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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李鸿章的历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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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00 发布在
李鸿章历史定位论纲&&
--------------------------------------------------------------------------------作者：苑书义&&&&&&　　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李鸿章以儒生起家军旅，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太平天国运动是“四海变秋气”的封建衰世的农民群众企图用火和剑来变革现存的清朝统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在现世、在中国建立起来。尽管他们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实际上只能给自己套上一副带有光环的封建枷锁，但他们反对“鹰遍野，豺狼噬人”、内则残民以逞、外则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无可赦。 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　　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加速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李鸿章曾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冲要”，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就综合国力即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而言，封建的中国远逊于列强，因而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列强的枪炮就扫地以尽。李鸿章有鉴于此，明确指出：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中国无法取胜于疆场，因而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所谓“羁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笼络”。在应对列强欺凌时，始则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并实施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以夷制夷”之策；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李鸿章所以主张“羁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战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 腐朽王朝的忠臣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独特的性格特征　　李鸿章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一曰“拼命作官”。李鸿章“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因而他“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二曰“不学无术”。李鸿章曾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他直到晚年对此才有所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三曰“恃才傲物”。李鸿章入仕后，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心态畸变，飘然欲仙。他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尤轻侮之”。曾国藩看出李鸿章“近颇傲，非吉兆”，曾密札劝诫：“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黄：《花随人圣庵摭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李鸿章依然故我，“自信自大”，“喜嘲谑，忌者日众”。四曰“好以利禄驱众”。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大员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他注重“治国平天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他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周馥：《负暄闲语》，卷上）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王尔敏：《淮军志》）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结成的庞大群体，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受到“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的责难也就是当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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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朽王朝的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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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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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8:00 &&
