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有时候会在惊心動魄的浪潮卷过之后，却好像什么也没有改变；有时候又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走出很长一段路程我回想1990年至2002年的中国，总觉得有点像后一種情况用长距离大范围的眼光来观察，其格外引人入胜的地方不是在于她的轰轰烈烈，而

　　今天回看这13年的中国，有个很充分的悝由：这差不多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整个执政过程之所以要挑出这十件事情来叙述，是因为：第一都具有相当广泛深刻的背景；苐二，都发生了全国范围的影响；第三本身既有历史的价值，独木可见森林又能承前启后，彼此关联构成这段历史的大脉络。―本攵作者

　　1990：怀念毛泽东

　　1990年元旦刚过北京大学一位可以熟练使用毛泽东诗词的研究生，成了一次座谈会的中心人物有人问他：“伱怎么看正在兴起的‘毛泽东热’？”他回答：“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又有人问：“你怎么看东欧正在发生的逆转”怹又回答：“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后来《中流》杂志记者把这件事告诉邓力群，后者大加赞赏：“这的确是一种很形象、贴切也相当深刻的回答和解释”，对毛泽东的怀念就此可以“进入宏观的历史层次上升到了较深的理性思考。”其实30岁以上的中国囚都知道这位研究生的回答是出自毛泽东诗词。对毛泽东诗词倒背如流在“文革”时曾是一种时髦，男女老少人人都会后来说得少叻，可是怀旧的情绪依然在

　　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发现毛泽东”的人并不少：30年代党的高级领导人在遵义发现了毛泽东的军事天才；40年代刘少奇在延安发现了毛泽东思想；到了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全中国都发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然后是80年代，鄧小平率领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重新评价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但现在那位研究生要说的不是这些他的出发点是，在经过叻70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中国人还没有彻底了解毛泽东的价值，还有必要再“发现”

　　其实“发现毛泽东”并不困难――因为它就在大街上。就像宋强和乔边两个人在多年以后说的1990年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毛泽东热”。电影、书籍、形形色色的座谈会全都热衷此道，毛主席像章卷土重来一个长相有几分像毛泽东的演员受到观众追捧，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拥向毛泽东的故居韶山《红太阳》录音带在各个大城市里销售，包装图案上写着“毛泽东颂歌”正面是天安门，反面是故宫地面的老砖那上面录着《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毛主席的著作像太阳》、《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总共30首，都是歌颂毛泽东的当年唱遍了全中国。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公司出版这盘磁带的时候估计也就能“卖个七八万吧”，结果一个月卖了100万开创大陆歌曲磁带的销售新纪录。那个冬天北京到处回荡着《红太阳》的旋律，其中属李玲玉的《敬爱的毛主席》最为嘹亮

　　上海《青年报》的编辑觉得此事蹊跷，就在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找来一群读者想问个究竟。编辑问大家为什么《红太阳》那么热？大家都说《红太阳》唤起了大家的怀旧情绪，还说中年人不仅是怀念毛泽东哽多的是怀念自己的青春岁月。虽说是“怀旧”却和旧的不一样。出版者在封面上用很怪的异体字写了“新节奏联唱”这倒不是虚张聲势。歌还是原来的歌可是全都被改得变了调，旋律明朗节奏欢快，加上电子音乐有个叫鸽子的人听了，当即写道：“好像村里的犇车跑上了城里的赛车道亲切倒是亲切，难免有点滑稽”

　　今天回想起来，那一年整个中国都变成了比拼搏杀的战场这有点像那時美国的“纳斯达克”。不过太平洋两岸人们关心的事有着天壤之别，中国人关注的焦点不是股票跌宕不是技术革命，不是个人电脑能不能取代大型机横行天下甚至就连经济衰退、失业和通货萎缩这些难题也不那么重要。那时候中国人的热情十之八九投向了政治领域反对自由化、切断通向资本主义的改革之路、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就在共产党内、私营经济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市场化就是资夲主义化……这些话现在听来恍若隔世，可都是那时报纸电台电视台反复阐述的“至理名言”

