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配置的产品配置是假药吗?

价格机制总是最好的么?为什么有时并没用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
【陈茁的回答(53票)】:
好问题。这里我给大家整理一个完整的脉络吧,方便大家理解。
现有答案好像都是从“资源配置的效率”这个角度回答的,那我也先从这里说起。
说起价格是不是最好的分配机制,实际上是一个市场分配机制与非市场分配机制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在我看来,经济学三百年的发展史,最核心的就是这个问题。而在时下的中国,处理好这个问题是最当务之急的事情没有之一。
关于市场与资源配置的效率之间的关系,远有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近有上世纪阿罗和德布鲁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任何竞争均衡,只要偏好满足局部非餍足性,就是帕累托最优的。这应该算是迄今为止对市场经济引致效率的最主流的辩护。也就是说,一个价格决定的市场分配不能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让一个人的福利改善。
这也就实现了亚当斯密所说的“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促进一个并非出自参与人本意的目的”。
这个结论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但不是完美的,里面存在很多问题。这篇答案依次提出五个问题,并且探讨之:
第一,满足帕累托效率的分配机制是否就是好的?
显然不是,前几天有人批判我某个涉及马克思的答案,透露出的意思是:市场经济的特征是冷血、不公平。诚然,如果一个残疾人找不到工作要饿死了,但没有人愿意把钱给他买个面包,那么,他被饿死就是帕累托最优的。中国这两年说“改革”,总理也常说“壮士断腕”,“断腕”一词显然说明改革本身也不满足帕累托改进。事实上,据我观察,世界各国政府采取的全部经济政策,无一例外不是帕累托改进,反腐了贪官不高兴,拆迁了钉子户不高兴,对外开放了东三省的大国企不满意,闭关锁国了长三角的小作坊不满意。
所以我们甚至可以粗略地认定,只要人数足够多,利益足够多元化,。所以,不能说,市场均衡引致的帕累托效率就是好的。
对此,阿罗和德布鲁又证明了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以补救这个缺憾:在一个凸经济中,任意给定一个帕累托有效的分配,就存在一个再分配机制,使得基于新分配的竞争均衡能够达到那个给定的帕累托效率。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计划者”,想要让市场达到某个帕累托效率,他只需要在所有人之间做一个财富转移,然后放人们自己去交易,那么大家就可以达到社会计划者想要的那个效率水平。
阿玛蒂亚·森认为,这活脱脱就是一本“革命者的手册”。
现在,我们已经走到一个关键问题:因为第二定理里的财富转移本身不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它相当于一个劫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那么,谁决定“打谁”和“分啥”就是一个涉及到正义性的东西。是否能够找到一个规则,既有效率,又“正义”(当然,在西方人看来正义等于民主),于是就有了所谓福利经济学第三基本定理,即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满足基本理性要求的社会选择函数必然是独裁的。
在这个问题下面,有很多近现代的讨论,比如森强调选民间的沟通、道德和交流,再比如布坎南强调政党之间的交易等等。这里就不细说了。
粗略总结:市场分配满足帕累托效率,帕累托效率未必好,好的帕累托效率可以实现,但是必须接受独裁。
第二,如果帕累托效率和“好的分配”没有直接关系,那么是否存在一个更弱的效率概念可以与好的分配挂上钩呢?
在这方面最出名的莫过于“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如果赢家之赢大于输家之输,难么政府可以将赢家之赢拿走一部分补偿输家,那么就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卡尔多希克斯效率与帕累托效率的关系,帕累托效率不允许出现输家,但卡尔多希克斯效率非常接近我家老爹常说的“打一巴掌给仨枣吃”的逻辑。
在中国,大多数经济政策都是基于这个逻辑的,比如征地补偿、拆迁:把你家农地强行征走盖一座高尔夫球场,挣来的巨大利润补偿给你,让你去城乡结合部买一套房子。这样做看起来是很有效率的,毕竟,发展经济学告诉我们,一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大量的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而这些建设离不开一部分人利益的损失,但随着经济因此而繁荣,损失方享受到的物质财富的激增和繁荣变得更好。但在帕累托效率的基础上,你不能征人家的地。
这个看起来很美的效率概念,其实有天大的漏洞。鉴于知乎上少用数学公式的潜规则,简单把这个漏洞概括成“卡尔多希克斯效率不稳定”。帕累托效率,by definition,就是不存在任何帕累托改进的余地的分配方案。但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则不然,福利经济学证明,如果某个点上存在一个卡尔多-希克斯改进,那么改进后的分配方案可能还存在卡尔多希克斯改进,改进了一圈的结果是所有人都worse-off。也就是说,一组“卡尔多-希克斯”改进的结果是一个“帕累托改退”。
你们说,怎么能不用数学发现这个问题!?
