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黎明的日志
黎鸣：中国人为什么没有“思想”？——关于“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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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中国竟没有一本象样的《中国思想史》，更不要说具有一本象样的《中国哲学史》了。造成这种悲惨情景的根源是什么？我认为，这是两千多年来“独尊儒术”的必然恶果，历史上，大量根本就没有任何正确思想的儒家“文人”们的“滥竽充数”的“思想”，极其严重地充斥了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的几乎全部的空间，更严重的是，它已经让中国人几乎完全丧失了关于“究竟什么是正确思想”的最起码的判断能力，这种情景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其结果，即是中国人几乎普遍地没有“思想”，根本就不知应如何正确地“思想”。 &&&&严格地说，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直到西方思想大量进入中国的近现代之前，事实上早就已经处于了人类思想“倒退”的，而不是人类思想“进化”的历史过程之中。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思想的“发煌期”的“春秋战国”时代，真正具有向上的、进化的内在精神动力的思想家其实是老子和墨子，而绝对不是什么孔丘和他的徒子徒孙们。恰恰是孔丘及其儒家的所谓（其实是伪）“思想”的后来愈来愈严重的泛滥，完全湮没并歪曲了中华民族真正具有向上和进化的内在精神动力的“思想”，其中最主要的即是老子和墨子的“思想”。这又是为什么呢？要说明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不首先弄清楚，究竟什么才是正确的具有向上和进化的内在精神动力的“思想”，它起码应该具有一些什么样最基本的特征？ &&&&为此，我们不妨暂时别过头去看看西方人的历史。与中国人相反，西方人两千多年来的思想史基本上是一部不断地“向上”、“进化”的思想史。我们要问，为什么西方人的“思想史”是向上的、进化的思想史，而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史”却只能是向下的、退化的思想史呢？其中最本质的差别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与物质进化的自然历史不同，人类进化的更多的比重必然是在于人类自身思想（精神）进化的历史方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类的一切历史，其本质上都应是思想进化史。进一步还可以作出判断，一切缺乏思想（进化）史的所谓人类历史，都只能认为是比较低级的接近“动物”的历史。中国的大量“历史”的记录，其实几乎就只有“动物”的历史，而较少，或甚至有意无视于“思想”的历史，所以事实上也就只能缺乏“思想”基本的“进化”。 &&&&西方人的“思想史”为什么是“进化”的呢？它的本质属性究竟表现在哪儿呢？我来告诉我亲爱的同胞，本质即在对思想本身规律的最初不自觉，后来则愈来愈自觉的追求的不断向上和进化的认识（发现真理、发明真实和创造真成—诚）。通读西方人的无论社会《历史》，还是《哲学思想史》，我们最终都能够发现贯穿于其中的某种“线索”，什么“线索”？即对于思想（思维、思考、思索……）本身规律进行思想探讨的“线索”；这种“线索”在他们的“哲学史”之中尤其表现得突出，这种“突出”的表现即是作为纯粹思维规律的学说的“逻辑学”的进化路径的突出的不断进步的再现。这种“再现”已经成为了西方任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心理科学、艺术学等等）方面学者的完全自觉的追求（而自古以来的中国的儒家文人则完全丧失了这种自觉，从而也就根本不可能会有这种自觉的追求）。 &&&&请问，中国《历史》的作家们曾经有过上面所述的对于（历史）思想本身规律进行思想探索的“完全自觉的追求”么？中国的“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二十六史”等等等等的写作者们曾经有过如此的“自觉追求”么？不要说这些“历史”的写作者没有如此的“自觉追求”，即使如“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的作者们也同样缺乏如此的“自觉追求”，要不然，他们不可能写出来的东西竟会如此地缺乏真正“思想史”、“哲学史”的价值。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史》，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等等，它们能够称作合格的“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么？其他如刚逝世的任继愈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等等又如何？