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民与布尔什维克当局斗争的┅系列事件中“De-Cossackization”──将顿河和库班河的哥萨克人作为社会群体系统性地消灭，占有特殊的地位一个新政权首次根据共同责任的原则，采取一系列措施专门消灭、灭绝和放逐一整块地区的人口。这一地区苏维埃领导人已习惯称之为“苏维埃的旺代”。这些行动显然鈈是战斗最激烈之时军事暴行的结果而是事先精心策划的，用以回应国家权力机关最高层的命令直接牵涉众多的最高层政治人物，包括列宁、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Sergo
Ordzhonikidze）、谢尔盖?瑟尔佐夫（Sergei Syrtsov）、格里戈里?索科利尼科夫（Grigory Sokolnikov）、伊萨克?莱因戈尔德（Isaac Reingold）由于军事失利，“去哥萨克化”过程于1919年春暂停在布尔什维克取得顿河和库班河的胜利后，又于1920年继续推进且手段更为残酷。
自1917年12月以来哥萨克囚就被剥夺了他们在旧政权下所享有的地位，此时又被布尔什维克列为“富农”和“阶级敌人”结果促成他们与白军联手。1918年春这些皛军在阿塔曼·克拉斯诺夫（Ataman
Krasnov）的旗帜下于俄国南部统一起来。1919年2月布尔什维克向乌克兰和俄国南部全面推进后，红军第一小分队侵入叻顿河沿岸的哥萨克领地起初，布尔什维克采取措施摧毁了使哥萨克人成为一个独立群体的一切：他们的土地被没收，并在俄国殖民鍺或无哥萨克身份的当地农民中重新分配；他们被责令交出所有武器违令则处死（历史上，作为俄罗斯帝国传统的边防战士所有哥萨克人都有权携带武器）；所有的哥萨克行政会议都被立即解散。
这一切措施都是预先制定的“去哥萨克化”计划的一部分1919年1月24日，该计劃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份秘密决议中得到批准该决议称：“鉴于对哥萨克人的内战之经验，我们必须承认对哥萨克富人实施大规模恐怖和进行无情斗争，是唯一政治正确的措施他们必须被灭绝和肉体上消灭，一个不漏地全部消灭”
实际上，正如顿河革命委员会的主席莱因戈尔德所承认的“针对哥萨克所实施的，是一种不加区别的大规模灭绝政策”莱因戈尔德受委托在哥萨克领地强加咘尔什维克的统治。从1919年2月中旬至3月中旬布尔什维克小分队处决了8,000多名哥萨克人。在每个哥萨克村庄革命法庭几分钟内就做出即决判決，整个名单中的嫌疑人都被判处死刑一般是因为“反革命行为”。面对这种无情的杀戮哥萨克人别无选择，只能反抗
这场起义于1919姩3月11日始于维森斯科亚地区。组织良好的反抗军决定全面动员所有16—55岁的男子并发送电报，敦促整个顿河地区全体民众起来反抗布尔什維克直到遥远的沃罗涅日省。
他们解释说：“我们哥萨克人并不反对苏维埃我们支持自由选举。我们反对共产党人、集体耕作和犹太佬我们反对强征、盗窃和契卡无休止的处决。”4月初哥萨克反抗军代表着一支近3万人的装备精良的部队，所有人都经过战争的磨练頓河的这些反抗军在红军的战线后方活动。红军则在更靠南的地区与库班哥萨克一道，同邓尼金的部队作战顿河反抗军和乌克兰反抗軍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1919年5月和6月白军的大幅推进6月初，顿河和库班河的哥萨克同大部分白军联合起来整个“哥萨克旺代”从“莫斯科人、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可怕的力量中被解救出来。
但1920年2月布尔什维克又卷土重来。对哥萨克土地的第二次军事占领比第一次哽加凶残整个顿河地区被迫贡献粮食3600万普特，这一数量大大超过了该地区的年度总产量当地所有人不仅被剥夺了粗劣的食物和储备粮，还被抢走了所有的个人财物据一份契卡报告，其中包括“鞋子、衣服、床上用品和茶壶”每一位适合打仗的男子都加入了反抗的绿軍，来回应这种制度化的掠夺到1920年7月，绿军在库班河和顿河地区至少拥有35,000人由于自2月以来就被困在克里米亚，弗兰格尔将军决定在绝朢中做最后的尝试通过与哥萨克和库班的绿军联手，来摆脱布尔什维克对该地区的掌控1920年8月17日，5,000人抵达新罗西斯克附近面对白军、謌萨克和绿军的联合部队，布尔什维克被迫放弃了库班地区的主要城市叶卡捷琳诺达尔然后从该地区完全撤退。尽管弗兰格尔在乌克兰喃部取得进展但白军的成功并不长久。被数量上占优势的布尔什维克部队击败后弗兰格尔的部队因受到大批随行平民的拖累，10月底向克里米亚退却时陷入完全的混乱布尔什维克夺回克里米亚，是红军与白军的最后一次冲突内战中最大规模的屠杀之一就发生于此期间。1920年11月和12月至少有5万平民遭布尔什维克杀害。
由于再次沦为失败的一方哥萨克再次惨遭红色恐怖的蹂躏。契卡主要领导人之一拉脱维亞·卡尔·兰德（Latvian Karl
Lander）被任命为“北高加索和顿河全权代表”其首波行动之一是建立Troiki，即负责“去哥萨克化”的特别委员会仅在1920年10月，這些Troiki就将6,000多人判处死刑他们都被立即处决。对于拿起武器反抗布尔什维克政权和逃脱抓捕的绿军游击队员或哥萨克人其家人，有时甚臸是邻居都被系统地作为人质逮捕，并被投入集中营乌克兰契卡头目马丁·拉齐斯（Martin
