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梨手串鉴别图解,绝对的老东西,以前地主家的搁祭板上边的一部分,原料像门扇那么大,。

[转载]文学有什么用
  首先,要有界定。
  这里主要讨论的是严肃文学,不是通俗文学,不是商业文学。
  雷德菲尔德提出两个概念,把它引入文学范畴。大传统,即,由知识分子书写的,与庙堂之上的价值观进行对接的文化;小传统是指处江湖之远,多是口耳相传,由多数农民所代表的文化。曾几何时,我们把由这两种文化分别衍生的文本称为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由于历史的需要,当我们试图用一个更宽广的视野谈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时,通俗文学在被知识分子改造后(这是中国古典名著“半部杰作”说法的根源所在),就有可能进入严肃文学的殿堂。而商业文学是什么呢?这就不是这种简单的两元社会结构理论所能解释。随着以大规模机械复制为特征的工业革命的到来,资本跨国界的加速流动,逐利成为公众日常生活的重心,商业偶像比思维精英、道德精英、权力精英,更容易获得普遍的崇拜。人,身上的社会性,更多的体现为经济上的交易行为。市场,这种现实土壤里长出的新秩序,要把殿堂、教堂、祠堂都踩于脚下。它需要文本彰显其意志,不仅仅是对商业活动的描述——它的胃口显然要大得多,它要把所有的书皆视为商品,并根据其可能盈利的多少进行价值重估。
  我并不反对书的商品性。两个原因:一是在文学作品取得文学史上经典地位的过程中(严肃文学并不必然地取得经典地位,它成为沉没之鱼的概率并不比通俗文学更小),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商品性极其重要,它使作品得到有效传播与广泛阐释。所谓时间淘洗出经典。时间是什么,过去我说是,“魔术师,虚妄的光影。”这是感性认识。还缺乏对时间本质的认识,缺乏对历史这种文化与集体无意识沉淀物的理解。时间,即,阐释与传播。阐释是改写与重估,“被谁阐释,怎么阐释”,不断地赋予文本新的伦理,并根据当下的主流价值与其进行对接或批判,其宏扬之,式微之。传播,基本意思是“与他们建立共同的意识”。传播的广泛性直接提高文本被阐释的可能性。二是对金钱的根本认知。金钱,是人类最有创造力的发明。它让宇宙具有种种斑斓图景。把金钱说成是万恶之源是不对的。按照道德精英的逻辑推论:人(或者说社会人的本质属性:权力)才是万恶之源。
  严格意义上说,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商业文学。在中国大陆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人们实际遵守的还不是自由的市场原理,而是权力与资本交媾后的潜规则,以及用来惩罚违背了潜规则的明文规则。有的是以起点VIP模式为代表的网络文学,出版社在盈利冲动驱使下所生产的官场、青春、社会黑幕等种种所谓的类型文学。它们艺术上粗糙,思想上乏善可陈,语言上粗暴雷同,是在流水线上批量制造的。为什么网络文学与类型文学就有市场?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用一句话概括: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粗糙、乏善可陈、粗暴雷同的。人们需要消费陈词滥调。我在编写《中国玄幻小说年选》时写过一篇二万字的序言,对网络文学中的玄幻小说进行梳理,谈到网络文学的两个显著特征:意淫与速度感。为什么要意淫?人在当下基本已进入碎片化生存。尤其是从事网络文学的年轻人,要想缝补被现实扯碎的脸庞,意淫是最简单且有效的方式,犹如吸毒。毒品自然值钱。速度感就更是一剂直截了当的致幻药。有哪个飙车少年不曾以为世界就在他的滚滚车轮下?
  这里说句闲话。后现代消解人的主体性,但其所孕育的作品,及它所推崇的“在灰烬上书写”的过程,人的主体性反而被强调至一个比现代更重要的位置。它对作者与受众都提出更高的要求。比如观念的引入。受众必须知晓,且懂得,才可能欣赏“4分33秒”这种所谓的后现代极端艺术。关于后现代,我曾有一些批判。后现代主义,五个字概括:深刻的肤浅。深刻性来自它能丈量“能指”与“所指”间的距离;肤浅,它把方法论当成了世界观。后现代只是现代性中的一部分,是思维的工具,若视为哲学,必定消解世界与人的意义,使万物归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即,把后现代作为价值观来考量,它是失败的,它否定自己。或许还可以这样说,后现代就是一只人的耳朵。当所有的器官都睡着了,耳朵还竖着。它帮助人们在喧嚣的地铁车厢中听到一种最深的孤寂,听到那本应该只由上帝知晓的秘密。但,它不能取代其他器官的功能,更不能替代人本身。后现代的“无意义”要服从于“意义”。它自以为消解了意义。游戏、偶然、断裂、反形式、无中心……但察其文本,它们所构建的“游戏、偶然、断裂、反形式、无中心……”都有一个基本前提,“场”。只有进入场中,上述词语才会显现出其力量。换而言之,这个“场”即是其意义所在。
  网络文学与类型文学可算是原始的商业文学。在此领域搞得好的人,不仅不会饿死,还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祝福他们,只要他们在文本中所传递的价值观不逾越文明的底线,不违背起码的良知与理性。商业文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通俗文本,它同时对接着大传统与小传统。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化,当“公司的力量”跨越了国家、民族,商业文学必然“引起人类对于审美创造、制作、鉴赏、接受诸等方式与态度的根本转变,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艺术的基本观念”。资本的意志,正在全球试图重新定义文学。这将拓展文学的广度与深度。不仅仅是电纸书等文学载体的改变。
  但我还是想谈一下严肃文学。我一直在想,严肃文学究竟有什么理由存在,它究竟是一张什么样的脸庞——我已经阅读了太多的自说自话的文学理论,它们不能说服我。为什么在这个通过互联网连结起来的,熵增的,鼓励过度消费的符号(信息)社会里,还会有那么一小撮人为它执迷不悟?我在《量子文学观》里说了一句话:生命以负熵为食。可为什么是他们成为负熵,而不是别人?再阅读一些已进入文学殿堂的名家访谈,其最初的写作动机很功利、很世俗,就是希望能靠写作改变自己的命运。为什么通往名利的路会抵达文学的神圣之国,又是什么让严肃文学在当下与名利越行越远,经常得不到发表与出版的机会,乃至于更多的阅读?顶多,也就是“偶尔被关注的局外人”。
  严肃文学,首先是态度问题。我不喜欢“纯文学”的概念。世界这样乱,装纯给谁看?但,世界再怎么乱,作为书写者,应该,也更有必要态度严肃。只有严肃,才能真正掌握科学的理性思维,拥有悲悯的宗教情怀。这是一个心智成熟的人理解世界的两种根本途径。世界尚不可知。对不可知者,当存有敬畏。不能因为自己的无知,就放言:人定胜天——这种可笑又可怕的傲慢如同瘟疫弥漫于人类文明史。当下,由于资本的逐利性、现实的滞重无趣等,一些写作者放大文学的娱乐功能,讲游戏文学、好看文学等。这样,口袋里的钞票确实可能更厚一点,我也承认,面对诸多还不能解释的人类与宇宙的终极问题,从心理机制上说,人会有娱乐至死的愿望,但这种焦虑与躁狂,是对人的消解,是把人平面化、庸俗化,对写作者来说,也不能缓解他内心与世界的紧张。该抑郁的,照样抑郁;甚至会更严重点。问题仍然在那里,并不会因为“信春哥得永生;信曾哥不挂科”就不见了。所以,尼尔?波兹曼干脆在《娱乐至死》中向世界宣布,电视是愚蠢下流的。他请他的知识分子同行回到书籍中去,不要在电视节目中侃侃而谈。甚至不妨说得极端点,娱乐化就是一条用鲜花与掌声装饰的通往奴役之路,它在悄无声息中毁灭个人的自由。
  严肃,才可能产生真正的思考与写作。有哪个哲学家、文学家是嬉皮笑脸,招摇过市的?所谓幽默,常常是“含泪的笑”。态度不端正,哪怕上帝从你身边经过,你也会想去看看他有没有小弟弟。严肃,本身更意味着节制。在亢奋的时代,节制是增长与道德之间的均衡点,是文本质量的保证。
  严肃文学有几个基本特征:
它要有思想性。文学的思想性不同于哲学。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是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其工具是逻辑、实证等。哲学是理性的光芒,在人的意识层面。严肃文学,固然始终在追求“头顶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但它还要人物形象、大量的时代细节等,来解决理性与逻辑的局限。人总有言不及义时。已知的模型与规律并不足以帮我们窥见世界之全部。如果说这个世界是有上帝的,严肃文学则是上帝的一小团。它从人的意识层面深入至无意识层面,所书写的,不仅是水面上的冰山,还有水面下那更为庞大的部分,以及从冰山底下游过的一条长着古怪螺纹牙的独角鲸。严肃文学对世界的洞察力,基本来源于直觉,而不是分析、归纳、推理。它迅速、直接、跳跃,具有强烈的个体特征,并被或然率支配。它的根源在于非理性的力量。
严肃文学是对一个时代的精气神最富有概括力的的魅力书写。通过时代,人有了历史的深度,并站在这个文本上想象未来。每个时代皆有其鲜明的特征,是一整副塔罗牌中的一张。严肃文学就是要成为这张牌。这张牌面的图案,可以是复杂庞大的管风琴,也可以是一具古筝。
它是大脑的体操,是迷宫与城堡,是悬崖与瀑布。它不仅是道德上的写作,也要作为美学上的写作。它要在文体上有属于自己的贡献。即,别人都在一窝蜂地盖大会堂,你得有本事盖鸟巢、盖悉尼歌剧院。以小说的文体为例。当下的小说大抵是一种树状结构,枝桠清晰,躯干明确,纵然强调一个留白的韵,那也在逻辑之中,就犹如树叶的背后隐藏着一只色彩艳丽的鸟——这种“隐”符合公众理解,在人们的日常认知里。所谓“隐”的巧妙与否,最大的区别也只在于那里到底是藏着一只鸟还是一只老虎。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小说要有结构,但树状绝对不是惟一的不可置疑的一种。比如块茎。最典型的就是马铃薯的块茎。它在土里生长,块茎与块茎之间不遵循树状结构的那种服从,它们通过枝蔓联系,也互相争夺水分。事实上,块茎其表面有芽眼,新的马铃薯叶从芽眼里长出,又仿佛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在每天所得出的结果,在阳光下,是那样寂寞而又松弛,随时为我们提供意想不到的饱含营养成份的惊喜。
它在语言上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风格。这个世界是属于语言的。活在大地上的人们用语言祝福,用语言诅咒。司空图著《二十四诗品》,雄浑、高古、典雅、绮丽、豪放、清奇……这二十四个词语可借鉴之。大地尚未成熟,如漂浮之脂,亦如水母漂流。用桑塔格的话来说,即语言能表现出“破裂斑驳的门扇的美,无序中的别致之处,奇特角度和意味深长细节的力度,废弃物中的诗意……”
  对基本特征的界定,能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严肃文学,但这并不是严肃文学的定义。任何词语之诞生,皆为照亮这宇宙的晦暗,也必然在其脚下投射下一个不断拉长的阴影。时间让它们肿胀、变异,气喘吁吁。意义自它们体内长出,犹如块茎的匍匐生长,向着四面八方而去,呈非连续性,断裂、多元,没有明确的中心点,是茎的变态,是地下茎末端所形成的膨大而不规则的块状。这是奇妙的,就好像诸神在土壤深处自然地生成。但此繁殖过程,不可避免地让词语原初的意义逐渐隐退,如同那掷向水面的石块,在激起一圈圈复杂的与时代共振的涟漪后,沉入水中,为黑暗所包裹。
  严肃文学并不能获得额外的权力。我此时所赋予这个词语的特征,迟早会并不存在,被解构,被遗忘。可我为什么还要对它进行书写?
