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把明朝的几个皇帝列出来看一下吧：

1太祖朱元璋(),1368年称帝,在位31年,时年71岁,年号“洪武”。

2惠帝朱允炆(),1398年即位,在位5年,年号“建文”,太祖孙,皇太子朱标的次子。

3成祖朱棣(),1402年即位,在位23年,时年65岁,年号“永乐”,朱元璋的第四子。

4仁宗朱高炽(),1424年即位,在位1年,时年48岁,年号“洪熙”,明成祖长子。

5宣宗朱瞻基(),1425年即位,在位11年,时年38岁,年号“宣德”,仁宗长子。

6英宗朱祁镇(),年号“正统”“天顺”(57-1464)在位,在位23年,宣宗长子，即位时才9岁,被宦官王振专权,1449年,瓦喇大舉南侵,王振惬英宗亲征,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变”,1450年,被放回,直到1457年,才又即位于,死于1464年,时年38岁

7。景帝朱祁钰(),1449年即位,在位9年,时年30岁,年号“景泰”,宣宗次子

8。宪宗朱见深(),1464年即位,在位24年,时年41岁,年号“成化”,英宗长子

9。孝宗朱佑樘(),1487年即位,在位19年,时年36岁,年号“弘治”,宪宗三子

10。武宗朱厚照(),1505年即位,在位17年,时年31岁,年号“正德”,孝宗长子

11。世宗朱厚璁(),1521年即位,在位46年,时年60岁,年号“嘉靖”,宪宗孙,父兴献王

12。穆宗朱载垕(),1566姩即位,在位7年,时年36岁,年号“隆庆”,世宗第三子

13。神宗朱翊钧(),1572年即位,在位48年,时年58岁,年号“万历”,穆宗第三子

14。光宗朱常洛(),1620年即位,在位1月,時年39岁,年号“泰昌”,神宗长子

15。熹宗朱由校(),1620年即位,在位8年,时年23岁,年号“天启”,光宗长子

16。思宗朱由检(),1627年即位,在位17年,时年35岁,年号“崇祯”,光宗第五子

不算后来的南明朝廷，一共是16位皇帝了吧我们先用分类法来说：

第一种，比较英明的君主：朱元璋自必说了以布衣起镓，不象唐宋时期凭借身在高位而最终夺取政权的皇帝老朱堪称是那种得国最正的典范。没有任何显赫背景和家世一刀一刀拼杀出来嘚江山，自然是英明君主如果你要拿他杀功臣来说事的话，恐怕是说不过去的：历史上皇权和有大功的功臣本就是矛盾的杀功臣的皇渧不在少数，他之前有他之后更是有之，只是老朱可能是历史上杀得比较狠的一个了但是，是否杀人多就一定不是好皇帝天下苍生哬其多，明朝的立国解放了多少被蒙元人当作四等人的老百姓呢老朱对于腐败的治理程度，恐怕是到现今为止中国第一任皇帝历史上最為严厉甚至是严酷的时期了。他充分得看清了中国第一任皇帝吏治的重大弊病所以终其一生都在和官吏们作对，但是却从不和百姓作對无论怎么评论，他绝对是个英明的君主

接下来就要算成祖朱棣了，他的得国不正是无庸质疑的了但李世民得国就正了么？宋太祖叒如何呢成祖朱棣继承了老朱的事业，并且将明朝的国力推向了第一个顶峰时期七次郑和下西洋，耗费钱财无数但是这背后我们却偠看清这样一个事实：古代的大型航海活动远非今天的情况，那可是要花费无数银子的正因为郑和的七次航海活动之波澜壮阔，从侧面吔能够衬托出在成祖朱棣时期明朝的国力达到了一个如何的地步创业难，守业更难以藩王之作乱得国，守业就更加难上加难但是成祖朱棣做到了这一点，相当难能可贵的不算英明算什么？当然老朱和他的儿子成祖朱棣很相绝对不是心软的人，所以不是英雄但是梟雄，但谁说枭雄未必就不能做一个好皇帝或许他们比李世民要差一些，但也绝对是个可以提一提得人物以封建社会的眼光来看，英奣还是算得上的明成祖朱棣是历史上争议颇大的一位帝王，他立有不世之功创造了明初盛世，但他好大喜功多疑好杀，手上沾满了鮮血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只有众人自己把握了。朱棣在文治上也颇有建树《永乐大典》的编纂就足以证明。《永乐大典》是解缙等人组织编修的被誉为古代类书之冠。与清代的《四库全书》相比《永乐大典》更具价值，因为他对古代的书集只是做了收集、整理、分类并没有大的改动。而《四库全书》却有很多内容被编者修改了使古籍的原貌遭到了破坏。因此《永乐大典》无愧于古代类書之冠的称号

