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版《兴平县志》中的几张古地图_兴平吧_百度贴吧
&&&&&&&&&&&&&&&&&&&&&&&&&&&&&&&签到排名：今日本吧第个签到，本吧因你更精彩，明天继续来努力！
本吧签到人数：0成为超级会员，使用一键签到本月漏签0次！成为超级会员，赠送8张补签卡连续签到：天&&累计签到：天超级会员单次开通12个月以上，赠送连续签到卡3张
关注：203,248贴子：
民国版《兴平县志》中的几张古地图收藏
就是不清楚
兴平阜寨塔耳村
既然有了古地图 不如组团挖宝藏
赶紧挖，寻宝大行动
登录百度帐号推荐应用原标题：【教育之声】稽古钩沉，穷搜苦索，订正增补，历时六年：由周德富老师点校注释的同治《枝江县志（校注本）》出版啦！
周德富老师在继出版《沮江随笔注译》《张盛藻诗文集》《朱锡绶诗集》《雷思霈诗辑注》等文史专著之后，近日再出新成果——由他点校注释的同治《枝江县志》已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枝江市史志办《枝江记忆》系列丛书的首批书籍，也是新中国成立至今枝江整理重刊的第一部古代县志，这一工作填补了枝江旧志整理的空白。
同治《枝江县志》是枝江四部存世古县志中保存最为完好的一部，由林则徐的学生熊文澜、“中国古代三大处世奇书”之一《围炉夜话》的作者王永彬等人编修，刊刻于同治五年，距今已有一百五十余年。
一个半世纪以前的刻本书，今天的一般读者已较难阅读。周老师此次整理首先是将原刻本的繁体字变成简体字，并断句标点，同时对文中的难字难词、生僻典故经行了详细注释，极大的方便了读者的阅读。
周老师的整理本与同类书籍相比较有如下两大亮点
一、史料特别丰富
原刻本约二十二万字，整理本达到了七十万字。这多出来的四十多万字，主要就是周老师引用的史料。整理本全书引用的古籍达数百种之多，并且绝大多数是一手资料，是直接来自古代刻本，仅仅是《增补史料》部分所收的诗文等就有一百六十多篇。据周老师讲，与古枝江相关联的存世史料，绝大多数可能都被收录进来了，遗漏的估计已所剩无几。
■■■■■
图为《枝江县志》古书
二、学术性很强
周老师在整理过程中经行了大量详实的考证，书中的许多注释单列出来就是一篇学术性很强的文史论文。一是对县志记载的众多的历史人物逐一经行了考证，查缺补漏，去伪存真，让读者感受到了真实而鲜活的历史；二是纠正了原刻本中不少错误，特别是一些史实上的错误；三是破解了一些以往的学术难题，原刻本中所说的许多“不详”“失考”找到了依据，枝江历史上的不少悬而未决的疑问得到了破解；四是介绍了一些相关的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提供了一些研究的线索等等。这些周老师在其《前言》中有详述。
枝江有史可查的县志出现在明代，明代曾六修县志，但因为战乱等原因，均已无存。乾隆年间的荆州知府邓士灿在给乾隆版《枝江县志》作序时曾讲到“有明关、成、柳、董、周、钱诸公先后编辑，已尽付劫灰”。现存的四部县志均是出自清代，依次为康熙九年版、乾隆五年版、道光八年版、同治五年版。四部县志各有特点，但就整体质量而言，同治版《枝江县志》要高于前三部。一则这部县志是在前三部县志的基础上编修的，它吸纳了前几部县志的许多成果；二则编纂者熊文澜、王永彬等是著名学者，治学态度严谨，学识水平高。仅就文字量而言后者就远远超过了前三部。康熙县志约九万字，乾隆县志约十一字，道光县志约十六万字，而同治县志多达六百多页，二十二万字。枝江市史志办在四部县志中首选同治版整理，这是很有眼光的。
古籍整理，最基础的工作就是将繁体字变成简体字，并断句标点，本县志的整理也不例外。忠于原书，把字认准，这是我追求的第一目标。虽然我所依据的版本为国家图书馆馆藏善本，但仍有字迹模糊甚至残缺掉字的地方。对此，我先是看同治县志的其他藏本。同治县志清代时曾几次重刊，不同藏本的清晰度不一样。其次是参校康熙、乾隆、道光版的《枝江县志》和光绪版的《荆州府志》等。因为同治版县志的不少内容，上述方志也有记载。比如杨际春的《赞》同治版有多处缺字，而康熙版却完整清晰。再次，查阅其他古籍。有的传记资料来自二十四史，有的诗文来自相关作者的作品集。查阅这些古籍，可明白缺漏模糊的是哪些字词。上述方法也无法解决的，我只能遗憾的用“□”代替了。需要说明的是，异体字一般不保留，直接改为本字，原刻本中明显的错刻字直接改正，不加注释说明，以避免增加注释量。不同版本的用字差异尽量罗列出来。比如明代徐泰《枝江道中》一诗中的“挂帆烟雨里，惆怅入川船”的“入川船”，《明诗综》和同治《枝江县志》均作“入川船”，《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作“入江船”。像这种情况一般在注释中作说明。
