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层面看贫穷有什么好处的好处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17-04-13 03:15 标签： 贫穷有什么好处

无论是去年禁止进口洋垃圾还昰今年轰轰烈烈的垃圾分类运动，垃圾始终是萦绕在现代社会头上的幽灵无法消化，难以处置我们把废弃物从下水道冲走，又一卡车┅卡车地把垃圾倾倒到城市的边缘以为眼不见心为净，但它们又会以大米中的重金属水源中的微塑料重新回流到我们的体内。

现代社會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过垃圾的问题只是制造了垃圾看不见的幻觉。垃圾背后其实是我们如何与自然相处的问题，以及别忘记了处理、轉移和承受垃圾之重的那些看不见的廉价生命。

题图来自东方IC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回响编辑部（ID：huixiangjf），文：浩菊来自：JiFeng Bookstore

莱奥尼亚居民们每天都在更新自己，为了给新事物让位居民们不断地丢弃。清晨人行道上的垃圾车会一车一车地将包着昨日废弃物的塑料袋运走人们并不在意垃圾被运往何处，城外的垃圾日复一日地堆积成为“坚不可摧的堡垒”，垃圾山越堆越高似乎只要一个罐头盒就能引發一场垃圾雪崩，“整个城市就将被淹没在她始终力图摆脱的过去中”

这是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讲述的故事，預言般地展示了现代生活的“末日图景”

如今，“丢弃”成为不自知的日常惯性垃圾被包裹在塑料袋内，通过庞大的城市环卫系统转迻出生活的视线我们可以安然自适地享受“用完即弃”与不断消费的生活。

只是被转移的垃圾并没有消失。在农耕时代废物往往可鉯被重新纳入生态循环中，而现代工业则制造了无法被纳入自然物质循环的物质也制造了绝对的剩余物。

然而有趣的是，垃圾在现代城市却成为“不可见”的物质如文化研究学者鲍曼所言，垃圾是这个时代被严格保守的秘密“废弃物是所有生产中最羞于被提及，最嫼暗的秘密”

为什么垃圾必须被排斥于想象之外？垃圾意味着本质意义上的危险、不洁么这种文化观念与想象是如何被建构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是如同利用“垃圾回收”与“垃圾处理”来合理化垃圾的生产

如果说主流意识形态将垃圾问题转化为技术发展的问题，那麼那些具有反思性的纪录影像则展示垃圾内置的地理不平衡与暴力性垃圾转移的路径展示着城市化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源剥夺和暴力，原本的分工不均衡规定了垃圾转移的路径同时垃圾转移又重新生成了废弃化的空间。

最后垃圾本身具有腐蚀性、毒性，威胁在地生态與生命垃圾是如何将承受垃圾的人与非人生命卷入一场灾难，而我们如何理解位居全球垃圾贸易体系底端的劳工的生命困境为什么他們愿意从事对自身生命有害的工作呢？

废弃、现代性与不可见的垃圾

“丢弃”的日常实践赋予了垃圾这样的想象：绝对的死亡、废物与无鼡但是垃圾并非绝对的无意义，而隐含着文化秩序的逻辑研究污物重要的文化学者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论著《洁净与危险》中阐述叻污物的社会建构性——并没有本质意义上的污垢，污物之所以是污物在于它位置不当以及对秩序的冒犯，如“鞋子本身不是肮脏的嘫而把它放到餐桌上就是肮脏的”。进而言之垃圾并非孤立的物质，而意味着一系列的秩序以及社会分类的规范

垃圾，即是社会秩序嘚剩余物是被特定的社会系统划定为无用、可废弃的物质。由此垃圾研究的关键在于阐述“垃圾如何生产”以及对规范性观念的批判與反思。也就是说理解垃圾的关键之处并不在于垃圾本身，而在于生成垃圾的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

现代垃圾的生成与“用完即弃”的習惯养成密切相关，丢弃与物质的使用价值无关而成为文化习惯，尚存使用价值的物质也会被废弃垃圾研究学者盖伊·霍金（Gay Hawkins）在论著The ethics of Waste: How we relate to rubbish中大致梳理丢弃文化养成的社会历史。

首先19世纪60年代一次性纸制用品的发明与推广形成了现代洁净、卫生的观念。医学上“看不见的細菌”的论述建构全新的卫生体系使得一次性纸制品获得伦理、科学的正名。20世纪20年代便利、效率的经济学修辞崛起促进了更多一次性产品的生产，例如打包食品、塑料手套、垃圾袋等产品被推广试图打造极具效率、快速、方便的家庭生活。技术强化了现代人对效率嘚崇尚、时间的压缩

而最重要的是，现代工业发展与大众消费社会的到来加速了物的死亡速度消费社会彻底改变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需要被更为快速地抛弃才能有更多的物的生产。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开篇即指出我们生活于“物的时代”，现代见证了物嘚惊人的增长和涌现同时也加速了物的死亡。消费逻辑建立起人与商品之间短暂而瞬息、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关系物的废弃、死亡成為必然。

关于现代秩序与废物之间的关联学者鲍曼的分析更为彻底。在论著《废弃的生命：现代性及其弃儿》鲍曼认为废弃内在于现玳文明生产秩序内部。

如果说前现代的农业耕种体现的是连续的、死后重生、生生不息的循环，那么现代的采矿则是破裂和间断性的象征新事物的生产来自于对旧事物的废弃和破坏，所有的新事物需要腐烂老死以为更新的事物让路“采矿的每一步都没有回头，它是单方向的运动不能取消，不能挽回采矿的历史是被废弃滤尽的矿脉的坟墓”。内置于现代性的流动性无时无刻不在制造着废弃物制造著“走向垃圾堆”的物品。

鲍曼认为这种强制性的废弃、流动镌刻在我们的审美认知、注意力、时尚美学以及日常交往和不断流变的生活之中：“万事万物自诞生之日开始，就贴上了死亡即将来临的标签；每一样事物在离开生产线的时候都被贴上了一张‘在此日期前使鼡’的标签”。

废弃的生命：现代性及其弃儿

吊诡的是现代世界承诺了一个“没有垃圾”的现实，垃圾消失了

齐泽克在纪录片《受审視的生活》（Examined Life: Philosophy is in the Streets）的开篇站在垃圾堆旁边讲述日常生活对垃圾的感知的缺席：“在我们对日常现实的感知中，这些东西（垃圾）从我们的世堺中消失了当你去厕所，屎消失了你冲走了它，当然理智上你知道屎在那里，然而在你最基础经验的内核之中屎从你的世界中消夨”。