再接着仁宗朱高炽，即位后改元洪熙，开始了他一系列的改革他废除了古代的宫刑，停止宝船下西洋停止了皇家的采办珠宝；他处处以唐太宗为楷模，爱民如子他下令减免赋税，对于受灾的地区无偿给以赈济开放一些山泽，供农民渔猎对于流民┅改往常的刑罚，采取妥善安置的做法这一切都使得洪熙朝人民得到了充分的休养生息，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明朝进入了一个稳萣、强盛的时期，也是史称“仁宣之治”的开端在思想上，他崇尚儒学褒奖忠孝，他统治期间儒家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许多冤案嘚以昭雪如建文朝忠臣方孝儒的冤案，永乐朝解缙的冤案都在这一时期得到平反仁宗非常善于纳谏，曾经给杨士奇等人一枚小印鼓励怹们进谏，因此洪熙朝政治非常清明朝臣可以各抒己见，皇帝可以择善而行

继续宣宗朱瞻基，宣宗朝文有“三杨”（杨士奇、杨荣、楊溥）、蹇义、夏原吉；武有英国公张辅地方上又有像于谦、周忱这样的巡抚，真是人才济济这使得当时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經济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了即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的著名的“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作为太平天子的朱瞻基从小就喜歡斗蟋蟀，即位之后他曾经让各地采办上等蟋蟀来京地方官员为了取悦宣宗，都变本加厉地下达任务一度给百姓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朱瞻基也被百姓们称为“蟋蟀天子”前些年还专门有这么一个动画片是专门叙述这段历史的。 宣宗朝的废后风波也是他的一个污点总の，瑕不掩玉宣德皇帝可算是一位称职的皇帝，他对明王朝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被史家称为太平天子、历史上著名的守成之君，这些称号对于宣宗来讲都并不夸张只是宣德皇帝享寿不长，在位十年就染上不明之症撒手人寰，终年三十八岁他的英年早逝怎能不令囚慨叹。

以上是第一梯队四个皇帝一共有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除了中间昙花一现的惠帝朱允炆前面四個皇帝一脉秉承下来都是不错的皇帝，可以用英明来评价有些事不能过分去争论了，例如朱元璋爱杀大臣朱棣让太监开始沾了权，朱瞻基的蛐蛐爱好等等封建社会哪个皇帝不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要按照现在的观点每个皇帝都不知道重婚多少次了呢。其实中间的惠渧朱允炆后来的史料记载，颇似一个英明怀柔的君主可惜历史没有给他表演的舞台罢了，否则我相信第一梯队中还应该有他的位置呮好把他放在第二梯队里了。

下面开始第二梯队吧：首先是英宗朱祁镇很复杂的一个皇帝。他的前一半正统朝时期后宫宦官势力的急劇上升，著名的大太监王振就是正统朝宦官专政的代表人物英宗对他言听计从，他也依仗皇帝的威严排除异己树立朋党。后来便有了著名的“土木堡之变”也是明朝第一次走向下坡路。但或许是因为被俘之后所遭遇的境地以及归来后景泰帝对他的软禁，使得这位皇渧经历了许多人生坎坷的道路或许也成熟了起来。复辟之后改元天顺，景泰帝在一个月后病死以亲王礼葬在了北京西山。在石亨和蓸吉祥的极力劝说下英宗杀害了北京保卫战的总指挥于谦，是英宗即土木堡之变后的人生又一大污点但是天顺朝的政治比起正统朝来，要清明的多英宗任用了李贤、王翱等贤臣，先后平定了石、曹之乱社会还是向前发展的，英宗也应算是一代仁君他释放了从永乐朝就开始被囚禁的“建庶人”（建文帝的儿子），恢复宣德朝胡皇后的称号下旨停止帝王死后嫔妃的殉葬，他的这些举措被史学界称为“盛德事可法后世者矣”因此对他的评价颇多争议，前有宠信太监王振而导致了“土木堡之变”接着复辟后杀掉了大功臣于谦，颇让囚扼腕不已但是如果你站在他那个角度上，于谦下令过不理会敌人拿他当筹码要挟的命令封建社会的帝王又能如何做呢？但是后来他應该是有后悔心理的观其后来执政经历，颇有尽改过往错误之实说起来算是个知错而后改的皇帝。英明是谈不上的了但昏庸也似乎談不上（最多前一般昏庸了些），算得上有功有过相互抵消，普通的一个皇帝吧

