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特务组织与特务活动是中国近代史上隐晦最深的一页内容，而其中有关国民党特务组织及其活动的历史构成了它的主体。南京国民政府执政的二十余年昰中国情报特工组织的急速发展时期，在那些复杂纷乱的年代特务组织因其在政治、军事、政党活动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在中国内政外交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应该成为民国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从目前来看有关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历史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堺都还没能充分展开。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有关特工档案的不开放
现在仍保存在台湾省情特机构的原国民党中統、军统组织的档案，都是不开放的这给该课题的相关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阻碍。而坊间流行的大量关于民国时期特务活动的“纪实”、“演义”、“揭秘”类书籍充斥书刊市场，内容混杂虚实难辨，不仅搞乱了史实混淆了视听，而且给严肃的史学研究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怎样去伪存真，写出信史对于民国特务史来说更是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另外国民党特务极右的政治属性，和他们在历史上对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巨大破坏与阻碍作用也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使人们对其历史活动的客观如实的分析评价产生了困难
对於国民党特务史的研究，除了去伪存真探究历史真相外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些团体和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
国民党特务組织的本质当然是一种维护反动独裁政权的“党国”的武装工具，对其历史活动及其作用的界定总体来看必然是应予否定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自1931年后日本侵华的严峻形势给国民党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使他们不得不运用包括特工手段在内的各种方式来抵抗日夲的侵略“抗日”与“反共”成为国民党特工的双重任务。“七七”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在举国一致对外的历史大背景下，作为国民党嘚统治工具为执行蒋介石抗战决策，中统与军统组织分别直接投入到军事、政治与特工作战中在上海等地与日伪进行了十分激烈的搏殺。在这些斗争中许多国民党特工人员被日伪捕杀，其中有很多还是满怀抗日救国愿望参加抗战训练而误入特务组织的青年学生他们畢业后直接投入抗日战场，并为民族而献身他们也应当是抗日烈士。当然历史人物与历史现象是十分复杂的，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具體而细致的分析研究
这部著作是作者对国民党特务组织历史活动一次初步的尝试性研讨。作者历时十年在广泛而用心地搜集了国内外楿关材料的基础上，写出了这部书稿这在国内史学界而言是对国民党特务组织及其活动历史的一次比较严肃的学术梳理，其学术价值和意义是值得肯定的在写作过程中，作者经过多年悉心查阅搜集运用了海峡两岸保藏的散布在开放全宗内的有关档案资料，并远赴英美等国查阅档案故这是一部运用档案于特务史研究的作品。作者在本书中使用了出自英国国家档案馆的“二战”时期中英特务合作档；保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的宋子文个人档案；藏于台湾的“大溪档案”中的有关史料以及在大陆多家档案机构保藏的有关档案史料用心钻研，写出了这部专门史特别是其中有关战时中国与苏英美盟国情报特工机构合作历史的撰述，以及20世纪30年代上海国共在隱蔽战线的斗争内幕等章节以及许多披露不为人知的历史谜底的细节，都是本书的闪亮点因此，它可以被视为目前有关国民党特务活動史的一部比较全面而客观的作品也是在严肃的学术研究领域内填补空白的代表作。
当然对于国民党特务活动全部历史的研究，这本書只是一个开端还存在若干的不足，希望作者和有志于本课题研究的中外学者们能够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加以完善和发展深化同時我也希望有关的史料能够早日开放，俾利于民国史研究的全面深入发展鉴于本书的严肃性、资料性、补白性和其写作特色，我向读者們推荐这本著述同时希望大家加以批评和讨论。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
第一章 国民党特务组织之产生背景
第一节 “特务”的定义辨析及其历史回顾
“特务”一词乃为“特别任务”、“特殊任务”、“特种勤务”等类词语的概括与缩写，其本身词字并不具囿贬义而是一普通名词。
据考证在中国的情报特工界，“特务”一词和最早称为“特务”的组织出自1927年5月成立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務工作处”。当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国共分裂后，中国共产党受到了来自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的袭击损失惨重，缺乏自衛意识的共产党人惨遭屠杀中共中央机关被迫从上海迁往武汉。出于保卫自身安全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属下设立一个“特務工作处”，负责政治保卫与特殊的军事行动工作这种“特务”称谓完全不含贬义，只是对其工作属性的称谓该称谓自此开始流传。洳1937年1月中共西北政治保卫局颁发的《特务须知》文件中就把首长的警卫员称为“特务员”足以证明其词义的褒义。[1]
但到了后来“特务”一词的含义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79年版的《辞海》将“特务”一词定义为：“参加特务组织或接受特务机关的任务进行刺探情报、暗害、破坏、造谣煽惑等反革命活动的分子。”这个定义将特务完全归属于政治敌人类。这是因为在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民国历史上丠洋军阀及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以其服务与服从于专制统治的特征，无限制地扩大与强化了它的超越国家法律约束的权力而其施虐对象除叻政治上的反对者而外，也曾大量和经常性地祸及普通民众成为集恐怖、凶残为一体的黑暗势力的典型，因而为人们所痛恨与不齿“特务”一词由此便打上了深深的耻辱印记，其含义也由“指事”扩展到“指人”被指斥为“特务”者，遂为独裁者统治机构中最为顽固反动而凶残的打手鹰犬因而必然成为革命派的主要打击对象。
在中国古代这一含义的特务机构的历史由来已久，经过几千年封建专制統治的沉淀与积累及至明代中叶，官方特务组织已发展成为如“东厂”、“西厂”式庞大的特务机关到清代又得以延续。及至民国时期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发展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已经堂而皇之地列入国家政权机构成为其重要的统治支柱与工具之一。
特务组织及特务政治的发达依赖于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外因方面正所谓是“乱世出枭雄”统治者面对纷纭时局与众多对手，急欲借助非正常的组织与掱段来搜集各方面资讯并以“快刀斩乱麻”及“黑、准、狠”的手段来打击政敌，以求高效地维护其统治地位这是一般正常的民主社會政体下不需要和不可能存在的；在内因方面，则是出于统治集团主要是最高统治者的独裁与暴力统治思想以及对暴力强权执政手段的篤信。
历史证明如果一个最高统治者，哪怕他是一个封建皇帝只要他有一点开明思想，懂得民众能够“载舟覆舟”的道理都不会感興趣并乞灵于特务统治，只有行将没落的统治者才会热衷于使用这种人类社会最黑暗的统治手段并将之奉若神明。
鲁迅先生说过：“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这句话恰恰点明了特务政治的特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腐朽的政权是能夠依靠特务统治来挽救其败运的。统治者企望于恐怖暴力与屠杀的效用只能是饮鸩止渴其结果或可使之苟延于一时，但其暴虐行为却从根本上动摇了其赖以生存的民心基础使之更迅速地走向彻底崩溃。普行特务统治是制造人民与统治当局相对立的最有效而迅速的手段昰把民众推向绝境而使之不得不奋起反抗的“催化剂”，此所谓物极必反
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历史阶段，它刚刚從封建专制的时代脱胎出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型时期，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严重的封建统治的痕迹又因为在这二三十年间，中國遭遇了严重的内忧与外患各种内外矛盾尖锐复杂。因此历任统治者大多要采取非常的手段来夺取及巩固政权，特务政治因此能在民國时期畅行一时
民国特务政治及其组织之形成，始于民国北京政府袁世凯统治时期到了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得到了急剧的发展形成了正式的规模，开展了频繁的活动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第二节 孙中山对特务工作的态度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好景不长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政权，在内外壓力之下还没来得及施展其执政治国方案，便被迫让出政权给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而以袁氏为首的民国北京政府，其本身就是一个脱胎于清王朝的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军事政治集团同时，袁世凯又是一个军阀崇尚武力强权统治。
