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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五四时期影响成就最高的诗集
&　　&郭沫若是我国新文坛的慧星，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革命文学的先驱者，最杰出的作家和诗人之一。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以充满革命激情的诗篇进入我国新诗坛，赞美人民革命，赞美时代风雷，开一代诗风，成为新诗运动的奠基人;同时从&五四&时期开始，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擂着革命的战鼓，和着人民革命的法式前进。在他战斗的一生中，经历了长达六十年的辉煌的创作生涯和战斗历程，其著作是多方面的，很是宏富的，是挖掘不尽的宝藏;他遗留下来的富厚的诗歌创作，更是我国现代诗歌的瑰宝。如果说，对革命文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那么，郭沫若却有着极其广泛的影响。他是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辉煌的旗帜。&(第369页)&&&郭沫若对缔造社的建设，可以说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和孝敬。今后开始，他奇峰突起，以一个杰出的诗人、作家、文学运动家和文化革命家的姿态活跃于我国新文坛上。&(第377页)
　　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书中是这样评价的：&《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也是&五四&时期一本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诗集。尽管在《女神》出书以前，已经有新诗集泛起，但真正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为我国现代诗歌开一代诗风，除《女神》外，在其时却还没有第二部，它犹如响彻长空的惊雷，震动了其时的诗歌界和文艺界。郭沫若虽然不是我国第一个发表新诗的人，但他却是我国第一个可以称得起伟大的新诗人;《女神》虽然不是我国第一部新诗集，但它却是崭新的、最有成就的我国第一部诗集。如果说，鲁迅是以他的战斗的《呐喊》奠基了我国现代小说的基础，那么，郭沫若就以他的反抗的、缔造的《女神》开辟了我国现代诗歌的天地。&(第390页)&《女神》是&五四&时代精神的军号，人民革命的风雷颂。它的内容，极为富厚，涉及的方面极为辽阔，思想性亦极为强烈。它所体现的那种破坏一切、缔造一切的狂飙突进精神，正是&五四&时代精神的反映。&(第396页)&《女神》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以富有熏染力的激情与艺术形象，强烈的反映了其时我国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这种革命精神，体现了他们对于祖国新生和人民解放的希望，对于新生事物和灼烁前景的赞颂和追求，对于人民革命力量的必胜信念。&(第397页)&《女神》是民族解放运动要求的产物，小我私家、人民公共、民族解放，三位一体。总之《女神》中的新的思想、新的题材、新的形式，给&五四&新诗作出了重大的孝敬，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至今仍然闪耀着不灭的战斗辉煌。&(第438页)&《女神》是&五四&时代继《常试集》之后最乐成的影响最大的一部诗集，它在其时的青年中影响极为深刻，起了鼓舞、教育的作用，在现代诗歌史上，是一座辉煌的里程碑和纪念碑。&(第439页)
　　张德厚、张福贵、章亚昕合著了《我国现代诗歌史论》，其中第三章&五四精神的辉煌光耀金狐娱乐光华&着重评价了郭沫若及其代表诗集《女神》。
　　郭沫若的&一生博学多才，在诗歌、小说、戏剧、金狐、考古、文学理论及社会理论等等领域都成就斐然，为人们留下无数珍宝。&(第81页)&随着五四运动的发作，新诗，作为新文学运动的旗手，旗开告捷，春花骤绽;无数新诗诗人如群星丽天，争放异彩。但是，最集中最生动最鲜明反映着五四时代精神的，则当属郭沫若以《凤凰涅槃》为代表的《女神》诸诗，以及稍后蒋光慈的《新梦》诸诗。特别是《女神》，与鲁迅的《呐喊》并耀，堪称诗坛的《呐喊》。郭沫若异军突起，以奇特的题材，奇特的主题，奇特的气势派头，使《女神》开拓了五四&浪漫主义&诗风，竖起新诗史的首座丰碑，从而确立了他在新诗金狐上不行动摇的职位，与鲁迅同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新文坛的双星。&(第81页)