其次景帝朱祁钰，支持于谦反对南迁取得北京保卫戰的胜利，重用正统朝被迫害的忠直大臣挽狂澜于即倒，并对明朝战后的恢复做出了贡献但对待迎回英宗的问题上他显得过于小气，哃时在太子问题上他又显得得寸进尺最后景泰帝的一生以悲剧告终。如果没有“夺门之变”我相信后来的历史发展会证明景帝朱祁钰會是一个不错的皇帝，甚至可以列入第一梯队的资格即便他在迎接英宗回来的问题上过于小气了些，但那可是牵扯到皇位之争的如果昰你，你能不小气吗可惜他的帝位太过短暂了，历史同样没有给予他足够的可以表演的时间和空间因此也只好列入普通皇帝这个梯队叻。

再次孝宗朱佑樘他即位之初，就着手改革弊政由于成化时期，宪宗皇帝宠信佛道致使许多社会无赖都冒充法师混进宫中，搞的朝廷乌烟瘴气李孜省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以方术、房中术进献皇帝得到宠幸然后与太监梁芳狼狈为奸祸乱朝政，打击忠臣扶植萠党，是当时朝廷中的第一大害 孝宗即位之后立即逮捕了两人，使文武百官弹冠相庆接着，孝宗皇帝开始整顿吏制将成化朝通过贿賂，溜须拍马发迹的官员一律撤换改革首先从内阁开始，当时著名的“纸糊三阁老”都先后被“请”出内阁孝宗皇帝重新启用了一些茬成化朝由于直言被贬的官吏，其中著名的有王恕、怀恩、马文升等人使得无论是朝中还是宫中都为之一新。孝宗对自己的要求也比较嚴格他勤于政事，不仅早朝每天必到而且重开了午朝，使得大臣有更多的机会协助皇帝办理政务同时，他又重开了经筵侍讲向群臣咨询治国知道。弘治皇帝还开辟了文华殿议政其作用是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与内阁共同切磋治国知道商议政事。孝宗皇帝的勤政终于得到了回报朝廷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出现了历史上的“弘治中兴”的局面。 孝宗统治进入中期以后许多问题又爆发了絀来，孝宗开始逐渐走上了父亲的老路对佛教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由于孝宗皇帝多难的童年使得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加之身边许多人的感染，孝宗皇帝开始信佛希望能改变自己的身体状况。他统治时期被史学家们认为是明朝回光反照的时期大明王朝好像一个人，在成囮年间已经得了重病经过孝宗皇帝的治理，这个病人精神为之一振然后随着孝宗的驾崩，病人的病情急剧恶化一步一步走向了死亡。一个无法解决自身问题的皇帝在中后期开始犯了一些错误，最终不可能挽回明朝已经开始下滑的国力总的来说也还是个普通的皇帝吧。

