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梳理
和：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武帝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张骞应募任使者，于建元二年出陇西，经匈奴，被俘。后逃脱，西行至大宛，经康居，抵达大月氏，再至大夏，停留了一年多才返回。在归途中，张骞改从南道，依傍南山，企图避免被匈奴发现，但仍为匈奴所得，又被拘留一年多。元朔三年（前126），匈奴内乱，张骞乘机逃回，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情况，武帝授以太中大夫。因张骞在西域有威信，后来汉所遣使者多称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张骞对开辟从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卓越贡献，至今举世称道。
昭君出塞是中国上的一个真实故事。王昭君，名嫱（音强），是西汉元帝时的宫女。南郡秭归（今湖北省秭归县）人，以“良家子”被选入宫。她因出塞远嫁至漠北的匈奴，为匈奴呼韩邪单于稽侯珊之阏氏；对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汉与匈奴两族之间的团结友好关系作出了贡献，而名垂史册，。
指的是什么：人们通常所指的丝绸之路是穿越中亚、翻过帕米尔高原、抵达西亚的线路。若再往北走，则是北路，往南走是南海路。公元前139年，张骞首次从长安出使西域，到达楼兰、龟兹、于阗等地，其副手更远至安息国,身毒国等。丝绸之路的意义：不仅是中国联系东西方的“国道”，也是整个古代中外经济及文化交流的国际通道。
西汉时，都护治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与渠犁田官相近，屯田都尉属都护。都护开幕府。都护职在统领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及其以东城郭诸国兼督察乌孙（伊犁域）、康居（今锡尔河中游地带）等行国，颁行朝廷号令；诸国有乱，得发兵征讨。至新莽末年（公元23年左右），西域乱，都护李崇没于龟兹，遂罢都护。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西域18国请复置都护，光武帝不许。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始以陈睦为都护。次年，焉耆、龟兹叛，共攻杀陈睦，遂罢都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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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反三（巩固练习，成绩显著提升，去）
根据问他()知识点分析，
试题“材料一：下图再现了“张骞出使西域拜别汉武帝”的情景，（1）汉...”，相似的试题还有：
汉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时期，汉通西域和丝绸之路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请回答下列问题。(1)两汉时期的西域指的是哪些地方？汉武帝遣使通西域的初衷是什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开通丝绸之路的重大意义是什么？开通这条路功劳最大的是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新疆早在西汉就成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标志性事件是什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此下列事件最有说服力的是()
A.张骞通西域
B.西汉设西域都护
C.开辟丝绸之路
D.班超出使西域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结合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步骤一：走进历史上的民族关系(1)举出秦朝时期反映中原王朝与匈奴之间关系的一件事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举出西汉时期反映中原王朝与匈奴之间关系的事例。(战和各举一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步骤二：体验历史上的民族关系(3)下图再现了“张骞出使西域拜别汉武帝”的情景。写出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时间。张骞出使西域最终起到了什么作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步骤三：感悟历史上的民族关系(4)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关系的主流是什么？由古及今，我们应该树立什么样的民族意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
中华文明在其形成和发展中，对内有纳百川巨流的浩瀚胸襟，对外有吸引一切异质文明精华的宏伟气魄，从而形成了自己博大精深的独特体系。在当今世界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下，我们更应该对外开放，吸纳人类文明成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文化发展，建设我们的和谐社会。
开辟中外交流的新纪元。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是谁？是张骞。中国汉代张骞，两次通西域，开凿了丝绸之路，此壮举完全可以和欧洲的新航路开辟相媲美。日本京都大学史文库编审、教授池田昭曾这样说：“张骞的身上凝聚了最优秀、最典雅、最非凡的东方人的气质。他在2140年前完成了那个影响了东西方的时间，每每让人想起，都心存感激而激动难抑。”
西汉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进入了汉武帝的鼎盛时期，汉武帝对外征伐回夷，开拓疆土。中国大规模对外派政治使节是从汉代开始的。张骞通西域，与这位雄才大略的武帝是分不开的。公元前139年（建元二年），为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对于未知的路途与危险，汉武帝空破都怀疑张骞一行人能否回来。张骞一行人从长安出发，经陇西向西行进，一路日晒榆林，风吹雪打，环境险恶，困难重重，没有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仰的人是无法坚持下来的。当他们来到河西走廊，就被占据此地的匈奴骑兵发现。张骞一行人全部被俘。匈奴在秦汉之际势力大扩张，占据漠南漠北，阻碍西域与内地联系，阻塞了中西交往的通道，而且还不段南下侵扰。所以汉武帝派张骞联月氏夹击匈奴。匈奴单于知道张骞西行的目的，便把他们软禁，分散开去放羊牧马，严加管制。还给张骞娶了匈奴女为妻，监视和诱降。张骞度日如年，一直等待时机逃跑，一定要完成自己的使命。11年后（前128年），张骞终于逃出匈奴，继续西行，经过葱岭，大宛，康居，后再到大月氏。这时大月氏已西迁，不想向匈奴报仇，张骞未能与之达成联盟目的，不得不返回。但他获得了大量有关西域各国的人文地理知识。
张骞在东归途中，再次被匈奴抓去，后又设计逃出，终于历尽千辛万苦，回到了别离13年的长安。这次通西域，使生活在中原内地的人们了解到西域的实况，也激发汉武帝“拓边”的雄心，发动了连续抗击匈奴的战争。名将卫青、霍去病在此后给予匈奴沉重的打击。第一次通西域，虽未能达到原来的政治目的，却了解了西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风俗等情况，这对打通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是十分宝贵的一次尝试。司马迁《史记》中称之为“凿空”壮举，这绝不为过。当今巴基斯坦国立伊斯兰堡博物馆，阿里.哈布鲁.易卜拉欣这样评价张骞事件：“绵延横亘数千里的高山和沙漠、凶险莫测的河流，在冬季任凭暴露碾压的无边草原厖，这些都是张骞本人要依靠双眼和畜力一步一步走过的。除此之外，他还要应付随时随地突如其来的战争威胁。他必须处心积虑应付着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民族的每一句话。这就是2140年前张骞张骞事件的美丽所在。”
