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心理大师——弗洛伊德》徐帮学 - 免费试读 - 手机阅读 -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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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梦的解析　　弗洛伊德在1896年第一次以法文使用“精神分析”这个历史性的名词，之后以德文继续使用。但在这之前，他已经朝这个方向努力了一段时间。那张著名的分析躺椅，是一个病人赠送的感谢礼物。他在1891年9月搬入上坡路19号的公寓时，这张躺椅就已经成为办公室中家具的一部分。从一开始受到布罗伊尔的影响，到后来把诊疗的方式从催眠转为谈话治疗，弗洛伊德慢慢地调整布罗伊尔的方法，直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蜕变为精神分析。事实上，他最违反传统的某些观念，一开始时虽然还看不出其重要性，却可追溯到他于1890年初期的研究和临床观察。他首先从容地从事他的工作，1897年以后，他感觉到研究已经有了成果，于是他加快了速度，不断把这些研究成果写成文章发表出来，同时把这些成果也透露在和弗里斯频繁往来的书信中。接下来的30年左右，弗洛伊德将要修补他的心灵图像，精炼精神分析的技巧，慢慢修正理论中关于驱力、焦虑、女性性欲的部分，甚至入侵艺术史、哲学人类学知识、宗教心理学，以及文化评论等领域。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谈的不只是梦，这是一本既坦率又谨慎的自传，书中所揭露的或是所遗漏的，都一样令人极为好奇。即使在较后来版本稍短的第一版中，弗洛伊德已经对精神分析的基本观念做了清楚说明，关于伊底帕斯情结、压抑的作用，以及欲望与防卫方式之间的抗争，提供了大量的个案历史作为参考。这本书也不经意地提到维也纳医学圈的种种片段，尖锐地刻画了其中同僚间互相竞争与沽名钓誉的现象，以及奥地利社会上反犹太主义的气氛与自由思想接近尾声的日子。他在本书中以引用大量与梦有关的文献开始讨论他的观点，并在最困难的第七章，以关于心理活动的全面讨论作为结束。简单地说，弗洛伊德这本旷世之作的文体，还没办法被标明归类。　　书中的论证对他所要表达的意义来说是够清楚的，但作为一个自我意识强烈的风格家，弗洛伊德对他所呈现的方式感到疑虑。他在《梦的解析》第二版序言中承认，这本书“并不好读”，他对这本书的评价随着工作的进展摇摆不定。1898年2月他告诉弗里斯：“我正沉浸在我的梦书里，写作非常流畅。”几个星期后他谈到，“这本梦书。”已经写了几个章节，“慢慢变得比较可读”。但到了5月，他觉得弗里斯正在阅读的那个章节“风格上仍然十分粗糙，某些部分非常拙劣，呈现出来的感觉几乎没有任何生气”。　　他的忧虑并未随着书即将出版而消散，努力工作让他觉得“极度痛苦”，即使那些梦境资料无懈可击，他仍担心书中会显现他的不安感受。“让我觉得不满意的。”1899年9月做校阅时他观察到，“是其中的风格，我没办法呈现出那种高雅简洁的表达方式，这种风格只是徒然流于追求轻浮的形式罢了。”他用一个笑话吐露对这本书的失望感，这个笑话来自一份他喜欢阅读的德文讽刺周刊Simplicissimus：“两个军人正互相对话：‘同志，如果现在你要结婚了，你希望你的未婚妻迷人、美丽、机智，还是大方？’‘这是见仁见智的说法，但问题是我不爱她。’这就是我现在的写照。”弗洛伊德因为对“形式的严格讲究”，“对美感的要求近乎完美”，他担心“梦书中曲折迂回的说法，用非常间接委婉的方式呈现的观点，已经严重地偏离我内在的理想形式”，也可能被读者私下认为，“对材料不能加以控制”。　　他此时欠缺的就是平静，他曾经考虑在书中引用一句歌德的“感伤”格言，但由于弗里斯的反对，他改而引用维吉尔的《伊尼亚德》一书第七卷中一句谜一般的格言，而这句格言恰巧反映了他的紧张与气愤状态。他对“如果我不能让上天的力量转向，我将向冥界寻求协助。”这句话的解释是非常直接的：这句铭言简洁地总结了他书中的基本主题，那就是，欲望被“更高的心灵主宰”所拒绝，因此向“心灵中的冥界（潜意识）”寻求帮助，以使其目的得到保障。这句话是愤怒的朱诺（宙斯），在奥林匹斯众友神都拒绝协助他达成愿望之后粗鲁地说出的韵文，但其所表达的意思远不止于此，这句话倒是符合弗洛伊德的挑衅语调。1899年9月为此书校稿时，他向弗里斯预告，这本书出版之后将会引来一场风暴，因他的胡言乱语与无知将引起名副其实的“暴风雨”，“然后我可以真正地听到他们的反应”。他的梦书不会撼动那些在维也纳具有更高权力的人，那些宣称他的想法是童话、缺乏想像力的教授，那些固执不给他正教授职位的官僚们，并不会因他的观点而有所改变。但这无妨，他会引发一股邪恶力量来打击他们。　　弗洛伊德对书中呈现方式的不满并没有实际证明，正如他对读者会有激烈反应的预测也没有真正发生。但可以想见，弗洛伊德并不是他自己作品完美的评判者。老实说，这本梦书的结构的确枝节旁生，他在编辑随后的版本时，又放入过多的材料。在书中的前四章，以略嫌轻快的笔触陈述有关梦的基本理论，只在重要的范例梦境以及相关解释时才稍作停顿。弗洛伊德在此之后的行文变得舒缓，使他可以奢侈地扩展自己的想法，他对梦的类型与细节也加以注意，并且从梦境出现的表面场合追踪到更深的源头。他的第六章谈到梦所完成的工作，在后来的版本里大量扩展，以至于几乎和前五章的总和一样长。作为总结的章节，著名“哲学式”的第七章，其风格晦涩且具有高度的技术性，但是全书的一致感与用词的优雅还是未受影响。　　弗洛伊德精明地部署他的风格手法，来展现他要传递给读者的讯息：所引用作为范例的梦使讨论更为深入，行文中的自我诘问使可能的批评失去着力点，而对话的语调，如同文学作品中经常使用的，能为阅读者卸去重担。弗洛伊德轻松地引用许多伟大的心灵：索福克里斯与莎士比亚，歌德与海涅，莫扎特与奥芬巴哈，以及流行歌曲，他主要的比喻使得《梦的解析》看来不像是一栋建筑，而是导引之旅：“整个过程以一场梦幻般的散步展开，开始的时候，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那些作家的一片黑暗森林（他们并未看到树），在这片森林里，到处是无望而错误的路径，然后出现一条隐藏的小道，我用它引导读者，那就是我的范例梦境，它的特殊性与细节，以及疏忽、糟糕的玩笑等等。然后是豁然展开的山峰、景致与问题：请问，你现在想走去哪儿？”当他为书中文字所形成的“破碎表面”忧愁以及疑虑的同时，弗洛伊德要他的读者把自己交付出来，并且让他来导游。　　弗洛伊德很适当地以一种带着挑衅的自信为《梦的解析》做开场白：“在接下来的文字里，我将展示一系列的证据，证明有一种心理学技巧可以用来对梦境进行解释。借由这样的程序，每个梦都可以将自己展示为一个有意义的心灵结构。而这个特殊状态，可以拿来为清醒时的心理运作进行解释。”弗洛伊德不只认为梦具有可以解释的意义，其他人也必须依照他的程序加以解释。他让读者知道，他的书将大幅度说明许多东西。　　弗洛伊德一开始即不厌其烦以许多梦的文献来展开他的说明：从哲学论文到心理学专著，古典的以及现代的都有。1898年2月，当弗洛伊德开始对意气不合的前辈论梦作品认真思考时，他向弗里斯毫不客气地抱怨这个令人沮丧但无法逃避的零星琐事：“真希望我可以不必读这些东西，这些琐碎的文献让我厌烦至极！”他觉得搜集参考书目是“一项可怕的惩罚”。更糟的是，一个月之后，他发现需要读的东西远超过想像。一直到1899年8月，这本书的部分手稿已经交到出版商手中，弗洛伊德还在嘀咕抱怨。但是，他特意让导论性的第一章做其他部分的后盾，他不想交给“科学家们”——他为这个词加上嘲讽式的括弧——“一支可以杀了这本可怜小书的斧头”。在这充满作家之黑暗森林的第一章导论里，弗洛伊德为我们说明了当时现存有关梦的理论是多么的贫乏。他虽然不停抱怨，但每个论调都可以找到一个相对的论点，他还是对某些作者的想法加以赞赏。德国学者希尔得布兰登就曾在他1875年出版的研究《梦与其在生活中的应用》里，对梦的作用做过提纲式的说明。法国档案学者、民族志作者，以及魔术史家奥弗列·墨里也曾经对他自己的梦做过一些精彩的实验，记录在1878年的《睡眠与梦境》中。语词累赘但富有想像力的哲学教授卡尔·亚值特·舍讷，主要的兴趣是美学，在象征意义的研究上蹒跚而行，1861年把他的发现出版为专书《梦的生活》。弗洛伊德感谢这些人的著作为真理的路铺上轨道。但是，没有人对梦进行全面的讨论，他需要重新来过。　　因此在第二章，弗洛伊德提出对梦的诠释方法，附上一个范例梦境的完整分析——“伊尔玛的注射”之梦。但在他开始展开研究方法的讨论之前，弗洛伊德略带恶作剧地把他的发现和民间迷信连结在一起。毕竟，除了极难阅读的舍讷之后，没有一个当代的研究者，把梦当作可以严肃分析的对象。梦的解读已经被归类为“庶民意见”，对未受教育的大众来说，他们隐约地知道梦是可解读的讯息。　　梦里的确有讯息，弗洛伊德同意，但不是一般大众期待的那种。梦境并不是以普通的方法赋予每个梦一个单一、确定的象征意义，或者把梦当作一连串密码，而用简单的答案来解谜。弗洛伊德明确地说：“这两种解释过程”都没有用。为了取而代之，他打算从布罗伊尔的宣泄方法起步，经过精炼和修正后成为他自己的做法：做梦者必须进行自由联想，放弃他先前熟悉的理性检验与心灵漫步，认识到梦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症状”。把梦里的每个元素独立开来（以旧的解码方式，但为了新的科学目的加以探究），并以这些元素为起点做自由联想，梦者或他的分析者最终会揭开其中的意义。弗洛伊德宣称当使用这个方式，对他自己以及病人的一千多个梦做过解析，所出现的结果是一个普遍原则：“梦是愿望的实现。”　　这个规则马上面临到一个问题，弗洛伊德放在最简约的一个章节里来处理。欲望满足是梦的普遍规则吗？还是一种对“伊尔玛的注射”才适合的简单解释？在提出一大堆其他的例证之后，弗洛伊德坚持这是每个梦境的真理，不论梦中的内容是否出现刚好相反的感觉。每一个与此论点明显不同的例子，在弗洛伊德看来，经过检验之后，还是一样符合他的论点，只不过看来像是同一简单主题的变调罢了。　　