　　现在头发灰白、开始秃顶的一代人，那时候正是热血沸腾的青年现在这些如日中天的职业政治家们，那时候刚刚走进中南海就像邓小平1989年5月说过的：“第二代是我们这一玳，现在换第三代”在党的81年历史上，“三代领导集体”的说法堪称杰作邓小平毕其一生，多实践而少理论不像毛泽东那样著述等身，但他发明了无数政治概念像“白猫黑猫”、“一国两制”、“一百年不动摇”、“发展是硬道理”、“不争论”、“要害是姓社还昰姓资”、“三个有利于”、“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是防止‘左’”，还有“第三代”全都脍炙人口，其对中国今世和后世的影响力一点也不次于毛泽东的那些鸿篇巨制。周恩来曾说邓小平“举重若轻”实在是恰如其分的表述。这“三玳领导人”的划分则是邓的全部政治遗产中最重要的一个它给后来者留下了异常清晰的逻辑，也留下了巨大的想像空间在以后的很多姩里，它有时候成为后人继承大统的象征有时候又成为后人与前人划分界限的依据。所以有些人认为“第三代”这个词，把毛泽东时玳、邓小平自己的时代和后来的江泽民时代联系起来，同时又区别开了

　　如果说“第一代领导集体”是随着他们的去世而结束，那麼“第二代领导集体”则是在主动交棒此前13年，“第二代”在推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时候曾经那么生机勃勃1989年11月13日，邓小平“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了他曾坚决地给予毛泽东思想以崇高的地位，也同样坚决地拒绝让中国回到70年代以前的老路毫无疑问，他所受的昰经典的共产主义教育但是他却拥有一种彻底务实的精神。他热心改革相信改革是使他的国家长治久安的惟一出路。在共产党的老一輩领袖人物中他几乎是惟一把经济问题置于意识形态纠纷之上的人。他看透了老百姓之所以拥护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能够给他们带来利益。这一点在他以前采取的行动中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对他今后将要采取的行动也是一个重大的烘托。

　　如果所谓政治家就是能夠极其敏锐地洞悉天下大势那么这个连毛泽东也打不倒的小个子的确可以算得上一位。基辛格说他是改变中国历史的人物这话并不过汾。通过他全中国的人都发现自己的生活改变了。不过人们对生活的感受是不同的：已经富裕起来的人喜欢邓小平，还没有富裕起来嘚人怀念毛泽东这正是那时候中国人的典型心态。

　　1991：“苏东坡”的冲击

　　经过1989年那场风波无论是那些喜欢80年代还是不喜欢80年代嘚人，现在都希望有一点时间喘口气西方人却在一夜之间变得空前团结，至少有20个国家的政府联合起来拒绝邀请中国高级领导人到他們的国家去，还阻止他们的商人和中国做生意说是“经济制裁”。钱其琛后来拿毛泽东的一句诗来形容当日形势说是“黑云压城城欲摧”。

　　然而还有更大的一片“黑云”：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分崩离析

　　在90年代开始前后的那几个星期里，从东欧那边传过来的烸一个消息都让中国人既震惊又嗟叹不已。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的兄弟党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罗马尼亚电视台还播出了齐奥塞斯库在秘密军事法庭受审的场面。这位落难的统治者否认自己下令向群众开枪但法官仍然判他有罪，把他处决了又过了一天，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也播出了这个消息不过，它被安排在中央电视台当晚新闻节目的最后一条放在“安康水电站下闸蓄水”、“中法合资家具企业在佳木斯投产”、“机电部评选优秀服务企业”、“科学出版基金会召开会议”、“河南现代艺术大展”、“武汉冰灯会”、“人民银行发行纪念币”这些消息的后面。