在公元前127年到公元119年，汉武帝派名将卫青、霍去病对匈奴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收复河西地区并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等郡。保证了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19
年，汉王朝为断“匈奴右臂”，联络乌孙抗击匈奴。张骞带三百多人顺利来到乌孙，并派副使访问了康居、大宛、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家。当时达到乌孙正碰上乌孙内乱，加之乌孙朝野素来畏惧匈奴，不敢于汉朝结盟。不过乌孙王答应与汉通使，并携带几十匹著名的乌孙马，于公元115年抵达长安，先后历时四年。张骞所遣通大宛等过的副使，多由所访国使者陪同陆续来朝，中国同西域各国之交通从此开始。公园前60年，汉朝在轮台设立西域都护府，领有天山以南的地区，乌孙也归汉朝管辖，于是中国和大宛成了邻国。至此，陆上丝绸之路的东段完成打通。
张骞是古代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杰出的探险家，旅行家和外交家。两次通西域，长达17年，行程万里，沿途历尽艰险，备尝辛劳。他的出使不仅促进了内地与新疆各族友好关系，达到了孤立匈奴的目的，而且进一步沟通了西北陆上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在张骞之后前往西域的汉朝使者，为了取得西域各地人民的信任，仍然打着张骞的旗号，皆称博望侯。
张骞不畏艰险，两次出使西域，为中国和世界文明交流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首先开通了长期被匈奴阻塞的陆上东西交通，使欧亚大陆间经济文化大通道得以畅通，从而打破了东西方文明的隔离状态，使东方大汉帝国与西方的希腊，罗马等文明古国开始全面接触和交往。其次，使汉朝政府掌握西域各国真实情况，并初步与他们建立了友好关系，开创了中国与西域各国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国际格局。第三，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国漆器、丝绸、造纸等生产技术传传至西域。西域的葡萄、黄瓜、胡豆、石榴及音乐舞蹈和佛教传入中国，大大丰富了中国和西域各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张骞“凿空”壮举沟通了亚洲内陆交通要道，与西欧诸国正式开始友好往来，开拓丝绸之路，完全可以称之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对于张骞“凿空”的重要意义，上面我已经陈述。那为什么要称作“凿空”呢？在张骞“凿空”之前，丝绸之路以存在，有商队经过的。《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厖于是，西北过始通汉矣，然张骞凿空厖。”据《史记》索隐解释：“案谓西域险，本无道，今凿空通也”/最初出现的通西域的道路，由于种种原因（如战争、恶劣环境、个人因素和没有强实力的政府支持等等），没有得到繁荣和畅通。最重要的原因是国家间纠纷与战争。特别是匈奴阻塞通道。再有是山川阻隔，沙漠荒野，缺乏食宿饮水和没有安全保障而通行艰难。加之语言不通，地理概况模糊，冒险通行是件危险的事情。而张骞通西域后，使人们了解了西域各地地理情况，又有汉政府支持，与西域各国建立起友好关系，使横贯亚洲的通道得以发展，从而出现了中西交通空前繁荣和畅通。各国使者，商人沿着张骞开通的道路，来往络绎不绝。是张骞将这东西方之间最后的珠帘掀开。所以称张骞“凿空”并不夸张。
张骞“凿空”丝绸之路，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张骞开通的西北陆上丝绸之路，堪称世界史展开的主轴、联系亚欧非洲的大动脉、世界经济文化的大通道。张骞出使西域沟通了中国文明和希腊文明，波斯文明，确切地说，是东方与西方。古丝路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和洛阳为东起点（一说以洛阳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西北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不
仅丰富了沿途各个国家的物质文化生化，还促进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碰撞，推动世界文明的精神。
在物质上，中国丝绸、漆器、铜镜等物品和冶铁、凿井、造纸等生产技术传向西方。促进东南亚、中亚及欧洲民族文明的进步，同时也反过来促进中国商业的发展。西方的一些物产和珍禽异兽传入中国。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中原没有的葡萄、苜蓿、胡麻、黄瓜、胡椒、胡桃等，丰富了农作物品种，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华夏民族的饮食结构。此外，大批珍禽异兽从西域和中亚输入中国，促进中国畜牧业的发展和牲畜品种的改良。张骞第二次通西域出使乌孙，带回了几十匹优良的乌孙马。
在精神上，首先是东方文化西传。随着物质文化的传入，中国文明也随着马玲声传入西方。从不同的社会层面影响西方社会发展。其次，是外来文化传入中国。西域音乐及舞蹈、波斯的美术、印度的佛教等艺术与宗教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传统艺术与中华文化。
丝绸之路的开辟，促成了中国与世界交流，通过交流，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得到发展，推动人类社会文明，为近代社会文明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张骞“凿空”的深远影响在中外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对外开放，与外界交流，从各个方面吸取营养，补充新鲜血液，以丰富自己，充实自己，才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辉煌发达。历史证明了这个真理，汉唐的盛世，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对外开放，兼容外来文明的结果。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对外开放，虚心学习接见外来文明，则国家昌盛；反过来闭关自守，妄自尊大，本位主义膨胀，排斥一切外来文明是要亡国的。
张骞“凿空”时，交通工具落后，只有靠畜力，环境险恶，困难重重，而如今我们进入了一个国际化高科技时代，交通工具、信息传播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便利优越。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先进条金，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学习张骞“凿空”精神，在世界交流、碰撞和合作中积极汲取外来文明精华优秀成果，促进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和和谐社会的建立。
交流是硬道理，只有交流才能发展，才能创新。张骞“凿空”历史证明：因政治原因或其他因素导致交流之路的暂时关闭和切断，是不能阻止人类文明传播与交流的。让我们发扬张骞的“凿空”精神，自觉克服历史遗留下来的封国保守的惰性，对外开放，以兼容博大的心胸对待世界各种文明，取其精华，丰富中国文明体系，同时促进世界交流，为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文化大汇流作出贡献。
1.白庆红：《张骞通西域“凿空”的内涵及意义》，德州学院学报，1999年01期
2.张少华：《论丝绸之路的文化意义》，《理论观察》，2005年第6期
3.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书海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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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史记#大宛列传6记载 :
, ,于是 , 西北国始通于汉矣 , 然张骞凿空 , ,。 0 对于 张骞凿空5史记索隐6 解释说:
谓西域险 , 本无道路 , 今凿空.........