第一个对弗洛伊德的梦境法则有所提示的梦，大概比“伊尔玛的注射”早5个月。那是个有趣且相当直接的“慵懒的梦”，梦中的主人翁是一个年轻的外科医师，以及他的友人，实际上是布罗伊尔的外甥。在《梦的解析》中这个主角化名为Pepi，是个喜欢赖床的人。某个早上，当房东太太要叫醒他的时候，Pepi以他已经躺在医院病床里的梦境来回应，因此可以不用起床，所以他翻了个身继续睡。但是外在现实仍然持续着，许多梦并没有办法满足真实的愿望，它们可能代表或者激起一些焦虑，并且发展出一个比较中性，没有那么情绪化的故事场景。为什么像这种令人沮丧或冷漠的梦可以被算作是满足愿望的例子呢？“当科学工作遇到解释上的困难时。”弗洛伊德回答道，“寻找第二条路通常是好办法。如同把两个果核互相敲击来打开，要比打开单一果核容易。”这个解决办法就是变形，它把基本要素以梦者意识不到的运作过程，呈现在最后的梦境中。　　为了解释变形作用，弗洛伊德引入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外显的梦境与潜伏的梦思。前者是每个梦在清醒之后可以模模糊糊回忆到的内容，后者的梦思部分，通常被隐藏起来，并且以相当遮掩的方式以及需要转译的伪装，出现在梦境中。小孩的梦是例外，常常矛盾地让人觉得无趣却又充满讯息：“小孩子的梦通常是单纯的愿望满足。”因此，“其中没有需要被解开的谜题”。但他们的梦却“在展示梦的意义上价值非凡，归根来说，就是愿望的满足”。他们的梦赤裸裸地呈现被禁止的内容，例如一颗可以吃的糖果，或者一趟答应过的旅行，他们的梦实际上并不需要解释。为了说明这点，弗洛伊德以他儿子和女儿的梦作为例子。一个迷人的例子来自他的小女儿安娜——未来的精神分析家。当小安娜19个月大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呕吐之后，整天都没吃东西。当天晚上，她的父母听到她在梦中兴奋地叫着自己的名字。叫出自己的名字，是这个小女孩表示被某些东西淹没或占据时的习惯，她嚷着：“安娜·弗洛伊德，草莓，野草莓，煎蛋……布丁……”弗洛伊德评论说，这份“菜单，包含了她理想餐点中希望出现的食物”。　　但另一方面，对成人来说，伪装已是第二天性：比如日常生活的礼貌。更戏剧性的是，梦活动模仿了出版品的检查制度，用看起来无害的内容，以及不能穿透的面具，来掩饰其真实欲望。简单地说，外显梦境，是做梦者内在检查机制处理之后，允许其内容流动到意识表面的部分：“我们可以这么说，做梦者给予梦境一个大概的轮廓，两股心理的力量（或者说流动、系统），其一形成由梦所表达的欲望，另一则对梦中欲望进行检查，并因为这个检查而迫使梦境的表达方式变形扭曲。认知到一个梦包括了外显内容和潜伏思绪两个部分，可以使解释者进一步认识到梦所要形成以及伪装的力量，以及这两者间的冲突。　　这些冲突通常在寻求满足的驱力，以及否认此一满足驱力的防卫机制之间产生。但是梦也可能展示另一种竞争：欲望之间的互相碰撞。1909年《梦的解析》再版的时候，可能来自他人对其理论反对的刺激，弗洛伊德增加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来说明潜意识冲突——他的病人；“为了抗拒”，常常产生出愿望明显受挫的梦境。这些弗洛伊德称之为“反愿望梦境”的梦，展示了病人想要证明弗洛伊德错误的欲望理论。但他们并没有使弗洛伊德怀疑自己的正确性。即使有关焦虑的梦，看起来是对弗洛伊德理论有力的反驳，也没有脱离这个类型。那是一种在潜意识中生成的愿望，但是被心灵的其他部分驳斥的梦，因此整个梦负载着焦虑感。一个小男孩因为不能被接受而压抑着他对妈妈的性欲望，但是它持续存在潜意识中并且会以其他方式出现，也许就成为一种焦虑的梦。因此，弗洛伊德在这时候提出的，并不是原先架构中的保守退缩，而是更进一步的扩展：“梦是一种对（压抑、禁止的）欲望的（伪装）满足。”　　为了使自己感到满意，他第一个普遍性的命题变得更为复杂了。弗洛伊德将愿望满足暂搁，回头寻找他前面的观点，通过“对梦的问题闲聊的方式”，由“一个新的出发点”来逼近梦的理论。他现在对特定性质的问题材料与来源发生了兴趣，准备好去区分梦的外显和内在层面之后，他要继续说明，虽然这两部分的关系紧密，但其性质截然不同。一个梦必然会使用最近的生活素材，但是它会导引出一个最遥远的过去所需要的解释，不论所回忆的景象有多单纯或是怪异，都指向做梦者最核心的重要问题。弗洛伊德带着些许不祥的预兆做出以下结论：“没有无关紧要的梦境煽动者，因此也没有天真无心机的梦。”　　弗洛伊德的一位女病人，梦到她曾经试图把一支蜡烛放到烛台上，因为蜡烛断掉了，因此无法好好地站立在烛台上。同学责怪她笨手笨脚，但她的老师则说那不是她的错。在弗洛伊德的世界里，一个不能站立的蜡烛激起一个软弱阳具的意象。这个说法现在看起来已经不新奇，但是当弗洛伊德刚出版这本书的时候，他的情色解释倾向，使得充满防御心态的大众受到惊吓，从而被指为不入流的偏执狂。弗洛伊德并不因为这些评论而气馁，声称这个象征是“清晰无比”的。终究，“一支蜡烛是一个可以刺激女性生殖器的物品，当它破碎而没办法好好站立的时候，就因而象征了男性的不举”。正当弗洛伊德为这个出现的隐含意义，试探询问被分析者和蜡烛可能的连结时，她给了弗洛伊德一个充满启示的回应：她回忆到某次和先生乘坐在莱茵河的摇桨船上时，一群学生在另一艘船上经过他们时，嘈杂大声地唱着一首歌：“瑞典的女王……拉上她的百叶窗……还有阿波罗的蜡烛。”为了她没有听到或者理解那漏掉的字，她的先生为她解释那就是“手淫”。“自由联想让她把带有猥亵歌词的‘拉上百叶窗’转换成为一种粗鄙的感觉——一种她曾经在寄宿学校做过的坏事，在梦中她的性幻想被伪装成无害的样子而可以再经历一次”。那么“阿波罗”呢？那是一个蜡烛的厂牌，并且经由这个梦连结到早期对战神雅典娜处女形象的想像。弗洛伊德再次简要地说：“的确，所有的事情绝不是那么单纯。”　　然而一般来说，梦的最近刺激来源却是单纯的。每一个梦，弗洛伊德认为，都是可以和先前的事件连接的关键。“不论我所得到的是什么梦境，不论是我自己或是别人的，每一次都可确认这样的经验。”。这些他称为“白日残余”的事件，通常可以提供对梦最简易的解析方向。以弗洛伊德自己关于植物学专著的简短梦境来说，在梦中他看到一本自己写的图解书，每一页都有一份干燥的植物标本在里面。引发这个梦的起源，是他前一天早上在一家书店的橱窗里，看到了关于环磺酸盐甘味剂的专著。但不论如何，做梦的人终究会从他的儿时经验中撷取一些内容，放在他的梦里。　　早期对梦的研究者例如墨里就已经发现，婴儿时期的生活素材可能会被置放到成人的外显梦境当中。不断重复出现的梦，一开始可能在儿童时期出现，之后又回到梦者数年后的睡梦之中，这是人类记忆另一项穿梭时空的展现。但对弗洛伊德来说，做梦中婴儿时期的材料，只有以分析解释的方式才能发现。那掩盖在潜伏梦思中的素材，完完全全地被吸收转化了。他发现这个转化如此深入，以致需要另一个单独的章节来说明，并且重新整理了他自己做过的梦境，完成了一个延伸极广、非常私人的自传式解析。他以自己的私人记忆，来展现“一个人的儿童期冲动，会继续在他的梦境中活动”的结论。在这些文字当中，弗洛伊德以极精确的细节透露出他的野心，而这个野心又和普拉特餐厅吟唱诗人的预言有关。借由这个过程，弗洛伊德也表明了他的苦恼，长期以来去拜访罗马的心愿一直落空。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所分析的最轻率的有关自传的梦，是他经常引用关于“都恩伯爵”的梦。在他的分析中，加入了有关白日残余的附带说明，这使得梦的解析工作变得更为丰富详细。有关都恩伯爵的梦中，弗洛伊德加入的白日残余事件，显示了他自我扩张，甚至好战的心情。当弗洛伊德要前往奥斯湖过暑假时，在维也纳的西站，他看到了都恩伯爵，一个极端保守的政客，当时奥地利的总理。这位伯爵看起来极为高傲，充满“自大与保守反动的思想”。弗洛伊德哼着《费加罗婚礼》中费加罗有名的咏叹调，歌曲中描述一个平民大胆地邀伯爵跳舞，并以此联想到博马舍（）的讽刺喜剧，这出喜剧后来成为达朋为莫扎特歌剧所写的脚本故事。弗洛伊德在巴黎看过这出戏，他在此联想到戏中主人翁以不屈服的抗议，来面对伯爵这个令人厌恶又毫无怜悯心的大人物。　　弗洛伊德的政治倾向，是一个自由派的布尔乔亚，想像自己可以（取代他人）做一个好伯爵。都恩伯爵这个梦的力量，可以经由联想的网络，驱使弗洛伊德追溯到早已忘记的童年事件。那些事件不如这些立即的诱发事件那么的政治意味鲜明，但在特性上同样强烈，并且形成弗洛伊德自尊性格中的政治立场。弗洛伊德所回想起的事件当中最鲜明的，是大约七八岁的时候，他在双亲的房间里尿床，而被父亲斥责为永远不会有出息。“这对我的野心是一重大打击。”弗洛伊德评论，“这幕景象的暗示，不断地出现在我梦中，连结到许许多多我所获得的成就或成功诸事。似乎我想说：‘看，我终究还是成了某个像样的人。’”　　并非每个梦都需要追溯到孩童期的事件。关于植物学专著的梦，让弗洛伊德想到他极少送花给太太，想到他关于可卡因的专论，想到最近一次和友人柯尼史坦因博士的谈话，关于“伊尔玛的注射”之梦，他自己想做科学家的雄心，以及许多年以前——他5岁，妹妹不到3岁，父亲给他们一本有彩色图片的书来撕着玩，一个令人兴奋且清晰独立的童年记忆。　　在童年记忆的珍贵森林中狩猎着，弗洛伊德带回来的战利品当中，没有一样如“伊底帕斯情结”那么眩目且引起争议。他首次在1897年秋天对弗里斯宣告这个重大的想法。现在，在《梦的解析》中，他进一步细微地发展这个概念，使其成为支配精神分析历史的名称。他非常有节度地在谈论特殊典型的梦境章节中介绍这个概念，那就是谈论过世亲人所需要的特别评论方式。兄弟间的竞争，母女或父子间的紧张关系，或是希望家庭成员死亡的欲望，这些愿望看起来都邪恶且不自然。家人之间的情谊最为社会所崇尚，但前面提到的这些事件，以弗洛伊德的观察来说，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日常生活里的伊底帕斯情结，并不比神话、悲剧和梦境中来得少见，同时也引伸出前述提到的家庭冲突。它被驱赶到潜意识里，但比潜意识更重要。伊底帕斯情结，如弗洛伊德之后所认定的，是所有神经官能症的“核心情结”。但如同他一开始坚持的观点，“爱上父母中的一方而恨另一方”，并不是神经官能症的专利，相对来说，这是所有正常人要面对的命运。　　