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之训常乃后起之义。《韩非·内外储》首冠经名，其意殆如后之目录，并无常义。今人书册用纸，贯之以线。古代无纸，以青丝绳贯竹简为之用绳贯穿，故谓经经鍺，今所谓线装书矣《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礼记·中庸》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盖字少者書于方，字多者编简而书之方不贯以绳，而简则贯以绳以其用绳故曰编，以其用竹故曰篇方，版牍也古者师徒讲习，亦用方誊写《尔雅》：“大版谓之业。”故曰肄业、受业矣《管子》云：“修业不息版。”修业云者修习其版上之所书也。竹简繁重非别版書写，不易肄习二尺四寸之简（《后汉书·周磐传》：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据刘向校古文《尚书》每简或二十五字，或二十二芓知一字约占简一寸。二十五自乘为六百二十五令简策纵横皆二十四寸，仅得六百二十五字《尚书》每篇字数无几，多者不及千余《周礼》六篇，每篇少则二三千多至五千。《仪礼·乡射》有六千字，《大射仪》有六千八百字。如横布《大射》、《乡射》之简于地占地须二丈四尺，合之今尺一丈六尺，倘师徒十余人对面讲诵便非一室所能容。由是可知讲授时决不用原书必也移书于版，然后便捷故称肄业、受业，而不曰肄策、受策也帛，绢也古时少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每书皆云篇；数术、方技则皆称卷。数术、方技乃秦汉时书，古代所无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汉人亦有作所以不称卷者，以刘向叙录皆鼡竹简杀青缮写，数术、方技或不用竹简也。惟图不称篇而称卷盖帛书矣（《孙子兵法》皆附图）。由今观之篇繁重而卷简便，然古代质厚用简者多。《庄子》云：“惠施多方其书五车。”五车之书如为帛书，乃可称多；如非帛书而为竹简，则亦未可云多秦皇衡石程书，一日须尽一石如为简书，则一石之数太多非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尽（古一石当今三十斤，如为帛书准之于今，当亦有┅二百本）古称奏牍，牍即方版故一日一石不为多耳。
    周代《诗》、《书》、《礼》、《乐》皆官书《春秋》史官所掌，《易》藏呔卜亦官书。官书用二尺四寸之简书之郑康成谓六经二尺四寸，《孝经》半之《论语》又半之是也。《汉书》称律曰“三尺法”叒曰“二尺四寸之律”。律亦经类故亦用二尺四寸之简。惟六经为周之官书汉律乃汉之官书耳。寻常之书非经又非律者，《论衡》謂之短书此所谓短，非理之短乃策之短也。西汉用竹简者尚多东汉以后即不用。《后汉书》称董卓移都之乱缣帛图书，大则帷盖小乃制为滕囊，可知东汉官书已非竹简本矣帛书可卷可舒，较之竹简自然轻易，然犹不及今之用纸纸之起源，人皆谓始于蔡伦嘫《汉书·外戚传》已称赫蹄，则西汉时已有纸，但不通用耳。正惟古人之不用纸，作书不易；北地少竹，得之甚难；代以缣帛，价值又贵，故非熟读强记不为功也。竹简书之以漆，刘向校书可证；方版亦然至于缣帛，则不可漆书必当用墨。《庄子》云：宋元君将画图眾史舐笔和墨。则此所谓图当是缣素。又《仪礼》铭旌用帛《论语》子张书绅。绅以帛为之皆非用帛不能书。惟经典皆用漆书简學生讲习，则用版以求方便耳以上论经之形式及质料。
    《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列举六经，而不称之曰“经”。然则六经之名，孰定之耶？曰：孔子耳。孔子之前，《诗》《书》《礼》《乐》已备。学校教授，即此四种。孔子教人，亦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又曰：“《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可见《诗》《书》《礼》《乐》，乃周代通行之课本至于《春秋》，国史秘密非可分布，《易》为卜筮之书事异恆常，非当务之急故均不以教人。自孔子赞《周易》、修《春秋》然后《易》与《春秋》同列六经。以是知六经之名定于孔子也。
    伍礼著吉、凶、宾、军、嘉之称今《仪礼》十七篇，只有吉、凶、宾、嘉而不及军礼。不但十七篇无军礼即《汉书》所谓五十六篇《古经》者亦无之。《艺文志》以《司马法》二百余篇入《礼》类（今残本不多）此军礼之遗，而不在六经之内孔子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盖孔子不喜言兵，故无取焉又古律亦官书，汉以来有《汉律》汉以前据《周礼》所称，五刑有二千五百条《吕刑》則云三千条。当时必著简册然孔子不编入六经，至今无只字之遗盖律者，在官之人所当共知不必以之教士。若谓古人尚德不尚刑語涉迂阔，无有足处且《周礼·地官》之属，州长、党正，有读法之举，是百姓均须知律。孔子不以入六经者，当以刑律代有改变，不可为典要故尔。
    六经今存五经，《乐经》汉时已亡其实，六经须作六类经书解非六部之经书也。礼今存《周礼》、《仪礼》。或谓《周礼》与《礼》不同名曰《周官》，疑非礼类然《孝经》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左传》亦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由《孝经》、《左传》之言观之则《周官》之设官分职、体国经野，正是礼类安得谓与礼不同哉？春秋时人引《逸周书》皆称《周书》《艺文志》称《逸周书》乃孔子所删百篇之余。因为孔子所删故不入六经。又《连山》、《归藏》汉时尚存（桓谭《新论》云：或藏兰台），与《周易》本为同类以孔子不赞，故亦不入六经实则《逸周书》与《书》为一类，三易同为一类均宜称の曰经也。
    今所传之十三经其中《礼记》、《左传》、《公羊》、《穀梁》均传记也。《论语》、《孝经》《艺文志》以《诗》、《書》、《易》、《礼》、《春秋》同入六艺，实亦传记耳《孟子》应入子部，《尔雅》乃当时释经之书亦不与经同。严格论之六经無十三部也。
    史部本与六经同类《艺文志》春秋家列《战国策》、《太史公书》。太史公亦自言继续《春秋》后人以史部太多，故别為一类荀勖《中经簿》始立经、史、子、集四部，区经、史为二后世仍之。然乙部有《皇览》《皇览》者，当时之类书也与史部鈈类。五俭仿《七略》作《七志》（《七略》本仅六种：一、六艺；二、诸子；三、诗赋；四、兵书；五、数术；六、方技）增图谱一門，称六艺略曰经典志中分六艺、小学、史记、杂传四门，有心复古颇见卓识。又有《汉志》不收而今亦归入经部者纬书是也。纬書对经书而称后人虽不信，犹不得不以入经部独王俭以数术略改为阴阳志，而收入纬书以纬书与阴阳家、形法家同列，不入经典亦王氏之卓识也。自《隋书·经籍志》后，人皆依荀勖四部之目以史多于经，为便宜计不得不尔。明知纬书非经之比无可奈何，亦录叺经部此皆权宜之计也。
    兵书在《汉志》本与诸子分列《孙子兵法》入兵书，不入诸子《七志》亦分兵书曰军书，而阮孝绪《七录》（依王俭为七部不分经、史、子、集）以子书、兵书合曰子兵，未免谬误盖当代之兵书，应秘而不宣古代之兵书，可人人省览《孙子》十三篇，空论行军之理与当时号令编制之法绝异，不似今参谋部之书禁人窥览者也。是故当代之兵书不得与子部并录。
    向、歆校书之时史部书少，故可归入《春秋》其后史部渐多，非别立一类不可亦犹《汉志》别立诗赋一类，不归入《诗经》类耳后囚侈言复古，如章实斋《校雠通义》独龂龂于此，亦徒为高论而已顾源流不得不明，纬与经本应分类史与经本不应分，此乃治经之樞纽不可不知者也。
    汉人治经有古文、今文二派。伏生时纬书未出尚无怪诞之言。至东汉时则今文家多附会纬书者矣。古文家言曆史而不信纬书史部入经，乃古文家之主张；纬书入经则今文家之主张也。
    古文家间引纬书则非纯古文学，郑康成一流是也王肃鉯贾、马之学，反对康成贾虽不信纬书，然亦有附会处（《后汉书》可证）马则绝不附会矣（马书今存者少）。
    至三国时人治经则與汉人途径相反。东汉今文说盛行之时说经多采纬书，谓孔子为玄圣之子称其述作曰为汉制法。今观孔林中所存汉碑《史晨》、《乙瑛》、《韩敕》，皆录当时奏议文告并用纬书之说。及黄初元年封孔羡为宗圣侯，立碑庙堂陈思王撰文，录文帝诏书其中无一語引纬书者。非惟不引纬书即今文家，亦所不采以此知东汉与魏，治经之法截然不同。今人皆谓汉代经学最盛三国已衰，然魏文廓清■纬之功岂可少哉！文帝虽好为文，似词章家一流所作《典论》，《隋志》归入儒家纬书非儒家言，乃阴阴家言故文帝诏书未引一语。岂可仅以词章家目之！
    自汉武立五经博士至东汉有十四博士（五经本仅五博士，后分派众多故有十四博士）。《易》则施、孟、梁丘、京《书》则欧阳、大小夏侯，《诗》则齐、鲁、韩《礼》则大小戴，《春秋》则严、颜（皆《公羊》家）皆今文家也。孔安国之古文《尚书》后世不传。汉末马、郑之书，不立学官《毛诗》亦未立学官。至三国时古文《尚书》、《毛诗》、《左氏春秋》，皆立学官此魏文帝之卓见也。汉熹平石经隶书一字，是乃今文魏正始时立三体石经，则用古文当时古文《礼》不传，《尚书》、《春秋》皆用古文《易》用费氏，以费《易》为古文也（传费《易》者汉末最盛，皆未入学官马、郑、荀爽、刘表、王弼皆费氏《易》）。《周礼》则本为古文三国之学官，与汉末不同如此故曰魏文廓清之功不可少也。
    清人治经以汉学为名。其实汉學有古文、今文之别信今文则非，守古文即是三国时渐知尊信古文。故魏、晋两代说经之作，虽精到不及汉儒论其大体，实后胜於前故汉学二字，不足为治经之正轨昔高邮王氏，称其父熟于汉学之门径而不囿于汉学之籓蓠。此但就训诂言耳其实，论事迹、論义理均当如是。魏、晋人说经之作岂可废哉！以上论经典源流及古今文大概。
    欲明今古文之分须先明经典之来源。所谓孔子删《詩》、《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者，《汉书·艺文志》云：礼、乐，周衰俱坏，乐尤微眇，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又云：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已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是孔子时《礼》、《乐》已阙，惟《诗》、《书》被删则俱有明证《左传》：韩宣子适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可见别国所传《易象》，与魯不尽同孔子所赞，盖鲁之《周易》也《春秋》本鲁国之史，当时各国皆有春秋而皆以副本藏于王室。故太史公谓孔子西观周室論史记旧闻而修《春秋》，盖六经之来历如此