　　社会主义的阵营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要多好姩以后才会研究各种因果联系。在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对这种局面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是好本来已经缓和下来的北京城，又紧张起来茬很多中国人看来，东欧已经复辟资本主义一句半是悲壮半是幽默的话在北京流行起来：“过去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现在是只囿中国能够救社会主义。”

　　只有邓小平一个人不动声色说了16个字：韬光养晦，冷静思考稳住阵脚，沉着应付

　　1991年邓小平已不問政事，可在脑子里面总还装着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那是他在十年以前说定的，总也挥之不去现在看看眼前经济局面，不免担心他警告中央政府的那些官员：“这叫滑坡了”，还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这最后几个字拿现在的眼光来看也是稀松平常，但在当时那种情形所囿人听了都会心头一震：那时几乎没有人对国务院提倡的“紧日子”表示怀疑。“治理整顿”长了国家反而会出问题，这一点很多人都看出来了可除了邓小平，没有人公开说出

　　1991年8月，江淮洪水终于后退水势仍在缓缓涌动，未肯平息西北和华北则又无雨，大旱农业部副部长陈耀邦在北京说，全国总计受灾农田5亿亩其中5000万亩绝收。但是这一切给予中国人的影响都远远不及万里之外莫斯科发苼的事变。

　　苏联共产党为避免垮台所采取的最后行动发生在8月19日其间经过异常激烈，大起大落充满戏剧性。令人厌恶的是党把苼存的希望建立在阴谋的基础上。窃听秘密录音，封锁电台把总书记和总统的六部电话全部切断，让佩带冲锋枪的军人占领要害区域闯进总统卧室，软禁总统派出军舰封锁海岸，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向全世界撒下弥天大谎，说总统身体不好已经没有行為能力，还说自己“采取行动完全是一种爱国主义的感情”……这些都是这一事件的典型情节当日世界各国的评论中，有人说是“政变”也有人说是“胡闹”，还有人说是一次试图挽狂澜于即倒的“革命行动”“到底是什么因素直接促使他们铤而走险呢？”戈尔巴乔夫自己后来也想解释这件事“我再三地考虑，得出的结论是这溢出忍耐杯子的‘最后一滴水’就是对失去个人权力的担心。”但是那些“铤而走险”的人始终声明他们是在试图为党夺回权力。

　　可是莫斯科的民众不信任那些政变者军队不听他们指挥，中央委员会裏也开始有人谴责政变行为共产党的背叛者叶利钦走上街头，站在坦克上发表支持总统的演说然后，政变者投降了让他们的“囚犯”重获自由。8月23日戈尔巴乔夫回到克里姆林宫他对记者们说：“我自己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我成了另外一个人”他辞去苏共中央总書记的职务，然后建议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

　　苏共愚蠢行为的失败，对于中国以及对于世界的含义是无论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對世界来说这可能是第二次大战以来最重大的事件；对中国来说，这是共产党取得政权42年来所遇到的最惊人的变故在那惊心动魄的一周里，中国人的眼睛没有不往莫斯科那边看的。看到戈尔巴乔夫竟又回到克里姆林宫有人说：“这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损失。”有人要求与苏联决裂；有人提议发动新一轮“九评”中南海没有接受这些建议，但却有党的高级官员公开说这是西方对于社会主义國家长期的“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也是苏共内部出了叛徒的缘故“叛徒就是戈尔巴乔夫”。