弗洛伊德早期对伊底帕斯情结的构思，相对来看比较简单，经过数年的重新思考，他才慢慢精细其内容。当这个想法引起激烈争辩时，他对它的喜爱反而渐渐增加：他把这个想法当作神经官能症起源的一个解释，作为儿童发展阶段中的转折点，以及区分男性与女性性欲成熟的标记，甚至在《图腾与禁忌》中，作为文明的基础与创造良知的动机。但在《梦的解析》中，虽然其广泛的涵义还没有被注意，伊底帕斯情结的挣扎却已有了比较实际的意义。它为那些和谋杀配偶或者双亲有关的梦，提供梦境作为欲望满足理论的例证。此外，这个情结也用来解释为何梦是如此奇特，所有的人，都怀藏着无法见光的欲望，必须要以伪装的方式逃避心灵检查。　　每个梦都是心灵辛苦制造的产物，如果欲望要到达意识的压力没有那么大，如果抗拒这个压力的需要没有那么急迫，则这些产物就会比较轻松。作为睡眠时的守护者，“梦工作”的功能是转换不能接受的冲动与记忆，将之变为没有那么尖锐而可以诉说的故事。做梦者进行的梦工作多不胜数，因为他们有无穷的“白日残余”，以及独特的个人生命史。虽然得到的结果看起来是一团没有头绪的混乱，但实际上梦工作依循着固定的规则。检查动作处理着潜伏的梦思，使得在外显梦境中看到的样子可以有非常大的自由度与独创性，但是这个过程的指示很简单，命令的机制也只有数个。　　弗洛伊德在书中花了最大的篇幅，来讨论这些指示和命令的机制。他把梦的解析者视为既是古文字专家，又是翻译者，同时也是密码破解者。“梦思与梦境呈现在我们面前，就像是同一种内容以两种语言写成的两样内容，或者，换另一种说法，梦境是梦思另一种表达方式的抄本，其中的文字和句法在我们比对两个文本之后，可以得到解答。”弗洛伊德转换不同的比喻，把梦比作一种图画式的谜，一个没有线索的图画拼图，只有在我们不对它的荒谬感到惊讶，并且“将每一块图片替换上一个音节或者一个字”时，这个谜题才可以解出来。　　梦工作中最主要的工具，是浓缩、转移，以及弗洛伊德所谓“对再现的注重”。这些作用不止在梦的产生中出现，也包括神经官能症状、口误，以及玩笑的形成。但是在对梦境的解析中，弗洛伊德才第一次解释了这些工具的用途。他还找到第四种机制：“二次修正”，即是在醒来之后，对于令人迷惑的梦境加以整理，但他对是否要把这项也列入梦工作的机制并不是很确定。　　然而，还有另一种方法可以让梦传达它的内在意义——通过象征符号。弗洛伊德对象征只给了粗浅的解释，在《梦的解析》早期的版本中他只有略微带过，之后因为威廉·史德克以及其他第一代追随者的敦促，弗洛伊德才为这个问题增加了许多的讨论。象征诠释的机械性本质一直不停地困扰着他。因此，“我要对高估象征在释梦上的功能提出特别警告”，他在1909年写道，并且持续反对“把解释梦的工作窄化为对象征的翻译，以及放弃仔细考量，对做梦者自由联想内容的转化”。一年之后，他以惯有的语调告诉瑞士友人——牧师兼精神分析师费斯特：“在重复而深入地身历其境之前，你对每个梦都需要用强有力的象征来解释而感到怀疑这点上，我完全赞同。”毕竟，“精神分析最好的工具，是去熟悉潜意识所使用的独特方言字典”。　　弗洛伊德对梦工作机制的列举弥漫着一种讽刺的感觉。用象征加以解释，一直是释梦书籍百年来的支柱，也成为业余爱好者在20世纪20年代以精神分析为娱乐时喜欢使用的方式。因此，在建立起精神分析的领域之后，弗洛伊德觉得最有问题的技术，反而变成大家最常用的技术。有许多例子，弗洛伊德并不用常见的观念来处理，我们在稍后会看到。　　梦工作中最显著的第一个工具：浓缩，从名称就可以了解它的意义。那些涌入做梦者心灵的梦思，永远比外显的梦境更为丰富，相比之下后者“过于贫乏、琐碎、简单”。做梦者可以联想到的材料包括最近的生活内容，但大多数都来自梦本身。每个外显梦境的内容最后发现都是被其他因素决定的，这些材料可以重复表现潜伏的梦思。一个梦中的人物，通常是个复合的形象，“伊玛尔的注射”之梦是典型的例子，她代表了数个从现实生活中借用来的特征和性格。滑稽的词汇或者是在梦中常常出现的自创新词，说明了浓缩是如何以极精简的方式来压缩许多念头。弗洛伊德自己关于植物学专论的梦虽然是一个单一景象，一个最简单的视觉印象，但其中浓缩了他不同生命阶段中的多种元素。“Autodidasker”这个弗洛伊德在梦中创造的新字，是从三个字来的：“作者”、“自学自修者”，以及“莱司卡”——一个自由派的德国犹太裔政治人物，弗洛伊德由他联想到德国犹太裔的社会学家斐迪南·拉萨尔。这些名字引导他经过迂回的小径，进入充满情欲想法的内在源头，实际上这才是这个梦真正要表现的意义。莱司卡和拉萨尔两人都因女人结束他们不幸的生命，前者因梅毒而死，后者在为情人决斗中丧生。弗洛伊德在“Autodidasker”这个字中还发现另一个隐藏的名字，就是他的弟弟亚历山大，在家里大家都叫他爱力克，这个梦的其中一个愿望就是，弗洛伊德希望弟弟能有个美满的婚姻，由此看来，浓缩的丰富性常常令人感到惊讶。　　浓缩作用并不经过心理审查机制，相对之下，转移作用就是心理审查最主要的对象。它最主要的作用，是去减低将要爆发的激情可能表现的外在强度，然后将其变形。在这个原则下，激情虽然在公开的外貌伪装下支离破碎，但却得以躲过检查机制所启动的对抗。因此，真实的愿望在形成一个梦境的时候，并不会出现在其中。这就是为什么分析的过程中，做梦者必须尽可能自由地去联想任何事物，而分析者必须尽可能展现他的才能，去处理做梦者告诉他们的内容。　　既然梦是一个疯狂逻辑的拼图，除了转移和浓缩作用之外，梦境的解释者还需要了解其他技术，“对再现的注重”也是一个重要的部分。一个人醒着的时候视为当然的分类推理，在梦中并没有必然性，没有因果，没有矛盾，也没有固定不变的性质。梦将思想再现为画面，将抽象的想法化为实际的影像。比如，某个人最多余的这个想法，可能以水溅出管子的形象来表达。梦中元素在时间上出现的顺序，可能是原因和影响的逻辑关系，一个重复出现的图像梦元素，也可能是为了强调其重要性。梦没有办法直接表达否定，但它会以呈现人、事、感觉的相反面来表示。梦境是最喜欢说双关语和喜欢变把戏的家伙，它们也制造玩笑以及伪装的智力活动。　　弗洛伊德对梦工作认定的策略运用，被证明完全无误。许多梦境中有演说，而这些话通常都一字不差地由做梦者从某处听来的话里搬运过来。然而梦工作把这些话撷取过来，不是为了要阐明其意义，而是要以迂回的方式将想要传达的讯息，当作无害的素材偷渡出去。通常，梦境会被情绪所淹没，但弗洛伊德警告说，解释者不应该把梦中所出现的情绪以字面的角度来看待，因为梦工作通常会削弱或者放大实际想法的影响，伪装它们真正的目标，或者如我们所见，梦境出现的内容变得与实际想法相反。弗洛伊德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未曾活过”梦境，梦中同时包括说话与感觉。弗洛伊德把它称为“美好的”例子也就不足为奇。这个梦中有许多朋友出现，有些已经过世了。其中有一位叫做约瑟夫·巴纳斯，他在梦中无法理解弗里斯说话的意思，弗洛伊德解释那是因为巴纳斯已经过世了：“Non vixit”。这个词，如弗洛伊德在梦中就已经知道，是拉丁文的错误拼音，为了表示“他不再活着”，而不是“他不在活着”。就在这个时候，弗洛伊德瞅了巴纳斯一眼，他就被毁灭了，他融解消失，如同弗莱修·马叟一样。当每个人都是个亡灵，可以用愿望让他们消失的时候，做梦者可能觉得这个想法是令人愉快的。　　弗洛伊德在梦中戏剧性地以一个眼神让巴纳斯消失的动力并非无法理解：这是个自我引发的变形，源头来自弗洛伊德的导师布吕克曾经以目光压倒弗洛伊德的方式斥责他，他被当作一个办事不小心的助理，被导师贬斥为无物。但为什么会出现“Non vixit”这样的新词？弗洛伊德最后追溯到一些没有听到但是看过的句子，它们出现在维也纳皇宫前约瑟夫二世的雕像基座上：“Saluti patriae vixi／non diu sed totus”，意思是：“为了国家的富强，他活得不长但全心全意。”弗洛伊德的梦借用了这几个字，并且放在另一个约瑟夫，亦即约瑟夫·巴纳斯身上。这个约瑟夫是布吕克实验室的继承者，但在1890年时英年早逝。这样看起来很明显的是，弗洛伊德对这位同僚的早逝感到遗憾，且为自己仍活着感到庆幸。上面这些是弗洛伊德在梦中出现但扭曲的情绪；另一方面，弗洛伊德接着说，是对弗里斯的担忧。那时弗里斯正要进行一场手术，弗洛伊德对自己没有赶到柏林去陪伴好友，并且为弗里斯告诉他不要对任何人讨论这个手术，感到些许罪恶，好像弗洛伊德自己常常不谨言慎行，而需要别人的提醒。梦中的亡灵把弗洛伊德带回到他小时候的记忆：亡灵们会留在朋友或敌人的身边好一阵子。这些包括在许多竞争者中庆幸自己依然存活，想要不朽的愿望，对他人压迫而气度狭小的反应，以及过度反应之后同样使人烦心的情绪，充斥在“Non vixit”梦境的内容里。整个梦境情节使弗洛伊德想起一个老故事：一对夫妇，其中一位天真又自私，地对另一位说：“如果我们其中一个过世的话，我就搬到巴黎去。”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弗洛伊德觉得，没有一个梦可以被充分解释。它可以连结的文本脉络太过丰富，可以使用的变形手段太过灵巧，这使得梦境所制作的哑谜很难被厘清。但弗洛伊德从来不吝于表示，每个梦境底下终究还是有个愿望，那么的天真，但又被礼教社会称为下流猥亵的愿望。　　二、献给心理学家的心理学　　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梦的解析》占据了策略性的中心位置，弗洛伊德自己也这样认为。他选择梦境当作心灵作用的范例，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做梦是个正常且普遍的经验。弗洛伊德写作梦书的同时，也在寻找其他可以作为研究对象的一般心理历程，但他也许会循着另一种出发点来讨论。19世纪90年代后期，他已经开始搜集各种口误与生活中的小错误，将之放在其1901年出版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书中。同样的，1897年6月，弗洛伊德已告诉弗里斯他正在搜集“深刻的犹太人故事”；这些材料，之后弗洛伊德也会写成一本书，并在其中刻画玩笑与潜意识之间的关系。最普通的失误与最精简的玩笑，都引导他走向心灵最遥远的深处。但是对梦境的探索，对弗洛伊德来说，却是最有特色的心灵导览。