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77岁的陶富海已开始在家里接待客人。他坐在院中竹椅上和朋友品茶，四周简约大气的明代建筑，院门口翠绿的枣树、花椒树，如同穿越时空到了中国明代。　　　这个小院确实不普通，它建于明万历二十一年，是目前丁村民宅资格最老的一座。像这样地道的明清民宅，丁村共有40座。　　　其中，明代民宅院落以单体四合院为主，而进入清代，二进四合院增多，再加上门径设置的灵活，就如同进入了迷宫。明代民居建筑除了必要的雕刻外，基本全部为灰白蓝黄为基调的彩绘，而清代建筑的装修则融入了精美的木雕，显得华丽细腻。　　　丁村，位于山西临汾市襄汾县，东依塔山，西傍汾水，是“金襄陵、银太平”的膏腴之区。早在1954年，因附近一带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和丁村人化石的发现而蜚声中外。　　村里的老百姓说，没有“老陶”，就没有丁村的现在。　　　“文革”期间，接手襄汾文物工作的陶富海不顾夏天的炎热，半年间骑上自行车在土路上，摸清了全县的文物情况，并向县革委会反映了当时文物遭受破坏的情况，随后襄汾县革委会发布了山西省唯一的《关于保护文物的公告》。　　陶富海介绍说，上世纪70年代初，他住的这四合院属于3户人家，南房主人在外地工作常年不在家，西房主人家中无子女，而东房家儿女要结婚打算拆掉扩建新房。　　　“我听说这事后，赶紧向省里请示，当时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和文化局打算买下来，于是就由我定价、签合同，13300元买了这个宅子，在当时这个价钱可了不得啊。”他说。　　　陶富海回忆起当年购买第二座宅子时，语气中都带着紧迫感。他说，当时村里业余文物保护员告诉他一套明代万历四十年的院子卖给了一个建材厂，厂里已经派人去拆房了。听完他立马骑上自行车就去制止。　　　“我到那儿的时候，人家把房上的瓦都挑下来了，我就对厂里说，买下了也不能拆！”陶富海说，随后他两天没有睡觉到省里反映情况，当他听到山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梦说，“咬咬牙买了！”时，终于放下了心。　　　就这样，7000元又给国家买了一座明代民宅，后来陆续收回了21套院落，占全部民宅的一半。　　　为了不让房子显得空荡荡的，1985年，丁村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国家汉民族民俗博物馆，还曾经带动天津、甘肃、陕西、河南等全国各地前来考察学习。　　　走进丁村民俗博物馆的一个房间，晋南人的衣食起居就展现在了眼前。小巧的火炕，冬天既可以保暖，也可以做饭，炕上摆放的小炕桌是用来吃饭用的。内嵌在墙上的小壁橱里可以放碗筷，大壁橱可以放被褥。灵活可卸的窗户，随时可起到保暖、透风、防盗的功能。　　　走完几家院落，整个丁村的婚嫁丧娶、节庆礼俗就印在了脑海。　　　虽然丁村只有200多户人家，但村里手巧的媳妇们仍然擅长剪纸、织布、皮影、花馍等传统的民间手艺。今年70多岁的卫金鱼是丁村出了名的能人，她制作的长寿面、花馍等在当地小有名气。　　“没想到做了一辈子的面食，现在却成了个宝儿。”卫金鱼说，她曾经专门去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表演面食手艺，最近，老伴儿生日的时候，她还在《舌尖上的中国》上展示了一下自己的花馍手艺。　　“这些房屋院落本身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庄园的活化石。”陶富海说，生活起居、农业生产、私塾和祠堂，土地私有制、宗法管理制、儒家传统教育等都在这里得到体现。　　　近40多年来，虽然村里的劳力也有外出打工，百姓们也玩起了麻将，但村里传统的农耕生活依旧浓厚。　　“现在每年来村里旅游的有2万多人次，我们正准备举办陶寺文化节，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这一历史文化名村中的国宝民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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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All Rights Reserved.京ICP证010042号丁村组底界的侵蚀面--《地层学杂志》1990年04期
丁村组底界的侵蚀面
【摘要】：正 我国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丁村遗址,是1953年发现1954年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主持下进行系统发掘的。除获得三枚人牙化石和2005件石制品外,还有28种哺乳动物化石、5种鱼类、30种软体动物化石。经研究,人类化石处于早期智人阶段,文化期为旧石器时代文化中期亦即地史上的更新世晚期早一阶段。发
【关键词】：
【正文快照】：
我国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丁村遗址,是1953年发现1954年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主持下进行系统发掘的。 除获得三枚人牙化石和2005件石制品外,还有28种哺乳动物化石、5种鱼类、30种软体动物化石。经研究,人类化石处于早期智人阶段,文化期为旧石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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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富海:丁村文化研究
丁村文化研究——丁村遗址的意义与开发价值&&&& 陶富海一、关于“中国文化西来说”人们一提起“丁村文化”， 往往就都离不开“中国文化西来说”一词，并说“丁村文化的发现是对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有力批判”。其实，“中国文化西来说”，说白了，其本身就是一种民族心理形态的表现。西来说的来历，早在中国的明末清初就露出眉目了。有个德国人叫汤若望，原名亚当•沙尔，德国科隆的日尔曼人，继利马窦之后来中国传教，在中国生活47年，历经明、闯王、清等三个朝代死后葬于北京利马窦墓旁。雍正朝封为“光禄大夫”，官至一品。他根据圣经创世纪的传说，传意说“初人（最早的人）子孙聚处如德亚（犹太）……，其后，生齿（人口）日繁，散走遐遨，在中国为伏羲氏”，他把中国的伏羲也划归到耶稣的门下了。但真正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却是从十九世纪末开始，有三次波澜。第一次是十九世纪末，法国有个拉克伯里，他将中国和巴比伦的天文历法、科学发明、语言文字、政治制度、历史传说等各方面做了对比研究后，首先提出“中国文化源于古巴比伦”的观点，在清末一时甚嚣尘上，至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才逐渐沉默下来。第二次是瑞典人安特生。安特生是个“了不起的学者”，他拉开了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发掘的大幕，发现了仰韶文化，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从而改变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科的面貌，是一个成就卓著的“学者。