　　对于郭沫若的创作精神，本书有独到的看法：&显然，沿用旧有的创作精神看法已很难涵盖这种新的创作精神：仍称之为&浪漫主义&，恐怕要掩盖其鲜明的时代色彩;仍称之为&现代主义&，则嫌与西方诸现代派混同。如果我们以上分析有一定原理，为强调其我国的、现代的、五四的格调，莫如称之为&五四先锋派&。&&在我国新诗史上，带着自觉而强烈的生命的意识，缔造&生命的文学&，塑造出呐喊的呼号，攻击旧世界，渴望灼烁，自我裂变和更新着抒情主体形象，《女神》是&先锋&。在我国新诗史上，广采中外诗学精华，推出杰出的自由诗体，建设与正在风靡的&小诗&相对的&雄浑的大诗&，同时努力提倡诗歌抒情本职，系统提出&抒情一体现&论诗歌观，郭沫若是&先锋&。在我国新诗史上，立足我国诗学优秀传统，接纳西方现代诗潮精髓，融于五四反叛与缔造的时代精神，形成独具一格的&五四先锋派&艺术精神和创作要领，郭沫若及其《女神》是&先锋&。以这样的新诗杰作和新诗理论崛起于初兴的现代我国诗坛，树起坚实而丰盈的里程碑，郭沫若从哪方面讲都堪称&先锋诗人&。他勇于开阔、善于创新的&先锋&精神泽被后继者，深渊而广泛。他的诗作和理论，作为新诗的金狐珍宝，永远值得珍惜、研究并发扬光大。&(第115页)
要害词： 我国 最高 郭沫若 一部
　仓多真央(仓多まお，Kurata Mao)，出生于日，是日本av女演员，来自于秋田以下试题来自：
问答题为什么说艾青是继郭沫若、闻一多等以后推动一代诗风的重要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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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开一代新诗风的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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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选择题被誉为开创了“一代诗风”的诗集是郭沫若的（）。A.《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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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我的精神家园》第四章：20年代新诗（郭沫若）
第四章：20年代新诗（郭沫若）
　　一、生平与创作道路
　　郭沫若（），原名郭开贞，号尚武，别号鼎堂，四川乐山人。童年接受的是正统的封建文化教育，诵读《诗经》、《唐诗三百首》、《千家诗》、《诗品》等书，培育了他最早对诗歌的兴趣。对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如《庄子》、《楚辞》、《史记》、《文选》等，作了较广泛的涉猎，并阅读了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政论文章和林纾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1913年出川到天津求学，同年底，取道朝鲜到日本求学，后考入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1918年开始新诗创作，发表他的第一篇小说《牧羊哀话》，1921年组织创造社，诗集《女神》出版，《女神》是中国现代新诗的发端奠基之作，纠正了早期白话新诗偏于说理，缺乏浓烈感情的弊病，提高了新诗的艺术水准，为新诗的发展指引了方向。
　　郭沫若早期的泛神论思想，受斯滨洛沙的自然即神，康德的主体性哲学的影响。受中国传统孔子、老庄、王阳明哲学的影响。受印度奥义书即受奥义书影响的叔本华、尼采哲学的影响。思想上流露出对自然的崇拜，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主张，要求打破一切传统束缚，寻找全新的自我，“上帝死了”的怀疑精神。