同时具有普遍却又神秘、怪异却也可以理性探索的性质，梦境的枝桠分叉深入到每个心灵功能的领域。因此，在《梦的解析》第七章，弗洛伊德展现了他无比细致的解释能力。　　弗洛伊德使用的梦境材料也非常发人深省，如同他在第一版的序言中所说，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梦表现出一种特殊性质，可能在其所展现的意义上不够完整，无法适用于他所揭示的一般性理论。因此弗洛伊德穷尽他的友人还有小孩的梦，以及在文献作品中的梦，但却没有提到他自己病人的梦。但在最后，他发现有些病人的梦具有不可忽视的贡献，但他之前都以正常人的梦来取代这些例子。他不想让通往精神分析知识的道路，由这些特殊限制的歇斯底里症或强迫症病人来导引。　　在这些被分析者所提供的材料很可能不具代表性时，弗洛伊德亦未扭曲他的探索方向。因为每日必要的执业活动，弗洛伊德可以从他的神经官能症病人那里自由地取得资料，这些资料易于取得而且有趣。经由对神经官能症的理论探索，他发现神经官能症病人可以对一般人有极大的启发，主要的原因其实是这两者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神经官能症病人，以及比较极端的精神病病人的表现不像一般人那么矫揉造作，反而较带有教育意味。“一个令人满意的神经精神病症解释。”弗洛伊德在1895年春天对弗里斯如是说，“如果没有办法对一般正常的心理机制有清楚的推测，是不可能成功的。”他正苦心孤诣于“一个科学心理学的计划”的同时，弗洛伊德仍被神经官能症的谜团折磨着。在他的心中，这两个探究工作无法分开，分开也将对彼此没有助益。因此，他会以他的临床案例来强化他的抽象理论，这说来一点都不令人觉得意外，这些案例也都会是一般心理学的良好素材。　　不论个案所提供的资讯多么有意义，弗洛伊德并没有因此特别感激他的病人。在长时间疲惫的晤谈过程后，他的情绪大受影响，而且治疗工作似乎把他从解谜的世界隔开来，但事实相反：临床经验和理论探索通常可以相互滋养。弗洛伊德喜欢把自己的医疗生涯比作一段长长的迂回之旅，从年少时对哲学谜题的思索，经历一番医师生涯中长期的流放之后，老年时又返回到对基本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哲学式”的问题从来没有离开弗洛伊德的思索，以他自己的说法，即使在“违反我自己的意愿而成为医生”之后也是如此。当他40岁时回顾起年少时光，弗洛伊德在1896年告诉弗里斯：除了哲学的洞见，没有一样事物能引起我的兴趣，我正在往满足这个愿望的道路上走，正如我从医学的事业走向心理学。”他对这位柏林的朋友表示此一倾向，因为对方似乎也正要走向这条路。“我了解到。”他在日回应新年祝贺的信件中如此写着，“你如何经由成为外科医师，走向你第一个理想，那就是要从生理学家的角度来理解人，正如同我如何去培养对最初的目标——哲学信念的希望。”弗洛伊德不论如何对哲学家及他们玩弄文字游戏的方式表示轻蔑，还是终生努力追寻他自己的哲学问题，这看似矛盾，但他赋予“哲学”一种特殊的意义，他以一种启蒙运动的风格，对形而上学家无用的抽象哲学思维感到不屑。他同样对那些纯粹以意识的角度探索心灵的哲学家表示敌意。他的哲学，是科学式的实证主义，体现在对心灵做科学描述的理论中。　　梦的研究引发了弗洛伊德奔向高处的热切渴望，既然梦的根本是一项行动的愿望，弗洛伊德觉得有必要进行一项系统的、全面的对心理学基础的研究行动。通过这个方式，梦的意义即可加以掌握理解。因此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使用的“通关密语”，就是从那不能化约的简短目录里，列举区分他的心理学与前人研究的差别，并不单单只出现在梦书最后那极具分析力量的一章。最后，遍布整本书的，是心理决定论原则，心灵上存在有各种冲突力量的观念，以潜意识驱动思想的观念，以及各种心灵活动背后隐藏着的情绪动力观念。　　弗洛伊德理论的关键在于，心灵的世界中没有意外。弗洛伊德从未否认人类会不停地碰到偶然机会，他坚持：“事实上，我们倾向于遗忘生命中的每件事情，乃是几率在作用，从我们由精子与卵子的相遇而诞生开始。”0他也没有否认人的自由选择是真实的；精神分析的目标之一，就是精确地“给予病人的自我自由，去决定选择此或彼”。但弗洛伊德所谓的“机会”与“自由”，都不是武断或随意的，或是自发状态的随机显现。在他对心灵的观点里，每个事件，不论多么意外地出现，都是许多偶然的线索缠绕在一起，由于起源时代太久远，或数目太多，或太复杂，因而我们无法理解其中的意义。事实是：要维持人类因果关系中最珍贵的自由选择，也会因此出现坚持想要维持愿望的幻觉。但弗洛伊德坚定地认为，精神分析并不应该给这样的幻觉想像任何的安抚空间。弗洛伊德的心灵理论因此非常严苛，且毅然绝然地走向决定论。　　他的工作绝对是心理学的，在那个时代也是革命性的。弗洛伊德以发展当代心理学为框架进行他的理论，但又在某个关键点之后打破了这个框架。在精神病医学领域里他许多出众的同事，实际上都是神经学家。1895年，弗洛伊德与布罗伊尔发表《歇斯底里研究》的那年，克拉夫·艾宾也出版了一本专著——《紧张与神经衰弱状态》，极尽完美地阐述了当时普遍的观点。这本小书大胆尝试将当时诊断使用上混淆的词汇进一步厘清。克拉夫·艾宾将“紧张”定义为“大多数时候是一种内在病理气质的表现，而很少是导因于中枢神经系统的病变”。而遗传，是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根源：“大多数被紧张的气质所影响的人，从他们早年的幼儿时代即有所表现，这乃是来自先天的影响。”克拉夫·艾宾以一种崇敬的语气，对“那决定性地影响器官本性，万能的遗传生物定律”致敬。这个因素对心灵活动的影响，是无可否认且是绝对的。后天得到的紧张感，出现在当“神经能量的累积和消耗之间的正常关系”被扰乱的时候。睡眠不足、营养不良、大量饮酒，以及“违反卫生观点”的现代文明特质：匆忙、对心力的过度索求、民主的政治活动，甚至给予妇女的解放权力，全都使得现代人变得紧张。但是外在力量所造成的紧张，如同先天气质的变化，仍然关系到“神经构造，即使是在神经系统中最微小的变化”。　　对克拉夫·艾宾来说，更严重的病症“神经衰弱”，是紧张的极度发挥；一种“功能性”的疾病，使得心灵活动“无法再建神经能量的生产与消耗间的平衡”。这个机械化的比喻并非偶然拾得，克拉夫·艾宾的确把神经衰弱视为神经系统运作的脱序。当紧张气质出现的时候，医师首先应该在遗传因素中寻找神经衰弱的首要病源，至于后天性的紧张也可以追溯到生理上的原因，一组不幸的创伤，或者具伤害性的环境：童年的病灶来自“神经病理式的环境组成，手淫，或者如同先前提过的，来自现代生活系统中的过度紧绷状态”。即使引发神经衰弱的源头是心理事件，如担忧或者心理压力，它仍然可以追溯到最终神经系统方面的失调。克拉夫·艾宾已经准备要将“社会性”的因子，以及“先天气质倾向”，归因到“神经系统的构造问题”。依照这个状况，克拉夫·艾宾建议的治疗方式，自然倾向饮食、药物、物理治疗、电疗、按摩疗法等。作为一个性偏差行为方面的专家，他并没有忽略他所谓的“Neurasthenia sexualis”（性因神经衰弱），但他只把这个状况当作临床图像的一角，而非肇因。　　简言之，克拉夫·艾宾把心理因素的病痛，视为生理问题所致。即使到了1895年，他仍然有从16年前自己出版的精神医学教科书里面的观点：“疯狂是一种脑部的疾病”中走出来。19世纪中期，心理学大幅度进步，令人印象深刻，但其所处的位置是矛盾的：它把自己从纯粹的哲学思想当中解放出来，如同哲学从神学中出走一般，但却投向另一个跋扈的主人——生理学的怀抱。心灵与身体以什么方式连结，已经有悠久的论辩历史。罗伦斯·史坦恩在18世纪中期就已经表示：“我以最崇敬的心情说明，人的身体与心灵，就像是男人穿的长袖衬衣与它的衬里一样紧密相连；把其中一个弄皱了，另一个也就皱了。”19世纪的学者仍然同意这样的观点，并且更进一步，他们极具信心地指出，哪部分是衬衣，哪部分是衬里。他们认为，心灵依赖着身体，也就是神经系统，还有脑。　　1876年，著名的美国神经学家威廉·何蒙，描述了当时专业研究者间的一致意见，他是位男女性冷淡方面的专家。他这样下断语：“现代的心理科学，不多不少就是以生理功能来考虑的心灵科学。”这个强调的粗体字是何蒙自己加的。在英国，影响深远且多产的精神医学家亨利·莫兹利的说法也强调类似的观点。1874年，谈到疯狂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写道：“要用心理学的方式，去解释任何（由疯癫显示的）堕落本能的源头或是本质，并不是我们能力所及，也不关我们的事。”“如果真的要解释的话，那必定来自生理，而非心理层面。”欧陆的心理学家和精神医学家，对英美同事们的说法并没有太多的异议。19世纪初期，著名的法国精神医学家艾司奇罗曾经给“疯癫以及心理疾病”下了个定义：“一种常见的慢性大脑情绪疾病”。这样的解释持续其优势直到19世纪末期甚至更晚，影响力遍及欧洲与美国。1910年，弗洛伊德告诉他最著名的病人之一“狼人”说：“我有办法治疗你受苦的心灵，因为直到现在你都在便壶里寻找你疾病的原因。”多年之后，这个“狼人”同意了弗洛伊德的看法，并用带有点武断的语气说：“在那个大家都想使用生理方式寻找心理状态的问题上，心理的作用完全被忽略了。”但也有些异议者，例如英国贵格教会的医师，在1800年左右发展出他们所谓的“道德治疗”来处理疯狂的病人。他们试图用道德劝说、心灵的训诫以及慈爱，来治疗这些可怜的疯子，而不是用药物或者物理式的限制，据说也有一些效果。但从实际的世界来看，其他的神经学家、精神医师或者疯子收留所的管理人员，都认定身体对心灵的影响，远大于心灵对身体的影响。　　19世纪那些耀眼的研究工作深入大脑解剖的知识，提供了视觉、听觉、语言能力以及记忆功能的定位图谱，心理历程的神经学观点也正是要迎合这样的思潮。就连骨相学家，虽然他们的想法掺杂着古怪或有趣，却也为这个潮流注入一股知识的力量。19世纪后半叶，怀疑论的脑解剖学家打破了骨相学的教条，不再相信每个情绪或者心理能力位于身体的某个部位，但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脱离骨相学的基本观点，本着类似的信仰，他们转而把心理功能的来源视为大脑中的某个部位。