所以,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在真正的学术领域并不被吹捧。
第三,是否存在其他的机制,可以达到市场经济所能达到的效率?
这里就绕不开20世纪初的那场社会主义大辩论了。辩论的双方:自由市场的卫道士们,和美国社会主义者们,真的做到了抛开意识形态讨论学术问题。这比现在的马左大战奥右时动辄扯到半瓶醋政治哲学的情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以兰德为首的“计算机社会主义者”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任何市场经济能够达到的效率,依靠计划经济都能达到。这一点其实搞宏观的朋友们最优体会,在经典的DSGE模型当中,要判断市场是否有效率,要看均衡解和planner's problem的解之间的关系,因为planner's problem必然是有效率的。
换言之,以上所讨论的分配,帕累托的,卡尔多-希克斯的,一切的一切,都能通过一个上帝一般的中央计划者直接实现。这个计划者替你决定了你每个月要吃多少牛肉面,替你决定了你每天工作几小时,替你计划了一生,而这个计划和给你自由之后你自己做出来的计划只好不坏。因为这个计划者是如此的学富五车,如此的洞若观火,能够根据你的任何心理活动设计出对全社会最好的生产、消费计划。
牛B吧?嗯呐!现实吗?呃……
诚然,现实中当然不存在这样的人,但是证明这套理论的人之所以叫“计算机社会主义者”,是因为生活在二战之前的他们相信,这种无限的知识和无限的计算能力,可以通过日新月异的计算机技术来实现。
如果真的实现了,那么计划经济是不是就是市场经济的好的替代呢?我反正不敢说,但是起码现在,我们离那一天还很远。
第四,市场本身是否有无效率的时候?
当然有,任何接触过经济学的人都能说出这样四个字:“市场失灵”。
静态的市场失灵的起源是外部性,外部性是指交易双方的交易行为直接影响第三方的情况,这里的“直接”去除了“隔壁老王彩票中奖我不爽”的情况。在经典的几个市场失灵的例子里,包括公共物品和公共资源(策略替代和策略互补导致无效率)、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导致无效率),都可以找到外部性的影子,比如,柠檬市场中,他人售卖的二手车的质量影响了买方对我的二手车质量的判断。这也是《美丽人生》里的纳什又霸气又屌丝地说出“亚当·斯密”错了时的根本原因,泡妞儿的多方互相给对方带来外部性。
当市场是充分竞争的,“他人的行为”浓缩在一个叫做价格的东西里面,当我们看到一包中华烟卖七十五的时候,我们知道:这烟成本很高(供给方)和这烟大家爱抽(需求方)。所以,别人的行为对我的影响,只体现在价格当中。但这种情况在某些时候就不成立,比如股市,当你看到股票的价格是5块一股的时候,由于你的盈利还和其他人的预期有关,而价格在非有效市场中不能及时反应他人的预期,于是大家开始互猜预期,导致凯恩斯所说的p-选美比赛,最终市场会失灵。
而在动态框架下,市场的无效率可能体现在蛛网模型“发散解”和“环解”讲出来的故事中,市场在过度供给和过度需求的过程中来回震荡,最终导致资源的浪费。这与草原上,“狮子吃羚羊-羚羊变少-狮子没饭吃-狮子变少-羚羊变多-狮子有饭吃-狮子变多-狮子吃羚羊”的故事同构。
这个过程是马克思主义者最痛心疾首的,因为市场上的失业后备军在市场的摩擦中变得越来越贫穷,社会资源越来越集中,最终导致一个很坏的结果。结合马克思当时所处的环境,这个判断正确。
如前,在计算机社会主义者眼中,这个问题不存在。只要一切计划能够得以完美执行,那么无论是外部性,还是人为导致的经济周期,都不会存在。因为一切尽在计划,有没有这个问题还不是老娘一句话?而自由主义卫道士们通常将解决方案诉诸税收和配额,通过改变行为的激励结构,改变均衡结果,这一切都是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的思路。
直到科斯横空出世,证明了所谓福利经济学第四基本定理(我自己瞎起的名字),也就是科斯定理:只要初始产权分配明确,在0交易成本的前提下,市场机制可以实现外部性的有效率分配,且这个分配与初始产权分配无关。在科斯经典的“火车和麦田”以及“灯塔”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定理是如何起作用的。
科斯定理的本质是内部化了外部性,把所有公共生活中的权利和义务私人化。但关键问题是,交易成本(鲁滨逊一人经济中无法想象的一切成本)不可能是0,因为不交易的好处永远存在(至少节省了时间),而成本必是机会成本。所以,市场失灵还是无法完全得以有效地解决,市场本身在外部性存在的情况下总是存在。
第五,如果市场经济所能达到的效率,计划经济也能达到,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