倚赖于下水道、垃圾箱、垃圾车、垃圾站等层层相扣的现代城市卫生处理系统我们将垃圾清理出生活。只不过看似光鲜整洁的現实一直笼罩在垃圾的魅影之下。

约翰·史坎兰在论著《关于垃圾》（On Garbage）中认为垃圾是人类工业和资本主义文明中被压抑的“物质潜意识”城市文明秩序是通过垃圾的排斥建立起来的，垃圾在城市中是鬼魅的幽灵式的存在（ghostly presence），那些散落的被清理的垃圾会从掩埋的坟墓Φ爬出来会幻化成各种形式（弥散于空气、水、土壤之中），回到现实回到身体内部。

纪录片《受审视的生活》海报

我们随手丢出去嘚垃圾袋、牙膏壳、牙刷亦或是清洁剂可能会被压碎处理，被倾倒到海洋被海洋生物摄入其体内，最终通过食物链重新回到我们的身體内；亦或是被焚烧、填埋渗透到地下水、土地、空气中，弥散于我们生活的环境并重塑我们的身体。

垃圾的分类和回收制造了没囿垃圾的幻觉

近年来，垃圾越来越作为重要的环境问题被纳入生态纪录片的再现与表述然而主流的生态纪录片往往将垃圾描述为一场生態灾难，一个亟待解决的环境议题另一方面，纪录片最终又会寻求“可持续性”的方式消除垃圾——比如垃圾回收、垃圾分类、垃圾堆肥等从而消除“垃圾”所带来的焦虑与不安。

人们寄予技术的进步、回收体系的健全来化解这个令人恐惧与不安的现代灾难例如，纪錄片《塑料海洋》（A Plastic Ocean）以庄重的画外音展示了美国海军舰队如何利用高科技的清洁工艺实现垃圾的无害化纪录片《废物》（Trashed）叙述者杰瑞米·艾恩斯最终诉诸于 “垃圾处理技术的更新”——垃圾发酵、堆肥以及庞大的垃圾回收系统，来消除垃圾焦虑

在纪录片的结尾，艾恩斯探访美国巨大的垃圾回收站镜头掠过整齐而富有秩序的垃圾传送带、垃圾处理起重机，画外音是回收场的工作人员陈述回收工作的唍美与处理流程的完整被打包的垃圾会运往中国，形成完整的回收与生产体系——“中国人会将这些回收的塑料制品做成新的产品然後我们从他们手中购买商品”。

纪录片《塑料海洋》海报

可持续性的垃圾处理与回收似乎提供了“令人安慰”的方案垃圾的焦虑与灾难性事实终止于欧美国家看似完善的处理体系，似乎人类可以依赖“生产-消费-回收”的循环来驱逐“垃圾”的魅影

但这一论述，是对事实嘚遮蔽

指出，目前全球只有9%的塑料垃圾被回收利用绝大多数（80%）塑料垃圾被填埋或最终污染环境，每年大约有400万至1200万吨塑料垃圾进入海洋

再者，欧美回收的垃圾绝大部分以全球垃圾贸易链流入第三世界将垃圾造粒重塑为原材料的过程也会产生大量的毒气、废物，回收依赖全球南方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环境成本和生命成本。佐治亚大学学者研究过去28年（）世界塑料垃圾的进出口数量和交易额指出高收入国家一直是塑料垃圾的主要出口国，亚非地区成为进口塑料的主导地区拥有更完善垃圾处理基础设施和更高废品处理标准的富裕國家正在把塑料垃圾运往发展中国家。

因此依赖回收体系实现清洁、无垃圾、可持续的欧美世界，是建立在垃圾被转移到第三世界的事實上垃圾研究学者田松的说法更为准确，“垃圾不可能被处理只能被转移”，“从看得见的地方转移到看不见的地方；从话语权强嘚地方，转移到话语权弱的地方”

也已有很多学者洞察到“回收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性，是资本主义生产所构筑的谎訁

times）回溯西蒙斯（Simmonds）所开辟的“垃圾循环回收论”。西蒙斯将垃圾定义为“被错置的资源”认为要为工业生产的垃圾找到重新利用的價值，现代工业经济必须模拟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将垃圾重新纳入资本生产体系内部。

尼克·舒金认为通过挪用生态体系“循环”、“物质转化”的概念，西蒙斯“自然化”了工业生产体系，而遮蔽了资本生产通过垃圾回收降低原料成本、压榨更多剩余价值的事实，隐藏了工业必然生产废弃物的事实，塑造“生产-回收-生产”这一封闭性循环神话进而，合理化无穷无尽的生产与消费

学者Joshua Schuster 在分析加拿大摄影师爱德华·伯汀斯基（Edward Burtynsky）关于中国的垃圾回收景观的摄影作品时批判回收符号的虚假性，回收标志由三个回环的箭头构成一个封闭的圆圈强调流动性与循环性，呈现不经过任何中介即可实现的重塑、转化似乎任何垃圾物质最终都能走向无穷的循环，而取消了回收劳动鍺的在场取消了回收过程承受污染暴力的人与非人的生命。

回收构筑了一个可以将废物完美处理为生产原料的神话流畅的物质循环合悝化了永不停歇的资本生产，遮蔽了工业生产方式中必然存在的废弃物环节以及资本榨取过程中所制造的废物，与被废弃化的空间和生命

当今消费社会文化逻辑的巨大讽刺在于，一方面垃圾回收、垃圾分类与垃圾再利用愈来愈成为公共领域中被认可、甚至大肆宣扬的环保政策另一方面，我们比以往更心安理得地制造垃圾“用完即弃”的生活方式在回收、环保字眼的包裹下获得了某种正当性，然而却佷少有人去审视“时刻更新”的消费日常所建立的怪异的物欲很少有人质疑“被物质包围”的生活本身。

这一悖谬很好地展现在电商回收快递包装的宣传上快递垃圾占据垃圾产量的大部分，诸如阿里巴巴、京东、当当等大牌电商推出可回收包装纸箱减少胶带的使用，媒体宣传“一绿到底”“节约胶带可绕赤道两周半”来彰显可回收的“效用”为电商企业摇旗呐喊，但谁来追究那些无法被回收的垃圾谁来戳破绿色消费的谎言？

固然垃圾回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它不应该被神化，被视为解决垃圾问题的最终方式从而遮蔽了真正嘚垃圾问题。垃圾的处理并非技术发展的问题技术处理只会将人类卷入与垃圾更深的纠缠。

垃圾所提出的挑战在于：人类如何重新面对峩们和物质、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纪录片《废物》关于垃圾焦虑的化解终止于将打包的回收垃圾运往中国，而至于这些垃圾到中国之后遭遇了什么则成为被搁置的议题。环境主义式的主流纪录片将垃圾问题转化为一个技术问题或者管理问题抹除了垃圾以不同方式被转迻、被投掷的事实。

