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的老师创百年学刊 曾吁“国民非一姓之家奴”|刘人熙|船山学社_凤凰国学
谭嗣同的老师创百年学刊 曾吁“国民非一姓之家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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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人熙的生平事迹来看，维新变法时不支持变法，在中华民国成立前他从未参加过革命活动。但民国成立后，刘人熙进入了湖南新政权，担任民政厅长，还加入了国民党，担任过湖南督军兼省长。他于1914年创建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王船山学术研究社团——船山学社。
原标题：一位近代士人的选择&&刘人熙与&船山学社&刘人熙于1914年创办船山学社，该社于今已届百龄，刘人熙的船山学研究成果值得今人研究和继承。刘人熙，1844年生，湖南浏阳人，字艮生，号蔚庐，光绪进士，任工部主事、纂修、总校官，1884年(光绪十年)任会典馆纂修官，1889年外调直隶州知州。后游历豫、赣、桂等省，官至广西道员。1907年返湘，任中路师范监督，旋任湖南教育总会会长。领衔上书请愿开设民选议院。湖南光复后任都督府民政司长，电促广西宣布独立。1914年创办船山学社，任社长。1915年参与反袁驱汤斗争，汤芗铭被逐后，出任湖南督军兼省长。1918年与上海爱国人士组织&策进永久和平会&，任会长，致书南北，要求停战。著有《蔚庐文集》等。1919年去世，终年75岁。刘人熙曾教授谭嗣同《船山遗书》　　刘人熙是在民国初年创办船山学社，因此刘人熙与辛亥革命关系怎样，他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态度又如何，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考察的问题。王闿运在《邗江王氏族谱叙》中说：&&&有王芝祥、刘人熙仇视故君，而藉口云船山之学。故书其卷端，以质船山，因以告其族人。乙卯五月乙亥朔湘潭王闿运谨撰并书。&这篇叙写于1915年。由此文来看，刘人熙似乎是一个辛亥革命党人。然而从刘人熙的生平事迹来看，在中华民国成立前，他从未参加过革命活动。在维新变法时期，刘人熙也不支持变法。但是在民国成立后，刘人熙进入了湖南新政权，担任了民政厅长，对辛亥革命是持肯定态度的。在民国初年，刘人熙还加入了国民党，担任了湖南地区的负责人。船山学社内厅然而在南北之争亦即孙中山与袁世凯的争端中，他并不支持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对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多有批评。刘人熙说：&以义而开民国，武昌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五族共和，渐积之势然也。以利而争总统，南昌首难，喋血长沙，未六旬而逋逃海外。义之必利而利非可以利者，非事理之显然乎？贪夫攫金于白昼，免者幸矣。&所谓&以利而争总统，南昌首难，喋血长沙，未六旬而逋逃海外&指的就是国民党所发动的&二次革命&。&以利争总统&，指的是这次&革命&的非正义性，&革命&只是为了争权。刘人熙又说：&徐锡麟之忠魂，黄花岗之碧血，海内哀之，若丧亲戚，以诸烈士之死，为国民而死也。民国之代价，孰有重于此者乎？今武昌首事诸公，能知此意而不逾其初心，庶几夙夜以永终誉，岂不伟哉？惜乎以义始，以利终，卒为国民之公敌。盖激于一往之气而无不息之，诚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鉴于令名之不可倖成，则从事民国当掬诚与民相见。前车既覆，后轸方遒。不研精于正学，终亦苟道而已。因权取济，则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之罪多矣。和气致祥，乖气致戾，岂有倖乎？&既肯定了辛亥革命首事诸公的功勋，但又指责首事诸公发动&二次革命&为&国民之公敌&。这种观点在当时比较普遍。例如具有国民党背景的《民立报》上发表文章反对&二次革命&，文中指出：&今日已为民国，苟对于民国而谋乱，即是自绝于国，罪在不赦。即政府为恶，法律与国会，终应有解决之能力，无俟谋乱，以扰苍生。故谋乱之事，为商民所疾视，亦明达所屏弃也。&刘人熙不满于国民党的争权，倾向于袁世凯政权亦即执政当局。所以，刘人熙担任了国民政府的官职。从另一方面来说，刘人熙对袁世凯的支持是有限度的。刘人熙没有支持袁世凯称帝，查《船山学报》无一篇文章谈及称帝，但在《船山学报》第八期《救败九策》一文中刘人熙多次申说了共和独立重民权之思想。刘氏说：&国以民成，因民为治。民愚则国不能独智，民弱则国不能独强。&又说：&去君主之世及则知中国非一姓之私产，爱国之心自深。国民非一姓之家奴，独立之谋必固。&刘氏还说民国是去专制世及之私。这样的观点是不可能支持袁世凯称帝的。刘人熙还反对丧权辱国，主张卧薪尝胆，强国复仇，所以他说：&以为自五年始宜准公私团体，开五九纪念会，下半旗以表卧薪尝胆之真心。&由此可知，刘人熙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主张以传统道德拯救社会，虽对民主自由等现代观念有微辞，但又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民主自由独立的思想，尤其赞成民主共和的建国思想。船山学社内部庭院从刘人熙所记的《日记》来看，清光绪五年(1879)年的日记中已见他开始学习船山著作的记载。但从刘人熙写作友人的书信中的自叙来看，他学习船山著作可能还要早一些。刘人熙在《再复向笃生书》中说：&乡举以还，困心衡虑，意学之不止于是也。于是出入释老，及阳儒阴墨之书，久之未有得也。继读宋五子书，乃有悟焉。继读衡阳王先生遗书，嗜之颇笃，而后益知吾学之可为。&刘人熙中举是在清同治六年(1867)，中进士是在清光绪三年(1877)。中举与中进士之间有十年时间，因此，刘人熙应该是在这十年里开始学习船山著作的。刘人熙到底读了船山哪些著作呢？从上所引文字看，刘人熙主要是为了思想修养方面的提高而进行阅读的，所以读宋五子就有所感悟，而读船山的书&嗜之颇笃&，所读船山书主要也是思想修养这一方面的。