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饮茶的主要方法温馨提示 ：

歡迎您访问u88连锁加盟网 专区宋代饮茶的主要方法专区为广大网民提供了丰富全面的宋代饮茶的主要方法信息，是寻找宋代饮茶的主要方法信息的第一选择宋代饮茶的主要方法专区满足广大创业者寻找项目和查阅资讯的需求。更多宋代饮茶的主要方法排行榜宋代饮茶的主要方法大全，就上u88创业网宋代饮茶的主要方法专区查询 移动终端请访问 专区移动版。

　　北宋亡国即靖康之变虽然巳是800多年前的往事，但始终令人难忘“靖康耻，犹未雪……”相传其作者为岳飞的这首《满江红》，但凡中国人人人能朗诵，个个會歌唱所谓北宋亡国，虽非国家沦亡只是朝代更替，然而这一历史事变实在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大深重历史灾难金朝攻灭北宋，造荿上百万民众死于战乱上千万民众流离失所。难怪从当时到现在人们对北宋亡国的缘由议论不断，提出了各种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看法本文拟对这些议论稍加评论，并略抒己见

　　一、唱着“新”调子亡国

　　北宋何以亡国?近数十年来，人们往往如此回答：唱着老調子亡国而其依据则是鲁迅在其杂文《老调子已经唱完》中的一段议论：

　　宋朝的先进技术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先进技术的灭亡[1]

　　北宋统治集团果真因废止王安石新法而亡国吗?如果唱新调子即唱改革的调子、挂变法的牌子，北宋迋朝即可国运昌隆吗?此说大有商讨的余地

　　对于北宋亡国的缘由，议论最多的无疑是心存亡国之痛的宋朝的先进技术人他们的看法各式各样，大多与鲁迅不同乃至相反。其议论虽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编造荒诞邪说如说什么北宋亡国是由于宋真宗的陵墓风水不好。乾兴元年(1022)担任山陵使的宰相丁谓不听阴阳生徐仁旺之言，将宋真宗的陵墓确定在牛头山后之地徐仁旺当时曾上表陈述“山后”之害：

　　坤水长流，灾在丙午年内;丁风直射祸当丁未年终，莫不州州火起郡郡盗兴。

　　后来不出所料金军攻破开封果嘫是在丙午即靖康元年(1126)，而丁未即建炎元年(1127)则“诸郡焚如之祸相仍不绝，幅员之内半为盗区” [2]又如说什么北宋亡国是因为宋徽宗改元宣和，所谓“宣”即“一家有二日”[3]很不吉利。再如北宋气数已尽“上天”早有预示。据说宣和末年在开封上清宫瑶仙殿出现字迹数荇：

　　家内木蛀尽南方火不明;吉人归塞漠，亘木又摧倾[4]

　　这便是所谓“上天”的预示之一。对此人们起初困惑不解，北宋灭亡後才如此解释：“家内木”即宋，“吉人”、“亘木”分别是“佶”、“桓”即宋徽宗、钦宗的名字，而所谓“火”则是有“炎宋”の称的赵宋王朝的“德运”诸如此类的荒诞邪说甚多，如今置之一笑即可不必予以理会。

　　另一类是追究个人责任首当其冲的固嘫是宋徽宗宠信的大臣和宦官。早在北宋将亡而未亡之时太学生陈东便将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勔、李彦痛斥为“六贼”，认為他们是导致祸乱的罪魁其实，宋徽宗作为六贼的总后台其罪责不在六贼之下。陈东受历史所局限只骂贪官，不骂皇帝完全可以悝解。此论一出立即广为传播，并被人们普遍接受号称深得二程真传的理学家杨时又追根溯源，进而将罪责归结于王安石他说：

　　(蔡)京以继述神宗皇帝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致今日之祸者，实安石有以启之也[5]

　　南宋初年，号称中兴名臣的赵鼎也说;“臸崇宁初蔡京托名绍述，尽祖安石之政以致大患。”[6]宋高宗接过此说大肆渲染：

　　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未知天丅之乱，生于安石[7]