&1918年，瑞典人安特生在调查古生物化石时，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彩陶文化，认为是从西亚那边传过来的，遂有了“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说法。到1921年,经中国政府批准，他和我国考古学家袁复礼一起对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进行了正式首次发掘，根据出土文物，才确认是我国远古文化的遗存。并命名为"仰韶文化"。“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论调也随之就寝。后来，随着对仰韶文化的大量发掘和更深入的研究，确定仰韶文化是黄河流域影响最大的一种原始文化，纵横两千里，遍及陕西、河南、山西、甘肃、河北、宁夏等地，距今大约7000年左右。第三次是1976年，前苏联学者瓦西里耶夫在他的《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一书中提出，“中国文化源于中亚说”，匈牙利一个学者也提出了丁村文化是从莫斯特文化来的观点。1964年有一个叫“托马”的西方人提出，黄种人远祖是沙尼达尔人和捷什克塔什人，从西亚出发经由西土耳其斯坦和南西伯利亚而到达蒙古的，根据他的说法，连中国大陆上的古人类都是西亚来的了，变相地提出了所谓“中国人种西来说”的论调。&“中国文化西来说”实质上既是民族自信或自卑的心理在文化研究上的呈现，也是当中国考古事业尚未展开或在萌芽时期的一种“被动”的局面。尽管从它的一出现，就有国人学士据理驳之，言之铿锵，但时起时伏，至今阴魂不散。远古人类文化交流迁徙的观点虽有道理，但不应将此问题绝对化。人类在中国本土产生发展，自身壮大，同时接受外来融入，形成自己的人种和文化，才应该是合理的。事实胜于雄辩，中国大陆就是人类文化发源的宝地，已经为其所出远古人类化石及其文化所证明。现今研究说，人类的发展轨迹是循古猿—能人（从1964年起，人类学家就在坦桑尼亚的奥都威峡谷和肯尼亚的图尔卡纳湖畔，先后多次发现了大批石器和古人类化石并存的遗迹。它表明大约在250万年前东非古人类已能制造工具而不仅是使用工具，因而进化到一个新的阶段即“能人”（意思是有技能的人）阶段，人类学家们把它们分别命名为肯尼亚1470号人和坦桑尼亚“能人”，同时，也把同一阶段的人统称为“能人”。）—直立人（大约在150万年前至50万年前，能人便已演化为“直立人”即晚期猿人）—早期智人（大约20万至10万年前，人类的进化达到新的水平。在这一阶段，人类的脑容量已经达到1 400～1 500毫升左右，与现代人相差无几，因而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把这一阶段的人类称为“智人”）—晚期智人（在大约10万年时，人类进化为晚期智人，现代人属于晚期智人。发展为现代人）。准此，让我们来看看中国情况：从录丰古猿（800万年）—元谋古猿（400万年）—巫山人（300万年）—西侯度文化（180万年）—元谋人（170万年）—蓝田人（100万年）—北京人（60万年）— 和县人（30万年）—丁村人、马坝人、大荔人、金牛山人、许家窑人（20—10万年）—许昌人（7万年）—柳江人、资阳人（5万年）—山顶洞人（2万年），以后进入新石器时代，延续近千万年，进化程序清楚，他们不都是产生在中国大陆上的古人类和他们创造的文化吗？这些，都事实胜于雄辩地证明，中国大陆也是不容质疑的人类发生地之一。可以这样说，“中国文化西来说”针对的是中国古人类的发生发展历史，所以，只要是在中国大陆上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都是对“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最好抗争。二、旧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旧石器考古学在我们国家开始是比较晚的。最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1920年，比利时神父绍特在水洞沟东边的黄土断崖上，发现了一具披毛犀的头骨和一件很好的石英岩石器。 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和德日进在宁夏灵武的边沟河流域也发现石器，并对水洞沟古人类文化遗址上进行了5个地点的发掘，获得了大量打制石器和少量破碎的动物化石。以后又沿边沟下游1号发掘点至上游红山堡到清水营之间(东西长约28公里的区域内)进行了调查，认为在整个水洞沟盆地的黄土中埋藏着许多完全一致的旧石器时代制作场遗址。接着，他们到内蒙古南边有个叫“萨拉乌苏”的地方，找到了石器，还发现了一枚人的牙齿化石，这就是开始的我国旧石器考古的材料。　1918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的龙骨山发现了一处有动物化石的山体裂隙；1821年和1923年他又和奥地利人师丹斯基发现了两颗人牙化石石英石片和一些动物化石。1927至28年开始大规模发掘周口店遗址，由瑞典的步林和中国的李捷主持，期间，又发现了人类化石如牙齿、顶骨，肱骨等，但大量的石英片却被忽视不顾。1929年，周口点的发掘工作由我国的年轻古生物学家裴文中主持，不仅继续发现了原始人类牙齿、骨骼，更可贵的是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并找到了当时人类生活、狩猎及使用火的遗迹，证实50万年以前北京地区已有人类活动。考古学家将这个距今约60万年前的完整的猿人头盖骨，定名为北京猿人。　在龙骨山顶部，于1930年发掘出生活于2万年前后的古人类化石，并命名为“山顶洞人”。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把中国国土上古人类文化历史的存在确定了下来。同时，在此之前发现的不被肯定的尼安德特人、海德堡人、爪哇人也因而得到了学界认同，从而明确了人类的发展序列，为“从猿到人”学说提供了证据。但遗憾的是在我国大路上虽有了五六十万年的北京猿人和文化，有了五万年至二万年的水洞沟文化、河套人、山顶洞人，但唯独没有发现三十到十万左右的处于中期阶段的石器文化与人类化石，给西方学者“中国文化西来说”留下了可乘之隙。同时，周口店的发掘，由外国人操控，花的美国煤油大王的钱，工作非常受限制。三、丁村人的发现与发掘1953年，我国国民经济正处于轰轰烈烈的恢复时期，临汾市的一项国防建设工程开工，所用粗砂，在襄汾县的丁村、曲里、柴庄和曲沃县大南庄开了4个砂场以供使用。随着砂子的挖掘和装运，人们不时发现一 些骨化石和石片、石块，有些人就把它当“龙骨”拿到药铺去卖。总指挥郑怀礼同志发现后，便找到工地负责人，谈了卖龙骨的事儿，并要求好好保存起来，以备国家考古研究之用”。同时，他又和原汾城县文教科程玉树科长取得了联系，在挖沙工地召集了工地负责人和丁村干部会，宣讲文物政策（日政务院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等）。会后，又邀请丁村完小教导主任丁阶三一起，把发现的化石逐一登记、封存保护，同时，上报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6月6日，省文教厅副厅长兼省文管会主任的崔斗辰同志指派王择义、白玉珍、熊正常3位同志前往丁村进行野外调查。几天工夫，便收集到了一批动物化石和一些不像天然破碎的大石片和石球，并将这些东西带回了太原。1953年10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以周明镇先生为队长，有贾兰坡、邱中郎、胡长康、孙爱玲和黄为龙、吕遵谔以及山西的王择义、王建等参加的野外考察队，到山西垣曲县进和古脊椎动物化石的调查。