从刘人熙《日记》以及为船山著作所作的序、笺注来看，刘人熙研究过王夫之《四书章句》、《礼记章句》、《读四书大全说》、《搔首问》、《古诗评选》、《明诗评选》、《愚鼓辞》以及王船山诗集。刘人熙对王船山总的评价是什么？刘人熙给王船山学术思想的总体评价主要有二个方面。一是王船山学术思想是孔孟程朱思想的继承，因而他说：&续微言者，子思子之后孟子，孟子之后程朱。自程朱以来，未有盛于衡阳王子者也。(光绪九年四月十日)&。刘氏更有从儒学史或者说是从中华文明史给王船山以极高的地位。刘人熙说：楚人士称之曰：&周子以后一人而已。&天下学士宗之曰：&孟子以后一人而已。&二是王船山对孔孟程朱的思想有所发展。刘人熙说：&旨哉，衡阳王船山之善于自状也。&六经责我开生面&，诚哉其开生面也。船山之于诸经，若《书》，若《礼》，若《诗》，若《易》、若《春秋》、若《四子》，于荒山槲径之中，穷天人性命之旨，详哉其言之矣，而无一陈言，虽前后旨趣有相乖午者，要之大本大原之地，则千圣同心，万贤合魄，愚者莫能毁，爱者莫能助也。生面一开，而有志之士得门而入，岂非人心世道之大幸乎？&于《六经》开了生面，于程朱在继承之外也多有发展。刘人熙说：&至于《训义》专以《集注》为宗，《稗疏》《读〈大全〉》诸说半不羼入，盖其慎也。若心所独契，确然质百世而无疑者，则亦不与《集注》苟同。惟其突知前贤，是以不阿所好，功臣诤友盖兼之矣。岂如妥庸巨子，变更故训，专抵前哲之罅，务成一家之言者乎。&以《集注》为宗就是宗朱熹，但&心所独契&、&不阿所好&表明王船山的独创意识。对于王船山学术思想的精粹之处，刘人熙确有所见。刘人熙说：&性有三品，古今聚讼。知性日生而命日受，则推之往圣而无不合，以孔孟之精蕴者，船山也。&刘人熙没有留过学，也没有专门学过西学，他的学术思想完全是传统的，尤其是晚清时期，在他的文章和著作中几乎找不到新学词语。但是，进入民国后，他的一些文章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术语。《船山学报》连载了刘人熙笺注的《尚书引义》笺语，摘引如下：&青年学子惟不知此，故客气喷涌，卒乱世而亡其身。道岂远人乎哉？汉唐以来，从政者架漏度日，为学者干禄媚时，如满清之危亡、民国初基之摇动，皆是物也。今之从政者，一遇祸乱，则以必有之阶级自宽，何其放弃人权而自甘濩落耶？臧三耳者，谓二耳而有使听者存。白马非马，公孙龙之辨，亦有名而无实也。苟立一说而欲以动天下，则平等自由之附会，虽弑逆蒸报，亦可诬为人道之当然。如宗教家，随立一义，而使人信从，其不诚甚矣。推测之学，穷大失居，迩日哲学家之蔽也。贩运之学，削足适履，迩日政学家之蔽也。&湖南自修大学创办于船山学社旧址。由上所引可以看到&阶级&、&人权&、&平等自由&、&哲学家&、&政学家&等新名词，说明入民国后刘人熙接触了新的思想观念，但是，多是从批评的角度来使用的。刘人熙的态度是重传统道德，保存国粹。他说：&自前清戊戌变政以来，教育普及之声，洋洋盈耳，通外情，译外史，天赋人权之学说，天助自助之格言，亡国之痛，革命之功，其灌输我中华以建共和民国者，未始无功。然自由平等之名辞误会而酿成社会之恶剧，弊亦甚焉。故尊重道德，保存国粹之声，纪元二年以后又成为普通之舆论。&新的思想，新的学术，顶多是一个参照，而且是一个反面的参照，其本位还是固有的文化。由上可知，刘人熙创建船山学社，首先是因为他从青年时开始就崇拜船山精神，研习船山思想，这是其自身的思想基础。其它原因还有如下一些：一是崇拜船山研习船山是湖湘的传统。二是与刘人熙自身的经历有关。虽然在民国创建伊始，刘人熙就担任了湖南省新政权的民政厅长，一度曾至中央任职，但他所担任的职务或小或闲，他不可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只能作为社会贤达人士从学术上、教育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三是与刘人熙对于民国建立后的社会问题的认识有关。刘人熙认为民国建立后社会混乱，道德沦丧，惟有提倡传统道德、保存国粹才能拯救民国。这一点，刘人熙在《船山学报叙意》中讲得非常清楚。1950年毛泽东为船山学社题词创船山学社，办船山学报刘人熙在王船山学术思想研究方面最大的贡献，就是创建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王船山学术研究社团&&船山学社。船山学社成立后，学术活动非常活跃，主要做六件大事：(一)搜集王船山未刊手稿。如刊行船山的古近体诗评选三种：《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及船山所著南明史料书《籜史》等。(二)编辑出版《船山学报》；(三)筹建船山先生专祠；(四)筹办船山大学；(五)开演讲会；(六)筹建船山图书馆。这六件大事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工作或影响：一是开展有组织的船山学研究，二是发现和刊印了大量的船山遗书，三是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首先，刘人熙通过船山学社刊印、整理了大量的船山遗书。首次公开刊行船山的古近体诗评选三种：《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及船山所著南明史料书《籜史》等，均属重要佚著。船山学社成员整理船山著作如下：刘人熙注《尚书引义》，廖名缙《读〈正蒙注〉》，彭政枢《〈周易大象〉述义》，曾庆榜《船山〈黄书〉宣义》，石广权《〈张子正蒙注〉诠言》，黄鞏《船山礼记章句》，黄鞏《船山〈黄书&原极篇〉演义》，黄鞏《船山古仪宰制演义》、黄鞏《船山大正篇演义》。其次，为社会培养了人才。船山学社在研究王船山学术思想的同时注意培养人才。民国六年(1917)，开办船山中学校。民国十年(1921)，创设湖南自修大学。民国十一年(1922)，船山学社附设&实习学校&。 湖南自修大学和附设实习学校学友、学生计有毛泽东、何叔衡、李维汉、贺民范、夏明翰、易礼容、罗学瓒等。这些人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作出了巨大贡献。第三，刘人熙组织的船山学研究活动产生巨大影响。刘人熙为首的船山学社的成员是通过崇尚传统文化，反对西化的方式来开展船山学研究活动。船山学社是在思贤讲舍的旧址上成立的《湖南公报》报道刘人熙创办船山学社的宗旨云：&&&首由总理刘蔚庐先生报告发起学社之经过事迹，继而述学社宗旨。大略谓同人互相师友，为讲学之会，非寻常结社集会可拟。国体既更，未堪多难。深思其故，惟在人心陷溺，道德堕落。