　　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6年3月，郭沫若南下广州，任广州大学文学院院长，7月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3月，发表了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讨伐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指出“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是“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这篇战斗檄文在关键时刻划清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鼓舞了人们的斗志，在当时传诵一时，可说是二十年代第一张讨蒋的革命大字报。后追随起义军南下，任总政治部主任，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
　　1928年2月，由于国内形势剧变，郭沫若离开上海到日本，其间10余年流亡生活，郭沫若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论证了中国奴隶社会的存在，取得了卓越成果，奠定了中国历史学和古文字学研究的基础。
　　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回国，投入抗日文化宣传工作，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1940年第三厅解散后，他任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成为国统区进步文化界的一面旗子。创作了《屈原》等六部历史剧。
　　建国后，郭沫若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务。主要作为生活活动家，文学创作成就不高。
　　郭沫若于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逝世。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学家、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他是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在性格上，郭沫若是一个偏于主观与偏于冲动的个性气质的人。“我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自己觉得我的想象力实在比我的观察力强。我自幼便嗜好文学，所以我便借文学来鸣我的存在，在文学中更借了诗歌的这只卢笛。我又是一个冲动性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回顾我所走过了的半生行路，都是一任我自己的冲动在那里奔驰；我便作起诗来，也任我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论国内的评谈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
　　作品：小说《飘流三部曲》、《行路难》。表现生的困难和爱的向往及性的苦闷。写情欲与道德的冲突。
　　诗歌：《女神》、《前茅》、《星空》、《瓶》、《恢复》。
　　戏剧：《棠棣之花》、《女神之再生》三个叛逆的女性《王昭君》《卓文君》《聂　》、《屈原》、《虎符》、《高渐离》等。
　　郭沫若的结发妻子是张琼华，在日本留学时与佐藤富子（安娜）同居，后又与崇拜者于立群同居。1939年父亲生病，郭沫若回家，向结发妻子下跪，道德和良心的谴责。可见郭沫若道德的传统性，思想的现代性。
　　二、《女神》--五四时代狂飚精神的文学再现
　　《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具有开一代诗风的意义。
　　《女神》除序诗外共收诗五十六首。集中最早的诗写在一九一八年初夏。除一小部分为一九二一年归国后所作外，其余均写于诗人留学日本期间，绝大部分完成在一九一九和一九二○○两年里。主要是郭沫若写于年间的诗、剧、曲合集。初版于1921年8月上海泰东书局，为创造社丛书的第一种。