志书的断句难度远超一般诗文集的断句。诗文集的作者，其生活、学养的范围都是一定的，所写内容相对窄小，而一部县志包罗万象，真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及人文。比如，《周礼》《左转》等先秦典籍被广泛引用；礼仪祭祀，程序复杂，文字艰深；对话许多缺乏标志；生僻典故时时出现等。这一切，对我的断句造成了极大困难。尤其是我是业余研究，常感力不从心。好在我所在的单位枝江一中集中了大量文史素养较高的老师，我所教的学生不少是从事文史研究的，我所结识的“宜昌文史”等朋友圈中能人众多。通过与他们交流探讨，大多疑难问题能得到很好解决。
现在各地的县志整理，较常见的有两类：一是将原书扫描重刊，保留原书原貌，不做其他处理；二是将繁体字变成简体字，并断句标点，重新排版印刷。但我们觉得仅此似乎还不够，还不足以充分发挥古县志在今天的多方面的作用。因为原版书好多人看不懂，仅断句标点的整理本能读懂的读者仍然有限。因此，我尝试给原文作注，并补充丰富史料。
注释的目的当然是帮助读者读懂原文。是否出注，何处出注，主要考虑读者的需求。如果能根据上下文推出大致意思或一般工具书可查的词语就少注，否则详注。典故，尤其是那些不太常见的典故一般都加注，因为查阅典故，如果方法不当，往往会无功而返。
上述做法旨在让读者把县志原书读懂。
我们觉得一个好的县志整理本，既要让读者把县志原书读懂，还要帮读者拓宽视野，进而对该地区的历史有更多更全面的了解。为此，我通过注释中引用和另设“增补史料”专栏，来大量丰富史料。原书只有二十二万字，现在整理本达到了近六十万字，其中主要就是增补的史料。
增补的史料主要来源于如下几种：
（一）、另外三部枝江古县志
这次虽然是整理同治县志，但考虑到另外几部县志何时整理很难确定，于是我便把另外几本县志中与同治县志记载有关联的内容收录了部分进来。引用康熙版县志有50多处，仅“增补史料”所收录的完整的作品就近30篇，引用乾隆版县志90多处，引用道光版县志有10处。做到了一本在手，四志皆知。
同治县志虽然整体质量高于其他几部县志，但另几部县志也有自己的特点，比如康熙县志设有“实政录”栏目，专门记录当朝官员的政绩，其他县志就没有。那些实政录往往篇幅较长，记载翔实，并且有不少是署名文章，诸如《周邑侯实证记》《田侯治枝江实政》《三韩曲侯治枝江实政》《李侯治枝江实政》《秘侯治枝江实政记》等。对康熙前后的其他这样人物也记得详细，有时一个人就是一篇长文，比如，关于杨际春，同治县志只说他“尝私辑县志，司李某称之”，但司李如何称赞却不见记载。我们在康熙县志中所收是《杨震生夫妇合传》中不仅看到了司李称赞的原文，而且看到了杨际春及其妻子的全部事迹。（见“增补史料”。其实后来的县志不少内容就是根据康熙县志这些一手材料改写而成的，那已是二手资料了。而乾隆县志有两点是其他县志不具有的，一是有更多的细节，比如关于嘉靖八年的知县高公夏，同治县志只说“嘉靖三十二年知县董燧详请入祀名宦”，而乾隆县志将董燧所写的申文都收录了：‘卑职自莅任以来，访求前烈典型，俱在尽称小峰贤侯，惠政恒存，真吾枝江父母。六年，初志不变，一邑百废具兴。作宦有声，致政以礼，云云。”二是他不避讳，不隐恶。官员贬官原因均有交代，还暴露了部分官员的丑行。比如顺治五年知县李花白，同治县志记载的都是正面信息，而乾隆县志却有一篇长文记载了他谋杀债主的丑闻。（见“职官·知县”注④），这样就还原了一个真实的人。官员之间有矛盾也写，比如康熙二十五年的典史李继纲，同治县志只记载了他的任职时间，而乾隆县志还记录了他离职的原因是“与令龃龉，假丁艰回籍”。光绪版县志将“进士”“举人”“贡生”等分类列举，十分清晰。
（二）、荆州府志、湖北省志
按理说，府志、省志的史料是来自县志，但事实却并非尽然。一则，最后一部《荆州府志》是编纂于光绪年间，同治五年之后的资料，府志有可能记载而县志就不可能有了。比如同治县志的“采访”黎定嵘，编纂同治县志时，他还是一个贡生，就没有他的生平记载。但此人后来为枝江捐资做了很多善事，光绪版的《荆州府志》就专门为其立了传。省志的信息来源不止县志一个渠道。比如，同治县志收有当时的河道总督朱光祚的《三公堤碑记》，是一篇记载修筑澌洋洲堤的文章，但对作者却没有一字介绍，而《湖广通志》却有对此人的介绍。朱光祚是朝廷要员，又是湖北（江陵）人，省志是不能不关注他的。