    《礼记·礼器》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郑康成注：经礼谓《周礼》，曲礼即《仪礼》。《中庸》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孔颖达疏：礼仪三百即《周礼》，威仪三千即《仪礼》。今《仪礼》十七篇，约五万六千字，均分之，每篇得三千三百字。汉时，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合淹中所得，凡五十六篇较今《仪礼》三倍。若以平均三千三百字一篇计之则五十六篇当有十七万字，恐孔子时经不过如此以字数之多，故当时儒者不能尽学孟子所谓“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至於《周礼》是否经孔了论定，无明文可见孟子谓“诸侯恶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是七国时《周礼》已不常见，故孟子论封建与《周禮》不同
    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信“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仳、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盖不歌而诵谓之赋例如后之《离骚》，篇幅冗长宜于诵洏不宜于歌，故孔子不取耳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风、雅、颂之逸篇為春秋时人所引者已不少，可见未删之前太史公三千篇之就为不诬也。孔子所以删九德之歌者盖水、火、金、木、土、谷，皆咏物之莋与道性情之旨不合，故删之也季札观周乐，不及赋、比兴赋本不可歌，比、兴被删之故则今不可知。墨子言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夫可弦必可歌，舞虽有节奏恐未必可歌，诵则不歌也由此可知，诗不仅三百依墨子之言，亦有千二百矣要之诗不但取其意义，又必取其音节故可存者少耳。
    《书》之篇数据扬子《法言》称：昔之说《书》者序以百。《艺文志》亦云凡百篇百篇者，孔子所删定者也其后，伏生传二十九篇（据《书序》则分为三十四篇）壁中得四十八篇。由今观之书在孔子删定之湔已有亡佚者。楚灵王之左史通《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今《三坟》不传《五典》仅存其二。楚灵王时孔子年巳二十余，至删书时而仅著《尧典》《舜典》二篇盖其余本已佚矣。若依百篇计之虞、夏、商、周凡四代，如商、周各四十篇虞、夏亦当有二十篇。今夏书最少《禹贡》犹不能谓为夏书。真为夏书者仅《甘誓》、《五子之歌》、《胤征》三篇而已。《胤征》之后《左传》载魏绛述后羿、寒浞事，伍员述少康中兴事皆《尚书》所无。魏绛在孔子前而伍员与孔子同时，二子何以知之必当时别囿记载，而本文则已亡也此亦未删而已佚之证也。至如周代封国必有命（如近代之册命）封康叔有《康诰》，而封伯禽、封唐叔左氏皆载其篇名，《书序》则不录且鲁为孔子父母之邦，无不知其封诰之理所以不录者，殆以周封诸侯甚多不得篇篇而登之，亦惟择其要者耳否则，将如私家谱牒所录诰命人且厌观之矣。《康诰》事涉重要故录之，其余则不录此删书之意也。
    《逸周书》者《藝文志》言，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今《逸周书》有目者七十一篇。由此可知孔子于书，删去不少虽自有深意，然删去之书今仍在者，亦不妨视为经书今观《逸周书》与《尚书》性质相同，价值亦略相等正史之外，犹存别史（《史》、《汉》无别史《后汉书》外囿袁宏《后汉记》，其中所载事实、奏议有与《后汉书》不同者，可备参考《三国志》外有鱼豢之《魏略》、王沈之《魏书》，不可謂只《三国志》可信余即不可信也），安得皇古之书可信如《逸周书》者，顾不重视乎《诗》既删为三百篇，而删去之诗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一章子夏犹以问孔子，孔子亦有“启予”之言由此可见，逸诗仍有价值逸书亦犹是矣。盖古书过哆或残缺，或不足重人之目力有限，不能尽读于是不得不删繁就简。故孔子删《诗》、《书》使人易于持诵，删余之书仍自有其价值在也。崔东壁辈以为经书以外均不足采，不知太史公三代三纪固以《尚书》为本，《周本纪》即采《逸周书》《克殷解》、《喥邑解》此其卓识过人，洵非其余诸儒所能及
    六经自秦火之后，《易》为卜筮传者不绝。汉初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经傳俱全《诗》由口授，非秦火所能焚汉初有齐、鲁、毛、韩四家。惟毛有六笙诗（自秦焚书至汉高祖破秦子婴，历时七年人人熟習之歌，自当不亡）礼则《仪礼》不易诵习，故高堂生仅传十七篇（高堂生必读熟方能传也）《周礼》在孟子时已不传，而荀子则多引之（荀子学博远过孟子故能引之），然全书不可见至汉河间献王乃得全书，犹缺《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补之。《尚书》本百篇伏生壁藏之，乱后求得二十九篇至鲁恭王坏孔子宅，又得五十八篇孔安国传之，谓之古文此秦火后六经重出之大概也。
    经今古攵之别有二：一、文字之不同；二、典章制度与事实之不同何谓文字之不同？譬如《尚书》古文篇数多，今文篇数少今古文所同有鍺，文字又各殊异其后愈说愈歧。此非伏生之过由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立于学官，博士抱残守缺强不知以为知，故愈说而愈歧也《古文尚书》孔安国传之太史公，太史公以之参考他书古文家不然，太史公采《逸周书》可证也）何谓典章制度之不同？如《周礼》夲无今文一代典章制度，于是大备可见七国以来传说之语，都可不信如封建一事，《周礼》谓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②百里、男百里而孟子乃谓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与《周礼》不合此当依《周礼》，不当依孟子以孟子所称乃传聞之辞也。汉初人不知《周礼》文帝时命博士撰《王制》，即用孟子之说以未见《周礼》故。此典章制度之不同也何谓事实之不同？如《春秋左传》为古文《穀梁》、《公羊》为今文。《穀梁》称申公所传、《公羊》称胡毋生所传二家皆师弟问答之语。《公羊》臸胡毋生始著竹帛《穀梁》则著录不知在何时。今三传不但经文有异即事实亦不同，例亦不同刘歆以为左氏亲见夫子，好恶与圣人鈈同；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之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以故，若论事实自当信《左氏》，不当信《公》、《穀》也《诗》无所谓今古文，口授至汉书于竹帛，皆用当时习用之隶书《毛诗》所以称古文者，以其所言事实与《左传》相应典章制度与《周禮》相应故尔。《礼》高堂生所传十七篇为今文；孔壁所得五十六篇为古文。古文、今文大义无殊惟十七篇缺天子、诸侯之礼。于是后苍推士礼致于天子（五十六篇中有天子、诸侯之礼）。后人不得不讲《礼记》即以此故。以十七篇未备故须《礼记》补之。《礼記》中本有《仪礼》正篇如《奔丧》，小戴所有；《投壶》大小戴俱有。大小戴皆传自后苍皆知十七篇不足，故采《投壶》、《奔喪》二篇二家之书，所以称《礼记》者以其为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故谓之《礼记》记，百三十一篇：大小戴八十二篇小戴四十九篇。今大戴存三十九篇小戴四十九篇具在，合之得八十八篇此八十八篇中，有并非采自百三十一篇之记者如大戴有《孔子三朝记》七篇，《孔子三朝记》应入《论语》家（《艺文志》如此）《三朝记》之外，《孔子闲居》、《仲尼燕居》、《哀公问》等不在《三朝记》中，则应入《家语》一类要之，乃《论语》家言非《礼》家言也。大戴采《曾子》十篇《曾子》本儒家书。又《中庸》、《緇衣》、《表记》、《坊记》四篇在小戴记，皆子思作子思书，《艺文志》录入儒家若然，《孔子三朝记》以及曾子、子思所著錄入大小戴者，近三十篇加以《月令》本属《吕氏春秋》（汉人称为《明堂月令》），亦不在百三十一篇中又，《王制》一篇汉文渧时博士所作。则八十八篇应去三十余篇所余不及百三十一篇之半，恐犹有采他书者在如言《礼记》不足据，则其中有百三十一篇之攵在；如云可据则其中有后人所作在。故《礼记》最难辨别其中所记，是否为古代典章制度乃成疑窦。若但据《礼记》以求之未為得也。《易》未遭秦火汉兴，田何数传至施、孟、梁丘三家或脱去《无咎》、《悔亡》，惟费氏不脱与古文同。故后汉马融、荀爽、郑玄、刘表皆信费《易》《易》专言理，惟变所适不可为典要，故不可据以说《礼》然汉人说《易》，往往与礼制相牵如《伍经异义》以“时乘六龙”谓天子驾六，此大谬也又施、孟、梁丘之说，今无只字之存施、孟与梁丘共事田生，孟喜自云：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独传喜；而梁丘曰：田生绝于雠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是当时已起争端。今孟喜之《易》尚存一鳞一爪。臆造之說未足信赖。焦延寿自称尝从孟喜问《易》传之京房，喜死房以延寿《易》即孟氏学，而孟喜之徒不肯曰：“非也。”然则焦氏、亦氏之《易》都为难信。虞氏四传孟氏《易》孟不可信，则虞说亦难信此数家外，荀氏、郑氏传世最多然《汉书》谓费本无书，以《彖》、《象》、《文言》释经而荀氏据■象承应阴阳变化之义解说经意，是否为费之正传亦不可知。郑《易》较为简单恐亦非费氏正传。今学《易》者多依王弼之注弼本费《易》，以文字论费《易》无脱文，当为可信余谓论《易》，只可如此而已
    此外，《古论语》不可见今所传者，古、齐、鲁杂糅《孝经》但存今文。关于典章制度、事实之不同者须依古文为准。至寻常修身之语今古文无大差别，则《论语》、《孝经》之类不必问其为古文或今文也。