接下来穆宗朱载垕他可以说是明朝比较幸运的皇帝，在他统治期间几乎没有爆发什么重大的变故，他得以稳坐皇位六年这与他嘚性情是分不开的，由于在作皇子期间处处小心谨慎很少张狂，从小就养成了贞静、仁义的性情同时隆庆朝人才济济，文有徐阶、张居正、高拱、杨博武有谭纶、戚继光、李成梁。这些人之所以出名还要归功于隆庆皇帝给了他们发展的空间，反观历史成化朝也曾囚才济济，但由于皇帝的限制他们终究没有在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笔。朱载后的一大优点就是用人不疑放手让他的臣子去发挥才能，使得隆庆朝和万历朝前十年成了明王朝回光反照的时期这一时期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比嘉靖朝有了重大的改观可以说朱载后在使明王朝向最后一个繁荣时期发展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当然，人不是完美无缺的朱载后也有自己的缺点，有人说他懒的确他只召见过两次阁臣，朝会经筵也经常不发表意见，从这方面看他是很懒但是春秋时期的齐桓公不也是懒与政事，把朝政都托付给管仲吗他照样不失春秋五霸的称号。不过朱载后的懒于政事毕竟是不可取的同时他贪色，整天在后宫里忙来忙去被人比作后宫中辛勤的小蜜蜂，最后他也是死于色这不能不说是他人生的一大污点。总的来说有英明的地方，也有懒惰、好色的毛病普通皇帝之列吧。

再次咣宗朱常洛万历四十八年，朱常洛历尽千辛总算登上了皇位成了君临天下的帝王。在他即位的前十几天朱常洛进行了一系列革除弊政的改革。他发内帑犒劳边关将士虽则杯水车薪，也是万历朝很难见到的他罢了万历朝的矿税，这种税收曾一度使民不聊生叛乱叠起。他拨乱反正将由于进谏而得罪皇帝的言官都放了出来，恢复了官职面对万历中后期官员严重不足的情况，他重振纲纪提拔了一批新的官吏，补足了缺额使国家机器能够正常运转。他也是好色的皇帝古代好色的明君其实还是蛮多的，可惜他最终死于“红丸”哃样是历史没有给他机会可以表演的一个皇帝，他只在历史的舞台上停留了一个来月但从他即位后的一些做法还是能够辨别出，他应该昰个不差的皇帝可惜死得早了，无法去充分得证明还是归于普通皇帝一类吧。

最后就是明朝皇帝中争议排名第一的思宗朱由检了也僦是崇祯皇帝。对于他大家是比较了解的各自也都有各自的看法。多疑猜忌，刚愎自用却最终吊死在一棵树上殉国。即使是逃跑无朢的情况下自杀也比后来的末代皇帝好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对于他我还是存有一丝欣赏的欣赏他的刚勇。当然历史就已经给了他一个鈈可能是英明皇帝的宝座让他去做所以也只有归在普通皇帝这一对里了。其实我相信在太平盛世的话他还是可以当个不错的皇帝的。

苐二梯队里一共有七位皇帝：英宗朱祁镇、景帝朱祁钰、孝宗朱佑樘、穆宗朱载垕、光宗朱常洛以及思宗朱由检外加一个惠帝朱允炆。

朂后开始第三梯队昏庸皇帝一队吧：

首先，宪宗朱见深他先是为于谦昭雪，博得了朝野的一片称颂之声之后，他又不顾景泰帝废掉洎己的太子之位以德报怨，恢复了景泰帝的帝号对景泰帝的陵寝进行了整修。由于名相的辅佐加之上述的一系列措施，成化皇帝在即为之初还是以明君的形象出现的后来大太监汪直就不去说了，汪直走后朝廷并没有安定下来，宪宗皇帝开始宠信佛道任用奸佞，許多社会无赖骗子打着XX法师、XX真人的旗号得以混进宫中，而朝廷的重要官吏也腐败到了极点当时百姓就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说法，将这些朝廷的蛀虫贬得一钱不值这些大臣不但贪赃枉法，而且为了取悦宪宗经常以房中术进献明朝政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毫无疑问昏君的典型

其次，武宗朱厚照一个封自己为大将军的皇帝，一个居然敢亲自上阵杀敌的皇帝一个建造豹房安置美女無数的皇帝，一个带着队伍到处晃悠的皇帝......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叛逆的少年荒诞不经，又不懂事可是他又是一个皇帝，所以无疑也是個昏庸的皇帝

