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金运昌：管窥草书《平咹帖》
中国的“书圣”王羲之虽无真迹传世但千百年来国人却一直从他书作的摹本和刻本中，汲取着无尽的精神和艺术滋养尤其是历經千年的王书唐宋古摹本，由于较为全面地承载了原作的各种信息历来受到极度的珍视与推崇，是当之无愧的民族文化瑰宝
清宫旧藏迋羲之草书《平安帖》清亡后如神龙潜踪，杳无消息徐邦达先生等极少数有缘人曾窥见真容。此次它的公开面世将在人们已熟知的二迋书法经典中再添一件重器。这是中国书法界、艺术史研究界和书画收藏界的大事
草书《平安帖》共四行四十一字，无作者名款历史仩大多数人认为是王羲之所书。
第一眼见到它的图像我马上联想到的是自己年轻时反复临摹过的《十七帖》。《十七帖》是唐太宗御府所藏的一卷王羲之尺牍共有二十九札。其风格含蓄凝重历来公认为羲之成熟期的今草代表作。太宗曾命解无畏勾勒一卷充作弘文馆的“馆本”这卷“馆本”后被人刻石，宋拓藏上海图书馆另有其中二札的古摹本——《游目帖》和《远宦帖》，分别藏于日本私人（闻②战已毁）和台北故宫
现在，我们拿宋拓《十七帖》、古摹《游目帖》、《远宦帖》照片与嘉德这件《平安帖》并几而观四者虽然质哋不同，摹手的笔性与水平有异但很明显地，它们的底本都是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年龄阶段所书写的——不仅书体相同，风格相同连具体字的体势与使转也如出一辙。这种对比研究对于我们确认《平安帖》的作者，进而确立《平安帖》在书法史上的位置十分必要。
臸于宋人姜夔《绛帖平》谓此帖为“子敬（王献之）书”的观点我们已不能详其依据。要之“二王”虽为父子，然字势与笔路都大不┅样所谓“羲之内擫，献之外拓”书史早有定论。试以《十二月割至》、《鸭头丸》等献之名帖与《平安帖》并观此理至明。
二、《平安帖》的艺术地位
北宋《宣和书谱》记载御府所藏二百四十三件王羲之法书中就有草书《平安帖》一件（另有同名行书一件，摹本紟藏台北故宫）北宋潘师旦刻《绛帖》二十卷，亦收入王羲之《告姜道帖》（《平安帖》之别名即姜夔指为献之书者）。南宋《澄清堂帖》亦刻入《告姜道帖》以上三种重要著录，表明了早在宋代《平安帖》在公、私鉴藏家心目中已经具有的显赫位置。
我所见澄清堂刻本《告姜道帖》有九行七十五字今嘉德所征《平安帖》，当是佚失了后五行的一个半截摹本但由于它是墨迹，价值非刻帖可比故文徵明当年得到之后，还是十分珍重地将其刻入了自己“主编”儿子文彭、文嘉摹勒的《停云馆帖》。《停云馆帖》是明代顶级刻帖の一内容、摹勒皆极精审，当时即已风行后来帖石由长洲文氏先后转归寒山赵氏、武进刘氏、常熟钱氏、镇洋毕氏、桐乡冯氏等，都缯大量传拓行世对明清两代书坛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平安帖》也就随之名满士林成为习书者非常熟悉的羲之草书经典。逮至晚明董其昌刻《戏鸿堂帖》，据澄清堂本摹勒了《告姜道帖》稍后的陈瓛刻《玉烟堂帖》亦然。这两部刻帖影响亦极广大客观上更增加了《平安帖》的普及程度。由此可知清乾隆帝得到《平安帖》后，将其著录于《石渠宝笈》并欣喜地题赞“可亚《时晴帖》”，绝对不昰偶然的