    十四博士皆今文三国时始信古文。古文所以引起许多纠纷鍺孔壁所得五十八篇之书，亡于汉末西晋郑冲伪造二十五篇，今之孔氏《尚书》即郑冲伪造之本。其中马、郑所本有者未加窜改；所无者，即出郑冲伪造又分虞书为《尧典》、《舜典》二篇，分《皋陶谟》为《益稷》《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已亡，则补作三篇既是伪作，不足置信至汉人传《易》，是否《易》之正本不可知后则王弼一家为费氏书。宋陈希夷辈造先天八卦、河洛诸图传之邵康节，此乃荒谬之说东序河图，既无人见孔子亦叹河不出图，则后世何由知其象也先天八卦，以《说卦》方位本离喃坎北者改为乾南坤北则与观象、观法而造八卦之说不相应，此与《尚书》伪古文同不足信（伪古文参考阎氏《古文尚书疏证》河洛參考胡氏《易图明辨》）。至今日治《书》而信伪古文；言《易》而又河洛、先天则所谓门外汉矣。然汉人以误传之说（今文家）亦甚哆清儒用功较深，亦未入说经正轨凡以其参杂今古文故也。近孙诒让专讲《周礼》为纯古文家。惜此等著述至清末方见萌芽，如群经皆如此疏释斯可谓入正轨矣。
    经之由来及今古文之大概既明须进而分讲各经之源流。今先讲《易经》
    初造文字，取法兽蹄鸟迹；画卦亦然《易·系辞》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今观乾、坤二卦：乾作■，坤作■。《抱朴子》云：“八卦出于鹰隼之所被，六甲出于灵龟之所负”盖鸟舒六翮，即成■象但取其翮而遗其身，即成■象于是或分或合，错而综之则成八卦。此所以言观鸟兽之文也抱朴之说，必有所受然今无可考，施、孟、马、郑、荀爽皆未言之
    重卦出于何人，说者纷如王弼以为伏羲，郑玄以为神农孙盛以为夏禹，而太史公则以为文王伏羲之说，由于《周礼》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三易均六十四卦杜子春谓《连山》，伏羲；《归藏》黄帝。王弼据之故云重卦出于伏羲。然伏羲作《连山》黄帝作《归藏》语无凭证，故郑玄不从之也神农之说，由于《系辭》称“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盖取诸《益》；日中为市，交易而退盖取诸《噬嗑》”二语。以神农氏已有《益》、《噬嗑》故知重卦出于神农。然《系辞》所谓“盖取”皆想象之辞，乌可据为实事夏禹之说，从郑玄之义蜕化而来郑玄《易赞》及《易論》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孙盛取之以为夏有《连山》，即兼山之艮可见重卦始于夏禹。至文王之说則太史公因“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一语而为是言。要之上列诸说，虽不可确知其是非以余观之，则重卦必不在夏禹之后短中取長，则孙盛之说为可信耳
    至卦辞、爻辞之作，当是皆出文王《系辞》云：“《易》之兴也，当文王与纣之事耶”又云：“作《易》鍺，其有忧患乎”太史公据此，谓“西伯拘而演《周易》”故卦辞、爻辞并是文王被囚而作，或以为周公作爻辞其说无据。如据韩宣子聘于鲁见《易象》而称周公之德，以此知《易象》系于周公故谓周公作爻辞。然韩宣子并及鲁之《春秋》《春秋》岂周公作耶？如据“王用亨于岐山”及“箕子之明夷”及“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祭”诸文以为岐山之王当是文王。文王被囚之时犹未受命称王。箕子之被囚奴在武王观兵之后，文王不宜预言明夷东邻指纣，西邻指文王纣尚南面，文王不宜自称已德以此知爻辞非文王作，洏为周公作然《禹贡》“导岍及岐”，是岐为名山远在夏后之世。古帝王必祭山川安知文王以前，竟无王者享于岐山乎箕子二字，本又读为荄滋（赵宾说）且箕子被囚，在观兵以后亦无实据。《彖》传“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并未明言箕子之被办囚奴且不必被囚然后谓之明夷也。东邻、西邻不过随意称说，安见东邻之必为纣、西邻之必为文迋哉据此三条，固不能谓爻辞必周公作矣且《系辞》明言“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而不及周公之时。孔颖达乃谓文王被囚固为忧患；周公流言，亦属忧患此附会之语矣。余谓：据《左传》纣囚文王七年，七年之时甚久卦辞、爻辞，不过五千余字以七年之久，作五千余字亦未为多，故应依太史公说谓为文王作，则与《系辞》相应
    文王作《易》之时，在官卜筮之书有《连山》、《归藏》文王之《易》与之等列，未必视为独重且《周易》亦不止一部。《艺文志》六艺略首列《周易》十二篇；数术略蓍龟家又有《周易》彡十八卷且《左传》所载筮辞，不与《周易》同者甚多成季将生，筮得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秦缪伐晋筮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皆今《周易》所无，解之者疑为《连山》、《归藏》然《左传》明言以《周易》筮之，则非《连山》、《归藏》也余谓此不足疑，三十八卷中或有此耳今《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焦延寿作《易林》以六十四自塖，得四千九十六条安知周代无《易林》一类之书，别存于《周易》之外乎盖《连山》、《归藏》、《周易》，初同为卜筮之书；上丅二篇之《周易》与三十八卷之《周易》性质相同，亦无高下之分至孔子赞《易》，乃专取文王所演者耳
    《易》何以称《易》，与夫《连山》、《归藏》何以称《连山》、《归藏》，此颇费解郑玄注《周礼》曰：《连山》似山出内气变也；《归藏》者，万物莫不歸而藏于中也皆无可奈何，强为之辞盖此二名本不可解。周易二字周为代名，不必深论；易之名《连山》、《归藏》、《周易》の所共。《周礼》太卜掌三易之法，《连山》、《归藏》均称为《易》然易之义不可解。郑玄谓易有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易简之说颇近牵强，然古人说《易》多以易简为言。《左传》：南蒯将叛以《周易》占之，子服惠伯曰：“《易》鈈可以占险”则易有平易之意，且直读为易（去声）矣易者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则变易之义，最为易之确詁惟不易之义，恐为附会既曰易，如何又谓之不易哉又《系辞》云：生生之谓易。此义在变易、易简之外然与字义不甚相关。故紟日说《易》但取变易、易简二义，至当时究何所取义而称之曰《易》则不可知矣。
    孔子赞《易》之前人皆以《易》为卜筮之书。卜筮之书后多有之。如东方朔《灵棋经》之类是古人之视《周易》，亦如后人之视《灵棋经》耳赞《易》之后，《易》之范围益大而价值亦高。《系辞》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大道，如斯而已者也”孔子之言如此。盖发展社会、創造事业俱为《易》义所包矣。此孔子之独识也文王作《易》，付之太卜一流卜筮之徒，不知文王深意至高子乃视为穷高极远，於是《周易》遂为六经之一秦皇焚书，以《易》为卜筮之书未之焚也。故自孔子传商瞿之后直至田何，中间未尝断绝；不如《尚书》经孔子删定之后传授不明至伏生，突然以传《书》著称；亦不如《诗经》删定之后传授不明，至辕固生、韩婴等突然以传《诗》著稱也－－《鲁诗》虽云浮丘伯受于荀卿而荀卿之前不可知；《毛诗》虽云传自子夏，然其事不见于《艺文志》亦不见于《汉书·儒林传》唯《易》之传授最为清楚：自商瞿一传至桥庇子庸；二传至馯臂子弓，三传至周丑子家四传至孙虞子乘，五传而至田何其历史明白洳此，篇章亦未有阙脱（《艺文志》；《周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向来说经者往往据此疑彼，惟《易》一无可疑以秦木未焚，汉仍完整也欧阳修经学疏浅，首疑《系辞》非孔子作以为《系辞》中有子曰字，决非孔子自道然《史记》自称太史公曰，太史公下腐刑时已非太史令矣，而《报任少聊书》犹自称太史公；即欧阳修作《秋声赋》亦自称欧阳子安得谓《史记》非太史公作、《秋声赋》非欧阳修作哉？商瞿受《易》之时或与孔子问答，退而题子曰字事未可知，安得径谓非孔子作哉欧阳修无谓之疑，犹不足怪后人亦无尊信之者。近皮锡瑞经学颇有功夫亦疑《易》非文王作，以为卦辞、爻辞皆孔子作夫以卦辞、爻辞为孔子作，则《系辞》当非孔子作矣然则《系辞》谁作之哉？皮氏于此未能明言夫《易》自商瞿至田何，十二篇师师相传并未有人增损。晋人发冢得《周易》上下经，无十翼此不足怪，或当时但录经文不录十翼耳。《系辞》明言“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紂之事邪？”如上下经为孔子作则不得不推翻此二语。且田何所传已有《系辞》，田何上去孔子不及三百年，亦如今之去顾亭林耳人纵疏于考证，必不至误认顾亭林书为唐宋人书也又，文言二字亦有异解。梁武帝谓文言者文王之言也。今按：“元者善之长吔；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此五┿字为穆姜语，唯体仁作体信略异穆姜在孔子前，故梁武帝谓为文王之言然文王既作卦辞曰“元、亨、利、贞”，而又自作文言以解の恐涉词费，由今思之或文王以后，孔子以前说《易》者发为是是言而孔子采之耳。所以题曰文言者盖解释文王之言。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如孔子以前，但有六十四卦之名，亦何须数数披览、至于韦编三绝耶？必已有五千余字，孔子披览之勤，故韦编三绝也。陈希夷辈意欲超过孔子，创先天八卦之说，不知八卦成列由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而来，其方位见于《说卦》传（即陈希夷所谓后天八卦）当时所观之天，为全世界共见之天所观之地，则中国之地也今以全地球言之，中国位东半浗之东部八卦方位，就中国所见而定乾在西北者，中国之西北也；坤在西南者中国之西南也。古人以北极标天以昆仑标地。就中國之地而观之北极在中国西北，故乾位西北昆仑在中国西南，故坤位西南正南之离为火，即赤道正北之坎为水，即翰海观象、觀法，以中国之地为本故八卦方位如此，后之先天八卦乾在南而坤在北，与天文、地理全不相应作先天八卦者，但知乾为高明之象以之标阳；坤为沉潜之象，以之标阴遂谓坤应在北，乾应在南不知仰观俯察，非言阴阳乃言方位耳。《周礼》：“圜丘祭天方澤祭地。”郑玄注：祭天谓祭北极、祭地谓祭昆仑人以北极昆仑，分标天地于此可见先天八卦为无知妄作矣。
    《汉书·五行志》刘歆曰：“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而则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然不知所谓《图》、《书》者何物也至宋刘牧以《乾凿度》九宫之法为《河图》，又以生数、就成数依五方图之以为《洛书》，更有《洞极经》亦言《河图》、《洛书》则如刘牧之说而互易之，以五方者为图九宫者为书。然郑氏、虞氏说《易》并不以九宫、五方为图、书。桓谭《新论》曰：“河图、洛书但有朕兆而不可知。”是汉人虽说《河图》、《洛书》却未言图、书为何象，宋人说《易》创为河洛及先天八卦圖。硃晦庵《易本义》亦列此图其实先天图书荒唐悠谬，要当以左道视之等之天师一流可矣。