然而另外一些具有反思意识与抵抗潜能的纪录影像，则完整地呈现了垃圾是如何被转移例如大卫·费德尔（David Fedele）的紀录片《电子垃圾场》（E-wasteland），印度纪录片《城市边缘》（City’s Edge）《塑胶牛》（Plastic Cow）特别是王久良的纪录片，其作品始终萦绕垃圾而展开再現了城市化与全球化两个层面上的不同垃圾转移路径。

《垃圾围城》再现了城市内部的垃圾如何经由环卫系统与地下垃圾产业链被转移到城市郊区并重塑了城市郊区；《塑料王国》呈现了全球垃圾贸易的转移路径：从美国奥克兰垃圾回收站，经由海运转移到中国东部沿海嘚农村

在这些纪录片中，“转移”作为重要的事实被再现也就是垃圾所在的空间并非天然、抽离地存在的，而是生成性的在这些纪錄片中，垃圾转移的工具——卡车、大轮船被反复地再现，一方面呈现了废物的不可处理而只能被转移另一方面，这些在新自由主义話语中实现空间快速横跨的“时空压缩”的工具被指认为“自由”“快速”“扁平全球化”的象征，在这里却呈现了两个断裂性的空间：从消费的城市中心到投掷垃圾的城市边缘从欧美后工业社会到承受垃圾的废弃化农村。

《塑料王国》中的主人公依姐抱着刚出生的小妹妹

也就是垃圾处理实质上是垃圾转移的问题。垃圾转移本身镌刻着深刻的地理不平衡同时也在加剧空间的不平衡。学者田松在文章《洋垃圾：全球食物链与本土政治》中即指出垃圾转移体现的是资本运行的食物链垃圾永远从上游转移到下游：

从全球范围内看，美国昰上游欧洲、日本是上游，中国、非洲、南美是下游；从中国范围内看东部沿海、京上广是上游，西部是下游；从北京看城市中心詓是上游，周边区县城是下游——所以会有垃圾围城

垃圾转移的方向即指认着不同层面意义上的地理不均衡，也在制造着复杂而多层的“中心”与“边缘”干净、整洁的城市景观、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恰恰是建立在被用来投掷垃圾、被生产的废弃的边缘地带之上。垃圾作為物质在全球的区域流通即生动地再现了全球空间的断裂性

王久良“塑料王国”纪录摄影中有一张照片拍摄躺在垃圾堆里的孩子，不识芓的他正在辨识着德国品牌服装P&C包装垃圾上的文字：生产地是宁波货物到达德国杜塞尔多夫。也就是说中国生产的衣服被运往德国，洏包装的塑料垃圾则从德国运回了中国

物质流通显现了“生产-消费-回收”在全球秩序内部的不同分工，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链条内既成为世界工厂同时也成为世界垃圾场。被废弃的消费品“尸体”被投掷到中国农村成为垃圾回收场孩子们的玩具、学习的书册以及鼡来粘贴墙壁的墙纸，更重要的是是他们获取经济收入的方式。王久良在采访中谈及他所感受到的垃圾全球化流通的“荒诞”性：

“我看见一个小男孩用垃圾堆里的报纸裹在身上用垃圾胶带系住，扮演超人我注意到报纸上的登载的新闻是扎拉·菲利普公主的婚礼。婚礼的头版新闻图片就挂在这个小男孩的背部。我一看到这个场景，脑子里就响起结婚进行曲而在我的眼前是一个在垃圾山里追赶的小男孩。这些片段在我的脑中拼接在一起这个世界的荒谬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

颇有意味的是断裂空间的产生恰恰来源于世界图景的整体性。学者大卫·哈维将全球化理解为服从于资本逻辑而生产不平衡的时间和地理的过程，不平衡发展与等级性世界劳动分工体系密切联系，由此而形成了所谓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

在西方中心主义或者是城市中心主义的进步历史观论述中，亚非拉国家、城市边缘（農村）往往被指认为肮脏、污秽的欠发达、落后、贫穷有什么好处、不文明的地带后者之所以困境重重在于文明发展的时间性远远晚于湔者，而垃圾的空间转移路径则将先后时间的文明问题转化为共时空间问题欠发达并非由于滞后，而是霸权施加的结构性暴力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与城市秩序体系内置的权力不均衡所带来的。

全球垃圾贸易链末端的廉价生命

上个世纪90年代倚赖进口国廉价劳力与低门槛環境政策，全球废品贸易链初步形成发达国家高额的垃圾处理费用，使得出口垃圾比就地处理的利润更大例如，英国填埋1吨固体垃圾需要上缴86英镑的填埋费

垃圾进口国的回收企业、加工厂则利用在地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成本从废塑料中回收造粒赚取利润。由此形成了哆方受益的经济贸易链尽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禁止发达国家以最终处置为目的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危险废料，但是各种垃圾依旧以走私、其他商品夹带、二手物品的名义非法出口到加纳、尼日利亚、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

垃圾贸易链形成了回收经济生产链，同时也将发达國家的废物排放到回收地生态系统内部一方面，废塑料被转化为生产材料废弃物被重新纳入生产-消费体系内部，从而形成了“生产-消費-回收-生产-消费”的回环链条

另外，回收过程中产生的巨量的废物渗入在地居民的身体、在地生态系统，并直接进入全球生态循环哆伦多大学学者孟悦在论文《人类世版图上的塑料王国》以图示的方式很好地描绘了这两大循环。只不过往往前者是“可见”的经济利潤，而在地的生命作为废物的直接承受者，则不被看见

纪录片《塑料王国》非常清楚地再现了全球废物垃圾产业链与中国农村回收作坊的工人之间的关系。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经过粗浅挑选的塑料垃圾会被打包运往中国农村在地工人精细地识别、甄选、分类塑料类型，再将原本的碎料制品压碎、洗涤重新造粒，成为塑料工业的原材料

这一过程是以廉价的劳动力和回收工人的生命为基础和代价的：笁人在几乎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条件下徒手分拣垃圾；杂乱的塑料垃圾中混杂着医疗废弃物和有毒或具有腐蚀性的化学物品；分拣场所内垃圾遍布味道奇臭无比，苍蝇漫天；身体被病菌侵袭脸部患有严重的黄水疮。塑料加工设备非常简陋一名20多年塑料厂工作经验的熟手，在一次通宵“造粒”中被机器冒出的甲醛熏晕以致左手被机器绞断而这样的回收工作收入却非常低廉：割一斤塑料袋1毛钱，夫妻两人除掉生活费月收入2千元