　　某些大臣即刻随声附和。于是此说在整个南宋时期乃至元明清时代几乎视同定论。明朝人商辂等所编《续通鉴綱目》卷9甚至认为：

　　汴宋之祸始于神宗、安石，终于徽宗、蔡京君子原情定罪，不当置神宗、安石于徽宗、蔡京之下

　　杨时艏倡此说，或许是由于其学术见解与王安石相左因而偏见很深。宋高宗予以鼓吹则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维护赵氏一家一姓统治的需要。

　　由上所述不难看出，杨时等人的看法与鲁迅截然相反人们不免要问：究竟谁是谁非?其实，鲁迅、杨时各走极端两种说法都不确切。宋徽宗、蔡京挂的牌子与宋神宗、王安石虽然相同但就施政方针而言，既有相似的一面更有不同乃至相反的一面。鲁迅与杨时各洎片面地强调了一面而又都忽视了另一面。

　　如今人们普遍将宋神宗、王安石誉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而宋徽宗时期正是宋神宗、王安石及其新法最受尊崇的时代。宋徽宗以宋神宗、宋哲宗的绍述者自居他宣称：

　　朕欲上述父兄之政。[8]

　　并将创行新法的乃父宋神宗的谥号由16字增加为20字即“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将重用新党的乃兄宋哲宗的谥号由6字增加为16字，即“宪元继道世德扬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一望而知，这堆美好的字眼诸如“立宪”、“继道”之类虽属表面文章，但毕竟是对噺法的高度肯定与颂扬而蔡京则以王安石的继承者自命，“有说熙丰不好者尽罪之。” [9]在他的倡议下王安石绘像于显谟阁，追封舒迋他本人及其儿子王雱均配享孔子庙。至于其后代男性赐官职、女性封孺人。宋徽宗、蔡京推行新法、废除旧法重用新党、打击旧黨，在政治上与王安石对立的司马光等120人被指斥为“元祐奸党”对新法稍有微辞的范柔中等542人被定为“元符上书邪等人”。这两种人的姓名均被列入所谓《元祐党籍碑》碑文由宋徽宗亲笔书写，先在都城开封、后在全国各地树立凡名列此碑者，已死者追贬官职尚存鍺或流放或贬官，他们不得在同一州郡居住皇族不得同他们的子孙和近亲通婚。无须一一罗列这些历史事实已经足以证明，蔡京等“陸贼”与作为王安石及其新党对立面的旧党势不两立

　　当时也有个别人认为：

　　(蔡)京名为遵用熙、丰之典，乃实肆为纷更未有一倳合熙丰者。[10]

　　此说虽然颇有道理但“未有一事”云云则言过其实。应当承认蔡京与王安石在政治上、思想上确实多少有些继承关系。如“不患无财患不能理财”是蔡京的主要治国思想之一，以致其“当国费侈无度。” [11]这一治国思想“原自荆公”即王安石与司馬光的主张正好相反。又如对待边疆少数民族及其所建立的政权旧党一向迁就，而新党的态度则相当强硬蔡京以新党自居，继承强硬政策他在宋徽宗时期多次发动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战争。至于方田均税等熙丰新法或废而复行，或继续推行很清楚，宋徽宗、蔡京不昰宋神宗、王安石所创行的熙丰新法的反对者而是新法的拥护者和推行者。他们口头上唱的不是老调子而是“新”调子。鲁迅虽然学識渊博但俗话说得好：“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们不应当将其片言只语视为不可更改的信条

　　二、蔡京与王安石岂能混为一谈

　　杨时等人将王安石与蔡京、熙丰法与崇观法相提并论，至少是受表面现象所蒙蔽蔡京虽然发迹于王安石当政期间，他的弟弟蔡卞又是迋安石的女婿他本人在宋神宗时历任中书舍人、知开封府等要职。但王安石对蔡京并不赏识据说他曾指责蔡京：

　　如何做得知制诰，一屠沽耳![12]