  这几年,我每天花在阅读与写作上起码有十二个小时。这两件事干多了,就会槑。槑是什么啊,整日挂着黑眼圈,脑子跟落满灰尘的图书馆差不多。偶尔在路上遇到童心未泯梳小辫子的小姑娘,跑过来歪头双手叉着腰问,“叔叔,你为什么长得这么像大熊猫?”大熊猫是国宝,但,也还是畜生。这后半截不恰当的联想,真让人情何以堪。
  叔叔不是大熊猫,叔叔是作家。这话想说,没敢说,不好意思说。人类文明史上,被誉为“家”者,那都得是在各自的学科领域有所成就的人,我若自封为文字的王,也太恬不知耻。我越来越觉得,能称之为作家的人,凤毛麟角。科学与世俗解释此处;宗教与哲学解释彼岸。真的作家则是要能把此处与彼岸联系起来的一小撮有特殊才情的人。这好像在河上架石拱桥。桥下是浩荡的人类精神河流。这活不容易,得有多高的技术含量呀。哪能认得几个字,几岁大的娃,也就作家了?所以我老老实实蹲下身,拉起小姑娘的手,诚恳地说道,我是作者。码字的手艺人。一位帅哥路过现场,扔下两个字,傻X。小姑娘吓着了,甩开我的手,嘟囔着“怪蜀黍”,飞快地蹦走。我张口结舌,就想学土行孙。
  帅哥说得没错。我确实是傻。七年前趴在北京的地下室写《时代三部曲》,为了感受饥饿,真的三天不吃饭,饿得肠子打了结,眼前尽是幻觉。五年前写《网人》,学高行健,在乡村里行走半月,被狗追,滚落土坡,差点脑震荡。三年前写《遗失在光阴之外》,闭门不出三个月,写得人失语,把汤勺送到鼻子上,妻子送了四个字,“行尸走肉”。二年前写《人间世》,为了写某个特定时期的细节,搜集了二千多万字的相关资料,句子翻来覆去地改,改得人想吐了。
  写得辛苦,不等于活儿就好,更不等于能赚钱。这是反熵,不符合人趋利避害之本能。这是为什么?我承认自己在意世俗名利;名利是门,唯有进去,才能知道名利深处的寂灭,看见五蕴皆空。但谈不上有多么在意,毕竟知道这两件东西是鸦片,吸食过量就会上瘾,若想戒断,几乎等于重新做人。半年前在微博上写了一段话,“夜里醒来,会看见自己的眼泪,会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醒来。在一个无赖且贪婪的国度,要保持热情与爱,是困难的。但唯有困难,才能不断创造新的自我,摆脱乏味与平庸。世界尚在成长时。”或许,对我个人来讲,文学是我保持热情与爱的方式?
  想了想,脚就迈进了与朋友约好的咖啡馆。在他面前坐下。
  文学大概有这样几种功能。
  [皈依]上帝在高处吸烟,上帝沉默无言。一部好的文学作品犹如在茫茫黑暗里点燃的一盏烛火。它是光,驱赶暗,使我们发现灵魂,发现了它的形状与质量,进而窥见上帝曾加于其上的神性。
  [审美]美是“羊大”,是“八王大”,也是“大王八”。世界因为我们的注视获得了美,而文学是阐释美的方式。不能说是最好的,至少是其中之一。
  [舒缓]人有八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蕴炽盛。文学用万千词语虚构出一个宇宙,让被现实伤害的人们在其中得到玫瑰与匕首。
  [经验]还原现实,讲说人情,在文本间看遍万象。从而帮助读者掌握自身,了解自己与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也从中领悟到生存的法门。
  [凹凸镜]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说,“人的异化达到了如此的地步,以致于人们把不断否定自己作为第一流的审美感受去体验”。再没有哪种方式比文学更具有凹凸镜般的否定自己的能力。
  [复制与储存]犹如DNA,记录人类文明。世界是一个六角形的图书馆。假如人类不在,它依然保存着一切。它是宇宙意志的一小部分凝结。
  [预言与实验]它用自身的逻辑想象人类所有的可能,包括那些可怕的行为……
  可能是这样。毕竟文学的力量不是铁的坚硬、旗帜的飘扬,是水滋润着树。树在成长,拥有了高度。然后我来到树上。
  我这样解释着,朋友听了,怒,冷笑,说:“世道至此,已经是图穷匕现。你还真以为趴在案前捣弄几下就能创造出新的自我?纯文学?蠢文学!你以为的写作难度,纯属吃饱了撑着。活该饿死你们这一小撮。”
  我分辩:“我一样不认同纯文学这个概念。我说严肃文学。严肃是态度、立场,更好的语言与文体形式,以及对自我的认识(我的腹中有千道光芒,即是此意),对人与世界的理解。”
  朋友乐了,眼白大于眼黑,“严肃文学?好,我问你,《白鹿原》算不算严肃文学?好,你说是。那我告诉你,这些作品在当下之所以能够销售,是因为它们经典地位的获得。读者购买的是‘经典’这两个字,而非购买其文学价值。大部分的经典,只是历史开的玩笑,时间变的魔法;或者说是一个被有意构建的神话,一个被意识形态不断阐释的结果。我还告诉你,50年后,仍会有人看金庸和阿加莎?克里斯蒂,而你所谓的严肃文学作品恐怕早已化为尘土。”
  这话前半截我不敢反驳,后半截就不大苟同,若勃罗德坚决贯彻执行了卡夫卡的遗嘱,那个躲在“洞”里的保险公司小职员写的手稿,早也化成灰烬了。
  我没说话。世界在轻轻摇晃,令人晕眩,脑子里满是破云乱絮。幸好,所有的瀑布都是一种暂时性的特征,它会逐渐降低高度,并最终消失。我想到一个问题。因为工作原因,我与许多作家有过交谈,他们的思想深度,思维的模式,对其他学科知识的占用,对信息社会的理解,确实存在极大的问题。他们少有阅读科学的、政治的、经济的、艺术的。相当一部分作家,甚至不阅读,并以此为骄傲。而在当下这个病毒传播与蜂巢结构的信息社会里,文学,不仅是中国的文学,其叙事模式可能会有一场根本性的革命。比如微博,后现代的所得意的剪贴、复制、戏仿、变形等技法在它面前都是小儿女状。还有什么比微博更具有先锋气质?
  事实上,以我刚才所提到的“经验”为例:大部分人靠经验理解世界。这种思维方式在古典农耕社会,以机械复制为特征的工业社会,能有效降低风险。但在当下这种随机性越来越大的社会结构中,经验常导致无知。经验,因为其可共享性,所能产生的财富及其他收益(如权力),必定有限。最大的财富来自于预期,即想象。符号的催眠力与词语的煽动性……换句话说,为什么励志书基本不值得一看,因为成功不可以复制。为什么会有这个结论?混沌效应、测不准原理、黑天鹅事件等。但,为什么我们需要励志书?自欺;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对经验的过度依赖。人们常说,人最大的敌人,是他自己。这个自己,即经验。要摆脱经验束缚,严肃文学提供可能。这是其一部分力量所在。而这又形成了悖论。
  文学变得越来越可疑。
  我所认为的那些力量是不是真的还在那里?一,过去的每个时代都有适合其生产关系的,最能体现其特征的文学形式。农耕时代与诗歌;工业革命与小说;现在,在这个QQ、微博的时代,其相应的形式是什么?二,物理解释现实,文学解释灵魂。两者互为梦境。但我们的文学正呈现出与物理学极不相称的滞后性,尤其在中国,大家所津津乐道的,仍然还是传统物理学所提供的日常经验里的宇宙,不能理解真正的微观,更无法想象在这个肉眼所见的时空之外那众多的可能。我刚才说的有关于文学功能的话语是不是谵言妄语?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让我自命为严肃文学的写作者?
  一个读者说,《时代三部曲》是鲁莽的少年提刀而行,激动、道德感、原始的情感;《网人》是万千根喉管在脑子里齐声叫喊;《遗失在光阴之外》是意识到对另一种性别异乎寻常的爱,她们是男人的血肉;《人间世》是从时代、历史、哲学、传奇等角度审视自我,认识自我与摆脱自我……就是这些读者的鼓励让我有了大言不惭的勇气么?