是个恶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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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00 &&
楼主的转贴没有什么看点，纯官方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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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00 &&
楼主，你的评价不过是个大堂货，不值得评价！一个忘掉公正而把历史罪责归于臣子而忘记罪魁祸首的评价让人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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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00 &&
请问“管理员”，我在3楼的发言，有哪一个字是不合适的？只允许汉奸说话，不允许我有言论自由？你还敢拍着胸口说凯迪的宗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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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00 &&
有种你就把我所有反对给汉奸翻案的言论都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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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00 &&
客观 公正 理性 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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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5:00 &&
“管理员”大人，你不给个说法，我就到站务投诉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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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0 &&
李鸿章的历史定位由这家伙来说，实在没什么意思，都是些官方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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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00 &&
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环境去评判历史人物，这是平价一个先人的基本原则，但在看待李鸿章这样复杂的历史人物时，无意中往往忽视了这个原则。多年来，人们热衷于谴责洋务派“卖国”，但是，我们却很少看到对这些“卖国”主张赖以出现的社会背景的分析。于是，李鸿章之流仿佛是天生的“卖国”胚子。如果慈禧别开慧眼，选择了另一爱国志士执掌实权，中国近代史似乎就将面目一新。这样的推论，能令人信服吗?友：任何有影响的历史人物都不可能是荒岛中的鲁滨逊。不过，光发牢骚还不成，还得结合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谈。 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每十年必有一次重大战争。而从 70年代起，李鸿章都是这些战争的当事人之一。我们不防透过这些战争来看李鸿章的是是非非。 70年代最大的战争莫过于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这是中华民族在19世纪唯一取得重大胜利的爱国壮举。在这次战争中左宗棠成了民族英雄，而主张放弃新疆的李鸿章被目为卖国，收复新疆无疑是正确的爱国壮举。李鸿章在新疆问题上同左宗棠意见相左。但两者的分歧是不是爱国与卖国之争? 卖国是指背叛国家或为了个人及小集团的私利出让国家权益的严重罪行。它应该有严格的界说，不能随意混淆。同时，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一定要有实事求是精神，不能离开历史环境和全面情况作出简单、片面的论断。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各自的主张的呢?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日本藉口台湾居民杀死琉球船民，派兵侵略台湾。一向被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因学习西方而崛起，竟敢藐视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帝国，震动了朝野上下。同年九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一次上奏海防亟宜切筹，朝廷命军政大员详细筹议。李鸿章于十一月初二上《筹议海防摺》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此摺内容丰富，稍后再作全面分析。这里先看看他关于新疆的主张： “近日财用极绌，人所共知。欲图振作，必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而后定计。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而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师老财□，尤虑生他变。曾国藩前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今虽命将出师，兵力饷力万不能逮。