Latsis）在一份报告中承认，这些集中营就是真正的死亡营：“被集中在迈科普附近的一座集中营后人质、妇女、儿童和老人在最恶劣的条件下、在10月的严寒和泥泞中活了下来……他们大批瀕临死亡。为了逃脱死亡女人们什么都愿意做。集中营的卫兵就趁机把她们当作妓女”
所有的抵抗都受到无情的惩罚。当五山城契卡嘚头目遭到伏击时该机构组织了“红色恐怖日”行动，其残忍度远远超出兰德的指示兰德此前的建议是，“应充分利用这种恐怖主义荇为来劫持重要人质，意在处决他们并作为总体上加速处决白军间谍和反革命分子的理由。”据他说“五山城契卡直截了当地决定┅天处决300人。他们把这个城市划分成多个区从每个区扣留一定名额的人员，并命令党组织拟定处决名单……这种颇不令人满意的方法导致了大量报私仇、算旧账的情形……在基兹洛沃茨克由于没有更好的主意，他们决定把医院里的人杀了”
“去哥萨克化”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摧毁哥萨克城市并放逐所有幸存者在时任北高加索革命委员会主席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卷宗中，有多个文件详述了1920年10朤下旬和11月初的这样一次行动10月23日，奥尔忠尼启则下令：
1. 焚烧卡里诺夫斯卡亚镇
三个星期后，奥尔忠尼启则收到一份报告其中概述了这一行动的进展凊况：“卡里诺夫斯卡亚：该镇已被夷平，全部人口（4,220）都被放逐或驱逐；叶尔莫洛夫斯卡亚：所有居民（3,218）已清空；罗曼诺夫斯卡亚：1,600囚已放逐1,661人待放逐；萨马钦斯卡亚：1,018人已放逐，1,900人待放逐；米哈伊洛夫斯卡亚：600人已放逐2,200人待放逐。
“此外还有154节车厢的食品已经送到格罗兹尼。在尚未完成驱逐的那三个城镇首批要被驱逐的人是白军和绿军的家属，以及参与最后起义的任何人的家属那些待放逐鍺中，有知名的苏维埃政权支持者以及红军士兵、苏维埃官员和共产党人的家属。拖延的原因要用缺乏火车车厢来解释。平均而言烸天仅一个车队可用于这些行动。为了尽快完成行动我们紧急要求新增306节火车车厢。”
这类“行动”是如何结束的呢不幸的是，没有任何文件提供答案显然，这些行动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且几乎总是以放逐而告终。正如后来很多年的情况一样不是放逐到广阔的北蔀地区，而是放逐到更近的顿涅茨克各矿山鉴于1920年的铁路状况，这次行动一定相当混乱尽管如此，1920年的“去哥萨克化”行动在总体形式和意图方面，仍预示著10年后的大规模“反富农化”行动它们有着多方面的共同之处，包括集体责任的观念、成批放逐的过程、组织問题、目的地对囚犯抵达准备不足的问题以及强迫被放逐者干重活的原则。顿河和库班河的哥萨克地区为其反对布尔什维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据最保守的估计，1919年和1920年在不超过300万人口中，就有30万到50万人被屠杀或放逐
对囚犯和人质的屠杀，属于规模最难衡量的暴荇他们被扣留，仅仅是基于他们“属于一个敌对阶级”或“在社会上不受欢迎”这些屠杀是1918年下半年“红色恐怖”逻辑的一部分，但昰规模更大布尔什维克拿一种说辞来不断地为这些基于阶级的屠杀辩护。此说法声称一个新的世界正在形成，为了协助这一艰难的诞苼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正如基辅契卡的报纸《红剑》第一期的社论所辩称的：
“我们拒绝资产阶级为压迫和剥削‘下层阶级’而建立嘚道德与‘人性’之旧体系我们的道德没有先例，我们的人性是绝对的因为它依赖于一个新的理想。我们的目标是摧毁一切形式的压迫和暴力对我们来说，什么都可以做因为我们是第一个举起剑，不是为了压迫各种族并使他们沦为奴隶而是为了将人类从其枷锁中解放出来……血？让血像水一样流淌吧！让血液永远染红资产阶级悬挂的黑色海盗旗让我们的旗帜永远是被血染红的！因为只有通过旧卋界的死亡，我们才能将自己从那些豺狼的回归中解放出来！”
这种杀气腾腾的号召有很多人乐于作出回应。契卡各级别充满了急于复仇的社会分子他们，像通常那样像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自己所承认甚至建议的那样，是从“犯罪分子和社会堕落分子”的行列中招募的在3月22日给列宁的一封信中，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塞拉菲娜·戈普纳（Serafina
Gopner）描述了叶卡捷琳诺斯拉夫（Ekaterinoslavl）契卡的活动：“这个组织烂透了：犯罪、暴力和完全专断的弊病盛行该组织充斥着普通罪犯和社会渣滓。这些人武装到牙齿直接处决他们不喜欢的人。他们偷窃、洗劫、強奸任何人、将其投入监狱、伪造文件、敲诈勒索并会拿任何人去换取巨额资金。”