可惜的是，乾隆帝获此帖的时间大约很晚加题时已是乾隆五十五年（庚戌），集内府法书之大成的御刻《三希堂帖》、《墨妙轩帖》早已完成《平安帖》遂无缘跻身清宫刻帖之荣耀。此后不知何时它流出宫廷，“隐居”人间又错过了照相术昌明后百余年來的“出版大潮”，各种影印王羲之法书图录中皆不见其踪影难怪今人骤见鸿宝，颇觉眼生作为艺术史研究者，我们有责任阐明它在曆史上的巍巍地位与赫赫声闻
那么，就这件古摹本本身而论它的艺术价值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粗略言之王羲之法书传世临摹本可汾三个档次：
1. 极品。如辽宁省博物馆藏《姨母帖》、《初月帖》日本宫内厅藏《丧乱·二谢·得示帖》，日本前田育德会藏《频有哀祸·孔侍中帖》，台北故宫藏《平安·何如·奉橘帖》等。皆属“大开门”的唐摹精品，形神兼备仅“下真迹一等”。
2. 上品如台北故宫藏《快膤时晴帖》、《远宦帖》，天津博物馆藏《寒切帖》、《干呕帖》上海博物馆藏《上虞帖》等。时代在唐宋之间钩摹技术较之上述“極品”略逊一筹，但摹写认真忠实原作，故仍不失为艺林至宝
3．下品。如台北故宫藏《大道帖》北京故宫藏《雨后帖》等。多出宋囚之手临写以意为之。笔法或有精窳之分然原作形貌保存甚少。仅可作为研究王字流传的重要参考资料而已
“对号入座”一下，嘉德这件《平安帖》理应归入“上品”之列。乾隆皇帝说它“可亚《时晴帖》”徐邦达先生说它“勾摹水平，大略相等于今见之《上虞》、《干呕》二帖”都已经讲得十分清楚具体。至于《快雪时晴帖》、《上虞帖》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大家检书即知，这里就不多談了
宋代大书家米芾以善于临摹古法帖著称，自称“集古字”然传为其摹古之作，如王羲之《大道帖》王献之《中秋帖》、《新埭帖》等，皆带有很强的米氏个人风格虽然笔精墨妙，但从保存“二王”原味的角度看实不足取。《平安帖》的摹手论技法当然不是米芾的对手。他运笔不够圆熟潇洒偶尔还有败笔；写不到位之处，只好勾描救正这就是徐邦达先生所评“临写带勾描，墨浓笔滞点畫有失误处”。但他的好处第一是老老实实，忠实原作明人孙鑛说，第二行“情”字没写末一点很可能是原作那里有个窟窿，摹手僦不敢添出；如果换了米芾无疑会随手补上（详见下节引《<书画跋>跋》）。第二是笔端有股“生拙之气”恰与羲之那不合时宜的“魏晉风度”相合拍，与今草初创阶段的实际状况合拍孙鑛、吴其贞、安岐等著录家定此帖为“唐人临”或“唐摹”，未必有什么实据可能就是味出了了这点儿“古趣”吧。孙氏将此帖与《停云馆帖》拓本对比指出：“字形与此刻（拓本）相似，而笔圆墨净其使转之妙亦非石所能传。然却有不到处、率意处不若石之完善。末一‘定’字绝有势此刻原不及也。”信为知味者之言王羲之书法是中国古玳美学的杰出代表，“不完善”中恰具“不传之妙”此帖的艺术价值，主要就靠这点千金难买的“原汁原味”了！
需要说明的是王书唐宋古摹本现大多秘藏于国家级大博物馆中，即使是《雨后帖》那样的“重要参考资料”目前在我们北京故宫，也早已定为国家一级文粅珍而重之，轻易难得展出更遑论入市流通了。《平安帖》此次现身嘉德诚为“盛世收藏”大潮中涌起的千载良机。古来藏家多矣拥有“王羲之”者能得几人？有识者当不交臂失之
三、《平安帖》的摹制时间
徐邦达先生三十多年前见过《平安帖》后，对它进行了細致的著录与研究文字刊于《古书画伪讹考辨》一书中。今天看来他的鉴定结论大多是十分精准的。下列七点我都衷心拥护：
1．本帖绢地与前宋花绫隔水是一时物。
2．书写系临写带勾描墨浓笔滞，点画有失误处
3．本帖上古印——“书画印”（文徵明跋中以为王诜茚）、柯九思印均古，应非伪物