欲正人心，舍昌明学术，实无他法。讲学最是静业。&&故不必专贩异说以求新。在温故而知新，则日新之盛德在是矣。船山先生固空所依傍，有独来独往之精神。然所凭借者，亦在诗书六艺，于宋儒横渠知礼成性之旨，尤为独得其宗。&这里强调&不必专贩异说以求新&，就表明自觉地抵制西方影响。船山学社社员方坦伯之说：&本社对于讨论学说，须以阐发义理为主旨。对于指导社会一切之事，必以提倡道德为要素。庶与船山之宗旨相符。&&庶几乎船山之学不胫而走。而于刘先生扶世翼教之苦心亦无所负云。&刘人熙主持的船山学社的王船山学术研究主要方式是讲学，实际上就是定期演讲。船山学社定期演讲的内容比较庞杂，所常用的术语有：船山学、独立、宗宋儒、知礼成性、道德、人心陷溺、昌明学术、讲学、日新、义理、廉耻、责任、进化论、正学、救时、平等、自由、大一统、中国哲学等。在这些术语中最能体现船山学社活动宗旨的关键的术语是&船山学&、&独立&、&道德&、&救时&等。&船山学&一语，船山学社总理刘人熙进行了概括，云：&船山之学，通天人，一事理，而独来独往之精神，足以廉顽立懦，是圣门之狂狷，洙泗之津梁也。&这一解释，虽然不能说定义，但概括了船山学术思想的三个特点：通天人，一事理，独立精神。船山学社的其他成员对此也有解说，但其基本含义相同。如社员方坦伯说船山之学，至今不能磨灭者，以义理之充足也。船山之人，至今动人景仰者，以道德之高尚也。本社对于讨论学说，须以阐发义理为主旨。对于指导社会一切之事，必以提倡道德为要素。庶与船山之宗旨相符。廖名缙说：&船山学说，实目今救时之良方&。&独立&，又可称之为&独往独来&，见上所引刘人熙之语。这一方面是指王船山的精神，另一方面应该有现代所说的&独立自由&之义在其中。辛亥革命时期鼓吹革命的杨毓麟1903年在东京撰文云：&且我湖南有特别独立之根性&&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至于直接船山之精神者，其莫如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独往，不知宇宙之圻埒，何论世法！其爱同胞而惎仇虐，时时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已。是何也？曰：独立之根性使然也。&&独立&之精神是辛亥革命者所追求的精神，也是其价值观。所以刘人熙还将其与国家、教育、学术联系起来，说：&独立之国，不可无独立之教育；独立之教育，不可无独立之学术；独立之学术，不可无独立之精神。&所谓&道德&，指的就是&传统道德&。廖名缙说：&幼诵先生遗书，忾慕殷拳，今日勉厕社员，谨觕举先生著书行事之最足拯救时弊者，得四事焉。&&四事维何？一曰砺廉耻，一曰明责任，一曰惩慆逸，一曰祛顽旧。&这四事应该是&道德&的主要内容。廖氏一方面称船山先生祖孔孟而宗宋儒，另一方面又说我辈今日讲学以旧道德为本根，以新政艺为筏枻。这说明&道德&含义也包含传统道德。&救时&，通俗地说就是能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在船山学社成立大会上方坦伯说船山学社经刘先生筹备数岁，至今日始得正式成立。刘先生组织斯社之意，一面为抗怀先哲，表彰船山之绝学，一面为拯溺救焚，亟于维持人心风俗。所谓&救时&就是拯溺救焚，亟于维持人心风俗。船山学社诸人都将船山学说与救时相联系。廖名缙说：&要之国家之病患，常因时势而发生。集社讲学者之立言，贵因时势而施治。我辈今日以救时为目的。船山学说，实目今救时之良方。&彭政枢在《〈周易大象〉述义》中说：&船山显揭春秋以后之世变，上下相凌，由于心志不定，践履不正，逆伦犯分，无所不为。&&民国肇造，乱事未弥，党焰迭炽，时为隐忧。倡平等之谬说，则上下无分；醉自由之欧风，则民志丧乱。愿学易者辨天泽之分以挽回世变焉可也。&王瀚声说：&大学明德，在于新民；尧典峻德，推及平章。古人无日不以学业为己任，即无日不以教人为己任也。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视学业为畏途，藉教育为捷径。言念及此，痛焉厥心。船山讲学，深明大义。默而识之章，确能发挥痛切，有益世道人心。今将其义而申明之。& 至于&知礼成性&、&人心陷溺&、&昌明学术&、&讲学&、&日新&、&义理&、&廉耻&、&责任&、&进化论&、&正学&、&平等&、&自由&、&大一统&、&中国哲学&等术语，只是表明论述的范围。如&知礼成性&、&日新&、&义理&，是在论述时有所涉及。刘人熙《〈船山学报〉叙意》云：&王子名夫之，字而农，学者称船山先生。明思宗殉国后，子以乡举从王岭外，仕行人司行人，知不可为，归隐故山，槲径荒邱，契知礼成性之学，声沉响寂，而雷雨之动满盈，矻矻穷年，上继孔孟，下启后贤，自濂溪以来，未能或之先也。&廖名缙说：&庶几正学复昌，重离再曜禹域神州，五百年名世或有绝而复续之望乎？&&昌明学术&、&讲学&包含在&救时&之论中。&廉耻&、&责任&寓于&道德&之义内。&进化论&、&平等&、&自由&，则是作为批评的对象。如上所引彭政枢之言云：&民国肇造，乱事未弥，党焰迭炽，时为隐忧。倡平等之谬说，则上下无分；醉自由之欧风，则民志丧乱&。 又如廖名缙说：&自俗士误读进化论及天演之学说，以人为脊椎之动物，上祖猨狙。吾人失其自尊自重之心&。由上我们可见刘人熙所组织的船山学研究活动丰富，研究富有深度和针对性，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总之，刘人熙一生追求王船山，在生命的最后岁月还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创办船山学社，将其救国之情始终贯注其中。斯人已矣，精魂长存。*来源：《船山学刊》2014年第3期（微信号&CHUANGSHANXUEKAN&），作者朱迪光，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柳理 PN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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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人，请来读读谭嗣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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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浏阳人。