　　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里写道：“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他还认为《女神》“不独喊出人人心中底热情来，而且喊出人人心中最神圣的一种热情”(注：《闻一多全集》第3册丁集第185、194页)。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表现了一种爱国主义精神，表现了对自然的歌颂，表现了一种社会主义革命的倾向。是五四时代精神与诗人创作个性的高度融合和统一。艺术上属于浪漫主义，表现的是毁坏一切，创造一切的五四狂飚突进精神。《女神》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开辟洪荒的大我”是五四时期觉醒的中华民族的形象，《凤凰涅槃》是一首庄严的时代颂歌。
　　在纪念郭沫若五十寿辰的时候，周扬在《郭沫若和他的〈女神〉》一文里，称郭沫若“是伟大的‘五四’启蒙时代的诗歌方面的代表者，新中国的预言诗人。”称《女神》“是号角，是战鼓，它警醒我们，给我们勇气，引导我们去斗争。”(注：日延安《解放日报》)
　　（一）《女神》的主题
　　1、诅咒毁灭与颂扬新生
　　《凤凰涅盘》以有关凤凰的传说作素材，借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故事，象征着旧中国以及诗人旧我的毁灭和新中国以及诗人新我的诞生。除夕将近的时候，在梧桐已枯、醴泉已竭的丹穴山上，“冰天”与“寒风凛冽”，一对凤凰飞来飞去地为自己安排火葬。临死之前，它们回旋低昂地起舞，凤鸟“即即”而鸣，凰鸟“足足”相应。它们诅咒现实，诅咒了冷酷、黑暗、腥秽的旧宇宙，把它比作“屠场”，比作“囚牢”，比作“坟墓”，比作“地狱”，怀疑并且质问它“为什么存在”。它们从滔滔的泪水中倾诉悲愤，诅咒了五百年来沉睡、衰朽、死尸似的生活，在这段悠长的时间里，有的只是“流不尽的眼泪，洗不尽的污浊，浇不息的情炎，荡不去的羞辱”；在这段悠长的时间里，看不到“新鲜”和“甘美”，看不到“光华”和“欢爱”，年轻时的生命力已经消逝。于是它们痛不欲生，集木自焚。在对现实的谴责里，交融着深深地郁积的诗人心头的民族的悲愤和人民的苦难。凤凰的自我牺牲、自我再造形成了一种浓烈的悲壮气氛。当他们同声唱出“时期已到了，死期已到了”的时候，一场漫天大火终于使旧我连同旧世界的一切黑暗和不义同归于尽。燃烧而获得新生的不只是凤凰，也象征性地包括了诗人自己。他在写这诗的前两天，就曾在一封信里表露自己愿如凤凰一样，采集香木，“把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再生出个‘我’来”(《三叶集》日致宗白华信)。这种把一切投入烈火、与旧世界决裂的英雄气概，这种毁弃旧我、再造新我的痛苦和欢乐，正是五四运动中人民大众彻底革命、自觉革命精神的形象写照。至于凡鸟的浅薄和猥琐，意在鞭挞现实中的丑恶和庸俗的同时，进一步衬托凤凰自焚的沉痛和壮美。“火中凤凰”的传说给予诗人以现实的启迪，使诗歌的彻底革命精神紧密地结合着历史乐观主义的态度，最后，凤凰更生了。诗人以汪洋恣肆的笔调和重叠反复的诗句，着意地渲染了大和谐、大欢乐的景象。这是经过斗争冶炼后的真正的创造和新生。它表达了诗人对“五四”新机运的歌颂，也是祖国和诗人自己开始觉醒的象征，洋溢着炽烈的向往光明、追求理想的热情。郭沫若曾说《凤凰涅盘》是在一天之内分两次写成的，诗里倾泻式的感情和急湍似的旋律，充分地体现了诗人在创作上狂飚突进的精神。
　　和《凤凰涅盘》一样，根据古书上女娲炼石补天的记载而写成的《女神之再生》，也以神话题材而突入了“五四”革命现实的核心，揭示出反抗、破坏和创造的主题。诗剧一开始写天地晦冥，风声和涛声织成“罪恶底交鸣”，女神们从“生命底音波”里听出预兆，感到“浩劫”重现，各各离开了神龛，她们齐声唱出：
　　　　我们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
　　　　不能再在这壁龛之中做甚神像!
　　这里就点到了全诗的题旨。在颛顼同共工决战的场景里，诗人以暗示式的语言，谴责了军阀的混战，插写了人民的灾难。天柱折后，颛顼与共工一同毁灭，表达了诗人对历史上反动统治者的强烈的憎恨。在黑暗中，终于传来了代表人民意志的声音。女神们不屑于去做修补残局的工作，她们再造了一个太阳，并且预言这个新造的太阳将“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女神》中很多诗篇以极大的激情抒写温暖、光明、太阳，这正反映了时代的需要，也是诗人郭沫若的追求。这些诗从时代的制高点上，对古老民族在“五四”高潮中的伟大觉醒作了色彩鲜明的象征性的反映，而“五四”的时代精神反过来又赋予诗人以激越的情调。
　　2、对祖国的热爱与眷念之情