伟大的科学家赫曼·赫姆霍尔兹，以及他的同侪科学家们如艾米尔·杜布瓦·雷蒙，根据他们对神经脉冲精密地研究其速度及路径后所做的推论，进一步支持从物质观理解心灵的可信度。心灵渐渐地被视为可以追溯、计算以及衡量电子与化学力量控制的一种机制。随着一个接一个的发现，所有心灵事件的生理学基础似乎都已经奠定了。神经科学是最后的赢家。　　布吕克曾把赫姆霍尔兹以及杜布瓦·雷蒙的研究结果带回维也纳，弗洛伊德是布吕克的杰出学生，他可以随意地接触到这个思潮，实际上，他从未真正放弃过这个思潮。执业经历给他许多思考这个观点的素材：他的病人让他知道，当许多身体症状是由心理的歇斯底里转换而来的同时，也有一些实际上仍是生理器官上的问题［19世纪90年代中期不幸的“诱惑理论”，清楚地把生理创伤当作官能症的原因。但即使在弗洛伊德觉得有必要抛弃这个理论的时候，他仍然没有放弃心理事件必然有身体上的基础］。弗洛伊德受“神经官能症是来自某些性方面的失调”这个观点所吸引的一个原因是，“终究，性欲不只是单纯的心理活动而已，它也有身体上的层次”。因此，正如弗洛伊德在1898年的时候对弗里斯所说的，他自己“不会让心理的问题独自悬空着，而不考虑生理基础”。弗洛伊德后来对当时所盛行的正统思想的颠覆，完全不是出于计划，乃是他个人渐进的变化。在完成革命之后，他不只抛弃了神经科学理论，更改变了身心互动既存的次序。他把心理层面的影响当作是心灵运作的首要因素，而不是独断的因素。　　在弗洛伊德挑战这个普遍化的机械观之前，他很少出现对于心灵机器以物理观点讨论的争议。迟到1895年，弗洛伊德才提出他自己未完成的计划，作为《神经病理学者的心理学》草稿。但是最后，对这个心灵机器如何会出故障，弗洛伊德却跳入这个冗长而没有结论的争议中。总的来说，精神医师们同意心理疾病几乎全是脑部功能损害的显现，他们对这个损害可能的病源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在19世纪30年代，艾司奇罗仍然试图提出折中看法，对病因的说法模棱两可——“心理疾病的病因，其繁杂程度正如同其类型。”他这样写道，“不只是气候、季节、性别、年龄、气质、职业，以及生活方式等，会影响心理疾病发生的频率、状态、病程、危机以及对疯癫的治疗；这个疾病还进一步被法律、文明、道德，以及国家的政治型态所影响。”19世纪中期，原来最主要的病因选项——遗传，虽然没有被消除，但已经慢慢失去光彩，此时，它又重新获得某种程度的重要位置。个案历史显示——甚至可以说得到结论，许多心理病人都被不正常的家庭历史所束缚。克拉夫·艾宾关于神经质的专著，就专门谈到这个问题。弗洛伊德在他早期的个案报告中，也对病人“神经质般的”家庭做过细节的讨论，他仔细记录一个病人母亲在精神病收容所的停留，以及他兄弟的疾病妄想症。之后心理学占了上风，1905年，在《性学三论》里，弗洛伊德对与他同期的精神医师过于将心理疾病归因于遗传的说法，做了一番批评。　　弗洛伊德对心理疾病其他导因的想法未必更为单纯，克拉夫·艾宾对神经衰弱的研究即证实过有关此种心理疾病的病源，虽然有许多病源学的说法比不上归因于遗传的说法重要，却能在文献上找到可资佐证的对象。有些精神医师完全将突然的惊吓以及拖延数年的疾病排除在外，但弗洛伊德没有。许多人也只对现代文化有害的副作用感兴趣。对于最后这项诊断，弗洛伊德同意大多数人的说法，虽然是为了他自己的理由。如同许多当代的观察者，他同意这种都会的、布尔乔亚的工业文明，的确产生了那种时代特有的紧张，在他看来，此种现象正有逐渐严重的趋势。但是当其他人都把现代文明对紧张问题的影响着重在急促、嘈杂、快速的沟通以及心灵机制过多的负载时，弗洛伊德却独树一帜地将之归因于被压抑的性生活。　　这个与主流说法截然不同的观点，是弗洛伊德对心理疾病起因最核心的认知。他并不怀疑同时期的精神医师们在引证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歇斯底里、妄想以及其他精神疾病的解释能力。但是他很清楚地发现，他无法以这样的观点对患者隐藏的本质做进一步探究。究其根源，医师们都忽略了性欲因素的重要性，以及这个驱力在潜意识中产生的冲突。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喜欢强调病人遥远的前史——遗传，却忽略另一个性欲冲突出现的前史——儿童期。《梦的解析》，是弗洛伊德第一个全面的，但仍然尚未完整的立场说明，这是他献给心理学家的心理学。　　马丁·弗洛伊德在许多年后回忆，“我们在1899年夏天假期中几乎很少看到父亲。”这对喜欢与孩子在山里度假的弗洛伊德来说，是很少见的。在那个夏天里，除了加速完成他的书以及开始校阅之外，“他完全陷入他所关注的工作中。”他很自得地对家人提到这本书——对他来说是一本旷世巨著：“他告诉我们这本书即将问世，甚至不断鼓励我们把自己的梦说出来：那是我们很喜欢做的事。”如我们所见，有些弗洛伊德家小孩所提供的梦境标本，被放到书中出版了。“他以简单的话对我们解释书的大意。”马丁·弗洛伊德接着说，“要如何了解梦，以及它们的来源和意义。”这本弗洛伊德企图作为对普遍心理学的贡献精华，并不只是私传之秘。　　毫无疑问，一些私密的事还是必须放入弗洛伊德的写作里，当他随意地谈到他人的性欲愿望和性欲冲突所呈现出来的指标力量时，他拒绝以同等的随意度揭露自己梦中原欲的来源。但弗洛伊德会为了没有把自己的过去以及梦境当作一般素材来检验而付出代价。一些弗洛伊德最机警的读者及同僚们，都对他做部分的保留而惊讶不已。卡尔·亚伯拉罕曾经毫无保留地询问弗洛伊德，他是否刻意让自己没有办法完成关于“伊尔玛的注射”这个梦的解释。毕竟，性欲暗示在弗洛伊德的论述中，成为越来越迫切需要得到的解答。带着早期分析家的信任态度，弗洛伊德立即且开放地回答：“性欲的自大妄想隐藏在这些梦里，三个女人，玛蒂尔德、苏菲、安娜是我女儿们的三个教母，而我三个全部都拥有！”卡尔·荣格证明了自己并没有过于敏感，在受邀为《梦的解析》第三版作序言时，他不认为弗洛伊德对自己以及孩子的梦境解释只是表面的。荣格补充，弗洛伊德以及他的学生“严重地错失了（个人的）基本的意义”，那就是在例如“伊尔玛的注射”这样的梦里显现出来的“原欲上的动力”，以及“在自我梦境中个人的伤痛”，他还认为，弗洛伊德使用一个病人的梦，“并残忍地去揭开其中最终的动机”。弗洛伊德同意并且答应要修正这个引用的内容，但不是最终显示的意义：“读者并不值得我在他们面前，更进一层脱下我的外装。”事实上，其他的同僚希望他进一步地揭露关于过去个人的情欲历史，但这些没有一样在以后新的版本中出现。弥漫在《梦的解析》全书中的紧张气氛，正是潜伏在弗洛伊德心灵底层的自我揭露与自我保护之间的冲突。但弗洛伊德并不认为他不进一步揭露自我会对其理论探索的能力有所损害。　　把决定论当作弗洛伊德思想的中心，只符合他对梦的研究，他另外还在累积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的材料。结果并不使他惊讶，可以说是老调重谈，“正常人的病理学”仍然提供给他表面上看来不可驳斥的材料：那就是所谓“偶然”其实都有其他的因素，远非偶然可以解释。拼错一个熟悉的名字，忘记一段最喜爱的诗句，莫名其妙地把某个东西放错地方，或者忘记在太太生日时送她一束平常会准备的花——这些讯息都等待被解读。这些是欲望或者焦虑的线索，连行动者自己都无法自由地理解。这些发现，确认了弗洛伊德对因果观点明确的认定，诊断成果向他暗示的结论也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它显示，用最平常的经验做材料，可以科学式地解读发现，表面上没有关系或者难以理解的事件，其实都是被潜在的心灵规律主宰着。　　弗洛伊德对失误现象（如口误、笔误等）的理论感兴趣始自1897年的年底，他找不到在拜访柏林时需要的一个地址。聆听自己的经验对弗洛伊德来说已不是新鲜事，但在他自我分析的那几年之间，他对心灵细微而迂回的运作特别敏锐。从1898年的夏天开始，弗洛伊德不断对弗里斯说明在一般心理病理学的探索上发现的例子。8月的时候他说：“我终于找到一些猜测已久的生活琐事。”当时他“忘了”某首喜爱的诗的作者名字，并且把这个被压抑的名字，与幼童时期的私人记忆连结在一起。其他的例子立刻涌现，特别是他无法记起叫做希诺瑞里的这个名字，那个在奥渥多时代画《最后的审判》的画家。他的名字似乎常常被波提切里或是波他菲欧的名字取代。经过分析，弗洛伊德发现一个联想和压抑的复杂网络，其中包括一个最近发生的关于死亡与性欲的谈话。“现在，谁愿意相信我呢？”不管有没有人相信，弗洛伊德觉得这个刻意遗忘的例子值得发表。文章迟至1898年才出现，发表在一份关于神经学与精神医学的专业期刊上，弗洛伊德为它配了复杂的关系图表。　　1899年夏天，弗洛伊德制作了另一个和日常生活里的精神病理学说有关联且更奇特的例子，那时他正在校阅《梦的解析》的稿子。不论他多么努力地要改进这本书，他对弗里斯写道，还是有“2467个错误”。这个数字看起来有武断之嫌，弗洛伊德原来想表达的只是他的书会被无数的错误搞砸。但对弗洛伊德来说，心灵的活动是不可能完全任性的，因此，他在信尾对这个数字做了一番分析。实际上，弗洛伊德对这个调查活动颇为自得，还在一年之后，请弗里斯把原来的信件寄还给他。这个例子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中出现，并且有详细的解释：弗洛伊德在报纸上读到一个将军退休的消息，他在军中服役的时候认识这个将军。这件事让他也兴起计算何时会退休的念头，把可能考虑到的加加减减，他认为自己还有24年才退休。弗洛伊德在24岁时得到少校军衔，他现在是43岁，这两个数字加起来是67，而24和67合并起来就是2467，他把这个数字放到写给弗里斯的信件里。这个看起来没有原因的数字，这时候变成一个想要再有二十几年活跃生活的愿望。　　弗洛伊德在1901年1月完成《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的草稿，5月，他开始第一次校阅这本书，打从心里觉得不喜欢，还表示希望其他人会比他更不喜欢这本书。其中缘由，除了弗洛伊德在著作出版之前惯有的患得患失之外，这本书谈到太多与弗里斯交往的内容是另一个原因。