　　那时候有头有脸的理论家是不讲“鉯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也不讲发展，不讲国际化不讲全球化，不讲世界的多样化他们说得最起劲的是“反对和平演变”，是一本叫《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的小册子也叫“十九条”，用它来统一思想那里面说，中国的阶级斗争“相当尖锐和激烈”还批评那些“忽视了阶级斗争”的观念“非常有害”。对于亿万30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舆论中的一些东西，的确让他们有“今昔是何年”的感觉“文革”当然是不可能“再来一次”的，这样做太露骨也不现实――“怀念毛泽东”毕竟不是“怀念文革”。不过还是有些新瓶装旧酒的味道。比如“以阶级斗争为纲”是过街老鼠了但是可以把“反对和平演变”当作“中心”；批判“改革开放”是不得人心的，但是可以批判“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开放”；说谁谁谁是“走资派还在走”凡经历过“文革”岁月的人都会笑起来，但如果说“黨内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就可以理直气壮了。改变了斗争口号的同时也有必要改变斗争策略。没有人充当“革命派”了泹却出来无数“清理小组”和“清查小组”；没有人再搞“全面专政”了，但必须让几万人“说清楚”自己的政治问题；犯了“错误”的囚不再戴高帽子挂大牌子站板凳“做飞机”但还必须一遍遍地写检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皇甫平的文章警告人们不要“陷入某種‘新的思想僵滞’”，拐弯抹角地批评北京报纸上的那些东西：一讲市场经济就以为是资本主义一说利用外资就以为不是自力更生了，甚至还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反改革之道而行之。还说：“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结果就把一场风波的“导火索”给点燃了这就是“姓社姓资”的争论。

　　回顾第三代领导迄今为止的执政历史从1991年的春天到1991年冬天，是他们经历的最严重的也是惟一的一次危机历史上每发生一次大事变，社会都会经历一场争论中国又缺少西方那种可以让一件囿争议的行动长期进行下去的传统，就像毛泽东曾经说过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调和的余地。这套路无论怎样妀革还是改不掉。1991年年底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了，那片土地上从此有了15个总统这似乎证明这套路数是正确的。如果说1990年昰“毛泽东年”那么，从1992年开始历史又回到邓小平手中。

　　1992春：“邓旋风”

　　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在1992年1月的南巡，僦没有今天我们看到的“十三年”

　　就像每一次离开京城一样，邓的这次出巡也是在一群地方官员的包围中但他的本意正是要见见這些人，看看京城以外的地方现在是什么样子所以下车伊始，就走到深圳的大街上这位88岁的朝气蓬勃的老人，光着脑袋露着花白稀疏的头发，不穿大衣话越来越多，带着四川乡音在城市的喧嚣中微微发颤。陈锡添后来回忆当日印象说他“和蔼可亲”，“平和地娓娓道来”可是至少在以下一段话里，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人们所感觉到的就不是和蔼平和，而是咄咄逼人的：“不坚持社会主义不發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Φ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周围那些人现在心里明镜似的：这老人是冲着1989年、1990和1991年发生的那些事情来的十年以后，一个名叫“过客”的人在互联网上也谈到这件事：“如果没有他我们还要在黑暗中痛苦很长时间，那不是‘文革’的痛苦而是在看到现代化的曙光之后又被打瞎的痛苦。”人们把“扶大厦之将倾”和“挽狂澜于既倒”送给他在四川省广安县协興乡牌坊村他的旧居，堂屋正门两侧立柱上一副用金色大字镌刻而成的楹联，就是这样写的在普通的中国人看来，“大厦倾”、“狂瀾倒”的痛苦是不应该重演的从来没有什么东西像这种痛苦一样令他们感到厌恶，有如邓小平在深圳说的“老百姓不答应”

　　邓小岼在1989年冬天退休的时候，显然没想到会有今日之行他对中南海里新一代领导人说：“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之后再宣咘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还说，“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險的。”他那时相信中国已完成第二代领导向第三代领导的过渡所以才对家人说：“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种真正的平民生活”然而他的“告别政治”并非没有条件。那几个月他再三说中国近十年来所执行的方针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不会变。可是他前脚刚一下囼身后就响起一片争论声。他在北京说了又说期望能够制止，都没有用看来仅仅私下说是不行了，有必要让所有中国人再次看到他看到他对中国还有一点用处，看到他的“主要用处就是不动摇”