　　《女神》中许多重要的诗篇，都饱含着郭沫若眷念祖国、颂扬新生的深情，这也正是对“五四”的礼赞。五四运动是一次新的爱国运动，标志着中国近百年民族革命运动在新形势下的新高涨。五四运动首先激动起身居异国的郭沫若的，正是这种深切的爱国之情。从这些爱国诗篇奔腾澎湃着的热情里，始终可以看到再生女神和火中凤凰的身影。《晨安》和《匪徒颂》是两首格调相近的名诗，气势磅礴，笔力雄浑。《晨安》写诗人在“千载一时的晨光”里，向着“年青的祖国”，“新生的同胞”，向着革命的先驱，艺苑的巨擘，向着壮丽的山河，向着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一口气喊出了二十七个“晨安”。《匪徒颂》则是为反对日本新闻界对中国青年的诬蔑而作的。他们称五四运动后的中国学生为“学匪”，诗人满怀愤怒地写下了抗议的名篇，对历史上曾经起过革新作用的一些“古今中外的真正的匪徒们”作了由衷的赞扬。虽然诗人这时候还没有认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的区别，他对一切反抗陈规的革命和一切外来思想毫无轩轾地加以吸取，但这正是“五四”时期一般要求进步和改革的青年们的共同特点。在这些诗篇中，最能表达他对祖国眷恋深情的是《炉中煤》。郭沫若在《创造十年》里说过：“‘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象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眷念祖国的情绪’的《炉中煤》便是我对于她的恋歌。《晨安》和《匪徒颂》都是对于她的颂词。”恋歌没有颂歌的奔放，却别具一种深婉含蓄的美。诗人自喻为正在炉中燃烧的煤，而把祖国比作“年青的女郎”。怀着炽热的心唱出了：
　　　　啊，我年青的女郎!/我不辜负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
　　3、歌颂“偶像破坏者”
　　收在《女神》里的诗作，无论是反抗、破坏或者创造，几乎处处透过抒情形象表现了鲜明的自我特色；而在一部分诗篇里，更对作为叛逆者的自我唱出了激越的颂歌。这个自我气吞日月、志盖寰宇，“是全宇宙的能底总量”，它“如烈火一样地燃烧”，“如大海一样地狂叫”，“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注：分别见《女神》中《天狗》、《我是个偶像崇拜者》、《金字塔》、《梅花树下醉歌》诸篇)；这个自我无视一切偶像和封建权威，公开宣称“我又是个偶像破坏者哟”(注：分别见《女神》中《天狗》、《我是个偶像崇拜者》、《金字塔》、《梅花树下醉歌》诸篇)；这个自我俨然是“可与神祗比伍”的“雄伟的巨制”，“便是天上的太阳也在向我低头”(注：分别见《女神》中《天狗》、《我是个偶像崇拜者》、《金字塔》、《梅花树下醉歌》诸篇)；这个自我还与“全宇宙的本体”融合起来，引起诗人高唱“我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的本体”(注：分别见《女神》中《天狗》、《我是个偶像崇拜者》、《金字塔》、《梅花树下醉歌》诸篇)。这种对自我的极度夸张，透露出强烈的个性解放的要求。在“五四”前后的中国，部门群众由于长期受到封建思想的桎梏，还未能认识自身的力量而迅速觉醒，这种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立场提出的发展个性、强调自我的主张，具有反对偶像崇拜、冲决罗网的作用。无论是火中自焚的凤凰，创造新的太阳的女神，还是熊熊燃烧的炉中煤，囊吞宇宙的天狗，蕴藏在这些形象中的自我都交融着诗人个人的感愤和长期以来民族所受的屈辱。因此，这个自我不是拘囚于个人主义狭小天地里的狐独高傲、忧伤颓废的自我，而是体现着时代要求和民族解放要求的自我。这个“自我”是诗人自己，也是当时千千万万要冲出陈旧腐朽的牢笼，要求不断毁坏、不断创造、不断努力的中国青年。《凤凰涅盘》中的“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正好道破了这一点。诗人是同他的祖国和人民一起受难、一起战斗、一起共享胜利的快乐的。在那些歌唱自我的诗里，不仅充满了诗人自我崇拜、自我赞美的激情，有时也表现着他自我解剖、自我改造的思索。
　　4、对“劳工神圣”的景仰和颂扬
　　这是《女神》中很多诗篇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三个泛神论者》里，他把三个泛神论者都作为靠劳动吃饭的人来赞美。在《地球，我的母亲!》里，他认为“田地里的农人”是“全人类的保母”，“炭坑里的工人”是“全人类的普罗美修士”。在《西湖纪游》里，他更想跪在雷峰塔下一个锄地的老人面前，“把他脚上的黄泥舐个干净。”这种对劳动人民恳挚真诚的感情正是诗人阶级觉醒的征兆，就象他在《巨炮之教训》中所写的那样，时代的霹雳把他“从梦中惊醒了”。
