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华夏民族的最终形成_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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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时期我国黄淮江汉各古老部族互相融合的结果，便是我国主体民族华夏族（即今汉族）的形成。
从华夏起源与形成的各支来源看，华 夏分别与&四夷&各族都有共同的渊源关系；对&四夷&而言，又都有一部分分化出来，融合于华夏之中。同时，融合与分化都不是单向的，华夏也分别在不同时期 不同地区都不断有一部分迁徙到边疆，与当地各族融合，成为边疆各族的一部分。这种互相吸收与融合，使中国各民族的构成具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 这一特点在先秦已表现得相当明显，并对后世中国民族史的发展，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春秋时期由于地方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当时的 中原各国较为先进者称为华夏，和它们相比邻或错杂居住较为落后者则被称为戎狄蛮夷，但未必尽是血缘之别。因此，各族的名称界限不严，对于某地的居民，有时 称&夷&，有时称&蛮&，有的称&戎&或&狄&。崔述云：&盖蛮夷乃四方之总称，而戎狄则蛮夷种类部落之号，非以四者分四方也&，其说有据。《左传》中虽 有&四裔&之称，开始了四方四族说的先声，但尚未有以&夷&&蛮&&戎&&狄&分配于四方的概念。所谓&东夷&&西戎&&北狄&&南蛮&之称，到了战国以 下汉族形成前后才逐渐出现。
周王室所分封的许多侯国，主要居于黄河流域的中、下游。这些国家，一般都具有比较先进的生产力和比较发达的文化，而且已处在奴隶制社会阶段，它们在古代文献中，称为中国、华夏、中夏等不同名称。
夷即&尸&字，甲骨卜辞中有&隹尸方受又&（《甲》279）、&侯告伐尸方&（《粹》1187）等记载。金文中有&东夷&（《小臣》）、&南夷&（《宗 周钟》）、&淮夷&（《兮甲盘》），又有&西门夷&&京夷&和&（界）身夷&（均见《师西》），等等。文献中主要有舒夷、淮夷、徐夷和莱夷。舒夷在今安徽 中部，淮夷分布于今淮河下游，徐夷又称徐戎（《尚书&费誓》）或徐方（《诗&大雅&常武》），在今安徽泗县北，莱夷在今山东半岛的东北部。至于所谓&九 夷&者，不一定是确指，言其支裔繁多而已。
蛮字见于金文，为称&蛮&（《兮甲盘》），也有称&蛮方&《虢季子白盘》）者，似指西北方 的狁而言。晋、秦两国附近也有所谓&百蛮&（《晋公》）和&蛮&（《秦公钟》）的，和《诗经&大雅&抑》中的&蛮方&一样均指西北之族。此外，河南韩国附 近有&百蛮&（《诗经&大雅&韩奕》）、东方鲁国附近有&蛮貉&（《诗经&鲁颂&宫》）。《诗经》中又有&蛮荆&（《小雅&采芑》）之称，指楚国，《左 传》中的&陆浑蛮氏&（成公六年）、&戎蛮子&（昭公十六年），都指居于中原的戎蛮之族。顾栋高云：春秋时期，中原各国&往往不能举其号第，称蛮曰&群 蛮&，濮曰&百濮&，以概之，盖其种类实繁，其地为今某州县亦难可深考。&
戎字也见于甲骨卜辞，如云：&征戎&（《乙》4692）， 周代金文中有&东国戎&（《班》铭），又有将狁称为&戎&（《不》）的。《尚书&费誓》称徐为戎，《左传》中的&戎&名国族者很多，有鲁、曹附近之&戎& （《左传》隐公二年、庄公二十年和二十四年）；有楚国南方之&卢戎&（《左传》桓公十三年）和&戎&（《左传》文公十六年）。又有&北戎&（《左传》隐公 九年、桓公六年、僖公十年），大概与晋、郑、齐、许诸国相近，似为居于黄河以北而邻近&诸夏&之戎。还有&山戎&（《左传》庄公三十年），当是居于&北 戎&邻近的山区之中，也有说它在山东境内曾与齐、燕诸国发生交涉。所谓&诸戎&《左传》襄公四年、昭公六年），大概居于河北山西境内：&骊戎&&犬戎& 等，在晋国附近，曾与晋国通婚，似是晋之附庸。《诗经》《左传》和《国语》皆有&西戎&之称。中原黄河流域，也多戎族，&杨拒、泉皋、伊雒之戎&&陆浑之 戎&（也称&阴戎&&九州之戎&）&戎蛮氏&等，皆是其例。司马迁云：&自陇以西有绵诸、绳戎、翟、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 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史记&匈奴列传》），足见戎族确是一 个支系甚多，不相统一，经常变动，&随地立名，随时易号&的大族，要想弄清它的支系和分布，确实困难。
华夏的称呼是在春秋时期（具体 地说，是在春秋中期以后）产生的。西周及春秋早期，文献中只有诸夏的称呼，它指的是以姬周族为首的政治联盟，这在春秋早期是如此。春秋中期后段，文献中始 出现用&诸华&代替&诸夏&的做法。《左传》襄公四年&诸华必叛&，大约是文献中最早的这样的用法。稍后，又出现了&华夏&的连称，如《左传》襄公二十六 年&楚失华夏&。学者解释说，华、夏二字音同通用（古音皆为匣母鱼部字），诸夏自可称作诸华。此说固然不错，但我认为，诸夏之称作诸华或华夏连称，可能还 含有一层对诸夏在文化上的界定之义，华字含有&华美&&文采&的意思，人们用它来代替&诸夏&的夏字，实同时含有对诸夏文化的赞美。所谓&中国有服章之 美，谓之华&即表现了这一层意思。从诸夏之称作诸华，或华夏称呼的出现，可体会出诸夏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都占据了优势。诸夏正由过去单纯的政治同 盟向着民族共同体转化。