  世界开始时,人类并不存在;世界结束时,他们亦不复存在。人类史、种种道德与风俗、形形色色的贪婪与仇恨,以及无处不在的傲慢与偏见,还有少量的爱,只是漫漫永恒黑暗中的一道微光。
  我请朋友坐下,没再说文学。那是秋日的午后,我记得很清楚。白云从一幢高楼后面慢慢悬挂下来,像瀑布,也像电影的银幕。天地间有着奇妙的异常柔和的光芒。一个穿红上衣的男孩儿出现在咖啡馆窗外的屋檐下,他手里拿着一本书,是《王尔德童话》。他隔着玻璃打量了一眼我们,转过身津津有味有翻阅起来。隔了几分钟,那个梳小辫子的小姑娘蹦了出来,蹦到男孩身边,小脸通红,嘴里还喊,“哥哥,你让我看看嘛。”小男孩高点,是一撇,小姑娘矮点,是一捺,一撇加一捺是一个“人”字。我笑起来,看见朋友眸子里那个小小的自己,他也是笑意盈盈。
  前天我在微博上看到了一段话:“《纽约时报》一周的内容是十八世纪的人一生的内容。今年产生的资讯比过去五千年累积的还多,每两年翻一倍。”
  这句话有三层意思:
  一、这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个善习学习的人必定要先善于整合资源。欲工其事,先利其器。这种对海量信息进行整合与学习的能力的重要将超过对知识的单纯占有。即,懂得用手机上网谷歌、百度,比在大脑里装下一个图书馆更有价值;
  二、信息在全方位覆盖“但凡有人迹生灵之处”。信息的全球化,必然导致多元性的匮乏。语言影响我们的思维模式,乃至于世界观。而互联网上百分之八十的网页皆为英语。即,全球化就是英语征服世界的过程。我们的母语汉文将被改造。所以大家现在会说“SB”了。这不是坏事,也谈不上是好事,建立在科学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明在被引入中国后,由于缺乏相应的宗教情怀与传统,形成一个至少在目前看来并不那么具有可持续性的畸形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在某时间段,这是对的;对现在的中国而言,可能是危险的。只讲发展,尤其只讲经济发展,这种路线图所最后给出的,当是深渊。而从全球视野来说,哪怕整个世界的经济不再增加长,当下人类所创造的财富,只要分配合理,也够所有人吃饱穿暖。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分配制度,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一直存在下去;又是什么东西在让每个国家这种竞赛中歇斯底里?人类或许已创造出太多他们原本所不需要的。经济时代,是力的时代,是博弈与输赢,是老虎、狮子与狼,它遵循达尔文主义;是否可能存在一个文化时代,审美的时代,各种文明能克制其扩张的本能,和而不同,整个人类与自然达成和解?话这就说远了,打住;
  三、海量信息在高速流动。这会带来什么?就消极层面,比如个性的泯灭,马太效应。我们认为某本书写得好,常是因为别人说它写得好,并不是个体独立阅读后得出的结果。个体被信息最大程度的覆盖,人其实是变浅了。而如何论证信息高速流动导致个性的普遍丧失?这是一个庞大的学术课题,但用卡尔维诺式的寓言,或许几百字即可完成,并传达出那文字所无法承载的恐惧、焦虑等。就像我为了阐释在文本第一节末所提出的问题“可我为什么还要对它进行书写”,在第二节中所选择的叙述文本模式,并在文本中虚构出“梳辫子的小姑娘”、“红上衣的男孩儿”、“眼白大于眼黑的朋友”,以及咖啡馆这样一个场景。从我正在撰写的此个案出发,是否可以这样说:严肃文学在尽最大可能地保存着一种完整性,对与错(理性思维),爱与恨(非理性的形象思维);以及在现实之上的虚构(美学意义);其次,我所选择的是一个区别于一般论文或抒情散文的文体,较为复杂。为什么会下意识做出这样的选择?并非是炫技。我在提笔写下第一行字时,脑子里只有某几个不太清晰的观念与影像,以及“你覆盖着我,好像羽绒覆盖了鸟的身体”这样的句子。也许人生(真理)可能是相似的,乏味的,但,通往真理的路径一定是迥异且妙趣横生的。时间与空间是如此错综复杂,如热带雨林、小径分岔的花园、《盗梦空间》、基于最大熵概念的随机变量统计模型……这种对复杂性的追求即是宇宙与人最深的渴望。
  海量信息的高速流动,以及提供信息方式的改变,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对世界理解的方式。过去,我们是静态的,单位、家庭,两点一线;现在,我们是移动的,飞机、火车、汽车、轮船。移动使人的交际圈扩大,这是活力,但这种不可逆的向外走的过程,同时意味着人与内心的逐渐疏离,所以人们更需要内心那个坚硬的不可摧毁的核。而对于一个国家与民族来说,或许还可以这样说,当下的全球化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博弈时代。一些国家在崛起,一些国家在日落。博弈,不仅是经济的博弈,更是规则、形象、主导世界事务的观点、支配人类未来的信念之间的博弈。通俗地讲,一个大国,要能输出价值观,要有这样一个愿望与资格去解释世界。“解释趋势的人必定要影响趋势。”而我在前文中所赋予的严肃文学的四个特征,则使之能承担起这种输出与解释的功能。它所塑造的形象与所传递的理念帮助其他国家的人理解:中国人原来是这样的啊;不再是义和团了,也不仅仅只是有《卧虎藏龙》与《英雄》。
  可以这么理解么?
  几天前在微博上与人讨论小说时,有人说道:“这是个不用写小说的时代,因为时代本身比小说更戏剧。小说落后于现实。”
  我回复道:“现实主义小说肯定要落后于现实。但小说是什么?一是自我观照之镜;二是镜中虚影。影中又有自我之眸。眸中又见虚影。重重虚影,成其无尽复无尽也。又或者说,小说一直在死去,因为所有的过去(人的形象)只有暴露在美杜萨的目光下,才具有被雕塑的可能,以及必要。而要窥见这个痛苦漫长的石化过程,就要借助帕修斯手中记忆之盾的反光。而所谓戏剧性根本不是小说的追求,它是小说的壳,与我们在这张壳上看见‘矛盾的冲突,命运的互相影响’等花纹时的审美体验。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写小说的时代,也都不是写小说的时代。看你如何理解小说,理解你的生命。世界创造了我,我以我的方式回报。”
  我说的,是对的么?或许是吧,但至少还不够完整。还有哪个时代比当下这个“错综复杂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技术在不断地解放人”的时代更像一块孕育伟大作品的土壤?也许中国真正的文学大师已经出现,但我们还没有机会阅读他。我们不能拥有上帝的视野。时间虽然并不靠谱,但也只有它,才可能把他献给我们的子孙。
  屋外的颜色稀薄明亮,北京的秋天异常迷人。一种寂静感抹在窗户、树的枝桠与褐色的建筑上。抬眼望出去,天空是一匹驮着鎏金铜裹木质马鞍的白马,走得不缓不疾。我在这里,想我什么时候能跃至马背上,想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写着这样的句子:“我在这里/依照你想象的样子/依照我本来的样子/依照真理,秩序,不可抗拒的命运。”
  这个句子所表达了什么?是激情,是书写与想象,而不是“我”已握真理之珠。“世界就像一部影片:正在放映的影片是现在,已放映过的构成过去,尚未放映的构成未来。”是这样么?我讨厌这种感觉。如果说宇宙是混沌的,那么究竟是什么一种力量使其有自混沌中产生秩序的强烈愿望,并且最终让秩序得以彰显?这是悖论,一个二律背反。“真理,秩序,不可抗拒的命运”违背宇宙的混沌性,最终又凝聚成人的形象,使人成为上帝之子。这又意味站什么?——不能把“真理,秩序,不可抗拒的命运”的出现说成是概率的结果。“在千万年的光阴里,若老鼠脚下有一架打字机,它也能写出一部《红楼梦》。”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宇宙是有年龄的——那么,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宇宙是因为人的注视而存在,而作为对“真理,秩序,不可抗拒的命运”书写与想象的文学,就是人注视宇宙最深情的目光?是否正因为这个缘故,一些人类学家说:文学通巫,是“人神沟通”?
  人的大脑不可避免地被种种偏见所充斥,就像“那个倒满水的杯子”。把杯子倒空是不可能的事,顶多在倒的时候,眩晕感可能会带来刹那菩提。偏见的失去,“我”即随风而逝。能否存在一种可能:《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提卡尔?波普尔的这部书是什么意思?理论,种种理论,轻的,重的,蝴蝶一样的,螳螂一样的,都是对世界的解释。它们互相继承,互相攻诋,也不可能不攻诋。但,一般来说,好一点的理论,更适合人类变好愿望的理论,应该是那些不仅自身站得住还能够解释其他理论,让那些彼此矛盾且互为悖论的看法,在一个轴上保持平衡的。它是复杂的,并不轻率地做出判断,且有足够的深度与宽度来解释不断变化且日趋复杂的当下。它应该是一张元素周期表,而非简单粗暴地认为世界是银子的,或者说世界是铜的。希望有人能够找到它,找到各种在人类史上发挥过重要影响的主要理论的“原子核”、及“核外电子”,找出它们各自的内部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的规律。或许,我们可凭借这张隐秘的图,窥见人类的未来,也不为当下所惑。
  上世纪初,相对论、量子论的提出改变我们对世界的惯常看法。新物理学得以萌芽,并迅速成长,以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引起公众瞩目,它不仅激动人心,其原理与方法也已深入至科学、能源、医学、农业、工业生产以及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其过程堪称狂风骤雨。短短百年,人类凭借新技术所创造的,比已经过去的几千年所创造的还要多。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杰克?斯坦博格估计,可能在当代经济中,三分之一的国民产值都以某种方式来自于以量子力学为基础的高科技。再简单地讲,若没有量子力学,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手机、电脑、激光、核能发电……这些都不可能出现。
  基于这方面的思索,我在《量子文学观》里说,当下的文学实际上只有一个批评体系,即与宏观的经典物理所对应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作品是被硬塞入这个框架内的。量子文学理论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它解释了先锋,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量子层面上统一起来,与宏观的经典物理下的现实主义体系相对应;其次,它解释了严肃写作者的内在驱动力;三是,它提供了评论的新思维,可以澄清文学、艺术领域中许多混乱的现象;四是,它可以给具体写作提供一些启示。在文章的末尾,我把《上帝与新物理学》中的一小段话,做了几个关键词的替换,说:“我深信,只有从各个方面全方位地了解世界,从宏观的经典物理和微观的量子物理角度,从数学和诗的角度,通过各种力、场、粒子,通过善与恶等等,我们才能最终了解文学,了解我们自己,了解我们的家——宇宙背后的意义。”
  这样就够了么?不够的。还要有光。“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从某种意义上说,地球上成百上千亿人,无不攀于一座巴别塔上。大部分人终生不得塔门而入;一部分人上得了一二层,眺见江河入海,知道万物的名;又有少数,登上层楼,登上层楼,至五六层,眼见了万物一小撮的因果……而塔之高,实难言状,非辞藻可以形容,人之目光可以穷尽,于茫然恍惚间,自然便会问自己怎么办?两条路:要么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要么去找这塔的设计者,就像《黑客帝国》中的尼奥来到设计师面前。当尼奥打开门的一刹那,光出现了。