这里涉及到了运行一项制度索要花费的成本问题。非市场的支持者往往抓着上文所说的“市场失灵”四个字不放,当然卫道士们,对称地,也会抓着“政府失灵”不放,折中派说,既然两种失灵都存在,那就来个家长制或者父爱主义吧!主流的就是持这个态度。
不过,计划经济的根本问题不在于“政府失灵”,毕竟,政府失灵与否多半取决于“公务员队伍建设”这种超越了经济学讨论范畴的东西。
根本问题在于,运行计划经济制度可能带来的效率损失,比市场失灵+经济周期带来的损失可能更多,更致命。事实上,过去的一个世纪的对峙,可能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通常,卫道士们会说,信息的收集、处理本身是非常困难的,要让中央计划者洞悉所有需要处理的知识,并完美地处理它,根本是不可能的。通常,中央计划者制定的计划就像小学老师布置作业一样(怨念),只能布置一个适合大多数人的作业量,这对于学习足够好的学生来说,是一种时间和精力的无谓浪费,而对学习跟不上的学生来说,这意味着他还需要额外下很多功夫,而这时,教师的服务职能没有充分地释放出来,因为教师比学生掌握更多的知识,但额外下的功夫是学生自己制定的。
哈耶克曾经从“默会知识”的角度论证过这一点,通俗点讲:很多生产生活中的现实困难,难以描述、羞于开口、容易误解、需要速度。
在供给一方,工人砸钉子的锤头不顺手,是怎么不顺手的工人很难描绘出来。即使描绘出来了,一级一级传达给中央计划者,口口相传的后果可能是中央计划者的误解。即使理解准确,新的计划出台之后再传达给工人,不知道多少天就过去了。这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因为如果是市场经济,工人只需要自己再去买一个顺手的锤子,然后开发票报销就完事儿了。
在需求一方,12岁的小红刚刚发育,突然面临着卫生巾的需求,她羞红了脸心里嘀咕:“到底要怎么告诉领导人呢”?当然,这里我们不能假设领导人比小红更早知道她第一次大姨妈的时间……而在市场经济中,她只需要砸碎存钱罐去隔壁好邻居偷偷跟大妈说:“阿姨我要一包苏菲”,就齐活了。(当然,如果阿姨是北京籍的,她会大声尖嗓喊道“呦——小姑娘长大啦!”)(我太特么不正经了……)
更一般地说,有一个叫做“哈耶克命题”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市场是最能节约认知资源的分配机制。知识是散在于社会各处的,散落在车间里、散落在小红的卧室里、散落在每个能发生经济活动的地方,由一个万能的中央计划者来处理这些信息,而其他人只需要像个二百五一样执行,不说能不能实现,你就想,这个计划者肯定累得跟蚁后似的。
哈耶克在他最重要的一本著作《感觉的秩序》(无中译本,我自己曾经想翻译,一页之后就长大了……)中提到了“认知的报酬递增现象”,这与斯密(包括杨小凯)所论证的“针厂工人”问题一样,一个工人长期专注于穿针鼻儿,那么他最了解这个技术哪些地方需要革新,需要怎样革新。认知的报酬递增说的就是这个问题,一个人专注于某一方面的知识,那么知识带来的报酬是边际递增的。而如果一个人要处理各方面的知识,这种递增效应将被淹没于浩瀚的知识海洋当中。
在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只需要关注某一个领域,工人专注砸钉子,博士专注发论文,而在其他生活资料的获取上只需要到市场上去买就可以了,只要市场是完善的,每个人都不需要花心思。再套用经济学101课程中最常见的“比较优势”概念,这比计划经济,如果没有无限完美的计划者,更有效率。
这种调整,给定经济外部环境不断变化和高度不确定的事实,是最为灵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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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大概说了一下经济学中对这个问题最经典的争辩,从现今的文献上来看,大家似乎逐渐对这个问题失去了兴趣,已经转向了“某个局部环境内”市场好还是非市场好的问题。利用激励理论讨论某一个市场的规制问题,比这种宏观上的大概念简单得多,但,个人观点,也有意义得多。
结论:孰好孰坏,各有优劣,没有观点,防止河蟹~
【晓风残月的回答(18票)】:
同学从思想角度讲这个问题,我想从技术上讲一讲。
价格机制并非总是最好的,事实上有一个的领域叫做“机制设计(Mechanism Design)”,专门针对不同“好”的定义来设计及分析不同的机制。
我在这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领域的分析思路…
我想举的例子叫做“双边交易(Bilateral Trade)”。