浏阳人够英雄，英豪才俊，数不胜数。而历史上的浏阳英豪榜上尤其卓立伟岸者，当推在民族史上、在人类文明史和思想史上傲岸不羁、取义成仁的两大圣人式的英豪：谭嗣同，胡耀邦。&&&
正在跟高二学生讲语文读本上的补充文言读物梁启超所撰《谭嗣同》，为此，系统地搜集整理了手头所能见到的关于谭嗣同的一些资料。现将其中部分网络上并不广为流传的有关谭嗣同的文字资料张挂于此，冀浏阳的孝子贤孙们乃至一切仁人君子都来好好读一读，冀英雄血来为我们洗心，铸魂。
非笑大笑，横刀赞刀，菜市千秋光碧血
可逃不逃，当死立死，中华亘古一浏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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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翠竹题联纪念谭嗣同
为帝业谋中业，为国家谋强盛，为民族谋生存，功败开端，臧否应依时势定
从礼运取大同，从佛门取哲礼，从西洋取以太，血流兹始，荣哀留与后人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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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传学题谭嗣同祠
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
一峦挺秀，群山奔趋若波涛
&&&&&&&&&&&&&&&&&&&&&&&&&&&&&&&&&&&&——宋渐元题浏阳谭嗣同墓
与我公别几许时，忽惊电飞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得去楚孤臣，箫声呜咽
近至尊刚廿一日，被群阴构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奴隶，长埋地下，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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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才常挽谭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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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题北京浏阳会馆莽苍苍斋
斗酒纵横天下事
名山风雨百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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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题乐山凌云寺月榭
为人树起脊梁铁
把卷撑开眼海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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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自题
惟将侠气流天地
别有狂名自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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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自题
一朝马革裹尸日
绝胜牛衣对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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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自题
人在有情天，得此群山，暂舍事事
生岂无怀世，每当九日，亦自欣欣
&&&&&&&&&&&&&&&&&&&&&&&&&&&&——谭嗣同题谭宅远遗堂
谭嗣同简介
谭嗣同(日 -
日)，清末维新派政治家、思想家。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廖天一阁主等。汉族
,湖南长沙浏阳人，著名维新人物。父继洵，官至湖北巡抚。幼年丧母，受父妾虐待，备遭封建纲常抑压之苦。少年时先后师事欧阳中鹄、涂启先、刘人熙等浏阳学者，并结交义侠大刀王五，深受他们学术思想与行为的影响，好任侠，喜词章，富于思想。他博览群书,研读过张载、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著述,从中汲取了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重民思想，为日后提倡变法维新奠定了某些思想理论基础。二十至三十岁间，为父命所迫，曾六赴南北省试，因不喜科举时文，屡考不中。在此期间，他来往于直隶（约今河北）、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等省，遨游万里，开阔胸怀视野，目睹了清朝统治腐败，灾民流离、哀鸿遍野的景象，益想奋发有为，立志救国救民，故自名“壮飞”。在北京北半截胡同41号是他在朝为官时的故居,也是在这里被清政府逮捕.1898年参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于日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同时被害的维新人士还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人并称“戊戌六君子”。后人将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