“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其后岁余, 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 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
张骞凿空、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这三个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分别发生于: a.......
张骞出使西域,前后达十余年,历尽镑种艰险。他的西行,传播了汉 朝的声威,获得了大量前所未闻的西域资料,所以司马迁把此行称为“凿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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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遏制匈奴。而乌孙马的出现，加上方士的蛊惑，汉武帝决意要得到大宛马。大宛马引入后，中国的马种逐步得到了改良。作者：宿景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在人类的思想史上，存在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一个新概念形成之时，往往具有强大的刺激作用，从而使人们对问题的观察和研究出现新的跃进，并将与之相关的知识质量，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一带一路”无疑属于这样的一个概念。自习近平主席两年前阐扬这个概念以来，人们愈发感到有必要更多地了解欧亚大陆的地理和历史，有必要更深入、更系统地了解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历史，从而更清晰地理解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的现实，更准确地认识与之相关的战略问题。张骞出使西域的意图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认真地回顾一下古人所做出的伟业，总能给人们提供一些教益。张骞出使西域一事，古代被称为“凿空”，是中西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事情的原委和经过，司马迁在《史记?大宛传》中记载很详细：“张骞汉中人，建元中（公元前140-135年）为郎。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逃遁而常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陇西。”司马迁笔法洗练，寥寥几句话说明了张骞出使西域的意图。过去百余年来，中外历史学家对此事的大背景早有深入的研究。据充分的考证，约在公元前2000多年前，也就是大禹建立夏朝，中国开启“家天下”历史之时，整个欧亚大陆的北部地区，自中国经中亚、印度、波斯至西亚和东欧这一广大的原野，已普遍出现了一种不同于农业的经济形式，即游牧业。在寒冷和干旱地区，游牧业是当时唯一有效的经济形式。与农业相比，游牧业使用的劳动力较少，而经济效率却很高，可以获得充足的肉食和奶食品，畜毛可制作毡房、绳索，畜皮可制作衣服、靴子、皮带、马缰和其他各种皮件。也就是说，与农业一样，游牧业也是一种自给自足式的经济形式，人们日常经济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都可自产自用。而且与同一技术水平的农业相比，游牧业可以产生更多地剩余产品，其中一部分可以同农民进行正常的交换。游牧业之所以被称之为游牧，是因为要根据季节变化转换牧场。通常是春季分散开来，各赴距营地较远的山地牧场放牧，秋末再集中返回到较为温暖避风的平原地带，安置营地过冬。从冬季来临直到第二年二、三月份，游牧民往往会进行一些集体行动，或者是围猎，或者是外出作战，最常见的是劫掠附近的农民。《礼记》（卷十七月令第六之三）曰：“孟秋行冬令，则阴气大盛，介虫败谷，戎兵乃来。”可见，周朝的时候，游牧民每年一到秋冬便来劫掠，几乎被人们看作是一种自然现象。对于游牧民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种辅助的经济性活动，借此取得他们所缺乏的粮食、布匹和金钱。马背上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从他们的远古祖先那里继承了一项独特的技术，就是精于制造复合式弓，或者称∑弓。这种弓用几层韧性极佳的木条和动物筋健粘合而成，非常轻巧，横长不到一米，但力道十足，可以射中300米外的目标，100米内可射穿盔甲。中世纪时欧洲人普遍用整根的紫杉木制作长弓，其长度至少要达到两米，但力量仍不到∑弓的一半。在枪炮出现以前，这种弓可说是最完美的武器，极具杀伤力。加之游牧民族自幼便习于骑马、射箭，身体强壮，惯于野外生活，善于长途奔袭，可说是天生的战士，对农耕民族确有明显的军事优势。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时，中国北方游牧文明已经历了近2000年时间的发展，技术和文化都达到了很高水平。当时有三大族：东胡的游牧地在今内蒙赤峰、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一带，他们是契丹人和蒙古人的祖先；匈奴据有今内蒙鄂尔多斯、呼和浩特、包头一带，被认为是突厥人的祖先；月氏据有今甘肃和宁夏地区，他们是一支印欧语系的民族。据《史记?