想象现在有一个卖家和一个买家。卖家拥有一件不可分割的商品。卖家拥有一个保留价格S,买家愿意出的最高价格是B。大家在初级的经济学里都学过,一个有效的配置是:如果B大于S,那么双方可以以在B到S之间的某个价格成交;如果S大于B则不成交。
可是现在,让我们把问题变得复杂一些:S和B分别是私人信息。每个人对对方的私人信息只有一个主观概率分布。引入了不对称信息之后,我们发现价格机制就不怎么管用,比如买家可以谎称自己的支付意愿很低,来企图以一个低价格来得到商品,卖家却伪装自己的保留价格很高,结果可能是:交易对大家都有好处到因为各种伪装使得交易没有促成。
这时我们自然能提出一个问题:穷举一切机制,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机制,只要B的真实值大于S的真实值就成交,反之则不成交呢?
首先我们看到四个字“穷举一切”。比如你可以想象,卖家强行以某个价钱出售,强制买家买。买家卖家进行讨价还价(sequential bargaining)。等等。好像进行分析是不可能的。然而,聪明的经济学家想出了个办法,叫做显示原理(revelation principle):任意一种机制和这个机制里的一个均衡解,都存在一个等价的“激励相容(简称IC)”的“直接机制(direct mechanisn)”。所谓直接机制,就是买卖双方把自己的私人信息报告给一个仲裁机构(Designer),仲裁机构再规定1.物品归谁。2.买方支付给仲裁机构多少钱.3.仲裁机构向卖方支付多少钱。所谓激励相容就是报自己的真实值是个均衡解。
现在,我们把我们注意力从无穷无尽种机制限制在一个仲裁机构设计一个激励相容的直接机制的范围里,原本近乎不可能分析的问题变成了可能。
那仲裁机构还要面对什么样的限制呢?它还要面对两个限制:第一个叫“个人理性(简称IR)”,买卖双方参与这个机制比不参与好;第二个叫“预算平衡(简称BB)”,仲裁机构从买家那拿来的钱至少要比自己给卖家的钱多。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先前问的问题了: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有效的直接机制(first best),同时满足IC、IR、BB?
可惜的是答案是否定的。经济学家Myerson和Saterthwaite证明,在所有非平凡的情况下,并不存在这么一种机制。证明过程需要一些数学,这里便略去了…
PS:当然了,经济学家不会满足于这么一个负面的结论。经济学家想退而求其次,找出个second-best的机制,既然咱们不能让任意一个私人信息的实现值(realization)都得到一个有效的结果,但咱们可以找到一个机制让事前的社会福利最大化。
参考:《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Mechanism Design》 By Tilman Borgers Chapter 3
【由之的回答(7票)】:
多谢邀请。
答案摘自本人专栏:
专栏还在一点点更新,可能不会很快。因为我本人也并非经济学科班出身,工科本科跨了管科专业,对微观很感兴趣,学了几遍,也看了一点书,在这写专栏有三个目的:一是重新思考、整理一下微观的内容;二是自以为对一般的高年级本科生还是可以有点帮助;三是希望得到知乎大神的指点。欢迎关注。
下面是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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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机制是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所在,对它的理解,可以说基本决定了对整个经济学的理解。大概也是需要有那种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再到“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三个阶段的。
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三部分来回答。
第一,[价格机制]只是各种用于配置资源的机制之一。
笼统地说,以配置资源为目的的各种机制中,价格机制只是其中一个,其他机制可统称为[非价格机制]。
比如:在久远的战争时期,甚至动物世界中,配置资源的是“武力机制”;在商业不发达的封建社会,甚至并不久远的计划经济时代,配置资源的是“等级/权利机制”;在一间教室里,早到的人得到最好的座位,配置资源的是“时间机制”。
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价格机制]下的资源配置。
第二,价格机制的优点是什么?