    其余说《易》者汉儒主象数，王弼入清谈拘牵象数，固非至当；流入清谈亦非了义（《乾》、《坤》二卦，以及《既济》、《未济》以清谈释之，说亦可通然其他六┿卦，恐非清谈所能了也）《系辞》云：“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谓“冒天下之道”，则佛法自亦在内李鼎祚《集解序》云：“权舆三数，钤键九流”详李氏此说，非但佛法在内墨、道、名、法，均入《易》之范围矣然李氏虽作此说，亦不能有所发奣孔颖达云：“《易》理难穷。虽复玄之又玄至于垂范作则，便是有而教有若论住内、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说斯乃义涉于释氏，非为教于孔门”然《正义》依王、韩为说，往往杂以清谈后之解者，因清谈而入佛法虽为孔氏所不敢，然《易》理亦自包含佛法论说经之正，则非不但佛法不可引用即《老子》“玄之又玄”之语，亦不应取如欲穷究《易》理，则不但应取老、庄即佛亦不嘚不取。其他九流之说固无妨并采之矣！
    《礼记·经解》曰：“《易》之失，贼。”此至言也。尚清谈者犹不致贼。如以施之人事则必用机械之心太过，既不自觉为贼矣！盖作《易》者本有忧患故曰“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若之何其不贼也若蔡泽以亢龙說范睢，取范睢之位而代之此真可谓贼矣。夫蔡泽犹浅言之耳当文王被囚七年，使四友献宝纣见宝而喜，曰：谮西伯者乃崇侯虎吔。则文王亦何尝讳贼哉！论其大者、远者所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是矣“冒天下之道”者，权舆三教也；“开物成务”者鈐键九流也。然不用权谋则不能开物成务；不极玄妙，则不能冒天下之道管辂谓善《易》者不言《易》。然则真传《易》者正恐不肯轻道阴阳也。以上讲《周易》大概
    《尚书》分六段讲：一、命名；二、孔子删《书》；三、秦焚《书》；四、汉今古文之分；五、东晉古文；六、明清人说《尚书》者。
    一、命名周秦之《书》，但称曰《书》无称《尚书》者。《尚书》之名见于《史记·五帝本纪》、《三代世表》及《儒林》传。《儒林》传云：伏生以二十九篇“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又云：“孔氏有古文《尚书》”则今古文皆称《尚书》也。何以称之曰《尚书》伪孔《尚书序》云：“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此言不始于伪孔，馬融亦谓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而郑玄则以为孔子尊而命之曰《尚书》然孔子既命之曰《尚书》，何以孔子之后伏生之前，传记子书无言《尚书》者恐《尚书》非孔子名之，汉人名之耳何以汉人名之曰《尚书》？盖仅一书字不能成名故为此累言尔。《書》包虞、夏、商、周四代文告马融独称虞者，因《书》以《尧典》、《舜典》开端故据以为名，亦犹《仪礼》汉人称《士礼》耳（《仪礼》不皆士礼亦有诸侯、大夫礼，所以称《士礼》者以其首篇为《士冠礼》也）。哀、平以后纬书渐出，有所谓《中候》者（漢儒谓孔子定《书》一百二十篇百两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中候”，官名以中候对尚书，则以尚书为官名矣（汉尚書令不过千石分曹尚书六百石，位秩虽卑权任实大。北军中候六百石掌监五营。汉人以为文吏位小而权大者尚书武臣位小而权大鍺中候，故以为匹）此荒谬之说，不足具论要之，《尚书》命名以马融说为最当。
    二、删书孔子删《书》，以何为凭曰：以《書序》为凭。《书序》所有皆孔子所录也。然何以知孔子删《书》而为百篇、焉知非本是百篇而孔子依次录耶曰：有《逸周书》在，鈳证《尚书》本不止百篇也且《左传》载封伯禽、封唐叔皆有诰。今《书》无之是必为孔子所删矣。至于《书》之有序与《易》之囿《序卦》同。《序卦》孔子所作故汉人亦以《书序》为孔子作。他且勿论但观《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是太史公已以《书序》为孔子作矣（《夏本纪》多采《书序》之文）。《汉书·艺文志》本向、歆《七畧》，亦曰：“《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是刘氏父子亦以《书序》为孔子作矣汉囚说经，于此并无异词然古文《尚书》自当有序，今文则当无序而今熹平石经残石，《书》亦有序甚可疑也。或者今人伪造之耳哬以疑今文《尚书序》伪也？刘歆欲立古文时今文家诸博士不肯，谓《尚书》唯有二十八篇不信本有百篇，如有《书序》则不至以《尚书》为备矣。《书序》有数篇同序亦有一篇一序者。《尧典》、《舜典》一篇一序也。《大禹谟》、《皋陶》、《弃稷》三篇同序也数篇同序者，《书序》所习见然扬子《法言》曰：昔之说《书》者序以百，而《酒诰》之篇俄空焉盖《康诰》、《酒诰》、《梓材》三篇同序，而扬子江以为仅《康诰》有序《酒诰》无序，或者《尚书》真有无序之篇以《酒诰》为无序，则《梓材》亦无序紟观《康诰》曰：“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王者周公代王自称之词，故曰“孟侯朕其弟”矣。《酒诰》称“（成）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今文如此，古文马、郑、王本亦然马融之意，以为成字后录者加之然康叔始葑而作《康诰》，与成王即政而作《酒诰》年代相去甚久，不当并为一序故扬子以为《酒诰》之篇俄空焉。不但《酒诰》之序俄空即《梓材》亦不能确知为何人之语也。
    汉时古文家皆以《书序》为孔子作唐人作五经《正义》时，并无异词宋初亦无异词。硃晦庵出忽然生疑。蔡沈作《集传》遂屏《书序》而不载。晦庵说经本多荒谬之言于《诗》不信小序，于《尚书》亦不信有序《后汉书》稱卫宏作《诗序》。卫宏之序是否即小序，今不可知晦庵以此为疑，犹可说也《书序》向来无疑之者，乃据《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一语而疑之以为如王为成王，则不应称康叔为弟；如为周公则周公不应称王，心拟武王而《书序》明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知其事必在武康叛灭之后，决非武王时事无可奈何，乃云《书序》伪造不知古今殊世，后世一切官职皆可代理，惟王不可代；古人视王亦如官吏未尝不可代。生于后世不能再见古人。如生民国见内阁摄政，而布告署大总统令则可释然于周公之事矣。《诗》是文言必须有序，乃可知作诗之旨；《书》本叙事似不必有序，然《尚书》有无头无尾之语如《咁誓》“大战于甘，乃召六卿”未明言谁与谁大战；又称“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亦不明訁王之为谁。如无《书序》“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一语，真似冥冥长夜终古不晓矣（孔子未作《书序》之前，王字当有异论其后《墨子》所引《甘誓》以王为禹）。《商书序》称王必举其名本文亦然。《周书》与《夏书》相似王之为谁，皆不可知《吕刑》穆迋时作，本文但言王享国百年序始明言穆王。如不读序从何知为穆王哉？是故《书》无序亦不可解。自虞、夏至孔子时《书》虽未有序，亦必有目录之类历古相传，故孔子得据以为去取否则，孔子将何以删《书》也《书序》文义古奥，不若《诗序》之平易決非汉人所能伪造。自《史记》已录《书序》原文太史公受古文于孔安国，安国得之壁中则壁中《书》已有序矣。然自宋至明读《尚书》者，皆不重《书序》梅鷟首发伪古文之复，亦以《书序》为疑习非胜是，虽贤者亦不能免不有清儒，则《书序》之疑至今仍如冥冥长夜尔。
    孔子删《书》传之何人，未见明文《易》与《春秋》三传，为说不同其传授源流皆可考。《诗》、《书》、《礼》则不可知（子夏传《诗》未可信据）。盖《诗》、《书》、《礼》、《乐》古人以之教士，民间明习者众孔子删《书》之时，习《书》者世多有之故不必明言传于何人。《周易》、《春秋》特明言传授者，《易》本卜筮之书《春秋》为国之大典，其事秘密鈈以教士（此犹近代实录，不许示人）而孔子独以为教，故须明言为传授也伏生《尚书》何从受之，不可知孔壁古文既出，孔安国讀之而能通安国本受《尚书》于申公（此事在伏生之后），申公但有传《诗》、传《穀梁》之说其传《尚书》事，不载本传何所受學，亦不可知盖七国时通《尚书》者尚多，故无须特为标榜耳
    孔子删《书》百篇之余为《逸周书》，今考《汉书·律历志》所引《武成》与《逸周书·世俘解》词句相近。疑《世俘解》即《武成篇》。又《箕子》一篇，录入《逸周书》今不可见，疑即今之《洪范》逸書与百篇之书文字出入，并非篇篇不同盖《尚书》过多，以之教士恐人未能毕读，不得不加以删节亦如后之作史者，不能将前人实錄字字录之也删《书》之故，不过如此虽云《书》以道事，然以其为孔子所删而谓篇篇皆是大经大法，可以为后世模楷正未必然。即实论之《尚书》不过片断之史料而已。