在我看来，他们全都只不过是对中国古代的大量内容芜杂的文献进行了一些“有一定价值”的整理而已。作出如此判断的根据，即是如上所述，我们从他们的著作之中，能够看到贯穿于其全部著作自始至终的某种“完全自觉的追求”思想本身规律的不断向上并进化的“线索”么？坦诚地说，我没有看到，甚至根本就看不到。尤其作为《哲学史》而言，其中连最起码的“逻辑”都没有，更不要说有“逻辑”的历史进化。既然如此，它们有什么资格被称作《中国哲学史》呢？如果说连那些被称作“中国哲学家”的人们都不知道“逻辑”为何物，那么他们的所谓“哲学思想”又从何而来？更不要说一般的中国（儒家）文人，乃至更一般的中国人，他们又何来符合“逻辑”规律的正确思想？他们能够有（正确）“思想”吗？ &&&&说一句令人痛苦的话︰自从“独尊儒术”以来的两千多年之中，凡在中国生活过的“中国人”基本上都没有了“思想”，基本上都不知道究竟应该如何“正确”地“思想”。这才是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所有巨大历史悲剧的总根源。然而我们今天，又在继续高歌孔儒的根本没有“思想”的“经典”，还又在进行已经垂死的儒家“国学”的“复古”，这实际上即是等于，又在继续重新“开演”中国人过去巨大的历史悲剧，或许是还要更加巨大到无数倍的现实的悲剧。我请亲爱的同胞们警惕啊，这是中华民族的毁灭，而绝对不是中华民族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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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人普遍失去了理想主义精神了吗
我有更好的答案
对未来美好希望与追求更加坚定。是中国人，谁不希望我们的国家更加富强、谁不希望人民的生活水平更上一层楼，这不是理想吗什么是理想？理想就是对未来事物的美好想像和希望，现在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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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失去，理想是永存的，没人不想过的更好，这不是理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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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思想史，中国思想死，为什么？——西方有《思想史》，中国只有“思想死”，或“精神死”，论中西历史终极奥秘之差。——西方“思想史”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永远的战场，但却没有永远的胜利者和失败者，结果是：思想永存，精神永存。——中国“思想死”是老子的“道”理被处死，全都被孔儒的周“礼”永远地消灭了。在中国，“道”就是中国人的思想，精神，“道”没了，就是思想没了，精神死了。——“尊孔贵儒”的中国人和中国，没有思想史，精神史，只有“思想死”，“精神死”。——什么是人类的思想史？在老子，是“道”与“名”永恒的互动场，是自然之“道”变成人文之“名”的永恒历程。孔儒掐断了中国人的这个历程，只有“护礼”和“服礼”永恒等级制度的必存，“礼”不是思想，是物化的制度，中国人的思想死了，精神死了。——老子是中国乃至世界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孔丘是毁灭中国人思想、精神的罪犯。——追随孔丘及其儒家，即是追随孔儒消灭中国人的思想，即是继续中国人的“思想死”。——这就是我要求亲们跟我一道“灭孔兴老立人”的根本原因。黎 鸣今天文章的题目，在于揭示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源远流长的历史差别。可以说直到今天，中国人还仍旧走在自己传统“思想死”历史的路上，而根本就不可能与西方人“思想史”的历史真正走向融合。问题更在于，中国人的历史传统事实上早就已经成为中国人几乎难以改变的败坏的“人性”（又称国民性），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中国人一切向往科学、民主、自由的呼唤都将全都是多余的空叫唤。我很遗憾，我所看到的东西，我的绝大多数中国文人的亲们却看不到，他们顽固“尊孔贵儒”的传统心态，已经造成了中国人思想、精神的死亡。而中国人的历史，即明明白白是一个中国人思想、精神在始终不断濒于死亡的历程。我非常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然而同时，又非常悲观地看到，一切亟于想要改变中国人心态的努力，都将成为枉然；只有等待人们的死亡。这成为了一个巨大的“两难”。老子的“道法自然”，让我远离了多余的情感。中国的问题，终归是要改变的，谁不害怕死亡？因此，研究中国思想、精神始终濒于“死亡”的原因，成为了我重大的主题。只有当中国人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思想、精神濒于“死亡”，才可能让他们的灵魂受到“震惊”。