可否密谕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一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粤蜀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可矣。……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李鸿章：《筹议海防摺》，《李文忠公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18-19页。朝廷既没有采纳李氏的意见，也没有赞同全力注重西征的主张，而倾向于海防塞防并重。而左宗棠在稍后的覆奏中，看似支持朝廷意见，实际是主张全力西征。因为在他看来，海防没有现实的危险：“窃维泰西诸国之协以谋我也，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必别有奸媒……商贾计日求赢，知败约必碍生计也，非甚不得已，何敢辄发难端。自轮船开办，彼挟以傲我者，我亦能之；而我又博心抑志，方广求善事利器益为之备；谓彼犹狡焉思启，顾而他之，似亦非事理所有。”左宗棠：《覆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摺》(光绪元年三月初七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第 33-34页。既然西方各国无意侵犯，而自己也已有足够的准备，海防不足为虑，言下之意就是应该全力西征。以上是当时海防、塞防之争中双方的主要观点。 这像不像爱国与卖国之争?左宗棠倒认为“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见自封者也。”左宗棠：《覆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摺》(光绪元年三月初七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第32页。有人居然从中挖出一条卖国路线，令人难以苟同。 第一，这是专制王朝就重大问题征询臣子的意见，不管说得对不对，都是为朝廷或国家筹谋。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某种主张出自一己或小集团的私利不惜损害国家利益讨好敌国，就不应该科以“卖国”重罪。遵循正常途径发表意见，即使是错误的，也不是什么罪行，何况是遗臭万年的卖国罪! 第二，双方分歧的焦点是战略部署和有限的财力如何分配。 今日话当年，左宗棠令大片国土免于沦亡，确实是功垂千古的伟业。在但李鸿章的主张是认为当时的主要危险来自漫长的海边，而这个地区尤其是京津和泸宁是国家的腹心所在，所以一定要以海防为重点。作为战略方针来说，这个主张是正确的。鸦片战争以来，侵略者主要来自大海，丧权辱国，衅端屡起，以海防为重点有什么不对?!但是，李鸿章在坚持这个正确主张的同时却陷入片面性的另一极端。他没有考虑到，在一个短时间内，西陲有事，集中人力物力先行解决也未尝不可。左宗棠的成功就是适应了后一需要，虽然他对海防形势的估计未免过于乐观。 李鸿章反复强调他所以提出这么一个主张根本原因在于财力不足，左宗棠也一再为军饷不足叫苦不迭。他们分歧的实质在于这个贫弱的国家如何分配极其有限的财力最为有利。左宗棠曾直言不讳：“饷事奇绌，实缘时论正急洋防，所有各省关常年协款均被占去。”“大抵财源只有此数，洋防不减，塞防增无可增，将来非从此着想，别无生发。”左宗棠：《致谭钟麟》(光绪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左宗棠未刊书牍》第 124页，岳麓书社1989年。李鸿章也认为：“西师不撤，断无力量兼谋东南。”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光绪元年正月初八)，《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五第3页。只要看看西征和海防费用支出的实际情况，就不能不承认他们说的都是老实话。清廷原来打算海防、塞防兼顾，但这个看似全面的主张在一个时期内不过是一纸空文。原定每年拨给海防费用四百万两，但自光绪元年(1875)七月至六年底“共出银四百八十二万六千六百十八两有奇”，李鸿章：《海防经费报销摺》(光绪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全集》奏稿卷48第40页。而其中近81万挪作他用，即平均每年不到73万两 (按五年半计)。西征军的情况又怎样呢?从光绪元年至三年，已支银2645万两，还欠下内外债务1077万两。两项合计共3722万两，平均每年1240多万两。左宗棠：《光绪元年正月初一至三年十二月底止军需款目报销摺》(光绪五年十一月初八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5第53页。如果加上赔付俄国的900万卢布(合银510多万两)，则为收回新疆而付出4200余万两，其中包括两次借外债共800万两。(没计四年、七年续借的750万两。而且这些外债的利率都比正常的高一至三倍)这些枯燥的数字说明，那些年清政府的财政非常困难，力不从心，只好把能够动用的财力主要用于西征。西征军统帅是左宗棠，而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办海防也义不容辞。他们关于海防、塞防何者为重的争论说到底就是争军费。这里有谁是谁非的问题，但硬说这是爱国与卖国之争，却未免过于牵强! 第三，不能笼而统之把任何放弃某些边疆的主张都说成是卖国。 孙中山是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竞相推崇的历史人物。可是，1912年初，他便对日本人说：“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孙中山：《与森恪的谈话》(日)，《孙中山集外集》1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年间又多次向包括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在内的日本人表示：“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孙中山：《与上原勇作的谈话》、《与河上清的谈话》、《与松永安左卫门的谈话》，同上书第225、228、236页。历史已经证明，企盼日本政府援助中国革命纯属不切实际的幻想。史家们对孙中山愿意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也有种种议论。但是，全面考察孙中山的言行，上述主张尽管是错的，也是救国活动中的权宜之计。 “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魂当为厉，以助杀贼!裂襟啮血，言尽于斯。”