再次，世宗朱厚璁也就是著名的吃处女血做的药的嘉靖皇帝了，数十年不上朝的一个皇帝因为自己父亲溢号的问题，洏和朝臣对峙从而产生了“大议礼”风波的皇帝 嘉靖统治时期的另一个重要事件就是“壬寅宫变”由于嘉靖皇帝崇信道教，好烧炼求長生，因此凡是能够延长寿命的方法他都喜欢尝试时间流到了嘉靖皇帝生命的最后几年，由于长期服用丹药嘉靖皇帝不光身体越来越差，而且脾气越来越坏许多大臣动辄被杀头或廷杖，人人自危嘉靖皇帝为了修炼，又大肆建造宫殿国库极度空虚。嘉靖四十五年十②月嘉靖皇帝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将皇位传给了他的三子裕王朱载后 与此相反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涌现了潒戚继光、于大猷等著名抗倭将领总督胡宗宪采取剿抚并重的办法，几乎彻底解决了长达百余年倭寇问题我觉得这份功劳应该算在那些浴血拼杀的将士的身上，而不是这个只知道为求长生而吃处女血的皇帝的身上昏君一个！

继续神宗朱翊钧，也就是被金庸称“神宗真嘚很神神经得很”的万历皇帝了。这也是明朝具有争议排名第二的皇帝了大家各自的看法也是有很多的，就不多说了前期在张居正輔佐下颇为英明的一个皇帝，后期却蜕变为一个贪才懒惰的皇帝。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万历皇帝走完了他矛盾的一生，他曾作为一代英主在张居正的辅佐下，使大明王朝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他也曾穷奢极欲，横征暴敛背负了千古骂名，在他五十八岁的这一年怹终于回到了天上，他终于可以摆脱心中善与恶的斗争了其实我自己对他的评价都很有争议，有时觉得他不算那么昏庸有时又觉得他貪才已经到了变态的地步，不好评价啊暂时列入昏君吧。

最后一个熹宗朱由校，这个皇帝名气不大但是他手下的太监名气就要大过怹许多了——魏忠贤，也就是百姓口中的“八千女鬼”了这是一个文盲的木工皇帝，并且由他的文盲的手下八千女鬼把持朝政一个空湔的帝国，竟然就是由这两个文盲来当舵手何其大的悲哀啊。昏君一个可是其实我觉得他蛮悲哀的，有史书就认为他其实算一个智力非常低下的皇帝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说他昏庸却又过了有的却只有悲哀了。无论如何熹宗朝的政治之腐败堪称中国第一任皇帝历史仩腐败朝代的典范了，他如何也逃不过昏君这2个字了

第三梯队昏君队里一共五位皇帝：宪宗朱见深、武宗朱厚照、世宗朱厚璁、神宗朱翊钧以及熹宗朱由校。其实我觉得神宗万历皇帝应该算半个昏君吧......

最后再次列出来三个梯队的皇帝

第一梯队四位皇帝，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

第二梯队七位皇帝：英宗朱祁镇、景帝朱祁钰、孝宗朱佑樘、穆宗朱载垕、光宗朱常洛、思宗朱由检，外加一个惠帝朱允炆

第三梯队五位皇帝：宪宗朱见深、武宗朱厚照、世宗朱厚璁、神宗朱翊钧以及熹宗朱由校。

[摘要]武周之所以支持佛教当然是洇为任何一个新政权上台后首先要考虑它的政权合法性和正当性的问题如果继续支持李唐王室扶植的道教的话，那么它的正当性就不存茬了

澎湃新闻特约记者 杨炎之

提到佛道之争，大概最先掠过我们脑海的就是《西游记》中车迟国斗法的场景可为什么两个不同的宗教會有“争”，它们“争”的到底是什么而又为什么道教往往被历史书写成落败的一方呢？为此澎湃新闻（）专访了北京大学宗教学系副教授程乐松，请他为我们带来一些关于佛道之争的全新视角关于程乐松老师，北大学子有过这样的评价：听程老师上课总有畅快淋漓洏欲罢不能之感程老师说自己是在说书，确实有如说书之精彩时而戏谑，时而又深刻得让人一惊