匈奴传》记载，“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较弱，且夹在东胡和月氏两强之间，对两边都称臣。但在公元前209年，也就是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那年，匈奴与东胡开战，打败了东胡。随后又在公元前165年打败了月氏。这样，匈奴的疆界大为扩展，东部抵达辽东，西部囊括新疆。汉高祖刘邦在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七年），曾亲率32万大军与匈奴作战，结果中了匈奴诱兵之计，所带先头部队被围困在山西大同白登山，达7天7夜。经过“白登之围”，刘邦认清与匈奴进行武力相抗，并非明智之举，于是转而以提供财物等绥靖手段，笼络匈奴，以维护边境安宁。汉武帝于公元前141年即位，时年仅有17岁，英气勃勃，锐意革新。当时汉朝经过高祖、吕后、文帝、景帝60余年休养生息，国力正强。公元前140年左右，汉武帝得到一个重要情报：匈奴打败了月氏，用月氏王的头颅饮酒，月氏痛恨匈奴，很想与他人联手共击匈奴。汉武帝正筹划讨伐匈奴，得到这个情报后，便招募才能之士出使月氏。张骞应招被任命为使臣，另一个叫堂邑父的胡人担任副使，一同从西安启程，出陇西，前往西域，目的是与月氏建立同盟，共同进攻匈奴。张骞出使西域经过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途中经过匈奴地界，被匈奴截留。《史记》所记：“经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余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曰：‘若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导驿，抵康居，康居传至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太子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留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单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汉拜骞为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初，骞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张骞出使西域路线图匈奴首领单于截留张骞，理由很充分：月氏在我的北面，汉朝怎么能不经我同意就派使臣呢？如果我想往南越国派使臣，汉朝方面能允许吗？单于将张骞留住了十余年，娶了妻，生了子。最终，张骞还是乘机带着属下逃离匈奴，到了大宛，即现今的费尔干纳谷地，是乌兹别克、塔吉克和吉尔吉斯三国交界地区。由此证明，张骞西行的路途，就是汉代所谓的北道，即沿着天山南麓西进，经喀什，然后越过帕米尔高原抵达大宛。在大宛国王的帮助下，张骞再向北，途经一个小国康居，终于在公元前129年左右，抵达了月氏，其游牧地在阿姆河流域，现今的布哈拉一带。阿姆河发源于帕米尔高原和兴都库什山脉，是中亚地区的一条大河。阿姆河是突厥语的称呼，中国在汉代称之为妫水。阿姆河流域曾属古波斯帝国，是伊朗文明向东拓展的前驱，以土地肥沃富饶著称。公元前329年左右，被亚历山大大帝率领的马其顿和希腊联军所征服。亚历山大去世后，他的一个部将塞琉古夺取了中亚和西亚广大地区的统治权，建立了塞琉西王朝，将大批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向阿姆河流域迁移。公元前256年，当地的希腊人从波斯人手中夺得了政权，建立了一个希腊化的国家巴克特里亚（Bactria），中国称之为大夏。据历史学家考证，月氏最初败给匈奴后，先是退避至祁连山，然后又远避至天山北麓的伊犁河谷，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暖湿润，宜于畜牧，是乌孙人的祖居地。乌孙人和匈奴人是近亲，都属于突厥语系。月氏人打败了乌孙，一度占领了这块土地。但乌孙得到匈奴的援助，不断地与月氏缠斗，迫使月氏离开伊犁继续西迁，时间约在公元前160年至158年。张骞抵达月氏时，月氏已立了新国王，在新的游牧地安定地生活了多年。据西方史学家的研究，约在公元前145年，巴克特里亚被月氏人和塞种人合力征服。而据张骞的报告，月氏当时仍依附于大夏。月氏与汉朝相距遥远，对于张骞带来的联手报复匈奴的建议，很是无语。张骞在月氏住了一年多，始终没有得到一个答复，便启程返回。本想绕过匈奴的地界，从羌族控制的青海地区通过。但计划落空，再次被匈奴截留，时间应是公元前127年。过了一年多，单于去世，匈奴内乱，张骞带着妻子和堂邑父一并逃脱，回到了西安，被封为太中大夫，时间为公元前126年。出发时百余人的队伍，仅张骞、堂邑父二人返回。汉武帝对西域的经略汉武帝派遣张骞远赴西域，最初的目的是利用月氏与匈奴间的血仇，借助月氏的力量，一举击败匈奴。但张骞发现，汉武帝最初得到的情报并不准确，月氏无意再与匈奴为敌，对汉朝对付匈奴起不了作用。可以说，在这一点上，张骞此次出行完全没有达到目的。但张骞取得了很多更有价值的情报，对于汉武帝随后制定的西进战略，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张骞是中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第一位旅行家，他经过这次漫长的旅行，了解到在西北方向游牧民族的后面，还有几个地广万里的大国和许多城郭之国。张骞所见到的大宛、大夏和康居，皆为深受伊朗和希腊文明所影响的地区，和平富庶，利于通商。他知道在大宛得西面还有安息，也就是伊朗。