所以，我才会极力寻找造成中国人思想、精神濒于死亡的原因。我终于找到了，它就是传统的“尊孔贵儒”，中国人的思想，精神，因它而只能濒于死亡。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人类的历史，最终都应该归结为思想史，也即精神史。这是真理。所以，没有《思想史》的民族、国家，其实，即没有真正的历史。中国，就是一个没有《思想史》的国家。为什么？今天文章的题目，正就是要讨论这个问题。西方历史终极的奥秘是什么？中国历史终极的奥秘是什么？它们之间最终的差别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将均以最简单而准确的语言加以回答。同时也即回答：中国人的思想、精神为什么会濒于“死”亡？西方历史的终极奥秘，实即其《思想史》的奥秘，是什么？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种思想不断斗争，不断融合，又不断更新的一个漫长而永远进化的历程。关于这一点，在恩格斯著作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之中，即有过论述。具体言之，西方历史“两希”文明的源头即已透露了这种奥秘。希伯来人信仰惟一神上帝的宗教，是绝对的唯心主义，这里的“绝对”，最终仍可以分解为“客观”和“主观”两极。此外，古希腊人的哲学则具有“唯心”与“唯物”的分解，很显然，柏拉图具有“唯心”的倾向，亚里斯多德则具有“唯物”的倾向。这里用“倾向”来说话，即它们之间不是绝对的对立。重要的是，无论“唯心”或“唯物”，它们从最初到现在，都不存在谁消灭谁的问题，因为它们永远都处于相对独立存在的状态之中，然而同时又永远都在相互融合、转化的运动之中，这类似中国人的阴阳，但中国人的阴阳太泛，没有形成阴主义和阳主义，更缺乏阴中阳、阳中阴的真正的思辨；关键还在“唯心”与“唯物”的两极对立之外，更又包括“唯心”之中“主观”与“客观”之间的两极对立。而在“主观”之中的经验的、唯物的成份，却使得根本就不可能产生绝对“单极化”的可能。换言之，“唯心”与“唯物”永远共存一体。正是因此，这种思想历史的长河，是永远都不会枯竭的，所以，西方人的历史，具有始终向前进化的可能性，并且久而久之，更形成了文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再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历史。严格地讲，中国没有《思想史》，只有“思想死”。我可以预先告诉亲们，正是西方人的思想“史”和中国人的思想“死”这一字之差，完全显示出了中国人的历史与西方人的历史之间终极的奥秘之差。换言之，西方人的历史是永远开放不会枯竭的进化的历史；而中国的历史不然，早就处于封闭的枯竭的濒于“死亡”的状态之中，所以，才会有中国思想“死”的严重结局。那么，中国“思想死”终极的奥秘在哪里呢？我来告诉亲们，中国人的思想“死”即完全地“死”在了孔丘及其儒家所坚持的“周礼”、“礼乐”的“礼”字之中。为了理解的方便，我们下面不妨以最简单的方式来介绍一下中国人思想的源头，以及这个源头是如何终于被孔丘及其儒家的“文化传统”给堵塞了、堵死了。中国人思想的源头来自远古中国人的伏羲，他利用最简单的八个符号来规范人类的思想，这八个符号即今天人们所谓的“八卦”符号；应该说，伏羲的这种符号化思想的源头比西方人摩西的“上帝”的源头高级多了，因为现在看来，它们其实就是今天的逻辑符号，而老子在《道德经》中正就是把它们当作逻辑符号来看待的，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说。伏羲的八个符号的思想表达的方式，被周代统治者的周文王当作了占卜算命的“八卦”符号，文王的儿子们，周武王、周公继承了周文王占卜算命的方术，并留下了解说占卜的《周易》，周公更炮制了《周礼》。到了春秋时代，出现了老子与孔丘这两位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老子把八个符号当作了思维逻辑的符号来处理，并以此八个符号形成的方式，创造了自己“全息”思维的逻辑（道）方法，而记录了这种逻辑思维方法的著作，即老子的《道德经》。老子以“道”的三种形态——道可，道非，常道，以及名可，名非，常名，来逐渐演化出自己全息（道）的思维方法，我今天称之为“全息逻辑”的思维方法。而另一位孔丘，则完全继承了周文王、周公的《周易》和《周礼》，继续把他们占卜算命的方术运用到自己的思维中来，并由此而形成了以“礼”为核心的一套规范人们言、行、思的“礼仪”方法，以及一套用来规范人们思维的“仁、义、礼、智、信”的具体的模式。很显然，所谓的“仁义礼智信”，实质上只有“礼”，而根本就没有“仁、义、智、信”原本就应该具有的属性。例如“爱人”的“仁”，变成了“克己复礼”；“助人”的“义”，则变成了“礼之宜”，求知的“智”变成了“知礼”，信仰的“信”变成了“信礼”，等等。说到最后，实际上即中国人思想的历史之中，也同样形成了两种彼此对立的东西，它们就是老子的“道理”与孔丘的“仪礼”之间的对立。简言之，即在中国思想的历史之中，形成了“道”与“礼”的永远对立的斗争，但却很明显，有斗争，却没有融合，也即永远都不可能融合，而只有“你死我活”，更只有“道”死“礼”活。这与西方人的“唯心”与“唯物”之间的斗争和融合相辅相承的情况完全相反。