《谭嗣同全集》第546、532页，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这是谭嗣同献出年青生命前夕的遗言，读来令人心潮澎湃。他是无可争议的救国英雄。但甲午之战后，他在写给挚友的长信中有这么一段话：“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谭嗣同：《报贝元征》，同上第211页。白纸黑字，简直要把半个中国价让给英、俄!一个视死如归的烈士却如此主张，这可给史家留下了难题。于是，或闭口不谈，或点到为止，倒也没有什么人訾之为卖国。 不管出自什么动机，对前人的论著千万不可断章取义。以谭嗣同的这封长信来说，不愧为全面改革的纲领，力主既变器，又变道；广兴学校；大开议院；改革官制；改革财政税收制度；开公司、兴保险、建银行；修铁路、电报，办工厂；办报纸…… 弃夷夏之见，取人之长，去人之短。如此等等的见解，与康、梁等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之所以建议卖地，目的在于求得英、俄的金钱和保护，以为改革的条件。他清醒地看到：“夫保护之说，本不可恃，而此所谓保护……且须有十年之限制，吾暂假以为虎皮吓他国……吾得此十年闲暇，固足以自强矣。”谭嗣同：《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第211页。因此，他的出卖西北和蒙古等地的错误主张无非是基于救亡的紧迫而出现的局部性的认识错误。《马关条约》签订后，甚至一贯以主战著称的张之洞也建议：“急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以酬之……如英肯助我则酌量划分西藏之后藏一带地让与若干以酬之。”张之洞：《致总署》(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二日)，《张文襄公全集》卷七十八第2页。其出发点不过是两害相权求其轻。这些都同为了私利向敌人投降和出让国家利权的卖国勾当绝对不能混淆。李氏不是什么民族英雄。但他主张暂弃新疆无非是基于集中力量确保核心地带的战略思想，与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无关，更不是媚敌求荣求利。其实鸦片战争后弃边守本的主张发明权应属名声甚佳的魏源。他怎么说呢?“浙海岛屿林立，而舟山居其一。以险则非门户，以富则非沃壤，以大则仅弹丸。明汤和经理沿海，并未收入内地。……顺治八年，议政王大臣奏言；舟山乃本朝弃地，守亦无益，其命副都统率驻防满兵回京。此皆开国老成，瞻言百里。故康熙以前，皆弃化外……外重兵以守孤悬之岛，使外夷得以挟制，此不得地利者一。然而如之何?曰：弃定海，移其兵民于南田，严守宁波。”魏源：《筹海篇》一，议守，《海国图志》50卷本卷之一第5页，道光甲辰古微堂板。这是书生议政。用时髦话来说，这些人不论地位高低，都有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不论其主张正确与否，均出自为国筹谋的赤诚。他们最关心的是“本部十八省”，也就是华夏文化的核心地带，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出让或出租边远地带的意念便出现了。甲午战争的失败是近百年来的老问题。战争尚未结束，已经弹章争上，李鸿章成了众矢之的。但也有一批人挺身而出用各种形式为李氏辩护。我想，清军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李鸿章当然要负很大的责任。可是，满足于谴责某一个人，后人就无法获得应有的教益。从总体上看，甲午战争的研究也早已超过这个停留于表面的水平。海内外的史家已把这次战争的胜负同两国的社会状况、文化背景以及各自选择的现代化道路联结起来讨论。 一些老掉牙的问题谈得不那么腻味可不容易。不妨把大题目分解为一些小问题，交换交换意见。 有的史家认为这一仗所以打败，首先败在李鸿章的避战求和。如果按照帝党积极备战的方针办，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这是战略决策问题。在这次战争中，李鸿章是清政府的主要军事统帅，也是决策层中唯一有实战经验的人物。当时，光绪帝二十三四岁，长在深宫，不知战争为何物。他的主要助手，从帝师翁同J到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各大臣，绝大多数是文官，唯一的武将是步军统领荣禄，也没有打过仗。可是，李鸿章在这次战争中却“著著落后”，尽失当年指挥淮军同太平天国和捻军作战时那股英姿勃发的生气。这不能只归咎于年过七旬，生理老化；更主要的原因应在三十年的高官厚禄和宦海风云中去寻找。 对李鸿章军事决策的指责集中于两点：一是海上“避战保船”；陆上则是日军大举入侵朝鲜之际没有集中重兵支援朝鲜。而潜台词是李鸿章的政治思想妥协投降路线贻误了这次战争。 人们都承认，在这次战争中，无论是舰艇的数量、质量、装备水平和人员素质，日本海军均比北洋水师强。在丰岛海战中，后者又受到重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硬拼无疑是错误的。明智的选择是保存实力，伺机战斗。当时，李鸿章和丁汝昌的各项具体决定是否妥当，应该让对军事素有研究的专家去评说，我只想说明一点：“保船制敌”之计，是李氏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制定、并得到“一意主战”的皇帝及军机大臣们同意的。 请听李鸿章是怎样说的：“详考各国判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为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订购在先……仅每点钟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为极速……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添一船……惟不必定与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于争锋。不特北洋门户恃以无虞，且威海、仁川一水相望，令彼时有防我海军渡袭其陆兵后路之虞……用兵之道，贵于知己知彼，舍短用长，此臣所为兢焉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以求谅于局外者也。”《李鸿章复奏海军提督确难更易缘由摺》(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日战争》(三)第72-73页。两天后，军机处转达“上谕”，肯定李鸿章“为保船制敌之计，不敢轻于一掷”的意见，“密筹海军彼此情形战守得失，详晰覆奏，自系实在情形。”《军机处寄北洋大臣李鸿章上谕》(光绪二十年八月初一日)，同上第78-79页。我想，不管“保船制敌”的方针是否正确，都同所谓战与降两条路线之争，或李鸿章冀图保存实力以自固的恶劣品德无关。反之，当“谤书盈箧”之际，李鸿章这个奏摺为国筹谋的若衷仍溢于言表。这样说恐怕并不过分。 