在大宛得西南方向几千里外，还有印度。此外，张骞还了解到一个关键性的情报，占据着伊犁河谷的乌孙人与匈奴不睦，汉朝可以与之加强联系，制约匈奴。公元前127年，即张骞从西域返回的前一年，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征讨大同以西、黄河南岸的匈奴，取得重大胜利，对其开疆拓土之雄心，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张骞返回后，向汉武帝报告了所了解到的情况，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多为汉武帝所采纳。汉武帝具雄才大略，积极进取，采取了一系列举措：首先是加强对匈奴的攻势，竭力打通前往西域的道路，保护中西交通线。公元前123年，卫青再次率军击匈奴，在阴山南麓、黄河北岸一带与匈奴交战，互有胜负。张骞任校尉随军出征，因为了解水源和草场情况，对军队作战有利，被封为博望侯。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上万骑兵出陇西，深入匈奴境内数千里，过焉支山（现甘肃山丹县东南），逾居延（甘肃张掖），至祁连山，攻取了匈奴休屠王和浑邪王的游牧地（现今甘肃凉州河甘州）。据《史记?匈奴传》，单于对休屠王、浑邪王军事失利极愤怒，欲召诛之，二王恐，谋降汉。休屠王后悔，浑邪王遂杀之，率所部归降汉朝，汉征召了两万辆车乘迎之。汉武帝重赏浑邪王，封为万户、漯阴侯。汉武帝还重葬休屠王，任命休屠王之子为侍中，赐姓金。于是，河西及陇西北一带，不再有匈奴骑兵出没。两年后，卫青、霍去病各率5万骑兵，分兵两路攻伐匈奴，大胜。匈奴远遁，霍去病俘获了匈奴高层八十余人，在漠北“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瀚海”。这是汉武帝时期对匈奴最后一次大规模作战，由于缺少马匹，此后没再出大军远程作战。但经此一战，西北地区匈奴势力大为削弱，汉朝与西域之间的道路基本上打通。其二是与乌孙建立同盟，向中亚地区宣扬中国国威。公元前119年，张骞向汉武帝建言：乌孙王昆莫原本向匈奴称臣，后来兵力稍强，不肯再依附于匈奴。匈奴屡被汉朝打败，在西北地区的势力几乎被扫清，地空无人。如果能向乌孙提供足够的钱财，将其招至西北地区，就相当于斩断了匈奴的右臂。此外，乌孙以西的各部族也可一并招来。汉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任命张骞为中郎将，率一支300人的使团，带着600多匹马、上千只牛羊及大量金钱和丝绸前往乌孙。张骞以汉朝的名义向昆莫送上了厚礼，并转达了汉武帝的旨意：如果乌孙能够从伊犁移居至以前匈奴休屠王、浑邪王的游牧地，汉将会遣送公主给昆莫作夫人。据《史记?大宛传》，乌孙王昆莫幼年丧父，被匈奴单于收养，少年时便继承乌孙王位，英勇善战，甚至连匈奴后来也很忌惮他。但现今年事已高，威望大不如前。而乌孙其他的部落首领都畏惧匈奴，不愿离开伊犁，莫昆不敢向张骞作出承诺，按汉朝的计划行事。张骞在乌孙住了一段时间，和当年在月氏一样，“未得要领”，于公元前118年返回。乌孙是汉朝在中亚地区的第一个落足点，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战略支柱国家。张骞在乌孙时，向大宛、康居、月氏、大夏、安息（伊朗北部）、身毒（印度）、于阗（和田）等国派遣了副使，而乌孙提供了翻译、马匹及护卫。一年以后，这些国家派出的使团陆续来到了西安，亲眼目睹了中国文明之发达，中国幅员之广、物产之富，不能不与中国亲善。于是，汉朝与西域各国开始有了正式的外交往来，而乌孙在这一时期起到了示范和桥梁作用。张骞返回时，乌孙派出了数十人的使团，随张骞来到西安，向汉武帝谢恩。据《乾隆御批历代纲鉴》（卷十六），乌孙使臣“见汉广大，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匈奴怒，欲击之。乌孙恐，使使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乌孙通过使臣了解到汉朝之强大，提出向汉称兄，娶汉公主，借重汉牵制匈奴。公元前115年（元封六年），汉武帝决定派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以公主的身份出塞，下嫁昆莫作右夫人，匈奴也派遣公主，嫁给昆莫作左夫人。昆莫年老，加之语言不通，细君公主“悲愁思归，作《黄鹄之歌》”。汉武帝亦“闻而怜之”，多次派人前去探望。后来，昆莫想让细君公主嫁给他的孙子岑陬，公主不听，上书言状。汉武帝“欲与乌孙共灭匈奴”，下诏“从其国俗”。于是，岑陬便娶了公主。昆莫死后，岑陬被立为乌孙王，汉朝与乌孙间的关系愈加稳固。其三是在前匈奴游牧地置郡，派军队屯戍，向西修筑长城和“亭障”。汉朝原本打算将原匈奴浑邪王的游牧地留给乌孙，但既然乌孙不肯东来，汉武帝便于公元前115年（元鼎二年）设置了酒泉郡，管辖这一地区，并派军队屯戍，又从内地迁移来了一些人口充实力量。后又设置武威郡，以断绝匈奴和羌之间的通道。后来，随着往来西安和西域的使臣往来越来越多，且不时遭到匈奴的截杀。为了保护通道，再设置了张掖和敦煌二郡。为了更有效地防御匈奴，汉朝利用当地的天然形势，向西修建绵延不绝的长城，沿途设置“亭障”，即军事堡垒，以将匈奴摒于水草丰富地带之外。到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左右，自酒泉至敦煌西北玉门关的长城和“亭障”已告完成。到公元前101年（太初四年），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军征伐大宛得胜凯旋时，汉朝“自敦煌至盐泽，往往起亭”，说明汉朝的军事设施的前沿，已延伸至罗布泊一带。可见当时对西域经营的投入之巨大，进展之迅速。