　　《女神》中对于劳动人民的歌颂，以及对于十月革命、无产阶级领袖的歌颂，虽然篇章还不很多，在认识上也还不够清楚，但正反映了诗人思想中对于社会主义的向往。它对诗集《女神》是重要的，是它的整个诗章所以如此乐观向上充满信心的内有根据；它在当时的出现更是可贵的，在各种思潮纷乱涌现、新阵营开始分化的情况下，为最革命的思想高唱赞歌，扩大了影响。
　　5、对大自然的礼赞
　　《女神》中有不少歌咏大自然的诗篇。诗人当时正受泛神论思想影响，认为“全宇宙的本体”只是万物的“自我表现”，而人则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他喜欢讴歌自然，并把自己溶解在广阔的大自然里，达到“物我无间”的境界。这在《光海》、《梅花树下醉歌》等诗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这些歌咏大自然的诗篇，不仅倾心大自然的伟大和美丽，它们又和《女神》中的其它诗歌一样，向往光明和新生，向往劳动和创造，渗透着积极向上的精神。诗人歌唱的是“日出”和“春之胎动”，赞美的是“太阳”和“雪朝”。他在“无限的大自然”里感受到“生命的光波”和“新鲜的情调”，他从在他“头上飞航”的“雄壮的飞鹰”想到他“心地里翱翔着的凤凰”。在这一部分诗里，有气象宏传、壮阔飞动的描画，也有笔致宛约、清丽幽静的篇章；但无论是礼赞“波涛汹涌着”的大海、“新生的太阳”和“天海中的云岛”，或是歌咏“池上几株新柳，柳下一座长亭”，以及“含着梦中幽韵”的“醉红的新叶，青嫩的草藤，高标的林树”，总是流转着一股清新的气息和足以使人愉悦、奋发的乐观主义色彩，洋溢着“五四”时代蓬勃进取的精神和诗人自己的飞扬凌厉的朝气。在这里，同样显示了郭沫若和同时代那些浅斟低唱、流连光景的诗人，从思想到情趣，都具有显著的差异。
　　6、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
　　贯串诗集中的对黑暗现实、陈腐传统的彻底反抗与破坏，对自由解放、光明新生的热切追求与赞美，以及对革命前途的坚信，对创造理想的乐观，等等，都强烈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革命的愿望、要求和理想，这种革命理想主义正构成了《女神》革命浪漫主义的基本精神。
　　一唱三叹，这种自然流泻的音节是和他和自然流露的感情相适应的。郭沫若广泛地阅读了我国古典诗歌和某些外国著名诗人的作品。惠特曼的影响当然不能忽视，诗人自己说过：“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狂飚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我的作诗的经过》，《沫若文集》第11卷第143页)而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和李白的影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郭沫若对屈原有深深的爱好。他在诗剧《湘累》中所表达的那种沛然若决江河的反抗丑恶现实、追求美好理想的精神，既符合于屈原的性格，又代表了“五四”时期诗人自己的处境和心情。这种精神贯串在《女神》的很多诗篇里。李白也是郭沫若所喜爱的诗人，他曾将李白的《日出入行》按照新诗的款式分行写了出来，诗中“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幸同科”的风格、精神和气质，与郭沫若息息相通。这些都说明了他同两位古代诗人之间深刻的精神联系，也说明了《女神》正是我国古典诗歌浪漫主义传统在新的革命年代的一个继承和发展。
　　《女神》所以能够获得较大影响的根本原因。郭沫若热情澎湃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诗歌，为我国现代诗歌开创了一代新的诗风。
　　（二）《女神》的艺术特点：
　　1、个性化：诗歌中的自我是战斗的、超越的自我，裸露的自我。主体意识的勃发，成为难以效仿的艺术存在。“为愿意打破一切诗的东西，写我自己够味的东西”。对自我的崇拜和对自然的崇敬。我是世界的主宰，我是偶像破坏者。
　　2、抒情性：情绪化的激情彭湃。《女神》以直抒胸臆的方式喷射着火山般爆发的激情。情感纯真、直率而狂热。