（三）、外地相关方志
枝江有人在外地做官，外地有人来枝江做官。查阅相关地方的方志对我们了解这些人的生平事迹是非常有帮助的，因此我花了很大精力来做这项工作。先后查阅了《岐山县志》《渭南县志》《平湖县志》《临晋县志》《房县志》《当阳县志》《远安县志》、《黄安县志》《重修上高县志》《东湖县志》《宜都县志》《含山县志》《余姚县志》《庐陵县志》《怀柔县志》《祁阳县志》《松滋县志》《淳安县志》《永定县志》《长葛县志》《番禺县志》《汝阳县志》《东乡县志》《绩溪县志》《故城县志》等等近百种县志，查阅了《东昌府志》《松江府志》《黄州府志》《吉安府志》《苏州府志》《瑞州府志》《宜昌府志》《严州府志》《九江府志》《处州府志》《徽州府志》等数十种府志，以及《湖广通志》《江西通志》《四川通志》《云南通志》《陕西通志》《湖南通志》《云南通志》《重修安徽通志》《广西通志辑要》《福建通志》等通志。
有人多处为官，我还不厌其烦地多处去查阅。比如为了弄清枝江乾隆进士宋楚望这个人物，我先后查阅了光绪《丹徒县志》、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光绪《续纂句容县志》、嘉庆《松江府志》、嘉庆《扬州府志》、民国《镇洋县志》、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嘉庆《重刊江宁府志》、乾隆《当阳县志》、乾隆《句容县志》、乾隆《武进县志》等大量方志。
（四）、相关人的作品集
县志记载的不少人有作品集传世。比如熊文澜有《熊氏文集》、王永彬有《桥西山馆杂著》八种、《桥西馆诗钞》，宋楚望有《公门果报录》《海塘纪略》，陈德荣有《葵园诗集》，秦武域有《闻见瓣香录》《笑竹集》，雷思霈有《蓬池阁遗稿》《雷检讨诗集》，顾彩有《容美纪游》，朱锡绶有《沮江随笔》《疏兰仙馆诗集》，张盛藻有《笠杖集》》《三雁纪游》等等。
其中不少作品的内容都与枝江有关。有的在同治县志有选录，比如康熙末年的枝江知县陈德荣的《枝江杂咏三十首》，但县志只选了二首。为了让读者对这“三十首”有全面了解，我便从《葵园诗集》把其余的诗找来，放在“增补史料”中。再比如乾隆四十三年秦武域在任期间修建福亭，同治县志收录了他的《福亭成》，同治县志还收录了当时的湖北学正吴省钦的《福亭》，但县志并未介绍这两首诗歌之间的关系。我从秦武域的《闻见瓣香录》找到了一篇名为《福亭》的杂记：“福亭，在湖北枝江县福山上，余所建也。山有福星庙，庙前一峰突兀。结亭其上，楚山蜀江，尽入眼底，诚胜地也。暇日宴饮赋诗。学使吴公白华省钦闻之，寄题。”我将这段文字放到了吴省钦这首诗的注释中，读者就能清楚地知晓两诗的写作背景。王永彬先后两次参与县志的编写，他的《桥西馆诗钞》中有大量诗歌与县志相关内容相关联。比如，同治县志记录了一个“贞女”邓大姑，王永彬的《桥西馆诗钞》有一首《贞女行——为邓大姑作》的诗，其内容比县志详细得多。
（五）、古代诗文选本
在明清之际，一些诗文选本选了与枝江相关联的作品，比如《湖北诗征传略》《楚风补》《湖北诗佩》等，这些书都纳入了我们搜寻史料的视野，并从中找到了大量的内容放入注释和“增补史料”中。
诗文是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思想情趣的，是能走进人物灵魂深处的文字。将相关诗文放入注释或“增补史料”中，就能让这些作古的人重新变得鲜活起来，那些抽象的名字就会变成血肉丰满的人物。
（六）、官员奏章、朝廷档案
有些官员，特别是明清时已有一定级别的官员，朝廷档案中多多少少有些记载。尤其是《明实录》、《清实录》收集的信息量大。比如《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就收有永乐乙未同榜进士田原庆和龚英的史料。还有官修一统志。诸如《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等都记载了枝江的相关信息。
