下起了雨。雨滴落下，淋湿了人们的头和脸，很多人便趁机哭了起来。他们用手抹着脸，哽咽着说，好大的雨呀。
　　我跟在父亲身后回家。我们一路没有说话。在这样的夜晚，所有的语言都是多余。我们就这样看着他们死去，却万般无奈。我心里有一股火在燃烧，回到家里，喝了多少杯水，都无法扑灭。我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我只是觉得，如果不做点什么，我会被憋死。父亲到家后，就再也没流眼泪。他不说话，也不睡觉，只是坐在屋角拚命地磨他的剃头刀，金属在磨刀石上发出霍霍的声音。夜深人静，那声音仿佛是地心深处发出的召唤。
　　这就是10月10日了。
　　这天的武昌城比哪天都阴沉。空气都仿佛凝固着一样，每一个人都无法正常呼吸。天刚亮，清兵便开始在全城大搜捕。不时有女人和孩子的叫喊，亦不时有男人愤怒的怒吼。只要听到这样的声响，就是又有人被抓了。
　　怕死就不革命！
　　弟兄们，团结起来，推翻满清卖国政府！
　　你们的末日就要来了。
　　声音抚过武昌城黑灰色的屋瓦，落在每一条小巷中，像蛇一样四下游走。
　　天刚亮，我跳下床就奔去督署的东辕门外。我想找机会给死去的三位大叔收尸。一路走过，街上零零落落地站着些人。全城人都已知道了昨天半夜到凌晨间，官府杀了三个革命党，连千家街杂货店的杨洪胜大叔也被砍了头，他的儿子生下来才三天。人们唏嘘着，眼眶都有些潮。清兵不时呼啸着穿街而过。他们拿着收缴到的名单，按着地址，一处处地抓人。男人逃掉没抓着，就把女人也抓去。女人便尖锐地嘶喊，声音落下，仿佛飞刀落在武昌城每一处角落。
　　东辕门外，放着三具棺材。尸体尚未入棺，有报馆的人在拍照。彭楚藩和刘复基的头分别用两块石头卡着，以防滚动。杨洪胜落下全尸，他的头深深地垂下。照相机咔嚓一声，白光和烟雾顿起。拍照的人没有悲哀，只是一个个面色铁青。也有几个看客，脸上显得十分兴奋。我很讨厌这些人，死亡对于他们，刺激而愉悦。我不想再看下去，便回了家。
　　父亲没有像往常一样挑着他的剃头担子出门。他一夜未眠，此刻天已大亮，他却还坐在屋角磨刀。他磨完了剃头刀，又磨家里的菜刀，磨了菜刀，又磨砍柴刀。他的脚边，放着好几把刀，刀锋铮亮，刀口恍然能照出人的脖子。被官府杀死的三个人中有他的相识。父亲再也没有机会给刘复基剪头，也没机会替杨大叔刮胡须了。
　　我见父亲如此，便走到他的跟前，我说：“你磨刀做什么？”父亲说：“有用的，一定有用的。”我说：“你想去杀人吗？”父亲吓得手一抖，刀掉到地上，他忙说：“不不不。”我冷笑了一声说：“就你这样的胆量，你磨刀有什么用？”父亲说：“我用它刮胡子呀。”我说：“刮杨大叔的胡子还是刮刘大叔的头？”父亲喃喃道：“到哪里才能替他们刮呢？”我说：“刮不成你就用它把那些满人的头割下来。”父亲哭丧着脸，半天才说：“割下来了又怎么样呢？”
　　父亲想的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
　　悲愤笼罩着武昌城。即令是白昼，往常热闹的长街也没有什么人声，人们仿佛约好似的，都不想张嘴说话，就连小贩的吆喝也都哑了。有的依然是军警凌乱的脚步，一阵隔一阵地在长街上回响。
　　比街上更压抑的是武昌墩子湖东侧的分水岭上。
　　这里驻扎着直属湖北新军第八镇的工程八营。工八营是湖北新军最早的军队之一，素来战斗力强。也因为这个缘故，革命党早早就安排了自己的人深扎在内，这里共进会的代表渗透在各棚。
　　早餐前夕，工八营的几个士兵习惯性地到他们经常聚集的角落打探消息。他们昨天得到通知，说是半夜听南湖炮响便起义。一夜紧张而焦灼的等候，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他们想要知道，究竟怎么回事，以及到底还起不起义。如果继续起义，下一步，他们应该怎么做。结果，他们听到了惊人的消息：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刘复基和送炸药的杨洪胜，还有他们熟悉的彭楚藩三人在半夜被砍了头。