  我无法再解释光是什么。对不可说者,当保持沉默。卡尔维诺在《千年文学录》里说,“宇宙分解为一团热,必定化为熵的涡动,但是在这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某些有序的区域,即存在的一些部分,这些部分倾向成为某种形式;即某些特殊的点。我们在其中似乎可以见出某种图案或者图景。一篇文学作品就是这种最小部分之一。”我想,在人间世,也确实应该有那么一小撮人,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个“最小部分之一”。我一再说,人有两个过程,前一个是认识自我;后一个是摆脱自我。认识自我,是从骆驼到狮子;摆脱自我,是从狮子到婴儿。所谓婴儿,尼采说:“天真与遗忘,一个新的开始……”我更愿意用水来比喻。水至善,在于它知晓万物本性,懂得把所有的障碍变成自己的一部分。这种人无意赢取俗世名声、地位,无意邀宠于政治或者资本,在解决基本需要后,他们更愿意把自己看作是宇宙诞生的奇迹(最小部分之一),而不仅仅是一个生老病死的生命机体,从而不断去探索有关于人的种种可能,让我们彼此联系,让生者与死者互相凝望。
  这样说,有高空蹈虚之嫌。尽量往实处落。几天前,我在一个小说研讨会上发言,讲了三句话。
  第一句话:文学是我们与世界相互生成的方式。什么是相互生成?它给你,你再给它。世界是什么样的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能通过文学理解它为什么是这样的,还可能是什么样的。我们都知道,所谓过去只是被实现的无数可能中的一种。这就好像往左往右都是万丈悬崖,可人类,就像一个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踩钢丝者,尽管被蒙住双眼、手上并无平衡木,但还是走到今天,居然还能小跑起来……这也未免太不可思议了。要尝试去弄明白是一只什么样的不可思议性的大手托住万物所有。不要把过去的经验奉为不可置疑的圭臬。
  我们要继承传统,更要警惕之。在文学领域,当下中国的传统话语权实在太强大了,比捂在人们嘴上的巴掌还要强大。传统虽好,已然匮乏,是不够的(这里的传统是指先秦诸子、唐诗宋词所建立起来的那个滞重古老的中国经验,并非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所建立起来的革命文艺的传统。后者当彻底摒弃之)。我们要拥有世界文学的高度,就得摆脱乡土中国的经验一一从故事模式到叙事技巧,不要老惦念着那点地主家的余粮,一味维稳,你也维不住。要真正地为文学做点什么。
  比如我们都说小说需要现代性。如何实现?注入更多的结构、语言的当下性与陌生感、对世界的概括力与洞察力,要打破小说是叙事之艺术的范畴,使文本不仅止步于描述,开始自我的分析与论述,同时能够把种族冲突、科技增长、海量信息高速流动、微博、手机阅读等层出不穷的新现象纳入其中,小说才能向死而生,与世界紧密联系。
  什么是现代性?在艺术领域,简单说,即对人的解放,使人回到个体,让具体的国家、民族、肤色乃至于性别,成为思考的原点,而非束缚。个体的人在全球视野下与世界的互相祝福。现代性承认无知,它先假定一切知识皆为可修正的理论,把结构打开,朝向星空,朝向我们的心灵。权威瓦解了。任何领域都要得到切割与阐释,这意味着巨大的风险、更多的可能,随时可能出现的惊喜。它具有启示性,通向未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太要一场新的文学运动,不是说要搞激烈的断裂,而是说要能够把当下一些年轻人的作品经典化,给予足够的阐释与传播,一点一滴建立起新的汉语文学传统。只有这样,那微暗的火才不至于在清冷的陋室中熄灭。文学本身才能得到更丰富的斑斓图景。
  第二句话:文学将不可避免地要被重新定义。从二百年前近代科学出现开始,人类社会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从一个古典的可持续的封闭社会转型为一个现代性的不可再生的开放社会。谁来定义,怎么定义?黄昏不再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而是几百万辆车子下班途中的烦躁与汽笛长鸣。我们要想一想这个变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我们是在书写这个时代,否则以一个封闭社会里的经验来处理一个开放社会里不断涌现的新事物,所能收获的恐怕只有虚假的繁荣。
  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艺术表现手段,已经远远落后于现实。所谓神奇的中国每天都有奇迹。奇迹,不同寻常的事,小概率事件。现在每天都在让人啼笑皆非地发生,这又意味着什么?我并不是说要文以载道。道,是可疑的,至少它是被糟蹋了的。我讲的是世界的复杂性与人的局限性。世界趋于复杂。这个复杂性,在一个古老巨大滞重的文明中,在这个犹如天体一样缓慢孤绝转动的中国,又有什么样的呈现,又为什么会有这些斑斓图景?而人的局限性(并非是性善性恶等道德判断),在面对这种复杂性时又会有什么样的化学反应,作为文学工作者又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去言说,去在混沌之物上打出一个洞。
  我不是反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时间长河中的毫无意义”,但,只有在那片荒涯中搭建出城堡与宫殿,我们才能理解传统,构建未来。大师们的著作很好,但是不够。我们有我们的价值。我们要学会阅读经典,但不要被经典所豢养,更不要被所谓的世俗成功、文学地位所奴役。再说得不客气点,现在的中国文学,基本就是一个帮闲文学。更糟糕的是,许多文学工作者意识不到自己帮闲的性质,反而认为自己是在为时代立碑,为百姓代言,存在严重的自我认知障碍。我们要反躬自省,不要拿“我觉得生命就是一场歪打正着”这种话搪塞自己,自己真的配得上“作家”这个词么?过去几年,面对世界,我一直以为自己拔出的是刀子,最近才慢慢想明白,我拔出的其实只是筷子,还是非常贪婪的那种。我一再说,只有克服内心的傲慢与偏见,我们才能真正知晓谦卑,懂得深情,知道“我”是无足轻重的。什么是深情?看得见别人的好,更要懂得别人为什么不好。
  第三句话:我们是自然之子,更是社会之子。为什么说一个“更”字?因为人类文明史,就是一个对严酷自然逃避的仓皇史。前者是我们的来处,后者形成我们的脸庞。我们要能有智慧去认识自己的脸,也要有勇气去摆脱这张脸,要能跟着社会这个不断进化的有机体自我教育、自我完善。自我是贫瘠的。人整日喋喋不休的“我”,那个所谓要服从的“内心的声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我”是逐渐形成的过程,是光阴累积的结果,是山川平原、历史与当下,人与人之间的奥秘,以及那些不可言说的存在……所有的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动态的。就像涓涓细流形成大江大河。江河东流,不舍昼夜。
  在当下,只要我们想,就能很轻松随意地获得知识,乃至于把图书馆装进口袋随时备查。但,那种真正可以让血肉震颤的体验,反而越来越难以获得。尤其是所谓的精英。他们自觉与不自觉地被种种知识符号化、抽象化。作为活生生的人,他们好像早已告别日常生活。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有勇气告别精英们的生存模式,摆脱日常生活的庸俗性,用一种独与天地往来的气魄,去看历史,去登高望远,去真正地把自己的血肉置入文本,去理解万物的伟大以及其必定有的局限。比如民主,大家都知道它是好东西,比独裁专制好十倍,一万倍。但很多时候,在某些地方,被误读后的民主就是两只狼和一只羊投票决定午饭吃什么。而这种误读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又比如全球化,它是不是就是美国化?
  前些日子读书,看到一段话,摘录于此:
  加拿大的玛格丽特?艾特伍德列出一份清单,说明自己为何要写作:“为了替死者发言。为了赞扬繁复无比的生命。为了赞颂宇宙。为了带来希望和救赎的可能。”够神圣的。幸好,她还说,“为了赚钱,让我的小孩有鞋穿。为了赚钱,让我能看不起那些曾经看不起我的人。为了给那些混蛋好看。”
  曾几何时,一批来自社会底层的相当数量的青年人,通过单纯的文本书写改变了自身命运,成为著名作家,进入严肃文学殿堂。而在今天,这种故事就是神话。郭敬明的钱赚得再多,就是一个精明的商人罢了;韩寒虽然得到相对广泛的尊重,但他越来越像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这是什么原因呢?首先是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普遍的政治话语与意识形态思维。人们刚从梦魇中醒来,想弄明白自己到底是怎么了,以及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梦魇;其次,刊物的普遍繁荣与全民阅读提供机会,再加上“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解放这种相对开放的大语境,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成为可能。但,从九十年代初起,随着经济改革的迅猛推进,人人都要成为政治人与经济人。文学急速边缘化。文学的蛋糕越来越小;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增长不再具有普惠性,底层向上通道的肠梗阻被视为改革成本,成为政府对各种利益集团的背书。文学领域亦不能例外。为了捍卫既得利益,话语的把持者必然敌视有可能动摇其地位的文学潮流,也必然会通过“写二代”等方式对手上日渐匮乏的资源进行分配。即,一个人的出身对他的整个人生的影响越来越大。
  还需要说点什么,还能再说点什么,在这个“国家抛弃穷人,富人抛弃国家”的时代?词语在屏幕上滑动,它们试图敲碎这个平面,如同石头,渴望敲碎水。
  我是金属的囚笼/我是囚笼中咆哮的虎。
  黑黝黝的老虎/磨牙、伸爪,绝望地叫。
  它什么时候能吃掉自己的心脏?吃掉自己充满沙漠的心脏。用自己巨大的舌头?
  谈论文学是困难,我们谈论的是对世界的看法。矛盾难以调和。人都有自己的名字,需要隐匿于看法之后的价值观,支撑起作为“人”的一撇一捺。但人这种僭妄的存在,总是把看法视作事实本身,认为对方的言论是对事实的冒犯,几千年来因为意识形态流了太多血,所以在当下这个逐渐成型的开放社会里,我们需要不断提醒自己:“这是一个苹果”与“这是一个好吃的苹果”是两回事——对另一些人来说,苹果就是禁忌。而他们的存在即是事实。
  小说是什么?它有什么样的传统,是否已经耗尽自己,沦为“被遗忘之物”?我们现在谈论小说,当抵制激情的诱惑(人,基本上是激情的囚徒),摆脱傲慢的偏见与陈腐的经验陷阱,于万丈高空中审视这条苍茫的文字之河。我无意用解剖刀来对付一只青蛙,再用不可置疑的口吻宣称:青蛙是一种雌雄异体、颈部不明显、无胁骨的两栖类生物。它还是“稻草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是毛泽东的“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曾几何时,我在微博写了一段话,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小说要摆脱陈词滥调,这是我们今天仍然还要写小说的理由。小说首先是从语言开始,而非故事。其次是结构。换句话说,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叙事只是完成语言与结构的过程。亲爱的朋友,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故事性会呈现出别样的肌理,就像一副几乎包含了所有的塔罗牌在掌下缓缓摊开。
  怎样理解这134个字?