官员奏章类的文章以往一般人是无法看到的，最近几年随着古籍整理的范围不断扩大，相关官员的这类著作也得以与公众见面，我们也有机会看到一些以往不知的重要信息。比如嘉庆年间的白莲教农民起义，枝江宜都一带是一个重要的活动基地。县志在“兵燹附”这一部分用了500多字的篇幅来介绍。这个篇幅与庆桂《剿平三省邪匪方略》一书的相关章节相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我收进“增补史料”中的节选部分就有2500多字，非常详细的记录白莲教在枝江宜都被围剿的过程。这份资料为深入研究白莲教在枝江宜都一带的活动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七）、家谱族谱家族文集
家谱类文献的史学价值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而其在地方志整理过程中的价值和意义更是显得突出。一部县志，记载的人物众多，不可能对每个人都用很长的篇幅来详细记载，而县志中有记载的人在那个家族中地位往往就显得举足轻重了，记载的篇幅就可能较长，记载的内容就可能较详细。像“增补史料”中所收的《曹廷镐传》《诰授朝议大夫同知衔马君家传》《敕授修职郎宜山公传》等均是如此。民国《熊氏文集》中有近两万字的《春帆公行述》，从这个篇幅就不难想象其叙述的详细程度（因篇幅过长，“增补史料”未收）。我从《熊氏文集》中还找出了志书上重来没记载的丹阳书院的楹联匾额、部分老师学生的姓名等。
不仅如此，有的家谱中还保留了一些比县志所收资料并不逊色甚至更为重要的史料。比如百里洲凤梁《王氏族谱》收录有一篇《敉功田氏七十岁寿序》，作者是康熙初年的刑部郎中、山西学政胡在恪。这篇文章详细记录了明末清初荆楚一大批青年儒士在荆州郡城和百里洲的交游创作的情况，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百里洲凤梁一带简直就是一个荆楚的文学创作基地。这篇文章还能帮我们解释百里洲明清以来直至今天人文昌盛的原因。王敉功资助的人中，我们现在能查到的进士就有四人，还有一大批举人贡生，其中毛翼公和杨武城因为敬佩王敉功夫妇的为人，晚年干脆将家也搬到了王敉功家附近，在百里洲办学授徒。而他们的高足徒又教授下一辈生徒，代代相传，影响百里洲，影响江北，影响整个枝江。当然，得出这个结论，还得益于其他家族族谱的佐证，比如曹家河《朱曹家乘纪世》明确记载枝江历史上的大儒曹廷镐“及长，从毛翼公、杨济川两先生游”，仙女横店《枝邑马氏族谱》明确记载江北望族马大袒的父亲“少从邑名宿曹桂圃先生游”。 曹桂圃即枝江名人曹湘莲，是曹廷镐的孙子，也是曹廷镐的学生。
比如，谢丕绩在道光时曾重修县志，但重修的背景及具体过程，道光县志却并未作介绍。而我在檀树溪《李氏族谱》中意外读到一篇《诚庵公暨张孺人七秩寿序》，文中居然有谢丕绩、李辉先他们当年编写县志的情况的记载。
再比如我们在董市光绪《阎氏族谱》中看到了《集诗经元旦祭祖文》《集诗经清明扫墓文》《集诗经清明扫墓祭后土文》；在百里洲光绪《李氏族谱》中，看到了《初献绕堂歌闵子诗三章斯年》《亚献绕堂歌下武诗三章》《三献绕堂歌信彼南山诗后三章》。这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县志记载的祭祀三献礼。而当这几个方面的史料联系起来时我们才明白《诗经》同古枝江人的生活联系得是多么紧密。
还有青龙山薛氏族谱中有浰字洲的绘图，张杨氏族谱中有张士诚的画像。
在这次整理过程中，我们曾深入到全市各镇，收集查阅三十多套家谱族谱，并且得到不少有价值的史料，这些有价值的史料都都收进了县志整理本中。县志与家谱相互参照，相得益彰。
整理本近六十万字，除了原书，多出来的近四十万字绝大部分是增补的史料，也就是说注释部分也是以增补史料为主，特别是有关人和事的注释。要说“注释”和“增补史料”的差别，那就是“注释”中的史料以片段为主，以人物生平为主。“增补史料”部分以独立完整篇章的作品为主，以长篇幅的资料为主。史料的取舍主要依据获取这种史料的难易程度，凡较容易查的史料（比如二十四史）就少录，只提供出处；凡一般读者很难找到的史料就多录入。凡县志记载较详的，其他一般史料就不再收录；县志记载较少或没有记载的，其他有关史料就尽量多录入。