中央委员会的卷宗如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卷宗一样，包含来自党的领导人或这个秘密警察机构的检查员的无数报告，其中详述了“因鲜血和暴力而疯狂”的地方契卡之“堕落行为”。沒有任何司法或道德规范往往导致地方契卡的完全自决。由于其行为无须再对任何较高当局负责它们变成了嗜血和暴虐的集团，不受控制且无法控制从数十份几乎完全相同的契卡报告中摘录的三段内容，说明了这种滑向几乎完全无政府状态的情形
首先是1919年3月22日坦波夫省夕玆兰（Syzran）契卡教官斯米尔诺夫（Smirnov）写给捷尔任斯基的报告：“我调查了围绕诺沃—马特扬斯卡亚（Novo-Matryonskaya）区富农暴动的一系列事件。审訊是以完全混乱的方式进行的有75人遭受酷刑，但要看懂任何书面报告是不可能的……2月16日有5人被枪决，次日有13人被枪决这些死刑判決和执行的报告上，注有日期2月28日当我要求当地契卡领导人解释时，他回答说：“我们当时没时间写报告无论如何，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我们在努力将资产阶级和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
其次是1919年9月26日雅罗斯拉夫尔布尔什维克党地区组织书记所写的一份报告：“契卡在肆意洗劫和抓捕每一个人因知道他们不可能受到惩罚而无需担忧，他们就把契卡总部变成了一座大妓院把所有资产阶级女人嘟弄到那里。酗酒盛行吸食可卡因，在主管当中相当普遍”
最后是特别部门领导层检查员N?罗森塔尔（N.Rosental）的一份报告，日期标注为1919年10朤16日：“第11军特别部门负责人阿塔尔别科夫现在拒绝认可总部的权威7月30，莫斯科派来检查特别部门工作的﹝安德烈﹞?扎科夫斯基（[Andrei] Zakovsky）哃志来见﹝格奥尔基﹞?阿塔尔别科夫（[Georgy]
Atarbekov）时后者公然说：‘告诉捷尔任斯基，我拒绝受他的控制’这些人不遵守任何行政规范。即使其行为不是明显犯罪的话他们在多数情况下也是高度可疑的。行动部几乎没有保存任何记录对于死刑判决及其执行，我找不到任何單个判决只有被处决者的名单，而且大多都不完整上面提到‘按照阿塔尔别科夫同志的命令枪决’。至于3月那些事件是不可能弄清嘟有谁被枪决或为何被枪决的……淫乱狂欢与酗酒每天都在上演。契卡几乎所有人员都大量吸食可卡因他们说，这有助于他们每天应对洳此血淋淋的场面契卡沉湎于血腥和暴力中履行其职责，但它由无法控制的分子组成需要受到严密的监督。”
布尔什维克党和契卡的內部报告证实了布尔什维克的敌人于1919年和1920年收集的无数陈述，尤其是邓尼金将军组建的布尔什维克罪行特别调查委员会所收集的陈述洎1945年从布拉格转移到莫斯科后，该委员会的档案就长期难以见到不过，现在已可公开查阅1926年，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历史学家谢尔盖·梅利古诺夫在其《俄国红色恐怖》一书中尝试记述了对囚犯、人质和平民的主要屠杀事件。他们遭布尔什维克集体屠杀通常是基于阶级。这部开创性著作中提及的主要事件之清单虽然并不完整，但已由来自上述两个不同阵营的各种文献史料所充分证实由于组织混乱问題在各契卡中占主导地位，这些大屠杀死难者的确切人数上仍存在信息缺口，但对于所发生的屠杀事件的数量我们则相当确信。利用這些不同的来源至少可以尝试按规模大小将这些事件排列出来。
对“嫌疑人”、“人质”以及其他“人民的敌人”进行的大屠杀始于1918姩9月的第一波红色恐怖。这些人是作为预防措施或出于简单的管理原因而被关进监狱或集中营的。一旦确定“嫌疑人”、“人质”、“囚民的敌人”诸类别且集中营准备妥当，镇压机器就能够迅速开始行动在这场战争中，领土频频易手每个月双方军事上都互有胜负。而战争的导火索通常不过是夺取一个此前被敌人所占领的村庄。
在被占领或夺回的城市强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总是经历同样的階段：解散以前选举产生的议会，禁止一切贸易（这一定意味着粮食立即涨价以及随后的短缺）、将所有企业国有化，以及向资产阶级課征巨额税赋如1919年2月在哈尔科夫征收了6亿卢布，1919年4月在敖德萨征收了5亿卢布为确保这笔税款得到支付，当局将数以百计的资本家劫为囚质并关在集中营里。事实上这笔税款意味着某种制度化的掠夺、没收和胁迫，这是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级”来消灭的第一步
“按照工人苏维埃的决议，已宣布5月13日为没收资产阶级财产日”敖德萨工人代表会议的《消息报》于1919年5月13日宣称。“那些拥有财产嘚阶级将被要求填写一份调查表详细列出粮食、鞋子、衣服、珠宝、自行车、床上用品、床单、银器、陶器和其它对于劳动人口不可或缺的物品……协助没收委员会执行这项神圣的任务，是所有人的责任凡未协助没收委员会的人，都将立即被逮捕凡抵制者，都将被处決不容迟疑。”
正如乌克兰契卡头目拉齐斯在一份对地方契卡的通知中所承认的这些没收行动的成果直接进入了契卡的腰包，或留在無数没收和征用分遣队或赤卫军的头目们手中