关于他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一书，他告诉弗里斯：“提到太多和你有关的事。明显一点的是因为你提供的素材；隐喻一点的是因为其中的动机追溯到你那里去，就连其中的警句也是你提供的。”总的说来，弗洛伊德把这本书看作“到目前为止，你在我生命中扮演角色”的见证。　　这个角色比弗洛伊德所愿意承认以及坦白表明的都还要强大。他现在公开利用他对弗里斯的不公平对待作为日常生活中精神病理实例的展现。他们在某次的会面中，弗洛伊德带着一种发现新事物的姿态对弗里斯说，可以用人类被赋予了双性性欲特质这样的观点，来理解神经官能症者的问题，而弗里斯提醒弗洛伊德注意，事实上，在数年前当弗洛伊德对此尚不表示任何兴趣的时候，是弗里斯他自己率先提出了这个观点。在接下来的一周，为了回应弗里斯，弗洛伊德终于想起一个插曲，并且了解到当时弗里斯是想要宣告其发现的优先性。但弗洛伊德说道，他实际上已经忘记这个讨论的经历，直到此时弗里斯提醒了他。借由压抑之前对话的记忆，弗洛伊德得以取得一些没有得到授权的好处。很悲哀地，他为自己刻意的健忘症加上注解：一个人很难放弃对自己原创性的宣告。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中的一个章节里加入这个插曲，作为描写遗忘特定印象和意图造成的效果。这样的安排，让读者丝毫没有感觉到其背后情绪的刺激，但对之后马上不再是朋友的两个人来说，这个插曲是极端不愉快的感受，甚至是痛苦。　　这个世界原本并不知道这背后的缘由，弗洛伊德反常地希望大家都不喜欢这本书的愿望也没有实现。这本书注定不会成为只是几个专科医师之间的私人财产，书中几乎没有什么专业术语，从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里撷取，弗洛伊德在其中填塞了许多故事插曲，汇集成一本有关动机如何造成失误的选集，并且在最后一章保留了他的理论当中决定论、机运，以及迷信等观点。其中一个最适当的故事，是弗洛伊德从他最喜欢的报纸《新自由通讯》中取材出来的，里面谈到奥地利下议会的议长：因为预期一个即将到来的暴风雪，议长先生在议会刚开议时，便慎重地宣布议期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明显的口误背后，有个隐而不宣的愿望可以清楚地被理解。弗洛伊德在例举全书各种不易辨识的思考错误、口误，与行为错误之后，认为这些例证都指向一个结论：心灵被规则所指导。这本《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对精神分析的理论架构没有任何贡献，而对此书的批评也认为其中的某些例子过于牵强附会，或者说，弗洛伊德式的口误定义太过宽松，以至于没办法以科学方式的测验去验证。即便如此，这本书仍然是弗洛伊德最广为后人阅读的书之一，它在弗洛伊德在世时，就已经再版11次，并且被翻译成12种语言［根据弗洛伊德的决定论，精神分析家正确地指出“自由联想”的技术是个错误命名。因为，被分析者在躺椅上说出的想法和记忆会出现有意思的顺序，被不可见的力量互相融合在一起］。　　心灵潜藏的秩序能躲过心理学家探索的主要原因，弗洛伊德认为在于许多心理运作以及最重要的动力都是潜意识的。弗洛伊德并不是第一个发现潜意识的人，在启蒙时代，一些对人类心灵本质有兴趣的学者，就已经认识到潜意识心态的存在。其中一位弗洛伊德最喜欢的18世纪德国哲人——李希腾堡，曾经对梦的研究下过这样的评论：梦是一条道路，可以得到其他方式不易获得的自我知识。弗洛伊德可以经常且乐而不疲地引用歌德与席勒，他也认为诗歌创作的灵感根源在潜意识里。不论在英国、法国，或是德国的浪漫诗人，都同样认同柯立芝所称呼的“意识的幽黯区域”。与弗洛伊德同时代的小说作家亨利·詹姆斯，明确地把潜意识和梦连起来，并在他中篇小说《亚斯盆文件》里让叙述者谈到“睡眠的潜意识思考活动”。弗洛伊德可以在叔本华与尼采的隽永词语中，找到类似的说法。但他的特别贡献在于，找到一段诗意与朦胧兼有的见解，并精确引用，借由指出潜意识的源头和内容，以及如何强加在表达活动上的影响力，把它变成心理学的基础。“精神分析被迫借由对病理的压抑加以研究。”弗洛伊德后来这么解释，“才能严肃对待‘潜意识’这个观念。”　　潜意识与压抑的连结，可以回溯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发展的初期。意识思考的线索看来像是不连续因素的偶然结合，只因为它们大多数的相关环结都被压抑了。以弗洛伊德的话来说，他对压抑理论的研究是“了解官能症的基石”——并且不只是对官能症而已。大部分的潜意识都包含被压抑的想法，弗洛伊德所构想的这个潜意识，并不是心灵中暂时不被看见或者不容易被想起的片段。这个潜意识恰恰代表着最大的秘密囚牢，禁锢着反社会的，包括长期受苦的以及新加入的囚犯。这些受监禁者被严厉对待并且严格监视着，却很少能被好好控制住，他们总是想要逃走。他们的突围只有间歇性的成功，并且让自己以及他人付出不小的代价。精神分析者的工作就是要去除压抑，至少是去除部分的压抑，因此他必须认知可能出现的严重风险，并且注意到具有爆发力量的潜意识动力。　　既然抗拒作用所形成的阻碍是如此难以对付，要让潜意识的部分成为可意识的，其过程是无比艰难的。想要回忆的欲望遭受想要遗忘的欲望反击，这个从出生之后就实际建立在心灵发展过程中的冲突，是文化的作用，不论是如警察般监视的外在形态，或是以良心的内在形态出现。因为害怕这些难以压抑的激情，世界的历史已经把根深蒂固的人类冲动烙印为不文明的、非道德的，或是亵渎的。从礼节书籍谴责沙滩上的裸体，到限定对配偶的忠诚以及宣扬乱伦禁忌，文化的各种通路，不断地限制、诋毁原有的欲望性的驱力，如同其他原始的驱力，不断地在严厉的禁止命令前寻求满足的可能。自我欺骗以及伪善，通常以“好”的理由来取代“真”的理由，乃是压抑作用的有意识的伙伴；为了家庭和谐、社会安详的需要，或者是纯粹值得尊敬的理由，去否认激情的需要。欲望可以被否认，但无法被消灭。弗洛伊德喜欢尼采的一句隽语，是他最喜爱的病人“鼠人”引用给他听的：“我的记忆说‘这是我做过的’，但我的自尊无动于衷地表示‘我不可能这样做’，最后，记忆输了。”自尊是文化压抑的打手，但对于欲望的记忆仍会存在于思想与行为里。也许自尊得到胜利，但欲望仍是人性最迫切的特质。前述种种把我们带回梦境之中，竭尽一切所能地表示，人是欲望的动物。这就是《梦的解析》一书想要表达的：欲望以及欲望的命运。　　弗洛伊德不是第一位宣称激情欲望具有最本质力量的人，正如同他不是第一位发现潜意识的人。从人类书写《旧约》以来，哲学家、神学家、诗人、剧作家、小说家，以及自传作者，都不曾停歇地颂扬或是哀悼这个力量。几世纪以来，如柏拉图、圣·奥古斯丁，以及蒙田所证实的，人们是由他们的内在世界去探求激情欲望的作用。在弗洛伊德时代的沙龙或咖啡馆里，这样的自我检视常常可见。19世纪正是心理学的年代，那是一个充满告白式的自传、非正式的自我剖析、以自我为主角的小说、私人日记和秘密手札充斥的年代，从一股涓涓细流转为主流书写风格，他们在写作中展现自我主体性时，皆很明显地表现其内省的目的。卢梭痛苦而坦白的《忏悔录》，以及年轻歌德自我苦闷和解放的《少年维特的烦恼》，都已经在18世纪为这股潮流播种，在拜伦、司汤达尔、尼采以及威廉·詹姆斯活跃的19世纪里丰富收割。汤玛斯·卡莱尔曾经敏锐地称呼，这是“我们的自传时代”，但现代对自我的专注绝非只是单纯收成。爱默森晚年说：“这个时代的关键，似乎就是心灵开始对自己有所察觉的时代。”随着“新意识”的出现，他认为“现代人在他们的脑袋中带着一把心灵的解剖刀出生，一种向内挖掘的倾向、进行自我分解还有对动机的解剖”。这是个人人都是哈姆雷特的时代。　　这时代的许多哈姆雷特都是奥地利人，更甚者，他们的文化让他们倾向于自由显露自我心灵的活动。1896年末，维也纳的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以尖刻的语气对当时主宰整个社会的情绪做了一番精确的剖析：“不久大家对不变的现实主义感到厌烦，随后‘Griemteidl’——当时许多文人汇聚的咖啡馆——就转移到象征主义的旗帜底下。‘秘密的神经！’现在是通关密语。人们开始观察‘灵魂的状态’，并且寻找特殊事务来逃离平淡无奇。但最重要的口号总是‘生命’，一个人每晚总要和他的生命来一番争执，或当事情开始有所变化的时候，即去阐明生命的意义。”也许，最能够表达这种入神的社会氛围的艺术品，是阿弗烈·库宾在1902年所画的《自我省思》。这幅画绘着一个站立、半裸、无头的人形，后面则是立在地上，面对观赏者，一个对无头人形来说显得过大的头像，看似盲目地直视前方，张大的嘴巴，还有裂开的可怕的牙齿。　　这幅图看似《梦的解析》的图示版本，但实际上不是。弗洛伊德对这个过度兴奋的维也纳社会其实没什么兴趣。如同其他的维也纳人，他也阅读独特而有趣的期刊《火炬》，这是一份几乎全由卡尔·克劳斯编辑，机智又极尽挖苦之能事的杂志，主题大多是关于政治、社会、语言方面的腐败。此外，他还对史尼茨勒的故事、小说，以及剧本有高度兴趣，其中多半呈现角色本身、赤裸、内在的欲念世界。史尼茨勒还跨界进攻弗洛伊德的专业，写了四行诗描写梦是“厚颜的愿望”，“没有勇气的渴望”，被逼回心灵的角落，只有在晚上的时候才敢出来活动：梦是没勇气的欲望，是厚颜的愿望，白日的光将其逼回心灵的角落，一到了晚上则又出来活动。弗洛伊德对史尼茨勒的作品一直都很有兴趣，并且还写了封不只是礼貌奉承的信给史尼茨勒，表示羡慕他拥有关于人类心灵的“秘密知识”。但大多数的时间，如我们所见，弗洛伊德对当代的诗人、画家以及沙龙里的哲学家，都报以冷漠的态度。他只能在自己绝然孤立的晤谈室里追索他的真理。　　《梦的解析》与精神分析理论的主要论点中最吸引人的发现，是人类持续不断的欲望根源于婴儿时期，但却不见融于社会，它们被机巧地隐藏着，而免于被意识的检查所发现。弗洛伊德把这些“在我们潜意识中保持警觉的，也可以说是不朽的愿望”连结到希腊神话中的泰坦神，他们背负着那些战胜的众神们压制在他们身上的巨大山脉，有时还抽动着四肢。正如在所有的梦境底下所隐藏的力量，弗洛伊德把白天思想对梦的作用，比喻为一家只有想法却没有资本的企业，而资本家，那拿钱出来让人冒险一试的，是“来自潜意识的愿望”。这些角色通常未被绝对地划分开来，资本家自己也可以是企业主。