调查结束后所有考察队员返京，周明镇先生随王择义、王建返回了太原，目的是鉴定一下从丁村带回的动物化石。周明镇先生把丁村化石观察完了以后，于11月9日返京时，就把丁村旧石器标本带到了北京，新中国成立后旧石器考古的第一大发现将在那里接受专家们的“会诊”。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3位专家一同进行了研究，并确定是旧石器文化的一个重大发现，大家非常兴奋。11月27日，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又专门为讨论新发现的丁村旧石器标本举行了座谈会。参加人员除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外，还有夏鼐所长和袁复礼教授等，都是有名的大专家。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丁村发现的材料极好，而且非常重要，意义重大。这是中国境内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人类文化遗址，而且还伴有丰富的动物化石。鉴于这个发现的重要性，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将汾城丁村旧石器的研究作为1954年度野外工作计划的重点，丁村遗址的发掘提上了议事日程。日上午9时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组成的丁村发掘队到达丁村。发掘队由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裴文中、贾兰坡、吴汝康、邱中郎、吕遵谔、王建以及有关各方面的人士共20多人组成，贾兰坡任队长。上午一到，下午就开始了就近的野外调查，并且旗开得胜，首先发现了一具牛的下颌骨化石和几件人工打制的石片，这使他们信心倍增，暗自庆幸来到了一处古人类文化遗存丰富的宝地。第二天，他们以丁村为中心，北起襄汾县城，南到柴庄火车站，在沿汾河东岸11公里的沟谷里，开始了地质观察，并选择发掘地点。至24日仅两天的野外调查，就发现了9个含动物化石的地点。根据当年的中科院野外地点编号规则，将它们编成54：90至54：98地点。54者，1954年，后续号才是地点号。25日，开始对54：90和54：94两个地点进行正式试掘。从试掘结果可知，动物化石和石器都是出在由黄土覆盖下的砂砾层中，找到并证明了过去发现的那么些动物化石和石器在地层里的原生层位，有了充分的地层依据。试掘成功之后，根据当时的人力和物力条件，一方面将全队分为四个小组分地点进行正式发掘；一方面又组成了一支小分队，继续在汾河沿线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调查。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这个小分队又发现了一批新的地点，依次编号为54：99至54：103。10月初，发掘队长贾兰坡先生因父亲病重返京探亲。当时，鱼类专家刘宪亭先生刚从东北采集鱼化石标本返回研究所。鉴于贾先生的暂时离队，所长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先生，就请刘宪亭先生不辞辛苦，先到丁村代理一段工作。10月15日，发掘队员傅子安在王建先生主持的54：100地点，首先发现了一枚古人类的右上内侧门齿。18日，王择义先生在上次发现人牙化石约1米远的地方，又发现了一枚右下第二臼齿。这些重要发现，不仅喜坏了刘先生，作为研究古人类的专家吴汝康先生更是兴奋不已。他们立即将这一大好消息电告了远在北京的杨钟健所长和贾兰坡先生。杨钟健、贾兰坡接到喜报，惊喜万分，立即约同古生物学家周明镇先生一齐赶赴了丁村。山西省文物方面的负责人崔斗辰等也赶来了，还带来了慰问品。为了庆贺这些发现，队里不仅改善了伙食，还开了文娱晚会。11月5日，54：100地点又传出喜讯，傅子安先生又发现了一枚古人类的右上外侧门齿。除此而外，还发现了一具犀牛骨架，背向汾河侧卧着，除一条后腿肢离身躯比较远外，其余部分几乎都连在一起。在它的下面，还发现了一些石器和其它动物化石。在54：100地点的捷报频传的同时， 98地点和 99地点，也连续发掘出了大量的人工打制的石制品和哺乳动物的骨骼化石。丁村发掘，全面丰收，收获喜人。这一次发掘从日至11月12日，共计工作52天，除工作人员外，每日平均有民工24人参加发掘。在系统发掘的9个地点中，共发掘含石器和化石的砂砾1322立方米，如果连上部黄土在内，发掘体积达3243立方米。此次发掘，除获得石制品2005件和28种动物化石，鱼类5种。尤其令人高兴的是发现了三枚古人类的牙齿化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我国境内第一次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人们的喜悦心情，真是无以言表。这次发掘的成果，确立了“丁村人及其文化”在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地位。1975年夏天，特大洪水漫溢了汾河河道，丁村人化石的产地54：100地点河岸坍塌，砂层流失，受到了生死存亡的威胁。为了确保54：100地点的安全，山西省文管会在接到襄汾县的紧急报告后，呈报国家文物局当即批准对丁村遗址54：100地点进行保护性抢险发掘。1976年8月，由山西省文管会以及临汾地区共同组成了丁村遗址抢险发掘队，并选拔周围曲里、毛村、下尉等村的21名青年，以“考古短训班”的名义，边传授知识边发掘学习，开始了丁村遗址的第二次发掘。这次抢险发掘，历时三个月，取土石砂砾2550立方米，陆续发现了一些新的含石器和动物化石的地点，出土石制品近千件，动物化石200多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54：100地点又发现了一块丁村人的右顶骨化石，而且与1954年的三枚人牙化石同处一层，间距不足10米。从此，作为古人类家乡圣地的54：100地点，更加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为了更加深入地保护和研究丁村文化，自1977年至1980年，在山西省考古所以及临汾地区有关同志的主持下，继续对丁村遗址范围内的汾河两岸的地层地貌以及文化内含作了更大范围的调查、勘探及试掘。通过几年的工作，证实了丁村遗址不是仅限于1954年汾河东岸单一的中期文化的11个地点，而是扩及汾河两岸，时代包括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跨越时空达几十万年，地点多达27个的大型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群。这个发现，在全国范围内也是不多见的。四、丁村人与丁村文化的文化特征先说丁村人化石。1954年丁村发现的三枚人类牙齿化石，属于一个约十二三岁的儿童的牙齿。其内侧门齿齿冠的舌面和北京猿人一样也有底结节、指状突和呈铲形结构，上外侧门齿也呈铲形，臼齿的咀嚼面呈十字形，这个结构中国人最多，约占百分之八十。总的特征比北京猿人进步，有些特征接近现代黄种人种。1976年发现的幼儿右顶骨化石，属于一个周岁幼儿，具有顶枕间骨（印加骨），这个特征在黄种人中所占比例更高，仅北京猿人就占一半，丁村人一块头骨一块有，可说是“百分之百”。由于其发现于丁村，故学术界约定俗成的称其为“丁村人”。丁村人的铲形门齿和顶枕间骨都是蒙古人种（黄种人先祖）的特征，证明其与北京猿人较近而与西方白种人相去甚远，更何谈西来之说，无疑，他是中国本土黄种人的祖先之一，再看丁村文化。丁村文化就是丁村人所创造的石器文化，以尖状器、斧状器、刮削器、石球为主体文化组合，由于其一般以器型硕大、独特且规模大为特点，具有时代与地域的代表性，是中国大陆自有旧石器考古以来的第一次发现的有别于北京猿人石器类型的新型旧石器文化，所以被学术界命名为“丁村文化”。