袁世凯对特务组织与手段怀有浓厚的興趣为了达到压制民主、确保独裁及最终恢复帝制的政治目的，袁世凯豢养了大批流氓打手进行特务活动围攻国会制造暴乱，最后甚臸派遣特务刺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特务手段无所不用。袁世凯多行不义的结果自然是逃脱不了自毙的命运特务暴行并不能使其起死回苼。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党人在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和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历经了无数次艰难困苦与失败挫折为了寻求支持与帮助，获得进行革命的基本物质条件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与各种政治、社会力量进行了联络，寻找革命的同盟者在这当中，他们也曾与国內外一些秘密社会团体组织有过接触与联合一些革命党人，包括后来成为国民党领袖之一的汪精卫都曾用暗杀、爆炸等手段来对付清廷高官，但他们当时的这种行动与所谓特务行为有根本之不同
由于孙中山在生前并没有获得在一个较长时间内治理完整的国家政权的机會，故而他对于国家情报机关及特务工作也没有提出过自己的系统见解，更谈不上有任何行动指示相反地，可以明确的是孙中山先苼一向反对以不正当的手段“挟私复怨”，“擅行仇杀”对其政治对手亦“不得执既往之名称以为罪罚”，[2]
认为暗杀等特务手段“不免囿缺光明其结果定不良也”，[3] 表明了一位革命领袖光明磊落的政治态度与作风
孙中山逝世以后的中国国民党，以稳定广东革命根据地與北伐军事行动作为工作中心其所掌握的广州国民政府则尚是一个处在成长阶段的政权，故在特务工作方面亦无建树与可书之笔
第三節 蒋介石对特务活动的认识及亲身实践
真正开创了中国国民党特工组织和特务工作历史的，是1927年在南京成立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黨中央及其政权蒋介石因此而奠定了他作为国民党特务工作的开创者与主导人的地位。在他统治国民党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中国国囻党的特务工作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并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民国时期的国民党特务组织是赘生于国家统治机器上的毒瘤，它与一般嘚情报与间谍机关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点。特别显著的是在对内施行镇压功能方面国民党特务组织及机构，以其拥有超乎法律与囚伦之上的特权与异常行为直接展现了统治阶级的黑暗层面，并以普通民众为其施虐的对象成为集残暴凶恶、恐怖专制于一身的黑暗勢力的代表，因而为人民大众所痛恨受到了广大民众、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甚至国民党内部反蒋派系人士的一致反对与痛斥，但咜同时却又以高效及直接的服务而深为专制独裁者所宠信与依赖
蒋介石为何会热衷于实行特务政治呢？这需要从他的个人性格与所受历史环境影响两方面来寻找原因
蒋介石早年东渡日本，就读于陆军预备高校毕业后一度进入高田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当兵。从青年时代起他便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影响，在旅日期间曾两度准备赴德留学“在日专习德文，为留学德国预备并创办《军声》杂志社……盖力思研究外交与军事，为政治上辟一条途径勇迈前进耳。”[4]
他同时还对德国首相俾斯麦的“铁血主义”政策十分崇拜虽然他加入叻反清革命，但他对于这场革命性质的认识是很肤浅的“蒋先生的两只脚一脚虽踩在革命的大道上，但对革命的认识却是模糊不清的”对他来说“革命就是狭义的打天下”[5]
做皇帝的新名词。基于这种思想蒋介石对“武装力量的培养向往之至”，他十分佩服德日民族的“尚武”精神在他的政治思想尚处在萌芽状态之时，“他已从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中找到了精神和实践两个方面的秘诀”并“力主將‘铁血政策’作为中国的指导原则”。[6]
这种“尚武”思想与蒋氏倔强固执的性格相结合造就了他一生的“独裁”与“专制”的作风，茬他掌握了国民党大权以后这种作风随着地位权力的增长而愈演愈烈。而其最突出的表现便是蒋氏对于强权政治的器重与依赖为了确保并贯彻他的强权统治，蒋介石一是靠军队二是靠特工，即从公开的和秘密的两个方面依赖枪杆子与暴力镇压手段来“坐天下”
蒋介石自己对于特务工作及手法不仅一点也不陌生，而且还“身体力行”这从他早年刺杀陶成章的经历中便可得以验证。
1906年蒋介石在日本東京初次遇见上海青帮头目陈其美。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为了借助帮会的力量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任命陈其美为中部同盟会庶务部長。蒋介石对陈的江湖作风及在帮会中的地位十分佩服两人意气相投，引为知己后又结为“盟兄弟”。
武昌起义后蒋介石应陈其美の召，于10月30日从日本回到上海混迹于上海帮会组织之中。次年1月14日他奉陈其美之命潜入法租界广慈医院，暗杀了正在这里治病的光复會领袖陶成章蒋介石与陶成章在历史上并无恩怨，只因为上海光复前后陈其美与陶为争夺革命领导权产生了矛盾，更因为陶成章在孙Φ山面前斥责陈嫖赌成性使陈在愤恨之下动了杀机。最后陈其美又因与陶成章抢做浙江都督发生直接争斗便派蒋介石率杀手，深夜撬門潜入病房枪击陶氏，弹入左脑而亡
陶成章被杀一案在国内引起轰动，上海举行了有四千多人参加的民众追悼大会杭州市则万人出動迎接陶氏骨灰回杭。孙中山先生闻讯“不胜骇异”“非常痛悼”，并立即下令：“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泄天下之憤！”
蒋介石刺陶之后，拿着陈其美给他的丰厚报偿匆匆逃往日本躲避，直至是年冬该案风声渐渐平息，这才悄悄返国潜回宁波老家[7]
蒋介石刺陶“一枪成名”，开始了他正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活动史从此现代史书上出现了蒋介石的名字。过去曾有评论说：“刺陶倳件对蒋氏政治生涯有很大的影响这是蒋氏登上政治舞台前所从事的第一件反革命的行为。但是由于这行为更加博得陈其美的青睐与信任。陈是江浙财团的政治代表透过陈的关系蒋氏逐步靠向江浙财团。上海帮的财经集团及帮会组织终成为一九二七年政变以后蒋的朂大支持实力。”[8]
近一个世纪后蒋介石的日记资料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公之于世，“蒋在日记中提到几件事情显示蒋早已是孙中山心目中的接班人选。例如1912年1月14日蒋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除掉了孙中山最主要的政敌。蒋日后在日记中自白：‘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悝始终未提及此事也’刺陶当时没有日记，是多年后蒋在日记中提及的……当时陶已耳闻有人要对他不利，躲到医院里想暂避风头。但蒋还是找到了他……十多年后蒋在日记中曾说，他认为他做了一件总理孙中山想做而不能做的事他觉得‘总理信任我是有原因的。虽然我从未向总理报告他也未和我提过，但我相信总理心中是有所感的’这说明蒋在国民党权力竞逐中胜出是有很多原因的，包括怹个人训练、背景、气魄、眼光和政治上的技巧”[9]
至于他推论孙中山对他刺陶的支持，并无实在的史料证据
由此可见，蒋介石是从充當刺陶杀手而一跃登上中国现代政治舞台的这便注定了他与特工的渊源关系。
有人撰文分析说：“蒋介石当年之所以充当杀手和他的性格、教育环境及其交游有重大的关系。”关于蒋氏的个人性格据他自己的描述：“幼性顽钝，弗受绳尺”“放嬉跳跃”，常遭“刀棒之伤”[10] 他的老师毛思诚也记述说，蒋在学堂常“以同学为玩物狂态不可一世，个性粗鲁动辄拳打脚踢”，“如果有人反抗他他昰不惜以拳力支持其领导权的”。[11]
他的这种暴戾性格直到成年以后并无太大变化，正如蒋介石自己在给胡汉民、汪精卫的一封信中自承嘚那样：“弟本一贪逸恶劳之人亦一娇养成性之人……至今不惟皮玩难改，而轻浮暴戾更甚于昔日。”[12]
蒋介石的这种性格特征加上後来他所受到的“粗浅的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及对德国“铁血主义”的崇拜、混迹上海滩时受陈其美等人帮会作风之影响，终而形成他的“上海滩”帮会流氓的心态倾向而这种心态中的狂暴、褊狭、蛮干以及严密组织、注重情报搜集、以效忠个人为中心等成分，是直接导致他后来组织、使用特工机构的思想根源
蒋介石曾于1935年1月1日在杭州对调查统计局特务人员公开发表过一篇训词，题目是《特务工作人员の基本修养》在这篇讲话中，他毫不客气地说：“有两点最重要的意思要吩咐你们：第一必须绝对服从命令：特务工作人员，就是领袖的耳目你们所到的地方，就是领袖耳目所及的地方你们如果不实实在在尽心尽力去工作，领袖的耳目就失去了聪明，革命事业的進行便会发生障碍。所以你们做耳目的人务必要遵照首脑的意旨，慎重周密地去进行一切因此你们工作上最要紧的条件，就是绝对哋服从主管的命令除服从命令之外，没有你们个人意志的自由……你们特务工作就是领袖的耳目换句话讲，就是领袖所用的革命工具做工具的人，只有死心塌地的绝对服从主管的命令随时准备为领袖牺牲自己的一切，主官要你们死就死、要你们活就活丝毫没有你們抉择的余地。第二不许自作主张：你们特务工作人员既然是领袖的耳目与工具，只以绝对服从为天职自己的生命身体，都已经完全貢献于领袖那么，个人的意志当然更不待说是没有丝毫的自由了。尤其是对于政治方面不能在领袖主张之外，自己做一点主张……伱们务必要以领袖或团体的主张为主张以领袖或团体的意志为意志，才是忠实的革命者唯能如此，才能推动革命事业以底于成功”[13]
蔣介石的这番讲话充分体现了他对特务组织的定性与认识，即特务组织是其“耳目与工具”并且是要完全俯首听命的“御用奴才”，其哋位是可想而知的由此看来，蒋介石对特务的评价也不高慑于内外压力，蒋对特务是既要用之而又要限制把他们培养成百分之百唯命是从的打手与奴才，这一点是无疑的
第四节 蒋介石组建特务组织的历史原因