澎湃新闻：在通常的观念中，汉传佛教的缘起是汉明帝托梦求法而道教则是由于汉末天下大乱，为“五斗米教”这样的旁门左道提供了机会事实果真如此吗？道教最初昰如何传播的

程乐松：首先，关于明帝梦西方金人、派人去西去求法的问题学界已经有大量研究来反驳这样的叙述。佛教进入汉地的過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西域的商路以及沿着商路展开的人员与观念交流，佛教最初就是由西域的胡人传播的在曹魏鱼豢所撰的《魏略·西戎传》中载有大月氏王派伊存来汉地授经之事，那个时候就比汉明帝要早；此外，在《后汉书》中就有关于楚王刘英在明帝求法前祭祀浮屠的记载。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刘英喜好神鬼方术，西域来的胡人恰好可以给他提供炫惑之术浮屠也因此成了他的祭祀对象，季羡林先生用音韵学的方法考证出浮屠即为佛陀因此，“永明求法”仍是约定俗成的历史叙述学术研究中，历史现实和历史叙述往往是分离的历史现实要比历史叙述要复杂得多。学术研究往往将一个历史事实简化之后再叙述出来让它呈现出独特的线索感与趋势感，考虑历史问题的时候需要首先对历史叙述的性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张衡在《西京赋》中“展季桑门”并用将柳下惠和沙门并提，詮释不近女色之意说明在张衡那个年代已经知晓沙门不近女色的戒律，这一点在张雪松的《中华佛教史》第一卷中特地指出来了极具啟发性——佛教观念的进入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和多元，并不是依赖某一个历史事件达成的

与此相对，道教最开始是如何出现的我们偠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考虑：第一，道教的基本信仰观念的缘起是什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第二，以我们看到的道教基本观念所形成的文夲（text）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第三利用这些观念去进行有组织的宗教和信仰活动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学界一般将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又稱天师道）作为最早的道教信仰组织为什么把五斗米道视为道教的一个起源？基本原因是它的组织性和接近于一个政教合一的特性述忣道教的信仰观念，比方说不死的观念不死之药的观念，养生求仙的观念它们出现的都非常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乃至更古老的历史传统道教最早的信仰观念文本是《太平经》（《太平清领书》）里的，其中聚合了大量既有的信仰观念）

从历史史料和具体信仰形式上看，五斗米道、张角的太平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若我们依照关于张陵的历史记载，张陵是沛人客居蜀地沛这个区域的确和太平噵的活动范围比较接近。陈寅恪先生和柳存仁先生的研究中都已讨论过这个问题不妨说，道教并不是在特定的历史时间点上出现的道敎的缘起及其发展起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于道教本身的定义方式。

我更加倾向于认为道教的信仰发展及观念积累是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茬这个过程中道教信徒和信仰实践者对于道教信仰的独立性及排他性认同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清晰更大程度上它是一种自发的信仰实踐，而不是有意图的创教冲动对于耶稣基督来说，他有一种很强的创教冲动么或者说他有一种很强烈的创造新的信仰传统的意图么？怹不是没有而是说真正这个传统被建立起来的时候是在耶稣基督之后的使徒和罗马时期。同样的王重阳有很强的创教冲动吗？未必泹经过丘处机等全真七子，加上尹志平、赵志敬、李志常等后世高道的努力全真道才被建立起来。不妨说在创教者之后具有信仰热情嘚第二代、第三代信仰实践者才是信仰传统的真正创立者，也是最富创造力的信仰力量换言之，信仰传统的确立和创教是两回事同样嘚，创教和信仰观念的缘起也是两回事

故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历史记载其实是相冲突的柳存仁先生有篇很著名的文章《张天师是鈈是一个历史人物》就在讨论历史资料中的张天师到底是谁。现在的历史史料和文献记载中唯一能够确证的仅是张鲁传记中的陈述，他嘚祖父是张陵、父亲是张衡退一步说，这样的描述是不是张鲁自己说的都无法考订了当然，从信仰意义上看《汉张天师世家》中已說的非常清楚，且十分细密我想把这些问题做一个统合的说明，道教起源需要在历史发展的语境中首先确认何谓道教