这个比喻的重点是，梦需要启动的想法，也需要动力的来源。　　然后出现的问题是，为什么资本家有必要来投资他的剩余财富。弗洛伊德在他1895年中途放弃的计划里回应：人类有机体总是要试图减低其所产生的激动状态，但也同时会去激起记忆，试图重温生命早期的快感，这或许是为了确认这些快感还有机会可以再生，愿望就是这样诞生的。在缺乏协调的情况下，它们在潜意识里产生冲突，与所生长的文化体制的要求背道而驰。虽然被压抑，但它们并没有消失：“潜意识的愿望一直维持着活跃的状态。”事实上，如同弗洛伊德得到的结论，它们是“无法被毁灭的。在潜意识中，没有事物会终结，没有东西会被忽略或是遗忘”。但这些愿望随着时间慢慢变得复杂。弗洛伊德所谓的“初级过程”，储藏于一开始就累积在心灵里的原始心理能量，仍然全然地被享乐原则所主宰：它需要满足，任性而迫切地要立即得到满足。但是在多年的生命发展经验之后，心灵强加上“次级过程”，考虑到外在的现实，以作为管理之用。它比较有效率地而非情绪性地调节心理的功能，借由思考和计算发展出延后满足的能力，为的是在稍后才享受这些满足。弗洛伊德对高估“次级过程”的影响提出警告，“初级过程”仍然终其一生维持着一贯贪婪的企图。因此，弗洛伊德在后一版的《梦的解析》中，简洁地介绍这个观念，研究梦境时需要认识到：“心理现实是一种存在的特殊状态，不应该和物质的现实混淆。”以这个注解作为结束，弗洛伊德证实原本模糊的计划已经得到胜利。他在1910年时充满希望地写道，如果《梦的解析》——他“最重要的作品”——可以“得到认可”，它必然也会“把一般心理学转移到另一个新的基础上”。　　三、从罗马到维也纳　　在《梦的解析》各种深刻的线索当中，最具启发性的，要算是与罗马有关的主题。那是弗洛伊德一直渴望去拜访的城市，但他发现这个愿望奇特地被一种恐惧感所破坏。他在假期时去过意大利好几次，但从来没有超越过比特拉西麦诺湖，它距离罗马还有50里，这是汉尼拔曾经停留的地方。1897年底，他曾经梦到和弗里斯在罗马进行他们的“会议”；1899年初，他们又计划于复活节在罗马碰面。那年年底他写道：“在永恒的城市里，第一次听说关于生命中永恒的法则。”这对弗洛伊德来说是个极为迷人的想法。他研究罗马的地理环境，在其中体验到一种他自己所说的“渴望的折磨”，并从而知道这当中必定存在着某种会令他如此着迷的奇特事物。他告诉弗里斯：“我发现我对罗马的热烈向往乃是一种神经官能症，它可连结到从孩童起就对闪族英雄汉尼拔的热情。”弗洛伊德对他自己“Gynmasialschwarmerei”（如运动员般的盲目热情）的解释，是一种想要反抗或者打败反犹太势力的热情。征服罗马，是争取到犹太人最不能原谅的敌人所觊觎的宝座——罗马正是这个位置的总部。“汉尼拔与罗马对年轻人来说，象征坚韧的犹太人与天主教教会组织之间的对抗。”除此之外还有更丰富的意义，弗洛伊德记载着他对罗马的欲望，标示了一种“对一些其他热烈渴求的欲望之象征与借口”。他暗示，这些不明显的欲望在本质上都是伊底帕斯式的。他并引用古老的神谕对塔垦士的显现，谁是第一个亲吻母亲的人，就会成为罗马的统治者。作为一个绝对又暧昧的象征，罗马对弗洛伊德来说代表最强烈的掩藏性欲，以及几乎相等的攻击欲望，并在其中窥视它们的私密历史。　　弗洛伊德出版《梦的解析》时，他尚未征服罗马，但他觉得这个事实在某种程度来说是合适的，这样的感觉与他多年处在这骚动不安的岁月里，把自己设定在厘清以及冒险的理论工作中，所得到的孤独与挫折感受若合符节。梦书的写作过程是漫长的，而他把书的完成视为一种失落。他沮丧了一段时间，并在1899年10月初，证实了弗里斯对他的观察：当剥除某个曾经“对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关注”时，其结果是“一种极痛苦的感觉”。经过一段时期的自我批判之后，弗洛伊德渐渐开始喜爱这即将问世的新书，“当然还不够好，但已经不错了”。他认为，出版它是整个过程中最痛苦的，“因为对我来说被剥离的不是智慧财产，而是情感上的财产”。此时微弱而仍在远处徘徊的风暴，预告着他另一次将和数年来情感上珍视的朋友弗里斯分离，这当然不会让他的心情好转。再加上有消息说，他有一个教授职位的机会又落空了——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但让他无法坦然地面对自己的情绪。他把梦书第一版的两本寄给弗里斯，作为他的生日礼物，却让自己刻意冷酷地面对群众的反应：“长久以来，我已经学会如何调适自己的心情，并且以一种认命的期待来面对命运。”　　实际上，弗洛伊德一直在期待，他也并不认命。他对早期那些梦书的读者只会举出书中一些细微的语词错误，却对整体的想法未加赞赏感到无奈、沮丧以及恼怒。当他所期待外界进发的剧烈反应没有发生时，第一个注意到《梦的解析》的评论却在12月间突然出现，弗洛伊德对此并不感兴奋。他告诉弗里斯，这充其量是个“没有意义”的评论，是个“无法令人满意”的书评。评论者是一个叫做卡尔·梅岑汀的家伙，在他毫不深入的评论中，只有一个词让弗洛伊德看对眼：“开创新纪元的作品。”但这绝对不够。弗洛伊德发现维也纳圈子里的人物对他的想法“极为负面”，他试着以他和弗里斯都属大胆开创者这样的想法来激励自己：“我们毕竟都过于超前了。”他的抑郁感并未因此降低，“我现在对理论工作一点兴趣也没有，所以到了晚间，变得极为无聊。”无聊厌倦通常是愤怒和焦虑的症状，对弗洛伊德这部巨著未被肯定的难产作家来说，情形亦然。　　新年仍未能疏解他的情绪，1900年1月初，在维也纳广受阅读的日报《时代》上的一篇评论，让他惊讶地斥其为“无知”，带着“些许奉承和不寻常的误解”。另一篇在《国家》上面的评论，由一个认识的朋友，诗人与剧作家雅各·朱利阿斯·大卫执笔，就显得“温和而敏锐多了”，虽然还是“有点暧昧”，少有能让弗洛伊德觉得安慰的评论。“我发现科学对现在的我来说太难了，我需要点亮思绪，让自己清醒起来，把不需要的东西清理开，但我总是孤独的。”这听起来像是一种自怜的口吻，弗洛伊德似乎觉得自己注定被徒劳无功的误解和忽略所包围。“实际上我已经和外界切断了关系。”他在1900年3月的时候说，“《梦的解析》激起的反应比一片落叶还少，昨天我在《维也纳旅游日报》上面读到一篇亲切的评论，甚感惊异。”现在只有好消息会让他感到惊异。“我让自己沉浸在幻想、下棋、阅读英文小说之中，对所有严肃的活动都一概排斥。已经有两个月了，我没有将任何想到或者学到的观点写下。我一旦脱离自己专注的事业，就变得像个耽于逸乐的庸俗之辈。你知道我对自己的放纵一向是很节制的，我没有抽过什么好烟，酒精对我也没有用处，我已经尽了生养儿女的责任，但是和其他人的联系却完全断了。所以我茫茫然过日子，只想把我从白天工作的注意力转移开来。”他似乎已经筋疲力竭了。　　弗洛伊德如此精神不振的原因，一部分是经济因素，他的病人数量一直不太稳定。他以自律或难以获得的心灵平静来解救自己，但效果不大。1900年5月，在给弗里斯的生日贺卡中他写道：“大体说来，我因为太过理性而不太会去抱怨，除了对贫穷的恐惧之外。”但他知道：“如果从人类不幸的统计来看，就知道我有多么的富足，而一个人的荣衔又是多么微不足道。”有时候无法理解或是帮助病人时，他就会陷入绝望，当他陷入这种情绪，这种负面的感觉就会成为折磨他的来源。1900年冬末，渴望着许久不见的春天和阳光，他抑郁地谈到“灾难”以及“累垮”的生活，他被迫“拆除”所有“空中楼阁”，又“尽力鼓起一点勇气重建之。”　　群众的忽略以及个人的孤寂互相鼓荡，弗洛伊德把自己比作与天使摔跤的雅各，在实力悬殊又喘不过气来的情况下，他要求天使放过他，“这对我将是公正的惩罚。”弗洛伊德做了有生以来最不准确的预测：“我首先发现的心灵未知领域，没有一个会和我的名字相连，或者遵循我的规则。”他和天使决斗的结果导致自己跛足而行，且沉溺于早熟的失意的忧郁中。“是的，我已经44岁了。”1900年5月他写道，“一个年老、有点邋遢的以色列子民。”即使在家书中，他也使用同样阴沉的语气，在回信给他柏林侄子寄来的生日贺词时，他自称为“你们的老伯父”。这年之后，他曾经要求家人“不要再为一个老人动生日活动的脑筋”；他自比为一个老旧的纪念碑，而不是“一个喜欢生日的小孩”。年龄的压力自此成为纠缠他心头的阴影。　　如此优雅的悲歌，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显示即使在他的自我分析之后，弗洛伊德在1900年左右的心情还是非常容易受伤的。他用引出失败幽灵的方式，规避那些因成功伴随而来的危机。弗洛伊德知道他的原创观点与冒犯的说法，必然引起困惑的沉默或愤怒的非难，他也可能同时收到许多非自发性的恭维。他对他的评论者、他的病人、他的朋友，甚至他自己都感到不满意，他的“梦小孩”真的很难产。　　弗洛伊德在完成了自己满怀期待的著作后，并未因此而消除自己的挫折感，亦未消除自己强烈的孤独感，他感到很沮丧。1900年3月，他用一种乡愁式的笔调回顾前一年的夏天，当时他在一种“疯狂的思考活动”中完成了他的梦书，天真地“自我陶醉，并期盼从此可以迈出自由和安适的另一步。然而这本书被接受的程度以及伴随而来的寂寥，再次破坏了我和周遭环境之间正在萌芽的关系”。但渐渐地他从沮丧中走出来，1901年9月，经由他的自我分析之激励，他至少克服了长久以来的自我设限，在弟弟亚历山大的陪伴下拜访了罗马。就像许多北方来的访客，如吉朋（《罗马帝国衰亡史》作者）、歌德、蒙姆森（《罗马史》作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弗洛伊德整个人也被一种兴奋的目眩神迷所包围。基督教历史下的罗马令他困惑，现代的罗马则看起来充满希望且与他意气相投，但令人神迷的却是古老文艺复兴时代的罗马：将铜币投入许愿泉里，站在古老但依旧散发着慑人气质的米开朗琪罗的“摩西像”前。弗洛伊德以一点都不夸张的语气形容，这一次的旅程，是他生命中的“高峰体验”。　　每天给家里的信件中，弗洛伊德质疑自己为何拖了这么久才来体验这无比的愉悦。“中午，在万神殿前我自问。”在9月3日写给太太的信中，他惊讶且疑惑，“这就是让我害怕了多年的地方吗？”罗马的热很迷人，罗马的阳光很耀眼。两天后他向妻子保证，根本不必担心他，他的生活是“工作、娱乐皆得意，置身其中即忘我，忘记诸事”。9月6日他仍然身在罗马·沸洛伊德再一次以轻快的电报式语气，说他兴奋之情仍未减退：“这个下午有不少印象，可以让人回味数年。”