简短而抽象地说,价格机制的优点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是各种配置机制中,最不会带来“社会性浪费”的一种机制。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中,这种社会性浪费是“交易成本”的一种体现,张五常在他的《经济解释》一书中,将其称为“租值消散”。
具体而言,在价格机制下,当你想获得一件商品,“决胜负”的方式是出一个比他人更高的价格——付更多的钱。然而,钱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在价格机制下,[钱]要通过在市场上出售商品或服务得到。因此,价格机制下的“利己行为(获得商品或服务)” ,需要有“利他行为(提供商品或服务)”作为前提。而价格机制的本质,则是促成了人们之间商品或服务的[交易]。
对于交易来说,货币(一般等价物)起到了媒介的作用,降低了交易成本。此外,因为个体差异性,亦即[比较优势]的存在,[交易让参与的各方都变得更好]。
从“效率”的角度看,价格机制优势明显,然而,过往中也不乏从“平等”角度批判价格机制的声音。对此,读者需要明确:价格机制只关心“效率”,不关心“平等”。此外,价格机制能够“有效”运作需要两点前提:第一点,产权明确;第二,交易主体平等。当这两点不满足,或一定程度上不满足时,价格机制的效率都会受到影响。
价格机制对于世界运行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正如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中提到,他的导师阿尔钦曾说:研究[什么决定了价格]固然重要,但理解[价格(机制)决定了什么]则更重要。
第三,价格机制总是最好的么?为什么有时并没用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
这也是新制度经济学所关心的问题,现实并非如理论般理想,一个不可忽略的关键是:价格机制的运行也是有成本的,我们将其称为“交易成本”,这个成本的高低,决定了在某一场景中,我们是否采用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
在未采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各个场景种,[企业内]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场景):企业内的资源配置由企业家主导,通过[管制机制]配置。要解释这个问题,需要引出科斯的一篇文章——《企业的性质》。其中,科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企业为什么会存在?
科斯认为:在价格机制下,人们通过交易优化了彼此的境况,但这种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主要包括:搜索、协商、签约、合约执行的监督成本等。而以上交易成本的存在,则给企业的存在提供了空间。
在企业内部,价格机制被企业家的“管制机制”所替代,但同时,即便不考虑由[分工]和[规模效应]带来的成本下降,由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来对接市场,也大大降低了同样数量劳动者散布市场进行生产、交易所要面对的搜索、协商、签约等交易成本的总和。而且,企业家的创新、预判市场等贡献,以及雄厚资本带来的抗风险能力,也同样起到了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最后,企业规模的边界受缚于管理成本的上升:当企业规模扩张的边际成本(管理+生产),等于市场自组织情况下的边际成本(交易+生产)时,企业则停止扩张。
此外,除了传统企业的组织模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诸如O2O、P2P、C2C等经营模式逐渐出现,其本质即是产生了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或称资源配置模式,让价格机制以一种交易成本更低的方式运行。张五常认为,在不同的边界条件下,不同资源配置机制所对应的交易成本不同,人们会自然地选择交易成本最小的机制——包括非价格机制。比如,对于教室座位的配置,人们就自然选择了“早到早坐”的时间配置机制,当然,如果哪天又出现了某个app,可以将价格机制以很低的交易成本引入进来,或许就要花钱买座位了。
直觉上讲,当你觉得某种机制或模式减少了“麻烦”,那么它通常都是降低了交易成本。
【金超的回答(7票)】:
因为配置资源不完全是经济问题,有时还是政治问题或道德问题。经济学家,尤其是为政府提供咨询服务的公共经济学家,常常为公平和效率的问题挠头。
例如车牌。北京和上海两市对车牌的需求都很高,但两市的尾气污染和拥堵状况也是严重的问题。所以两市都采取了限量发放的方式。但对车牌这一资源的配置方式不同:北京采取摇号制,上海采取拍卖制。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上海采取的机制较有效率。在理论上,公开拍卖是符合的机制。同时,在理论上,拍卖车牌所得能被用于环境治理、公共设施建设等,改善市民生活质量。