　　这消息如惊雷，震撼了这些年轻的士兵，他们几乎手足无措。难道他们苦苦等待的起义就此罢手？难道他们为之努力了这么多年的革命，就此失败？而更坏的消息不时传来：官府收缴了所有文件，起义者的名单俱在他们手中。前来抓捕他们，或许就是眼前的事。
　　工八营的熊秉坤在营里虽只是一个正目，但却是共进会的代表。他知道此时他们不能乱，如果一乱，结果会更糟。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低声对大家说：“彭刘杨三位死了，虽然死得很惨，但我们不能作儿女态。我们要跟着他们，追随他们，继续与清廷斗争。我们只能这样做了。”士兵金兆龙说：“昨晚信号也没有响，官府一大早到处都在抓人。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熊秉坤说：“大家都知道，名册被搜去，我们也都在名册上。反亦死，不反亦死。与其坐以待毙，何不反而死？”另一士兵程正瀛亦说：“是啊，总是要死的。不如壮烈一死也算没有白活。”金兆龙说：“没错。彭刘杨三位走在前面，我愿意陪他们一起去闯阴曹地府。”
　　熊秉坤心里一阵激动，他知道，起义是他们唯一的活路。虽然他只有这些人，亦不知起义的结果会怎样，但大家决意一战，就算无法成功，至少也不至窝囊一死。他说：“既然大家都决意反清，那么下午三点晚操时听号令起事。不管别人反不反，我们先反了再说。”
　　众人皆表示了赞同。熊秉坤说完后，便赶紧到附近的二十九标和三十标联络。他心知，他们眼下危在旦夕。起义，只是孤注一掷，生死未卜，胜负难料。如能有更多的弟兄参与，这条死路或许能变成活路。
　　二十九标和三十标在工八营东面，因相距较近，他们平常往来亦多，两标内亦有相当的革命党人。熊秉坤到二十九标二排时，蔡济明正躺在床上悄然落泪。见熊秉坤来，他翻身而起，脸上的泪渍尚未抹干。熊秉坤说：“流泪有什么用？这个时候，眼泪最是没用。我们只有继续斗争。”蔡济明全身一震，忙说：“你有什么计划？”熊秉坤说：“我们决定自己起义。只有起义，才有活路。”蔡济明眼睛立即亮了。熊秉坤说：“我们决定下午三点晚操时起事。届时会放枪三声为号，你们会响应吗？”蔡济明说：“我们当然响应。这边弟兄，我保证通知到。大家必定会呼应你们。”熊秉坤说：“那好。听到枪响后，你们直接去楚望台军械所与我们会合。”蔡济明说：“好！”
　临近中午，营内气氛紧张到极点，然而突然下达上司通知：下午操取消。
　　熊秉坤吓了一跳，不知是走漏了消息，还是仅仅因为形势紧张而停操。他揣测不透。
　　风声一阵阵传来，有人私底下在传说工八营所有党人的名册都掌握在上司手中，只是因为他们有武器在身，人数又多，暂且不动，等缓两天，调集更多军队，再将他们围剿。无论这传说是否是真，熊秉坤也清楚，收拾他们只是迟早的事。他们唯有起义，将被动变为主动，或可能绝地逃生。熊秉坤再一次发出指令：通知起义继续，时间改为晚上七点。头道名点过后，不等二道点名，即听枪声起事。时间紧迫，他要求大家互传，并派人立即去二十九标三十标通知时间更改，七点发难，其他一切如先前约定。
　　暮色终于慢慢下落。秋天的武昌，未到七点，夜色便漫天而来。值此生死关头，熊秉坤奔波着以期串联，以期能有更多的人，与他们一起，抱着必死信念，参与今晚的发难。对于那些未加入革命党的人，熊秉坤知道，他们中的大部分，同样对清廷不满。在工八营，晚间起义几乎成了半公开的事。士兵们见到熊秉坤便会问，我们不在党，也能参加起义吗？熊秉坤便坦然相告说，当然能。照我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