本次整理，涉及各种史书成百上千，要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找到与枝江有关的史料，其难度不下于大海捞针。好在这些年古籍的电子化处理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解决了我们这些在基层工作的业余研究者查阅资料的部分困难，我们可以借助电子版的《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古今图书集成》等书来检索。当然仅依靠这是不够的，我还得借助我广泛的学生资源，我的一些在重点大学和大型图书馆工作的学生为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解决了不少余下的问题，在此要对他们说声谢谢。
一部带具有学术性的县志整理本，似乎还不能停留在堆砌资料的层面。为此，我在给读者提供丰富资料的同时，还尽可能地提供一些研究的线索，或提出自己的一些学术观点，或介绍一些相关的学术成果等等。要么为读者的研究提供一些资料，要么为相关研究打开思路。
（一）、介绍一些当今的研究成果。
《诗经》名篇《江有汜》的源出地，陆游在入蜀过枝江百里洲时，首提“《诗》‘江有沱’、《禹贡》‘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是也”。显然，陆游的是第一个提出《诗》“江有沱”是枝江百里洲民歌的人，但此后此说似乎并未引起广泛的认同。到了同治年间编写县志时，县志的编修者数次重提此观点。这一做法，为今天的研究者提供了思路。当今学者廖伯昂等人证明了陆游的这一说法。我在注释县志所及的“江有汜”三字时又适当旁逸斜出，顺便介绍了当今学界对《关雎》的研究。据当代《诗经》研究专家李云贵先生等人研究，《诗经o周南o关雎》也是出自沮漳河流域（枝江是其中之一）的民歌，其主要依据为：一、从湖北枝江到河南南阳，这条线的两边就是周南和召南；二、汉代以前的典籍，记载沮河时均作“雎河”；三、上古无鼻音，“关关”二字的读音应为“guagua”，而“呱呱”正是枝江一带“苦哇子”的叫声；四、枝江一带“苦哇子”是雌雄和鸣的，当地捕鸟人常常利用这一特点来诱捕这种鸟，这和‘关关’的词义吻合；五、周天子的太师尹吉甫是湖北房县人，房县在沮河的上游，他回乡采诗，顺流而下到枝江一带，是在情理之中的。
再比如，我在注释“旌阳县”时，特地提到，近几年港台有学者提出，点石成金的许逊就是因任旌阳县令而被人们称为许旌阳，而这个旌阳县即今湖北之枝江。
将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写进整理注释中有可能直接将历史资源变成今天的旅游资料，也能增强百姓的自豪感。
（二）、提供一些研究的线索。
枝江历史上有史记载的被封侯的人并不多，定西侯王纲是其中之一。县志对王纲有三处记载，分别在“宦迹”“古籍·王大人河”“冢墓附”。读者可查阅相关记载。关于王纲的身世，存在诸多谜团：读者知道，“侯”是仅次于“公”的爵位。封侯之人，朝廷正史中应该有明确记载，但王纲不仅在《明史》《清史稿》等正史中居然没有记载，在早期方志（比如康熙县志）中也没有记载，有关王纲的记载是从乾隆县志开始的。这么大的家族（乾隆县志记载他的七个弟弟“王胜，昭勇将军；王英，骠骑将军；王正，龙虎将军；王志、王藩、王臣俱昭勇将军；王元，都指挥使”），这么高级别的官员，按说明代中后期和清代应该出很多名人，但却没有。名人的后代不会轻易改变姓氏，保留父姓是一件很荣光的事，但王纲有一个儿子居然改姓李。野猫垱的坟是空坟，没有尸骨，史家湾的坟也只说“衣冠伟然”，未说尸骨尸身等，显然都是衣冠冢。野猫垱的坟1964年被挖了，所幸的是当年参与挖坟的还有三人健在，我从他们口中得知（此次整理，我们还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坟里面只有几颗圆形珠状物，据他们分析有可能是官顶上的珠子，另有一些开始朽烂的块状物。因此我大胆推测，王纲并非是县志所说的“殁于阵”，极有可能是被朱元璋所杀。查《明实录》，恰恰有一名“王纲”的武将被朱元璋所杀（见“增补史料·王纲被斩”），但《明实录》未提那个人是定西侯。再看此人被杀的时间和傅友德被杀的时间，此人被杀早于傅友德被杀五年。这符合挖树先斩根系的逻辑。其实，在王氏后人中也有王纲是被杀的传说。如果这两个王纲是同一人，那他的“侯”位肯定就会被剥夺，正史不见记载就很正常了。我还推测乾隆县志的记载极有可能是来自王氏族谱，可惜的是王氏族谱在文革中被焚，这些问题只能存疑。
（三）、纠正一些以往的错误
《枝江寄彦修兄二首》县志说是刘因。但《全宋诗》《宋诗钞》《四库全书》等都归在《屏山集》中，诗题为《寄蜀二首》，而《屏山集》的作者是宋代的刘子翚。刘子翚，字彦冲，号屏山，宋代著名理学家，是朱熹的义父兼启蒙教师。其兄刘子羽，字彦修。是当时的抗金名将。宋高宗建炎初，张浚宣抚川陕，辟为宣抚使参议军事。张浚力保四川，得力于刘子羽之功居多。