丁村人及其文化自1954年发现以后，陆续又发现了蓝田、西侯度、匼河、三门峡等多处与丁村文化性质一致的文化遗址和化石，把以尖状器为传承纽带的文化特点风格的文化从180年延续到了2万年。其土生土长的特点与有序的传承性显而易见，又何谈西来！1976年，正是前苏联学者瓦西里耶夫发表“中国文化西来说”的那一年，也正是丁村遗址第二次发掘的那一年，也正好发现了丁村人幼儿右顶骨化石。同时，由于当时“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政治需要，也正好拿丁村的发现当了“子弹”。不过，主要从学术意义层面上讲，丁村人化石的再次发现，也确实再次证明中国远古人类及其文化，是在中国大陆产生和发展的这一不可争辩的事实，对“中国文化西来说”是个有力的批判。如果说丁村文化的中期十来万年的文化是“西来”的话，那么，以尖状器、斧状器、刮削器、石球为主题组合的文化特色，在丁村早期地层里（二十万年以上）也有丰富的发现，又该作何解释？何况这些器物从丁村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的丁村地层里，连续重复出现，又该如何解释？再大一些说，从180年的西侯度，到100万年的蓝田，再到60万年的匼河，再到20万到2万年的丁村，都是以尖状器斧状器刮削器石球为文化纽带的，是一脉相承的一种旧石器文化，它们又是从哪里来？不言而喻，它们从本土来，是本土的固有文化，西来说纯属无稽之谈。五、丁村遗址的价值与意义1、它是我国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址，填补了我国大陆缺少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缺环。根据过去将人类发展分为猿人古人新人的三分法，解放前我国已经发现了北京周口店五六十万年的猿人化石，和北京山顶洞人一万八千年的新人化石，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古人’阶段的化石是个空白，也就是说大陆人类进化中间古人环节缺失。随着丁村人的发现，其年代正好处于北京周口店猿人和山顶洞人之间的中期古人阶段，十万年左右，这样就把中国大陆远古人类发展从早到晚连了起来。从目前发现的标本，测量过它的存在年代，丁村人化石大概距今十二万七千年到八万年之间，一般讲是十万年左右。而丁村文化则是早者二十多万年，中期十多万年，晚期二万多年。如果按现在的早期直立人晚期直立人和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的四分法算，丁村人则是早期智人。由于他填补了中国人类发展史的中间环节，有力地批判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论调，所以他在学术意义上是具有举足轻重的不可替代的意义；2、近代考古学的开展在我国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才开始走上科学发展道路，而且是由外国人操纵的。比如，解放前，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的发掘就是由外国人出资金，外国人控制的考古发掘，中国人只是参与，没有主动权。仰韶文化最初也是由外国人发现和调查的，那是旧中国考古现状。而丁村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由自己的科学家、自己的经费、自己发掘、自己研究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大型遗址，是新中国成立后旧石器考古学自力更生发展开拓的第一步，从此，中国旧石器考古学迈开了大步，蓬勃发展，因此，它又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3、建国初期，国我旧石器考古人才很少，只有裴文中、贾兰坡等参加过周口店发掘的少数几位开拓者。丁村的发掘，相当于是我国第一个旧石器考古训练班。当时参加发掘的队伍是从各个大学、各个研究单位调过来的，一共28人。他们边发掘边学习，由裴文中、贾兰坡、吴汝康、周明镇、刘宪亭分讲考古学、人类学、地质学、动物学，是一个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训练班。通过丁村的发掘培训，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培养了第一批考古研究人才，他们后来都是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顶梁柱，仅将其中的中科院院士列后：裴文中&& 已故，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著名考古学家，中国旧石器文化研究奠基人之一，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发现者，中科院院士。（1954年）贾兰坡&& 已故，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著名考古学家，1954年丁村发掘队长。（1954年）周明镇&&& 已故，著名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中国古生物学会会长，1953年，就是他把丁村最早发现的石器和化石带到北京的。（1954年）吴汝康&& 已故，著名人类学家，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中国解剖学会会长。（1954年）吴新智&& 著名古人类学家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1976年参加丁村遗址54：100地点抢险发掘。（年）刘宪亭&& 著名鱼类学家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1954年曾任丁村发掘代理队长，期间，发现了人牙化石。（1954年）这也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为了说明丁村人在人类发展史中的地位，这里附带介绍一点基本知识;人类的发展史的分段曾有几种分法。最早为三分法，猿人阶段（早期）、古人阶段（中期）、新人阶段（晚期）。丁村人属于连接猿人和新人的古人阶段即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人类。丁村人化石最早的研究，就是按这种分法分的。后来有一种两分法：猿人阶段和智人阶段，但在两者里又细分为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北京周口店人属于晚期猿人，丁村人属于早期智人，我们现在的人类，包括山顶洞人属五万年以内的人类属于晚期智人。今天世界通行的一种分法，为能人、直立人、智人，同样又分为早期直立人，晚期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之所以称为直立人，是从人类进化阶段来讲的，因为古猿尚未进化为人的时候是四肢着地行走，当他会站起来以后，两个前肢解放出来，前肢就进化为前臂，从猿到人的进化中，直立是第一步，是很重要的。当他会制造石器的时候，就成为直立人。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里明确说，“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北京周口店人属于晚期直立人，丁村人属于早期智人。尽管对丁村人的称谓有些不同，但都没有脱离早期智人的阶段。