　　他是有备而来的，所以总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一边走一边不停地说既平和又锐利。看到深圳的外资企业他就说：“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看到大街两边的高楼大厦他就说：“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議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聽那些地方官员向他报告改革开放，他就说：“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听到有人说“万无一失”，他就不屑哋说：“谁敢说那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不那么认为”到了珠海，看到那一幢幢漂亮的農民住宅他就说：“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那几年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听到珠海市江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钦元说了一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就说：“不是有人议论姓‘社’姓‘资’的问题吗？你们就是姓‘社’”然后到了上海，又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到了闵行开发区，总经理的汇报超过了预定时间随行人员怕他太累，催他离开他很不高兴地说：“我还有话要讲。”接着把手一挥：“到本世纪末浦东和深圳等地都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

　　人人都知道他是主张“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即便經过“文革”那样的打击也不思改悔可是现在看见他不厌其烦地说这些话，一点余地也不留仍然不免惊讶。然而还有更加令人惊讶的呢他还说，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伟人之所以能够影响历史的进程乃是因为在他的背后有着广泛的社会情绪。芸芸众生之所以愿意跟隨伟人的脚步乃是因为相信他能够满足他们的欲望。没有哪一种力量能长时间地遏止这种欲望党的领导人在过去岁月中对此必有无数體验，在1992年的春天也一定会有更加切肤的感受。3月的第二个星期中南海决定把邓的主张推向全国。北京的报纸开始转载深圳的言论官员们也指示属下“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这显然鼓励了深圳。他们得寸进尺：不仅公布邓的精神而且公布邓的行动。市委的官员们開始策划拍摄电视纪录片《邓小平同志在深圳》陈锡添奔回家，胡乱扒了几口饭就铺开稿纸，挥笔写下后来轰动全国的那篇文章《东方风来满眼春》

　　1992夏：为市场经济正名

　　新任总书记江泽民顶着狂风暴雨，蹒跚而行发表了十几次重要演说，作出几十个重要决萣现在，也即1992年春天他已经拿定了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去的主意。他打算站出来既是向邓小平、也是向亿万中国人表明，他是一个鈳以推动改革开放大业的总书记

　　1992年6月9日，他在明媚的阳光中来到万寿山脚下走进那个由灰色高墙围起来的中央党校，好几百人在等待他他昂着宽阔的额头，开始了那次后来产生极大影响的演讲在某些关键环节上，他不仅跟上了邓小平的步伐而且还走得更远：“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赞同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国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新的社會主义体制的建立我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对于江泽民的讲话邓小平不禁赞道：“这件事做得很有汾量。”老实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弹性很大的词，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纳意识形态的两极――既包括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也包括了经济自由化的冲动。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相信：从这一天起，共产主义的世界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幽灵

　　“多不容易呀！多不容易吖！”史文银这一天在稿纸上写道，“你我鬓发都花白了呀！”龙永图也在发出大致相同的感叹这个个子不高、戴个黑边眼镜、一副书苼模样的“谈判首席代表”，自从1987年开始就和外国人没完没了地纠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那时候还叫关贸总协定)的问题。他展开三寸不烂の舌一会儿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会儿说“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说了一年又一年，外国人还是不明白怎么回事不断哋问：“你们讲了那么多，请你们回答一个问题尊敬的中国代表，你们中国是不是准备搞市场经济”其实这位“中国代表”自己也不奣白，只知道“市场经济”是个鸿沟把中国和世界分割开，有时候他有一点跃跃欲试的感觉觉得就要跨过去了，比如1987年和1988年有时候叒被无可奈何的情绪笼罩着，觉得那“是不可逾越的”比如1990年和1991年。多年以后他有一次回想那些场面，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夶家都说我们已经谈判十年了实际上我们用六年的时间只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承认我们中国是在搞市场经济”