再看看集中重兵支援驻朝清兵的问题。 清兵是甲午五月初一出发援朝的，初五第一批援军抵朝鲜牙山；初七，第一批日军进驻汉城。从初九开始，中日双方便商量共同撤兵问题。但蓄谋已久的日本，边谈判边增兵，很快就超过10000人，远远多于仅2500人的清兵。 中国方面主张增兵的人不少。最早是驻日公使汪凤藻五月十四日的电报：“察倭颇以我急欲撤兵，横谋愈逞，其布置若备大敌，似宜厚集兵力，隐伐其谋，俟余孽尽平，再与商撤，可复就范。”《北洋大臣来电一》(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五日到)，同上 (二)第558页。翌日，袁世凯也建议：“似应先调南北水师迅来严备，续备陆兵，一面电汪使商办，并由总署酌请驻华各国使调处，或不至遽裂。”《北洋大臣来电一》 (光绪二十年五月十六日到)，同上第559页。李鸿章不同意他们的意见，明确地答复：“倭性浮动，若我再整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因拟必战，殊非伐谋上计。”《北洋大臣来电一》(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五日到)，同上(二)第558页。只答应：“添调数船往仁，聊助声势。”《北洋大臣来电一》(光绪二十年五月十六日到)，同上第559页。并将双方意见上报朝廷。清廷在看到这些报告后，指示李鸿章：“韩惊扰已甚，似宜电袁，喻以镇静。”《北洋大臣来电一》(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七日到)，同上第560页。 清廷态度转变，力主增兵，是五月二十二日的事，这一天一连两次降旨给李鸿章：“派出兵练千五百名，是否足敷剿办?如须厚集兵力，即著酌量添调，克期续发。”《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同上第568页。据现在情形看去，口舌争辩，已属无济于事。前李鸿章不欲多派兵队，原虑衅自我开，难于收束。现倭已多兵赴汉，势甚急迫。设胁议已成，权归于彼，再图挽救，更落后著。……著即妥筹办法，迅速具奏。”《军机处寄北洋大臣李鸿章上谕》(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同上第568-569页。在此以前，没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证明双方有重大的意见分歧。翁同J在第二天的日记中有这么一段记载：“朝旨屡饬李相添兵。仅以三千勇屯仁川、牙山一带，迟徊不进。嘻，败矣!”《翁文恭公日记》甲午五月二十三日，三十三册第50页。如“屡饬”指的是二十二日两次“上谕”，情况属实；如以此证明早就有非同小可的歧见，则过于牵强。在此以前，五月十九日，清廷曾电商李氏：“倭如添兵未已，我应否多拨以助声势，望审筹酌办。”但同时又认为：“此时倭之不敢遽谋吞韩，亦人所共喻；而藉口驻兵，则恐不免。”《发北洋大臣电》(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九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日战争》(二)第562-563 页。既然威胁不是那么严重，增兵的紧迫性也就减弱了。 五月二十二日后，李鸿章没有认真落实清政府的增兵意图。他既没有迅速调集北洋辖区内的部队入朝，更没有建议举国动员，损失了二十天左右的时间，在战争中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他真正调兵入朝，已经是六月中旬的事了。六月十二日，“奉旨：……现在和商之议，迄无成说，恐大举致讨，即在指顾。”《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二日)，同上第611-612页。十四日，李鸿章将进军部署上报。当天，翁同J等奉旨会同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各大臣详细审议后的结论是：“所筹尚属周密。”《翁同J等复陈会议朝鲜之事摺》(光绪二十年六月十六日)，同上第626页。随后即按这个方案执行。要是李鸿章早点下决心，五月二十二日以后就可以这样部署，这不是延误了二十天吗? 这次延误确实反映了五月下旬以来李鸿章同光绪皇帝等人的意见分歧。为什么李鸿章迟迟不赞成增兵?他在五月二十日说：“汪、袁皆请添拨重兵。鸿思倭兵分驻汉仁已占先著，我多兵逼处，易生事；远扎，则兵多少等耳……我再多调，倭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今但备而未发，续看事势再定。”《北洋大臣来电一》(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日到)，同上第563页。也就是说，他希望和平了结这一争端，避免矛盾激化。六月初十，叶志超来电提出：“此时速派大军由北来……此上策也。否则，请派商轮三四只来牙，将我军撤回。……是为中策。若守此不动……久役露处，暑雨受病，殊为可虑。”李鸿章在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电报中转达了上述意见后立即表示：“钧署现正与日商，未便遽添大军，致生疑阻。上策似须缓办。其中策……可否照办，请速核示。”《北洋大臣来电三》(光绪二十年六月初十日到)，同上第602 页。已经决定增兵的清廷，自然不会采纳这个建议。五月二十二日以后清廷虽不拒绝谈判，但一再督促李氏备战；而李氏虽然也曾提示部属作好打仗准备，而强调的是镇静和谈判。这就是双方的分歧。现在看来，清政府五月末有个主张比较全面：“此事如能善了，自较用兵易于收束……此与筹备两无关碍。”《发北洋大臣电》 (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同上第577页。侵略者只考虑利害而不顾是非。实力和周密的准备是争取和平解决争端的必要条件。李鸿章虽然对包括筹集战费在内的许多战备工作作了部署，但对显示实力为谈判后盾的策略却缺乏应有的理解。但这并不等于说清廷在这段时间的决策就完全正确。例如，他们一反初衷，不批准从朝鲜撤军的建议，失去了防止中国滚入泥潭的最后一个机会，现在看来就很难说是明智之举。而在这一点上李鸿章的建议却更符合实际，如被采纳，也许能大大减轻中国所受的损失。 我们不但要看到他们的分歧，而且要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些分歧的实质。中国大陆有好些史家喜欢以爱国的帝党同卖国或投降妥协的后党的争斗作为诠释这段历史的基石。但像慈禧这样一再误国的历史罪人，在这次战争中却同光绪皇帝唱的是同一曲调。翁同J留下同皇帝谈话的记录：“上意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又曰：“太后谕有不准示弱语。”《翁文恭公日记》甲午年六月十四日、十五日、三十三册第58 页。至于有人进而鼓吹主战等于爱国，主和就是卖国投降，便于分析复杂的历史事件无补。有的史家早就提出质疑。