近年来，人类最初起源地又成了热门话题，我国的人类起源又受到了挑战。关于这个问题，因离本文宗旨较远，不多赘笔，将参与丁村两年发掘的中科院院士吴新智对中国大陆人类起源的研究与认识简录如下，以供参读。人类起源学说“主要是两派。一派是多地区进化，说现代人是在好几个地区，比如说东亚、东南亚、非洲、欧洲等地发展出来的，这些地区古老的人，就是从猿人、早期智人，在各自的地区进化, 发展成现代人。第二种认为是出自非洲，为了与二百万年前的‘出自非洲’相区别，是指近期出自非洲，大体上是在二十万年前。1987年刚刚创立这个假说的时候，说的是二十万年前，后来认为时间缩短了，说十五万年前，有的说更晚一点，在非洲出现了现代人。那时候旧大陆全都是古老型的人类。这些现代人在非洲进化，大概到十万年前，有的人说六万年前，一部分就走出了非洲，一部分到欧洲，一部分到亚洲。到中国大概是在六万年前，有的说更晚一点，到了中国以后把中国原来的那些人完全取代了。新来的这些人就繁衍后代，成了我们。多地区进化的证据包括全世界: 主要是欧洲的，非洲的，还有东南亚、东亚的这几个地区。以中国为例来说。中国到现在为止发现了很多化石，具体来说有七十多个地方发现了人类化石，大部分都比较零碎。还有少部分有头骨, 也有比较完整的标本。根据对这些标本的研究，我们发现他们有一些共同特征，比如说这是广西柳江的化石，以它为例子。中国人类化石头骨脸都比较扁，鼻梁是比较塌的，不像欧洲人那么高，另外眼眶大体上是长方形的，不像欧洲很多人是圆形的。还有许多其他的特征比如眼眶外侧的脸面比白种人较为朝向前方, 面部骨骼的下缘是弯曲的, 鼻腔前方的开口与眼眶之间的骨面是平的, 上门牙呈铲形等。大多数黄种人的上门牙从后面来看，两边隆起，中间微凹，就像煤球铲子一样，我们叫铲形门齿。中国发现的十几颗上门牙化石，都是铲形的。现在的中国人中有百分之八、九十都是铲形的。反过来，欧洲现在的白种人绝大多数都不是铲形的。他们的上门牙背面的两边是平的,不隆起。非洲的黑种人，大概10%是这样的，澳大利亚土著人大概1/4是这样的，我们黄种人跟他们不太一样。但这一点跟我们化石人非常符合。所以说这是连续进化。反过来，如果说中国人不是连续进化，中间又换了种的话，那么这些共同的特征就应该不会延续那么久了，早期的人是这个样，晚期的人就变了。所以这是连续进化的一个证明。吴新智对中国这种情况有八个字概括，头四个字就叫“连续进化”，后四个字是“附带杂交”，就是说中国的化石人类与境外的人类还有比较少的，杂交。比如说跟欧洲、东南亚的还有混杂、杂交，就是基因的交流。基因的交流有一些形态上的证据，比如说眼眶，中国大部分人类化石的眼眶都是长方形的，而这个（用手指示马坝头骨的眼眶）明显是圆的，这是广东地区的，中国化石除了这一个圆的眼眶以外再没有别的头骨是这样的了。他这个眼眶是圆的，肯定是基因决定的，他这个基因是从哪里来的? 在中国找不到根源。而在欧洲，这个圆的眼眶就比较多了，当然也不全是。如果我们推想这个圆眼眶基因是从欧洲过来的，可能就是比较合理的。另外这个头骨后面鼓起来了，有点像女同志梳了一个发髻，这是广西柳江出土的头骨，四川、云南各有一个头骨也有这样的构造，这些都是比较晚期的。中国再早的头骨都没有这个构造。而在欧洲，三万五到十万年前具有这种构造的头骨有很多，十个头骨当中有九个都有这个，而中国再早一些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基因是从欧洲过来的。除此之外，中国还有个别的头骨的鼻梁是比较翘的，这个在中国也找不到根源，可能就是从欧洲或者是非洲过来的,那里的鼻梁有许多是翘的。这些情况 说明在连续进化的同时，与境外有少量的杂交，所以叫附带杂交。这种杂交在早期是比较少的，越到晚期，因为人的活动能力强了，交往越来越频繁了，所以到后面的几千年就相当频繁了，外来的基因多了以后，就把原来那样的基因组成冲淡了。因此，中国现代人的眼眶有的是长方的，有的就是圆的，或者是在两者之间的。所以连续进化的共同特征，并不是全部都延续到今天。有的是延续了，比如说铲形门齿，但延续的不像原来那么多，大概百分之八、九十，但在一部分人和一些特征没有延续下来。&六、遗址现状丁村遗址1961年和北京周口店遗址一起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4年由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树立保护标志。同时，丁村建立了由丁村曲里柴庄等村业余文物保护员组成的业余文物保护小组，对丁村遗址进行保护。多年来，由于只重视所谓保护，因而忽视了开发利用，把丁村遗址变成了一个无人问津的“死遗址”。同时，由于管理不善，遗址内到处是挖沙的坑点，一直遭受着一定程度的人为破坏，再加上自然的破坏，丁村遗址到达濒临消亡的地步。为此，新华社记者曾给于关注于报导（2000年《山西丁村遗址将消失》），引起了一些重视。《大内参》看刊出，中央领导批示，国家文物局拨款督办，在54:100地点筑起了护岸水坝，遗址情况得到了某些个改善，但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个死遗址。另外，在管理体制方面也存在某些不便之处，也相对地制约了丁村遗址的开发利用。为了考古研究与管理的方便，在上世纪文革结束、丁村遗址取重大考古成果的时候，由贾兰坡提议，临汾地区成立了“临汾地区丁村文化工作站”，负责对丁村遗址和丁村民宅的保护与研究，实际上是个地方文管所性质的准研究机构。1985年，由丁村文化工作站具体筹备，建立了我国第一座反映汉民俗的丁村民俗博物馆，两个牌子一套人马，负责对丁村遗址以及丁村民宅的文物保护研究工作。在此期间，曾有过规划进行部分开发，如建立石器打制模拟场地、纪念馆、衣冠冢、丁村人发现地的展示等，但由于领导的更换、资金的无着、形势的变化，一直没有实现。同时，由于丁村的工作重点转到了丁村民俗博物馆方面，对遗址的保护研究工作基本停顿，丁村工作站也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除了为数不多的专门学术研究人员到遗址进行研究取样外，一般游客也只是到主标桩看看，好的听听解说，仅此而已。丁村遗址成了一处生涩的不被人们理解和看好的去处；成了仅供专业人员光顾的研究对象，除了学术意义外，几乎丧失了社会意义。七、前景展望自从襄汾县提出转型发展战略以来，丁村遗址开发问题也提到了议事日程。2005年即开始编制规划，招商引资，并修建了公路，成立了开发指挥部，但一直是虎头蛇尾，老是雷声大而雨点稀。2011年，山西省委把丁村列为全省十大文化产业园区之一，丁村的开发步子加快了。5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在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省长王君、宣传部长胡苏平等领导的陪同下，视察了丁村。李长春同志对人类起源、能人、气候等方面的情况非常关注，提出来一些问题，得到了较为满意的解说，对视察表示满意，并提出索要解说词。之后，由襄汾县委书记王国平和丁村民俗博物馆研究员陶富海共同给李长春同志写了关于丁村遗址意义及现在情况以及建立丁村遗址国家考古公园设想的汇报，很快得到了回应。李长春、刘延东以及任建新等中央领导都作了重要批示，批示国家文物局、文化部、旅游局给于关注组织论证。从此，丁村遗址的开发问题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对丁村文化的陈列展示，丁村民俗博物馆已经制定了规划，要利用现代高科技之力，演绎古人类生活场景；动物标本复原，展现丁村遗址古生物品种的丰富情况；丁村遗址原始景观的复原，再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特色产品经营。吸引游客参与和互动，开展遗址休闲体验；营造远古丁村人的生态环境等。目前，丁村遗址保护规划已经通过论证 ，上报国家文物局，丁村遗址考古规划已经批准，今年开始实施，遗址公园规划正在加紧进行。