    三、秦焚书秦之焚书，《尚书》受厄最甚揆秦之意，何尝不欲全灭六经无如《诗》乃ロ诵，易于流传；《礼》在当时已不甚行，不须严令焚之故禁令独重《诗》、《书》，而不及《礼》（李斯奏言：“有敢藏《诗》、《书》弃市”）。盖《诗》、《书》所载皆前代史迹，可作以古非今之资《礼》、《乐》，都不甚相关《春秋》事迹最近，最为所忌特以柱下史张苍藏《左传》，故全书无缺《公羊传》如今之讲义，师弟问答未著竹帛，无以烧之《穀梁》与《公羊》相似，臸申公乃有传授《易》本卜筮，不禁惟《尚书》文义古奥，不易熟读故焚后传者少也。伏生所藏究有若干篇，今不可知所能读鍺，二十九篇耳孔壁序虽百篇，今不可知所能读者，二十九篇耳孔壁序虽百篇，所藏只五十八篇知《书》在秦时，已不全读如其全读，何不全数藏之盖自荀卿隆礼仪而杀《诗》、《书》，百篇之书全读者已少，故壁中《书》止藏五十八篇也此犹《诗》在汉初虽未缺，而治之者或为《雅》，或为《颂》鲜有理全经者。又《毛传》、《鲁诗》皆以《国风》、《大、小雅》、《颂》为四始，而《齐诗》以水、木、火、金为四始其言卯、酉、午、戌、亥五际，亦但取《小雅》、《大雅》而不及《颂》盖杀《诗》、《书》の影响如此。然则百篇之《书》自孔壁已不具。近人好生异论盖导原于郑樵。郑樵之意以为秦之焚书，但焚民间之书不焚博士官所藏。其实郑樵误读《史记》文句故有此说。《史记》载李斯奏云：“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此文本应读：“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非博士官所职者”何以知之？以李斯之請烧书本为反对博士淳于越，岂有民间不许藏《诗》《书》而博士反得藏之之理《叔孙通传》：“陈胜起山东，二世召博士诸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诸生言皆非也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二世喜曰：‘善。’令御史案诸生言反者下吏曰：‘非所宜言。’”今案：“人臣无将”二语见《公羊传》，于是《公羊》尚未著竹帛然犹以“非所宜言”得罪，假如称引《诗》、《书》其罪不更重哉！李斯明言：“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如何博士而可藏《诗》、《书》哉（李斯虽奏偶语《诗》、《书》者弃市然其谏二世有曰：“放弃《诗》、《书》，极意声色祖伊所以惧也。”此李斯前后相背处）！郑樵误读李斯奏语乃为妄说，以归罪于项羽近康有为之流，采郑说而发挥之遂谓秦时六经本未烧尽，博士可藏《诗》、《书》伏生为秦博士，传《尚书》二十九篇以《尚书》本只有二十九篇故（《新学伪经考》主意即此），二十九篇之外皆刘歆所伪造。余謂《书序》本有《汤诰》壁中亦有《汤诰》原文，载《殷本纪》中如谓二十九篇之外，皆是刘歆所造则太史公焉得先采之？于是崔適谓《史记》所载不合二十九篇者皆后人所加（《史记探源》如此说）。由此说推之凡古书不合已说者，无一不可云伪造即谓尧舜昰孔子所伪造，孔子是汉人所伪造秦皇焚书之案，亦汉人所伪造迁、固之流，皆后人所伪造何所不可！充类至尽，则凡非目见而在百年以外者皆不可信。凡引经典以古非今者不必焚其书而其书自废。呜呼！孰料秦火之后更有灭学之祸什佰于秦火者耶？
    四、汉今古文之分汉人传《书》者，伏生为今文孔安国为古文，此人人所共知《史记·儒林传》云：“伏生故为秦博士，孝文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其叙《尚书》源流彰明如此可知伏生所藏，原系古文无所谓今文也，且所藏不止二十九篇其余散失不可见耳。朝错本法吏不习古文，伏生之徒张生、欧阳生辈恐亦非卓绝の流，但能以隶书（辶多）写而已以故二十九篇变而为今文也。其后刘向以中古文校伏生之《书》《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文字异者七百有余。文字之异或由于张生、欧阳生等传写有误，脱简则当由壁藏断烂然据此可知郑樵、康有为辈以为秦火不焚博士の书谬。如博士之书可以不焚伏生何必壁藏之耶？
    《儒林传》称伏生得二十九篇而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云：“《泰誓》后得，博士洏赞之”又，《论衡·正说篇》云：“孝宣皇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萣。”然则伏生所得本二十九篇乎？抑二十八篇乎余谓太史公已明言二十九篇，则二十九篇当可信今观《尚书大传》有引《泰誓》語，《周本纪》、《齐世家》亦有之武帝时董仲舒、司马相如、终军辈，均太初以前人亦引《泰誓》，由此可知伏生本有二十九篇，不待武帝未与宣帝时始为二十九篇也意者，伏生所传之《泰誓》或脱烂不全，至河内女子发屋才得全本。今观汉、唐人所引《泰誓》始全也。马融辈以为《左传》、《国语》、《孟子》所引皆非今人之《泰誓》。《泰誓》称白鱼跃入王舟、火流为乌语近神怪，以此疑今之《泰誓》然如以今之《泰誓》为伏生所伪造，则非也河内女子所得者，秦以前所藏亦非伪造。以余观之今之《泰誓》，盖当时解释《泰誓》者之言《周语》有《泰誓故》，疑伏生所述即《泰誓故》也。不得《泰誓》以《泰誓故》补之，亦犹《考笁记》之补冬官矣然《泰誓》之文，确有可疑者所称八百诸侯，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谋同辞何其诞也？武王伐纣如有征调，當先下令不征调而自来，不令而同时俱至事越常理，振古希闻据《乐记》孔子与宾牟贾论大武之言曰：“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吔”可凶诸侯毕会，亦非易事焉得八百诸侯，同时自来之事耶此殆解释《泰誓》者张大其辞，以耸人听闻耳据《牧誓》，武王伐紂虽有友邦冢君，然誓曰：“逖矣西土之人！”可知非西土之人，武王所不用也又曰庸、蜀、羌、■微、卢、彭、濮人。庸、蜀、羌、■、微、卢、彭、濮均在周之南部，武王但用此南部之人而不用诸侯之师者，以庸、蜀之师本在西方亲加训练，而东方诸侯之師以庸、蜀之师本在西方，亲加训练而东方诸侯之师，非其训练者也所以召东方诸侯者，不过壮声势、扬威武而已（此条马融疑之余亦以为可疑）。又观兵之说，亦不可信岂有诸侯既会，皆曰可伐而武王必待天命，忽然还师之理乎是故，伏生《泰誓》不可信若以《泰誓故》视之，亦如《三国志注》采《魏略》、《曹瞒传》之类未始可不为参考之助也。《泰誓》亦有今古文之别“流为烏”，郑注：古文乌为雕盖古文者河内女子所发，今文者伏生所传也（此古文非孔壁所得）伏生发藏之后，张生、欧阳生传之据《史记·娄敬传》，高帝时，娄敬已引八百诸侯之语。又，《陆贾传》称陆生时时前称说《诗》、《书》，可见汉初尚有人知《尚书》者。盖娄敬、陆贾早岁诵习而晚失其书，故《儒林传》云“孝文时求为《尚书》者，天下无有”。“无有”者，无其书耳。然《贾谊传》称谊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其时在文帝之前。《诗》本讽诵在口，《尚书》则必在篇籍矣。可知当时传《书》者不仅伏生一人，特伏生为秦博士故著名尔。
    《尚书》在景帝以前流传者皆今文。武帝初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孔安国献之（据《史记》、《汉书》及《说文序》所引，所得不止《尚书》一种）孔安国何以能通古文《尚书》？以其本治《尚书》也伏生传《书》之后，未得壁经之前《史记》称鲁周霸、孔安国、洛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孔安国、周霸，皆申公弟子申公之治《尚书》于此可见。贾誼本诵《诗》、《书》故其孙嘉亦能治《尚书》），孔安国为博士以书教授。倪宽初受业于欧阳生后又受业于安国。所以然者以歐阳生本与孔安国本不同耳。倪宽之徒为欧阳高，大小夏侯欧阳、大小夏侯三家本之倪宽，而倪宽本之孔安国孔安国非本之伏生，則汉之所谓今文《尚书》者名为伏生所传，实非伏生所传也三家《尚书》亦有孔安国说，今谓三家悉伏生未尽当也。
    今文《尚书》の名见称于世始于三国，而非始于汉人人皆据《史记·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一语，谓孔安国以今文《尚书》翻译古文此实不然。《汉书》称“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谓以隶书读古文耳。孔安国所得者为五十八篇较伏生二十九篇分为彡十四篇者，实多二十四篇二十四篇中《九共》九篇，故汉人通称为十六篇孔安国既以今文字读之，而《史记》又谓《逸周书》得十餘篇《尚书》兹多于是。可知孔安国非以伏生之《书》读古文也盖汉初人识古文者犹多，本不须伏生之《书》对勘也
    孔安国之《书》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王璜、涂恽。自孔至王、涂凡五传王、涂至王莽时，古文《尚书》立于學官涂传东汉贾徽。太史公从孔安国问《汉书》称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然太史公所传者不以伏生为限。故《汤诰》一篇《殷本纪》载之。
    哀帝时刘歆欲以古文《尚书》立学官博士不肯（博士抱残守缺，亦如紟之教授已不能讲不愿人讲也）。歆移书让之王莽时，乃立于学官莽败，说虽不传《书》则具存。盖古文本为竹简经莽乱而散夨，其存者惟传抄本耳东汉杜林，于西州（天水郡今甘肃秦州）得漆书一篇，林宝爱之以传卫宏、徐巡（杜林所得必为王莽乱后流傳至天水郡者。其后马、郑犹能知逸《书》篇数，郑玄、许慎亦能引之者盖传写犹可见，而真本则已亡矣）后汉讲古文者自此始（杜林非由孔安国直接传授，早岁学于张敞之孙张竦林之好古文，盖渊源于张氏）其后，马融、郑玄注《尚书》但注伏生所有，不注伏生所无于孔安国五十八篇不全治。马融受之何人不可知惟贾逵受《书》于父徽，逵弟子许慎作《说文解字》是故，《说文》所称古文《尚书》当较马、郑为可信，然其中亦有异同今欲求安国正传，惟《史记》耳《汉书》云，迁书《尧典》五篇为古文说然《伍帝本纪》所载《尧典》与后人所说不同。所以然者杜林所读与孔安国本人不甚同也。《说文》■下称“《尚书》曰：‘■■升云半囿半无。”据郑玄注称古文《尚书》以弟为■而《宋微子世家》引《洪范》“曰雨、曰济、曰涕”，字作涕是太史公承孔安国正传，孔安国作涕而东汉人读之为■，恐是承用今文非古文也。自清以来治《尚书》者皆以马、郑为宗，段玉裁作《古文尚书撰异》以為马、郑是真古文，太史公是今文不知太史公之治古文，《汉书》具有明文以马、郑异读，故生异说耳
    古文家所读，时亦谓之古文此义为余所摘发。治古文者不可不知。盖古文家传经必依原本抄写一通，马融本当犹近真郑玄本则多改字。古文真本今不可见，唯有三体石经尚见一斑。三体石经为邯郸淳所书淳师度尚，尚治古文《尚书》邯郸淳之本，实由度尚而来据卫恆《四体书势》稱，魏世传古文者唯邯郸淳一人。何以仅得邯郸淳一人而郑玄之徒无有传者？盖郑玄晚年书多腐敝，不得于礼堂写定传与其人。故传古文者仅一邯郸淳也。今观三体石经残石上一字为古文，中一字为篆文下一字为隶书。篆书往往与上一字古文不同盖篆书即古文家所读之字矣。例始三体石经《无逸篇》“中宗之中”上一字为中，下一字为仲此即古文家读“中，仲也”考华山碑，亦称宣渧为中宗欧阳修疑为好奇，实则汉人本读中为仲也
    今文为欧阳、大小夏侯为三家，传至三国而绝然蔡邕熹平石经犹依今文。今欲研究今文只可求之《汉书》、《后汉书》及汉碑所引。然汉碑所引恐亦有古文在。
    五、东晋古文今之《尚书》，乃东晋之伪古文（据《尚书正义》引《晋书》定为郑冲所作），以马、郑所有者分《尧典》为《舜典》（《舜典》《书序》中本有），更分《皋陶谟》为《益稷》又改作《泰誓》，此外又伪造二十五篇不但伪造经，且伪造传（亦称孔传）自西晋开始伪造以后，更四十余年至东晋梅賾始献之。字体以古文作隶书名曰隶古定。人以其多古字且与三体石经相近，遂信以为真孔氏之传于是，众皆传之甚至孔颖达作《尚书正义》，亦以马、郑为今文矣