  首先,要知道小说与故事有何区别。比如小说呈现细节,细节是缓慢的,是静止的,甚至是比静止还要缓慢。它们像蝴蝶一样飞起,你很难判断这只蝴蝶要飞向哪里,那只蝴蝶又将歇于何处。小说的速度感来自对蝴蝶的捕捉,捕捉这只,而非那一只,再按照某种不言而喻的秩序夹入标本盒。小说里的细节必定来自人们所熟悉的现实生活(哪怕是月球上一块鸟形的阴影),但因为小说“潜入梦境”的逻辑,使这种真实犹如镜面,同时包含了“一面涂有水银的玻璃”、“照理仪容之器物”、“无尽复无尽的镜中虚影”。每个小说文本都有着它不可复制的邮局与马路。这是徐小南的台球杆,那是艾丽丝的玫瑰。物,因为小说的命名与阐释,有了别样的意味,成为另外的事物,而故事里的邮局与马路与现实一致。
  又比如故事追逐情节,情节是流动的,甚至是悬崖上跌下来的水,它是时间的结果,是一个个或大或小的悬念、圈套。许多“经典小说”是故事,并非真正的小说,如欧?亨利的一些短篇。人们常把情节的流动误以为是小说的速度。故事对细节没耐心,基本就是事件与偶然性的堆积。
  再比如小说是书面语言,追求陌生化效果以及美。故事是日常语言,着眼于因果关系与情感的传递、经验的分享;小说结构回环往复,是覆盖森林的交响乐,追求尽可能的复杂,所谓人心深如大海。故事一般呈线性,顺时间的河床蜿蜒,不大关心空间,要求简洁清晰;小说给人心里装东西,不动声色地提供价值观与方法论,禁得起最苛刻的读者不断重读。故事从人心里拿东西,消耗人的情感,只堪读一次或数次……如此等等,几乎可以无穷尽地说下去。但这些并非根本。
  根本是:故事是热闹的市井生活,声音的广场,是形而下,属于大多数人;小说是孤独的天堂沉思,一个人的殿堂,是形而上。
  言说故事的权力已转移至电视新闻、报刊网络。
  小说只有摆脱说书人的脸庞,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艺术中的一种,才能向死而生。当下的读者仍然需要故事,是因为它承载着最基本的人物关系,是日常消费品,犹如大米与面条——能管饱,但不能说人的生活有大米与面条就够了。而故事的“有头有尾”的完整性也是对现代性中的“碎片化生存”的抵抗。故事是有价值的,但它始终是在追求一个更大的公约数,更多的读者,更广泛的情感共鸣;不可避免沦为陈词滥调的命运,无法提供真正的原创性。
  其次,语言不是所谓的堆积词藻。它是对世界的言说方式,就像白话文运动,所承载的是思想,是情怀,是另一种思维方式、另一种对世界的观察角度。要理解世界的意志及其表象,语言是渡江之筏。尤其是在当下,在这个白话文被权力、资本与娱乐至死的精神不断扭曲的当下,我们更有必要探索一种优雅的书面汉语。
  从语言开始,并不是说就止于语言。
  人类社会已经发生根本性的不可逆的改变。农耕社会里的朝三暮四是一回事;今天是两回事,早给的一颗核桃能产生利息等收益。传统的小说核心(故事,或者情节,乃至于人物)已经不够。开放社会需要开放的文本,不仅是形式上的超文本链接等创作技巧,更主要的是整个创作观念的更新。比如另一种时空观。
  当然,小说中一定会有叙事。但,叙事不再是核心。叙事是完成语言与结构的过程,这句话意思是说:我们吃饭,每天都吃,但不能说活着就是为了吃饭。
  我一直渴望能多见到一些这样的当代小说——若有必要,可以用十倍的篇幅阐释它,不仅是评论与解析(如《微暗之火》),还有对叙事过程所拥有的种种维度(可能性)的呈现。这些维度是留给读者的作业题。读者需要的不仅是情感的准备,反复咀嚼的耐心,还要有足够的智性,能完成这个“只属于他”的文本。又或者说,这种小说是一道开放性的多元N次方程,因与果,被关键词包裹着,犹如橄榄核。愿意能在静默中耗点心神去寻找橄榄核,并把它们放在嘴里咀嚼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将品尝到那种智力与情感上的双重愉悦——这肯定比纯粹的感官刺激更彻底,或许是一千零一倍。
  “一本书,由无穷的点、无数的线与无限的面所构成。它不是沙之书(这是一个过于炫耀的智力游戏);其内在结构也不是“不可能的楼梯”(我讨厌这种利用人固有缺陷进行的视觉欺骗)。我在梦里看过几页。我知道:它确实存在着,比现实更广袤,比所有人的光阴加在一起还要漫长。”
  我相信许多优秀的小说家手中已勾勒出这样几页文本。我只是希望这样的文本能更多一点。虽然“希望”这个词最是鼓惑人心,犹如半夜讲着甜言蜜语,四处捕食灵魂的鬼。
  人是时间的尺度(空间是时间的另一种延续)。但通常情况下,人喜欢的是表盘上通俗易懂的指针,不是表壳内部那几个互相啮合的动力金属齿轮。虽然后者是其根本所在,且蕴藏着一种让人心惊肉跳的美——犹如一种来自异域的会呼吸的陌生事物。只有理解了这点,我们才会渐渐发现许多曾让自己心醉神迷的思想与句子,为什么会在光阴的河流里逐渐失去耀眼的光芒。
  前段日子,我曾参加海南省作协举办的海南奥林匹克花园长篇小说大奖赛的初评审工作,就马原先生的新作《牛鬼蛇神》拟了一个评委意见:
  世界置身变化中。所谓《易》。
苹果从夏娃手里交到牛顿,再交到乔布斯,“什么是真实”及人的概念被进化着的人类社会不断阐释。在这个不可逆的现代性的浪潮中,小说所要处理的时间与空间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所以我一再说“传统虽好,已然匮乏。”
  《牛鬼蛇神》在众多参赛作品中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文学品质,它摆脱日常经验与戏剧性的诱惑,像鱼跃出现实这条河流——尽管重力不可避免,但在那奇妙的一刻,它已睹见河流的方向、两岸风景,以及河流在这片土地上为什么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流淌的秘密。这是对文学本质的一次微妙把握,让人的目光下意识地为那些神秘的颤动而停留,就如同注视着蝴蝶翅翼。
  文本整体结构是一个精气神饱满的原子,在海南的李德胜是原子核,不动;那个“集诗意与困惑于一身”在西藏、上海等地漂泊的叙述者大元,是绕着原子核做运动的电子。观察两者偶有交叉的运行轨迹,让人愉悦,也让时间与空间呈现出区别于传统叙事的斑斓色彩。又或者说,大元是波,李德胜是粒子,他们共同完成了人的“波粒两象性”。
  小说的外在形式颇具有建筑奇观之意,也有遗憾,即:作者在各章节最后那一截关于常识、经验、真理等议论。不是说这样写不好,而是说,他可以说得更高明一点,比如让这些关键词从前面的叙事中生长出来;又比如部分章节的重量并不是按照黄金分割线、圆周率或数学及物理上的公理定式进行设置,看上去就是一个孩子的随心所欲。这不能轻率地拿“怀素的字好是因为是破坏了平衡和固有的结构”之类的句子搪塞;再比如这种议论的质地可以更细密坚实——肥皂泡是迷人的,但经不起逻辑的伸指一戳。在直觉与事实(存在)之间直接划等号,哲学家们会哭的。
  小说的命运将不可避免地转向:诗、哲学、人物的脸庞,以及最重要的用虚构之力对“现代性的阐述”。现代性永不停止,一切有赖于人的开始。必须说,我这是以“伟大的小说”来做为它的参照。若把标准放低那么一点,它已带给我足够的惊喜,是一部“让小说成为艺术”的作品。
  我在这里要着重强调的是什么呢?
  即“时空观念的改变”——时空变了,人的本质也随之改变。这不仅是小说这种文体在艺术上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当代前沿科学家不断给予人类的馈赠。一个搞天体物理研究的朋友曾告诉我,牛顿的时空观是:时空先于物质,为先验之物,且物质不能影响时空,如水不能影响杯子;爱因斯坦的时空观是:时空告诉物质如何运动,物质告诉时空如何弯曲;而现在大多数物理学家的时空观是:物质运动,时空涌现,两者相互作用,互相依存。
  “时空涌现”,多么奇妙动人的一刻啊。既是这一刻,亦是那一刻,若双掌间缓慢拉开的虚线。嗅觉、视觉、听觉、触觉,以及那神秘的不可言说的直觉……它们自虚线中闪现,化为氤氲之物,包裹着你我,像桌子裹着木头。
  一见不再见,微尘容虚空。
  廓庵禅师讲《十牛图》。
  第一、寻牛。仓惶起恋,婉转成雠。把“追名、逐利、渔色”此六字拍遍了,起身去寻找灵魂,芒衣褐鞋,力尽神疲,偶也闻得枫树晚蝉。过去,人活一辈子结识的他者屈指可数。现在,我们每天都在与无数人发生关系,尤其是在互联网出现后,人的一辈子就像是在一辆晚间行驶的列车上,浮光掠影扑面而来,人物事件,无不来去匆匆。这个寻牛一念,便是开悟之时。
  第二、见迹。人活着,一定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价值观,另一个是方法论。“观见什么”这很重要,这最终决定了你的光芒;“怎么观”,这在当下更为重要,你若在狭隘中,再怎么观,也是坐井观天。如何摆脱狭隘?从否定自己开始——你并不是对的,因为你不是上帝。如是,便可于那个六角形状的图书馆中聆听到万千声音,手指上是灰尘,眼睛里是布满星辰的夜穹。文本有眼耳鼻舌身意,有色香味形触法。
  第三、见牛。闻物之音,察物之形,睹物之色,求得日常经验里的真。这是一个肉眼所可知觉的低速宏观世界,由牛顿力学支配。树是树的名字,石头是石头的名字。
  第四、得牛。有了第一个答案,是否定的过程。山河并大地,全露法王身。万物全非他物。那石头不再仅仅只是石头,它还是“蓝田玉暖日生烟”里的蓝田玉。所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第五、牧牛。理须顿悟,事须渐修。否定之后,还要否定。为什么这样说?大部分人靠经验理解世界。这种思维方式在古典农耕社会,以机械复制为特征的工业社会,能有效降低风险。但在当下这种随机性越来越大的社会结构中,经验常导致无知,而经验因为其可共享性,所能产生的财富及其他收益(如权力)必定有限……如是反复,灵魂渐渐自血肉里掘出。那最美妙的灵魂定经过千刀万刀,所谓世俗生活伤痕累累者。
  第六、骑牛归家。种种存在都是无碍,在日常生活中抬起头,以百折不挠之意志,怀庙堂之忧,念天地之远,更能向宇宙提出自己的请求。日常生活、庙堂、天地、宇宙,这是四个阶梯。一步步踏上去,万物不可夺其心志一毫。
  第七、忘牛存人。肉体自行消失,灵魂蜕壳而出。我的梦,是你的现实生活;你的梦,是我的现实生活。你我就这样互相梦见,在世界这个巨大的圆形废墟里。
  第八、人牛俱忘。月高云层,光芒万丈,不再我执。或者说,我是风暴。我是风暴产生的各种条件。我被风暴撕碎。被撕碎的风暴从天而降。这里是一个奇异的量子世界。宇宙极大,粒子极小。我是时间的囚徒,亦是那无尽虚空里的悖论。
  第九、返本还源。此处,文字丑得、盲得、痴得、聋得,也美得、稚得、拙得、轻得。看见水在“水面”,看见过“水被水流裹胁”这个简单而又令人震惊且着迷的事实。细小的雨点(词语)犹如蒲公英降落。这是五月的轻轻喘息。
  第十、入廛垂手。提瓢入市,策杖还家。酒屋鱼肆中,为世人“示现”。
  小说不为道德,不为劝惩,不为伦理,不为教化,甚至不是为了提出问题。它只是“示现”。
  “示现”什么?所有的。你所理解的所有,比如此刻与世界。