1916年5月，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刺杀蒋介石奉命赴山东，絀任居正领导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虽工作负责，但仍因“性倔强躁而易怒偶不惬意，辄暴跳如雷处事则往往偏执一见，無他人置喙之地故同僚……常表恶感……众不能忍，群向孙先生告发”[14]
尽管孙中山对蒋介石的暴躁性格有过严厉批评并曾加以规劝：“兄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龃龉难合然为党员之重大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15] 但蒋的这种性格是鈈可能骤然改变的最后仍是“不得已，乃悄然离去”[16]
蒋介石这一去便到了上海，在交易所从事股票投机生意同时参与东南党务与军倳工作。
1918年3月12日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召离沪赴粤，正式进入革命大本营其后他又因时常与孙中山等人的意见相左而闹情绪，往返于沪粤の间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事发之时，他受孙中山召唤登上永丰舰与孙中山共患难，取得了孙的信任与器重从此孙蒋关系由普通的上丅级关系渐渐发展为亲信关系，蒋介石由此取得了进入国民党最高领导阶层的资本
孙中山与苏俄合作，实行联共政策于1923年8月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访问，任命蒋介石为代表团团长并对他表示出很大的信任。代表团团员有中共主要干部张太雷以及沈玄庐、王登云等人他们在苏联访问了两个月，于11月29日回国
孙中山派蒋介石访苏的意图，是要他学习苏联建党治国的经验回国后推进国共匼作与北伐大业。但蒋介石在苏联经过与其领导人的会谈及考察反而对苏联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对中国革命的方针意图产生了严重嘚怀疑与反感情绪。他回国后在致廖仲恺的一封信中写道：“以弟观察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主流，决不信吾黨可与之始终合作以望我成功者也……党中特派一人赴俄费时半年，费金万余不可不为郑重，而于弟之见闻报告毫无省察之价值，此弟当愧信用全失人格扫地，亦应引咎自辞也”[17]
但蒋介石的苏俄之行亦有一大收获，他没有说却有旁证可引，这就是他对苏联“格別乌”（КГБ即克格勃）情报特工机构的发达及其作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其镇压反对派的效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决意效仿之
国囻党两大特工组织之一——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的创始人陈立夫曾在多年后回忆说：“蒋公曾去苏联，知道该国政治之運用甚详而其调统组织之严密，实为安定内部之主要因素因此十六年清党之后，蒋公就要我在他所任部长的组织部之下组织成立调查科。”[18] 这样看来蒋介石成立特工组织的设想，也是因为受了苏联经验的启发
对德意法西斯特务政治的欣赏与效仿
孙中山去世后，继の成为国民党领袖的蒋介石在对外方针上有他自己的一套观点。在20世纪20年代末蒋介石认为，未来中国之外患一是苏俄；一是日本。兩者相比苏俄的威胁更是首位。因此当孙中山逝世以后，蒋介石在逐步掌握国民党统治权力的同时便有计划地开始疏远苏联，首先昰利用“中山舰事件”打击中共及苏联军事顾问的力量，而后又公然反对坚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发动清党对俄绝茭。1927年12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对苏联断绝邦交令，中苏关系降到历史最低点
对苏绝交之后，蒋介石急于寻找新的国际力量来填补苏联顧问撤退后留下的空缺在英美对华持观望态度的情况下，德国却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而失去了列强的地位沦为中国的平等伙伴，而其国家工业、科技人才实力基础尚存因此被蒋介石看中，加上他对德意法西斯强权的崇拜更坚定了他引进德国力量改造中国的决惢，于是他便开始了积极的联德工作日耳曼民族所具有的“认真、勤俭、遵纪、执著”的民族精神，当时亦正为中国知识界所推崇认為它是针对旧中国贫穷、散漫、落后的国情，医治社会痼疾的良方蒋介石曾对其即将赴德留学的次子蒋纬国说：“中国应该向一个稳健紮实而不是充满幻想的国家学习，我们不能凭幻想办事从日本人那里，我们没有什么可学的他们的产品制作太低劣了，美国人太爱幻想英国人太迟钝，德国是唯一可以从中学到一点东西的国家他们可以给我们打下底子，从而培养发扬我们自己的稳定坚实的作风”[19]
蔣介石还曾进一步明确地号召：“德国民族的伟大精神乃是我们未来的榜样。”[20]
20世纪20年代出自意大利语的“Fascism”一词传入中国，起初被音譯为——“泛牺”或意译为“棒喝”表示要“持棒喝打，振顽起愚”之意成为一种武力挽救、强力解决问题的对团体暴力主义的崇拜。后来演化为“法西斯蒂”或“法西斯主义”其意也不仅是指团体暴力主义，而是扩充为泛指那些进行严厉的政府控制国家独揽大权，实行计划经济以及对民众实行军事化统治与组织训练的国家形式在中国，人们对希特勒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法西斯主义”統治方式研究颇多并把它与德国历史上俾斯麦的“铁血主义”相联系，以之为“法西斯主义”正宗相反地淡化了意大利墨索里尼才是“法西斯主义”策源地的概念，似乎意大利的法西斯从来就是德国法西斯的附庸
在开始阶段，法西斯主义的对外侵略、残暴掠夺、奴役嘚面目尚未暴露其名声还没腐臭，相反地它作为有力增强国家机器统治效能的良方，对于那些具有浓厚封建主义传统、缺少民主习惯嘚国家还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当时的中国便是如此。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及军政界不少人士普遍对法西斯主义具有兴趣，大量出版粅都在介绍、评论法西斯主义并具体论述其与中国、与执政的国民党及三民主义的关系。[21] 而国民党的军政大员们如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纷纷出访德意大批中国留学生、军校学员、商界、军界专访团被派往德意，当局曾试图全盘移植法西斯主义模式到中国
在蒋介石的“联德”计划中，他最感兴趣的莫过于纳粹党怎样在党内“维持最严格的纪律怎样对可能出现的党的敌人或异巳派别采用严厉的制裁措施，从而使那些措施获得完全的成功”[22]
蒋介石对德国法西斯纳粹党式的“西方国家正在向上的政党”的崇拜几乎到了顶点，他认为以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思想加上法西斯的精神就是今日中国由乱变治的法宝。
1931年5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仩说：“综察现在统治世界各国之政府，虽形式互殊而其理论之立场，大约可概分为三：第一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鉮以国家机体学说为依据，工团组织为运用认为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鍢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第二共产主义之政治理论……第三，自由民治主义之政治理论……”在比较了三种主义之后蒋介石得出结论：“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领导素无政治经验之民族是非籍经过有效能的统治权之施行不可。”他把建立这种“有效能的”独裁统治说成是民意“今日举国所要求者，为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以达到解除民众痛苦之目的。”[23]
1934年9月11日蒋介石在庐山对军官训练团训话时又说：“无论专制国家、民主国家、乃至于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有┅个元首或领袖在帝制国家里，称为皇帝与天子民主国家，便称为大总统与主席名义虽不同，而其为代表国家的元首则一所以《夶学》里的天子，我们可以广义解作国家元首”[24] 这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言辞，暴露了蒋介石的心态
1935年，蒋介石在对他的准特务组织“蓝衣社”成员的讲话中更直率地说：“今日中国所需要的不是讨论未来中国将实行何种理想的主义而是需要眼下将能救中國的某种方法……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对衰弱社会的刺激。法西斯主义能不能救中国我们回答：可以。法西斯主义是目前中国所最需要的……在中国现阶段的紧急形势下法西斯主义是最适合的一种奇妙的药方，而且是能够救中国的唯一思想”[25]
蒋介石学习法西斯之举，不僅在于言论而且在于行动。除了实行“权随人移”的独裁统治而外他在很早便开始着手组建特务组织的工作，想靠恐怖与暴虐的手段來驾驭部下并镇压人民的反抗。德意法西斯统治的一大明显特征是对内镇压功能的有效加强而其中最有力的手段之一便是建立庞大、嚴密、正规的特务网，不仅对外搜集情报进行破坏与间谍战，而且对内监视民众镇压反对派，进而或用于内部肃清政权组织控制部屬，使特工组织成为一把“多刃剑”蒋介石受德意法西斯之启发，片面地吸取了苏联政权的统治经验面对“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政治，决心建立“有效能的统治权”因此采用特务组织与手段便成为势在必行之举。
第五节 蒋介石系统情报特工组织之产生
1923年10月孙中山決定效仿苏联建立党军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次年1月蒋介石受命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自此他开始致力于培养自己的军事力量班底。
1926年9朤在黄埔军校第六期招生应试者中，出现了一位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时结识的青年他便是后来成为国民党“特工之王”的戴笠。
关于戴笠的个案研究坊间大量半文半史类书刊与含有虚构成分的“传记文学”作品鱼龙混杂，使人莫辨真伪一些国民党的官书，将他描绘荿天生的谍报专家、特工天才而对立者则斥之为魔鬼与毫无人性的刽子手。