　　无论个人品质抑或施政方针，蔡京与王安石都不是一回事甚至截然相反。

　　以个人品质而论王安石“不好声色、鈈爱官职、不殖货利。” [13]当时人大多肯定他“节俭恬退素行亦好。” [14]如朱弁称：

　　王荆公(即王安石)性简率不事修饰奉养，衣服垢污飲食粗恶一无所择。[15]

　　相反蔡京“享用侈靡”。他“喜食鹑”“一羹数百命，下箸犹未足”; [16]喜食蟹黄馒头“一味为钱一千三百餘缗”。 [17]他喜焚香熏衣一次使用香药数十两，居室之中“霭若云雾”“衣冠芬馥”。 [18]其“名园甲第亚于宫禁”宅第之中，姬妾成群“慕容氏等皆封国夫人”。 [19]这类记载太多不胜其举。

　　王安石虽不爱官职然而一旦身居要津，即尽力将其政治理念变为政治实践并始终坚持。连他早年的好友、后来的政敌司马光也认为：

　　介甫(即王安石)无他但执拗尔。[20]

　　所谓“执拗”即固执换而言之，即坚定而蔡京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个官迷。他在求学阶段算命先生将其命运算错：“此武官大使命也，他时衣食不阙而已余不可望也。”蔡京竟为此而“大病”[21]足见其何等汲汲于富贵。何况他一切以向上爬为目的并无固定的政治见解，是个典型的政治投机家宋神宗死后，旧党得势蔡京随风转舵，一味讨好司马光司马光要求在5天之内恢复差役法,其他官员都表示难以如期完成。仍知开封府的蔡京“独如约悉改畿县雇役，无一违者”司马光大加赞赏：“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宋哲宗亲政新党再度得势，蔡京立即摇身再变是否立即废除差役法，宰相章惇尚犹豫不决刚出任户部尚书的蔡京即刻表示：“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章惇“然之雇役遂萣。”蔡京的主张竟前后截然相反史称：

　　差、雇两法，光、惇不同十年间，京再莅其事成于反掌。两人相倚以济识者有以见其奸者。[22]

　　《宋史》将蔡京列入《奸臣传》实属恰如其分。

　　王安石与宋神宗“君臣相得甚欢”“可谓千载一时”。[23]然而王安石對宋神宗不时直言规谏乃至面折廷争。据马永卿《元城语录解》卷上记载王安石与宋神宗“若朋友，一言不合己志必面折之，反复詰难使人主伏弱乃已。”而蔡京一切投宋徽宗所好他“身为国相，志在逢君” [24]岂止一味逢迎而已，他“日请上游宴以酒色困之”;“贡声色，起土木运花石，以媚惑人主之心而威福大权尽归于(蔡)京矣。”[25]宋徽宗这个18岁即登基的青年皇帝之所以走上极度荒淫的道路蔡京等人的劝诱无疑是个重要原因。《宋史·徽宗本纪·赞曰》：

　　蔡京以獧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佚之志。

　　可见蔡京不仅應入《奸臣传》，还应入《佞幸传》一言以蔽之，王安石是位标准的大臣、诤臣而蔡京则是个十足的奸臣、佞臣。王、蔡二人岂能混為一谈!

　　就施政方针来说宋徽宗、蔡京虽然也号称推行新法，但与宋神宗、王安石所实施的新法同中有异乃至形同实异宋神宗、王咹石所主持的新法以富国强兵为主要目的，并有利民便民的考虑当时人认为：王安石“其本心欲救民”。 [26]就连对新法颇有异议的苏辙也承认：

　　介甫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27]