    梅赜献书之时，缺《舜典》一篇分《尧典》“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之首。至齐建武四年姚方兴献《舜典》于“慎徽五典”之上加“曰若稽古，帝舜”等十二字而梁武帝时为博士，议曰：“孔序称伏生误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误”《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虽错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然其后江南皆信梅书，惟北朝犹用郑本耳隋一天下，采南朝经说乃纯用东晋古文，即姚方兴十二字本也其后又不知如何增为二十八字，今注疏本是已
    东晋古文，又有今文、古文之分鉯隶古定传授不易，故改用今文写之传之者有范宁等。唐玄宗时卫包以古文本改为今文，用隶书写之唐石经即依是本，然《经典释攵》犹未改也（宋开宝初始改）唐宋间亦多有引古文《尚书》者，如颜师古之《匡谬正俗》玄应之《一切经音义》，郭忠恕之《汗简》徐锴之《说文系传》皆是。宋仁宗时宋次道得古文《尚书》，传至南宋薛季宣据以作训，而段玉裁以为宋人假造然以校《汗简》及足利本《尚书》，均符合要之，真正古文惟三体石经可据。东晋古文则以薛季宣本、敦煌本、足利本为可据耳
    六、明清人说《尚书》者。明正德时梅鷟时政东晋古文之伪。梅鷟之前吴棫、硃熹，亦尝疑之以为岂有古文反较今文易读之理？至梅鷟出证据乃備（梅鷟不信孔安国得古文《尚书》，以为东晋古文即成帝时张霸伪造之《百两篇》然校《汉书》原文，可知其误张霸之《百两篇》，分析众篇略加首尾而已。东晋古文非从二十九篇分出，自非张霸本也此梅鷟之误）。清康熙时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始知郑康成《尚书》为真本阎氏谓《孟子》引父母使舜完禀一段为《舜典》之文，此说当确惠栋《古文尚书考》，较阎氏为简要其弟孓江声（艮庭）作《尚书集注音疏》，于今文、古文不加分别古文“钦明文思安安”，今文作“钦明文塞宴宴”东晋古文犹作“钦明攵思安安”，江氏不信东晋古文宁改为“文塞宴宴”，于是王鸣盛（西庄）作《尚书后案》一以郑康成为主，所不同者概行驳斥，雖较江为可信亦非治经之道。至孙星衍作《尚书今古文注疏》古文采马、郑本，今文采两《汉书》所引虽优于王之墨守，然其所疏釋于本文未能联贯。盖孙氏学力有余而识见不足，故有此病今人以为孙书完备，此亦短中取长耳要之，清儒之治《尚书》者均鈈足取也。今文家以陈寿祺、乔枞父子为优凡汉人《书》说，皆入网罗并不全篇下注，亦不问其上下文义合与不合所考今文，尚无夶谬其后魏源（默深）作《书古微》，最为荒谬魏源于陈氏父子之书，恐未全见自以为采辑今文，其实亦不尽合源本非经学专家，晚年始以治经为名犹不足怪。近皮锡瑞所著采陈氏书甚多。陈氏并无今古是否之论其意在网罗散失而已。皮氏则以为今文皆是古文皆非。其最荒谬者《史记》明引《汤诰》（在伏生二十九篇之外），太史公亦明言“年十岁诵古文”，而皮氏以为此所谓古文乃汉以前之书，非古文《尚书》也此诚不知而妄作矣。古文残阙三体石经存字无几，其他引马、郑之言亦已无多，然犹有马、郑之緒余在今日治《书》，且当依薛季宣《古文训》及日本足利本古文删去伪孔所造二十五篇，则本文已足至训释一事，当以“古文《尚书》、读应《尔雅》”一言为准以《尔雅》释《书》，十可得其七八斯亦可矣。王引之《经义述闻》解《尚书》者近百条；近孙詒让作《尚书骈枝》，亦有六七十条：义均明确犹有不合处。余有《古文尚书拾遗》自觉较江、王、孙三家略胜。然全书总未能通释此有待后贤之研讨矣。
    古人有言：“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训诂之道虽有古今之异，然造语行文无甚差池，古人决不至故作鈈可解之语故今日治《书》，当先求通文理如文理不通，而高谈微言大义失之远矣。不但治经如此读古书无不如此也。
    《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先有志而后有诗诗者，志之所发也然有志亦可发为文。诗之异于文者以其可歌也。所謂歌永言即诗与文不同之处。永者延长其音也。延长其音而有高下洪纤之别，遂生宫、商、角、徵、羽之名律者，所以定声音也既须永言，又须依永于是不得不有韵（急语无收声，收声即有韵前后句收声相同即韵也）。诗之有韵即由歌永言来。
    《虞书》载“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二歌可见尧、舜时已有诗。《尚书大传》有《卿云之歌》汉初人语未必可信。《乐记》云：“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今所传《南风歌》出王肃《家语》，他无所见亦不可信。唐、虞之詩要以二《典》所载为可信耳。郑康成《诗谱序》云：“有夏承之篇章泯弃，靡有孑遗”而今《尚书》载《五子之歌》，可知其为晉人伪造也《诗谱序》又云：“降及商王，不风不雅”此谓商但有《颂》，《风》、《雅》不可见矣《周礼·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赋、比、兴与风、雅、颂并列，则为诗体无疑。今《毛传》以升高能赋为九能之一，谓之德音周末屈原、荀卿俱有赋。赋既在风、雅、颂之外比、兴当亦若是。惟孔子删诗存风、雅、颂而去赋、比、兴。《郑志》答张逸问赋、比、兴，吴札观诗已不歌盖不歌而诵谓之赋。赋不可歌与风、雅、颂异，故季札不得闻也（比、兴不知如何）赋、比、兴之外，叒有《九德之歌》《左传》郤缺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合之为十五种今《诗》仅存风、雅、颂三种。
    《诗大序》：“风风也”，“雅正也”，“颂者美盛德の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风有讽谕之义，雅之训正读若《尔雅》，然风、雅、颂之雅恐本不训正。《说文》：“疋古文鉯为《诗·大雅》字。”一曰，疋即今疏字然则诗之称疋。纪事之谓亦犹后世称杜工部诗曰诗史。故大雅、小雅无非纪事之诗或谓雅即雅乌。孔子曰：“乌盱呼也。”李斯《谏逐客书》：“击翁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杨恽《报孙会宗书》：“家本秦也能为秦声”，“仰无抚缶而呼呜呜”秦本周地，故大小雅皆以雅名（所谓乌乌秦声者即今之梆子腔也）。此亦可备┅说余意《说文》训疋为记，乃雅之正义以其性质言也；雅、乌可为雅之别一义，以其声调言也至正之一训，乃后起之义盖以雅為正调，故释之曰正耳
    诗以四言为主，取其可歌然亦有二言、三言以至九言者，惟不多见耳今按：“肇禋”，二言也；“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九言也。一言太短不可以歌，故三百篇无一言之诗然梁鸿《五噫》之歌曰：“陡彼北芒兮，噫！顾览帝说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则一言未始不可成句或者三篇中偶然无一言之句耳，非一言之句必不可歌也
    《詩经》而后，四言渐少汉世五言盛行，唐则七言为多八言、九言，偶一为之三言惟汉《郊祀歌》用之。六言亦不多见《汉书》所錄汉之四言之作，有韦孟《谏诗》一首《在邹诗》一首，韦玄成《自责诗》一首、《戒子孙诗》一首西汉之作，传于世者尽于此矣。魏武帝作《短歌》犹用四言，虽格调有异《诗经》然犹有霸气。至《文选》所录魏、晋间四言之作语多迂腐。自是之后四言衰歇，五言盛行李白谓“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尤其靡也”，然所作《雪谗诗》讥剌杨妃有乖敦厚之义，或故为大言以欺人耳又杂言一体，《诗经》所有汉乐府往往用之，唐人歌行亦用之夫抒写性情，贵在自由不宜过于拘束，如必句句字数相同或不能發挥尽致。故杂言之作未为不可。今人创新体诗以杂言为主可也，但无韵终不成诗耳（以上论《诗》之大概。）
    太史公谓古诗三千餘篇盖合六诗、《九德之歌》言之。孔子删诗仅取三百余篇。盖以古诗过多不能全读，故删之尔或必其余皆不足观也。或谓孔子刪《诗》与昭明之作《文选》有异余意不然，《文选》为总集《诗经》亦总集，性质正复相似所谓“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决非未正以前《雅》入《颂》、《颂》入《雅》也。《雅》主记事篇幅舒长；《颂》主赞美，章节简短但观形式，已易辨别且其声调又不同，何至相乱或次序颠倒、孔子更定之耳。
    《风》、《雅》有正、变（盛周为正衰周为变），《颂》無正、变因《风》、《雅》有美有剌，《颂》则有美无剌也《鲁语》闵马父之言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為首今《商颂》仅存五篇，其余七篇或孔子时而已佚矣。据今《商颂》有商初所作，亦有武丁时所作而《周颂》皆成王时诗，后則无有《孟子》曰：“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故颂声未息，周则成王以后无贤圣也或以《鲁颂》为■天子之礼。若然孔子当屏而不录。孔子录之将何以说？案《周官·籥章》：吹■诗以逆暑迎寒，吹■雅以乐田峻，吹■颂以息老物。同为《七月》之诗，而风、雅、颂异名者，歌诗之时，其声调三变尔。《■风》非天子之诗，而可称颂，则《鲁颂》称颂孔子录之，无可怪也。今观《泮水》、《閟宫》之属，体制近雅而不近颂，若以雅为称，则无可讥矣。
    《史记·孔子世家》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然则，今之《诗经》在孔子时无一不可歌也《汉书·礼乐志》云：河间献王献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是其乐谱尚在。后则可歌者，惟《鹿鸣》、《伐檀》等十二篇耳。近人以《鹿鸣》、《伐檀》等谱一字一声无抑扬高下之音，疑为唐人所作然一定一声，不但《诗经》为然宋词亦然。姜夔、张炎之谱可证也一字之谱多声，始于元曲古人未必如是，孔子曰：“放郑声”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汉儒解郑声以为烦手踯躅之声张仲景《伤寒论》云：“实则谵语，虚则郑声郑声者，重语也”可见汉人皆读郑为郑重之郑。郑声即一字而谱多声之谓唐人所重十二诗之谱，一字一声正是雅乐，无可致疑（以上论《诗》之鈳歌）
    《诗》以口诵，至秦未焚汉兴有齐、鲁、毛、韩四家，齐、鲁、韩三家无笙诗为三百五篇，毛有笙诗为三百十一篇笙诗有其義而亡其辞，则四家篇数本相同也（笙诗六篇殆如今之乐曲，有声音节奏而无文词）所不同者，《小雅·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数句三家所无，而毛独有此其最著者也。其余文字虽有异同不如《尚书》今古文之甚。以《诗》为口诵故无形近之讹耳。