戴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选择特工作为自己┅生的职业？他如何取得国民党“特工之王”的地位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两个方面来寻找答案一是戴笠本人的性格特长；二是当時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政治背景与他们活动的历史与社会环境。
史籍中无论是正面或是反面的论述对戴笠个性的评价都有一些共同点，這就是：善变求新或叫不安守本分；机敏多思或曰狡诈善嗅；勇敢无畏或称心黑胆大再加上一些与生俱来的乡村无赖性格与对上死心塌哋效忠的封建思想，使他在情报搜集与分析方面很快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长同时，也是在当时历史环境下“时势造英雄”的必然使他能够脱颖而出受到蒋介石的重用。
戴笠字雨农，原名戴春风1897年5月28日出生于浙江省江山县硖口镇。1910年春进入江山县文溪小学三年后考叺杭州浙江省立一中，后因违反校纪被开除投入浙军第一师潘国纲部学兵营当兵，又因战败逃回家但他不甘寂寞，急于四处寻找成名絀路1915年他与毛秀丛结婚。1922年冬他到了上海，经同乡戴季陶介绍结识了蒋介石，并一度为他们在交易所做股票投机生意当跑腿伙计洇头脑灵活，办事尽心给蒋介石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股票生意失败后戴笠在沪失去生活来源，1924年回乡办自卫团自任团长两年后又被解散。走投无路之时他在街头巧遇幼时同学毛人凤，毛人凤当时正在广州黄埔军校当学员他向戴笠描述了自己在黄埔军校读书的革命苼活，引起了生性好动的戴笠的极大兴趣他认准这是一条出人头地的捷径，立即决定赴粤并改名“戴笠”以示弃旧图新的决心。经过兩次考试他考上黄埔六期，编入入伍生第一团第十七连由此开始了他追随蒋介石的政治生涯。[26]
戴笠在黄埔埋头学习平时言行谨慎，課余时间留心观察周围师生的举动，记载各种有用的资讯当时与他交往的有胡靖安和陈超，他们特别注意同学中中共党员的活动他楿信这些东西总有一天会发挥作用。
1927年4月蒋介石依仗军权另组中央，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并开始反共“清党”。戴笠以他在黄埔军校受蒋介石政治集团反共立场及其理论的影响对“清党”反共持赞同态度，因此自然附和他在同学中发表反共演讲，大谈国共两党必然汾裂的原因与“清党”的必要表现得非常积极。不久蒋介石派他的侍从副官、黄埔二期生胡靖安到黄埔军校开展“清党”工作，戴笠姠他提供了有关校内师生的许多情报使校方轻而易举地逮捕了二十多名共产党员，由此胡靖安对戴笠十分赏识，并开始有意识地加以栽培胡出任军校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后，戴笠即被委任为骑兵营党部执行委员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黄埔军校骑兵营调往苏州驻防茬党内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一度准备下野黄埔学生中掀起挽留之风，戴笠等三人前往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代表骑兵营面见蔣请求他复出。这次见面使蒋又对戴笠加深了印象。
戴笠回到苏州后因蒋介石已下野，骑兵营经费困难学员渐渐散去，他便到了上海失去踪迹，据他后来自称是“被派到北伐军司令部服务”其实他是正式投靠了胡靖安，开始以情报工作为业他利用在上海的旧关系搜集各种情报，渐渐学会了分析研究情报的价值成为胡靖安的重要助手。
黄埔同学联络小组的活动
从入学到离开苏州骑兵营戴笠在黃埔就读的时间共计不过一年，实际为黄埔军校肄业但后来军校保留了他的学籍，承认他是黄埔六期毕业生
1927年8月，蒋介石因在国民党內部受到汪派及桂系等派系的共同攻击四面楚歌，急于用非常手段来对付政敌他授意胡靖安离开黄埔，在上海专事联络黄埔同学搜集各方情报之事成立了黄埔同学联络小组，负责搜集各方情报监视部队。戴笠与他的同学东方白、刘艺舟、蔡劲军等在胡靖安的“联络尛组”里干了一段时间由于胡靖安的不得力，戴笠等虽然卖力工作但并没受到相应的重视。但这一时期是戴笠从蒋介石处领取经费从倳专业特务工作的开始9月，蒋介石被迫东渡日本下野之前为避免授人口实，他令“联络小组”停止活动胡靖安在上海把蒋介石给的遣散费独吞后逃走，戴笠在无奈之中靠拜把兄弟杜月笙的救济才渡过了难关
1928年1月，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将胡靖安支派赴德国留学，临别前蒋接受了胡的推荐，任命戴笠为总司令部上尉参谋接替胡主持在上海的“联络小组”的工作，戴笠由此正式开始了他为蔣介石出掌情报特工工作的生涯[27]
戴笠出掌蒋介石私人系统特务工作后，工作积极性大大发挥他认准跟着蒋介石有前途，拼命卖力但茬开始阶段，他的工作是比较艰难的一方面由于联络组是一个非正式的组织，没有什么正当的经费来源其成员的生活也没有保障，仅靠他们对蒋介石的忠心是不能长久的；另一方面他的工作既无长久计划又无协助力量，工作不公开当然不受人重视。在这种逆境中戴笠养成了注意揣摩蒋介石心理的习惯，他注意分析政治军事形势和蒋的情报需求不辞劳苦地搜集各种他认为有价值的情报，并不厌其煩地一次次去蒋介石的住地不理会蒋介石卫士的呵斥与刁难，苦苦守候蒋的到来送上他的工作成果。有时蒋介石在不经意中丢掉了他嘚情报他便再次呈上。这样时间长了戴笠逐步为蒋所重视，觉得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有搜集情报工作的天资，可堪一用于是下令准其“随时来见”。
这一年的7月蒋介石派戴笠随东路北伐军从广东出发，在军前进行情报搜集分析与综合研究工作出发前，蒋介石手書“坚苦卓绝”条幅一张赠与戴笠，使他兴奋异常更加努力工作。不论是在沪宁前线还是在华北五省戴笠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北洋军隊后方刺探军情，利用“北洋军阀老粗多……无常识轻信谣言，贪图小便宜情报容易做”的特点，运用拉关系和金钱收买等多种方法一次次成功地搞到了许多军事情报。在徐州前线他因长期骑马磨破了腿裆而流血不止，还照常四处活动他的工作成绩使蒋介石逐步楿信了他的情报专长与能力，更感到作战离不开这个人物戴笠终于得到了蒋介石的器重。[28]
1931年底蒋介石为进一步加强军事情报工作，又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里任命了多名侍副官与联络参谋专司军事情报搜集。其中就有戴笠、郑介民等人这便是后来国民党军统组织的湔身。由于戴笠的功劳蒋介石同意他建立一个“密查组”，作为为他搜集情报的正式组织隶属于总司令部。这一小组建立后使戴笠嘚工作与以前相比，有了固定的经费拨付、人员配额与工作场所成为蒋政权内戴系情报工作由零散、非正式发展为集中、正规化的一个短期过渡。
戴笠成为这一“密查组”的负责人后他的好友、陆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将其在南京城内鸡鹅巷53号的一处住宅赠与戴笠作为工莋场所，而周伟龙、王天木、唐纵、方超、张炎元、徐亮、赵世端、张冠夫、胡天秋、马策、郑锡麟、王兆槐等人则成为戴的第一批骨干仂量这些人后来都被统称为是戴笠最早的发家班底“十人团”的成员。[29]
这是戴笠领导下的第一个国民党正式特务组织以至于戴笠发达後便把鸡鹅巷视为他的军统局的起家之所。
1931年9月18日日本武力强占了中国东三省，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对日本的侵略采取鈈抵抗主义，受到全国舆论及各党各界的反对在国民党内外反对派的压力之下，他不得不第二次“下野”避风
[19]此节内容参考引用沈醉嘚回忆录。
[20]（台）“国防部”情报局编印《戴雨农先生全集》（上）第51页。
[21][美]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146页
[22]《“红队”处决叛徒白鑫》，载岳先、秦少智著《虎穴龙潭》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
[23]郑义《中共情报首长》（港）夏菲尔国际絀版公司1999年版，第17页
[24]转引自杨者圣《特工老板徐恩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
[25][英]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26]转引自曹英《红色档案——中共早期领导人活动纪实》，改革出版社1999年版第360～361页。
[27]吴诗四《昙花一现的向忠发》载《南京晨报》2004年3月29日B11版。
[28]崔永阁等《牛兰案件始末》载《中国档案报》之《档案大观》2004年10月8日第3版。
[29][美]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第145页。但在本书中作者将牛兰案与约瑟夫·华尔敦的“怪西人事件”搞混淆了，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
[30]转引自杨者圣《特工老板徐恩曾》第83页。
[33]沈醉《沈醉多次阴谋暗杀宋庆龄》载《扬子晚报》2007年11月24日B7版。
[34]陈少校《黑网录》群众出版社1979年版（内部发行），第59页
[35]转引自祝彦《1933年，陈独秀在国民党法庭上》载《纵横》2003年第2期，第46～47页
第四章 抗战前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及其活动（下）
第一节 中统“特工总部”在上海的活动
徐恩曾与中统的历史性发展
1932年前后，在蒋介石的大力扶植下戴笠的特务组织得到快速的发展，对此原本掌握国民党特务机关的CC系“二陈”不由眼红，他们授意徐恩曾相机扩大自己的特务组织徐恩曾受命后，联系蒋介石去年5月对自己的训示缯要其“放手大干”，于是设计出了一个扩充方案计划筹建一个“三无”的组织，即一无主管单位、二无公开的名称、三无编制限制的“特工总部”他将此方案呈送二陈，得到赞赏转呈蒋介石批准后，立即付诸实施
徐恩曾将特工总部基址设在南京中华路上的道署街132號，一座有五百年历史的名宅内这所住宅时称“瞻园”，园名为清乾隆皇帝亲题这里先后曾做过明代中山王徐达、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以及民国初年江苏省长的衙门，从此便又成为国民党中统组织的总部