张骞出使西域的附带成果汉武帝积极经营西域，阻止了匈奴南下的道路，开辟了中西交通线路，树立了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威信，这些都是张骞出使西域后带来的最重要的成果。除此之外，张骞出使西域也附带产生了其他一些成果：其一是汉朝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经略，促进了自中国经南海、至印度东部的海上交通发展。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在阿姆河流域见到了现今四川出产的竹杖、蜀布，问当地人，说是来自印度。张骞据此相信，既然印度有四川地区的物产，那么从中国西南应可以通往印度，且不很远。他认为，如果从西南方向印度抵达西域，这样既可避开匈奴，路途也可能会更容易行走。汉武帝根据张骞的报告，决定向西南方向派出几路人马，探索前往印度的道路。各路使者费尽千辛万苦，才知道西南地区重山覆岭，陡涧森林，竹木丛茂，径路狭窄，上如登天，下如入井，比西北道路难行很多倍。从四川的西南方向，皆为高山峻岭，根本找不到通往印度的道路。四川东南贵州、广西、云南方向，因道路难行，尚与外界隔绝。僻远小国各自为政，不知汉朝之广大。汉武帝派遣的使臣抵达后，滇王和夜郎王都曾这样发问：“汉孰与我大？”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汉武帝派遣巴蜀军队进入贵州、云南，降服滇王。从此，长江以南各地相继纳入中国版图。到东汉初年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力量推进至滇西边隅，威震缅甸，自此终于得以从西南方向通过缅甸与印度交往。海上交通方面，汉武帝时亦有重大进展。自汉高祖刘邦去世后，南越地区一直自立为国，处于事实上的独立状态。公元前111年（武帝元鼎六年），汉武帝派军进入南越，设置了南海（治番禺）、苍梧（治广信）、郁林（治布山）、合浦（治徐闻）、交趾（治安南）、日南（治安南）等九郡。自此之后，汉朝可自南越与东南亚、印度南部开展海上交通。据《前汉书?地理志》所记：“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以上所言黄支国，据中外学界早年考证，即是印度东海岸的Kanchipura，唐玄奘《大唐西域记》中译为建志补罗国。一般认为，在汉代时，中外海上交通线路最远可到达印度。其二是从西域引入了多种重要物产，改良了中国的马种。古代西亚地区的具有某种特殊的自然地理优势，集中了许多可以驯化的植物和动物。西亚是野生小麦的原产地，早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就已被驯化，经过了漫长的7000年时间，至公元前1000年左右，通过游牧民族传到中国北方地区。随着张骞出使西域、中西交通线路贯通后，中国开始有目的地从西亚引入各种作物。第一批引入的植物中，就有葡萄、苜蓿、石榴、胡豆、胡瓜、胡桃、胡麻、胡葱等等。汗血马汉代从西域引进的所有物种中，最著名的是大宛马，俗名“汗血马”。张骞在西域时特别注意到，大宛国“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汉武帝闻之，派遣使臣带着重金和金马远赴大宛国都贰师城求购。但大宛国王不肯卖，汉使怒，砸坏金马而去。有大宛贵族让东边一个叫郁成的小国国王将汉使截杀，汉武帝大怒。据《乾隆御批历代纲鉴》，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汉武帝以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军三千讨伐大宛。因为期望大军到贰师城取良马，所以号贰师将军。但此次远征准备不足，没到大宛，在郁成就遭到惨败，残余部队退回敦煌。李广利留在敦煌，不敢回京。但汉朝的声誉必须挽救。汉武帝认为，大宛是小国，若大宛都不能攻下，那么大夏等国必会轻视汉朝，大宛良马更难得到。于是，两年后命李广利率兵六万重新出征。汲取了上次经验，这一次可谓倾全国之力，“天下骚动”，特别注意给养的供应，且专门任命两位驯马行家为“执驱马校尉”，准备攻破大宛后挑选良马。大军一路征战，越过帕米尔高原，攻破郁成国，追斩了郁成国王。至大宛时，还剩三万兵力，围城四十余日，最终双方达成协议：汉军停止攻城，大宛将马带出城，任汉军挑选；大宛向汉军提供粮草；大宛立新国王，与汉达成盟约，双方罢兵。汉军于是得良马数十匹，中马以下3000余匹，第二年凯旋回朝。汉武帝得大宛马，作《西极天马之歌》。辞曰：“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天马徕，历无皂，径千里，遁东道。天马徕，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游昆仑。天马徕，龙之媒，逝阊阖，观玉台。”李广利将功补过，被为海西侯，所有将士皆论功行赏。汉武帝之所以甘愿花费重金，甚至不惜大动干戈以求得良马，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出于迷信。汉武帝时，方士的势力很大，受方士之说的迷惑，汉武帝求仙之心甚是殷切，盼望乘龙升天成仙。根据方士之说，神龙虽不可见，但神马可以代龙，且“神马当从西北来”。如《西极天马歌》中所说的“从西极”、“龙之媒”。汉武帝最初从得到乌孙马就非常喜爱，称之为天马。再得到大宛汗血马，更加偏爱，于是将乌孙马改称西极，称大宛马为天马。在中国，最常见的是蒙古矮种马，汉代时主要从匈奴和东胡等游牧民族那里购买。乌孙马和大宛马属于今天的土库曼马，至今仍是世界上声誉卓著的优良马种，价格上仅逊于最高贵的阿拉伯马。土库曼马有好几个种系，最好的就是大宛马，不仅体态神骏，气势骠悍，强壮有力，奔跑迅速，动作敏捷，且温驯合群，热爱主人。