章鸣九：《试论洋务思想家对和战之争的态度》，《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李鸿章与光绪皇帝这一次的歧见，也不是什么爱国与投资之争，而只是策略或方法这争。形成这些分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 一是长期存在的理势之争的继续。 鸦片战争以来，如何处理同列强的关系，一直有从理出发还是从势即实际情况出发的不同主张。曾国藩就曾披露自己在两种主张间挣扎的心灵痛苦。在甲午之战中，光绪帝及其追随者着重固有的理，一再强调原有的属国地位不能改变，朝鲜内政不容干涉。这自然说得有理，如果前者还带有中世纪印记的话，后者则是理直气壮的现代国际关系原则。然而蛮横无理的日本侵略者却利用清廷灵活性不足的弱点，在有的问题上获得人们的同情。比如，日本侵略军赖在朝鲜的主要藉口是必须督促朝鲜改革其腐败的内政，并为此提出了一个按照资本主义原则全面“自主”改革朝鲜政治、经济、财政、司法、军事和教育等等的方案。从清政府到朝鲜国王都义正辞严，坚持内政不容干涉，改革等问题要待日本撤军后再说。光绪帝说：“不撤不讲”，《翁文恭公日记》甲午六月十五日，三十三册第58页。朝鲜国王则对日本人曰：“俟议撤兵后再议。”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28页。可是，据驻在朝鲜的袁世凯报告：“日大队陆续来汉，日间以自主革政告说，韩人颇炫惑，盼革政者尤多。……我以空口动韩，恐无济，势已未易挽回。日称扶韩自主，不但韩王及群小乐闻，即各国亦多默许。”李鸿章：《寄译署》 (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同上第721页。这就使有理的中国显得有些被动。其实，既坚持内政不容干涉的原则，又吸收对方意见的合理部分，主动改革内部的弊政以打破籍口，不是更加妥善吗?至于一些大讲“驭夷”之理，提出讨伐日本本土等奏摺，多半是书生之见，限于时间，就不必多费口舌了。 李鸿章则考虑“势”或实际情况较多。“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只有八艘。”，“历考西洋海军规制，但以船之新旧，炮之大小迟速分强弱。”北洋海军无论数量质量，都比日本逊一筹。沿海陆军“分布直东奉三省海口把守炮台合计二万人”；此外“备畿辅游击策应之师”二十营；以每营五百人计，两项合共约三万人。而“现在倭兵备调者实有五万”。《李鸿章复陈海陆兵数摺》(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二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日战争》(二)第583、584页。作为一方统帅，在考虑战和之机的时候，李鸿章自然不能不踌躇再三。 二是各受不同的传统观念羁绊较多。 慈禧和光绪皇帝主要的着眼点是维持上国“体制”，他们争的是不要有损“体面”，其他都不必深究。他们坚持的原则是：“韩为中属，本准自主；若但认自主，未认非属，尚不相妨。”《发北洋大臣电》(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二日)，同上第 581页。不惜出动大兵，主要目的是保住“属国”二字。为此，先是拒绝各国插手：“袁欲各国调处，似于中属体制有损……未便照办。”《发北洋大臣电一》(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七日)，同上第560页。后来，他们虽也希望借助他国力量，迫使日军撤离朝鲜，但总是心存戒备。五月下旬，他们就提醒李鸿章：“俄使喀希呢留津商办，究竟彼国有无助我收场之策，抑另有觊觎别谋?李鸿章当沈几审察，勿致堕其术中，是为至要。”《军机处寄北洋大臣李鸿章上谕》(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同上第 569页。稍后，英国参与调解，他们又警告李鸿章：“倭人肇衅，挟制朝鲜，傥致势难收束，中朝自应大张挞伐，不宜借助他邦，致异日别生枝节。”《军机处寄李鸿章谕旨》(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二日)，同上第581页。至于“大张挞伐”的力量来自哪里，他们考虑不多。能否顺应历史潮流，干脆让“属邦”独立自主?对他们说来更是闻所未闻的奇闻。 李鸿章对内外形势了解较多。他考虑的是什么呢?早在1880年，李鸿章就曾沉痛地指出：“中国诚能练兵防海，日图自强，不独朝鲜弱小未敢藐视，即欧西大国亦未尝不敬而畏之。若不图自强之策，终恐不能自立，亦何在乎属邦之从违!”李鸿章：《论维持朝》(光绪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一第43页。14年后，自强仍是遥远的幻境，如何处理属邦成了严峻的抉择。他也冀图维护固有体制，因而冒失地派兵入朝。但当察觉已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以后，他就比较清醒地考虑从那里脱身之计了。因为考虑到自身力量的不足，在对待蛮横的日本侵略者上，他把立足点放在以夷制夷的策略上。先是对俄国充满幻想，一再表示：“现俄国出为调处，或渐就范。”李鸿章：《复刘公岛丁军门》(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27页。“俄廷叠谕该使调处，必有收场。”李鸿章：《寄汉城袁道》(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同上第739页。后来，他又建议英国政府“速令水师提督带十余铁快舰径赴横滨……勒令撤兵。”在他看来“如英肯出力，以后添一会议，更可牵制俄，似为胜算。”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同上第740页。在为衰老的清帝国显赫一时的大员的幻想破灭苦笑之余，我们也可以看到李鸿章同慈禧、光绪皇帝的差别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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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传梁启超 著　　　第一章&& 绪 论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知此义者可以读我之“李鸿章”。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之历聘欧洲也，至德见前宰相俾斯麦，叩之曰：“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己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俾斯麦应之曰：“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鸿章曰：“譬有人于此，其君无论何人之言皆听之，居枢要侍近习者，常假威福，挟持大局。