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车牌价格高得吓人,市民怨声载道。这导致上海市不得不引入价格上限。上限引入后,实际成交价格基本上就是上限。当然,有意愿参与竞拍的人也只是一部分有意愿买车的人。毕竟每个人的买车预算不同。北京的摇号制使得10万预算的人和50万预算的人都在摇,而上海则通过竞拍制,基本剔除了预算在20万以下的人。
从社会角度,上海的带价格上限的拍卖制度在效率上依然优于北京的摇号制度。因为它剔除了低支付意愿者,增大了高支付意愿者中签的比率,从而提高了预期的社会剩余。在公平上,两者各有优劣。在理论上,上海的拍卖制增加了社会的转移支付总额,平均来看是增加了高收入者对低收入者补贴。而北京的摇号制度则体现了人人平等的原则。
那么为什么北京不选择拍卖制呢?可能的解释很多。经济类专业的人往往认为是因为制度设计者思想不够先进。但如果北京也开了拍卖车牌的口子,导致各地竞相拍卖车牌,就相当于赋予了地方政府又一条可以滥用的权力。从全局角度来看,现在上海拍卖而北京不拍卖的状况,减少了地方滥用车牌发放权的程度。用经济学人不感冒的一个说法:在配置某些资源时不用价格机制,可能是“历史的必然”。
【浪客的回答(0票)】:
简单的说,不是所有现实场合都能简单的完成产权界定和设计有效的支付机制,实现以价格交易。
前者如污染和拥堵、后者如单机软件盗版,另外还有头大的医疗经济学和蛋疼的家庭伦理。
【邢明的回答(0票)】:
固定价格政策, 供求抑制政策一定是更差的。
比较现实的央行比自由市场(如libor)强在哪, 楼上@陈茁 等答案倒是没怎么提
【夫子大师兄的回答(0票)】:
首先,我们先谈谈有哪些配置资源的方式,常见的配置资源方式有:价格机制,抽签,排队,先到先得,强权即公理(谁拳头大归谁),按劳分配,按需分配,政府再分配等等。
其次,在谈资源配置时,需要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公平问题(社会偏好),二是效率问题,以上这些资源配置方式在这两方面都有相应的优缺点,当效率问题更突出时,那就适当放低公平的地位,当公平问题更突出时,效率可能不是那么重要了,各有取舍。总体而言,价格机制是最有效率的,同时也是能相当程度兼顾公平的资源配置方式。
【王秘密的回答(0票)】:
不适用价格机制的原因就是价格不能反应供求了
环境污染 公共设施的建设 教育 滥用毒品等等,这些具有外部性的东西,它的社会价值是不等于个人成本的,即通过价格机制在供需曲线上反映出来的数量并不是社会真正需要的数量。
所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就会凭借自己强制性这一特点,以所有人都过的更好为目标,对市场进行调整。
(写到这里反应过来,貌似政府的很多手段比如最典型的,征税!也是通过价格机制, 因为这样分配资源效率高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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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曼昆书上看过一篇文章说的是政府对毒品征税是无用的!
百度上没找到,把一篇相似的文章贴上来
经济学初学者,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在这里多多讨论 Thanks ?
【海涛的回答(0票)】:
在 彻底的市场经济领域,价格机制是最好的
但是,现实社会远比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来的复杂,很多场合不是能满足 市场经济 的必需前提条件(比如:法治)
【羊羊的回答(0票)】:
你要先定义什么是“好”,才能谈论价格机构是不是“最好”。事实上,“好”是一种主观的判断,在不同的情景下对不同人来讲,好和坏都是相对的。对于父母来说,把有限的资源配置给自己的子女肯定比给外人好,但是作出这种配置的依据,明显不是市场机制,不同的人也无法达成共识。
市场机制分配资源的优点是效率高。进一步追问,什么“效率”高?无疑是物质生产和交易的效率高,等等。上面都已经有人说过了。但是人生在世,用你的常识想一想,并不是事事都为了追求物质产出的“最高效率”,在这些情景下,市场机制分配资源的优点就不存在了,反而成了缺点。比如说,在饥荒的条件下政府往往对粮食实行配给制,这种管制当然是非市场机制的,它目的是尽量保证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存权,而不是着眼于提升社会效率。这样做对不对?可能学者有争议,但在现实社会中,遇到粮食短缺政府几乎一定会这样做,因为这是人类社会伦理的要求,哪个政府不这么做恐怕就要倒台。
当然我必须承认,既使单从物质生产效率的角度看,也可以为非价格机制的存在找出若干理由,比如,科斯和张五常他们研究的那些主题,为什么会有企业之类的。上面已经有人答了,这方面的教科书也很多,我就不重复了。
【阿狸的回答(0票)】:
获取一次性的经济利益并不是唯一的诉求
【傅彦翔的回答(0票)】:
在论证之前,先抛出几个很重要的反问:
1?有什么诱因能促使政府人做出促进公平的资源再分配?