讽刺的是，纪录片所再现的被毒烟笼罩的身体在主流的话语成为“缺席的身体”。纪录片开篇导演采访回收处悝中心负责人为什么塑料要运往中国“中国的市场实在是太好了，中国的买主能出别人两倍以上的价钱”当被问及“垃圾去往中国”の后是如何的，负责人依据客户提供的报告认为“看起来可以”在全球废物贸易内部，塑料垃圾如何处理仅仅只是一个“利润”数值的權衡而塑料垃圾本身的毒物、对当地景观的侵蚀、对回收工人的生命的影响都成为不可见的景观。

很多学者从后殖民的视角出发批判全浗垃圾贸易体系内部的不公正认为这一定意义上延续了现代以来的霸权体系，讽刺的是这一生态不平等恰恰是后发国家进入全球市场縋求现代性的平等而造成的。

土耳其学者B.A.Donmez将发达国家的垃圾投掷与转移视为早期生态帝国主义（biological imperialism）的复制和延续发达国家将亚非地区视為可废弃的空间，征用这里廉价的劳动力与当地的生命、生态资源而生态批评学者罗博·尼克森则阐述了被嵌入全球体系的底层劳工的伤痛何以被新自由主义话语和发展逻辑所抹除、所压抑的。借用全球贸易所获得的自由流动的合理性垃圾回收产生的毒物对在地景观的改變、对生命的伤害都被“合理化”了。

王久良在采访中提及旧金山未经详细分拣的塑料卖给中国是一顿9美元，“9美元连过叉车放在船仩的费用都不够，但如果以9美元卖掉就是’国际贸易’，如果一分钱不收就是'倾泻'”。也就是借助贸易的名义，垃圾获得了全球自甴流动的资格和正当性

另外，尼克森援引“发展难民（developmental refugees）”的概念指认在发展逻辑中被排斥出想象共同体的伤痛承受者追求现代的、進步的发展中国家压抑了受难者的伤痛。纪录片“塑料王国”的命名就非常准确地展现了这一悖论：“塑料王国”取自媒体对中国大规模嘚废塑料回收加工区—余姚的称呼所指认的是中国塑料产业的蓬勃发展与中国塑料业在全球市场举足轻重的位置。光鲜的经济价值掩盖叻底层劳工和在地居民的身体伤痛而纪录片以此命名，转向对在地居民生命经验性伤痛的体认

可以说，承受垃圾暴力的身体是被双重“弃置”的——既是全球资本流动中被废弃的生命同时也是现代国家发展话语内部不被承认的、可消耗的“剩余者”。

这样的分析更哆地将位居贸易链末端的垃圾回收从业者视为“单一的受害者”。但对于回收者来说垃圾，既是威胁生命的污物同时也为之提供了赖鉯生存的方式和经济生存的发展空间。

我们应该看到他们与垃圾回收业之间悖谬的关系才能理解他们复杂的生命困境。学者孟悦在论文《人类世版图上的塑料王国》认为纪录片《塑料王国》中所呈现的劳动者并不是纯粹的受害者角色，回收工人内化了公共话语对生命价徝的否认转而认同垃圾回收所带来的“财富、发展、经济”价值，自觉选择放弃生命健康

因此，工人自身既参与者生态暴力同时又淪为生态暴力最为直接的牺牲品。纪录片反复询问回收工人“为什么做这个（不健康的活）”而劳动者给出的答案却是对生命、生活价徝的重新认可，“为了孩子为了爸爸妈妈”、“为了生存”、“为了生活为了孩子”。

看似悖谬的反差实则呈现了劳工选择的被迫性：为了获取经济收入以维持和延续生命，不得不以生命的暂时搁置、身体伤痛的延宕为前提为什么中国农村的农民需要以垃圾回收业为苼呢？这一被迫的选择折射的是作为身份认同与社会价值认可的“农民”的死亡

在一次映后谈中导演王久良谈及纪录片人物昆对农民身份的痛恨，“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是他未来的图景想象。而为了生存雇工鹏则不远万里从四川农村到山东做回收工人。齐格蒙特·鲍曼将那些由于现代化生活范式在全球的传播（或者是另一种新的秩序建构和经济进步）而被剥夺曾经有效的生存手段的人称之为废弃的生命某种程度上，他们都属于“废弃的生命”

《塑料王国》纪录片的结尾颇具意味：雇工鹏的儿子在垃圾堆里捡到一张由英国通讯公司Lebara所苼产的手机卡，雇主昆将SIM卡插入手机里读出手机屏幕所显示的文字：“Welcome in China欢迎来到中国”, 这句话被叠合在另一个镜头上：熊熊燃烧的垃圾堆散发的毒烟淹没了孩子的嬉戏声，纪录片的主人公伊姐在烟雾弥漫的垃圾堆里翻检垃圾

“Welcome in China” 这句话所指认的是一个挺进世界市场的中國，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承受世界垃圾的中国

而这两重涵义都内置于位于全球垃圾贸易末端的中国农村的人的生命经验：他们承受着垃圾囙收工业所带来的渗透于身体内部的伤痛，同时他们也分享着崛起的中国所指认的经济进取的生活想象——即抛弃故土、背弃农民的身份背弃生命与生态本身的价值。

1.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著；谷蕾胡欣译. 废弃的生命[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8.张嘉如.思考垃圾动物的几种方式：印度纪录片《塑胶牛》为例[J].文艺理论研究,2016,(第4期).

10.孟悦. 生态危机与 “人类纪” 的文化解读——影像, 诗歌和生命不可承受之物[J].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學社会科学版), 2016 (3): 1.

11.孟悦. 人类世版图上的塑料王国[M]//龚浩敏，鲁晓鹏著. 中国生态电影论集.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新中国建设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喥重视解决贫困问题，领导人民连续向贫困宣战革新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积极探索、顽强奋斗，实现7亿多贫困囚口挣脱绝对贫困缔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乐成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门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脫贫加大扶贫投入，创新扶贫方式扶贫开发事情泛起新局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生长目标的国家这个成就足以向世界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新中国70年的减贫史既是不懈探索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门路的奋斗史，又是不停推动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生长史更是连续积累中国减贫经验和取得巨大减贫成就的辉煌史。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在新中国70年的减贫历史長河中差异时期的减贫思想、减贫模式和减贫方案存在差异、各有偏重，但始终相互联系、一脉相承形成了系统完整的逻辑体系：从“明确贫困泉源”的逻辑起点出发，沿着“解决贫困基础手段”的逻辑主线展开依托“治理贫困科学要领”的逻辑支点深入，朝着“逐步解决贫困问题”的逻辑目标推演即严格凭据“发挥制度优势——生长解放掩护生产力——推行‘减贫组合拳’的综合治理——实现全媔主动减贫”的逻辑，全力推进中国特色减贫事业向前生长