  一个有抱负的小说家除脑子里有一个极广大庞杂的世界,务必还要精通某门学科,不要沉溺于当下大多数小说所津津乐道的叙事圈套。路漫漫其修远兮,这“寻”、“见”、“得”、“牧”、“骑”、“忘”、“存”、“返”……需要千锤万凿,我们腔子里的那颗心才能百炼钢化为柔指柔。锤与凿不仅是精神上的比喻,也是具体的如自然科学中的几何、化学、物理学;社会科学中的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以及以人的情感、心态、理想、信仰、文化、价值等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
  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它们与小说的关系不必多言。
  自然科学又如何与小说互相指认?以物理为例。它研究的是宇宙的基本组成要素:物质、能量、空间、时间及它们的相互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所呈现的同样是这些关键词。比如,人是物的一部分。传统小说观以为小说是写人性的,也只能抒写人性。这种人本主义的观念基本等同于“地球中心说”,故上世纪六十年代法国新小说运动横空出世,提出小说要“及物”,罗伯格里耶干脆声称:物独立于人外,对物作纯客观的、详尽无遗的描写才是小说家的使命。
  物理与小说的联系不仅于此,它还可以用专门的知识填实文本细节——让蝴蝶成为蝴蝶,罪犯成为罪犯。这话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生活,看上去是科学的,手机、电脑、mp3;而贯穿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上是圣人大哲几千年前便已喻示的经验、智慧,“所有的未来都包含在过去之中,是对过去的一种意味深长的阐释”,但,更有必要强调的是:要真正理解这种阐释,必须使用当下的语境以及各种技术物。你要懂得一台苹果手机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有些年轻人为什么为了获得它不惜去卖肾。
  物理还可用它所总结出来的公理定律指导小说的文本结构,隐喻人物内心,测量人与人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最前沿的物理学研究所提供的各种前瞻性理论,为未来千年文学指引方向。我在《量子文学观》里做出过一些并不大恰当的阐释。比如,“物理学从来不具有一种对一切时代都是完美的、完满的形式;而且它也不可能具有完美的、完满的形式,因为它的内容的有限性总是和观察量的无限丰富的多样性相对立的。”文学同样如此。若用一个物理名词来描述宇宙(小说)对复杂性的渴望,即是熵。
  熵是混乱和无序的度量。宇宙是熵增的。从宇宙的宏观角度说,人是反熵,是一种让诸多星辰为之震动的秩序。这种秩序的诞生,以更多的熵增为代价,如温室效应、生态恶化等。人类的进步必然导致世界陷于不可挽回的毁坏中,但不能说人就是要被诅咒的宇宙瘟疫。瘟疫也是宇宙的渴望,这是它解放自我的方式,如同战争这种恶对人类的解放——它推动文明(尽管从情感上我们很难接受这点)。比如,冷战缔造互联网。对于人类历史来说,恶更有积极的力量。因为它的残酷性,很容易导致人类社会的整体崩溃,所以需要人的道德来消除这种戾气,以为齿轮间的润滑。熵增的尽头是万物均匀一致。现实中的你我所渴望的“人人平等”,或许就是那个尚未来临的热寂宇宙在人的基因层面最隐秘的烙印。
  再通俗一点讲,大家平时发短信,“愿你心想事成”,心里多半把类似的句子当成祝福的文学表达。但在搞量子研究的科学家看来,这可能会成为事实。
  物理等科学,解释现实;文学等学科,望向彼岸。两者互为梦境。但我们的文学正呈现出与物理学极不相称的滞后性,尤其在中国,大家所津津乐道的,仍然还是传统物理学所提供的日常经验里的宇宙,不能理解真正的微观,更无法想象在这个肉眼所见的时空之外那众多的可能。坦率说,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一些人文学科,我看到相当数量的人类杰出的大脑。但在小说领域,尤其是中国的小说家,我见到了太多自以为是的笨蛋与滥竽充数者,太多习惯于“把报纸上的新闻改头换面,然后就跷着脚等着名利敲门”的人。
  小说变得越来越可疑。
  它到底在被谁解释,又应该被谁解释?我在前文中试图界定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并把严肃文学与所谓的纯(雅)文学做了一个比较。公众语境里讲了多年的纯文学其实是一个意识形态话语担任主审官的价值评判系统,它不仅是政治权利、经济利益等方面的分配,更肩负着一个政党改造国民性、重新塑造中国人气质的愿望。隐身于后者,是残酷的话语权的争夺。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而我所提倡的严肃文学实源于个体心灵。严肃是态度,是方法,是个人求得理性与悲悯的必然途径。极端点讲,一个严肃文学作者的心里,是没有读者的,而只有“头顶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
  用户至上,是商业法则,不是艺术的尺度。
  还能说什么呢?上帝死了。这是一个深渊。深渊在外,也在人的体内。绝大多数小说家把小说视为谋生工具,满足于卖油翁的“手熟耳”,缺乏对神性自觉的追求,凭借日常生活的惯性重复着“太阳底下无新事”。偶有才情焯异者,于一片灰墙中挑出一枝红杏,却始终处于“我手写我心”的本能驱动下,无法从感官王国迈向理性王国(更毋论继续向前,领悟混沌之意),待积累耗尽,即泯然众矣。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认识自我是困难的;摆脱自我要比前者困难一万倍。
  就像博尔赫斯在《神之文字》中所描述的那样:那个叫齐那坎的,被异族人打得遍体鳞伤囚禁在阴湿地穴里的祭司,在一头美洲豹毛皮的启发下,掌握了神的力量。他只要大声念出口诀就无所不能。但这个见过宇宙、见过宇宙鲜明意图的人,终于明白了“一个人的命运以及一个人的国家毫无意义”,所以他躺在暗地里,等待时间将他忘记。而不是念出口决,让黑夜进入白天,让众神为他祈祷。
  “一个人的命运以及一个人的国家毫无意义”,但要弄明白这点,就必须“被异族人打得遍体鳞伤囚禁在阴湿地穴”。这是宿命,是唯一的路。
  亲爱的朋友啊,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阅读万物,而不是期待被阅读——虽然这是一定的。所谓经典对于写作者个人来说,没那么重要。经典就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
  要看明白这些事情。要想明白自己来到这世走一遭到底是为了什么。或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情节的诱惑,发现再匪夷所思的情节不过是一连串拙劣的谎言,并真正在内心深处开始纠结于世界的本质及人之价值这种看似“毫无意义”的话题——这是痛苦的,但这才是你。
  你站在时间长河里。
  时间命名着万物,勾勒出一个个时代,勾勒出你我曾拥有的与正在开创着的。
  每个时代都有其必然性,有着隐秘的联系。生活在黑暗的中世纪是不幸的。但没有这块黑色之土,亦难孕育出文艺复兴的奇葩。生活在集权国家的百姓是不幸的,这种不幸为地球上其他国家提供观照之镜,使其避免踏入同一块沼泽。少数人的不幸成就了多数人的幸。而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任何时代都是塔罗牌中的一张。这张是荒谬的,另一张是理性的;这是一张是聪明的,另一张是愚蠢的……这些彼此矛盾的词语必须全部存在,这副纸牌才能够包含所有最基本的元素(元素是有限的),在重置中不断变化,暗示、隐喻、阐释,仅凭其摆放顺序就能繁衍无数恒河之沙,最终呈现出整个宇宙庄严的面貌。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才能获得词语的命名,找到某种为我们所能目睹的形式与意义。
  每个时代也都是偶然的。“丢失一个钉子,坏了一只蹄铁;坏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所谓混沌理论与拓朴效应等在人类社会的进化史上同样发挥着奇妙的作用,用一件微小的事导致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时代。这些是不能用“必然性”解释的。纸牌在桌上被不断重洗。但,不管上帝之手如何轻逸、迅速、确切,或说性格鲜明、花样繁复,他老人家也不知道他将摊开的牌面的大小与花色。
  没有哪个时代没有它独一无二的特点与形式。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家同样如此。他既要懂得自己若蚍蜉;也要懂得世界微尘里;要看得见时代的种种必然与偶然,更要能看得见在偶然与必然间游弋的那只“黑天鹅”,找到只属于自己的“唯一”。大衍之数五十,遁一而卦变。亲爱的朋友,我们终将一事无成。而你却是人世间的不可替代。要找到只属于你的小提琴、管风琴、短笛、小号、钢琴,完成那个波澜壮阔的书写过程,更要在内心的最幽暗处找到那个所有定律以及可预见性都失效的奇点,给出空间与时间的边界条件——然后,你说“要有光”,你的文本就有了光。你就是造物主。
  没有人可以证明神的存在,但神始终存在。
  中国的小说萌芽于先秦,发展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成熟于唐代,流行于宋金时期,至元末与明清时期,跃至高峰,到民国,由于梁启超等大力倡导“小说界革命”,小说观焕然一新,由古代进入近代,再不是无足轻重的“街谈巷语”、“琐屑之言”,而被奉为“国民之魂”、“正史之根”、“文学之最上乘”,小说地位空前提高,其流派蔚为大观,可谓百舸争流,千舟竞发。这百舸千舟基本确定了今天类型小说的各门派。从包天笑、张恨水、张资平、李伯元、周瘦鹃、秦瘦鸥、郑证因、还珠楼主、穆时英等,到现在的穿越、言情、武侠、宫斗、玄幻、网游、职场等,这其中有一条隐秘的线,存在着一个“彼时因,此时果”。一九四九年后,因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小说成为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中国的小说观至此发生第二个重要转折,泥土上只长一种苗了。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国门打开,西方小说观长驱直入,在一系列激烈的碰撞与交融中,小说观又为一变,“虚构、修辞、叙事”等泊来词语勃然兴起,这一变不过十余年,随着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对人的全面覆盖,至今小说观就无圭臬,众声喧哗——我也是其中一个。若对它们进行梳理,大致可将其分为四种:
  期刊的小说观;出版机构(即市场)的小说观;学院的小说观;民间的小说观。