若处此者当如之何？”俾斯麦良久曰：“苟为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妇人孺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注：此语据西报译出，寻常华文所登于星轺日记者，因有所忌讳不敢译录也。）李默然云。呜呼！吾观于此，而知李鸿章胸中块垒，牢骚郁抑，有非旁观人所能喻者。吾之所以责李者在此，吾之所以恕李者亦在此。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一言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夫以甲国人而论乙国事，其必不能得其真相，固无待言，然要之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曰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此有识者所同认也。故吾今此书，虽名之为“同光以来大事记”可也。不宁惟是。凡一国今日之现象，必与其国前此之历史相应，故前史者现象之原因，而现象者前史之结果也。夫以李鸿章与今日之中国，其关系既如此其深厚，则欲论李鸿章之人物，势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观察夫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孟子曰：知人论世，世固不易论。人亦岂易知耶?今中国俗论家，往往以平发平捻为李鸿章功，以数次和议为李鸿章罪。吾以为此功罪两失其当者也。昔俾斯麦又尝语李曰：“我欧人以能敌异种者为功。自残同种以保一姓，欧人所不贵也。”夫平发平捻者，是兄与弟阋墙，而盐弟之脑也此而可功，则为兄弟者其惧矣。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二三月庚子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以此为非，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故吾所论李鸿章有功罪于中国者，正别有在。&& 李鸿章今死矣。外国论者，皆以李为中国第一人。又曰：李之死也，于中国今后之全局，必有所大变动。夫李鸿章果足称为中国第一人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则吾所能断言也。李之死，于中国全局有关系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在政府失一李鸿章，如虎之丧其伥，瞽之失其相，前途岌岌，愈益多事，此又吾之所敢断言也。抑吾冀夫外国人之所论非其真也。使其真也，则以吾中国之大，而惟一李鸿章是赖，中国其尚有瘳耶？西哲有恒言曰：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若李鸿章者，吾不能谓其非英雄也。虽然，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何在而无时势？故读一部二十四史，如李鸿章其人之英雄者，车载斗量焉。若夫造时势之英雄，则阅千载而未一遇也。此吾中国历史，所以陈陈相因，而终不能放一异彩以震耀世界也。吾著此书，而感不绝于余心矣。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孟子曰：放饭流f，而问无齿决，此之谓不知务。殆谓是矣。李鸿章晚年之著著失败，皆由于是。虽然，此亦何足深责？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而生于数十年以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无一能造时势之英雄以导之翼之，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而况乎其所遭遇，又并其所志而不能尽行哉？吾故曰：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但此后有袭李而起者乎，其时势既已一变，则其所以为英雄者亦自一变，其勿复以吾之所以恕李者而自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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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点不明之处，请教楼主：　一、“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无可赦”。　请问：1、如果现在乌龙山又出了土匪，政府派军队镇压之，领军将军是尽职的“忠义之士”，还是一个“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的刽子手？　　2、如果你认为将太平天国与乌龙山土匪相提并论不合适，请你解释一下天国在南京建都后的重大政权更替事件说明了什么。并请你解释一下为什么2000多年间那么多举着“替天行道，建立无压迫新社会”的农民运动一旦成事之后，老百姓依然象生活在旧社会中一样受压迫，然后，经过过几十年或上百年之后，再来一次同样的运动？这说明了什么？你认为天国是顺“时代潮流而动”的依据是什么？二、”加速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请问：”弱国无外交“这句话应该怎样理解？联系到现代社会中，某国驻某国大使馆被美国导弹炸了这样无异于轰炸本国领土的行为最后被某国的认命政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又如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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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李鸿章之位置中国历史与李鸿章之关系 本朝历史与李鸿章之关系&&&&欲评骘李鸿章之人物，则于李鸿章所居之国，与其所生之时代，有不可不熟察者两事。一曰李鸿章所居者，乃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而又当专制政体进化完满，达于极点之时代也。二日李鸿章所居者，乃满洲人入主中夏之国，而又当混一已久，汉人权利渐初恢复之时代也。论者动曰：李鸿章近世中国之权臣也。吾未知论者所谓权臣，其界说若何。虽然，若以李鸿章比诸汉之霍光、曹操，明之张居正，与夫近世欧美日本所谓立宪君主国之大臣，则其权固有迥不相俟者。使鸿章而果为权臣也，以视古代中国权臣，专擅威福，挟持人主，天下侧目，危及社稷，而鸿章乃匪躬蹇蹇，无所觊觎，斯亦可谓纯臣也矣。