他的父亲谭继询曾任清政府户部郎中、甘肃道台、湖北巡抚等职。生母徐氏出身贫寒，作风勤朴，督促谭嗣同刻苦学习。10岁时，嗣同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他对王夫之的思想发生了兴趣，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他读书务求广博，好讲经世济民的学问，文章写得很有才华。他对传统的时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几个字。他仰慕那些锄强济弱的草莽英雄，曾与当时北京的一个“义侠”王五结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1877年，在浏阳，他又师涂启先，系统学习中国的典籍，开始接触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此后又到兰州，在他父亲的道署中读书。1884年，他离家出走，游历直隶（今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观察风土，结交名士。劳动人民反封建斗争精神的濡染，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的思想富于斗争性。1888年，他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开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时又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丰富自己。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妥协退让，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000多名举人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深重的民族灾难，焦灼着谭嗣同的心，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愤填膺，坚决反对签订和约，对清政府“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的妥协行径极为愤慨。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开始“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他感到“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必须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1897年夏秋间，写成重要著作《仁学》，它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他认为物质性的“以太”是世界万物存在的基础，世界万物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而变化的根源在于事物的“好恶攻取”、“异同生克”。他把“以太”的精神表现规定为“仁”，而“仁”的内容是“通”，“通之象为平等”，“仁――通――平等”是万物的发展法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他在这部著作中，愤怒地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所造成的“惨祸烈毒”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压抑。指出，封建纲常礼义完全是那些独夫民贼用作统治的工具，特别是君臣一伦，更是“黑暗否塞、无复人理”。因此，对于那些昏暴的专制君主，不仅可以不为其尽忠死节，而且可以“人人得而戮之”。1898年初，接受了倾向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回到湖南协助举办新政。他首先加强了时务学堂中维新派力量。自己担任了分教习，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习，协助任总教习的梁启超，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败”。孔子改制、平等、民权等学说由此而乘风扬波，日益恢张。他还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向他们灌输革命意识，使时务学堂真正成了培养维新志士的机构。1898年3月，他又与唐才常等人创建了维新团体南学会。南学会以联合南方各省维新力量，讲求爱国之理和救亡之法为宗旨，“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为了加强变法理论的宣传，他还创办了《湘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由他任主笔。由于对湖南新政的尽力，使他以“新政人才”而闻名。光绪“诏定国是”后不久，就有人向光绪推荐谭嗣同，光绪同意召见。8月21日，他抵北京。9月5日，光绪下诏授给他和林旭、刘光弟、杨锐四品卿衔，参预新政。次日，光绪又召见他，表示自己是愿意变法的，只是太后和守旧大臣阻挠而无可奈何，并说：“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光绪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使谭嗣同非常感动，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已经在握。他参政时，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已是剑拔弩张。慈禧等人早有密谋，要在10月底光绪去天津阅兵时发动兵变，废黜光绪，一举扑灭新政。