  期刊拈一个“名”字。名正则言顺。它占据着主流话语的地位,强调故事、贴近现实、要好看,能高度还原现实。读者通过阅读文本,能汲取万千经验,掌握自身生存的法门,得到一点审美体验,以及娱乐等。它所沿袭的大抵是民国世情、市民、黑幕、侦探、奇情、公案等“俗”小说的套路。当然,“俗”会成为“雅”;“雅”同样可能成为“媚雅”——另一层意义上的俗。其实所谓的四大名著也就是四种很“俗”的类型小说。《西游记》是神魔小说;《三国演义》是军事权谋小说;《水浒传》是侠义小说;《红楼梦》,鲁迅则称之为“清之人情小说”。
  出版机构占一个“钱”字。出版机构当下基本是经济动物,销量第一。“读者肯掏钱的”就是好的。文学性是次要的,是噱头,是做了婊子还要立牌坊。甚至不妨说,如果这种文学性不能刺激销售,那它是有害的,要从文本中剔除。但它与我们这个时代的联系最为紧密,艺术性上固然粗糙,犹如未开化的野蛮人,生命力旺盛——人类史上,野蛮人往往会战胜所谓的文明人。它可能远离了小说最初的本体。又因为这种远离,增加了小说的复杂性,拓展了其广度与深度。必须说,随着资本话语权的提高,阐释文学的权力将更多地转向出版机构,尤其是具有强大营销能力的民营公司,这相对于原来单一封闭的话语系统是好事。对写作者来说,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但如何让烧灼灵魂的火面对资本的意志,是一个难题。
  学院好一个“史”字,遵循的是“这本或者那本小说是否具有小说史上的意义”。由于评定职称等现实因素,他们不得不常在灰尘中摸索“过去”,基本上落后于当代小说的实践。他们中的一部分也确实在关注当代汉语小说,但目光多半局限于书籍与期刊,更令人伤感的是,这种关注是“一把尺子量到底”,缺乏让人激动的新思维、新方法。什么小说都用“人性的高度”这个筐来装,真的很烦啊。
  民间长一个“杂”字,犹如春天的田野,百草丛生。张大春写《小说稗类》。这个稗字有“小”、“别”之解,是贬义。但张大春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说小说如稗,我又满心景慕。因为它很野、很自由、在湿泥和粗砾上都能生长;人若吃了它不好消化,那是人自己的局限。”
  我提出过一个“量子文学观”,这里不赘述,仅就“小说雅与俗的互相生成”讲两点。
  第一,量子力学里有个问题:电子是粒子还是波?答案是:要看你怎么观察它。波和粒子在同一时刻是互斥的,却在更高的层次上统一,作为电子的两面性被纳入一个整体概念中。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波粒二象性”。
  小说的俗与雅同样如此奇妙。“一部作品是好是坏,同样是取决于我们的观察方式。即阐释。作品其意义彰显的关键处是被叙述!被如何叙述!被谁叙述!过去,我说某部小说是垃圾,文字粗糙,结构畸形,硬伤无数。现在反思,相对于它所书写的荒谬时代,它的确具有某种经典气质。一个文学作品是经典,同时也是一部垃圾。这是传统文学话语体系所无法想象。但在量子文学的话语体系里却可以成为常识。相对于目前全球的严肃写作者来说,前者过于狭隘。”
  其二,测不准原理与薛定谔的猫。我们阅读某个文本,也就改变着这个文本。作品经典地位的获得很大程度上取决非于它是否能够能满足未来社会的阐释需要。
  一部作品若得不到观察,它就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或被时间的火焚为灰烬,或者像张爱玲被夏志清发现,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观察它的人决定着它的命运与价值。《红楼梦》在国内为什么会取得这样高的地位?国外缘何始终不肯买账?这与胡适、蔡元培等人的学术背景分不开,更与毛主席的讲话分不开。文学作品不存在一个绝对永恒不变的评论。新的时代一旦来临、新的视野、新的评价体系一旦产生,人们就会对作品重新解读、诠释、修饰、判断。
  时间是一个伟大的魔术师。不过,“作品经得起时间检验”这是屁话。魔术师并不必然是淘金师。魔术师能将鲜花变成狗屎,也能将狗屎变成鲜花。时间创造历史,但很大程度上,历史就是修辞的结果,是叙事的策略。
  什么叫“修辞的结果”?比如我们臧否人物多半采取的是一个含糊不清的审美尺度,而不是其人对社会有多大的推动作用。什么叫“叙事的策略”?比如刘文彩、太平天国等,那些曾被诅咒或赞美过的故事,并非是事情本相,而是某种意志的需要,它需要这样一个故事说服公众。更让人不寒而竦的是,这些虚假的故事早已不动声色地渗透入我们的精神、侵染了那最神秘的性灵,成为中国人“文化基因”里的一分子。而传播机制告诉我们——故事是假的没关系,只要大家信以为真,就能发生真的作用。“观念事实”的影响力,其实一直大过与“事实”本身。
  很久以前,我曾说过一段话——
  瞎子阿炳蜷曲在无锡街头拉二胡时,是俗的;走进北京的音乐殿堂后,就是雅的,曲子也改叫“二泉映月”。《水浒传》当初是宋人话本,在说书人的惊堂木下一串串拍出时,是俗的;成了“四大名著”之一,就是雅的……这种例子可以无穷无尽地举下去。又比如小说,现在的“小说”是雅的,是文学,写小说的人牛逼哄哄。但曾几何时,“小说家”也就是下九流,是“误人子弟”的罪孽,是“诲淫诲盗”的杂碎,要受唾骂受天谴。明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说:罗贯中因为编《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清人铁珊在《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中说:王实甫作《西厢》,至“北雁南飞”句,忽扑地,嚼舌而死;金圣叹评而刻之,身陷大辟,且绝嗣。
  我喜欢《金瓶梅》,前不久重读一次,口角生津。记得小时候是拿它当手淫启蒙本看,专捡里面的黄色句子咀嚼。现在再看,倒还真觉得《红楼梦》在《金瓶梅》面前是小儿女状。那么,《金瓶梅》为什么不是四大名著之一?甚至被《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这些脱胎于话本的小说挤下去?原因大抵就是它“晦淫”。这样的事一向是做得说不得。官府禁,民间禁,这么多“禁”下来,人们也只好在黑灯瞎火中谈论它。它阅尽世情,所以注定孤单。谁让它把“梦”也埋葬掉了呢?这是它的命。
  这些话可能道出了某种真实,但现在我还得说两个字:不够。
  首先,雅与俗最早即是政治权力对话语的分配。《论语正义》曰:“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国之音不尽正,故以风名……”其次,现代社会,一件作品之所以能够从街头的俗走向殿堂成为雅,很重要的一点即:观念。
  观念必须在场。
  把一个小便池搬到博物馆是容易的;但要说服天下人认定它是《泉》,是艺术,就极其困难,艺术工作者要以令人信服的理由阐释这一切。甚至不妨说,艺术就在两件看上去一模一样的小便池之间——那道区别日常与艺术的鸿沟里。
  这个鸿沟就要靠观念来书写。
  “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
  这个世界说到底就是一个“观”字,就是一个价值观的斗争。
  “观”是一个不断掘进其纵深,拓展其左右的过程。若粗暴地界定其概念,急于给出一个类似“上帝”的不可置疑的表述,不仅鲁莽,也容易陷入“致命的自负”。时间之河漫漫而下,词语被不断淘洗,可能更丰富,也可能更贫乏——我们讲格言是拿人开涮的,这其实是因为我们有意无意忽略了它的前提性。
  观念很难说对错。它可能深刻,但不一定对。“对”,是个非常狭隘的观念,就像河流装不下海洋。它只是那我在前文中所提及的那根轴上的一个刻度。
现实主义不是不对,而是不够。我们总爱以决绝的对与错来批判与自我批判,若能采取“不够”这样一种言说姿态,或许会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自身的奥秘。要有观念,要有技术。前者是灵魂,后者是肉体。
  那么,我的小说观究竟是什么呢?
  第一,宇宙渴望复杂,这是它对自身唯一的要求,它不在意善恶好坏,不在意人所念念不忘的民主自由平等,它使强的更强、使弱的更弱、使庸俗的彻底无可挽回、也使崇高的若流星划过壮丽夜穹……它使一切趋于极端与对抗,而非和谐,使当下比其他已经过去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湍急,且布满暗礁,它不憎于尝试更多可能——为此,它不想避免更坏,在某些时候反而积极追求更坏。复杂性应该是文学(人类社会
)的最高追求。复杂性不是简单的H20的汇聚,它要有构成河流、湖泊与海洋的愿望。系统内充满大量元素(H20是其中一种),且呈非线性的相互作用;是开放的,犹如被风吹动的千万树叶,每片树叶或许并不知道树与自身的名字,但它们却在这个下午构成了这株树所有的形象。又或者说,在一小撮人眼里,这株树最终的形象同样不能摆脱相似与乏味,但,通往答案的路径一定是迥异,妙趣横生的。时间与空间是如此错综复杂,如热带雨林、小径分岔的花园、《盗梦空间》、基于最大熵概念的随机变量统计模型……这种复杂性简直就是刚烤出炉的面包,香甜可口。
  第二,世界是一个生态系统,小说观也不例外。用一个不那么恰当的比喻来说,它是一个山谷,里面存有各种不同型态的生物。这些生物之间的关系就与自然界的食物链一样奇妙。其中有种植物,叫马铃薯。它在土里匍匐生长,向着四面八方而去,随时为我们提供意想不到的饱含营养成份的惊喜。它呈非连续性,断裂,多元,突现,没有明确的中心点,是一个奇妙的系统,就好像诸神在土壤深处自然地生成。块茎与块式之间不遵循树状结构的那种服从,它们通过枝蔓联系,也互相争夺水份。事实上,块茎是茎的变态,是地下茎末端所形成的膨大而不规则的块状。其表面有芽眼,新的马铃薯叶从芽眼里长出,又仿佛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在每天所得出的结果,在阳光下,是那样寂寞而又松驰。
  第三,人类史不是一个不断向前的过程,不能用所谓的“螺旋式发展”来形容。现在被我们津津乐道的技术虽然可视作是一种进步,同样可视作是一种衰落。技术所催生的汽车、手机等,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带来最能刺激感官的快乐,它照耀人类,让我们不必因为祈求来世那个褪去衣裳肌肤雪白的女人双膝跪倒。但“物”并未因为技术得到真正的增加,不过是改变了其内在分子的排列次序、换了一个名称罢了。社会不会因为技术更富有自由度,反而会因为层出不穷的技术进步,增加其复杂度。更重要的是:技术并没有真正改变人自身。人类对技术的依赖,还会导致人本身某些能力的衰弱。如对电脑的广泛运用将导致人的记忆能力、计算能力的衰退。这并非题外话。我想说的是:在这个我们尚且还可以理解的时空内,宇宙或许确实是一种永恒的意志,不会因为人类社会所谓的进步或倒退有所改变。对这种绝对意志(我们常用真善美来称呼它,实际上真善美只是它的一部分)的书写,即是永恒的文学。不管是哪个民族、哪种肤色、哪个国家的人,都可以在这种文本里找到从自身内心发出的最隐秘的呼唤。