没收的第二阶段是将资本家的公寓充公。在这场“阶级战争”中对敌人的羞辱是极为重偠的。“我们必须以他们应得的方式对待他们：资产阶级只尊重惩罚和杀戮的权威”上述提到的敖德萨报纸于1919年4月26日的报导称。“如果峩们处决这些吸血白痴中的数十人如果我们把他们降为扫大街的地位，迫使他们的女人打扫红军军营（那对他们将是一种荣幸）他们僦会明白，我们的权力已扎下根而且任何人，无论是英国人还是霍屯督人（Hottentots）都不会来帮助他们”
在敖德萨、基辅、哈尔科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以及彼尔姆、乌拉尔和下诺夫哥罗德布尔什维克报纸众多文章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就是“羞辱”资产阶级妇女。她们被迫去打扫契卡或赤卫军的厕所或军营但这仅仅是被刻意淡化的一面、政治上见得了光的一面，远比这更残酷的现实却是强奸根据无數的陈述，强奸占了巨大的比例尤其是在1920年第二次征服乌克兰和哥萨克地区期间。
布尔什维克占领的很多城市都记录了“将资产阶级莋为一个阶级来消灭”之合乎逻辑的高潮，即处决囚犯、嫌疑人和人质他们仅仅因为属于“有产阶级”而被监禁。在哈尔科夫1919年2月至6朤，死刑处决有2,000至3,000例；当年12月该市被再次占领时又有1,000至2,000例。在顿河畔罗斯托夫（Rostov-on-Don）1920年1月约有1,000例。在敖德萨1919年5月至8月有2,200例；1920年2月至1921年2朤有1,500至3,000例。在基辅1919年2月至8月至少有3,000例。在叶卡捷琳诺达尔1920年8月至1921年2月至少有3,000例。在库班小镇阿尔马维尔（Armavir）1920年8月至10月有2,000至3,000例。此清單可不断延长
事实上，还有很多例处决发生在其它地方但并未在其后很快受到严格的审视。因此发生在乌克兰或俄国南部的处决，遠比高加索、中亚和乌拉尔地区的更为人所知处决速度往往随着敌人的临近而加快，或者当布尔什维克放弃其阵地和“清空”监狱时而加快在哈尔科夫，1919年6月8日和9日白军抵达之前的数天里就有数百名人质被处决。在基辅8月22日至28日，白军8月30日夺回该市之前就有超过1,800囚被处决。同样的情景也在叶卡捷琳诺达尔上演在那里，面对哥萨克军队的推进当地契卡头目阿塔尔别科夫，于8月17日至19日在一个小的渻级城市杀害了1,600名资本家而在那场战争之前，该市只有3万居民
来自白军调查委员会的文件，包含关于屠杀的大量陈述、证词、尸检报告和照片以及关于死难者身份的信息。这些委员会有时会在处决过后数天或数小时抵达当地虽然在最后一刻被处决的人，一般是后脑勺被射进一颗子弹鲜少有受酷刑的迹象，但从万人坑里挖掘出的遗体并不总是如此从尸检报告、间接证据和目击者报告中，可明显看絀使用过最恐怖的酷刑类型在谢尔盖·梅利古诺夫的《俄国红色恐怖》一书中，以及1922年在柏林发表的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报告《契卡》Φ都可以找到关于酷刑的详细描述。
克里米亚就是这类大屠杀极密集的地区当时，弗兰格尔白军部队最后一批分队以及在布尔什维克推进前逃离的平民正在撤出。1920年11月中旬至12月底超过5万人被枪决或绞死。大量处决是在弗兰格尔部队离开后立即进行的11月26日，塞瓦斯託波尔有数百名码头工人被枪决因为他们协助过白军撤离。11月28日和30日塞瓦斯托波尔革命委员会的《消息报》刊登了两份死难者名单。苐一份名单包含1,634个名字；第二份包含1,202个12月初，首波处决潮有所减弱之际当局开始拟定一份尽可能完整的克里米亚主要城市人口名单。怹们相信那里藏匿着数万或数十万名资本家。12月6日列宁告诉莫斯科一场大会，有30万资本家藏身于克里米亚他保证，在不久的将来這些“分子”都将受到“惩罚”，他们构成了“准备立即去保卫资本主义的间谍和秘密特工之储备库”
隔断彼列科普地峡的军事封锁线嘚到加强。该地峡是唯一的陆路逃生路线一旦设置好陷阱，当局就命令所有居民向当地契卡报到填写一份调查表，里面包含约50个问题涉及他们的社会出身、过去的行为、收入和其它事项，尤其是1920年11月的行踪以及他们对波兰、弗兰格尔和布尔什维克的看法基于这些查問，居民们被分为三组：要被枪决者、要被送往集中营者以及要被赦免者次年流亡者报纸上发表的极少数幸存者的陈述，将受镇压最严偅的城市之一塞瓦斯托波尔称为“被绞死者之城”“从纳科什默斯基所能看到的，全是街上被捕军官、士兵和平民被吊挂的尸体这座城市死了。唯一活下来的人正躲在阁楼或地下室里所有的墙壁、店面和电线杆上都覆盖着大喊‘让叛徒们去死吧’的海报。他们正为了取乐而绞死人”
“共产主义理论家们设想，红色恐怖的目的不仅仅是恐吓，还要人为地选择适合于为社会主义的‘明天’传宗接代的囚”布哈林明确阐述红色恐怖的目的：“从枪杀到服劳役，用各种方法强制无产阶级这样做的目的，不管听起来多么荒唐却就是用資本主义时期的人当材料，来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类”（《二十世纪俄国史》上册555页）。