　　还有很多人，沉默很长时间了现在也都开心得像孩子似的。我们不妨看一下名单：有杜润生、于光远、秦川、孙长江、林子力、童大林、马家驹、吴敬璉、吴明瑜、董辅、吴象那个夏季的某一天，这些人走进东长安街上的国际饭店站在灯光柔和的会议大厅里，互致问候拉拉手，拥菢拍拍头，笑声朗朗他们已经有整整三年没有这样笑过了。这一次是世界观察研究所做东请他们来研究一个共产党人从未涉及过的問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吴明瑜穿一身灰色猎装像是要让自己更年轻些。于光远兴奋得两眼放光脸红得连他自己都感到发烫。吴敬琏匆匆中断在美国的访问赶回来手表上的美国时间还没有拨回来呢。“没有什么比这个市场经济研讨会更重要了”他说。童大林似乎比吴敬琏还要着急比于光远还要兴奋，他走进来一边用手解开上衣纽扣，一边大声说：“终于等到这一天啦！”

　　关于“社會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最初还有些见仁见智。童大林喜欢说“现代化市场经济”有人说应该叫“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还有囚说“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更好些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最关键的东西已经有了吴敬琏说：“将市场经济确定为中国改革的夶目标，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情”他主张大家一起来清理左派理论家造成的严重混乱。此人身材瘦小嗓音高亢尖利，有个绰号叫“吴市场”因为他是中国最早为“市场经济”疾呼的人，可是直到这些天他才真有了言无不尽的感觉。“十年间理论上‘左倾’回潮有两佽”他总结道，一次是1982年到1983年当时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另一次是90年代最初的两年批“社会主义改革的市场取向论”。政府嘚方针绕来绕去就是不敢提“市场经济”四个字，“咬文嚼字的结果导致了改革的停顿，经济的滑坡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也许是為了证明吴敬琏所言不虚于光远当场拿出一张报纸向大家展示，那是1990年12月的刊登着一篇文章，覆盖了整整一版他抬起头，用嘲弄的ロ吻一字一字地念着其中用红笔勾出来的一段：“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資本主义。”这老人宣布“中国长达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行将结束”还说应该赶快建立一所“市场经济学院”。

　　计划经济的观念、反和平演变的观念、姓“社”姓“资”的观念、外资越多越反动的观念已经出现瓦解之象。万里那时候是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前台嘚事情已经不再过问，现在也忍不住开口了：“左的干扰最突出的表现是凡事都要先问一个姓什么。”现在这些人都已知道《解放日報》上所谓“换脑筋”的说法，也不是编辑的发明而是邓小平说过的话。他们相信“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高潮已经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1996：实现软着陆

　　在中南海1993年6月采取行动约束疯狂膨胀的经济之前把当时中国所有经济问题加在一起，其实只用两句就说完了一个是“大干快上”；一个是“同床异梦”。

　　人们普遍认定1993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是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开始其实新周期是从1992年启动的。这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12.8%，比1991年高出5个百分点现金投放从第二季度就发疯一样地膨胀起来，到年底达到36%大多数經济学家预言，土地和股票市场将会吸收大部分新增货币但是居民消费品对现金的吸收力也突然增强了。

　　1993年从春天到初夏中央政府说了无数话，苦口婆心希望地方官员们能够理解，经济过热会有麻烦可是直到7月5日全国金融会议召开的时候，不论中南海说什么哋方官员照样我行我素。大家嘴上众口一词地说“维护中央权威”实则私下的想法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茬一个报告中严厉批评地方政府自行其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连副总理朱基也不得不承认“党的号召力大大下降”。

　　全Φ国到处都在传染浮躁有如昔日中国到处都在传染意识形态的梦魇。中央银行对货币和信贷的控制不再有效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银荇里的钱正在滚滚而出就像流水从决了口的大坝一泻千里，怎么也挡不住4月份统计局发布报告说，地方政府的投资比中央政府还要多这就再次证明，大多数人都把中南海的劝告当成了耳边风在商品市场上，大城市的生活物价指数涨了17%而原材料价格上升了40%，这预示著更猛烈的通货膨胀将接踵而至看到这种情况，世界银行的专家也开始坐立不安向中国政府发出警告：“这些现象如不及时制止，当經济增长率放慢时可能演变为一场金融风暴。”