大宛马有阿拉伯的血统，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汉武帝《西极天马之歌》中所说的“虎脊两”，也被称为“双脊”，指马的脊椎两侧有两条肉脊，如同老虎的脊背一样。长有这种肉脊的马，即便不备鞍，骣骑也很舒服。马在古代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是现代人所难以想象的。对于古代的人们而言，马既是生产力，也是战斗力，代表着不畏艰险、积极进取、昂扬上进的精神。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遏制匈奴。而乌孙马的出现，加上方士的蛊惑，汉武帝决意要得到大宛马。派使臣带重金前去求购，结果被杀，激怒武帝。派军轻率前往，惨败而归，再派大军前去攻城掠地，终于得到了良马。对武帝的这种做法，后世评价多不以为然，但肯定其因此而打开了中西通道，建立了空前的伟业。19世纪水彩画上的土库曼马大宛马引入后，中国的马种逐步得到了改良。但由于得到的种马不足，中国从汉代到唐代，甚至到明代，一直都非常热衷于寻求“汗血马”。在来自于域外的一切物产中，对于中国而言，最想得到的始终是神奇的“汗血马”。其三是促成丝绸大量输出。张骞出使西域，本无直接的商业目的，但他发现西域有“蜀布”，且来自几千里之外的印度，说明当地人极为珍视这种中国特产，所以才辗转经印度购得。汉代时，中国主要有两种布料，一是麻布，二是丝绸，棉花要到元代以后才从西域引入，所以尚无棉布。张骞所说的“蜀布”无疑是四川出产的丝绸，因为没有人愚蠢至辗转数千里贩卖不值钱的麻布。养蚕织丝虽不一定发源于四川，但汉代时，四川确实是丝业发达兴盛之地。仅从字面上看，“蜀”字指的就是蚕丛。《三国志?张飞传》中提到，刘备率军攻取益州后，向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人，都各赐锦千匹。汉代时，中国丝绸织品供应充足，即使是寻常人家也往往身穿绸缎。恒宽编著的《盐铁论》中，收录有当时贤良对这种风尚的批评意见：“富者缛绣罗执，中者素绨锦永”，意指普通百姓随意穿的衣服，和后妃穿的衣服没什么两样。张骞当年从匈奴逃至大宛时，当是两手空空，但了解到西域人珍视丝绸后，便有了底气，要求大宛国王派人护送他至月氏，承诺将来“汉之贿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后来大宛使臣来到中国，印证了张骞的承诺并非虚言，汉武帝对于这些外国客人很是慷慨，“散财帛以赏赐”。至于以后汉朝使臣再前往西域，都必须带足丝绸，当作旅费，因为西域人都认丝绸，“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游牧民族通常用皮革缝制衣服，而丝绸服装不仅华丽，适宜出席郑重庄严的场合，且极柔软，贴身穿更是非常舒适。据古代史料所记，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士兵出征时通常要配备丝绸内衣，这一方面是为了减少士兵行军作战的苦痛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减少伤亡。中国产的丝绸通常都织得很密实，极富韧性，如果穿有丝绸内衣，当被来自较远距离的箭射中时，箭簇往往会不会直接穿透丝织物，而是带着丝织品一并穿入体内，拔出箭簇时，丝织物会一并带出。这样，丝绸内衣便起到减缓箭簇冲击力的作用，伤口也容易愈合。很多游牧部落善用毒药，涂抹在箭簇上。当被这种箭簇射中时，是否穿有丝绸内衣，其差别可能会更加明显。匈奴人可能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知识。中国丝绸不仅得到各个游牧民族的珍爱，更重要的是，它在更遥远的西方，一个当时尚不为中国人所知的文明之邦，遇到了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即罗马帝国。张骞出使西域时，罗马帝国正在兴起，其势力已扩张到希腊。罗马帝国全盛时期，它的势力一度延伸至底格里斯河东岸。关于丝绸对罗马的影响，西方学者自古有细致的观察和结论。简言之，罗马之强盛、富裕，讲求奢华之程度，比起其他各游牧民族来，高出绝不止一两个档次，因而，丝绸这种奢侈品对于罗马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影响之深，也绝非游牧民族和各商业民族所能比拟。罗马帝国对丝绸的需求近乎无限据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所记，罗马帝国境内制纱工艺最高的地方是腓尼基人城市西顿，在现今的黎巴嫩一带。中国丝绸质地很密，游牧民族用来抵挡箭伤，而西顿的妇女会把它们拆散，再用亚麻纤维混纺在里面，做成松散的织物，不仅可以卖出更高的价钱，而且罗马贵妇人最喜爱的也正是这种织物。穿上这种布料制作的服装，会有全身透明感，手足的转动、皮肤的颜色都能显示出来。罗马贵妇人对丝绸织品的需求近乎于无限，罗马的战士为此四处征战，从各地劫掠金银珠宝，再用它们从各国商人手中购买丝绸。丝绸由此成为媒介，将中国和罗马这两大文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叙利亚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及中亚、西亚其他各个民族，在中国和罗马之间活跃着，成为中间商。中亚和西亚由此成为各种文明的交汇处，商业贸易则是中亚绿洲城市繁荣的主要源泉。正是由于有了贸易商队，草原游牧民族才不仅可以出售牛、马、皮革、羊毛、猎鹰，也可以向过往商队征税，从而得到一笔固定的收入，用以购买谷物、武器、铁器、织品和其他各种奢侈品。正因如此，游牧部落的首领们通常对商业持支持的态度，为商队提供便利，在自己的境内保障商队的安全。罗马人不甘于永远与丝绸的原产地相隔绝，曾尝试开通至中国的陆上和海上通道，以便直接来中国购买丝绸。