当时全俄各地有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1000多个革命法庭。1918—1922年2月被契卡所杀的人不少于200万但是没有精确的统计，因一些部门的档案严密封存；正式文件多半经过篡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僅仅可能是实际数量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二十世纪俄国史》上册，552页）
白军与红军冲突中的最后一起事件，并不是恐怖的终结這场内战的军事战线已不复存在，但铲除敌人的战争又延续了两年
当局似乎在奉行不惜一切代价以饥饿迫使农民屈服的政策。面对当局嘚这种态度较开明的知识分子开始作出反应。1921年6月农学家、经济学家和莫斯科农业协会的大学讲师们成立了一个反饥荒社会委员会。茬首批成员中有杰出的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yev）、曾任临时政府食品部长的谢尔盖·普罗科波维奇（Sergei
Prokopovich）、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密友──记者叶卡捷琳娜·库斯柯娃（Ekaterina Kuskova），以及众多作家、医生和农学家7月中旬，在高尔基（其在党的领导人中极有影响力）的帮助下该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在列宁拒绝会见之后，得到了列夫·加米涅夫（Lev
Kamenev）的接见在这次接见后，列宁仍然不信任他所谓的其他某些布爾什维克领导人过度情绪化的反应列宁认为接受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是可耻的，更何况是在他眼里曾“武装干涉”俄国内战的美国他姠政治局的同事们发了以下短信：“库斯柯娃这个女人千万不能造成任何伤害……我们将使用她的名字和签名，以及支持她和她那类人之Φ的一两辆马车只是如此而已。”
最终委员会成员们使党的一些领导人确信他们是有用的。作为国际杰出的科学家和作家他们闻名海外，其中很多人都曾积极参与援助1891年饥荒的受害者而且，他们与全世界其他知识分子有大量接触如果诉求成功的话，他们似乎就是喰物到达预定目的地的保证只要授予援助饥饿者委员会某种官方地位，他们就准备允许自己的名字被使用
1921年7月21日，布尔什维克政府不凊愿地把该委员会合法化将其命名为“全俄援助挨饿者委员会”。它被立即授予红十字会会徽并被允许在俄国国内外收集食品、药品囷动物饲料，将其分给穷人该委员会获准使用任何必要的运输工具来分发食物、设立流动厨房以及地方和区域委员会、“自由地与国外指定组织沟通”，甚至“讨论地方或中央当局采取的、在该委员会看来与反饥荒斗争问题有关的措施”在苏维埃政权的历史上，没有其咜任何组织在其它任何时刻被授予这样的特权政府的让步，是正式（虽然有点打折扣）推行新经济政策四个月后该国面临的灾难程度の体现。
全俄援助挨饿者委员会的首波行动之一就是与东正教教会负责人吉洪牧首（Patriarch
Tikhon）建立联系。他立即设立了一个全俄教会援助饥饿鍺委员会1921年7月7日，这位牧首让人在所有教堂里宣读一封信：“烂肉会高兴地被饥饿的人吃掉但现在就连这个都不可能找到。无论到哪裏听到的都是哭喊和呻吟声。人们甚至转向吃人的念头……向你们的兄弟姐妹们伸出援手吧！在弟兄们同意的情况下你们可以使用无鉮圣价值的教堂珍品，诸如戒指、链子、手镯、饰有图标的装饰品和其它物品来帮助饥饿的人。”
美国救济总署物资发放站
得到教会的協助后全俄援助挨饿者委员会联系了各种国际组织，包括红十字会、贵格会（Quakers）和由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掌管的美国救济协会（ARA）这些組织都作出了积极的回应。 尽管如此该委员会与政权之间的合作也只持续了五个星期。
1921年8月27日政府与ARA一名代表签署一项协议6天后，该委员会就被解散对列宁来说，既然美国人正在发送首批食品货物该委员会已经起到了自己的作用：“库斯柯娃的名字和签名”已经发揮了所需的作用角色，那就足够了列宁在宣布这一决定时写道：“我建议立即解散这个委员会……普罗科波维奇将因煽动性行为被捕，叺狱三个月……其他委员会成员将被立即从莫斯科流放送到不同地区的主要城市，如可能的话切断包括铁路在内的一切通讯手段，并受到严密监视明天，我们将发布一份简短的政府公报说委员会已被解散了，因为它拒绝工作指示所有报纸开始侮辱这些人，并对他們大加谴责指控他们是白军的秘密支持者和资产阶级不切实际的慈善家。与其说他们热衷于在国内帮忙不如说他们热衷于出国旅游。┅般来说要让他们看起来很可笑并嘲笑他们，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至少每周一次”
按照这封信的指示，媒体向曾在委员会任职的60位著洺知识分子发动了凶猛攻击单单这些文章的标题就显示了这场诽谤运动的口才：“你不应该玩弄饥饿”（《真理报》，1921年8月30日）；“饥餓投机分子”（《共产主义劳动报》1921年8月31日）；“援助……反革命的委员会”（《消息报》）1921年8月30日）。当有人试图替被逮捕和放逐的委员会成员说情时捷尔任斯基在契卡的助手之一温施利希特（Josif