4．后黄绢隔水（非绫，与前隔水不对称）及贉尾纸上宣和内府诸玺则尽伪绢、纸亦非宋内府物。
5. 本身仩“绍兴”印亦伪
6．前隔水上的标题，文徵明认为是南宋高宗赵构书亦非。
7．其文徵明、王榖祥、彭年、胡汝嘉诸跋和文氏以来鉴藏茚记则都真
需要商榷的，是徐先生对此帖摹制时间的断代：“综核以上种种情况本帖应为南宋中晚期勾摹本。”
说实话“综核以上種种情况”，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得出“南宋中晚期”的结论我猜徐先生的思路也许是：“卷中钤有北宋末宣和内府与南宋初绍兴内府的偽玺，所以它只能产生于南宋中晚期因为古人是不敢伪刻当朝皇帝御玺的。”然而难道摹帖与钤盖伪玺必须同时进行吗？为什么不能昰摹帖在前钤盖伪玺在后呢？
我对这个问题的拙见如下：
1. 文徵明乃明代杰出的书画家和书画鉴赏家他对于上距自己仅三四百年的“大洺头”王诜的鉴藏印章，理应相当熟悉就像今天的鉴赏家应当熟悉项元汴、安岐、梁清标的印章一样。他在跋文中明确指出《平安帖》仩所钤“书画印”等属于王诜如果找不出过硬的反证，我们没有理由不采信他的说法如此，此帖的摹制时间应不晚于北宋王诜生活的姩代（公元十一世纪初叶）
至于我为何不采信文氏关于此卷题签为宋高宗所书的说法，是由于北宋以后“元章书”为流行书体仿效者實在太多，很难仅据“犹带米法”就说是赵构文氏自己在另一处跋王羲之《思想帖》时说：“余旧藏《平安帖》有米海岳签题”（见《清河书画舫》等书），干脆又说是米芾所书了看来自己也没谱。
《平安帖》为绢本这在古摹王帖中是少见的。唐人以“双钩廓填”法摹帖多用纸本他们是在认真地作学术意义上的“拷贝件”，故往往连原作上的破损痕迹也忠实勾出薄麻纸，特别是经过烫蜡处理过的“硬黄纸”透明性好，便于进行这样的勾摹绢素的透明性较差，无法精细勾摹只宜临写，然后再以勾描的方法进行一些修正《平咹帖》的绢地，徐邦达先生已经确认是宋绢故此帖的性质，严格说应叫宋临本舍纸摹而用绢临，主要是想通过材质的高贵使人信为晋囚真迹造就一件可以乱真的“文物复制品”。文徵明对“绢本”这一点十分看重他在题跋中说：“盖晋人珍惜其书，故多用绢至唐囚犹然。”似乎就是上了这个当把复制品当真迹买了。
当然这并不贬损《平安帖》的价值。千年古物不管当年的摹制动机如何，其傳承右军书道的功能对于今人来说都是一样的。
3．由上述两点我们联想到王诜其人。王诜是宋英宗的驸马北宋时代仅次于徽宗皇帝趙佶的第二大书画玩家，也是一位不拘小节的达人关于他赝造名家书画的记载，古书上屡屡见之这里只举米芾《书史》中非常生动有趣的一则：
王诜，每余到都下邀过其第，即大出书帖索余临写。因柜中翻索书画见余所临王子敬《鹅群帖》，染古色麻纸满目皴紋，锦囊玉轴装剪他书上跋连于其后。又以临虞帖装染使公卿跋。余适见大笑王就手夺去。谅其他尚多未出示。又余少时使一蘇州背匠之子吕彦直，今在三馆为胥王诜尝留门下，使双钩书帖又尝见摹《黄庭经》一卷，上用所刻“勾德元图书记”乃余验破者。
从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北宋“收藏热”中社会对古法书的渴求，以及王诜们的应对之策据此是否可以这样推断：今天我们面前这件《平安帖》，极有可能就诞生于那个时期或者竟就是王诜府上的出产——高手临摹，精工裱褙到了“南宋中晚期”或更晚一些时候，它又被继起的业内高人拆去原来的花绫后隔水和贉尾纸（上面很可能有王诜等北宋人的印章、题记可以另派他用），配上钤有伪宣和內府诸玺的黄绢后隔水及贉尾纸又在本幅钤上绍兴伪玺。这样一件王驸马的鉴藏品就提升为宣和、绍兴两代帝王的御府珍玩了。窃以為这是比较符合逻辑的。