联系诗歌标题、内容以及人物生平来看，此诗应该是宋人刘子翚的，第一，其兄的确字彦修，与县志上的“寄彦修兄”相合；第二，其兄的确任职川陕，与《屏山集》中的“寄蜀”二字相合；第三，刘子翚淡薄功名，这与本诗内容吻合。查《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均未见“枝江寄彦修兄二首”这一诗题，《枝江寄彦修兄二首》应该就是《寄蜀二首》，诗题估计是乾隆县志编者所改。查康熙版《枝江县志》，此诗的作者作“刘文靖”。乾隆《枝江县志》的编者可能是只知道刘因谥“文靖”，而不知道刘子翚去世后也被追谥为“文靖公”，加之排在这首诗后的是刘因的《紫山怀古》，从而把前一首诗的作者也错成刘因了。刘因没有兄，只有一弟，“其弟国宝，登兴定进士第，终奉直大夫、枢密院经历”（元o欧阳玄《刘因画像赞》）。乾隆《枝江县志》的错误又导致后来的同治《枝江县志》和光绪《荆州府志》的错误。
枝江名人乾隆时进士宋楚望的字，目前所见有三种记载，同治《枝江县志》作“荆山”，嘉庆《直隶太仓州志》作“荆州”，乾隆《当阳县志》作“荆川”。前两种说法错误，后一种说法是对的。推测将“荆川”错作“荆山”“荆州”，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字形相近，二是“荆山”“荆州”是两个常用词，而“荆川”之说则较少见。“荆山”在今远安房县一带，和“荆州”一样，离宋楚望的家乡枝江问安都有一定距离。而“荆川”实际就是指流经宋楚望家乡的沮漳河。当阳是宋楚望科举考试的入籍地，对其名号的记录当更为准确，还有就是上述书籍只有《当阳县志》是乾隆时期编纂的，其余都离宋楚望所活的时间要远，有的还是抄录《当阳县志》的。当然上述分析都还只是推断。最直接的证据是他的著作《海塘纪略》上的一枚“荆川”的印。此印非常清晰。在篆文中“山”“川”“州”是有明显差别的。
县志刻写引用的错误也不少，比如记载范豺，说他“久阻枝江百里洲，修太平无为之道”，“久阻”于情理讲不通，其他古籍均作“住”。查子庚的《叙》中“盲左无俦”的“无俦”，系“无传”之误。无传，不给《春秋》作传。县志还把《史记正义》的作者错成孔颖达。《史记正义》的作者应为唐代的张守节，而非孔颖达。孔颖达有《五经正义》，没有《史记正义》。张守节在《史记o楚世家o正义》中引东汉颖容《春秋三传例》之说：“楚居丹阳，今枝江县故城是也。”县志所引的典籍，我们整理时一般要去一一核实，并不轻易认可，这样可以保证记载的准确。
（四）、破解一些以往的难题
湖北境内，明代以前见诸记载的书院并不很多，枝江的白水书院是其中之一。同治县志载，“元拔都抺温司建”，《湖广通志》载，“元巴图摩欢司建，后废”。《明一统志》载，“拔都府抹温司”，乾隆《枝江县志》则称，“拔都抹温，不知何官何许人”。不仅名称不统一，而且到底是人名还是官府名也说法不一。注释时必须加以考证。我们不仅在注释中明清说明白水书院实为元驸马都尉、承直郎、民户总管伍先辅所建，而且将元代柳贯所写的《承直郎管领拔都儿民户总管伍公墓碑铭并序》收进“增补史料”。很好的解决了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
徐琦是枝江历史上的一个名人，同治县志记载，“解元坊，在城。为洪武甲子举人徐琦立。按，旧志作己酉解元，误。府志列甲子举人，是科为秦进榜，今正之。坊名相沿已久，仍旧”，同治县志的编者的意思是徐琦既不是己酉科举人，更不是解元。但同治版编者只指出了王谢二志的说法错误，却没有弄清其中的原因。我在注释中引用乾隆版《石首县志》的记载对弄错的原因做了清楚说明：“按府志，自洪武开科以来，俱以通志所序第一书作解元。不知当时全榜散失，通志只依各志所有，按其次而序之，故第一多江夏人，其间以外县人为第一者不过四五科。且通志亦未尝以所序第一竟作解元也。如洪武甲子三十三名枝江徐琦之下注‘解元’二字，永乐十二年甲午六十四名孝感杨荣之下亦注‘解元’二字。甚矣，考订之难也！”