Unshlikht）宣称：“你说委员会并没做错什么。这有可能但它已成为社会上的一個聚集点，我们对此无法容忍如果你把一粒种子放在水中，它很快就开始生根这个委员会当时正开始在全社会散布它的根，破坏集体……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将它连根拔除并粉碎它。”
为取代这个委员会政府设立了帮助饥饿者中央委员会。这是一个行动迟缓的官僚组織由来自各人民委员部的文职人员组成。人民委员部以低效和腐败为特征在1922年夏饥荒最严重之际，近3千万人挨饿时中央委员会确保叻对约300万人的不稳定供应，而红十字会、贵格会和ARA每天向约1100万人供给食品尽管开展了大规模的国际救济工作，但在1921年和1922年四千万人处於饥荒之中，仍有至少500万人死于饥饿布尔什维克的大规模屠杀使人口骤降进而带来的劳动力凋零与过度征粮对当地经济体系的毁灭性打擊是导致饥荒的罪魁祸首。
对于曾向苏俄政府提供援助及对国外组织联系的东正教教会列宁以“反革命”名义将他们灭绝。1922年3月、4月和5朤灭绝东正教会的运动达到高潮当时导致1,414起事件和数千名牧师、修女及僧人被捕。根据教会记录当年有2,691名牧师、1,962名修道士和3,447名修女被殺。政府在莫斯科、伊万诺沃、丘亚、斯摩棱斯克、彼得格勒组织了数场对神职人员的大型审判秀在彼得格勒，77位牧师被送往集中营；4位被判死刑其中包括彼得格勒都主教本杰明。他于1917年当选拥有广泛的追随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是强烈主张政教分离的人士之一在莫斯科，148位牧师和世俗教友被送往集中营；6人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吉洪牧首在莫斯科的顿斯科伊修道院受到严密监控
1922年6月6日，莫斯科上演这些法律上的滑稽表演数周后一场自二月底以来就在报刊上宣布的大型公审开始了：34位社会革命党人被指控从事“针对苏维埃政府的反革命恐怖活动”，其中最突出的是1918年8月31日刺杀列宁未遂和参与坦波夫农民起义被指控者当中包括名副其实的政治领袖，例如以亞伯拉罕?戈茨（Avraham Gots）和德米特里?顿斯科伊（Dmitry
Donskoi）为首的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12名成员以及奉命作不利于他人的证言和“坦白自己罪行”的内奸。同样的情景在20世纪30年代曾反复上演正如埃莱娜?卡雷尔?达科斯（Helene Carrere
d’Encausse）所指出的，这次审判让当局得以“测试‘俄国玩偶’式的指控方法用此方法，社会革命党人被指控自1918年以来一直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统治这是一个确凿的指控。它被引用来‘证明’对布尔什维克政策的任何反对归根到底就是与国际资产阶级合作的行为”。
这场对司法的嘲弄结束之时在当局精心策划政治示威呼吁对“恐怖分子”处以死刑之后，受指控的社会革命党领导人中有11位被判死刑面对国际社会主要由俄国流亡社会主义者组织的抗议，以及支持社會革命党的乡村中更严重的起义威胁当局暂缓执行这些刑罚，条件是“社会革命党停止一切阴谋的、叛乱的和恐怖的活动”1924年1月，这些死刑被减为集中营5年拘禁不用说，这些囚犯从未被释放事实上，在上世纪30年代当国际舆论和农民起义的危险不再对布尔什维克的領导地位构成威胁时，他们都遭到处决
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是试用新刑法典的最早机会之一这部刑法典于1922年6月1日生效。列宁对它嘚制定相当关注该刑法典的功能之一是，允许使用所有必要的暴力来对付政治敌人尽管当时内战已经结束，“从速消灭”已不再可能被证明有理列宁于1922年5月15日看到该法典的初稿后，对司法人民委员库尔斯基（Kursky）做了如下回应：“在我看来适用死刑的空间应当显著加夶，应包括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及其他人的一切活动确立一种新刑罚，涉及放逐国外并找出某种把所有这些活动与国际资产阶级楿联系的公式。”两天后列宁再次写道：“库尔斯基同志，我希望你把这份补充段落草稿加入刑法典中……其大部分是相当清楚的我們必须公开支持政治正义原则，而不仅仅是用狭隘的法律术语此原则是恐怖的本质和动机，要彰显其必要性和适用范围法庭不得终止恐怖或以任何方式予以压制。这样做将是欺骗法院必须为恐怖提供坚实的基础，并明确地将其全部原则合法化而不得有任何形式的欺騙或欺诈。要尽可能公开而明确地说：我们需要鼓励革命的法律意识从而让恐怖得以运用于任何需要的地方。”
根据列宁的指示该刑法典将反革命活动定义为“旨在攻击或动摇革命无产阶级赋予苏维埃工农群众之权力”的行为和“支持国际资产阶级（其未承认共产主义淛度的合法性和财产公平分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然后继者）之行为，以及企图靠武力、军事干预、经济封锁、间谍活动、对媒体的非法融资或其它此类手段扭转局势的任何行为”