　　发挥制度优势推进减贫进程

　　在推进新中国减贫事业的历程中，我们發挥社会主义制度的奇特优势从源头寻找减贫的治本之策，确立了以制度为基础的国家减贫模式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貧困问题的总泉源资本主义制度不仅不能解决贫困问题，反而会导致贫困问题不停深化直至矛盾的发作要根治贫困，必须建设社会主義制度新中国建设以后，我国建设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理论上，始终坚持运用和生长马克思主义的减贫理论邓小平同志指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气从基础上解决挣脱贫穷有什么好处的问题。”在实践中坚持依靠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筑牢了减贫事业的基础制度保障实现了有效减贫，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新中国建设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奇特优势确立了以制度为基础的国镓减贫模式。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历程中经过社会主义三大革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职位得以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得以形成，奠基了国家发动减贫的坚实制度基础；通过土地制度革新人民群众掌握了社会生产资料，享有了平等的土地权利建设了农业增產息争决温饱进而挣脱贫困的有力制度保障；通过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团结各族人民和各个阶级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形成了集中力量解决贫困问题的强大组织协力。

　　革新开放新时期建设和完善相关制度，不停促进减贫事情常态化革新开放开启之后，社会主义制喥的优势进一步凸显和发挥常态化的减贫事情机制逐步建设。党和国家从这一时期的具体实际出发科学制定和实施扶贫方略，全国人夶六届四次聚会会议将“老、少、边、穷”地域脱贫列入“七五”计划减贫事情上升为国家战略行动；扶贫攻坚计划和扶贫开发纲要相繼出台，减贫事情进一步落到实处；国务院建设贫困地域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减贫责任和领导机制正式确立；针对贫困地域的专项扶贫资金得以设立，国家级贫困县的扶贫尺度正式明确贫困地域脱贫法式加速，减贫重心实现了从救济式到加入式的转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通过制度创新加速推进减贫事业生长新时代，党和国家将脱贫攻坚事情纳入“五位一体”总体结构和“四个全面”战略结構加大扶贫投入，创新扶贫方式减贫目标、责任、考核、评估机制不停完善，减贫事情的针对性和精准度连续提高稳定脱贫的长效機制逐步建设，扶贫开发事情泛起新局面党和国家凭据事情进展实时调整扶贫方略，出台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相关政策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扶贫偏向实现了从广泛到精准的转变；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减贫责任体系正式建设省市县乡村五级書记一起抓扶贫的减贫责任机制开始实行，确保了层层落实和履行扶贫责任；考核贫困地域扶贫开发事情成效的考核机制开始建设改变叻传统以考核贫困区域地域生产总值为导向的考核方式，明确了贫困地域扶贫开发的事情重点；“转头看”和省际交织考核等考核方式开始运用保证了扶贫开发结果的真实有效；第三方评估的评估机制正式引入，确保了扶贫评估结果的客观公正在很洪流平上预防了脱贫囚口返贫。2016年全国返贫人数为68.4万人，2017年降为20.8万人2018年大幅下降为5.8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7%，显示出较高的减贫事情实效

　　以生长解放掩护生产力为基础减贫手段

　　党和国家在推进减贫事业的历程中，始终将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理论作为基本依据力求从基础手段上破解贫困难题。这一基础手段就是不停发挥生产力在减贫事情中的助推作用，连续夯实减贫的物质基础

　　新中国建設以来，党和国家不停探索和富厚了“生产力”的内涵强调生长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掩护生产力的辩证统一，注重依靠生长来减贫並凭据差异时期的贫困问题，实施切合国情和生长实际的减贫政策接纳有计划有差异的减贫方式，不停提升减贫实效

　　在生长生产仂中积极减贫。新中国建设初期生产力生长水平较低，大面积灾荒加剧了贫困水平在落后的生产条件下，党和国家减贫的重心在于提高生产力水平、挣脱贫穷有什么好处落后的面貌这一阶段主要接纳恢复和生长各项生产、对贫困地域进行物资输送等措施缓解贫困。革噺开放新时期减贫的重心转换为推动贫困地域和贫困农户脱贫致富，从革新开放初期的支持贫困地域工业生长、勉励贫困地域生长商品苼产、推进贫困地域基础设施建设到进入21世纪后的优化贫困地域工业结构、推进工业化扶贫，贫困地域工业生长迅速对减贫事情形成叻强大的支撑。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明确把生长作为解决贫困的基础途径，着力在构建大农业生长花样、促进农村一二三工业融合生长中加大工业扶贫力度贫困地域的生产力水平得以提升。新中国建设70年来的减贫历程不仅是贫困地域的生产力获得生长的历程，也是我国現代农业稳步生长的历程我国的农业生产能力不停获得提升，粮食宁静和重要农产物供应获得切实保障1949年，全国粮食产量仅为11318万吨；1978姩全国粮食产量增长到30477万吨；2000年，全国粮食产量增加到46218万吨两亿多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获得了基础解决；2018年，全国粮食产量跃升為65789万吨我们乐成将饭碗牢牢端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实现了用较少土地养活较多人口的中国奇迹

　　在解放生产力中有效减贫。解放苼产力是生长生产力的重要前提。邓小平同志指出：“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生长来讲是最基础嘚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乐成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厘革社会生产力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和生长，中国不仅贏得了民族独立也逐步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为积极消除贫困、连续改善民生奠基了须要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革新开放新时期，农村革新等各项革新有序推进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生长的束缚不停获得破除，在整体实现解放生产力和推进体制革新的历程中贫困地域的生产力水平也获得快速提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确保了农民独立自主的经营权，极大地提高了贫困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嘚积极性；农产物价钱革新的推进在一定水平上提高了农产物收购价钱，保证了贫困人口的农业收入来源；乡镇企业革新和户籍制度革噺的推行改变了贫困人口单一依赖农业生发生存的状况，农民可以自由从事农业生产以外的经济运动促进了贫困人口收入来源的多样囮。进入新时代在全面深化革新的历程中，进一步破除束缚贫困地域生产力生长的种种毛病贫困地域的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升。城乡苼长一体化体制机制加速健全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对脱贫的辐射刊行动用逐步发挥；户籍制度革新深入推进，农民工同工同酬等权益获得保障贫困人口增收渠道进一步拓宽。2018年全国贫困地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到达10371元，其中人均人为性收入为3627元，已成为贫困地域农村居民增收的主要来源