把丁村遗址由一个死遗址变成一个供人们游览、参与、学习、休闲、文化享受的一个文化产业的日子不久将会到来。&丁村民宅的意义及开发价值&&&& 陶富海一、&&&& 丁村民宅的规模丁村保留着一大批建自明万历间至清代末期的民宅建筑群，其规模之大，建筑之精，装修之巧，保存之好，在我国尤其是北方地区也是名列前茅的，是研究我国北方民宅建筑和居住习俗的珍贵实物资料。1961年，丁村明清民宅被公布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丁村民宅，集中在明崇祯年所筑的一道“四角俱正，唯缺东南”的土寨墙内，当地人称这个土寨墙为“城墙”。在这道土寨墙的南北方向分别筑了两个楼阁式“城门”，北门匾曰“向都山”，南门匾曰“宅明都”，东门因与敬村有地亩之争，只券了门洞就封起来了，而西门根本就没有建。由于丁村系丁氏族人为主体筑墙建屋，辟滩为村，因而也就顺呼其名曰“丁村”。有时也称“庄”，如乾隆三十六年一块碑上就写着“庄之南门外”。家谱也称“丁氏一庄”。至今，村民尚有三分之二为丁姓，皆为一支或近支抑或同族。从空中俯看，丁村人说丁村的形状是“金龟戏水”。原来，在丁村寨外的四角分别有魁星阁、财神阁、文昌阁、玉皇庙四座殿阁是为龟足，东有狼虎庙，西有弥陀院为龟的首尾，再西有汾河。若以村寨为龟身，还正象一只大龟爬在沙滩上。龟为四灵之一，大概是祈愿村寨安全久远富贵平安吧！丁村民宅呈东北西南向长形分布，自东北至西南依次分成北院、中院、南院、西北院四大群组，保存较好的院落有40座之多。这四大民宅建筑群组，以建于明万历33年的村中心的“观音堂”为领首，以丁字小街为经纬，分布于四方。观音堂前，东、西、北三条路口曾各树石牌坊一座，东枋曰“慈航普渡”，西枋曰“汾水带萦”，北枋曰“古今晋杰”。观音堂背靠是万历三十三年凿挖的天池，正中悬“观音堂”匾额，两侧各悬“德水常清”、“宛然南海”金匾，石柱楹联上为“殿座池塘漫云宝筏消迩少”，下为“堂临冲要俱是金绳引路多”，系中院捐职州同丁溪莲之父丁嘉錀的手笔。再后，以道光年间为中院举人丁溪贤所建的“观景楼”为屏障，以正面三座牌枋为前界，形成了一个前有三枋相拱，后有高楼为屏的丁字形小广场，是丁氏族人的聚会场所。每年春节元宵，张灯结彩，架设鳌山，锣鼓喧天，灯火辉煌。高高树立的门灯架上的“天下太平”，在灯光照耀下闪闪发光，人们扶老携幼，前呼后拥，一派尝心乐事，表现着太平盛世人们的欢娱心情。当年之盛，可见一斑。惜牌枋现已不存，惟留空堂一座迄立池边，充作曾是红火天地的见证。这些民宅，从建筑风格和纪年题记上看，在创建上拉的时间很长。如雍正8年的大院，乾隆15年才盖起中厅，隔了20年。乾隆10年的大院，19年才盖的大门，隔了9年。这样的情况，大概是由于财力的不接，另一方面由于支系繁衍发展，人丁急增，不得不增建房屋的缘故造成了反映在院群座落上的时代差别特别明显。北院以明代建筑为主，均建于万历年间，最早建房题记为万历21年（1593年）。基本上是八品寿官丁翰卿一支的产业，后在乾隆年间又有大批续建，但仍系丁翰卿之子孙所为。中院以清代雍正、乾隆间所建居多，系北院丁翰卿之同宗兄弟丁松清之子孙丁衔武、丁坤等人所建，后有道光建者，亦系丁坤之重孙丁庭柱等所为。南院的情况较为复杂，既有丁玉恩建于明万历48年者，也有其重孙丁建文、丁建武等建于乾隆20年者，更多的则是由建文之孙丁殿清等建于道光咸丰年者，但均系一脉相承，与北院中院没有明显关系。乾隆时的丁世德在为丁比彭所纂家谱序中曾说“丁氏一庄，宗分脉异安知其始非一本所衍也？但无谱可稽……”。西北院较为分散，留存民宅较少，以乾隆、嘉庆年间者为主，其谱系至今尚无更多资料可供研究。在现存的40座院落中，据其建筑本身自留的建房题记可知，建于明万历者6座，清雍正者3座，乾隆者11座，嘉庆者2座，道光者2座，咸丰者3座，宣统者1座。另有民国者2座，未发现纪年但建筑风格类清者10座。二、丁村民宅的营建明万历年间，是丁村营建的第一高峰。当时丁氏族人已经非常富裕，不仅开始注重了培养自己的儿孙入塾读书，以实现其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传家宗旨。同时，又继续扩张土地，争取营造更大的经济规模。我们就以丁翰卿的三个儿子为例，大儿子丁诚，不仅在本村购买了一百多亩土地，而且在汾河西岸的堡头、中尉、柴寺等村也购买了近百亩土地，使其土地占有量达到二百多亩。二儿子丁诏亦不干示弱，前后在本村外村也购得土地近二百亩。尤其是四儿子丁谞 ，仅在河西陈郭、小张、下尉、古城等地购地二百多亩，加上村内地产，土地拥有量达到三百多亩。大量的土地，带来了可观的效益，丁氏族人开始了营建。让我们来粗略地算一笔帐，丁氏兄弟三人共拥有土地近八百亩，若以每亩小麦二百公斤计，每年即可产麦16万公斤即32万市斤。这个数字的概念是换得了大量的银子流进来，从而使大量的房子盖起来。如丁诚，原有院落一所，后来又在“旧院东边相连建新院一所，四面皆廊”。丁诏原本也是一座院落，后来于万历四十年也在“旧院东边相边建新院一所，东西北三面有廊，南面开建中门，门外又建南房三间，砖窑一眼，小楼一座”。丁谞也在“旧院前相连建新院一所，四面有廊，房屋高大”这个时期，丁村新建院落达9座之多。用丰收的粮食换以更多的利益，使丁村人尝到了经商的甜头，丁谞先迈出了步伐。丁谞在建筑本村新院同时，又在古城镇置办市房，开起了杂货及车马大店。据家谱描述“古城镇有市房数处，坐落在大街北头桥北路东西两边。路东门面房两间……店内北马房三间，路西门面房四间……店内北房两间，房与门面房相连，西窑一孔，北窑一孔，窑后小院一所”（详见附录丁氏家谱）。这时候的丁氏族人已经正式走上了商业轨道。进入清代，丁氏族人从商者越来越多，由商业带来巨大经济利益，打开了丁村人对商业经营的眼界。他们一方面利用这批资金力图打入仕途，以取得更大的利益，纷纷捐输银两，买了几个六品州同头衔，如丁溪莲、丁先登、丁燿等人。也有买学衔的，如乾隆36年，丁得民就花了六石多粮食买到了国子监的监生执照。这时的丁村族人的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家谱自豪地说“游泮者有人，食饩廪者有人”，他们的后代有的中式举人，有的被铨为典史或州同。这种荣耀，“不特见于汾东，而且扬显于太平邑”。在这种良好的农商连手的氛围中，雍正7年，武秀才丁比彭也携资到河南经商，至乾隆19年，仅20多年，他就盖起了一座有20间房屋组成的四合院。这个时期，丁村又掀起了更大的营建，从雍正7年到乾隆56年的60年内，丁村共新建了12座院落，从而奠定了今天丁村的村落部局。在建筑风格上，一扫明代的朴素大方作风，而是大量使用了木雕技术，使建筑更加宏伟华丽，同时，也注重了建筑的文化品位及游娱性。如嘉庆六年的举人丁溪贤，就曾以五百两银子的代价，买下了村中心天池南面的一段地基，由其子丁庭柱丁庭桪于道光21年建了一座卷棚顶的“观景楼”。如今，该楼仍然屹立，游人登上斯楼，面对天池，远眺村景，当会有一种睹物思情的情思悠然而生，自有别样情味。南院的商业活动开始于乾隆以后，道光咸丰时达到顶峰。南院恰恰也在这个时期，即从道光25年至咸丰3年短短八年时间，一举拔地而起了六座四合院。尤其是州同、处德堂老板丁先登的府邸更具规模和代表性。这批建筑填充了丁村西南隅，形成了今天丁村的样子。西头的州同丁燿，虽然也在宣统元年建了一座四合院，但已不影响丁村的格局。经过三百多年的经营，一座古色古香规模宏伟的明清村落座落在了晋南大地上，成了镶嵌在金襄陵银太平上的一颗耀眼明珠，放射着永远的光芒。丁村人由耕读传家诗书继世到经营贸易买官入仕，走上了一条农官商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种模式，丁村人的道路，就是这个模式的缩影。在丁氏族人的六大支脉中，由经商而中兴者，以西头丁燿和南院丁先登最具代表性。西头的发展，在乾隆以前，是不能和北院中院相匹敌的。但到嘉庆以后，由于丁天培的中州商业财源大发，才使财势日益雄厚。靠着挣来的钱，连年在丁村买房置地，红极一时。几年光景，连买带建，弄下了50多间房屋和200多亩土地。尤其是他的孙子丁燿，靠着这钱，还在光绪六年捐了六品州同顶带。西头的商业经营基地在河南禹州，咸丰年间的铺号叫“泰逢源”，买卖不算大，拥有资金不足两万两，专营中药材的批发零售。