民族与一般部族或部族联合体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后者是建立在氏族亲属关系基础之上的血缘组织，前者则是各 部族融合在一起以后形成的具有更加广阔的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民族心理素质及共同经济生活的更大规模的人们共同体。在我国西周和春秋早些时候，无论是 诸夏，还是诸蛮夷戎狄，它们的社会组织都尚未脱离以氏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发展阶段，因而都仍是属于部族或部族联合体的性质。即使是一些较大的诸夏国 家，它里面虽已包含有几支不同部族的居民，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些部族的居民仍是分别按自己的血缘系统聚居在一起的，并未实现真正的融合，亦未实现按 地区对居民的划分。
&过西周春秋数百年间诸夏、诸蛮夷戎狄及其他中原旧族的交融，我国黄淮江汉广大地区已基本结束了众多氏族部落并立 于世的局面。到春秋战国之交，这一地区的居民都已集合在一个单一的华夏族的名号下面，而不再有诸夏与诸蛮夷戎狄的区别。原在这一地区与诸夏错居杂处的蛮夷 戎狄，大部分与诸夏共同融汇入华夏民族中，小部分则迁往了边远地区，与别的居住在边远的少数部族相结合，而成为真正的&四裔&。战国以后，人们已不再谈论 各国的氏族宗姓，相反，却开始谈论起&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道理。用恩格斯的话说，在黄淮江汉广大地区，已实现了&各个部落领土融合成一个民族的共同领 土&。虽这个时期还存在着几个诸侯国的割据，但那只是封建性的政治割据，而不是不同部族的对立。换句话说，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所有土地，都是华夏民族活动 和居住的共同地域。
当然，结束各氏族部落并立于世的局面，还意味着这一地区的居民打破氏族间的血缘壁垒，而最终实现按地区行政组织对居民的划分。
除共同地域以外，华夏居民拥有共同语言也是无疑义的。许多文字学家早已指出，春秋时期，我国北起幽燕，南到江淮和江汉，西起秦陇，东到齐鲁，各国所使用 的文字在字形结构、音韵识读、字义辨析诸方面，都显示不出大的差别。文字是语言的记录，因此说华夏居住的广大地区拥有共同语言这一点，应是无可怀疑的。如 果说春秋早、中期这一地区个别外迁来的戎族（如姜戎氏）尚有与诸夏&言语不达&的情况，那么，随着以后这些少数部族的最终融入华夏，这种情况亦当趋于消 泯。据《左传》，其时这些少数部族的首领有的已具有很高的华夏语言文化的修养。如上引姜戎氏的首领戎子驹支，其在与晋执政范宣子的对答之语中，竟也能操着 当时一般华夏之人的礼节，&赋《青蝇》而退&（《青蝇》为《诗&小雅》中的篇名）。这表明诸戎接受华夏共同语言只是早晚之事。
谈到华夏族所具有的共同经济生活，首先应强调的一点便是华夏居住区域都已进入了铁器时代。其时在春秋时期，铁器的发现已遍及周、晋、齐、秦、燕、鲁、郑、楚、 吴、越等国统治的地区，要说到春秋战国之际还有哪个国家和地区没有使用上铁器，那是说不过去的。与此相联系，华夏之民，包括融进华夏的蛮夷戎狄族居民，都 基本上采取了农业定居生活。事实上，一些戎狄族居民在并入华夏之前就已是实行的农业定居生活，如赤狄与晋南鄙的姜戎氏。过去一些学者一概把他们视作&游牧 族&，是不对的。在此基础上，华夏地区基本的经济联系也建立起来了。自春秋中期晋地及东周畿内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一批金属铸币&空首布&之后，到战国时期， 各地各种形式的金属铸造便广为流行。同时，一大批个体商人开始活跃在社会经济生活的舞台上，各地区的商业联系亦建立起来了。《史记&货殖列传》说春秋战国 之际的商品流通形势云：&陶（今山东定陶，战国初宋地）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易也。&凡此，均是华夏族拥有共同经济生活的证据。
至于华夏族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其在当时文化形态上最显著的表现，应莫过于华夏之人对于传统礼乐文化的认同。前述华夏族的族称在春秋中后期取代诸夏的称 呼，即很说明问题。上引《孔疏》中的&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一语，学者以为它体现了华夏之人对于自己礼仪文化的优越感，亦是华夏族所 具有的民族意识的一种反映。不过这种&民族意识&和文化优越感，只是华夏民族形成时期，即华夏族称出现以后的事情。在这之前，特别是在周初诸夏刚产生不久 的时候，那构成诸夏主体的姬周族人似乎还体会不到自己的&礼仪之大&和&服章之美&，因为那时他们的文化水平尚不见得比被他们征服的商人和东夷族人来得 高。诸夏之取得文化上的优势是在以后凭借着自己在政治上的主宰地位及长期居于中原的环境优势逐渐形成的。后来，当诸夏凭借着自己的政治文化优势与其他中原 旧族融为一体以后，人们把诸夏的礼仪文化奉作整个华夏民族的共同文化，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总之，到春秋战国之际，我国黄淮江汉广大地区居住的古老部族已走完自己的历史，由它们共同融铸成的华夏民族以其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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