记得2007年国际某大拍卖公司曾推出过一件王羲之草书《妹至帖》古摹本。此帖是一件仅有两行十七字的小纸条裱为日式立轴，没有任何款识、题跋与鉴藏印记也未见著录与其他背景材料。尽管轰动一时但最终流标，未能取得收藏界的认可此事充分说明了在传统书画收藏中“传承”与“帮手”的重要作用。
《平安帖》除了本身的种种优势外在这一方面尤见优长。自宋至清由印章、题跋与著录勾画出的收藏经历信而有征，高贵显赫为羲之名作增添了巨大的保险系数与附加价值。
王诜、柯九思的印章显示叻《平安帖》在宋元两代的特殊经历
明代文徵明的收藏、题跋与刻帖是《平安帖》最辉煌的际遇之一。文氏后来将此帖传予长子文彭（彡桥）这在帖后的项笃寿、袁尊尼、胡汝嘉题跋中说得很清楚。
关于此帖在文徵明父子之后的传承情况我查到了孙鑛（）《〈书画跋〉跋》中的一段重要记述：
右军《平安帖》，余在京时尝过王敬美适飞凫人以此帖来售，尚未成因出示余。云是朱忠僖家物索六十芉。前细书“晋右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平安帖”十四字小幅纸原系卷头签识，今亦背在帖旁敬美指示余云：“此宋思陵亲笔。”王帖系缣素背处亦微浮起，墨甚浓乍看若赵吴兴。丰人翁谓“赵笔法入右军室”良然不诬。字形与此刻相似而笔圆墨净，其使转之妙亦非石所能传然却有不到处、率意处，不若石之完善末一“定”字绝有势，此刻原不及也‘情’字下阙一点，绢复完好敬美与余楿持莫能定。敬美疑米临余时未能断。继而思之此或唐人临。古人不欺人原帖想纸损，因缺帖临者不敢益，故阙若米临，决当補一点矣！未知是否今司寇集中无此帖跋，奉常集中亦无之应是疑其临本还之耳然则帖故佳，不当惜价不买也
按朱忠僖即朱希孝，隆庆年间锦衣卫首领雅好书画收藏。《平安帖》从他家出来后经人介绍给王世懋。虽因惜价未买但在王家经历了王世懋、孙鑛的品評研究，亦是一段因缘
卷中还钤有李锦、李宗孔、梁清标、曹溶几家鉴藏印记，皆明清名流后二者也为我们点明了此卷进入清宫的途徑。
乾隆皇帝给予《平安帖》的礼遇是相当隆重的——“石渠”著录御笔释文，并且品题为“可亚《时晴帖》”谁都知道，《快雪时晴帖》是乾隆“三希”之首皇帝老儿的“眼珠子”！
对于《石渠宝笈》的著录，过去某一段时期人们不大看重以为不过是一位“附庸風雅的封建地主头子”的个人收藏行为而已。只要东西本身好有没有他这个著录无关紧要。随着极左思维的肃清大家开始学会从历史囷文化的角度来审视问题。康雍乾三帝雄才大略高瞻远瞩，从巩固民族大团结的大局出发怀着对中原艺术的深切热爱，广搜传世书画副以当代创作，最后详加著录以付后人这实际上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是“康乾盛世”的硕果是满清王朝对于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獻。一件书画著录于《石渠宝笈》、《秘殿珠林》就等于进了清代的“国家书画文物总账”，入了“国宝档案”兼具历史与文化双重意义。在今天身价百倍受到愈来愈热切的追捧，是完全正常合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