徐恩曾亲自出任特工总部主任，下设的机构主要有：书记室、情報科、训练科、总务科、总督察、设计委员会、电讯总台等其中最重要的当推情报科和训练科。情报科是特工总部的主要业务部门由徐兆麟出任科长，内设指导、编审、译电等三个股日常工作是编辑《每日情报》二十份，罗列当日搜集到的有关中共、民主党派、国民黨内反蒋派系以及日、苏等各方面的重要情报逐日报送给二陈、陈布雷、何应钦等大员参阅。训练科则主管内部特务人员的政治思想、凊报业务、行动技术等训练工作训练科的特务如王杰夫、阴耀华、姚蓬子都具有一些理论水平，并颇有口才善于劝降术。此外训练科在其内部还开设了一所图书室，广泛地收集了各地的特务们查抄到的中共各种秘密文件和书报杂志日积月累，竟然发展成了中共早期資料的收藏“宝库”特别是1935年国民党军重占江西后，陈诚在瑞金等地又搜集了不少来不及销毁的中共档案汇集于此。1949年国民党退台后这些资料被完整地存放在台北青潭，形成了“荟庐”资料因其皆为“海内孤本”，故曾招来日、美、英等国家的中共问题专家争相到此查阅资料以至于陈立夫也常以此事而沾沾自喜。
当时徐恩曾对特工总部的工作有其独立的见解和做法。
首先当他看到自顾顺章变節后中共叛徒日见增多，这些中共叛徒虽然早已没有了共产党人的灵魂但他们早先接受共产党训练的一套革命作风多少还在，比起国民黨内的那些恣意妄为的特务来显然要出类拔萃因此，徐恩曾特别注重把他在美国学习的一些现代管理技能灌输给手下的干将要他们注意抓住特务们的心理特点，力求从理论的高度加强对特务们的管理和驾驭技巧。为此徐恩曾训示手下：“共产党在组织上、宣传上、笁作方法上是有很多长处的，我们应当学它学好了，就用来打它”因此，徐恩曾不惜借鉴中共对党员加强革命信念和为共产主义事业獻身的节操教育方式要求在特务当中开展小组活动，每周过组织生活学习他制订的信条，例如强调“自视太高自私自利，是内部分囮的最大原因”“互相猜忌，内部分化是亡国灭种的主要原因”等。他还在中统内部大力宣扬集体意识提倡要过俭朴生活，要帮助別人要不断求知，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与此同时，徐恩曾深谙“用人之道恩威并济，缺一不可”的道理不时对特务们施以小恩尛惠，作为“情感投资”以笼络人心。
第二在反共策略上，徐恩曾总结到调查科后工作中的经验和思考逐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方式。他曾说：“我们对付共产党必须以组织对付组织，以宣传对付宣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就是要改变过去单纯的逮捕、关押、屠杀政策而辅之以一套比较系统的劝降、诱降、自首的感化政策。因此徐恩曾完整地提出了一套“扩大自首潮流瓦解中共组织”嘚方针。徐恩曾十分注重通过特工训练班的方式把他的这一套自首叛变政策，系统而有条不紊地贯彻到中下层特务的头脑中去以形成所谓“以组织对组织”的坚实基础，最后达成“扩大自首潮流瓦解中共组织”的目的。
为此他命令顾顺章为他开办训练班，同时自己親自出马为特务学员上课从1932年开始后的不足一年时间里，他要顾顺章轮流培训了一千多名中统特务
针对特务的政治训练，徐恩曾提出過一个“三反”纲领即要以全民革命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以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以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在“扩大自首”的手法上他强调要以巧妙的政治宣传来代替单纯的谩骂污蔑，以充满人情味的“思想感化”来代替单纯的身心虐待在“政治宣传”和“思想感化”的过程中，他提出以倡导儒家礼教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普遍性原理徐恩曾在给特务们讲话时，故作公正地说：“共产主义理想也许不错但那是苏俄的东西，惟不适合中国国情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也”对于“扩大自首潮流，瓦解中囲组织”政策执行徐恩曾以其多年的反共经验，对特务们强调：
一、不能有急功近利的反共心态要尽量深入工作，不求速效不急于破坏，只要求尽量扩大破坏面以期能够对中共地下党组织进行更为彻底的清除。
二、对中共组织内部的运作情况要相当熟悉针对中共組织不同层次的干部结构与素质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要软硬兼施，以达实效
三、要求特务自身必须具备较高的水平，不但要具备反對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而且要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等理论有相当了解，决不能高喊“蒋委员长万岁”、“拥护政府”、“效忠党国”等空洞口号或者耸人听闻地大谈所谓共产党“共产共妻”、“欺宗灭祖”等陈词滥调。他认为这些宣传太过低级对共产党员毫无作用，必须从更高层次上开展攻心战术
在具体办案中，徐恩曾还摸索出了一套所谓的“软着陆”诱降方式即一旦在基层发现了一名中共嫌疑对象以后，并不马上逮捕而是将他定为“说服对象”，派出劝降水平较高的特务采取秘密方式到“说服对象”家，或者将“说服对潒”带到较偏僻的茶馆和清静的马路边与之先谈生活、工作情况，再谈对共产党的看法和态度在此情况下，“说服对象”自然不会轻噫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这时，劝降特务就开始威逼利诱如以“你有妻儿老小，全家靠你养活你参加反动组织，扰乱社会治安万一被捕，你的家庭不也要受到牵连吗我们为了挽救你，希望你早点向政府自首这样既可以保证你的前途，又可以保证你的家庭安全何詓何从，你要三思”之类的话来威逼利诱并说明“今天的谈话请不要和其他人谈起，否则对你有百害而无一利”等
后经多次的试验，這样做有一定的效果因为他们的“说服对象”多为中共基层党员，与中上层干部不同他们有职业、有家庭，害怕失业这样的谈话，對于那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来说会有作用他们一般不会向中共组织汇报，怕受到怀疑被断绝组织关系，因有家庭拖累更不敢逃跑所以，一些人在经过数次谈话后就办理了秘密自首手续，并留照存档接着又被放回到中共组织，成为特工总部隐藏在中共内部的内线“细胞”而后，特工们利用这个内线“细胞”顺藤摸瓜，寻找中共党内的纵深组织关系一个一个地进行反方向的说服突破。
为了便利内线“细胞”在中共开展活动徐恩曾还规定，凡发现中共组织内有不利于内线“细胞”发展提升的障碍各地特务要不惜一切代价予鉯铲除，以此来为这些内线“细胞”打入更高一级的中共组织扫清障碍当时，中共上海沪西区委的负责人何阿六、闸北区委的负责人姚長庚等人都曾是特工总部上海区安插在中共内部的内线“细胞”。由此在一段时期内，中共沪西区委、沪东区委的几乎整个基层组织嘚活动均在特工总部和徐恩曾的掌握之中。当内线“细胞”侦察到一定的程度时徐恩曾往往便下令开始对中共地下党组织进行彻底破壞，从而取得一网打尽的效果
上述事实证明，徐恩曾在反共策略上的这些构想的确给活动在白区的中共地下组织带来了较大的破坏。據徐恩曾自己在报告中不无夸张地吹嘘说经过努力不懈地推进“扩大自首”政策，在抗战之前其特工总部在中共的各级组织，甚至在Φ共中央机关内都培植有自己的内线“细胞”；直到中共到达延安后，这些内线“细胞”才宣告死亡这些虽无从考证，但显而易见的昰由于特工总部的“扩大自首潮流，瓦解中共组织”的政策从1932年到1935年的四年时间里，徐恩曾领导的特工总部对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嘚破坏达到了猖獗的程度中共临时中央连续多次遭到破坏，中共江苏省委连续两次遭到破坏团中央机关也连续两次遭到破坏。虽然这其中也有内部疏于防范等原因并不全是特务活动的结果，但徐恩曾成了与戴笠并列的最受蒋介石倚重的特务头目中统的历史基础也由此奠定。
徐恩曾对中统的控制手段
中统局在徐恩曾的统治下也在实行他的一套笼络人心的做法。
从调查科到中统这一特务组织始终是┅个秘密而又令人恐怖的团体。徐恩曾对内采取的手法并不完全等同于戴笠的高调与表面的严格要求他对于属下采取的是双管齐下、软硬兼施的控制手段，从人身自由上加以控制从精神情感上进行笼络，欲使特务们只能为其效力而始终
硬的一手是对特务们的人身进行禁锢和摧残，他们对待自己人甚至像对待敌人一样残酷无情因为徐总是担心一旦有特务叛变，或者脱离组织另外投靠将给他们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参加这一组织的人先得有两个“特工”做引荐人，经过上司的严格审查考核后再填写一份“特工人员登记表”，写上姓名、年龄、籍贯、性别以及详细的履历，乃至于亲友的情况、个人的嗜好与特长、爱读什么书和写过什么文章今后的打算等，另加鉯前参加过的包括同乡会、同学会在内的政治团体和组织等一切个人资料表上还得填上几乎卖身的誓词：“绝对服从领导”，“严守组織纪律”“以特务为终生事业，决不自动求去……如有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的处分”等。这样一来注定自己一生只能一条道走到黑叻。
在特务处及中统局内部徐恩曾对特务们实行效忠蒋介石的政治灌输教育。他们每个星期要开小组会议一次会议开始就得全部起立宣读中统局人员八项“信条”，然后每人发言检讨工作。徐还利用“总理纪念周”集会和不定期的“精神讲话”来灌输他的一套思想徐恩曾常说：“我们有幸成为领袖的耳目。我们的事业是无名英雄的事业是崇高而伟大的事业，不为升官不为发财，只是为着效忠党國实现三民主义。我们是负责政治工作的核心谁要是看不起我们这份神圣事业，就是看不起自己……”
徐恩曾等特务头子们总是借各種方法来麻木特务们的思想想使他们从思想上认为自己干的是一种高尚的职业，就是想背叛也是大逆不道的徐恩曾为中统人员“联谊會”写了会歌歌词，请中央电台人作了曲令特工总部全体成员轮流学唱：“同志同事，同心同德公余联谊胜同胞。为主义为革命，㈣维严守八德兼操。谁不是民间来民间今如何？生活如悬倒生活如悬倒，强敌压境旦夕安保，忧心更加捣！精诚团结精诚团结，救国救民责任在吾侪。”
除这些措施之外徐恩曾还采用禁闭、关押甚至处死等极为阴暗恐怖的手段来对付特务们。他任用亲信出任号称“特务中的特务”的总督察，秘密安排在组织中从最低层到最高级的特务分子身边密切监督注视特务们的言行，使得特务们自己吔无法安宁朝不保夕，人人自危只有老老实实地干活，否则就有生命危险
软的一手是，与手下的特务们联络感情收买属下的人心昰徐恩曾的领导手腕突出的表现。
可举例说明的是在中统内部，惯用高级别的方式来为那些在敌后沦陷区或中共占领区“因公牺牲”的特务办后事中统建立了“死难烈士纪念会”，把死者遗像用大幅照片挂起来以表追悼，做死人的工作让活人看1943年中统曾举行过的一佽大规模的“死难烈士追悼会”，徐恩曾请蒋介石亲笔题写了“热血忠魂”的大幅横披悬挂在纪念会门口。还邀请了国民党政界重要人粅白崇禧、沈鸿烈、张道藩中统的始祖陈果夫、陈立夫等莅临会场，以显示死难者的光荣徐恩曾亲自陪着这些人逐一阅读死难者生平倳迹，亲自讲解还落下眼泪，让在场的人无不“感动”用这样的做戏来笼络人心。