顺便指出，近代中国在接受了马列主义的唯物主义之后，也同样按照中国传统的方式，把唯心主义当作了敌对的必须消灭的意识形态，很显然，这是中国传统的“道”与“礼”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的继续，而并不是西方人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既斗争又融合的共同发展的方式。所以，事实上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之中，老子的“道”（逻辑）的思维方式，早就已经死去；而惟一就只有孔丘“礼”的也即“仁义礼智信”的完全骗人，同时也是人们自己骗自己的思维方式的长期地存在。这基本上等于说，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早在孔丘及其儒家的完全“礼”的规定性的“仁义礼智信”的模式之中，就已经永远地凝固了，只有翻来覆去的说谎、欺骗、讨好，以及最终图穷匕见的杀戮，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只有“礼乐”的“礼”，而根本就没有老子“道可，道非，常道”的“道”。思想的凝固，实即历史的凝固，也即中国历史就只能停滞发展而完全丧失了文明进化的一切可能。就拿老子与孔丘两人对于彼此的完全相反观念的态度来说，老子表现出了对于“礼”的完全、彻底、深刻的否定，现在看来，这是对“思想死亡”的否定，是正确的否定。老子认为，“礼”根本就不应该是人类思维应该考虑的东西，那是一个丧失了人性的完全被物化了的非人性的制度性的东西。更因为在老子看来，人类思维的出发点只能是“道法自然”，只能是从对于“玄同”也即“人人平等”（真理）信仰的基点上出发去思考任何问题。正是因此，老子对于“礼”的批判是非常严厉的：“夫礼，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既然“礼”是一切不讲“忠信”的“乱”之首，当然它也就绝对地不应该作为人类思维的起点来考虑。因为这个起点，本身就是“物化”的制度性而非自然的人性。然而孔丘，偏偏要求中国人均必须从服“礼”的基础上出发去进行思考。孔丘以“问礼”的名义称老子为师，表面上认同老子的“道”，态度还相当激越：“朝闻道，夕死可也。”“君子谋道不谋食。”“道不同，不相为谋。”等等，似乎孔丘对于“道”也是无限景仰和推崇。然而在实际上谈到究竟什么是“道”的时候，孔丘却沉默了，从他的嘴里，永远听到的全都只能是“圣人”、“君子”的“正道”，说穿了，永远都是统治者的“正（政）治之道”。很显然，孔丘实质上是对老子的“道”进行了概念的偷换，更把“道”据为己有，为己所用。与其说这是孔丘的“聪明”，不如说这是孔丘的“奸猾”，“无耻”，孔丘的所为，实际上是从根本上毁灭了老子表达真理、规律、逻辑的“道”，是让中国人永远“有礼无道”。孔丘的“道”与老子的“道”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孔丘采用了偷换、欺骗的手法，“巧妙”地打倒了老子，取消了老子的“道”，却保留了他自己的实际上用于维护“礼”制的“统治之道”。很显然他的骗术成功了，他骗过了所有的人，甚至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真正认识清楚孔丘的“道”究竟是什么？然而却完全不由自主地全都顺着他，均集中到了统治者维护“礼制”的“正道”上去，而这也正是中国所有的统治者们全都非常需要的，所以统治者均“尊孔贵儒”。统治者们因此而成为了“道”的当然的守护者，甚至更成为了“道”的本身，即所谓的“正（政）道”，也即“天子（的政治）之道”，“皇帝之道”。而孔丘的“礼乐”之“礼”的彻底骗人的思维方式，便因此而完全占据了所有的中国人，尤其所有中国文人们的大脑。“仁义礼智信”即成为了全体中国文人们的永恒的“信仰”，然而实质上他们真正所信仰的东西，却是孔丘始终都为之牵肠挂肚的“礼乐”制度的“礼”。正是因此，孔丘的“礼”的思维方式彻底地打败了、消灭了老子“道”的全息逻辑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两千多年来，已经没有人知道老子“道”的思维究竟是什么东西了，不仅不知道，而且还更歪曲了老子的许多非常重要的全息逻辑的推论。例如所谓的“无为而治”；“不争”、“不辩”、“不博”；“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等等，对于老子的许多关于现象的描述，中国的文人们几乎全都作了非常歪曲的错误的理解。然而实际上，老子的“无为而治”应该理解为“无伪而治”，即必须“道法自然”而治，而不应该是“人为”地“人治”而治；老子的“不争”、“不辩”、“不博”实际上应该理解为不作任何现象上无谓的争论、辩论、辩驳，而应该遵循真理、规律、逻辑地进行相互平等地讨论。老子的“无知无欲”实际上应该理解为“悟知悟欲”，从而才可能使得“智者不敢伪”，不敢随意欺骗老百姓，等等等等。正是因此，老子的许多论述，全都被扭曲了，老子也根本就不可能被人们正确地理解了，却反倒被人们认为是“愚民”、“避世”、“消极”等等负面性的代表人物，或更被人们认为是什么阴谋家、兵家、养生家之类，而根本就谈不上是一个真正有大智慧的人。实际上，即老子的精神被处死了！结论：孔儒巨大的历史成功，即老子思想的巨大失败，乃至死亡，而同时也即中国人思想的巨大失败，乃至死亡。所以中国人就只能有“思想死”而没有《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