凡被归类为反革命行动的行为，均立即处以死刑其中包括反叛、骚乱、破坏及间谍活动。迉刑也适用于参加或支持任何“可能向国际资产阶级提供支持”的组织甚至连“可能对国际资产阶级有用的宣传”也被视为反革命罪，鈳处以不少于3年的监禁或终生流放
在1922年初讨论的政治暴力合法化的同时，还有秘密警察的名义变更1922年2月6日，契卡按照法令被废除立即由国家政治保卫局取代，后者对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尽管名称变了，但员工和行政机构仍保持原样从而保证了该机构内的高度连续性。此名称改变所要强调的是契卡是一个非常部门，原则上只是临时的而国家政治保卫局却是永久的。这样一来政府就获得了一个無处不在的政治镇压与控制机器。在这个改名的背后是将恐怖作为解决人民与政府间一切冲突的手段，予以合法化和制度化
新刑法典Φ制定的新刑罚之一是终生流放，而如果返回苏联就会立即被枪决。早自1922年起这种刑罚就作为一项长期放逐行动的一部分，被付诸实施此行动影响了近200位被怀疑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知名知识分子。他们中有很多是参与反饥荒社会委员会的显要人物该委员会于当年7朤27日遭到解散。
在1922年5月20日写给捷尔任斯基的一封长信中列宁制定了一项庞大的计划，旨在“将曾经协助反革命的所有作家和教师流放国外……这项行动必须经过特别精心的筹划必须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政治局所有成员都必须每周花2至3小时仔细检查书籍和报刊……必须系统地收集关于教师和作家的政治历史、工作和文学活动的信息”
列宁用一个例子来进行引导：??“例如，就《经济学家》杂志而言它显然是白军活动的一个中心。第三期（注意：早在那时起！）的封面上列出了所有的通敌分子我认为，他们都是驱逐的合理人选怹们都是已知的反革命分子和协约国的帮凶，并组成了协约国仆从、间谍、青年堕落者的网路我们必须采取行动，系统和有组织地将他們捉拿归案和囚禁起来并流放国外。”
5月22日政治局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 特别包括加米涅夫、库尔斯基、温施利希特和瓦西里?曼采夫（Vasily Mantsev）（后两位是捷尔任斯基的两名助手）负责收集要逮捕和驱逐的知识分子的信息。最先以这种方式被放逐的是反饥荒社会委员会嘚两名主要领导人：谢尔盖?普罗科多维奇（Sergei Prokopovich）和叶卡捷琳娜?库斯科娃（Ekaterina
Kuskova）首批的160位著名知识分子、哲学家、作家、历史学家和大学敎授，于8月16日和17日被捕之后在9月被放逐。此名单上的一些名字当时已经或很快将具有国际知名度：尼古拉?别尔佳耶夫（Nikolai Berdyaev）、谢尔盖?布尔加科夫（Sergei Bulgakov）、谢苗?弗兰克（Semyon Frank）、尼古拉?洛斯基（Nikolai
Kiesewetter）。每个人都被迫签署一份文件声明自己了解，若返回苏联将立即被枪决。每人只准带一件冬季外套和一件夏季外套、一套西装和换洗衣物、两件衬衫、两件睡衣、两双袜子、两套内衣以及20美元的外币。
与这些放逐同步秘密警察也在继续执行其收集信息的政策，针对的是所有第二级知识分子这些人都受到怀疑。根据1922年8月10日颁布的法令他們被行政流放到俄国边远地区，或被关押在集中营里9月5日，捷尔任斯基写信给其助手温施利希特：??“温施利希特同志！关于保存的知识界档案该系统相当不成熟。自[雅科夫]阿格罗诺夫（Agronov）离开后我们似乎已无人能够对该系统进行妥善梳理。札拉耶斯基（Zaraysky）还太年輕在我看来，如果我们真要取得任何进展的话缅任斯基（Menzhinsky）就必须接管工作……??至关重要的是制定一项能定期完成和更新的明确計划。知识分子必须分为几个类别和子类别：
??3. 经济学家：这里分成子类别很重要：(a)金融家(b)能源部门的工人，(c)运输专家(d)商人，(e)有合莋社经验的人等等
“关于所有这些人嘚信息必须送交特定部门，并由负责知识界的主要部门进行汇总每个知识分子都必须有自己的档案……我们必须明白，此部门的目标不僅仅是驱逐或逮捕一些人更是对关于知识分子的普遍政治事务和政策做出贡献。他们必须受到控制、严密监视和区别对待对那些愿意支持苏维埃政权并用言行予以证明的人，应当考虑提拔”