道光十二年的枝江训导鲁桂元，县志说“履历无考”。我通过查阅同治版《宜城县志》，不仅弄清了他的履历，而且明白了他是一个极有才华的人，在枝江任职期间口碑极好。“鲁桂元，字云衢，邑岁贡生（嘉庆十四年）。任枝江训导。少有至性，父瑾代兄戍会昌，元甫弱冠，走千里省之。侍年余，父没，扶榇归，庐于郊。邑人咸哀之，谓孝友萃于一门。嘉庆元年，白莲匪乱，邑中纷扰。元上《防剿八议》，当事多采用之，邑以无恐。后因黉序颓弊，元董率整理，迄今规制美备，皆其经画力也。又自邀同志捐建六善义塾以惠寒畯，及筹措书院膏火以育人材，均有益乡党者。其任枝江也，一时有‘经师、人师’之称。惟自以禄不逮养，每怀退志，尝曰：‘吾此来，非为薄禄计，为先人驰封望耳。’迄诰命至，遂投牒告归。家居多著述，有《鄢都采访记》三十卷，考核精密，无愧立言。”。同治《宜城县志》、光绪《襄阳府志》均大量节录《鄢都采访记》。另有《所见天文折衷录》八卷、《宗谱》四卷。我不仅在注释中说清了他的生平事迹，而且把他的《鄢都采访记序》等放到了“增补史料”中。县志原书中，“履历无考”“出身无考”“任年无考”“乡贯无考”这类文字比比皆是，我们这次整理又基本弄清楚了几人，比如李浴日、杨士升、余能继等。
（五）、提供一些新的见解
《送枝江刘明府》是唐代著名诗人张籍的一首诗，对其中的“应过碧涧早茶时”的“早茶”，一般注家把它注为“茶名”。唐宋时代，松滋产“碧涧茶”，被列为贡茶。北宋《太平寰宇记》就曾记载，“荆州产土茶，松滋出碧涧”。但细细推敲，我们认为此说并不能成立。《送枝江刘明府》是一首律诗，中间两联必须对仗。此诗中“玉泉”与“碧涧”两两相对，“玉泉”是寺院名，“碧涧”就不可能不是寺名。枝江历史上的确有碧涧寺，只是基本不为人知罢了。宋代释赞宁《唐荆州碧涧寺道俊传》：“释道俊，江陵人也，住枝江碧涧精舍，修东山无生法门，即信、忍二祖号其所化之法也。勤洁苦行，迹不出寺，经四十余载。室迩人远，莫敢请谒者，唯事杜默。如是声闻于天。天后、中宗二朝，崇重高行之僧，俊同恒景应诏入内供养。至景龙中，求还故乡，帝赐御制诗，并奘、景同归枝江，卒于本寺焉。”碧涧古寺在哪里，这也是学术一直试图破解的问题。
同治版县志在《诏》这部分，录有《诏褒庾诜与刘之遴》，全文如下：“荆南信多君子，虽美归田凤，清属桓阶，赏德标奇，未过此子”。但查《梁书》，并无“诏褒庾诜与刘之遴”几字。同治版县志是沿用明代张溥编选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的标题。显然，张溥认为“赏德标奇”说的是庾诜。此说似乎能成立。庾诜幼年聪警笃学，经史百家，无所不知，纬侯书射，祺算机巧，并一时之绝。他的知识广博，研究颇见功力，名重当时，梁高祖肖衍多次征其做官参政，他不就。但《梁书》中上下文是这样的：“子曼倩，字世华，亦早有令誉。世祖在荆州，辟为主簿，迁中录事。每出，世祖常目送之，谓刘之遴曰：‘荆南信多君子，虽美归田凤，清属桓阶，赏德标奇，未过此子。’后转谘议参军。所著《丧服仪》、《文字体例》、《庄老义疏》，注《算经》及《七曜历术》，并所制文章，凡九十五卷。”如此看来，梁元帝诏褒的似乎更像是庾诜的大儿子庾曼倩，而不是庾诜本人。存疑。
一个好的整理本还应该便于读者阅读，为此我们特别注意设置链接。
县志原本中材料相对较散，即使是记录同一个人的文字，也往往不在一处，而是分散在不同的栏目，我们便分别在不同的地方著明“另见某处”。这样便于读者对某一人物有全面的了解。
县志中所记载的许多人其实来自同一家族，有的甚至是近亲。但县志原本除了对父子、夫妻有些交代外，对其他关系较少介绍。我们这次整理时凡是已清楚的人物关系，无论是父子、夫妻、兄弟，还是师徒或同僚均做说明。比如张懋有三子，张一芝、张一鸣、张一鹏，张一芝是枝江历史上著名的“忠节”之士，他是王永彬的学生张元佩的伯父，而张元佩就是赫赫有名的民国教育家张继煦的父亲。卞勤、卞尧封、卞联云是县志记载的三个卞氏名人，但没有介绍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三人卞勤是卞尧封的父亲，是卞联云曾祖。我注释时依据《卞氏族谱》对此作了说明。还有刘凝之是刘悌、刘湛的先祖，原县志中没有记载，我看到《刘氏宗谱》才明白，并在相关注释中加以说明。
再比如，百里洲曹家河的朱曹氏有近二十人县志有记载，县志原本只说到了曹廷镐是曹湘莲、曹浦莲的祖父，其他均未作说明。我通过查阅同治五年的原版《朱曹家乘纪世》弄清了更多曹姓名人之间的关系，并在注释中说明。比如枝江历史上最有名的武官（两个赏戴花翎的人之一）曹立全是朱曹氏十四世孙，曹之新是朱曹氏十二世孙，并且是张盛藻的外祖父。这些我在注释时也均有说明。再就是将县志原本的相关内容及其注释与“增补史料”链接起来。“增补史料”主要就是阅读原本服务的。因此，读者在我们的注释中随处可见“另见‘增补史料’”的字眼。