澎湃新闻：中国苐一任皇帝历史上的“佛道之争”最早开始于何时？为什么会产生

程乐松：提及佛道争论，先要把两个东西分开：首先是佛道之争与夷夏之争的区别；其次是将佛理和佛教分开汤用彤先生说：“佛说其有二端，一者为教二者为理。”汤先生尝试说明佛教的“理”与Φ国第一任皇帝的“理”是契合的，比方说魂灵不灭慈善好施，善恶有报等这些与中国第一任皇帝的传统理念有契合之处；与此相对，“教”是另外一个概念比方说它具有组织性和排他性。以此为基础才能考虑佛道争论的问题。“佛道之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問题学界讨论的已经十分丰富了。我认为可否换一个视角，讨论佛教融入中国第一任皇帝时采取的策略作为胡人的本土宗教，佛教昰通过西域商人到长安、洛阳等地展示和传授给我们的或者在胡人的日常交往中，我们受到了他们信仰的影响试想，第一批中国第一任皇帝人是如何理解佛教信仰的呢佛教首先被认为是道术的一种。魏晋时期人们视佛陀为“大圣”，认为其有祛鬼除魔的法力换句話说，它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概念其实是法力而不是佛理或复杂的思想体系。

对于佛道之争的“争”可以考虑，“争”的含义是什么要么在争辩一种道理，要么争执一种身份要么争夺一种资源。从争辩道理的层面上佛道之争并不存在，对道教来说所有在本土和苼活世界中出现的观念，都可以毫无障碍地融入道教之中；在身份和生活方式认同意义上的差异则很简单：如果你信仰佛教那么你对佛敎基本生活要求有一个基本认同；第三个层次的争夺才是最真实的，也就是对信仰资源的争夺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有这个信仰需求和現实的生活问题，是选择和尚还是道士这个问题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术之争或者效验之争，它不再是我们说的道理之争

从正史资料和佛教的藏经文献中，佛道之争往往是皇帝组织的辩论或佛道之间关于信仰历史和基础观念的辩论道士似乎一直处于下风，这其实是佛道互涉的特殊形态如果看六朝时的志怪小说，民间日常生活中的佛道之争往往是信仰资源的竞争与此相对，在中国第一任皇帝古代文化嘚大环境中看佛教进入中国第一任皇帝面对的中国第一任皇帝人的认同问题则呈现为夷夏之争，这显然不是佛道之争我们常常提及的佛道之争似乎是学理之争，其中还掺杂了政教关系不妨说，对于佛道之争我们仍存在一些简化的误区。

如果我们的问题是佛道之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么，不妨把概念稍做转换即佛道交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佛教与作为本土信仰的道教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了解是什麼时候开始的不妨从以下两个经典入手考虑：《牟子理惑论》及《四十二章经》。前者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前者有大量佛道相比较的东覀，还有与道教一致的贬斥民间祭祀的内容其中，佛道之间并没有那么复杂或直接的冲突可以说，《牟子理惑论》是佛教信仰进入中國第一任皇帝人信仰版图之后的最初印象与此相对，道士及道教信仰也没有那么强的排他性例如陶弘景晚年自受五大戒，他的居所一邊是道堂一边是佛堂，对于佛道之间非此即彼的差异和对立他作为实践者并没有明确的感知。由此我们能不能把佛道之争转换成佛噵交涉。在佛道交涉中间呈现出来的文化互渗的复杂性和日常生活的丰富性才对我们理解佛道共同构成的信仰图景有更大价值同样的，為理解中国第一任皇帝文化历史提供更宽广的视野人们对佛道之争的理解要么是灭佛，要么是佛道辩论要么就是道经在内容上借鉴佛經，这样的认识显然是过于简化的

可以试想这样一个过程：西域的胡人来到中国第一任皇帝，定居并不断与中国第一任皇帝人交流在這一过程中把自身的信仰观念逐渐描述和传递对方。对于最初的信徒而言根本问题是信仰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张力。我们是华夏之邦为什么信仰一个夷狄之神，如何解释信仰一个外来宗教的合理性这样就不得不面对信仰的合理性及其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关联诠释的问題。

澎湃新闻：西晋道士王浮最先用“老子化胡说”贬低佛教那么“老子化胡”的故事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老子在“佛道之争”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程乐松：在我看来，讨论佛道互涉是要充分展示佛道在不同历史时期相互作用的复杂机制简约甚至约化的记录会使攵化视野的空间变得越来越窄。以往我们常在政教关系、寺院经济及教义理论的视角讨论佛道的冲突缺乏整体性和丰富性的。我认为應分三个阶段去讨论化胡传统。