9月18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要袁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荣禄，然后率兵入京。袁世凯于20日晚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密报西太后。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他听到政变消息后并不惊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但措手不及，计划均告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谭嗣同把自己的书信、文稿交给梁启超，要他东渡日本避难，并慷慨地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日本使馆曾派人与他联系，表示可以为他提供“保护”，他毅然回绝，并对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在狱中，意态从容，镇定自若，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9月28日，他与其他5位志士英勇就义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当他们被杀时，刑场上观看者上万人。他神色不变，临终时还大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分表现了一位爱国志士舍身报国的英雄气概。1899年，他的遗骸运回原籍，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墓前华表上对联写道：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
谭 嗣 同 三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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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 杰
谒谭嗣同墓
　　正是在青山绿水之间，卧着一个年轻的灵魂。
　　我来的时候，阳光灿烂，绿草如茵。我来的时候，一百年的岁月隔在我们之间，这个国度里，许多东西发生了变化，许多东西依然如故。我是来祭拜一位烈士，他的受难，赋予中国近代第一次伟大的变革以纯洁的品格；我来探寻一方水土，这片土地，孕育出“扫荡桎梏，冲决罗网”般的中国自己的人权宣言。
　　谭嗣同的墓在浏阳郊区，小山坡前面是肥沃的土地和千年不变的农家。再遥远的地方，是一脉连绵的山峰。墓正对着最高的山峰，当地民间传说，谭嗣同墓所面对的山峰，每年都在增高。与其说这是一种迷信，不如说是寻常百姓们表达对烈士敬仰的特殊方式。一路上，陪同我的是谭嗣同的侄孙谭恒旭先生，谭先生年逾六旬，精神却出奇地健旺。他是浏阳有名的眼科医生，一谈起谭嗣同，就激动不已，滔滔不绝。谭先生告诉我，由于谭嗣同墓地方偏远，一般旅游者不会前来，所以反倒还让主人拥有了一分宁静。我们的车行过好长一段颠颠簸簸的乡村公路，然后到了坑坑洼洼的基耕道前面。道窄不宜行车，我们只好下车步行。这样正中我意，以步当车，多少能表达一点对烈士的敬意。
　　半山坡上的烈士墓，造型不同于一般的墓地。上下两段圆弧状的石板组成眼睛状的围栏，拱卫着烈士的尸骨。墓的面积不大，其表面用指头大小的卵石一颗颗地镶嵌而成。百年风雨，卵石已经变成了黑土的颜色，远远看去，浑然一体，只有走到近处，才会发现个中奥秘。墓后是三块相对独立又合在一起的雪白的碑石。最右边的辅碑写着立碑的时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夏”。中间的主碑最为高大，上面写着：“清故中宪大夫谭公复生之墓”。最左边的辅碑则写着立碑人的姓名：“兼祧子谭炜立”。谭恒旭先生详细地向我解释了三块碑石的情况。关于立碑的时间，是在烈士遇难以后的第三年。其实，在谭嗣同死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谭氏家族就将他的尸骨收敛埋葬。但是，后党势力猖獗一时，对维新人士继续采取高压手段。为了避祸，谭家没敢立碑。直到1901年义和团之乱以后，清廷被迫更弦易辙，出现改革动向，谭家这才公开为谭嗣同立碑。主碑上的“中宪大夫”，是谭嗣同生前的最高官职。虽然他在政变后被处死，但朝廷并没有剥夺他的官位，所以在立碑的时候，族人依然使用。而谭嗣同生前并无子嗣，因此谭家决定让他的侄子谭炜充当其“兼祧子”，为其继承香火。墓地两边的石兽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这里的青草却尤其繁密，是否草亦有灵，自愿来点缀烈士的墓地，来安慰烈士的孤寂？
　　谭嗣同就义的时候，据在现场亲眼目睹的一个老家人描述，死状极其惨烈。临刑前，谭嗣同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行刑手一连三刀都没有将头颅砍断。监斩大臣刚毅惊惶失措，命令将谭嗣同直接按倒在地上，行刑手又连续剁了几刀。那一年，谭嗣同刚刚三十四岁，正准备在维新变法中大展身手。下半夜，老管家花了十多两银子雇了几个苦力，从刑场上将遗体抬回，放在浏阳会馆谭家后院的老槐树下。当人们缝合头颈的时候，发现肩胛上也留下了深深的刀痕。
　　我在墓前的草地上向烈士深深三鞠躬，而谭恒旭先生在墓地右前侧向我鞠躬回礼。礼毕，老先生老泪纵横，情不能自已。率性为人，真情流露，真乃谭家人之遗风也。我与老先生谈及我最看重的谭嗣同遗著《仁学》，老先生大喜，说这本巨著长期被忽视，其实它堪称近代史上中国人自己的人权宣言。这部巨著“写出数千年之祸象”，鲜明地指出：“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不始今日，固数千年以来矣。”几千年以来，中国传统政治与伦理感情巧妙地搅和在一起，导致了血淋淋的残暴被掩盖在温情脉脉的人伦关系的面纱背后。在许多读书人的笔下，漫长的专制社会成了一曲怎么也唱不完的田园牧歌。继李贽、黄宗羲、戴震之后，谭嗣同在《仁学》中对东方专制主义提出了最强有力的批判，这一批判远远超越了与他同时代的其他维新派思想家。他敏锐地触摸到中国这个病入膏肓的病人的脉搏，认为大病应下猛药，“救天下亟待之大病者，用天下猛峻之大药也；拯天下垂绝之大危者，斥天下沉痼之大操也”。