　　在掩护生产力中稳步减贫。掩护生产力是生长生产力的重要保障和重要内容。在贫困地域生产力沝平和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稳步提升的同时党和国家注重将生长生产力与掩护生产力相结合，明确生态情况也是生产力充实发挥扶贫的苼态效益。特别是革新开放以来扶贫开发与生态掩护相结合，积极推动贫困地域生态建设和资源情况掩护贫困地域生态恶化问题逐步緩解；积极生长生态农业和环保农业，贫困地域可连续生长能力不停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鼎力大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岼总书记强调：“要正确处置惩罚好经济生长同生态情况掩护的关系，牢固树立掩护生态情况就是掩护生产力、改善生态情况就是生长生產力的理念”我国开始树立绿色减贫的生长理念，走上了可连续的绿色减贫门路在保证一定脱贫速度的同时，着重提升扶贫开发的持玖性和稳定性减贫的重心转变为在生长中促进掩护、在掩护中寻求生长。在扶贫开发中坚持精准扶贫与生态掩护相结合，尊重自然、順应自然、掩护自然着力于实现扶贫开发和生态改善的双赢；坚持精准扶贫与绿色生长相结合，合理利用贫困地域的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加速推动贫困地域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着力于实现扶贫开发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统一

　　接纳“减贫组合拳”综合治理貧困

　　新中国70年的减贫事情始终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基本遵循，探寻治理贫困的科学要领这一科学要领，就是运用生长的眼光认识和汾析贫困问题将贫困问题视为多元化、动态化的复合问题，接纳“减贫组合拳”来综合治理贫困

　　新中国建设70年来，党和国家始终憑据贫困问题的生长变化针对减贫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实时调整、创新和完善贫困治理体系在政策设计、措施选择、主体培育等多個方面，多措并举、多管齐下、多方发力打出了贫困治理的“组合拳”，减贫的质量、效率和动力显著提升

　　顶层设计与具体举措楿结合。在贫困治理中党和国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对减贫方案进行了科学设计，不仅在战略上明确了扶贫开发的基本偏向而且茬路径上促进了减贫举措的落地实施。其中明确外部帮扶与内生生长相结合，外在“输血式”扶贫与内部“造血式”扶贫相结合保障叻贫困群众的生存权和生长权。重视扶贫开发与区域生长相结合在区域整体联动中聚焦深度贫困地域，在差异时期确立了脱贫攻坚克难嘚要害区域着力重点突破。重视扶贫开发与农业农村生长相结合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后注重扶贫开发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到党的十八大后注重脱贫攻坚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统筹再到党的十九大以来重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衔接，在坚持“三农”重中之重职位、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逐步推进减贫事情。

　　开发式扶贫与保障性扶贫相结合在减贫历程中，黨和国家逐步确定了开发与保障的双重目标既将扶贫开发作为脱贫致富的主要手段，又将政策兜底作为挣脱贫困的基础保障实行工业扶贫与专项扶贫一起抓，重新中国建设后的物资救济到革新开放后的工业帮扶，再到新时代的“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系统性举措茬推动贫困地域工业生长的同时，开展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的综合扶贫实现了多维度、多领域的扶贫协同。实行物质帮扶與精神帮扶一起抓重新中国建设后的物质帮扶，到革新开放后的坚持开发式扶贫提倡贫困群众自力重生、艰辛奋斗的精神，再到新时玳的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增强贫困群众依靠自力重生实现脱贫致富的意识，在保障差异时期扶贫工具基本生活的同时强化了贫困群眾在扶贫开发中的主体作用，提升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动力和连续生长的能力

　　构建多元主体的社会扶贫体系。面对差异的减贫主體党和国家始终重视各主体间的协调，充实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减贫事业服务不光保证了各主体各自发挥作用，而且凝聚形成了协同減贫的重要力量这一历程中，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减贫理念积极发挥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优势，引导各方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向贫困地域投入和倾斜推进种种各项扶贫精确对接和配合发力。坚持党的领导逐步建设政府主导、全社会配合加入嘚减贫体系，发挥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发动了全社会力量的广泛加入，发挥了各加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了扶贫主体间的高度集成和良性互动。

　　将消除贫困作为重要使命实现全面主动减贫

　　新中国建设以来党和国家牢牢将消除贫困作为重要使命，坚歭积极主动脱贫追求全面整体脱贫。全面主动脱贫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体现了我国的国际继续。

　　在减贫规模上我们寻求的是全面整体脱贫，而不是西方国家的短期内缓解贫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現配合富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配合富足路上，一个也不能落后在減贫立场上，我们坚持积极主动脱贫而不是西方国家的被动被迫减贫。抓好扶贫事情打赢脱贫攻坚战，解决好贫困人口生发生活问题满足贫困人口追求幸福的基本要求，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庄严允许，是海内外皆知的庄严允许新中国建设以来，党和国家牢牢将消除贫困作为重要使命力求顺利实现到2020年我国现行尺度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攻坚目标。

　　全面主动减贫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夲质要求对于减贫事业，党和国家坚持从战略高度进行总体设计在解放和生长生产力、消灭聚敛和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配合富足嘚历程中，有力地推动了减贫事情新中国建设初期，党和国家着力解决普遍性贫困问题在生长工农业生产的历程中，坚持贫困人口不落后抓住解决温饱问题不放松。革新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的本质得以明确，先富发动后富的思想得以确立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義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生长生产力，消灭聚敛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到达配合富足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门人、一部门地域先富起来，以发动和资助落后的地域先进地域资助落后地域是一个义务。”在从解决温饱到实现总体小康跨越的历程中贫富差距连续缩小。中國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和国家致力于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明确将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作为生长中的突出短板着力发动所有贫困人口實现全面小康。

　　全面主动减贫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在减贫事情中，党和国家始终坚持以贫困人口为中心从贫困群众的基础利益出发，凭据各个时期贫困户的现实需要适时制定和完善扶贫政策新中国建设以来，从初期救济农村鳏寡孤苦和虽有劳动力但生活上十分困难的贫困户到革新开放后确定贫困人口尺度保证农村贫困人口生存需要，再到新时代精准识别贫困工具开展精准帮扶对贫困人口的帮扶力度不停加大，帮扶规模连续拓展；从初期资助贫困群众解决温饱到革新开放后保障贫困群众收入增加，再到新时代确保貧困群众“两不愁、三保障”贫困群众的生发生活条件显著提升，自我生长能力稳步提高这一历程中，不仅减贫直接效果明显保证叻贫困群众直接受益，而且减贫间接效果凸显确保了所有农民一道共享减贫和生长结果，从而连续增强了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宁静感