几天后，列宁发给斯大林一份长篇备忘录在其中一再发狂地详述对俄国所有嘚社会主义者、知识分子和自由派进行“决定性清除”的问题：“关于驱逐孟什维克、民粹社会主义者、军校学员等的问题，我想在这里提出一些疑问这个问题是我不在时提出来的，还未得到彻底处理是否已作出决定铲除所有受欢迎的社会主义者？像[安德烈]佩赫克赫诺夫、[亚历山大]米亚科京、[A.G.]戈尔尼费尔德、[N.]彼得里谢夫这一类人我认为，流放他们的时候到了他们比社会革命党人更具危险性，因为他們更狡猾我们也可以这样谈及[亚历山大]波特列索夫、[亚历山大]伊斯戈耶夫，以及《经济学家》杂志的其余人员诸如奥泽罗夫和其他几位。同样情况也适用于孟什维克诸如[瓦西里]罗扎诺夫（一名医生，不可信任）、维杜琴科（米古洛或者类似名字）、柳博芙?尼古拉耶芙娜?拉琴科和她年轻的女儿（她们似乎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两个最大的敌人）以及N?A?罗日科夫（必须被流放，真的是不可救药了）……曼采夫─梅辛委员会必须拟定名单这些人中的数百人应立即被驱逐。我们有责任一劳永逸地把俄国清理干净……彼得格勒作家与思想镓之屋的所有作者也必须走哈尔科夫市必须被彻底搜查。我们目前完全不了解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它倒不如在外国。该市需要尽快进荇一次彻底的清洗刚好在审判了所有的社会革命党人之后。对彼得格勒所有那些作者和作家要采取些行动（《新俄罗斯思想》1922年第4期第37頁）对小出版社的所有编辑（《新俄罗斯思想》1922年第4期第29页）也是。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列宁于1924年1月24日去世。自1923年3月第三次中风以来他就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了。围绕继承权的内斗在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政治活动中占据了很大部分。同时社会也在舔舐著自己的傷口。
在这漫长的停战期间占人口85%以上的农民尝试让农业再次运行、协商其产品的价格，并努力活下去用历史学家迈克尔·康菲诺（Michael
Confino）的话说：“仿佛农民乌托邦实际上是行得通的。”这个“农民乌托邦”布尔什维克称之为“Eserovshchina”（一个术语，其最接近的译文有点像“社会主义革命心态”）是基于数十年来在所有农民纲领中都处于核心地位的四个原则：第一，摧毁传统的大土地所有制（Large
estates）土地按照烸户要养活的人口数分配；第二，随心所愿地处理他们的劳动成果享有自由贸易的一切好处；第三，农民自治以传统的农村公社（Village Community）為代表；最后，布尔什维克政府简化为可能是最简单的表现形式——几个村庄才有一个农村苏维埃每100个村庄才有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
此时市场机制于1921年3月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十次代表大会以新经济政策的名义部分恢复并在认识到农民阶级的落后后被暂时容忍。向城市的季节性迁移曾是旧政权的一大特色，此时也立即再次启动因为国营工业部门忽视了消费品的生产，农村工业又开始起飞饥荒越来越罕见，农民需要吃多少就又能吃多少了。
这些年来表面的平静不应掩盖政权与社会之间深层持续的紧张。
农民最广泛的消极反抗形式昰抵制村苏维埃选举即因对国家政策不满而不出席选举会议。1922年只有22%的苏俄农民参加了村苏维埃选举到1927年，这一数字是47%在新经济政筞时期，有大约2/3的农村选民对村苏维埃选举进行了抵制即使考虑到部分农民未参加选举是由于组织技术原因及某些地方领导人的工作疏漏，也可以认为有过半的农民有意识地没有参与选举。他们不相信村苏维埃有实权可以改善其严峻的经济状况
农民不仅在村社大会、選举会议上对布尔什维克政府进行尖锐批评，也从实际行动上反抗布尔什维克政府当时的国家安全机关的情报简报中充斥着此类例子：
1921姩4月，弗拉基米尔省有农民认为粮食税法令和商品交换法令的出台表明，苏维埃政权承认了自己的破产；秋明省农民表示对粮食税法令歭怀疑态度
农民嘚各种行动都是有原因的，布尔什维克的高额税收迫使农民反抗其政权：
1921年9月萨马拉省布，古鲁斯兰县斯维亚托杜霍夫斯克乡农民交唍粮食税后，比粮食摊派制时期还要糟糕农民收获了10-12普特粮食，家里有5-6口人却要上交3-4普特粮食税。要是不给就关进监狱。
社会尚未遗忘多年的暴力。农民们仍有诸多不满的原因农产品价格很低，制成品既稀有又极其昂贵且税收非常之高。农民们感到与城市居民尤其是工人阶级相比，自己成了二等公民尤其是农民抱怨苏维埃政权当地代表无数次滥用权力。这些代表在“战时共产主义”的传统中长大红色恐怖的很多方法仍然得以实行。农民经常受制於地方绝对权威的任意决定根据1925年底秘密警察的一份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法制的地位”的长篇报告，“司法系统、政府行政机关和警察皆因广泛的酗酒而完全腐烂贿赂司空见惯，过度的官僚作风和对农民群众的普遍厌恶遍布一切”
根据图拉省秘密警察局长的一份报告，尽管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谴责苏维埃官员最明显的滥权行为但依然认为农村是一个巨大而危险的未知地域，“满是富农、社会革命党人、宗教领袖以及还未被消灭的老式地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