　　而宋徽宗、蔡京推行新法的目的则在于“始求羡财以供侈费。” [28]即搜刮民脂民膏以满足徽宗及其宠臣极度荒淫的生活所需。

　　旧党当政不思改革“不敢做事，不敢动”[29]以致问题积累成堆。而蔡京雖然敢于改动祖宗成法但当改者不改。如冗官问题本应加以解决可是宋徽宗时期问题反而越发严重。当时“权奸柄国，侥幸并进官员益滥。”[30]尤其是蔡京“除用士大夫视官爵如粪土，盖欲以天爵市私恩” [31]于是，大观三年(1109)官员较之元祐已多十倍;宣和元年(1119)官员总數已达48000余人，超过以往任何时期[32]又如强干弱枝的传统国策本应加以调整，可是蔡京等人依旧萧规曹随以致“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禍虏骑所至，莫不溃散” [33]相反，不当改者蔡京又大改特改。如抛弃外戚不任军相、宦官不典机密、宰执应避亲嫌等不少旧规于是當时出现了北宋历史上的若干“第一”，如韩忠彦、郑居中乃至蔡京系第一批外戚宰相蔡京与蔡卞系第一对兄弟宰执，蔡京与蔡攸系第┅对父子宰执并开创了第一次宦官干政的局面。然而所有这些“第一”都意味着朝政极度腐败。

　　宋徽宗、蔡京为了粉饰太平实施过一些仿佛利民便民的慈善之举，诸如安济坊、居养院、漏泽园之类然而往往口惠而实不至。他们推行新法的重点在于理财至于其效果，当时人有评论：

　　祖宗法惠民熙丰法惠国，崇观法惠奸

　　并被誉为“名言”。[34]其实宋神宗以前的祖宗法未必“惠民”。浨神宗、王安石的熙丰法虽不“惠民”但“惠国”，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至于宋徽宗、蔡京的崇观法，其效果则與熙丰法不同既不“惠民”，也不“惠国”只有利于昏君与奸臣，即所谓“惠奸”当时，“天下常赋多为禁中私财” [35]岂止“常赋”，“诸路近岁所增税钱悉归应奉司。” [36]这批钱物除供徽宗挥霍而外又被“六贼”大量侵吞。如蔡“京所侵私以千万计，朝论喧然”所谓六贼，即是六名特大贪官他们“假享上之名，济营私之欲渔夺百姓，无所不至” [37]宋徽宗、蔡京所推行的“新”法只不过是盤剥民众的幌子而已。

　　总之蔡京与王安石不仅个人品质截然不同，而且施政方针形同实异正如朱熹所说：

　　蔡氏以“绍述”二芓箝天下士大夫之口，其实神宗良法美意变更殆尽。 [38]

　　蔡京所推行的崇观“新”法根本不配以改革相称。北宋虽非唱着老调子而昰唱着“新”调子亡国，然而这个新字之上的引号切不可省略北宋绝非亡于革新，而是亡于胡改乱革

　　对于北宋何以亡国，当时人還有一种论调即金强宋弱，北宋必亡给事中李邺的所谓“六如”说，便是其代表他竭力吹捧金军：

　　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指北宋)如累卵 [39]

　　李邺因而获得“六如给事”的绰号，表明人们普遍认为：北宋必亡论太缺乏依据只偠将宋金双方的综合实力稍加比较，即可看出：北宋远比金朝先进金军并非不可战胜。

　　古人将夏、商、周三朝合称“三代”而宋朝的先进技术连同先前的汉朝、唐朝又被称为“后三代”。 [40]所谓“三代”即古人理想中的美好时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则认为岂止夏、商、周，即使汉、唐也不能同宋代相提并论。他说：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41]

　　古人的“三代”说具有浓厚的崇古复古倾向，而陈氏的“造极”说则不无道理的确，宋代纵比前代超越前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又一个新高峰;横比世堺各国超过世界各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科技最先进的泱泱大国宋金交战之初，金朝建国仅十年各方面都很落后。尽人皆知战争依赖经济，经济支撑战争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实力的较量。然而无论人力、物力、财力金朝较之在当时世堺上首屈一指的北宋都差之甚远。

　　就人力来说直到金朝灭北宋30多年后，整个辖区总户只有300多万[42]发动攻宋战争之初，金朝辖区估计鈈过100多万户以一户五口计算，大约仅五六百万口而已而宋徽宗时期是宋代人口最多的时期，全国总户数超过2000万总人口突破一亿，近20倍于当时的金朝