　　王船山所说的“历忧患而不穷，处生死而不乱”，是对人的胸襟和气量的最高要求。自古以来，能够做到这两点的人有几个呢？无疑，谭嗣同就是其中的一个。康有为曾经这样赞扬谭嗣同：“挟高士之才，负万夫之勇，学奥博而文雄奇，思深远而仁质厚，以天下为己任，以救中国为事，气猛志锐。”然而，我们的民族为什么偏偏容不下这样的天才和英雄呢？谭嗣同必须以自己的被杀戮来证明自己的正义，这又是怎样悲哀和荒谬的现实啊！这块墓地，既是我们的光荣，难道不也是我们的耻辱吗？
　　我们缓缓走下山坡，心口像堵了一大块铁。回首墓地，它已经隐没在一户农家的白墙青瓦之后。
大夫第里走出来的“叛徒”
大夫第在浏阳的市中心。浏阳人说，到浏阳，不可不到大夫第。因为大夫第不仅是一座精美绝伦的明清古建筑，更是戊戌变法第一烈士谭嗣同的故居。
大夫第建于明朝末年，在谭嗣同父亲谭继洵担任湖北巡抚的时候，得以大规模扩建。因谭继洵地位显赫，当地人称之为“大夫第”。现存的建筑仅仅是原来的一小部分，但也有近八百平方米。整座建筑坐南朝北，通高八米，有大小房屋二十四间，属三栋二院一亭砖木结构，具有典型的江南庭院式民宅建筑的特点，又结合湖南的地理特色，做了一定的调整和改进。今天，外面的街道已经是现代化的闹市，而一走进大夫第的大门，就如同走进了一个迥然不同的历史时空。在雕梁画栋之中，在从天井射进来的丝丝柔和的阳光之中，还能不能寻觅到谭嗣同矫健的身影呢？
其实，谭嗣同生前在大夫第居住的时间并不算长。他出生在北京，青少年时代大多陪伴父亲宦游在外。随着父亲任职地方的变化，他几乎走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回湖南老家几次，都是短暂的居住。但是，谭嗣同很喜欢这所老宅，他给自己的房间取名为“石菊影庐”。所谓“石菊”，也就是浏阳闻名全国的菊花石，因石头青灰如玉，有雪白的花瓣状似菊花，故名。谭嗣同的著作“旧学四种”之一便取名为《石菊影庐笔识》。他还喜欢使用菊花石制作的砚台，并写过多首砚铭，在友人之间唱和。其中一首为吴小珊作的《菊花石砚铭》云：“谓其顽而又觚，谓其逸不隐而文以华。墨之墨之当其无。浏阳者浏，曰惟厥家。噫信余不余畀，而以媵于吴。”这里很有几分夫子自道的意思，菊花石的纯洁和坚硬，不正是谭嗣同自己品格的象征吗？
虽然经过了百年风霜的洗礼，大夫第的精美与讲究依然让人叹为观止。每一扇门窗上面都有细腻的木雕，鱼儿像在水里游动，鸟儿像在空中飞翔。遥想当年的街道上，除去这家豪宅之外，大概一般都是低矮、阴暗、破败的民房。大夫第内的主人，位居一品，当然是冠冕堂皇；大夫第外的世界，民不聊生，饥寒交迫。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不算贪官，一生保守而谨慎，但官位到了那一级，制度自然会给予他这样的房产和其他一切物质利益。作为谭家公子的谭嗣同，为什么不安安稳稳地享有大夫第里的醇酒美人，而毅然选择“叛徒”的身份，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呢？
有关心灵的奥秘，是难于言说的。谭嗣同曾经跟随父亲在陕西赈济灾民，在给老师欧阳中鹄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
见难民作种种状，悚然忆及去年家乡之灾。幸有人焉以维持之，不然，大乱一作，惨毒当不止此。版赈者真公德无量哉！又自念幸生丰厚，不被此苦，有何优劣，致尔悬绝？犹曰优游，颜之厚矣！遂复发大心：誓拯同类，极于力所可至。
这里，谭嗣同隐然具有基督教的“原罪意识”，在自己的幸福与他人的苦难对比中产生严重的“不安”心理，从而开始反思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我享有的一切是理所当然的吗？我应该承担的责任究竟有哪些？这时候，一扇一扇的门次第打开了，光芒射得人睁不开眼睛。这也是一种“觉”和“悟”，与当年佛祖在菩提树下的顿悟相似。谭嗣同推开了大夫第的窗户，也推开了自己心灵的窗户。有一种等待是上苍专门为自己设定的，人的命运便是欣喜地向它奔跑过去。正像后来的黄花冈烈士林觉民在《与妻书》中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谭嗣同也是用生命实践了他的誓言。
漫步在大夫第内，徘徊在石菊影庐前，寝具、书桌和笔墨犹在，而主人早已离去。老杜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谭嗣同不属于“朱门”，只有路上行人的饥寒，才让他感同身受。他与父亲的关系是微妙的，父亲忠于传统，忠于僵硬的专制秩序，却清楚地知道儿子惊世骇俗的才华和冰清玉洁的人格。谭嗣同虽然拒绝了父亲给他安排的平坦的仕途，却依然对父亲拥有那一份天生的血缘之爱。在他决定为失败的变法事业献身的时候，并没有忘记父亲。他模仿父亲的口吻，写了一封痛斥自己“不忠不孝”的信件，借以让朝廷日后在清查家属时，不至于连累父亲。这真是“怜父如何不丈夫”。而父亲呢？在儿子遇难以后，谭继洵被从轻处罚，提前退休回到浏阳，回到大夫第。一个小小的生活细节说明谭继洵的内心是雪亮的：一天，谭嗣同的遗孀李闰因为想念死去的丈夫，在房中哭泣。谭继洵经过门外，听见哭声便止步劝说道：“媳妇不必悲伤，别看我是进行朝廷的一品大员，但我儿日后在青史上的地位，不知道比我要高多少倍呢！”
阳光透过窗框，投射到青石板铺就的光滑的地面上，宛如顽童涂抹的小方格。多少人脚步，沉重或者轻盈，在这块地板上走过。许多年前，一个坚定的叛逆者，走过长长的天井，鞋底带着天井里的青苔。
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金庸的武侠小说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但是其中堪称“侠之大者”的惟有萧峰、郭靖两人而已。萧、郭二人舍身取义，让人击节赞叹，尽管他们都是虚构的人物。而在血泊交加的中国近代史上，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此类“侠之大者”风起云涌、英才辈出。正因为有了大批英雄的出现，这一历史时期乃成为民族精神最具生机与活力的时期。两千年专制体制严苛的压迫，两千年奴性文化持续的灌输，两千年阴谋权术深刻的熏染，将我们整个民族的人格、精神和素质都降到了一个低谷。到了清末民初这一王纲解钮的关键时刻，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可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于最黑暗的乌云之中窥见一道凌厉的闪电。谭嗣同正是这个时代走在前面的“侠之大者”之一。