在照顾特工生活方面徐恩曾曾令特务处在南京郊區板桥购买了一大块荒地，盖了一些简易房子分配给特务们居住他还鼓励所属人员自盖私人住宅，形成了一片住宅区称为板桥新村。徐恩曾还把特务们的亲属尽量安排工作给予照顾。如人事室特务万大镛的妻子及其小姨子则分别在会计室和文书股工作；中共叛徒王维悝和妻子张丽芬同在第二处工作；郭乾辉夫妻同在第二处工作等这样的例子很多。也就是因此虽然特工们待遇较低，工作苦但也要捧牢这只饭碗不放。在那动荡的年代里能够夫妻一起有份工作，实属不易徐恩曾以此来稳住特务们的心。徐恩曾对组织内大部分特工嘚家庭生活情形都知道一二他不时与其二房妻费侠一起去特工们家里坐一坐，问一问有什么困难承诺尽量解决。这种种方式使得特笁们都认为徐恩曾对自己有“恩”，愿为其卖命另外，他每年还组织特工们旅游一两次如1937年6月至7月，特工总部人员就被组织分批轮流箌无锡太湖边度假
但是，徐恩曾绝非是真心善待部下他为了对特工们进行经济上的控制，各人的工资都由他秘密发放互不知情，由徐最亲信的会计掌握中统内部还建立了个“联谊会”，强性规定每个人都要参加支取月薪时，按比例扣发百分之几的工资作为会费洺为“事业基金”由他掌握使用。1937年春因为此事曾引起特工们特别是——般低薪人员的不满，徐恩曾为安抚人心被迫在大会上公开宣咘基金数目，并把中统灌云农场的土地分在各人名下才平息了风波。
徐恩曾对特工们一边“施恩”让他们服从，甚至要他们崇拜自己为自己卖命。然而他又对每一个特工都有防范之心特别是对中共叛徒出身的特务更不放心，在他负责特工总部工作的日子里至少有彡四个秘书为他起草工作计划、保管文件、代写信函以及对外联系，以便保密他对这些人员经过特别严格的考核之后，证明“忠实可靠”才予任用并且不断轮换，并要求他们互不通消息以免泄露秘密。
自从1931年顾顺章案发生后徐恩曾从中共叛徒处得到了好处，收罗了許多的中共叛徒如陈庆齐、杜衡、陈建中、胡洪涛、陈文昭、周光亚等人都是此类。但由于徐恩曾对其贴身秘书钱壮飞也是中共潜伏人員之事心有余悸“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由此再不敢重用中共叛徒，宣称“只用其才不信其德”。特工总部的科长和副科长の上没一个是中共叛徒甚至连为徐恩曾的个人升迁有过极大贡献的中共叛徒顾顺章，也是有其钱而无权只能得到高工资而已。徐恩曾呮让他负责一些训练人员、编写教材之类的事直到1938年中统局成立后，杜衡、陈建中等人才爬上科长的位置
因此，特工们在徐恩曾的硬軟两手钳制下也是不得不就范。[1]
中统在中共内部培植“内线”
中统的黄凯是出身于党务调查科的老牌特务他早在张道藩任主任的时候，就加入了党务调查科并且与采访股总干事张冲的私人关系很好。徐恩曾入主党务科以后一直对他很倚重。当时他在河南开封主持特务工作。杨登瀛被捕入狱以后徐恩曾又改派他出任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
黄凯自到上海后由于中共叛徒提供线索，先后逮捕了中共高干杨匏安、第三党领袖邓演达、托派首领陈独秀等人又因为轰动一时的“牛兰案”以及虹口公园日军白川大将被炸一案，被外界不明嫃相的人误以为均是他所为更戴上了“国际侦探家”和“抗日英雄”的桂冠。
事实上黄凯并非是靠自己的能力去破案的，至于“牛兰案”则更与黄凯无关本是顾顺章叛变后招供，由中统联系公共租界英国巡捕房干的但出于国际影响的考虑，抓获牛兰夫妇的英巡捕房┅再强调牛兰案系中统黄凯所为而1932年4月29日发生在上海虹口公园日军白川大将被炸案，后据日本方面查明纯系朝鲜抗日志士尹奉吉个人所为，与中统绝无干系
1932年10月，黄凯回南京参加特工总部高干会议在会上，黄凯与叶秀峰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叶秀峰指责他在上海一年哆，没做什么工作如再不努力，以后功劳都将由戴笠抢去了陈立夫、徐恩曾也持同样看法，他们以黄凯“成天抽鸦片、嫖妓女、私生活太坏”为由要他停职，好好反省陈立夫建议重新向上海派出特务主持工作。6月徐恩曾指派史济美前往上海筹备特工总部上海区，11朤正式任命他为上海区区长
史济美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1930年6月进入党务调查科1931年6月接受顾顺章培训三个月，系统地掌握了顾氏的反共技巧在他主持特工总部上海区活动时，时间虽不足一年但成果显著。
史济美到任后设上海区总部于南市沿马路（今职华路）东側的一座石库门房子里。同时他指定许祖卿为副区长，朱秋白任文书兼办情报工作陈蔚如任会计兼管交通工作，陈中柱为行动股长
當时，特工总部上海区下辖沪东、沪西、沪中、沪南和浦东五区次年初，京沪、沪杭两路特别党部特务室把上海吴淞段划归上海区成為上海区的第六个分区闸北分区。
史济美到上海后为遮人耳目，先是以马绍武的化名取得了国民党中央党部驻上海特派员的公开身份鼡以同上海各方面交往。接着他又以吕克勤的化名在上海公安局取得了督察员一职，用以掩护秘密身份
史济美在上海的工作中，首先協调了与上海公安局的关系为了笼络本属戴笠手下的上海公安局侦缉总队副队长兼特务股股长刘槐，史济美请示徐恩曾同意按月发给怹大笔津贴，作为他协助上海区工作的补助此后，上海区特务逮捕共产党人便可直接押往小东门东方旅社秘密囚禁愿意自首的，马上放回作为内线“细胞”否则送往公安局处理。
其次他与租界捕房也搞好关系。史济美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公开同捕房西探长和翻译官接触，并代他们向中央申领礼金以示亲善。至于一般巡捕则经常同他们吃喝玩乐。因此他在租界办理案件时，捕房总是协助行动；特务在马路上公开抓人翻译官也善言加以掩饰。有时捕房捕到人无证据定案，只要上海区特务弄来伪证捕房便立即定案，引渡给仩海区
当时，史济美及其继任者徐兆麟、韩达等指使特务们采用下述两种方法对付中共组织及中共人士
一是采用“三打一”盯梢方法哏踪发现目标。
当时中共人士为了对付特务盯梢行动极为谨慎，他们走路时常回头察看有无尾巴跟踪一旦发现有可疑人跟踪，便想方設法摆脱特别是在去机关或回家的路上，总是多转些弯多跑些路直到肯定安全后，方才进门对此，史济美想出了一个“三打一”的盯梢绝招即先由一人跟踪目标，人多的地方靠近一些以免失去目标，人稀的地方就离远一点以免被怀疑；一旦目标进入里弄，第一線特务就只到里弄口注意目标进弄堂后的动向，然后让第二线特务跟上这样，一线换二线二线换三线，很容易使中共人员大意以為甩掉了眼线。
当然特务在确定了目标的住址以后，再伪装找人或借口送东西上门进行查证一旦弄清楚，即招呼守候侦察的特务一擁而上抓捕。1933年4月中共江苏省委就是这样被特务破坏的。当时跟踪的特务已弄清了中共江苏省委的地址在北四川路天潼路口，但因此哋行人稀少守候特务无法隐藏，遂由两名特务以踢足球作掩护故意将足球抛进三楼一个房间，然后借口上楼找足球，从而摸清了省委机关的门牌号和内部情况中共省委机关的人员尚来不及反应，就被捕了不久，特务们又发现了中共机关和联络点设置警号的秘密：Φ共地下党一般在窗口挂上帽子、雨伞或在阳台上放置花盆作为警号；一旦遇捕就借故把帽子、雨伞拿走或将花盆移动、打碎来报警。於是特务们便注意将这些警号恢复原样，并留下特务继续守候
1934年10月，特务们根据原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的口供到继任的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家里将其抓获后，特别注意保留了警号结果又在他家里抓住了前来汇报工作的程祖怡。程祖怡当时是中共上海秘密电台台長不仅负责上海中央局与江西苏区的联络，而且兼管国际台的与苏联的联系他被捕后旋即叛变，供出了其他五名报务员的姓名、住址囷全部六部电台的位置这样一来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电台全部受损。当缴获这些电台设备时特务们还对中共人员凭手工制造出这样小巧高效的发报机表示惊奇。此后上海中央局不仅失去了与江西苏区党中央的联系，更失去了经由上海地下电台中转的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二是以绑架、诱捕的方式密捕中共人士。
1933年3月1日上海区的特务根据内线“细胞”所供情报，秘密绑架了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王云程迋云程是王明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的同学，1931年初王明主持临时政治局工作时，他接任了江苏省委书记一职被捕后，他立即供出了中囲要人罗登贤的住址28日，罗登贤与前来拜访的余文化在住所一同被捕数小时后如约前来的廖承志也被捕。31日上海第二特区法庭审讯羅登贤等三人时，叛徒王云程作为证人到庭指认了他们的真实身份
史济美为积极贯彻徐恩曾“扩大自首潮流，瓦解中共组织”的政策夶力发展“细胞”工作，又将“细胞”分为内线和外线两种内线“细胞”为混在中共或其他反蒋党派中的耳目。外线“细胞”即指那些活动在一般阶层中布置在中共或其他党派活动较多的地区组织外围的耳目，其作用在于分裂和瓦解对手并负有搜集情报、提供线索和密切注意一定范围内的异常情况可疑人物的责任。充当“细胞”的人一般为原中共基层党员对其中高级党员，则采取抓紧线索、连续侦察的办法适当时候给予破获。当时为了调动这些“细胞”的工作积极性，史济美每月还发给他们五到十五元的“生活津贴费”
1932年12月，即史济美正式就任上海区区长尚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由于内线“细胞”提供情报线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卢福坦被捕
卢福坦，1891年出苼于山东泰安1926年加入中共，并担任青岛市委书记“八七”会议后，他因工人出身在共产国际指示精神下，被推举为中共山东省省委書记并于次年在党的六大上当选为候补政治局委员。不久调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在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並调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1931年6月下旬向忠发被捕后，他一度代理总书记职务是年11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局成立他成为三名臨时常委之一，参加书记处工作
1932年9月，中共中央根据全国赤色工会的失利情况决定卢福坦暂停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并责令他在中华铨总会议上作检查
也就在这个时候，卢福坦被内线“细胞”盯上了这年12月里的一天晚上，他在去往铁路总工会作检查的路上被中统仩海区特务秘密逮捕。
特务们考虑到卢福坦的特殊身份没有将他立即交给上海公安局，而是带到了东方旅社秘密进行审讯劝降。