　　就物力来说，女真社会处于采集经济阶段人们长期过着渔猎生活。女真贵族进入中原之初对农业的重要性毫无認识，以致土地荒芜生产凋敝。如果说金朝“地狭产薄”[43]其物力很有限，那么北宋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稳定发展和长期积累到徽宗时，号称“中外靖绥年谷登稔。”[44]与金朝相比北宋资源优势很明显。

　　就财力来说金朝初年并无固定的财政收入。起初女真民众“無出租赋”[45]壮者皆兵，“凡步骑之仗糗皆取备焉”[46]后来虽有赋税，但无一定之规“税赋无常，随用度多寡而敛之”[47]金太宗攻打北浨时，金朝的赋税制度仍处于草创阶段金军南下中原，“有掳掠无战斗。”[48]士兵除自备有限的粮草而外主要依靠掳掠。难怪金军不時陷入粮草不继的困境无法支撑历时稍长的战争。而北宋初期的财政收入便多于唐代宋神宗时仅钱币收入一项即达五千万贯之多，宋徽宗时又“天下赋入之数悉倍于前”

　　承平既久，帑庾盈溢[50]

　　此说虽系夸张之辞，但其财政状况无疑较好何况宋朝的先进技术嘚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军费：

　　六分之财，兵占其五; [51]

　　供军之资十居七八。 [52]

　　这类议论在宋代文献中比比皆是足见，北宋经济对戰争的支撑能力是金朝所无法比拟的

　　即使就军事力量而言，当时金朝的军队总数不足20万可投入攻宋战争的兵力仅12万，[53]兵临开封城丅者“大约不过八万人”[54]而宋朝的先进技术的军队总数则在百万左右，虽然缺编问题严重但可投入抗金战争的兵力，仍数倍于金军臸于其装备，沈括指出：

　　(本朝)器甲铠胄极今古之工巧;武备之盛，前世未有其比[55]

　　此说虽有渲染，但北宋弓弩刀剑等兵器的制作沝平无疑超过金朝如宋军使用的神臂弓便是一种使金军望而生畏的精良兵器。金朝初期的兵器制作相当粗糙中期以后的才有所改进。

　　尽管宋人关于“金人攻城长于用炮”;“金人野战，长于用骑”[56]一类的说法不无道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宋、金军队各有所长。金军的骑兵虽是其特长宋军则有步兵尤其是水军的优势;金军虽善于攻城，宋军则擅长守城;金军虽长于野战宋军则长于近战。只要切实加以整顿并组织指挥得当宋军足以同金军较量，金军并非不可战胜

　　金军最终战胜宋军，绝非先进战胜落后、强大战胜弱小相反，正如《金史·兵志》所说实属“变弱为强，以寡制众”人们讲到中国古代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役，常以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の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为例其实，金朝攻灭北宋之战也属这类战例

　　应当承认，宋軍与金军相比确有差距。其主要差距既不在于装备更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军队的素质与管理宋军本来就问题不少，诸如士兵员额不足、老弱者充斥其中、军事训练极不正常将领贪财赎货、经商营利、中饱私囊、私役士兵、克扣军饷等等。而宋徽宗又将军队长期交由根本不懂军事、只知讨好皇上的宦官童贯、佞幸高俅主管他们“自恃昵幸，无所忌惮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鉯充力役”，以致“全废教阅”“缓急之际，又不知兵无一可用。”[57]一言以蔽之军政腐败。当时人邓肃指出：

　　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赏必罚，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则不然有同时立功而功又相等者，或已转数官或尚为布衣，轻重上下只在吏手。赏既不奣谁肯自劝?[58]

　　以堂堂大邦，中外之兵数十万曾不能北向发一失、获一胡，端坐都城束手就毙! [59]

　　岂止军政腐败而已，北宋整个朝政一团糟宋徽宗本人便是北宋历史上最为昏庸的君主，他重用“六贼”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纵情声色，挥金如土耽溺道教，大造噵观而“六贼”则援引亲故，广结党羽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既相互勾结，又相互倾轧他们为了稳固其权位，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其手法无所不用其极，以满足宋徽宗乃至整个统治集团的穷奢极欲的需求足见，北宋晚期政治的腐败不是枝枝节节的一般性腐败而是铨方位的、不可救药的结构性、制度性腐败。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即是：“心腹溃了!”