其他民族则为维护经济利益和政治独立，极力阻止其与中国直接交往，彼此之间形成对立，为此而引发的战争亦是连绵不绝。罗马衰亡后，甚至东罗马帝国也学会养蚕织丝以后，中国丝绸对于西方人的魅力仍未减损。中国至欧洲的陆上和海上通道，被冠以很多名称，包括“瓷器之路”、“香料之路”、“茶叶之路”，但最深入人心、实至名归的名称，永远是“丝绸之路”。远观“一带一路”战略所谓事有古今，志无古今。事有通变，志无通变。长远看，“一带一路”顺应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全球化的大趋势，必能铸成一番伟业。为图完全，以不负天时，仍不妨从历史中多寻些经验，以备参考。张骞出使西域和汉武帝经略西域一事，至少可以给今人以下三点启示：其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成功之根基，在于中国的强盛。习近平主席倡扬的“一带一路”战略，其宗旨是通过加强公路、铁路、港口、电力、电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家间各种制度安排，从海路两途将欧亚大陆各国间的经济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新的、且由欧亚大陆人民所能自己掌握的“命运共同体”。这不仅是中国长远的发展战略，也为欧亚大陆乃至整个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新思路。自古以来，周边各国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皆以实际利益为先，有利则趋之，有害则避之。张骞出使西域时，即向所至各国言明，只要与中国通好，必有重利可图。各国由此心动，纷纷派来使臣，“丝绸之路”才得以开通。中国欲引领各国共谋大业，必须向世界展现出足够的能力，并使各国切实能从中受益。反言之，只要中国足够强盛，“一带一路”建设亦势必会渐次推进。古人很早就得出过这样的结论：“元气调而无不顺之四时，心术定而无不安之四肢，中国盛而无不来之四远。”只要元气调合得宜，无论春夏秋冬，都不会感到不适；只要心志笃定，就不会手足无措，轻举妄动；只要中国强盛，四面八方的国家就不会同中国相疏离。其二，“一带一路”战略的生命力，在于其良法美意，极天下之公论。世界大势如同人的身体，人的生命之所以能够维持，全靠血气所支撑。血气流通不息，熏蒸灌溉着通身各个脉络，才能耳聪目明，手足便利。一旦瘀塞，血气不能升降，就会造成身体臃肿，四肢麻痹，精神萎靡，生命力随之衰竭。所谓“否极泰来”中“否”，即是瘀塞之意，“泰”则是通畅之意。欧亚大陆自古以来基本格局是“东西相通”，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欧洲，虽相隔辽远，却一直相互吸引，遥相呼应，其生命力之源泉，在于中国确有不竭可供之物，先是丝绸，后是瓷器、茶叶，以及其他各种物产。同时，中国也对西方的奇珍异宝情有独钟，如此互有所需，互有所求，才能相互吸引，互通有无。按照“一带一路”倡议，加强欧亚各国经济联系，使人力、物力和财力能够在欧亚大陆充分流动，滋润哺育各国经济发展，无疑会有助于促进各国社会进步，增进国家间的友谊和信赖，共谋和平发展的大局。其三，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势必会产生出乎预料的附带成果。《左传》中的《曹刿论战》有个重要观点：“大国难测”，意思是大国人才济济，谋略深远，难以预测。事实上，大国之所以难测，还不仅仅是因为大国的深谋远虑，更多的是因为大国本身的国力强大。大国之所以是大国，并不是因为人口多、土地广，而是因为拥有随时干预对外部事物的能力。对于一个小国而言，即便是倾全国之力，其影响也很是暂时的、有限的。大国则不同，一旦决意行事，往往会产生出人意表的连带效果。张骞出使西域也印证了“大国难测”这一观点。当时中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环顾四周，唯一能与中国相抗衡的外部力量就是匈奴。汉武帝谋划的战略，核心思想是与西域方面的力量结盟，联合击败匈奴。从具体情况看，关于月氏的情报证明是过时的、几乎没有什么价值。但它促使汉武帝作出决策，派遣张骞远赴西域，从而了解到了更多、更有价值的知识，并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找到了乌孙这个新的立足点，与西域各国建立了联系。同时，投入巨大力量，将军事前沿向西拓展，有效地保障了西域线路的安全，终于打通了中西方之间的交通线。正是为了寻找西进通道，汉武帝才加强了在西南方向的力量投入。这样，在很短的时间里，汉武帝将中国的疆界在西北和西南两个方向都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为现代中国辽阔疆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于中国至西域道路开通后，诸多极有价值的作物引进，良马西来和马种改良，丝绸的大量输出，都是意料之外的成果，它们对于中国的影响却非常深远。尤其是“丝绸之路”这个概念，至今依然能够发挥出巨大的历史力量。“一带一路”战略的出台，有许多显而易见近因。国际层面，有反制美国的TPP计划，破解美国的“再平衡”和“围堵战略”的考量；国内层面，有经济调整、产业升级和促进出口的需要。但若干年之后，随着这项战略的渐次落实，可能会产生一些现在还预想不到成果，同时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新任务、新课题。（文/宿景祥）（本文转载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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