这样一来，县志原书中一个个孤立的人就有了联系，原来的“点”，现在就变成了“面”。由点到面，读者更易从中看出一些历史现象，发现一些历史规律。
县志的整理不同于我们以往做的个人作品集的整理。应该说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仅仅是那么多的人物的考证，就是一个巨量的工作。县志记载的人物众多，大多数在县志中就那么几句话，一般就是十来个字，而我们追求的是尽可能地还原他的全部生活，甚至思想情感，价值观念。查他的家谱，查他家乡的史料，查他其他工作地的史料，人物的舞台就变大了，视野就更开阔了。大家现在看到的虽只有部分人有传记生平的资料补充，事实上县志涉及的每一个人，无论职衔的高低，影响的大小，绝大多数我们都进行了考证，只是因为有的原本就没有记录，或记录的书籍丢失，我们已无从查证了。因此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有的有补充，有的没有补充。这并不是我们随意取舍所致，而是史料的有无所致。当然，也有的是有记载，而我们目前还未看到，这又是我们学识局限所致。
翻阅全书，读者可能会发现许多缺漏甚至错误，会有诸多的不满意，比如一些古地名的解说可能不准，艺文志中少数作者的生平未弄清，可能还有打字排印的错误等等，但我们深信读者会看到我们为此而付出的大量劳动和艰辛努力。在此我还想举两个注释来说明我们的努力。我对县志所记载的毛士鸾的注释是这样的：“毛士鸾，原名毛士鸿，字翼公，百里洲偏洲（今坝洲村）人。顺治七年岁贡。他是王敉功的朋友、曹廷镐的恩师。古枝江的文化功臣。”这短短几十个字的注释，其实综合了四部古籍。同治本既记载了毛士鸾，又记载了毛士鸿，但对两人的关系未作任何说明。查毛氏宗谱，有毛士鸾，没有毛士鸿。查康熙县志才知毛士鸾原名毛士鸿。但这些资料均未提及毛士鸾的字。其实，毛士鸾就是刑部郎中胡在恪在《敉功田氏七十岁寿序》一文中提到的毛翼公。翼公是他的字。“毛士鸿，字翼公”这个信息是来自《湖北诗征传略》。有时买一本书回来，仅仅就是为写一个注释。比如为了丰富“孔毓基”这一词条的注释内容，我专门从网上买了一本顾彩的《容美纪游》。
此书虽然正式启动只用了两年的时间，但实际是我近十年研究枝江历史的一个系统总结。通过近十年的努力，借助这近七十万字的书稿，填补了全国解放以来的一个研究空白。已年五十又六的我已倍感欣慰了。
内容来源：《枝江县志（校注本）》前言部分
《枝江记忆》系列丛书首发仪式
6月7日，《枝江记忆》系列丛书进行隆重的首发仪式，《枝江县治·同治版（校注本）》是其中核心的一部，是枝江开展地方历史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程的重要成就。
■■■■■
▲图为首发仪式现场
▲图为《枝江县治·同治版（校注本）》部分页面展示
周德富老师简介
湖北枝江人，1961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宜昌师专中文专业。从教35年，执教高三毕业班20余届，学生遍布海内外。近年来兼任枝江市政协常委，政协文史委委员，教学之余潜心研究地方文史，已成功破解“中国古代处世奇书”《围炉夜话》作者的身世之谜，学界给予了高度评价，已出版《沮江随笔注译》、《张盛藻诗文集》等文史专著，正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堪称鄂版四库全书的《荆楚全书》的点校工作。
▲图为周德富老师出版的文史专著
▲图为周德富老师在清华大学与枝江籍化学家张子高先生的孙子张骅老师交流
纵观目前国内的旧志整理，尤其是地方政府组织的县志整理，极少有这样史料丰富而学术水准又高的整理本。周老师的整理可以说为今后的旧志整理特别是县志整理竖立了新的标杆。
周老师以一人之力，历时六年，默默致力于家乡古志的整理，其人生追求也为读者竖立了一种精神的标杆。
来源|枝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整编|宜昌教育
编审|王彩民、云端传播
责任编辑：
文章转载自：/a/7408版权归原作者享有，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联系本站删除。感谢您的支持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