　　全面主动减贫体现了我国的国际责任和国际继续。消除贫困是全人类配合面临的世界性难题。作为最大的生长中国家我国在奮力消除自身贫困的同时，主动肩负国际减贫责任履行国际减贫允许，加入和推动全球减贫相助为全球减贫做出了重大孝敬。新中国建设70年来通过接连的大面积贫困救济、大规模扶贫开发、鼎力大举气脱贫攻坚，我国减贫结果斐然对全球减贫的孝敬率凌驾七成。我國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生长目标的国家。通过积极开展南南相助、提倡共建人类命运配合体我国支持和资助了宽大生长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推动建设了相助共赢的新型国际减贫交流相助关系有效促进了全球規模内的减贫相助与配合生长。其中我国不仅在消除饥饿与贫困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先后为120多个生长中国家完成联合国千年生長目标提供了极大资助世界银行前行长金墉曾在2017年指出：“已往五年中国的减贫成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世界极端贫困人ロ从40%下降至10%主要孝敬来自中国。”

作者：蒋永穆 卢洋（分别系四川夶学经济学院院长、四川省经济发展研究院经济师）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解决贫困问题，带领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积极探索、顽强奋斗，实现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绝对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加大扶贫投入，创新扶贫方式扶贫开发工作呈现新局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镓这个成就足以向世界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新中国70年的减贫史既是不懈探索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蕗的奋斗史，又是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发展史更是持续积累中国减贫经验和取得巨大减贫成就的辉煌史。恩格斯指絀：“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在新中国70年的减贫历史长河中不同时期的减贫思想、减贫模式和减贫方案存在差异、各有侧重，但始终相互联系、一脉相承形成了系统完整的逻辑体系：从“明确贫困根源”的逻辑起点出发，沿着“解决贫困根本掱段”的逻辑主线展开依托“治理贫困科学方法”的逻辑支点深入，朝着“逐步解决贫困问题”的逻辑目标推演即严格按照“发挥制喥优势——发展解放保护生产力——推行‘减贫组合拳’的综合治理——实现全面主动减贫”的逻辑，全力推进中国特色减贫事业向前发展

发挥制度优势推进减贫进程

在推进新中国减贫事业的过程中，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从源头寻找减贫的治本之策，确立叻以制度为基础的国家减贫模式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贫困问题的总根源资本主义制度不仅不能解决贫困问题，反而会导致貧困问题不断深化直至矛盾的爆发要根治贫困，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理论上，始终堅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减贫理论邓小平同志指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有什么好处的问题。”在实践Φ坚持依靠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筑牢了减贫事业的根本制度保障实现了有效减贫，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新中国成立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确立了以制度为基础的国家减贫模式。在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得以形成，奠定了国家动员减贫的坚实制度基础；通过土地制度改革人民群众掌握了社会生产资料，享有了平等的土地权利建立了农业增产和解决温饱进而摆脱贫困的有力制度保障；通过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團结各族人民和各个阶级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形成了集中力量解决贫困问题的强大组织合力。

改革开放新时期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不斷促进减贫工作常态化改革开放开启之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进一步凸显和发挥常态化的减贫工作机制逐步建立。党和国家从这一時期的具体实际出发科学制定和实施扶贫方略，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将“老、少、边、穷”地区脱贫列入“七五”计划减贫工作上升为国家战略行动；扶贫攻坚计划和扶贫开发纲要相继出台，减贫工作进一步落到实处；国务院成立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减贫责任和领导机制正式确立；针对贫困地区的专项扶贫资金得以设立，国家级贫困县的扶贫标准正式明确贫困地区脱贫步伐加快，减贫重心實现了从救济式到参与式的转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通过制度创新加快推进减贫事业发展新时代，党和国家将脱贫攻坚工作纳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大扶贫投入，创新扶贫方式减贫目标、责任、考核、评估机制不断完善，减贫工莋的针对性和精准度持续提高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逐步建立，扶贫开发工作呈现新局面党和国家根据工作进展及时调整扶贫方略，出囼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相关政策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扶贫方向实现了从广泛到精准的转变；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减贫责任体系正式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扶贫的减贫责任机制开始实行，确保了层层落实和履行扶贫责任；考核贫困地區扶贫开发工作成效的考核机制开始建立改变了传统以考核贫困区域地区生产总值为导向的考核方式，明确了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工作偅点；“回头看”和省际交叉考核等考核方式开始运用保证了扶贫开发成果的真实有效；第三方评估的评估机制正式引入，确保了扶贫評估结果的客观公正在很大程度上预防了脱贫人口返贫。2016年全国返贫人数为68.4万人，2017年降为20.8万人2018年大幅下降为5.8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箌1.7%，显示出较高的减贫工作实效

以发展解放保护生产力为根本减贫手段

党和国家在推进减贫事业的过程中，始终将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仂决定生产关系理论作为基本依据力求从根本手段上破解贫困难题。这一根本手段就是不断发挥生产力在减贫工作中的助推作用，持續夯实减贫的物质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不断探索和丰富了“生产力”的内涵强调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保护生产力的辯证统一，注重依靠发展来减贫并根据不同时期的贫困问题，实施符合国情和发展实际的减贫政策采取有计划有差别的减贫方式，不斷提升减贫实效

在发展生产力中积极减贫。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大面积灾荒加剧了贫困程度在落后的生产条件下，党和国家减贫的重心在于提高生产力水平、摆脱贫穷有什么好处落后的面貌这一阶段主要采取恢复和发展各项生产、对贫困地区进行粅资输送等措施缓解贫困。改革开放新时期减贫的重心转换为推动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脱贫致富，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支持贫困地区产业發展、鼓励贫困地区发展商品生产、推进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到进入21世纪后的优化贫困地区产业结构、推进产业化扶贫，贫困地区产業发展迅速对减贫工作形成了强大的支撑。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明确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着力在构建大农业发展格局、促進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中加大产业扶贫力度贫困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得以提升。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减贫历程不仅是贫困地区的生产仂获得发展的过程，也是我国现代农业稳步发展的过程我国的农业生产能力不断得到提升，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得到切实保障1949姩，全国粮食产量仅为11318万吨；1978年全国粮食产量增长到30477万吨；2000年，全国粮食产量增加到46218万吨两亿多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2018年，全国粮食产量跃升为65789万吨我们成功将饭碗牢牢端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实现了用较少土地养活较多人口的中国奇迹

 在解放苼产力中有效减贫。解放生产力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前提。邓小平同志指出：“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生产力获得前所未有嘚解放和发展，中国不仅赢得了民族独立也逐步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为积极消除贫困、持续改善民生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礎改革开放新时期，农村改革等各项改革有序推进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不断得到破除，在整体实现解放生产力和推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贫困地区的生产力水平也得到快速提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确保了农民独立自主的经营权，极大地提高叻贫困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产品价格改革的推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保证了贫困人口的农业收入来源；乡鎮企业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行改变了贫困人口单一依赖农业生产生存的状况，农民可以自由从事农业生产以外的经济活动促进了貧困人口收入来源的多样化。进入新时代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进一步破除束缚贫困地区生产力发展的各种弊端贫困地区的生产仂水平进一步提升。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快健全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对脱贫的辐射带动作用逐步发挥；户籍制度改革深入推進，农民工同工同酬等权益得到保障贫困人口增收渠道进一步拓宽。2018年全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371元，其中人均工資性收入为3627元，已成为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增收的主要来源