2?政府人是否有足够的聪明才智,来判断什么样的再分配是能促进公平的?
3?如果政府人并没有如期实现“公平”的资源再分配,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如果需要,该承担多少责任?如何使政府人自己承担责任?(类似于问题1)
4?能否制定一个能使所有参与财富再分配的政府人和非政府人都认可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让政府人判断,哪些人的哪些事情是一定比另一些人的事情更重要,并计算出征收多少钱能使被征收者损失最小、获益一方收益最大?
5?能否让那些不同意政府的财富再分配方案的人拒绝政府的征税?毕竟你要知道,征税是抢劫,而且征税唯一的作用可能只是给被征税者造成损失且并未为其他非政府人造福嘛。如果在人们同意的情况下征税,政府就完全可以把一部分责任推到非政府人身上嘛。(如果政府需要担责)
6?如果有人要从“社会”“国家”的角度来分析成本和收益,那么问题来了:如何进行经济上的加总呢?这就相当于:一堂课上,有的学生在认真听课,有的学生在睡觉,有的学生在聊天,有的学生在玩游戏…主流经济学家们又是如何对整堂课的“社会成本”进行分析呢?为了避开这种看啊看不懂的“高精尖”领域,我只分析个体的成本和收益。
经过这几个反问之后,我想自然答案也就明了,因为这些不需要运用各种理论、各种函数,更不需要做个统计、列个图表什么的,只需要认同以下几个公理:
1.政府人也是自利人,他们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圣人;
2.人类的认知极其渺小,没有任何人能全能到设计整个社会秩序;
3.价值是主观的,所以无法相互比较;
4.被抢劫的一方永远是不乐意的。
为啥把第四条也拎出来呢,因为征税就是抢劫,拒绝交税就得坐大牢,而且照样扣钱,没有选择的余地。
说完了政府的再分配,再谈谈市场的价格分配机制。
妄想价格分配机制毫无缺点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市场并不完美。(但不代表政府就完美,不代表政府可以修复市场的不完美,这是基本的逻辑)比如说吧,甲身无分文,得不到食物,如果无人援助,就会饿死。于是有人说应该让政府对他援助。可是,政府的钱并不是来自于政府自己的生产经营,政府不从事任何生产经营活动。所以政府的钱都来自税收,当然,都是抢劫所得。政府为了援助甲,必须抢劫乙、丙、丁,将抢劫所得中很大一部分归政府人自己享有,然后再分那么一点残羹冷炙给甲。乙、丙、丁被洗劫,甚至身无分文,而甲仍然依赖于政府的援助,于是乎,贫困更多了。现代社会中,即使绝大部分收入被抢去,仍然可以保障自己的生活,但,这就是活该被抢劫的理由?!更何况,政府真的会如实帮助贫困的人吗?明明在制造贫困,却自称“扶贫帮困”,这不是荒唐吗?
至于价格机制分配的好处,就没有阐述的必要的,楼上都讲过了。
关于有些资源为什么不用价格机制分配,我只想说:存在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正确的,正如抢劫杀人不正确一样。政府用它的媒体大肆鼓吹来改造民意,为国家的财富再分配行为辩护,再“顺理”接管该事,无形之中扩大了权力,这样,政权也将更加稳固。
【MilMax的回答(0票)】:
宏观层面大家都说了很多了,我来说说微观层面的应用:
价格是非常典型的博弈行为,无论何种机制与模型、何种影响与定价策略,终究只是卖方价值最大化或者买方价值最大化的博弈。
在非互联网时代,心理学在定价策略上的地位举足轻重,而这个时代,在网商品的价格机制与策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是从业者从商业逻辑上的个人感知,没有理论支持)
为了简单理解,说个定价策略,如上图。
一个价格包含这个几个因素:
1.价格区间:
用我最朴素的理解,人类是喜欢折扣的不理性动物:人们明显更乐意花45折买一个价值900块钱的东西而不是花67折买一个价值600块的东西,尽管东西一样,最终价格一样都是400块。
所以你看电商广告都是打折配合几个垫背的低价来卖。。。
2.价格精度:
以前去超市经常能发现2.99元或者8.99,现在都变成2.32或者4.23,这是弄啥嘞?