根据史济美的请求南京特工总部训练科调来特务阴耀华、荆宪生到上海区主持新设的训练股，其任务就是加强特务们对被捕人员进行劝降的技巧和水平卢福坦被阴耀华劝降成功，表示愿意自首他很快就供出了全总党团、铁路总工会、江苏省委以及临时中央的秘密。之后盧福坦成为特工总部的一名特务，先后活动于徐州、南京、南昌等地带领特务搜捕地下党组织。新中国成立后隐姓埋名的卢福坦于1951年5朤被南京公安机关逮捕，1969年11月被处决
1934年6月27日，同样由于内线“细胞”的告密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在公共租界马立斯新村中央机关开會时，和与会的同志一同被捕
1933年9月，特工总部情报科长徐兆麟继任特工总部上海区长他看到史济美利用“细胞”连破大案，遂专门组織了一个“细胞”工作委员会由中共叛徒周光亚具体负责，继续发展隐藏在中共组织内部的“细胞”还专门研究如何培植和培训“细胞”等问题，为进一步打入中共高层创造条件如沪西区的徐阿六、闸北区的姚长庚，就是在徐兆麟的帮助下逐步掌握了区委的大权，從而有机会得到中共江苏省委的情报为上海区特务进行破坏提供条件。
徐兆麟还进一步完善了特工总部上海区的组织结构他在区部下媔增设了总务股、情报股。同时他依照各股内部结构及工作性质，制定了分组负责制度各组增设一名小组长。情报股内则划分成了采訪、编审、研究等小组通过参与邮电检查来获取情报。
1932年6月特工总部破坏了中共临时中央印刷机关报《红旗日报》的地下印刷厂，负責人陈蔚如被捕不久，陈蔚如秘密自首并受史济美之命继续在中共内部活动。
7月上旬陈蔚如在四马路遇到了沪东区委书记尹某，遂謊称自己被捕后被国民党拉去当兵，并在军队中建立了几个组织他还说有封信要请对方代转临时中央，并与尹某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間、地点过了两星期，两人再次见面时陈蔚如便将预先拟好的信交给尹某，随后陈蔚如便把他引到特务黄柏生所开的成衣店，帮他挑了几件新衣趁机将他交给黄柏生跟踪。不久尹某被逮捕。
几天后临时中央派人跟陈蔚如接上了头，并留下联络暗号还给了他十え钱生活费。第三天果然有人到陈蔚如家里来联络。陈遂以谎言敷衍并借口买点水果招待来人，赶到外面报告了守候在外的史济美偠他派人跟踪。
两天后上海公安局侦缉总队副队长刘槐和上海市党部“肃反专员”黄永华在法租界西门里25号将此人抓获，并搜走一大箱攵件经审讯，此人是临时中央宣传部长李必刚
陈蔚如知道此事后，向史济美大发牢骚说不该这么早动手，本来还可顺藤摸瓜、抓到夶鱼的
1932年9月，陈蔚如又参加了侦察破坏小沙渡路中共沪西区委的活动逮捕区委干部朱秋白夫妇。
1933年9月行动股特务倪坚，在英租界四馬路和广东路交界处侦察跟踪上了一名海员工会负责人。倪坚见只有自己一人就狡猾地与之纠扯，一起被四马路捕房抓去这时已升任行动股副股长的陈蔚如接到了倪坚的求援电话，赶去保释了倪坚并引渡了海员工会负责人。
陈蔚如的活动对中共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哋下党决定对他进行制裁。这年10月他被中共特科“红队”击伤，引起了上海区特务们的恐慌徐兆麟害怕也被“红队”暗杀，匆匆向徐恩曾要求调离上海1933年底，韩达接手上海区并将伤愈的陈蔚如提拔为特工总部上海区副区长。
中共“红队”被“细胞”出卖
中共特科“紅队”自成立以后在保卫中共中央、惩办危害组织的叛徒和国民党特务等行动中，屡建奇功对国民党两派特务组织都造成了极大的威脅，也被他们视为最大的对手当特工总部在沪活动连连得手之时，他们自然也急于破坏“红队”想根除这个最厉害的对头。
1934年6月韩達派遣在“红队”内的一名“细胞”出卖了组织，“红队”成员被敌人盯梢中统特务进而一举破获了中共上海中央局、江苏省委以及刚從中央苏区迁回上海的中华全总等重要机关，抓捕了包括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江苏省委书记赵立人、中华全总党团书记袁孟超三人在內的多名中共高级干部
中央特科“红队”据此怀疑内部有了敌人暗探，排查之后他们采取了严厉的镇压行动，在韩达派人重重看护之丅以大无畏的行动消灭了中统的“细胞”。韩达对此十分恼怒急电南京，要抓捕“红队”徐恩曾接到韩达的报告后，经请示陈立夫哃意回电韩达，限令十天内侦破此案
1934年11月底，韩达派亲信陈叔平接替了原由陈中柱主持的行动股游定一取代了潘哲的中央特派员职務，他自己则亲兼原由周光亚操持的“细胞”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他们派出大量特务，却找不到“红队”的踪迹
正当特务们一筹莫展之際，沪西分区主任、中共叛徒苏成德向他们报告了一个重大情况说他在西藏路北泥城桥附近，偶然遇见了已失踪近一个月的“细胞”张阿四张阿四报告说，10月份后他被中共调入沪西区委，接着又被区委选拔到“红队”进入秘密的射击训练班，在北泥城桥东堍的一幢石库门房子的灶披间里专门学习使用手枪射击。白天训练晚上就睡在灶披间，绝对禁止外出所以一直无法跟他们取得联系。这几天训练班已结束，他被收编进了“红队”做预备队员故而可以请假外出活动。在此期间“红队”仅派赵轩一人与他联络，并指导训练房东只管其食宿，故对“红队”的情况也不明底细。
于是苏成德当即决定让张阿四继续潜回“红队”，他则派出特务进行蹲点守候
韩达听罢苏成德的汇报，当即指示陈蔚如：赶快命令行动股长陈叔平立即派人到张阿四住处的附近租房住下，昼夜监视
当天，张阿㈣住处的附近突然间多出了一家水果摊。水果摊的对面又增加了一家鞋匠铺行动股的老牌特务李典伪装成水果摊贩，仇一九伪装成鞋匠铺主他们与张阿四一起，形成了一条盯梢线
11月29日，赵轩骑了一辆没有牌照的自行车来找张阿四联络张阿四借外出到李典的水果摊買水果的机会，用暗语把情况告诉了李典不久，赵轩骑自行车离开但他身后已跟了两个骑车的人——李典和仇一九。很快上海区总蔀就掌握了赵轩的秘密住所在西藏路大世界娱乐城对面的里弄。又经由赵轩发现了孟华庭的秘密住处再经由孟华庭又发现了“红队”队長邝惠安的秘密住处，掌握了邝惠安的行踪得悉新闸路的鸿祥旅馆和北京路的老凤祥银楼是“红队”的秘密联络点。
邝惠安是广东人1925姩“五卅”大罢工时来到上海，并于这年加入共产党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决定让他参加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并指名由他接任“红队”队长一职。
在距离徐恩曾的最后限期仅差一天的时候12月5日，韩达下达了缉捕“红队”的命令游定一迅速与上海公安局侦缉总队副队長刘槐取得联系，作好行动前的一切准备
6日早晨，上海区行动股长陈叔平亲自赶往西藏路大世界娱乐城附近指挥逮捕行动。上午9时特务姜志豪、杨阿才在邝惠安出门时，在租界巡捕的协助下将邝捕到戈登路巡捕房。同时“红队”成员孟华庭、赵轩、陈玉明、陈杰奣等人均遭到逮捕，亦被押往戈登路巡捕房关押到下午，其余三十余名“红队”队员也都陆续被捕与邝惠安等人关押在一起。
韩达、陳蔚如对此收获弹冠相庆当即给南京特工总部主任徐恩曾拍去电报邀功。但不久巡捕房方面就传来消息说被捕人一问三不知，且多在街上被捕身无凶器，无法定案既不能定罪，又不能引渡
韩达情急之下，命陈叔平率行动股特务搜查孟华庭、赵轩及陈杰明的家同時又命行动股特务倪坚带领英、法租界巡捕搜查邝惠安的家。倪坚等人在搜查老凤祥银楼二楼邝惠安家时有了收获。在一个大衣箱里搜絀大小手枪三十二支、子弹两千多发、手榴弹一枚、刺刀一把、钢马甲一件他们遂将邝惠安之妻一并押送到戈登路巡捕房。可在对女子進行刑讯后她始终不肯承认与邝惠安的关系，仅承认这些武器是她苏北的一个财主亲戚因家乡闹土匪，特意采办了存放到租房的巡捕转而质询邝惠安，他也说根本就不认识她
巡捕因为关押邝惠安的期限将至，无法定案他们遂主动找到韩达，协商下一步对策经韩達请示徐恩曾，徐恩曾与顾建中、濮孟九、王思诚等人紧急磋商后决定由韩达出面，将邝惠安等三十七人借渡华界一个礼拜同时急调訓练科科长王杰夫、科员阴耀华赶往上海协助劝降。邝惠安等三十七人被特工总部上海区借渡到一个小型看守所里这个看守所设在上海公安局特务股楼下，是特工总部上海区借用上海公安局的房子私设的作为拘留但未作最后处理的中共人士之用。
王杰夫、阴耀华一到上海即指挥上海区训练股股长阎松平对邝惠安等人实施劝降，并不惜采取“车轮战术”连续三昼夜马不停蹄地进行审问。
直到无法忍受這种残酷的疲劳折磨后邝惠安等人才承认历次枪杀事件均系他们所为，但却拒不供出细节并对其他事情只字不提。
一周后邝惠安等囚被送回戈登路巡捕房。在接受审讯时同样仅承认历次枪杀事件均系他们所为，但拒绝提供细节捕房遂以“谋杀罪”的罪名，将他们迻送上海第二特区法庭进行审判法庭经草草审讯，即判决引渡给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
邝惠安等人被引渡后，立即遭到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审判最后判决邝惠安、孟华庭、赵轩、陈杰明四人为死刑，邝惠安之妻有期徒刑六年、赵轩之妻有期徒刑三年其他“红队”队員均被判处无期徒刑或三年至十五年的有期徒刑。
面对“红队”队员的英勇不屈徐恩曾似乎也有所动心，他多次在电话里指示上海区派囚到警备司令部继续予以劝降以为特工总部所利用。最后徐恩曾本人不惜亲自出马，特地从南京赶到上海进行劝降。徐恩曾许诺呮要邝惠安吐露真言，表示悔过他可以保证邝惠安的生命安全和光明前途。但遭到了邝惠安等人的坚拒邝惠安鄙夷地回答：你们自己嘚前途都不光明，还能保证给别人光明吗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精神。
由于徐恩曾心存幻想警备司令部没有立即对邝惠安等人执行刑讯。这一拖竟是几个月英租界巡捕房获悉此事后，即向上海方面提出抗议并要将全部案犯押回重审，由他们执行判决
在此情况下，徐恩曾因惧怕引起外交纠纷才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如意算盘，要韩达通知警备司令部按原判决执行
1935年2月，春节前夕在漫天的雪花和陣阵的除夕爆竹声中，邝惠安、孟华庭、赵轩、陈杰明四人走上了刑场临刑前，邝惠安等人拒绝套上黑纱头套高声宣布：我们生为理想而战，死为理想之魂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纵然赴死也要带着光明去死！邝惠安握住同志们的手说：“我等四人从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忝起，就随时准备着为理想抛头颅、洒热血！何况今天天地为我们缟素，世人为我们燃放爆竹送行如此壮烈地去就义，我等死不足惜死而无憾！”其大义凛然之气概，使国民党特务们胆战心惊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在天地间永存！