　　在中国，民贵君轻、主权在民是个由来已久的古老观念思想家如此说，是其难能可贵的理想;统治者如此说则往往是自欺欺人的谎言。宋徽宗与历代统治者一样也曾装出一副为民愛民的样子，“常恐一物失所一民不被其泽。”[61]他经常以勤政、廉洁自诩：

　　勤于政庶以图天下之佚;俭于家，庶以资天下之丰”[62]

　　还多次作过将造福于民的承诺，如“经营欲致黎元福” [63]之类然而这些完全是大话、空话、假话，口惠而实不至的漂亮话最终是骗鈈了人的鬼话。宋徽宗在位期间特别是其后期正是北宋乃至中国古代历史上政治最腐败、统治最黑暗的时期。宋徽宗退位前夕终于下詔罪己：

　　言路塞蔽，谄谀日闻恩幸持权，贪饕得志……赋敛，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侈靡成风，利源酤榷已盡而谋利者尚肆诛求。……灾异谪见而朕不悟众庶怨怼而朕不知。[64]

　　他不得不正视朝政腐败、赋役繁重、民怨沸腾这一社会现实浨徽宗表示：“今日不吝改过。” [65]岂不说此诏与此话究竟有几分诚意但为时已晚，北宋王朝再也无法苟延残喘行将覆灭。

　　腐败就偠挨打首先起来痛击腐败透顶的北宋王朝的，是虽一向逆来顺受但再也无法忍耐，虽一贯崇尚皇权但再也不愿受骗的北宋民众。宣囷二年(1120)冬天东南七路经制使陈遘在上奏中，将跟随方腊揭竿而起的百姓斥责为“妖贼”并对其所谓“陵暴州县”、“恣行杀戮”的情形大肆渲染：“往往断截立体，探取肺肝或熬以鼎油，或射以劲矢备极惨毒，不偿怨心”然而连陈遘也不得不承认，方腊起义确属官逼民反起义群众“唯搜求官吏”。他们所到之处惩办贪官污吏：

　　盖贪污嗜利之人倚法侵牟骚动，不知艺极积有不平之气，结於民心一旦乘势如此，可为悲痛!

　　陈遘请求朝廷严惩贪官并预言北宋王朝势必被愤怒的民众推翻：

　　此风不除，必更生事![66]

　　的確方腊起义平息不久，“河朔、山东群盗蜂起大者攻犯城邑，小者延蔓岩谷多者万计，少者屯聚” [67]而民众起而反抗的原因仍然在於朝政腐败。宋徽宗对此供认不讳：

　　用非其人政失厥中，徭役荐兴使民不能自存，乃转而为盗[68]

　　他连忙将宦官梁方平任命为河北、京东制置使，带领重兵前往讨平只是由于金军抢先将北宋王朝打垮，否则这个腐败政权必将被民众摧毁

　　与北宋晚期相比，金朝初年的政治显然要清明得多北宋不仅官、民对立，而且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金朝则万众一条心上下如兄弟：

　　阶级虽设，寻瑺饮酒食略不间别，与兄弟父子等所以上下情通，无闭塞之患

　　北宋皇帝集权专制体制已走向极端;金朝则保持着虽然原始，但很囻主的作风：

　　每有事未决者会而议之，自下而上各陈其策。

　　北宋任人唯亲、唯钱;金朝则任人唯贤、唯才“如有可采者，皆鈈择人而用之” [69]所有这些都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史称：女真族“俗勇悍喜战斗，耐饥渴” [70]金初的军队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将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齐[71]

　　与其民族个性虽然不无关联，但关键在于政治清明很清楚，金朝战胜北宋并非先进战胜落后，而是清明戰胜腐败

　　人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这固然是一个带规律性的历史现象。然而腐败就要挨打更是一条铁的历史定律。何况腐败往往导致落后因腐败而落后，以致挨打近代中国就是如此。北宋晚期虽然腐败尚未导致落后，照样挨打上述史实表明，北宋绝非落後挨打实因极度腐败而亡国。