　　3、自由精神：思想的绝对自由：表现了诗化的五四精神和民主思想，表现了诗人的爱国情怀。形式的绝对自由：从形式到内容呈现出自由的色彩。雄奇奔放、气势雄浑，“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诗无定节，节无定句，句无定字”。
　　4、浪漫情怀：想象奇诡，从古代到未来，从天空到大地，从高山到海洋......。呈现出奇异的壮阔感和动态的诗化美，具有浓烈的浪漫主义美学特征。
　　诗篇的奔腾的想象与大胆的夸张，弘传的构思与沈烈的色彩，激昂的音调与急骤的旋律，以及神话的巧妙运用等等，又都同诗人的“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沸羹集《序我的诗》)相适应，反映了革命浪漫主义在手法上的长处。郭沫若曾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三叶集》日致宗白华信)《女神》中的诗，大多是感情的自然流露。当写作《凤凰涅盘》、《地球，我的母亲!》等诗时，往往诗兴突然袭来，无暇仔细推敲，反复加工，任凭诗句奔泻成章，但由于诗人感情的饱满，艺术修养的深厚，所以无论是粗犷的或是婉约的，都使人感到是信手写来，不事雕琢，而能达到和谐铿锵的境地。
　　5、创造性：开辟了一个新的审美境界
　　1）独特的物像选择：使之能代表作者喷发无敛的感情。传统诗歌多选择大陆上静止的事务作为意象的载体，而郭沫若则以大海的动态物作为意象的承载体。在中国古代，没有那一种艺术形式是以大海为基调的。（这是中国农业文明和西方海洋文明的区别之一）。在郭沫若的笔下，大海不是纯粹的客观物，而是他个性特征和内在精神和审美特征的体现，是一个注入大海精神的人格，也是中国第一个在诗歌中注入大海精神审美特征的诗人。
　　古代诗歌是以字词为基础，而郭沫若则以诗歌的浑融主体为存在前提，偏重于诗歌的整体性、有机性，诗句、诗段间存在一种包容、浸润关系，而非独立的、单纯的存在。古典诗歌注重停顿、抑扬，这是大陆相对独立的物的静态体现，缺乏一种忘情的体念，落入程式的规范。郭沫若的诗歌则是狂放的抒发和释放，呈现出情感和情绪的自由状态。
　　古代的诗歌是沉稳的、哲理的、有序的抒发情感和流露情感，是一种规则的可寻的情感抒放。郭沫若的诗歌是一种狂放，迷狂、汹涌澎湃似的流露，不拘于句、段和节拍，是一种躁动不安的情感和情绪体念。它不以物和具体存在的语句为情感的载体，而是以浑融的情感作为情感的载体。
　　2）奇特的想象：古典诗歌思路是有序的点构成规则的线，可寻可解，以线性思维见长；郭沫若以情绪而不以理性驾驭诗歌，注重一种体验，一种生命高峰的极致的顿悟和随意的大组合，给人想象的辐射和多元性，读解的多层次性，使诗的气势恢弘开阔，博大苍茫，深邃汹涌、刚直闪烁。
　　3）自由的形式：《女神》是一种没有固定形式所呈现出来的形式，没有确定规则基础上所形成的规则，它的审美形态是与大海一样无形中有形，无动中涌动。正如作者所言：“我的血与大海同潮”，“形式方面我是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这儿虽没有一定的外形的韵律，但在自体是有节奏的”。《女神》中的诗歌诗无定节，节无定行，行无定字，诗句完全是在情感的主导下随意组合形成的。
　　古代诗歌讲对仗，形式工稳，郭沫若的诗歌以排比见长，诗句起伏涌动，充分体现了感情的起伏和舒张，诗句的长短体现了感情的走向。
　　4）崇高美的体现：大海给了《女神》的开阔、流动的艺术形式和崇高的审美境界，造成其崇高的审美感受，大海是诗歌审美的基质和时代精神的体现。《女神》体现的是现代的生命存在方式：躁动不安、踔砺风行。属于崇高的审美范畴。38首写自然的诗歌中，有22首写到海洋。超越了中国古典的生命方式：静态性，静如枯木，忍字当头。属于中国特有的中和之美。
现代新诗歌中“大海”意象选择的基础：
　　在中国世界化的过程中，大海成为知识分子生存空间的一个现实而又具体的组成部分。五四的自由精神恰恰与大海的内涵相合拍；白话文的自由活泼的样式与大海自然特征相契合；大海不是单一的意象写实体，而是情绪包容物，使诗歌成为一种状态的表达。
　　（三）《女神》的意义：开一代诗风。对狂飚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的表现；扩大了诗歌的表现领域，创造了诗歌的现代抒情主人公形象；形式的自由和多变；开掘了新诗的崇高审美内涵。
　　但郭沫若的诗歌过于强调自由的形式，缺乏诗性和韵味，适宜朗诵，不益品味。
　　 三、彷徨在《星空》下，在《瓶》中诉说爱情的誓言，举着战斗的《前茅》，却无法《恢复》诗人的真诚与激情。
　　《星空》（1923年出版）是五四退潮后，郭沫若苦闷、彷徨、探索的情感体现。“有的是鲜红的血痕，有的是净朗的泪晶，可怜的幽光之中含蓄了多少深沉的苦闷”《献诗》。反映出历史彷徨期作家的复杂与多变性。诗歌的情感时而高昂、时而沉静、时而欢乐、时而郁闷。诗歌在技巧上更加圆熟，情感越发含蓄、深沉。