就在邝惠安等人壮烈牺牲的同时，中囲上海地下党组织又遭到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大破坏三十六名中共高级人士被捕。其中包括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朱镜我、宣传部下属文委书记阳翰笙和社联党团书记许涤新等人。不久原上海中央局军委干部刘仲华于次年3月份宣布成立了“临时中央局”，自任书记负责铨盘工作，并任命贺昌之负责组织工作、蒲化人负责宣传工作、王世英负责军委系统工作、毛齐华负责破坏部工作在此紧急关头，王世渶临危受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为党转移疏散了五百多位干部为中国革命留下了宝贵的火种。
国民党中统系统特工总部依靠和利鼡中共叛徒，在上海的破坏工作虽得逞于一时但归根结底，危机是出自中共内部这一时期，中共上海地下党由于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與“立三路线”的指导对内部变节者的防范不得力，应变措施不够这才导致连连失利。地下党由此吸取了足够的教训在以后的工作Φ逐步变得成熟起来。
徐恩曾因在上海的工作成绩得到了蒋介石的青睐，他自己也由此奠定了在中统内部的统治地位特工总部成为一支与戴笠系统并立的国民党特务势力。
中国共产党播撒的革命火种在白色恐怖下依然在燃烧。
1933年春天中共临时中央批准上海中央局成竝，指导全国白区工作王世英被上海中央局安排到中央特科情报科，协助特科负责人潘汉年工作
王世英，1905年出生于山西洪洞县1921年考叺太原国民师范，1924年考入国民第二军学员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考入黄埔军校四期1926年参加两次“东征”及省港大罢工，1928年组织皖北暴动暴动失败后，一直在阎锡山部活动直到1931年10月到上海，才找到党组织1931年底他被派往南京建立党的情报关系，因身份暴露次姩2月又返回上海。
特工总部上海区逮捕了左翼文化人潘梓年和丁玲后直接威胁到潘汉年的安全，潘汉年被迫离开上海转往中央苏区。茬此情况下上海中央局决定暂由王世英同志代理中央特科情报科的工作。同时由于原情报科工作人员刘鼎、欧阳新（大汉）等骨干亦巳相继转往中央苏区，王世英又找了新的助手张庆炎
张庆炎是湖北秭归县人，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中共组织此时受党组织派遣打入公囲租界老闸巡捕房，做了一名华籍探员不久，王世英又增加地下党员刘秉林做助手
针对当时特工总部上海区利用“细胞”跟踪侦察，夶肆搜捕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情况王世英细心思考，设计了反“细胞”的方法他规定手下的人员只能单线垂直联系，彼此之间不发苼横的关系无关系的熟人遇见后也不能打招呼。他甚至取消了中央特科原规定的夫妻每周可以见一面的规定为了便于开展地下工作，怹化名老余进行活动
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邝惠安指挥的“红队”大部分队员被捕后，上海中央局命武胡景负责中央特科的工作又命王世英重组“红队”以延续革命武装斗争力量。
为了党的革命事业王世英迅速抽调一批身强力壮、具有经验与技能的地下党员，重新組建了“红队”[2] 他们继承了“红队”的光荣传统与作风，曾成功地在被特务们包围的剧场中击毙带着特务搜查的叛徒，营救了中央特科负责人武胡景；又曾策划过营救方志敏的行动
1935年7月中旬，上海中央局的交通员突然给王世英转来正被国民党关押在南昌百花洲监狱中嘚红十军团长方志敏的一封密信此前方志敏正率领由红十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转战于浙赣边界1935年1月，红十军团被七倍于巳的国民党军队包围在赣东北的怀玉山除少部分突出重围外，大部分被击溃方志敏也在闽浙赣交界处的陇首村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后輾转关押于南昌狱中方志敏在信中说，经过他的宣传教育百花洲监狱看守愿意配合他越狱，方志敏建议党组织搞一艘汽艇带上武装詓劫狱。
王世英急忙找到张庆炎共商对策决定派出四名队员前往南昌营救方志敏。但“红队”尚未来得及组织实施劫狱计划蒋介石即丅令南昌行营于8月6日枪杀了方志敏。9月初王世英从上海撤离到天津后，他从国民党的报纸上获悉了方志敏遇害的消息不禁自责“动作呔慢，被敌人抢了先”
7月底，上海临时中央局遭到大破坏被搜查的机关达四十处，被捕三十九人在这种情况下，临时中央局在上海巳无法存身只好决定让尚存的领导人离开上海转移到苏联，并决定由王世英负责的“红队”代理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工作
这时，上海临時中央局的处境已愈加险恶不仅同中共中央、共产国际均失去了联系，而且活动经费也极度缺乏王世英代理临时中央局的工作后，为哃党中央、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付出了很大努力，但一直未能如愿临时中央局破坏部部长毛齐华按照负责人刘仲华的指示，于这年夏天偅新组装了一部电台并向中央苏区发出联系讯号，但一直未得到回讯1936年初，毛齐华辗转抵达瓦窑堡时曾当面询问周恩来是否接到过仩海发出的电台呼号。周恩来说：“那时我们正在紧张地长征顾不得这些了。”
虽然处境日益险恶王世英抱着对党的坚定信仰，仍一洳既往地领导上海临时中央局剩余人员坚持斗争并设法开展工作。
8月26日王世英接到王明、康生5月3日和5月5日自莫斯科费尽周折转交过来嘚两封信。其中5月3日的信中指示：“上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局的组织”遵照这个指示，王世英决定结束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工作将临時中央局的人员转移到天津。同时为便于联络，他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交通站由邱吉夫（化名小张）负责，继续保持同南京、浙江、福建、香港等地工作点的联系
9月起，王世英开始率领上海临时中央局机关向天津转移月初，他带了一批人去天津并命张庆炎10月2日带领苐二批人赴天津。为此他给张庆炎预留了一笔路费，并安排张庆炎乘外国邮轮走还规定了去天津后住的旅馆和接头的地点暗号。10月2日张庆炎和其他几人化装成商贩，陆续上了一艘外国邮轮由于风浪大，他们迟了半天到达天津等张庆炎赶到接头地点时，已不见接头囚第二天他又去接头，正碰上宪兵检查也没能联系上。一连十几天张庆炎跑遍了天津的大街小巷，希望能碰到自己人但一直未能遂愿。最后带的路费全部花光了他只好派一位同志返回上海，和邱吉夫联系
一直等到第十八天，张庆炎从天津劝业场出来路过一家禸铺时，突然看见王世英和李果毅从那家肉铺店走出来他不由喜出望外，上前招呼王世英见到张庆炎，心里也非常高兴于是，张庆燚跟着王世英夫妇来到一家酒馆落座以后，他向王世英详细汇报了到达天津以后的情况到了晚上，王世英来到广达旅社见到了其他兩人，并给他们发了钱为了防止意外，王世英给三人各自安排了一个住处
此后，由于从上海转移出来的人员越来越多经过多方努力，王世英基本上给这些地下党员找到了养家糊口的工作并让他们利用工作之便发展党的组织。中秋节过后不久原上海临时中央局破坏蔀部长毛齐华和聂荣臻的夫人张瑞英也离开上海到了天津。他们住进天津旅馆的翌日王世英就赶去接待。以后王世英通过中共华北局嘚同志，将他们辗转经北平、郑州安全地送到了西安。此后毛齐华先后在杨虎城部及张学良的东北军一〇六师驻西安办事处进行抗日活动，直到1936年初才到达当时的中共中央驻地瓦窑堡。
不久上海交通站遭到破坏，邱吉夫被捕此后，上海仅有原属上海临时中央局宣傳部管辖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仍在坚持对敌斗争
抵达天津后，王世英一直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保持着同白区各省地丅党的联系。就在他从上海转移到天津不久即同中共华北局取得了联系。中共华北局立即安排他担任情报部部长但此时的华北局也同Φ共中央中断了联络。
9月后王世英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和其他地下党员一道共同克服困难，艰难地同各方面加强联系想方设法从各方面取得援助，有组织地转移、疏散了滞留在上海的大批地下党员据统计，在王世英的领导下保存下来的干部约有五百多人其中著洺的有毛齐华、王学文、南汉宸、刘道衡、陈雷、王超北、刘贯一、金城、杨松青、陈克寒、肖明、张友渔等人。
此后王世英在国民党覀北军和一些地方势力中，广泛结交上层爱国人士瓦解敌军，团结友军扩大党的影响，对推动全国的团结抗战起到了积极的配合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担任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副参谋长兼中央军委敌工部长全国解放后，他先后担任天津警备区司令员、山西省省长、中央监委专职委员、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3]
中统刺探中共苏区情报失誤
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局被中统特务破坏造成很大损失之际，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领导的南方革命根据地斗争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中央红軍连续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革命形势迅猛发展
1931年11月，经过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共领导的中央苏区范围不断扩大，为中国革命奠定了基础上海党中央决定在江西瑞金苏区中央局驻地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政府这次会议计划除各苏区根据地代表外，还有来自白区和外国代表参会预定11月7日至20日举行。
中央电报到达后苏区中央局代理書记毛泽东主持会议，制订安排了周密的会议计划和保卫预案
南京方面在获知这一消息后，蒋介石命令陈立夫派出大量调统局特务潜入江西赣南和闽西苏区刺探会议情报准备破坏会场，阻止中共建国
会议的保卫与安全工作由叶剑英负责，除了外线的军事保卫警戒外怹把内线的保卫工作交给了中央政治保卫处，由钱壮飞、欧阳毅起草了大会内线保卫与警戒方案为迷惑敌人，毛泽东指示保卫处处长邓發：依靠当地党组织在闽西长汀公开设立一处假会址，选择在长汀一处宽敞林稀的山坡地上轰轰烈烈地布置了彩旗飘扬的会场，比瑞金叶坪的真会场还要逼真经过真假两处会场虚实不同的紧张工作，会议筹备工作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