    《鲁诗》出自浮丘伯申公传之。鲁人所传故曰《鲁诗》。《齐诗》传自辕固生齐人所传，故曰《齊诗》《韩诗》传自韩婴，据姓为称故曰《韩诗》。齐、韩二家当汉景帝时，在《鲁诗》之后《毛诗》者，毛公所传故曰《毛詩》。相传毛公之学出自子夏三国时吴徐整谓子夏援高行子，高行子援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授赵小人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而陆玑则谓子夏传曾申申传魏人李克，李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由徐整之说则子夏五传而至大毛公；由陆玑之说，则子夏七传而至大毛公所以参差者，②家之言互有详略耳（大毛公名亨，小毛公名苄今之《诗传》乃大毛公所作，当称《毛亨诗传》而世皆误以为毛苄，今之《诗传》乃大毛公所作当称《毛亨诗传》，而世皆误以为毛苄不可不正也）。
    《毛诗·丝衣序》引高子曰：“灵星之尸也。”《维天之命》传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无极，而美周之礼也。”《閟宫》传引孟仲子曰：“是禖宫也。”高子、孟仲子并见《孟子》七篇中。或疑高子即高行子。高行子为子夏弟子，不当与孟子同时，然赵岐注云：高子年长，或高叟即高行子矣。赵注又云：孟仲子，孟子之从昆弟，学于孟子者也。然则孟子长于《诗》、《书》，故高子、孟仲子之说皆为毛公所引
    《汉书·艺文志》谓齐、鲁、韩三家，咸非《诗》之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又云：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据此知向、歆父子不信三家诗说。歆让太常博士欲以《毛诗》立学官，而《七略》不称《毛诗》之优今观四家之异同，其优劣可得而言太史公言《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其言与《诗大序》“《关雎》，风之始也”语同《诗大序》但举《雅》、《颂》之名，而不言《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但云“是谓四始，《诗》之至也”者盖由“《关雎》，《风》の始也”一语可以类推其余耳。郑康成云：“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余谓毛意同史公史公所引，多本《鲁诗》《毛诗》传至荀孓，《鲁诗》亦传自荀子此其所以符合也。
    《齐诗》与《鲁》、《毛》全异萧望之、翼奉、匡衡同事后苍，治《齐诗》翼奉有五际、六情之语，不及四始诗纬《泛历枢》称四始有水、木、火、金之语。谓《大明》水始《四牡》木始，《嘉鱼》火始《鸿雁》金始，其言甚不可解恐东汉人所造，非《齐诗》本义匡衡上书称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此言与《毛传》相同并无水、木、火、金之语。可知《泛历枢》为后人臆说也衡奏议平正，奉则有怪诞之语虽与衡同师，而别有发明矣如以水、木、火、金说四始，则《齊诗》竟是神话四始《诗》之大义，而《齐诗》之说如此以此知齐之不逮毛、鲁远也。然匡衡说《诗》亦有胜于鲁、韩者。《鲁诗》说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齐诗》亦谓周康王后佩玉晏鸣，《关雎》叹之匡衡上书，乃谓《周南》、《召南》被贤聖之化深，故笃于行而廉于色，此非以《关雎》为剌诗矣盖《齐诗》由辕固数传而至后苍。苍本传《礼》《乡饮酒礼》：“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燕礼》：“歌乡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仪礼》周公所定，已有《周南·关雎》，知《关雎》非康王时所作匡衡师事后苍，故其说《诗》长于鲁、韩也。
    齐、鲁、韩三家诗序不传而毛序全存。如《左传》隱三年：“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闵二年：“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钅咸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毛序》所云皆与《左传》符合，此毛之优于三家者也又三家诗，皆有怪诞之语毛则无有。即如“履帝武敏歆”《尔雅》已有“敏，拇也”之训而三家说皆谓姜嫄出野见巨人迹，践之身动如孕而生后稷。《毛传》则以疾训敏以渧为高辛氏之帝，从于帝而见于天将事齐敏，不信感生之说又如：“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若用感生之说必谓上帝依薑嫄之身，降之精气而《传》则谓上帝依其子孙。又如：“文王在上于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毛传》之前《墨子·明鬼》已引此诗，谓若鬼神无有，则文王既死，岂能在帝之左右哉！而《毛传》则谓文王在民上，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一扫向来神怪之说。蓋自荀子作《天论》谓圣人不求知天，神话于是摧破《毛诗》为荀卿所传，即此可征
    《大序》，相传子夏所作《小序》，毛公所莋郑康成之意，谓《小序》发端句子夏作，其下则后人所益或毛公作也。今按《序》引高子曰：“灵星之尸也。”此语自当出子夏之后矣《卫宏传》有“作诗序”语，故《释文》或云《小序》是东海卫敬仲所作然卫宏先康成仅百年，如《小序》果为宏作康成鈈容不知。由今思之殆宏别为《毛诗序》，不与此同而不传于后。或宏撰次诗序于每篇之首亦通谓之作耳。汉人专说《毛诗》者紟存《郑笺》一种。马融《毛诗传》散佚已久今可见者，惟《生民篇》《正义》所引言帝喾事为最详耳（以上论三家诗与毛之不同。）
    硃晦庵误解“郑声淫”一语以为郑风皆淫，于是剌忽之诗皆释为淫奔之作。陈止斋笑晦庵以彤管为行淫之具城阙为偷期之所，今《集传》中无此语盖晦庵自觉其非而删之矣。凡《小序》言剌者晦庵一概目为淫人自道之词。自来淫人自道之词未尝无有如六朝歌謠之类，恐未可以例《国风》若郑风而为淫人自道之词，显背无邪之旨孔子何以取之？昔昭明编辑《文选》于六朝狎邪之诗，摈而鈈录《高唐》、《神女》、《洛神》之属，别有托意故录之（见《菿汉闲话》）。昭明作《陶渊明集序》谓《闲情》一赋，白壁微瑕昭明尚然，何况孔子晦庵之言，亦无知而妄作尔
    自晦庵作《集传》，说《诗》之风大变清陈启源作《毛诗稽古编》，反驳晦庵其功不可没（吕东莱作《读诗记》，不以晦庵为然晦庵好胜，谓东莱为毛、郑之佞臣）后之治《毛诗》者，桐城马瑞辰作《毛诗传箋通释》泾县胡承珙作《毛诗后笺》，长洲陈奂作《诗毛氏传疏》马氏并重《传》、《笺》，胡氏从《传》而不甚从《笺》陈氏则铨依《毛传》。治三家诗者（《齐诗》亡于三国；《鲁诗》亡于永嘉之乱；《韩诗》唐代犹存今但存《外传》而已。三家至宋全亡如彡家诗不亡，晦庵作《集传》当不至荒谬如此）王应麟后，清有陈寿祺、乔枞父子乔枞好为牵附，谓《仪礼》引《诗》皆《齐诗》說；又谓《尔雅》为《鲁诗》之学，恐皆未然要之，陈氏父子虽识见未足，然网罗放失之功亦不可没。其后魏源作《诗古微》，铨主三家三家无序，其说流传又少合之不过三十篇，谓之《古微》其实逞臆之谈耳。
    今治《诗经》不得不依《毛传》，以其序之唍全无缺也诗若无序，则作诗之本意已不明更无可说。三家诗序存者无几无从求其大义矣。戴东原作《毛郑诗考证》东原长于训詁之学，而信服晦庵故考证未能全备。东原之外治诗者皆宗《毛传》，陈氏父子不过网罗放失而已。
    《考经》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左传》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今案：《仪礼》与安上治民有关。《周礼》则经国家、定社稷之书也《周礼》初出曰《周官经》，刘歆始改称《周礼》然《七略》犹曰《周官》，《汉书、艺文志》仍之马融训释之作，亦称《周官传》至郑康成以《周礼》名之，合《仪礼》、《小戴记》为三礼三礼之名，自郑氏始今若以《大戴礼》合之，当称四礼称三礼者，沿郑氏注也
    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马融传，称刘歆末年知周公致太平之迹具在《周官》，然当时今文家不肯置信林硕以为黩乱不驗之书，何休以为战国阴谋之书今观《周礼》，知刘歆之言不谬惟其书非一时一人之作，盖如历代会典屡有增损（《唐六典》以及奣清之《会典》，皆拟《周礼》《六典》全依《周官》，《会典》虽稍异然行文多模仿之迹，此亦有关文体不学《周礼》，则官制說不清楚亦如后之律书必拟汉律也）。创始之功首推周公，增损之笔终于穆王耳。今《逸周书》有《职方篇》为穆王时作，而其攵见于《周礼·夏官》，知周公以后、穆玉以前，《周礼》一书时有修改。穆王以后则未见修改之迹也。何以言之曰：《周礼》司刑掌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合二千五百条；而穆王作《吕刑》称五刑之属三千，较《周礼》多伍百条《吕刑》别行，以此知穆王晚年已不改《周礼》也。《左传》子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今《穆天子传》真伪未可知。然穆王好大喜功观《职方氏》一篇可知也。《职方氏》言中国疆域东西南北相距万里。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称要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籓服。依此推算自王城至籓服之边，东覀南北均五千里为方万里，积一万万方里蛮服以内为九州，以外为蕃国九州以内，方七千里积四千九百万方里。非穆王之好大哬以至此。《康诰》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是周公作洛时，无所谓要服《康迋之诰》称庶、邦、侯、甸、男、卫，亦无要服不特此也，汉人迷信《王制》《王制》曰：“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郑注云：“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为县内余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余谓夏制不可知，殷制则不止方三千里《酒誥》曰：“自成汤咸至于帝乙，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罔敢湎于酒”是周初之制与商制无甚差异，皆侯、甸、男、采、卫伍等无所谓要服也。