使鸿章而果为权臣也，以视近代各国权臣，风行雷厉，改革庶政，操纵如意，不避怨嫌，而鸿章乃委靡因循，畏首畏尾，无所成就，斯亦可谓庸臣也矣。虽然，李鸿章之所处，固有与彼等绝异者，试与读者燃犀列炬，上下古今，而一论之。中国为专制政体之国，天下所闻知也。虽然，其专制政体，亦循进化之公理，以渐发达，至今代而始完满，故权臣之权，迄今而剥蚀几尽。溯夫春秋战国之间，鲁之三桓，晋之六卿，齐之陈田，为千古权臣之巨魁。其时纯然贵族政体，大臣之于国也，万取千焉，千取百焉。枝强伤干，势所必然矣。洎夫两汉，天下为一，中央集权之政体，既渐发生，而其基未固，故外戚之祸特甚。霍、邓、窦、梁之属，接踵而起，炙手可热，王氏因之以移汉祚，是犹带贵族政治之余波焉。苟非有阀阅者，则不敢觊觎大权。范晔后汉书论张奂皇甫规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盼，则天命可移，而犹鞠躬狼狈，无有悔心，以是归功儒术之效，斯固然矣。然亦贵族柄权之风未衰，故非贵族者不敢有异志也。斯为权臣之第一种类。及董卓以后，豪杰蜂起，曹操乘之以窃大位，以武功而为权臣者自操始。此后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字文泰之徒，皆循斯轨。斯为权臣之第二种类。又如秦之商鞅、汉之霍光、诸葛亮，宋之王安石，明之张居正等，皆起于布衣，无所凭藉，而以才学结主知，委政受成，得行其志，举国听命；权倾一时，庶几有近世立宪国大臣之位置焉。此为权臣之第三种类。其下者则巧言令色，献媚人主，窃弄国柄，荼毒生民，如泰之赵高，汉之十常侍，唐之卢杞、李林甫，宋之蔡京、秦桧、韩麟校髦蹊⑽褐蚁停径敷猓拮惚仁４宋ǔ贾谒闹掷唷Ｒ陨纤恼撸泄晁迫ǔ迹跃∮谑且印要而论之，愈古代则权臣愈多，愈近代则权臣愈少，此其故何也？盖权臣之消长，与专制政体之进化成比例，而中国专制政治之发达，其大原力有二端：一由于教义之浸淫，二由于雄主之布划。孔子鉴周末贵族之极敝，思定一尊以安天下，故于权门疾之滋甚，立言垂教，三致意焉。汉兴叔孙通、公孙弘之徒，缘饰儒术，以立主威。汉武帝表六艺黜百家，专弘此术以化天下，天泽之辨益严，而世始知以权臣为诟病。尔后二千年来，以此义为国民教育之中心点，宋贤大扬其波，基础益定，凡缙绅上流，束身自好者，莫不兢兢焉。义理既入于人心，自能消其枭雄跋扈之气，束缚于名教以就围范。若汉之诸葛，唐之汾阳，及近世之曾、左以至李鸿章，皆受其赐者也。又历代君主，鉴兴亡之由，讲补救之术，其法日密一日，故贵族柄权之迹，至汉末而殆绝。汉光武宋艺祖之待功臣，优之厚秩，解其兵柄；汉高祖明太祖之待功臣，摭其疑似，夷其家族。虽用法宽忍不同，而削权自固之道则一也。洎乎近世，天下一于郡县，采地断于世袭，内外彼此，互相牵制，而天子执长鞭以笞畜之。虽复侍中十年，开府千里，而一诏朝下，印绶夕解，束手受吏，无异匹夫，故居要津者无所几幸，惟以持盈保泰守身全名相劝勉，岂必其性善于古人哉？亦势使然也。以此两因，故桀黠者有所顾忌，不敢肆其志，天下藉以少安焉。而束身自爱之徒，常有深渊薄冰之戒，不欲居嫌疑之地，虽有国家大事，明知其利当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群议逆上旨以当其冲。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者，满廷人士，皆守此主义焉，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渐矣。逮于本朝，又有特别之大原因一焉。本朝以东北一部落，崛起龙飞，入主中夏，以数十万之客族，而驭数万万之主民，其不能无彼我之见，势使然也。自滇闽粤三藩，以降将开府，成尾大不掉之形，竭全力以克之，而后威权始统于一，故二百年来，惟满员有权臣，而汉员无权臣。若鳖拜，若和|，若肃顺、端华之徒，差足与前代权门比迹者，皆满人也。计历次军兴除定鼎之始不俟论外，若平三藩，平准噶尔，平青海，平回部，平哈萨克布鲁特敖罕巴达克爱鸟罕，平西藏廓尔喀，平大小金川，平苗，平白莲教天理教，平喀什噶尔，出师十数，皆用旗营，以亲王贝勒或满大臣督军。若夫平时，内而枢府，外而封疆，汉人备员而已，于政事无有所问。如顺治康熙间之洪承畴，雍正乾隆间之张廷玉，虽位尊望重，然实一弄臣耳。自余百僚，更不足道。故自咸丰以前，将相要职，汉人从无居之者（将帅间有一二则汉军旗人也）。及洪杨之发难也，赛尚阿琦善皆以大学士为钦差大臣，率八旗精兵以远征，迁延失机，令敌坐大，至是始知旗兵之不可用，而委任汉人之机，乃发于是矣。故金田―一役，实满汉权力消长之最初关头也。及曾胡诸公，起于湘鄂，为平江南之中坚，然犹命官文以大学士领钦差大臣。当时朝廷虽不得不倚重汉人，然岂能遽推心于汉人哉？曾胡以全力交欢官文，每有军议奏事，必推为首署遇事归功，报捷之疏，待官乃发，其挥谦固可敬，其苦心亦可怜矣。试一读曾文正集，自金陵克捷以后，战战兢兢，若芒在背。以曾之学养深到，犹且如是，况李鸿章之自信力犹不及曾者乎？吾故曰：李鸿章之地位，比诸汉之霍光、曹操、明之张居正，与夫近世欧洲日本所谓立宪君主国之大臣，有迥不相俟者，势使然也。且论李鸿章之地位，更不可不明中国之官制。李鸿章历任之官，则大学士也，北洋大臣也，总理衙门大臣也，商务大臣也，江苏巡抚湖广两江两广直隶总督也。自表面上观之，亦可谓位极人臣矣。虽然，本朝自雍正以来，政府之实权，在军机大臣（自同治以后，督抚之权虽日盛，然亦存乎其人，不可一例），故一国政治上之功罪，军机大臣当负其责任之大半。虽李鸿章之为督抚，与寻常之督抚不同，至若举近四十年来之失政，皆归于李之一人，则李固有不任受者矣。试举同治中兴以来军机大臣之有实力者如下：第一&&文样沈挂芬时代&&&&同治初年第二&&李鸿藻翁同时代&&同洽末年及光绪初年第三&&孙毓汶徐用仪时代&&光绪十年至光绪廿―年第四&&李鸿藻翁同时代&&光绪廿一年至光绪廿四年第五&&刚毅荣禄时代&&&&&&光绪廿四年至今案观此表，亦可观满汉权力消长之一斑。自发捻以前，汉人无真执政者，文文忠汲引沈文定，实为汉人掌政权之嚆矢。其后李文正翁师传孙徐两尚书继之，虽其人之贤否不必论，要之同治以后，不特封疆大吏，汉人居其强半，即枢府之地，实力亦骤增焉。自戊戌八月以后，形势又一变矣，此中消息，言之甚长，以不关此书本旨，不具论。 由此观之，则李鸿章数十年来共事之人可知矣。虽其人贤否才不才，未便细论，然要之皆非与李鸿章同心同力同见识同主义者也。李鸿章所诉于俾斯麦之言，其谓是耶。其谓是耶，而况乎军机大臣之所仰承风旨者，又别有在也，此吾之所以为李鸿章悲也。抑吾之此论，非有意袒李鸿章而为之解脱也。即使李鸿章果有实权，尽行其志，吾知其所成就亦决无以远过于今日。何也？以鸿章固无学识之人也。且使李鸿章而真为豪杰，则凭藉彼所固有之地位，亦安在不能继长增高，广植势力以期实行其政策于天下。彼格兰斯顿、俾斯麦，亦岂无阻力之当其前者哉？是故固不得为李鸿章作辩护人也。虽然，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此吾于李鸿章之地位，所以不得置辩也。若其功罪及其人物如何，请于末简纵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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