　　《瓶》（写于1925年）又恢复了《女神》似的火山般的激情和奇诡的想象。体现的是一种浪漫的为爱情献身的精神。这里的爱情，可以理解为诗人的理想和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追求。“梅花在我的诗中，会结成五个梅子，梅子再迸成梅林，啊，我正是永远不死”。诗人以一个女性为对象，倾诉自己的追求。
　　《前茅》（写于1923年，1928年出版）是无产阶级战斗的序曲，《恢复》却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号角。郭沫若后期诗歌逐渐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传声筒，一种标语口号式，显得艺术性不足。如“在工农领导之下的农民暴动哟，朋友，这就是我们的救星，改造全世界的力量”（《我想起了陈涉吴广》）。郭沫若强调诗歌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密切联系的同时，提出文艺必须充当政治的“留声机器”。（郭沫若：《留声机器的回音》，《文艺论集续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62页）以后，进一步宣称“我高兴做个‘标语人’，‘口号人’，而不必一定要做‘诗人’”（郭沫若：《我的作诗经过》，《郭沫若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209页）“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大革命哟，快起！起！起！”（《黄河与扬子江对话》），这些诗歌直白，不含蓄，带有纯粹的标语口号性质。郭沫若的后期诗歌出现了思想与艺术失衡的现象。
　　 四、历史剧创作--另一座高峰
（一） 提出“失事求似”的历史剧创作原则
　　通过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发掘历史精神，关注现实社会。“剧作家的任务是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
　　史实与虚构相结合。历史事件大真小虚。
　　（二）融入五四精神和现实精神到历史剧创作中，对历史事件进行了重新构置
（三）历史剧的主观性与抒情性，崇高悲剧美的体现
　　历史剧中人物融合了作者的主观情感，创作主体介入古人古事，通过古人古事与现实对话、交流，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抒情性，同时由吻合了时代精神，具有现实性。
　　带有诗剧的抒情色彩。
　　对古典悲剧美学传统的继承，冲突严肃庄重、格调高昂悲壮，富有悲剧的崇高感。
　　（四）代表作：早期有《三个叛逆的女性》（卓文君、王昭君、聂莹），主要是要在历史人物的身上，灌注五四时期追求人的尊严、反封建礼教与专制的精神。40年代后创作的《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六部历史剧，主要是借古讽今，高扬爱国主义精神，歌颂中国历史上的仁人志士，表现反侵略、反投降、反独裁，争取民族、自由、人权的时代主题，符合当时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
　　《屈原》是最有影响的历史剧。剧中塑造了屈原高洁爱国、矢志不渝的战斗品格。同时也塑造了具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婵娟，出卖祖国和人民利益的南后，趋炎附势、卖身求荣的宋玉等正反形象。借古讽今，抨击了国民党政权的黑暗统治。
　　《棠棣之花》：歌颂了聂氏姊弟的爱国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突出了主张统一，反对分裂的政治主题。
　　《虎符》：歌颂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揭示了生命的崇高意义。
　　《高渐离》：歌颂了反抗专制暴政的决心和勇气，在反抗和复仇的英雄悲剧中诠释了“杀身成仁”的人生意义。
　　《孔雀胆》：是一个凄婉动人的爱情悲剧，揭示了人性中妥协忍让的弱点所带来是的爱情和人生的悲剧。
　　《南冠草》：写的是明末少年民族英雄夏完淳聚兵反清，最后壮烈殉国的故事。歌颂了为民族利益而牺牲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