这里面太多心理学与营销的东西就不说了,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几分钱的价格变化对用户转化的影响是巨大的,比如一个东西原来卖400元,那现在改成399还是401可能对总营收的影响并不巨大,但是配合用户转化率的变化,可能营收的差异就天差地别了。
3.价格周期:
伴随着产品迭代、促销等等因素影响,什么时候降价是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完全可以A/B测试来解决
【唯明的回答(0票)】:
依据经济社会学的观点,在人类的互惠,再分配 ,交换三大社会经济互动中,只有部分交换是遵循价格机制进行的。
【萧三刀的回答(0票)】:
个人辅修学位之一是经济学,因而从纯经济学的回答,排名第一的答案已经给出了足够的分析;但是价格的配置涉及到的不仅仅是经济学,还涉及到社会学和政治学。
也即:纯经济学的回答没有办法解决价格配置问题,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帕累托效应的最优解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目前个人认为价格机制,错误连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不必说了。因为忽略了资本价值和资本家的智慧导致剩余价值利率本身就是错误,认为物品有价值才有价格也是错误,而且对于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含混不清的论述基本上对于同一物质只是做了纯属概念上的区分……因为即便是没有任何使用价值的事物在特定条件下也会有商业价值,有使用价值的事物特定条件下也不具备任何商业价值,至于个体的劳动本身的价值,很多时候也完全由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而可以忽略不计。
个人是看完《国富论》《就业,通货膨胀与利率》《资本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哈耶克的市场经济理论,李斯图的经济学利率以及曼昆的经济学等等之后得出下面关于个人对于价格的基本理论,如有谬误请诸位知友斧正了。
价格机制,就个人以为无论是哪一种分配机制,最终的归属还是会回到生产消费曲线图上面,也即价格就是生产和消费在特定条件下达到的一个临时中介点——之所以不叫平衡点,是因为价格平衡点从来不存在,一种纯属理论估值。
涉及到几个概念,特定条件,这个条件是指社会结构和政治形式导致的究竟是市场体制,或者是独裁体制,或者是威权体制,或者是垄断体制,或者是半垄断体制。因为在不同的条件下,生产消费曲线的表现形式完全不同。也即价格完全不同。
简单以大米为例,美国,中国,朝鲜,假设美帝的商品完全流通,社会需求对于大米需求量为100单位,消费1000单位,假设中国半流通,社会需求大米也是100单位,消费200单位,假设朝鲜不流通,社会需求对于大米需求量也为100单位,消费10单位。
那么,美帝的大米价格将会由于消费的充裕度导致价格低假设0.1,而中国则会是1甚至小于1,而朝鲜将会出现大量饥荒并且消费由于其他支出可能仅能消费掉6单位,也即价格会受需求供给消费,消费者的消费-生存曲线,基于马斯洛需求理论的层级所产生的边际效应递减也将会导致价格产生变化,社会形态导致的资源占用和流通效率也将是另外一个变量。
综上,决定价格走势的将是多个变量作用的结果,社会形态,市场条件,供给需求基本曲线,消费者心理价格预期曲线(社会心理学的从众效应和社会无意识性也需要考虑进去),马斯洛需求理论所产生的边际效应就是最主要的价格因素了。
当然这里面还没有涉及到的就是货币战争,以及由于国际贸易导致的商品价格定价权的问题,反正这里面也有足够的坑,而至今关于货物的定价权涉及到的国际贸易壁垒和倾销反倾销的法律战争也是多如牛毛。
至于价格为什么有时候发挥了资源配置作用,有时候没有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这是一个多重作用和影响力导致的问题,个人以为单纯的经济学能回答的是一个方面。
因为政治上,也许出于维稳或者通货膨胀考虑,会强制限定大米价格2元一斤,在有些市场国家,由于社会生产率极度发达,又或者独裁国家生产力极度匮乏,导致的就是大米可能价格就是非常低,或者就是纯属天价……
而心理学,特别是社会心理学上,对于有些特定商品,譬如股票,证券等等非传统的商品,由于参与方的不同也有一种非理性的因素在里面,这就涉及到金融领域和数理统计方面的知识了,这方面的模型限于学力有限,也无能给出更充分的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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