其后，在他历次的意大利之旅中，皆盛赞威尼斯的美丽、那不勒斯附近的山水（而不是那里的人们），但是罗马，“这个神圣的城市”，仍是他无可替代的最爱。从罗马写给女儿玛蒂尔德的信中，他说他不想在佛罗伦萨附近迷人的斐沙烈山顶待太久，“因为我已经被罗马的严肃淹没了”。的确，“罗马是个独一无二的城市，许多人都这么觉得。”　　弗洛伊德马上就将征服罗马所开启的心理经验兑现了，他的造访同时是追求心灵自由的标记和途径，代表面对社会和政治的一种新弹性态度。这个实际的经验使他得以脱离那个在他“光芒四射的孤独”中既令人满足又令人沮丧的暧昧状态。1902年的秋天，弗洛伊德开始每礼拜三在他上坡路19号的住所，和一群人数慢慢增加的医师们（一开始很少，只有5个人），以及数位有兴趣的一般听众，进行讨论。他理所当然是其中的带领者，内容包括个案讨论、精神分析理论，以及对自我心理的探索。大概在此半年之前的2月间，他终于得到梦想已久也应得的终身教授一职。从那时候起，弗洛伊德已经不用再担心缺乏社会地位、群众回应、热烈的追随者，以及内部的争论。　　弗洛伊德曲折的学院发展历程，为奥匈帝国当时既啰唆又错综复杂的晋升通道，投入悲惨的色彩。思想的原创性不必然是阻碍，作品的价值不必然是必要条件，只有人际关系的连结，通常被称为保护，才能保证事业的升迁。弗洛伊德从1885年之后就是一个Privatdozent（无薪酬大学讲师），漫长的12年之后，1897年2月，他的两位颇有影响力的同事，诺斯那格以及克拉夫·艾宾，推荐他进入Ausserordentlitcher Professor——相当于特任教授的遴选名单中。这是一个以声望（和略高的薪水）为判准的职位，因为这个头衔本身并不代表薪资或在医学教授团中的成员资格。无论如何，教授头衔，如同弗洛伊德自己说的：“可以把一个社会中平常的医师，提升为对他的病人来说近乎于神的位置。”与弗洛伊德同年的其他同事，都慢慢地进入教授职的阶级，只有弗洛伊德还是一个无薪酬的大学讲师。提名弗洛伊德的七人小组在1897年3月聚会，无异议地通过这个任命。6月间，医学院的教授群签署了22票对10票的推荐函，而教育部是不参与这整个过程的。　　弗洛伊德静静地旁观每年与他擦肩而过的晋升仪式，他戒慎恐惧地避免踏上那“走滑的斜坡”，以免碰上那些和高层关系比他好的竞争者。他觉得奥地利的保护系统令人厌恶，但却无法置身事外。毕竟，他有许多的本钱去认定自己符合这个资格：对失语症务实的讨论专著以及对婴儿脑瘫的讨论，前者在1891年出版，后者在6年之后出版，两者都展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绝佳传统医学领域的知识。但从1897年起，弗洛伊德连续四年都没有得到法兰兹·约瑟夫皇帝亲自指定的终身教授职位。1901年末，弗洛伊德决定转向。为表达厌恶与自觉的罪恶感，他从被动转趋积极，很快便有了令人满意的结果。皇帝颁布了弗洛伊德特别教授的任命令，这是整个家族辉煌的时刻，弗洛伊德的妹妹玛丽马上写信到曼彻斯特，兄弟菲立普以愉快的口吻谈论“我们亲爱的老哥哥西格蒙”的好消息，还询问晋升的种种细节。　　在弗洛伊德给弗里斯最后几封信的其中一封里，他以痛苦的语调描述了这一过程。弗里斯恭喜弗洛伊德终于成为“教授先生”，并且用了“表彰”和“精湛的成就”等等字眼。弗洛伊德在回这封信的时候，以他“惯常而急于表现诚意”的姿态，带着挖苦的口气，承认他主导了这个过程。在前一个月从罗马回来之后，他感到就诊的病人减少，和弗里斯日益陌生，他比以前更为孤独，觉得后半辈子都要在教授职位的等待之中度过。“我实在很想再去一趟罗马，好好照顾我的病人，让我的小孩过好日子。”所有这些因素迫使他站在那个寻找保护的坡道上。“我决定，打破严格的道德心藩，采用和一般人相同的步骤。”从被提名四年以来，他都保持沉默。现在他向自己的老师——生理学教授西格蒙·冯·埃克斯纳求助。这位老师板着脸孔教他要化解教育部内对他的敌意，并寻找“个人的影响力”。因此，弗洛伊德动用了他的“老朋友以及前病人”——爱丽丝·龚培兹，他的先生是西奥多·龚培兹——有名的古典文学家。他曾经要弗洛伊德帮忙把几篇弥尔的文章翻译成德文。龚培兹夫人介入了，又发现弗洛伊德需要请诺斯那格教授与克拉夫·艾宾教授重新写一份推荐函。他们都照做了，但此时还未发挥作用。　　另一个病人，男爵遗孀玛丽·菲斯特，她比龚培兹教授夫人在社交界更有影响力，为弗洛伊德处理此事，她运用关系见到教育部长，说服他把教授职给予“一位为她治好疾病的医生”。弗洛伊德还提到，他们是以艾米·欧力克为这位部长计划筹建的画廊绘“一幅现代画”作为酬劳。弗洛伊德以讽刺的方式评论，如果“一些波可林的画（理论上来说比欧力克的画更为值钱）”是在玛丽·菲斯特的手里，而不是她舅妈手里的话，“我就会提前3个月得到晋升”。但弗洛伊德把最尖酸的讽刺留给自己。当《维也纳日报》还没有刊登这个任命消息的时候，弗洛伊德告诉弗里斯：“悬宕的新闻已经快速地在官僚体系里蔓延开了，对这个消息有兴趣的人非常多，祝贺的花和礼物多如雨下。整个事件，如同性欲的角色突然被我们的陛下所接受，梦的重要性被部长会议确认，而以精神分析理论来治疗歇斯底里的必要性，被国会的三分之二多数所通过。”他终于了解到，“旧的世界是被权势，而新的世界是被金钱所统治”。在第一次向势力屈服之后，他只是等待着报偿，但他是一个道地的笨蛋，一个蠢才，竟然被动地等了这么久：“整个事件里，有一个长了长耳朵的家伙，在给你的信件中表现对他的感激显然不够，那就是：我自己。”显然，“如果我在3年前就做这些事，我会在3年前就获得任命，还省了许多力气，其他人只是聪明到不用先去罗马一趟”。他把自己描述得好像在雪地里光着脚走到意大利的嘉诺萨避暑地。弗洛伊德对他的新头衔相当满意，但这个愉快的感觉却被不名誉的策略使用所掩盖，其实弗洛伊德根本不需要其他人来证明他自己。　　但从记录上看得出来：弗洛伊德的学术生涯显然是被刻意地拖延了。一般的医师大多会先被指定为“无薪酬大学讲师”，四或五年，甚至一年之后，就会晋升到特任教授职。著名的神经学家华格纳·鸠睿格和弗洛伊德同样在1885年得到讲师职，但4年后就被指定为特任教授。弗洛伊德等了17年。除了一些未被认可，有资格可以升为教授的人之外，在这个世纪末的最后15年的100多人中，只有4个人比弗洛伊德更晚从讲师职向上升迁。埃克斯纳说的没错，在官方的学术圈里，有一股针对弗洛伊德的顽强偏见。　　当然反犹太主义与此也无法脱离关系，虽然当时，有许多犹太人，甚至那些拒绝改宗洗礼的，仍能在奥地利的医学专业圈中获得高位，然而，整个具有影响力的官僚体系还是无法免除受到反犹太主义思潮的影响。1897年，当诺斯那格教授告诉弗洛伊德，他和克拉夫·艾宾教授将会推荐他为教授时，他提醒弗洛伊德不要抱太大的期望：“你知道未来会碰到的困难。”诺斯那格很坦白地提醒他注意，当时在维也纳市长雷捷时代，弥漫着对犹太人极不友善的气氛。如我们所见，19世纪90年代的反犹太主义，要比19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严重，且公开得多。那时弗洛伊德还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受到影响。1897年，雷捷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煽动对犹太人的仇视。这样的风气在当时影响到犹太人的专业工作权，这是个公开的秘密。在他讨论世纪末许多事件的小说《到开放之路》当中，史尼茨勒展现了他的犹太性格。故事中一个医师的儿子正为当时社会风气的顽固表示抗议，他的父亲对他说：“人格和成就都会延续到最终，什么会伤害到你呢？你只是会比其他人晚一点得到你的教授职而已。”这说的正是弗洛伊德的处境。　　但反犹太主义并不是弗洛伊德久久无法得到教授一职的唯一原因，他对神经官能症起源解释的理论，并未令他的升迁之路平顺一些，弗洛伊德活在一个对头衔的尊敬高于其他任何事物的文化氛围中。就在不久前，在1896年左右，弗洛伊德才在维也纳精神医学与神经医学学会的众人面前，发表他对于歇斯底里的性欲病源观点的演讲——一场被称为“科学童话”的演讲。当局容忍弗洛伊德且赞赏他的科学成果，对弗洛伊德来说是“多重因素重叠”的一个反应——复杂且难以明白。　　弗洛伊德自己的动机，若从耐心等候到突然转变为积极争取来看，倒是比较好理解。他渴望名声，但要求的是那种不经贿赂的名声、最诚挚的认同——由成就而来的那种赞赏。他不要变成那种安排自己生日惊喜派对，又担心全世界不来参加的人。但是他在获得正式地位前那段令人沮丧的等待，实在太久了。现实战胜想像，也战胜他那严谨的行为准则，他必须正视维也纳的现实面貌。弗洛伊德当然知道，一个教授职位会为他改善经济状况，但光是金钱的问题，还不会让他变成自嘲的“事业心很重的人”——或是德文所称的“Streber。”（奋斗者）。这类对生活的忧虑，毕竟是老生常谈且熟悉的，然而，弗洛伊德在发现自己能够达成探访罗马的心愿，并且超越心目中的英雄汉尼拔之后，他对自己的其他愿望也以比较轻松的方式看待。弗洛伊德并不是要让自己的良心视而不见，他的良心一向防护严谨而无所疏漏，但是他现在已经发现了缓和良心对正直要求的疏通管道。　　上述种种，都出现在给弗里斯告解般的信件中，弗洛伊德的语气混合着挑战与辩护，显示最近的行动花了他不少心力。在等待升职结果时，他对弗里斯说：“没有人会为我的事情自找麻烦。”但在他的罗马经验之后，他对“生活和工作的乐趣有了提升”，而他“殉道式的乐趣已经减低了”。这可能是弗洛伊德对自己最清楚说明的一次。他的良心不只是严谨，还施加了惩罚。殉道是为了赎罪，在想像中预演，不论是以贫穷、孤独、失败或者死亡的面目出现。弗洛伊德不仅是个道德的受虐狂，他同时也是个懂得苦中作乐的人。　　弗洛伊德习惯对自己智性上的孤独感加以夸大。他所扮演的角色类似律师又类似说故事的人，这两者都诉诸强烈的叙事色彩与明显的故事大纲。除此之外，弗洛伊德也是一个自觉的英雄，把自己认同于达·芬奇或是汉尼拔那样的历史人物，那时他还没谈到摩西。这些想像的活动，既有趣又严肃，使他生命中的搏斗呈现出壮丽的简洁。但当弗洛伊德的自传内容对自己的挣扎进行描述时，这类挣扎展现了一种情感的真实：他的挣扎正是如此。即使在阅历丰富之后，早期的伤疤仍然疼痛。1897年，他加入一个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