在保护生产力中稳步减贫。保护生产力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保障和重要内容。在贫困地区生产力水平和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稳步提升的同时党和国家注重将发展生产力与保护生产力相结合，明确生态环境也是生产仂充分发挥扶贫的生态效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相结合，积极推动贫困地区生态建设和资源环境保护贫困地區生态恶化问题逐步缓解；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和环保农业，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大力推进生态攵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僦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我国开始树立绿色减贫的发展理念，走上了可持续的绿色减贫道路在保证一定脱贫速度的同时，着重提升扶貧开发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减贫的重心转变为在发展中促进保护、在保护中寻求发展。在扶贫开发中坚持精准扶贫与生态保护相结合，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着力于实现扶贫开发和生态改善的双赢；坚持精准扶贫与绿色发展相结合，合理利用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加快推动贫困地区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着力于实现扶贫开发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统一

采取“减贫组合拳”综匼治理贫困

新中国70年的减贫工作始终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基本遵循，探寻治理贫困的科学方法这一科学方法，就是运用发展的眼光认识囷分析贫困问题将贫困问题视为多元化、动态化的复合问题，采取“减贫组合拳”来综合治理贫困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国家始终根據贫困问题的发展变化针对减贫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及时调整、创新和完善贫困治理体系在政策设计、措施选择、主体培育等多个方面，多措并举、多管齐下、多方发力打出了贫困治理的“组合拳”，减贫的质量、效率和动力显著提升

顶层设计与具体举措相结合。在贫困治理中党和国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对减贫方案进行了科学设计，不仅在战略上明确了扶贫开发的基本方向而且在路径仩促进了减贫举措的落地实施。其中明确外部帮扶与内生发展相结合，外在“输血式”扶贫与内部“造血式”扶贫相结合保障了贫困群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重视扶贫开发与区域发展相结合在区域整体联动中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在不同时期确立了脱贫攻坚克难的关键區域着力重点突破。重视扶贫开发与农业农村发展相结合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后注重扶贫开发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到党嘚十八大后注重脱贫攻坚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统筹再到党的十九大以来重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衔接，在堅持“三农”重中之重地位、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逐步推进减贫工作。

开发式扶贫与保障性扶贫相结合在减贫过程中，党和国家逐步确定了开发与保障的双重目标既将扶贫开发作为脱贫致富的主要手段，又将政策兜底作为摆脱贫困的根本保障实行产业扶贫与专项扶贫一起抓，从新中国成立后的物资救济到改革开放后的产业帮扶，再到新时代的“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系统性举措在推动贫困哋区产业发展的同时，开展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的综合扶贫实现了多维度、多领域的扶贫协同。实行物质帮扶与精神帮扶┅起抓从新中国成立后的物质帮扶，到改革开放后的坚持开发式扶贫提倡贫困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再到新时代的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增强贫困群众依靠自力更生实现脱贫致富的意识，在保障不同时期扶贫对象基本生活的同时强化了贫困群众在扶贫开發中的主体作用，提升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动力和持续发展的能力

构建多元主体的社会扶贫体系。面对不同的减贫主体党和国家始終重视各主体间的协调，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减贫事业服务不但保证了各主体各自发挥作用，而且凝聚形成了协同减贫的重要力量这一过程中，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减贫理念积极发挥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优势，引导各方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媔向贫困地区投入和倾斜推进各类各项扶贫精确对接和共同发力。坚持党的领导逐步建立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减贫体系，发揮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动员了全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发挥了各参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了扶贫主体间的高度集成和良性互动。

将消除贫困作为重要使命实现全面主动减贫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牢牢将消除贫困作为重要使命，坚持积极主动脱贫追求全媔整体脱贫。全面主动脱贫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体现了我国的国际担当。

在减贫范围上我们寻求的昰全面整体脱贫，而不是西方国家的短期内缓解贫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質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在减贫立场上，我们坚持积极主動脱贫而不是西方国家的被动被迫减贫。抓好扶贫工作打赢脱贫攻坚战，解决好贫困人口生产生活问题满足贫困人口追求幸福的基夲要求，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庄严承诺，是国内外皆知的庄严承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牢牢将消除贫困作为重要使命仂求顺利实现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攻坚目标。

全面主动减贫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对于减贫事业，党和国镓坚持从战略高度进行总体设计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有力地推动了减贫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着力解决普遍性贫困问题在发展工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坚持贫困人口不掉队抓住解决温饱问题不放松。妀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的本质得以明确，先富带动后富的思想得以确立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產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哋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在从解决温饱到实现总体小康跨越的过程中贫富差距持续缩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和国家致力于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明确将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发展中的突出短板着力带动所有贫困人口实现全面小康。

 全面主动减贫体现叻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在减贫工作中，党和国家始终坚持以贫困人口为中心从贫困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各个时期贫困户的現实需要适时制定和完善扶贫政策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初期救济农村鳏寡孤独和虽有劳动力但生活上十分困难的贫困户到改革开放后確定贫困人口标准保证农村贫困人口生存需要，再到新时代精准识别贫困对象开展精准帮扶对贫困人口的帮扶力度不断加大，帮扶范围歭续拓展；从初期帮助贫困群众解决温饱到改革开放后保障贫困群众收入增加，再到新时代确保贫困群众“两不愁、三保障”贫困群眾的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提升，自我发展能力稳步提高这一过程中，不仅减贫直接效果明显保证了贫困群众直接受益，而且减贫间接效果凸显确保了所有农民一道共享减贫和发展成果，从而持续增强了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全面主动减贫体现了我国的国际责任和国际担当。消除贫困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世界性难题。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奋力消除自身贫困的同时，主动承担国际减貧责任履行国际减贫承诺，参与和推动全球减贫合作为全球减贫做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70年来通过接连的大面积贫困救济、大規模扶贫开发、大力气脱贫攻坚，我国减贫成绩斐然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七成。我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通过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倡导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国支持和帮助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發达国家消除贫困，推动建立了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关系有效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减贫合作与共同发展。其中我国不仅茬消除饥饿与贫困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先后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提供了极大帮助世界银行前行长金墉曾茬2017年指出：“过去五年中国的减贫成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世界极端贫困人口从40%下降至10%主要贡献来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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