由于经营有道，致使财源茂盛。丁耀看准了中药材市场的巨大潜力，便又从“泰逢源”抽出4500两银子，又搞了个“泰丰怡”，专门作广州香港南路的中药材批发生意，当时禹州人送给了他们一个雅号叫“广货棚”。原因是丁耀把中药材发往广州，然后由“下广”人员负责在广州采购洋货和广货，再发回禹州来卖。一来一往双满载，来回都赚钱。到光绪三十四年年终结算时，丁耀仅在泰丰怡一家除去本钱，连人带股就分得纹银5683两之多。第二年，丁耀不仅在家乡丁村盖起了一座彩绘雕梁的四合院，而且还认购了当时山西商办保晋矿务总公司的十股股金。提到南院的商业经营，就不能不提到捐职州同、处德堂老板丁先登在咸丰同治年间在西路的经商活动。他与他的同胞兄弟丁连登一起，以甘肃的宁县和陕西的三原、泾阳为基地，经营布匹粮油及典当业。“处德堂”为丁村总号，各地分号由信得过的“掌柜”负责具体经营具体业务，并按时向总号老板汇报情况请示工作，而丁先登兄弟则坐镇丁村遥控。他们在宁县的铺号叫“大顺诚”，由杨兆鳌负责，泾阳各三原的铺号叫“大顺长”，由关思恭和赵彩章负责。其商贸活动路线及方式，以水运与发标并行。往西顺泾河而上至兰州乃至武威、凉州，顺汉江至湖北、湖南再至广州，顺渭河入黄河转入汾河至绛州、曲沃等地。清末至民初，南院又新生了以丁涵为代表的新的商业家。当时在河南禹州有许多商号都有丁村人及附近乡友参加。如丁涵的“豫益永”，丁珍鳌、丁秀鳌兄弟在“泰丰怡”，丁振铭加入了“义庆源”等。靠着经营有道和乡帮的联合势力，“太平帮”一时红遍了禹州，各商号纷纷与之靠拢，以求发展。光绪二十四年丁村重修“三义庙”，他们就从禹州的同豫公、春茂元、泰昌和、同吉福、忠信德、钧茂益、永泉茂、涌益源、永泰正等多家商号引回了足够资金，为丁村作了有益的善举。丁涵本人也在民国二十三年新盖了一座小院和部分场房。丁村商人在外地的活动日益受到重视、得到承认。民国初年，宁夏平乐县的商会会长就是由丁村人丁德生担任的。1935年丁村创建新的学校，丁德生就从宁夏的百汇川、敬义泰、协成裕、启盛诚等55家商号引回了资金，不仅建了一座崭新的学校，还请丁涵为学校题了“为国育材”的匾额。同时，还用剩余资金打造了汾河渡船、修葺了玉皇庙和娘娘庙。在本省，北院的丁黑塔在阳城县的润城镇经营了乾隆老号“正盛椿”，张玉景在城内开设了“慎源鑫”，生意也相当不错。丁村人由农业步入商业，以农业为基点，以商业为财源，从明末至民国初年长达三百多年，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旷世之举，但他们从商业获得的巨大经济效益，确使丁村人开拓了思想，富裕了生活，建了大量民宅，作了许多善事。他们从种地到经商到作官，走出了一条农商官相结合的新的农村发展模式，对于促进当时的农村经济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今天看起来，对于我们来说，不见得完全没有裨益。三、丁村民宅的价值与意义北方明清民居建筑的活标本&&& 村落，是人类聚居的地方，它是人类社会活动和发生社会关系、由一定人群共同因居住关系所组成的一种相对独立的地域社会。它保存的建筑、庙宇、街巷、堡墙及与人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水井、天池等相关的设施以及个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基础、社会形态和文化、信仰、组合、活动等，都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它承载了历史，纪录了变化。丁村明初建村，以族居而名村。村内，以观音堂为中心，以丁字街为经纬，将民居分为北院、中院、南院、西北院四大群组。村落与庙宇及自然景观，巧妙的组合成了一个金龟戏{汾河}水的吉祥图案。宣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四十座四合院，总计六百余间房屋。其中，明万历六座，清乾隆十一座，雍正三座，嘉庆二座，道光三座，咸丰三座，宣统一座，虽无纪年，但风格确属清代者十座。这些建筑，集中在明崇祯年间所建的堡墙内，独立而封闭，可以说，是丁氏家族聚居的一个庄园式的建筑群体。整体建筑以四合院为主体风格，庭院相连，小径互通，恢宏壮观，幽静恬适，时代风格与建筑的地方特色极为明显，集中反映了晋南、豫西、关中这个古代华夏中心三角地带的民居建筑风貌，是我国北方地区保存的规模大、年代延续久、极具地方特色的、以村落为单位的民间建筑群。他的最大特点是建筑完整，街巷院落基本是明清的原布局，依历史发展而展现，朴素壮观，没有一间房子是赝品。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早在1961年，他就是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进级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国家将民居列入保护单位的第一例。保护工作者多年来，一直严格坚决执行文物保护法，以保持文物建筑原貌为主旨，不许拆不乱建，才得以留下了这处我国北方民间建筑的活标本。村落的形成是自然环境与人类相互选择和适应的结果，在长期的互选中采纳或放弃，最后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自然和人文以及建筑相互容纳的和谐的空间形态 ，人和自然互为依存共生共容。这是一个集生态学、景观学、建筑学、民俗学为一体包括平面形态、气候作物、土地水系等内容的一个社会自然形态。其本身就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因为它有一定的历史、旅游、民俗、建筑、人文的价值。因为它随历史自然环境和社会形态、经济经营的变化而变化，因而它也带有一定的历史社会的烙印。正因为它的这个烙印，它才更具有价值。由于村落的变化周期太快，所以在祖国的土地上保存了大量的这类性质的文化遗址，成为历史发展的见证。丁村能如此完整的保留了一座历时五百年的村落，实实的难能可贵，其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封建社会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活化石&&& 在封建社会，土地集中在个别人手里，他们拥有生产资料，靠僱用长工来进行农业生产，而穷人则靠出卖劳动力以換取生活资料，这是中国农民在历史上的一种特殊阶级关係。正因为这样的生产模式，产生了各自独立进行全程农业生产的保守的建筑格局，这种格局无疑是封建社会的特殊产物。丁村的房屋建筑格局，是和农业经济紧密联系在一体的，每群大的院落单位必然是以大门、场门、主人居住院落、长工居住院落、牲畜房、车房、麦场等主要部分组成，形成了一个组织农业生产的小天地。如南院，正面是高大雄伟的两层门楼，入内是咸丰五年的圣旨牌坊和客房，入二门进内院，内院的前院是主人居所，穿中厅入后院，是内眷及闺楼，再沿小径入侧院，系兄弟居所。由侧院出后院门，是轿车房，再西，是长工房和牲畜院与麦场，院群四周筑高墙，上筑碟口，俨然一座独立的“要塞”。中院、北院无不如此。这种建筑格局的一致性，在所有的院群中，几乎没有例外。这样的安排。这样的格局，不仅在丁村如此，在其它大村也都是这样，几乎也是很少例外。所以之会这样，和农业生产的作业管理有割不开的关係。过去的农业生产都是一家一户各自进行的，尤其是大户人家，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和生产工具生产资料，僱用了不止一名的长工，有时甚至是和一家穷人发生的僱佣关係，而这家穷人则依付于主人的土地出卖劳动力，以換取一家人的生活资料，它是阶级关系既矛盾又统一的特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这种格局就是这种社会制度的产物。