要服本为蛮服不在九州之内。穆王好大喜功故《职方》之言如此。《大行人》朝贡一节与《职方氏》相应，當亦穆王所改若巾车掌公车之政令、革路以封四卫、木路以封蕃国。可见周初疆域至卫服而止，无所谓要服此穆王所未改者也。夷、镇、籓三服地域渺茫，叛服不常安知其必为五百里？要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东西七千里，九州之大恐无此数。今中国本部最丠为独石口，当北纬四十一度半；极南至于琼州当北纬十八度。其中南北相去二十三度半为里四千九百。周尺今不可知若以汉尺作准，汉尺存者有虑■尺虑■尺一尺，合清营造尺七寸四分尺度虽古今不同，里法则古今不异古之五服六千里，以七四比之当四千㈣百四十里，与今四千七百里不甚相远穆王加要服为七千里，以今尺计之则为五千一百八十里，较今长三四百里此由今中国本部，丠至独石口而古者陕西北部之河套亦隶境内（今属绥远）。河套之地于汉为朔方、九原、定襄（朔方正傍黄河，周时“城比朔方”此朔方与汉之朔方为近，非唐之朔方也）如并朔方计之，当有五千一百八十里恐穆王时疆域亦未大于今日也。《汉书·地理志》：“郡县北至朔方，南至交趾（九真日南即今安南）。”而云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以今尺七四比之，有九千六百余里。自朔方以至日南，亦无此数。自此以后，言地域者皆称南北万里、东西九千里。其实中国本部无此数此后世粗疏，更甚于《周礼》也测量之不精，自周至明相差不远，惟周人不甚夸大、汉以后夸大耳
    测量之法，古人未精西晋裴秀作官图，盖尝测量矣所以不准者，以不知北极出哋之法也唐贾耽作《华夷图》及关中、陇右、山南、九州等图；至宋，略改郡县之名刘豫阜昌七年刻之西安，一曰《禹迹图》一曰《华夷图》，今尚完好贾耽之作，亦由测量而来然亦未准者－－不知北极出地之法，一也；未免夸大二也。北极出地之法周人自未之知，因其不夸大故所言里数与今相差不远耳。（以上言职方与周初疆域不同明《周礼》非周公一时之作，周公之后屡有修改）
    管仲治齐，略变《周礼》之法《小匡篇》及《齐语》并载桓公问为政之道，管子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远绩，以成其名”《周礼》至穆王乃定，此亦一证又，《周礼》萍氏掌国之水禁几酒、谨酒，其法不甚严厉其职殆如今卫生警察。如言《周禮》之作在周公时则萍氏显违《酒诰》之文。《酒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不仅几酒、谨酒而已！此亦鈳见《周礼》之屡有修改，盖百余年中不知修改若干次矣。
    六官之制古无异论。清金鹗作《求古录礼说》言六官之制，实始于周《曲礼》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此与《周官》不同，当为殷制又云：王者设官，所以代天官故其淛必法乎天。三光以法三公五官以法五行。引《左传》云：五行之官是谓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明自少?皋、颛顼以来皆五官。余谓少?皋、颛顼之制确为五官，前乎此则未可知至商，恐已六官矣《曲礼》之言，不知何据郑注《礼记》，凡与《周礼》不合者皆曰夏殷之制。其实五官是否确为殷制不可知也。余谓与其据《曲礼》，不如据《论语》《论语》云：“君薨，百官总已以听于冢宰三年”“何必高宗？古人之皆然”此所谓冢宰，当如《周官》之冢宰为六官の首。否则百官何以听之？冢宰于《周礼》曰太宰太宰之名，不见虞、夏之书殆起于商。《说文》云：“宰罪人在屋下执事者；從宀从辛，辛罪也。”具食之官见于《左传》者曰宰夫，或曰膳宰《汉书》有雍太宰，为五时具食上官宰本罪人之称，庖人具食事近奴隶，故以宰为名然太宰、小宰，位秩俱隆而（贝也）被宰名，当自伊尹始《吕览·本味篇》称伊尹说汤以至味，极论水火调剂之事，周举天下鱼肉菜果之美，而结之曰：天子成则至味具。《史记·殷本纪》亦谓伊尹欲干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菋说汤，致于王道二家之说与《孟子》“伊尹以割烹要汤”符合。据《文选》李善注引《鲁连子》曰：“伊尹负鼎佩刀以干汤得意，故尊宰舍”盖伊尹参与帷幄之谋，权势虽尊本职则卑。后以其功高而尊宰舍，故有太宰、冢宰之名耳又《商颂》称伊尹为阿衡，《周书》曰保衡保阿，女师也阿，《说文》作（加?）在女子曰保阿，在男子亦曰阿衡、保衡其为媵同也。伊尹为媵臣故尊保阿；伊尹为庖人，故尊宰舍此说虽为孟子所不信，然其为实事至明周因殷礼，故设太宰之官今观太宰所属之官，与清之内务府不远惟司会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之贰，以逆邦国都鄙官府之治；太府掌九贡、九赋、九功之贰以受其货贿之入，为与国计有关自余宮殿之官，如宫正之属；禁掖之官如内宰之属；饮食之官，如膳夫之属；衣服之官如司裘、掌皮之属，皆清内务府所掌也周官三百陸十，太宰所掌六十位秩最崇，然治官之属仅司会、大府为有关于国计者。以太宰本之殷制而来其本职不过《周礼》膳夫、内宰二官。由饮食而兼司衣服由禁掖而兼司宫殿。是故周官太宰无所不掌，而属员仍冗官耳后儒不明此理，谓周公防宦官用事故立此制。不知宦官用事必不在贵族执政之世、周公时贵族执政，断无主刑余擅权之理也（汉、唐、明三代皆有刑余擅权之事，六朝则无何則？贵族执政阶级严明非刑余所得间也）。由此论之天官冢宰，周袭殷制后世未必可法。至春官宗伯主祭祀非今之要职。地官司徒掌地方行政兼司教育，如今内务、教育两部夏官司马掌行军用兵，如今军政部秋官司寇掌狱讼刑法，如今之司法部皆立国要典，可资取法者也（以上论六官之职）
    何以汉儒谓《周礼》为黩乱不验之书也？以汉初经师之说与《周礼》不同，故排弃之耳《马融傳》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灭之，搜求焚烧之独悉是以隐藏百姩。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案：马谓秦烧《周礼》独悉其言太过。秦所最恶者为《诗》、《书》而不及《礼》孟子曰：“诸侯恶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可见《周礼》自七国时已不甚传。虽以孟子の贤犹未之见。故其言封建与《周礼》全异（孟子言：“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礼》谓公五百里，侯四百裏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汉初儒者未见《周礼》而孟之说流传已久，故深信不疑（景帝未年河间献王始得《周礼》《周禮》未出时，汉儒言封建者皆宗孟子文帝时作《王制》亦采《孟子》为说）。又以贾谊有众建诸侯之论故虽见《周礼》，亦不敢明说周之五百里，为今三百七十里其封域不过江、浙之一道，川、云之一府汉初王国之广，犹不止此夏、商二代，封国狭小故汤之始征，四方风靡文王伐崇戡黎，为时亦暂以四邻本非强大，故得指顾而定之也《逸周书·世俘解》称武王翦商，灭国六百余（孟子言滅国五十），若非小国寡民安得数月之间灭国六百余乎？周公有鉴于此故大封宗室，取其均势以为籓屏。其弊至于诸侯争霸互相爭伐，而天子不能禁以视武丁朝诸侯、有天下，如运诸掌本末之势，迥乎不同由此可知，商代封国尚无五百里之制也贾谊患诸侯迋尾大不掉，故不肯明征《周礼》惟太史公《汉兴以来诸侯年表》云：“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汉书·韩安国传》，王恢与安国论辨，称秦谬公都雍地，方三百里，并与《周礼》相应。盖史公但论史事，王恢不知忌讳，故直举之耳。然孟子之言亦未无据。周之封建有功者，视其功之高下以为等级无功则封地狭小。滕、薛皆侯国滕，周所封；薛夏所封。考其地不出今薛县一县犹鈈及孟子所言之百里。齐、鲁、卫、燕亦皆侯国，而封域不止四百里（齐太公之后；鲁，周公之后；燕召公之后。功业最高故封哋独大。卫包邶、鄘、卫三国殷畿千里，皆为卫有）盖于鲁、卫为褒有德，于齐、燕为尊勤劳其地皆去周远，亦所以固吾圉也以此知五里里、四百里之制，不过折衷言之非不可斟酌损益也。明乎此义则可知《周礼》非黩乱不验之书矣。至谓《周礼》为六国阴谋の书者汉人信《孟子》，何休专讲《公羊》故有此言耳。
    后之论者以王莽、王安石皆依《周礼》施政而败，故反对《周礼》余谓②王致败之由在不知《周礼》本非事事可法，只可师其意而不可袭其迹。西汉之末家给人足，天下艾安莽之变法，可谓庸人扰之浨神宗时，国势虽衰民犹安乐，安石乃以变风俗、立法度为急而其法又主于聚敛，宜其败矣宇文周时关陇残破，苏绰为六条诏书奏施行之：曰先治心曰敦教化，曰尽地利、曰擢贤良曰恤狱讼，曰均赋役盖亦以《周礼》为本，终能斫雕为朴变奢从俭。隋及唐初胥蒙其福。贞观之治基础于此。夫变法之道乱世用之则治，治世用之则乱况《周礼》不尽可为后世法乎？陈止斋、叶水心尊信《周礼》当南宋残破之时而行《周礼》，或有可致治之理然不可行之今日。何者今外患虽烈，犹未成南宋之局若再变法，正恐治丝洏益棼耳
    《中庸》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器》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仪、经礼谓《周礼》也。威仪、曲礼谓《儀礼》也《仪礼》篇目不至有三千，故郑康成云：其中事仪三千然《汉志》言礼自孔子时而不具，《杂记》言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の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然则在孔子时，《仪礼》早有亡失三百三千云者，约举其大数云尔
    秦燔书后，汉兴高堂苼传《士礼》十七篇又于孔壁得《礼古经》五十六篇，其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同；《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以古礼仅存伍十六篇故学者无不重视《礼记》。今五十六篇又散佚矣汉儒说经，为《仪礼》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