  第四,一个优秀的作家,必定抵达过小说的内部——那个荒凉又荒谬的存在,那个几万英尺深的海底,三万英尺,或许是十万英尺。那么,又有多少人还愿意在荒芜中停留,忍受刺骨寒冷,继续往极深处潜去,与那只或许并不存在的海怪搏斗?海明威用枪打爆自己的头,川端康成用嘴含住煤气管道……所以一些人便选择从极深处返回到海面。海面上有阳光、明眸少女、椰子林,以及一双为他惊呼的眼睛。选择一旦做出,观念随之改变——为自身的行为辩护,这是本能。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都是凡人,迟早都有精疲力竭时。
  第五,“我们已经从一个古典的可循环的封闭社会,进入到一个现代性的不可逆的开放社会。”我愿意在任何一个场合,把这句话重复百次。在这样一个社会形态里,严肃小说家就不能让自己的审美趣味只停留于农耕社会的古典审美趣味,要心存日月,让刀耕火种、电脑、人类基因组、ipad……同时进入自身体内,要把视野放至全球,打破民族、国家、语言、时间等障碍,在世界的高度上,汲取历史与当下的营养,充分借鉴电影、摄像、雕塑、音乐、绘画等其他艺术门类的理念与形式,写出真正属于世界的文学。
  第六,还记得那副包含所有基本元素的纸牌么?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写作者,必然会去捕捉住他所处身的这个时代最根本的特征,以便完成对这张红桃K或黑桃A的勾勒与涂色。换句话说,时代不仅是写作者与上帝达成的契约,是他恪守事实、慎对存在之物、理解万有根本属性的出发点与立足点,也是他作为个体的口鼻眼舌耳,以及癖好、性情与命运。我们说一个人超越了他的时代,并非是说他的经验可以解释人类的所有,而是指他帮助我们去理解那副只有上帝才能窥见全部的纸牌的存在,且在勾勒他那个时代的那张牌的笔力最为酣畅。
  第七,小说是对真善美的追求。求真
,然后为善,触摸到美。但美是什么?一个瓶子之所以美,不仅是物的形式上的转换(从泥土到瓷),更是因为这种形式包含着人的自由意志——尽管是有限的。是谁第一个把瓶子做成圆腹细颈?又是谁第二个把瓶子做成圆腹细颈?美是发明,并非发现;美是阐释,并非确凿无疑的真理;美是一个缓慢生成的过程,并非现成的属性。
  第八,“埃尔卡生了六个孩子,四个女儿,两个儿子,没有一个是金佩尔的种……”世上是没有谎言的,也同样没有真理。“世界会变,而我始终如”一——这是一种多么矫情的告白。相对于这个丰腴且污秽的当下而言,矫情比真诚在很多时候更接近它的本质。我们生存在一个充满奇迹的乌有之乡,或惟有以梦为马,在时间的荒涯与词语的密林中行走……这些话是什么呢?佛圆寂前说“我说了什么?我什么也没有说。”语言充满岐义,在“能指”与“所指”间滑动,是那样绝望冰凉。存在之物,永恒的虚无。它静静地浮在那里,注视着人类,注视着你我。
  我们写作,是因为我们想写。在监狱里,哪怕被狱卒喊作12345,萨德同样能用鹅毛笔沾着血与粪便进行最疯狂的书写。肉体亦是牢笼,受生老病死苦痛折磨,人不能说因为肉体所承受的苦或所受到的诱惑,就不能书写了。存在的只是幻影,万物终归我心。在子弹击中额头前的一刻,濒死者看见了那个六角形、落满灰尘的图书馆。
  我们写作,是因为我们还能写,这是造物最慷慨、最神奇的赐予。在不可避免的衰老与随时可能造访的死亡来临之前,我们与肉身保持着距离,用观念、对这个时代最大的热情,虚构之刃、以及未受现实臧害的语言,记下玫瑰的名字、墙壁上的斑斓光影、仇恨与欢喜、一对男女面对面的缄默。
  我们写作,是因为要看见那些看不见的,要听见那听不见的;要挥舞着鞭子把现实从一个人的空间赶走,要让那具灰色的钢琴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演奏。这个时代让我满心欢喜,它的丑陋让我歇斯底里。我是临危授命的将军,带着笔与体内躁动不安的热情,仿佛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仿佛是那穿过地球的光与亮。
  过去,小国寡民,城邦村落,“日出而作,日落而歌,帝力于我何所哉”,这很美,这种朴素中确实包含混沌的意思,但光有“天地如鸡卵,卵中之黄白未分”的混沌是不够的。混沌不仅仅有“太极生两仪、两仪成四象、四象演八卦”或者说“上帝从混沌中带来秩序”的渴望,它还是非线性动力系统的固有特性,是确定性系统中的貌似随机的不规则运动,其行为表现不可重复、不可预测。以及其他,比如人心。
  当下社会,人的基本特征已从“静止”改变成“移动”,无时不刻不置身于各种交通工具与信息洪流中;这带来疏离、眩晕感与自我认知的偏差,就像昆德拉的《搭车游戏》里那个姑娘最后的哭叫“我还是我。我还是我啊”。
  万物来去匆匆。
  小说如何处理这种经验?你要认识你自己。
  世界有三个。一个是现实的,一个是想象的,另一个是实在的。
  现实世界由数字、物理公式、化学元素所描述。它是日月星辰、长河瀑布与一切可以测量的物的存在,包括人迟早要衰老的肉体。这些物,皆可还原至1与0这两个阿拉伯数字。它精确,理性,是上帝造的西红柿;想象的世界里充满狂风暴雨、呓语、少女的情思,那座通体银白的通天之塔。它由属于人的语言、音乐、绘画等所组成。它与前者的关系相互生成,彼此独立,尽管它们皆由实在的世界所孕育而出;实在的世界乃万物的真相,是宇宙尽头那间餐馆。我们用上帝、涅磐、绝对精神、乌托邦、梵等词语来称呼它。这些词语还仅仅只是它的一部分,是它的肩,它的腿,它的眼。实际上,它在同一时刻睁开的眼就有三亿八千九百万只。
  三个世界,彼此观照,乃至无穷数。
  要描摹这个无穷数,必然要置身于诸多学科之上,胸中存了一个大。闭上眼睛,阅读世上所有的文字,所有的。光显现出来。起初,它是一个图书馆的形状(与博尔赫斯所描写的那个近似),渐渐,一边暗了下去,而另一边又亮了起来,形状也有了一些小变化,仿佛是鱼,鱼首尾互衔,黑鱼有白睛,白鱼有黑睛。放之则弥六合,卷之退藏于心。可以大于任意量而不能超越圆周和空间,也可以小于任意量而不等于零或无。太极,多么奇妙啊。所谓大,原来如汞泻地,颗颗皆圆,如月映水,处处皆见。可为佛家之心印,可作道家之口诀,可言六经,可说列朝之史,可容诸子之书,可窥百家之术。
  这才是真正的小说(或者说真我),它包含了所有可被察觉的因果,若饕餮,以其圆眼吊睛凶猛地凝视着宇宙洪荒深处的那只“寂行而不殆”的大象。它是实,同时也是虚。是现实、想象与实在的完美交融,是光与暗在水面的交融。只有彻底领悟了这点,我们才能由小说出发,行至诸多词语的尽头,找到那间图书馆,那个包含了无限、永不会毁坏的,既是本质、又是具象,是一切词语和物质之和的空间。
  无限,是一个极微妙难以言说的概念,轻率地谈论它,很易陷入芝诺佯谬这样的陷阱。它在人的理解范围之外。但我们都爱轻率地谈论它。这让我们的生活弄出了许多啼笑皆非,令自己也吃惊的悲喜剧——我并不能例外。为什么不能例外?因为只有谈论,我们才有可能看见“头顶的星空”,看见那一扇扇门。
  所有的门,或有大小,皆是“方便”两字。
  门是我们要进去的地方。上帝说,羊的门。“我们”是两个线条平稳、结构均衡的汉字,是一个奇异的不断繁殖的复数,意味着两个人以及两个人以上。这是绕口令吗?不是。“我们”产生的那一瞬间,必然同时派生他们,必定意味着“我”的一部分的泯灭。
  要警惕“我们”,要认识你自己。请原谅我的喋喋不休。
  走窄门的人是有福的。要看见那只“象”。
  大象无形。由于对确切性(或者说真理)的渴望,为了照亮这个宇宙的晦暗,门所产生的种种概念(词语)必定气喘吁吁,火把下留下一道道黑暗的深渊。更何况,时代在不断地进入词语体内,使其饱满、肿胀、延异——这里就不谈论语言的悖论及其不可译性。词语与词语之间也在互相追逐,不断繁殖,使这种实在变成了一头庞然大兽——而异于象。
  象,并不具有某种固有不变的属性,是一种“虚”,像水装满杯子,装满人的肉体。它是此处与彼岸的同在。文学的意义于此凸现,若火把,从此处掷向彼岸,照亮肉身。也是一粒水珠,滴至人在日常生活中日趋干裂的嘴唇。文学,是灵魂之物,与日常生活有关,但不为它所拘束。当下绝大多数小说家,都是对现实的过度迷恋者,被词语所惑。词语的浪千层万层,似吕梁千仞,如钱塘八月,在密密麻麻、遮天蔽日的水珠,他们捂住隐隐生疼的脸庞,以为眼中所见即是世界的真相,浑然不知海水深处,有大鲸游过,更不知那目力不可及处,有藐姑射之山。他们听说文学有“虚构之力”,却常把这种力误以为模仿现实、叙述事实的能力。也只能一叹。
  几天前,我又在微博上写了一段话,讲当下小说的问题,列了几条:
  1、 过于追求叙事的魅力,文本缺乏智性,语言与结构乏善可陈,尤其是思想的平庸,也就是说书人的格局。缺乏哲学的热情。
  2、 不愿意吸收当下各学科成果的营养,除了情感就是伦理,无法提供更多知识。
  3、 对未来缺乏洞察力。
  4、 没有时代的血肉,停留于日常生活的表象,不能触到世界的意志。
  微博有字数限制,这里展开略为一说。
  毋庸置疑,小说是种艺术,“它理应得到迄今为止仅仅为音乐、绘画、建筑方面的成功行业所保留着的一切荣誉和报酬。”为什么只是“理应得到”?因为那个“可以得到”的时代已经“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舞台已经不一样了,而我们的主流小说观却基本还停留在唱念做打。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哪怕你有本事打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那也还是在如来佛的五指中,只能跟着唐僧去西天混一个斗战胜佛干干。
  时代造就艺术形式。所以唐诗宋词元曲。宋诗不是不好,输在“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换而言之,就算你今天每日一首“举头望明月”,大家也不会认为你是李白,只会说你丫是民谣歌手。
  这里说句闲话,严格意义上说,唐诗宋词不可相提并论。宋词不能代表宋朝文学,多为文人八小时之外的干活,除了柳永,基本不拿稿酬。唐诗发达,关键在于政府以“以诗取仕”,有极强的现实功利。在公众认识层面,唐诗宋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峰。这是错的。最高峰在先秦诸子。过去老骂封建社会。骂错了。起码对于广大知识分子来说,封建还真是好东西。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于是春秋战国,诸子灿烂。秦王扫六合后,就只能货卖帝王家。封建与帝制是两回事。
  为什么要说这句闲话?
  唐诗宋词产生于农耕社会,不管是豪放还是婉约,抒情还是言志,都是照着一个日出而作击壤而歌的节奏在走。现代小说则产生于工业社会。“小说是欧洲(这里的欧洲超出地缘的概念)近四百年来发展起来的艺术。”这话是有道理的。蒸汽机出现,人成为机器大生产的要素。虽然每个国家完成工业化的方式与进程都不一样,都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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