当年谭嗣同纪念馆所在的偏僻小街，今天已经扩建成为浏阳一条著名的街道。这条街道以同样是殉身于近代民主变革的烈士唐才常的名字，命名为“才常路”。当年，谭嗣同与唐才常惺惺相惜、肝胆相照，一起在浏阳兴办算学馆，以教育、启蒙为使命，开湘楚大地近代教育之先河。后来，谭嗣同在戊戌政变中殉难，唐才常悲痛异常，以更大的热情和更激进的姿态投入到自立军起义之中。不幸因叛徒告密，唐才常被捕后英勇就义。可以想像，两位大侠相逢于地下，他们将不再孤独，他们该是何等地快意恩仇。谭嗣同纪念馆位于才常路的核心地带，这可能仅仅是个巧合，却又仿佛是命中注定。我想，在如同彗星般掠过天际的英雄与英雄之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他们在此世以一杯浊酒告别，匆匆上路，而在不可预测的来世，总有再次相逢的时刻。
谭嗣同纪念馆的牌门高大而简洁。青灰色的大方砖历经岁月的磨洗，变得像砚台一样沉寂而凝重。牌门呈现尖塔状，中间的尖塔直指苍穹，仿佛是烈士生前悲壮的追问。整幢建筑笼罩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之中，其风格类似于西方的教堂。圆形拱门上面镶嵌着竖立的汉白玉门匾，上书“谭烈士专祠”五个大字。门匾的上方悬挂一大钟表。奇怪的是，表的时针、分针、秒针都凝固不动。讲解员告诉我，表上所指示的时间恰恰就是谭烈士就义的时刻，这是建筑师精心的设计，让后人牢牢记住烈士的风范。时间像流水一样无情，不同的人却能够赋予时间以不同的意义，这使我想起法国学者路易·加迪在《文化与时间》中所说的：
因天地影响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历史——人类在其间凭借天赋理性代表着光明的一面——只是对种种变化的描述。
每种变化犹如昙花一现，但合起来却形成永久的整体。
时间的意义是活动于其间的人赋予的，没有人，也就没有时间了。这个凝固的时钟将一个历史的断面抽取出来，它所呈现的是极其丰富的元素，是彷徨，是呐喊，是浓浓的血腥、是高昂的头颅。对于谭嗣同来说，他不必像帝王将相们那样访仙炼丹、期望长生不老，他在刀锋临近头颅的一刹那，就已经把死亡置换成永恒，置换成如浮士德所描述的“最高瞬间”。
一九一三年，湖南省代督军兼民政长刘人熙，呈请北洋政府褒扬谭嗣同，兴建纪念祠。当时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与内阁总理大臣唐绍仪公布褒扬令，与此同时，当地政府拨五百平方尺地，于一九一四年，由谭氏族人自费兴建，次年竣工。今天，纪念馆内还收藏着袁世凯签名的褒扬令，以及题词，阴险毒辣的袁氏在题字时，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尽管根据近年来历史学家的考证，认为谭嗣同并没有亲身进入袁的军营游说，而袁氏也并没有向慈禧太后告密，但袁氏显然是参与镇压戊戌维新的保守派干将之一。谭嗣同的死亡，无论如何他都脱不了干系。袁大头会恐惧吗？会惭愧吗？这样揣度他，未免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谭嗣同与袁世凯之间的差别，表明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远远超过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
谭嗣同就义五十年之后，当时著名的新闻记者张慧剑在笔记中专门记载了“谭壮飞被害五十年”一则。他充满敬畏之情地写道：
壮飞之胸襟、抱负、胆略、品质，求之历史上殆不可多得似者。人仅盛称其与大刀王五缔交一事，而不知其本身即为第一等之大侠。
又一个五十年过去了，今天的我读到这段话，真有起死人而肉白骨之感。倘若时间倒流，谭嗣同与张慧剑都起死回生，我能够与他们一起举杯邀明月，虽然不胜酒力，也要一醉方休。大部分的生命都是灰暗的，但是只要拥有一两个闪亮的瞬间，生命就有了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谭嗣同有《感怀》诗，说的也是这样的意思：
&&& 死生流转不相值，天地翻时忽一逢。
且喜无情成解脱，欲亿前事已溟蒙。
桐花院落乌头白，芳草汀州雁泪红。
再世金环弹指过，结空为色又俄空。
谭嗣同不是风流公子，不是潇洒文人，而是义薄云天的大侠。他的武功也许比不上大刀王五，但在骨子里他更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侠士。侠之大者，正如张氏所说，大在“胸襟、抱负、胆略、品质”上，武功倒在其次。张氏继续写道：
吾十余岁时读《仁学》，至“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驱除，死无恨焉。若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诸语，辄感激下泪。其时去壮飞遇害已三十年，民国建造且十年矣，史境大异而犹能中吾如此，则“侠烈”之气有以致之也。
有人不相信人格的魅力和精神的感召，而只相信权力的魔力和金钱的吸引，他们会嘲笑谭嗣同的“迂腐”和“单纯”。这一分歧，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远远超过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不管怎样，在此后任何一个时代里，谭嗣同都能够找到他的知音。知音不在乎多，二三子足矣。
历史上的许多次革命和改革，最后都沦落为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而老百姓永远是刀俎上的鱼肉。戊戌变法与此前的政治斗争之间划上了一道深刻的鸿沟，这道鸿沟是谭嗣同和与他同时就义的五位烈士用他们的生命划出的。确如卡夫卡所说：“没有殉道者，任何运动都会蜕变为廉价投机的利益集团”，作为殉道者之一的谭嗣同，从精神的层面上提升了戊戌变法的价值。他以自己的死亡完成了救死扶伤的大愿，从而在人类文明的天幕上，成为与布鲁诺、贞德、卡斯特利奥、甘地一样闪烁的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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