我国历史上是以农业立国的，先以农业为主业，解决生机问题，同时，设塾课子，即所谓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继而经商从贾，农商互补，发展经济。学子中式，可望一官半职，即或不中，亦可以经济实力买得一官半职，以光宗耀祖，这样的有机结合，形成了一条在农村农官商相融合的特殊经济模式，在封建社会中国的南北农村，无不依循这条模式向前发展。丁村的发展，就是沿这条路走下来的，现存的丁村，就是那个历史时期农村发展的缩影。丁村自明初建村，开始一直以农业为基础，到嘉靖、万历年间，不仅营建了大批住宅，而且在本村和外村扩充了不少土地。在经济富裕的前提下，开始在古城镇开店和经营杂货，这是丁村人从商之始。万历时的丁翰卿还作了八品寿官。进入清代，家族人口急剧增长，在康熙年间，北院出了一个武举，一个拔贡，一个州同。这个时期，丁村掀起了第二次营建高潮，出现了一批雍乾时期的建筑。之后，丁村的经济重点转向了商业，在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都有买卖，经营的相当火爆。与此同时，不仅开始了第三次大营建，出现了嘉庆至咸丰期间的一大批建筑，基本上奠定了今天丁村的布局。而且，加快了步入仕途的举措，出现了两个举人，买了三个捐班州同。至此，丁氏家族的发展，完全靠农、官、商三位一体这条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发展途径，发展成了当时太平县的名乡望族。这个名乡望族，虽然在抗日战争前就衰败了，但他留下的民居和民风以及他走过的道路轨迹，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研究和了解中国封建社会农村发展模式的活标本，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决不是以一个旅游点的含义可概括的，它的历史深度和他的历史承重，永远是一份可持续发展的不朽财富。四、丁村民宅的现状与前景丁村民宅被国家公布为保护单位的有民宅四合院40座。1974年，由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出资对万历21年和万历40年民宅进行了抢救性收购，从而开了丁村民宅收归国家管理的先河。1980年开始第二轮收购，至1982年底，共收回19座，共计21座。在这21座中，留有后遗症（未收购部分）的有乾隆54年前半院、咸丰3年西半院、南院大门与牌坊、乾隆36年前半院、乾隆18年东半院等数处。1980年，在明万历40年的正厅，由临汾地区丁村文化工作站开辟“丁村民俗文物陈列室”，展出收集到的服饰、轿车、瓷器、地约文书等，算是丁村民俗博物馆的前奏。1984年后季开始，大量征集民俗文物，并开始博物馆的筹备工作，1985年10月正式建成开馆。丁村民俗博物馆的建立，在中国民俗学领域里掀起了波澜，全部国各大媒体进行了报导，引起了轰动，一时间，好评如潮。中国民俗学鼻祖钟敬文等一大批专家学者都发来了贺信贺电，同时，引来了日本国立民俗博物馆的参观交流。丁村民俗博物馆的建立，在中国民俗学界起到了开拓的作用，一时间，从东北到西南，从华北到西北，许多要建立民俗博物馆的地方，都来丁村“取经”，一年后，随着1986年10月祁县乔家大院民俗馆开馆，全国的民俗馆如雨后春笋般的立了起来，正如我国著名民俗学家贾芝所说，“丁村民俗馆走了开拓性的一步”，其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随着丁村的走红，影视界也一时看好了丁村，陆续接待了许多影视剧的拍摄，如八一的“龙虎斗”、北影的“雪泥鸿爪”、西影的“孙思邈”、“红娘子”、“炮打双灯”、“狄仁杰断案传奇续集”、“白鹿原”以及山西的“苏三”、“吕洞宾”、“临汾攻坚战”、“万荣笑话”等一批影视剧。尤其是宁静主演的“炮打双灯”，夺得夏威夷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大奖，第42届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和奖评委会奖，以及第1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合拍片奖;最佳美术设计奖。但是，随着全国各地民俗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的成立，民俗旅游成了全国旅游大项目的同时，丁村民俗博物馆却相形见绌，大步地落在了全国同行的后边，越来越不景气，到了门可罗雀的凄凉局面。究其原因，不外是：1、&&&&&&&& 完全把自己锁在单纯文物保护的圈子内，不看外界，自以为是，完全固步自封了；2、&&&&&&&& 博物馆20年来还是1985年的样子，但已破旧缺损 ，2011年前未加改陈，一直是老面貌，观众说，不来后悔，来了更后悔，这恐怕在博物馆史上是个创纪录的事。3、&&&&&&&& 管理体制不协调，丁村民俗博物馆是临汾市文物局下属单位，人员、财政、行政，均有市里管理。而丁村是襄汾县新城镇的一个行政村，村馆一村，在管理上经常出现利益和管理上的矛盾，故互为推诿的事经常发生，非常不利于丁村的开发。4、&&&&&&&& 博物馆本身管理混乱，一半人不上班，每天无所事事，故丢失文物、遗址挖沙导致文物流失的事时有发生，处于半瘫痪状态。2011年是丁村民俗博物馆改观的一年，情况有了较大改变。首先，临汾市文物局对丁村博物馆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注入了活力，对博物馆内部进行了整顿，加强了管理，把散掉的人心重新凝聚起来，制定了新的工作规划；201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对丁村进行了视察，随后又对丁村的发展作了重要批示，同时，政治局委员刘延东也作了批示，丁村成了山西省委制定的全省十大文化产业园区之一，给丁村加上了腾飞的翅膀。在襄汾县委、政府转型发展的方针“基础是文物，发展靠旅游，升华在节庆”的思路指导下，按照“挖掘内涵、打造载体、着力宣传、产业兴县”四条路径，加快全县文化旅游业发展，以建设帝尧文化之都为核心和亮点，同时申请建立丁村遗址国家考古公园，打造丁村传统婚俗节庆基地。2012年9月，襄汾县将举办“中国陶寺帝尧礼乐文化节”，一个大节，带动“荷花旅游文化节”、“尉村鼓车文化节”、“赵康忠义戏曲文化节”、“双龙湖湿地公园游”、“千年古镇吉祥太平游”、“黄崖神山祈福游”等相关文化旅游活动。这一年，由襄汾县对丁村的道路和街巷空地进行了绿化和必要的景观设置，重新建造了明清式样的丁村戏台，对停车场进行了改造，增建了亭廊和角亭、公厕等旅游必要的设施。&&&& 在此期间，丁村民俗博物馆配合丁村传统婚俗的节庆活动，对丁村文化陈列馆进行了部分改陈，制作了一部分野外景观和仿真动物，同时，将一批历史资料照片放大制作，悬挂在主要的旅游线上，并沿线架设了音响设备，让游客们在轻音乐的陪伴下，轻松地畅游品味，从而加大了宣传力度，增加了可看性，吸引了游客。&&&& 为了“传承文化遗产，延续精神血脉，优化文物资源，发展旅游产业，开创丁村文物旅游新局面”，丁村民俗博物馆还制定了发展规划。规划提出了对丁村民宅保护与发展的构想，从文物保护技防系统、消防系统方面作了工作安排、对民宅的利用如开展与婚庆公司联合举行有偿传统婚礼，推出抛绣球、骑马、坐轿等喜庆的婚礼等相关活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进行多反面的展示，如用举办婚礼、承办宴席和皮影、民间土布纺织、剪纸、戏曲等形式，开展旅游产业。&&&& 随着丁村旅游开发利用的力度加大，丁村管理体制的进一步理顺，丁村的前景一定会更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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