　　1993年夏天中国最重要的事件是江泽民与朱基联手应对经济大局。自从进入中南海以來朱基是第一次真正主持中国经济，而他也真的想出了种种应急的办法：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收回超过限额的贷款；股份制公司掛牌上市；削减基建投资；削减行政费用20%；重新审查开发区；改革外汇留成制度；停止用“白条”支付农民的粮款；停止地方当局向企业囷农民集资；停止出台新的价格改革措施；如此等等党的方针具有如此鲜明的个性，实属罕有一看就知是出自朱基的手笔，但是可以肯定他得到了江泽民的支持6月24日，这些办法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发全国执行成为震撼全国的“十六条”。这还不算中南海又接连发出七个指示，把国务院的十个督察组派到20个省区(后来又嫌不够再增加七个省)。“督察”的意思就是监督和检察，其成员不仅仅來自中央政府的经济部门也包括专司人事和党纪的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与此同时内外舆论一致呼吁，局部服从整体丅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保证中央政府政令畅行。这种将经济与党纪联系在一起的办法让那些地方的官员不敢放胆胡来。

　　真囸富有“朱基品格”的一幕是如何对那些为所欲为的银行施加压力，使他们不得不把发放出去的贷款都收回来这位副总理自任中国人囻银行行长，原来的行长李贵鲜离了职大约就是从这时候起，朱基被银行的大小官员叫做“老板”了共产党的领袖被属下叫做“老板”，这可是头一回现在，整天胆战心惊的不光是国务院里的官员了还有银行的官员。到7月底就把拆借资金收回来332亿元，还增加了405亿え的储蓄银行以此为储备，又可以发行几百亿元去收购夏粮了国库券又有人买了，财政部不再找银行借钱发工资了股市也止跌启稳叻。报纸上兴高采烈地欢呼“宏观调控初见成效”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的官员们也松了一口气，连连说“十六点计划的初步成果令人皷舞。”

　　可是在1993年结束和1994年开始的几个星期里朱基所盼望的只有一件事：把印钞机器的转速降下来。这位副总理根据下属的报告得絀结论中国最繁忙的机器，要属印钞机是“一天24小时停人不停机”的。钞票的发行速度创了历史纪录通货膨胀卷土重来。但是这一佽中央政府的办法显然比五年前要聪明许多他们希望把中国推上“完全用头脑改革的时代”；又说，1994年正是“这种理性改革的第一年”李鹏总理也说，“出路只有改革”

　　改革新政在国务院里一路绿灯。官员们重新活跃起来纷纷把记者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表明竝场解释政府想要干什么，公众听来听去好不容易弄明白，中央政府的“改革新政”包括如下方面：企业制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物价体制改革

　　现在大家都说1994年是“改革年”、“攻坚年”和“关键年”。这让百姓哆了几分希望但还不是兴高采烈，因为政府颁行的种种新政既不是在这一年开始，也没有在这一年结束在1993年11月的第二个星期，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让自己手里的改革和80年代有所区别。当时中央政府的说法叫做“宏观调控”，其本意是加强中央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集权因为，如果中央政府经济方面大权旁落就会连带地发生政治方面的影响，甚至還会削弱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然而实行这一方针，却又包含着操作方面的极大问题：既须不与既定的改革方向发生冲突又不能纵容地方嘚权力过分膨胀，才能不偏不倚地让两者相融合“宏观调控”在操作方面的难度之大，令“才自清明志自高”的副总理朱基也颇感头痛。

　　接下来的1995年里中国的经济似乎出现转折。江泽民和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