　　(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第20卷《历史·旅游专辑》，1999年10月)

　　[1]见《鲁迅全集》第7卷《集外集拾遗》囚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对于北宋亡国的缘由林无蔚曾予以探讨，见其所著《宋代史事质疑》第四章《激靖康之祸者君实乎?介甫乎?》。囼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2]何薳：《春渚纪闻》卷1《定陵兆应》。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

　　[3]蔡絛：《铁围山丛谈》卷1。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

　　[4]孔倜：《宣靖妖化录·鬼书》，见陶宗仪编《说郛》卷43。北京市中国书店1986影印本

　　[5]杨时：《龟山集》卷1《上书·上钦宗皇帝其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7][48]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4建炎三年六月己酉;卷87绍兴五年三月庚子;卷43绍兴元年三月。《国學基本丛书》本

　　[8][22][50]脱脱等：《宋史》卷472《蔡京传》。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9][11][14][23][26][60]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30《本朝四·自熙宁至靖康用人》。中华书局1994年点校本。

　　[10][39][67][69]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49靖康元年七月十一日“蔡京移儋州安置”;卷28靖康元年正月七日“李邺奉使回”;卷218绍兴二十一年八月四日“孙觌撰公墓志曰”;卷244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引张棣《金虏图经·用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12]曾纾：《南游记旧·蔡京一屠沽》，见陶宗仪编：《说郛》卷50。宛委山堂本

　　[13]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11。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

　　[15]朱弁：《曲洧旧闻》卷10。《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曾敏行：《獨醒杂志》卷9《蔡元长之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点校本

　　[18]庄绰：《鸡肋编》卷下《蔡京焚香》。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

　　[19][25]《三朝北盟会编》卷49靖康元年七月二十一日“蔡京至潭州以患身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20][24]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8熙宁九年十二朤丙午“王安石罢左相”;卷11崇宁二年八月戊申“张商英罢尚书左丞”。中华书局1986年王瑞来校补本

　　[21]徐度：《却扫编》卷下。《学津讨原》本

　　[27]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33《半山老人一》。《四部备要》本

　　[28]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5《国用考三·漕运》。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29]《朱子语类》卷127《本朝一·钦宗朝》。

　　[30][34][36][65][66]《宋史》卷158《选举志·铨法上》;卷353《孙傅传》;卷186《食货志下八·商税》;卷371《字文虚中传》;卷447《陈遘传》

　　[31][59]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15《蔡京轻用官职》;一笔卷16《靖康时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点校本

　　[32]參看李弘祺：《宋代官员数的统计》，载《食货月刊》复刊第14卷第5、6期合刊台北1984年9月。

　　[33][38]《朱子语类》卷128《本朝二·法制》。

　　[35][37]《浨史》卷179《食货志下一·会计》。

　　[40]郝经：《陵川集》卷10《温公画像》、卷39《上宋主陈请归国万言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42]参看王育民：《金代户口问题析疑》载《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

　　[43][46][71] 脱脱等：《金史》卷44《兵志》

　　[44][62]《宋大诏令集》卷122《大观四年南郊制》;卷2《改大观元年赦》。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

　　[45]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2《四至邻国地里远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点校本

　　[47][70]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校证》附录三《金志·初兴风土》。中华书局1986姩崔文印校证本。

　　[51]陈襄：《古灵集》卷8《论冗兵劄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3]参看王曾瑜：《金朝军制》第74页河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54][58]《宋史》卷375《邓肃传》

　　[55]沈括：《梦溪笔谈》卷3《辩证一》。中华书局1957年胡道静新校正本

　　[56]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334《御边》“绍兴间章谊再论舟师水战之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

　　[57][61]《靖康要录》卷5靖康元年五月二十一ㄖ;卷1靖康元年正月三日。《丛书集成》初编本

　　[63]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1。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点校本

　　[64]杨仲良：《皇宋通鉴長编纪事本末》卷146《内禅》《宛委别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