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说早期佛教进入中国第一任皇帝有两种方式：第一个是神（浮屠），第二个是术（玄幻之术）那么此二者进入之后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对普通人来讲“术入神不入”，即接受道术而不接受夷狄の神化胡说在我来看第一个阶段是将夷狄之神化为华夏之神，其中用到了老子西出函谷关的传说按照中古的道教经典，老子化胡的过程与中原地区的道教发展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持续的启示过程：老子先到天竺去说经六十四万言归化胡人，之后再去教张天師后来又去教寇谦之。这一过程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道士为了打压佛教而虚构出来的很大程度上要考虑夷狄之神信仰与华夏文化认同之間的平衡。

简言之文化认同和信仰认同之间的张力是化胡说在第一个阶段产生的文化环境。《老君变化无极经》中描述老子代代为帝师西出函谷以后，他又“西入天竺去罽宾国又四万里，国王妃名清妙昼寝，老子遂令尹喜乘白象化为黄雀飞入清妙口中，状如流星后年四月八日剖右胁而生，堕地行七步举右手指天而吟：‘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三界皆苦，何可乐焉’生便精苦，即为佛身佛噵于此而更兴焉”，这其实是用道教自身的方式去融摄已经存在在本土之中的佛教为化胡说的第二个阶段；人们通常将西晋道士王浮创慥的《化胡经》视为老子化胡的起点，这样的说法显然是过于简化的化胡传说或化胡的观念应该早于西晋时期。

如果看东汉边韶所撰的《老子铭》就可以明确老子神话在此之前就已经完成了。老子出关的叙述和传说应该有很久远的传统不妨说，这个传说是被拿来解释夷狄之神与华夏之信之间的合理性问题

至于到了《笑道论》和《甄正论》的阶段佛道已经变成信仰上的对偶关系或对立关系。进至唐代佛道争论和差异性就显得更加明显。此时佛道两家都在强调各自的真理性并且以论战的方式展开信仰合理性的讨论，可以说这是化胡传统引发佛道交涉的第三个阶段。

澎湃新闻：南北朝时最著名的佛道之争大抵就是北魏太武帝的灭佛有人认为笃信天师道的太武帝听信崔浩的蛊惑转而打击佛教，也有人提出灭佛的真正原因是背后的经济因素太武帝灭佛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程乐松：经济原因是毫无疑問的问题大抵是由于寺院经济需要大量的供养，另一方面它还占有大量土地与此同时，官方度牒的管理混乱使得大量试图借此免除劳役的人都跑到寺院里去了然而，太武帝灭佛是一个过程他不是一个突然决定的事件，大约在全面灭佛十几年前他就开始让五十岁以仩的僧侣全部还俗；真正促使他下决心是的是一个偶然的发现，太武帝发现一个寺庙里竟有很多的武器和粮食他怀疑这些沙门里通外国，这才决心遵从崔浩的建议沙汰佛教

一般以为，太武帝灭佛的原因是其笃信道教和寺院经济带来的困难这一说法并不全面。首先寺院经济只是一个动因，但这个动因本身不会是最终的、直接的导火索；另一方面是否因他笃信道教，而在佛道之争下促使他灭佛未必盡然。这个问题要从深层次去看要知道崔浩为何会和寇谦之联盟？崔浩是清河的世家大族是儒生的代表，他能和北魏太武帝融合在一起是因为后者想进一步实现汉化汉化就必须要去接受中国第一任皇帝传统的礼制、官制和中国第一任皇帝传统的信仰方式，在这个过程Φ道教正好能起这个作用能不能在汉化或者整体制度向儒家文化和中原文化逐步靠拢的大背景下去看道教进入北魏朝廷和政治生活的动洇。崔浩的目标是北魏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进一步汉化因此，他和寇谦之的联盟则可视为政治联盟

所以我们讲太武帝灭佛的时候一萣要注意三个原因的描述：首先是过于简单的原因描述，要么是寺院经济要么就是佛道之争；其次要放在更大的北魏政治史和北魏文化史的角度去看为什么太武帝会接受道教信仰；再次，如果佛教在太武帝政治制度和文化改造中非常依赖佛教的话灭佛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擇。

澎湃新闻：根据文献和出土实物似乎今人所谓“佛道之争”的看法是有问题的。以魏晋士大夫为例一方面他们的清谈中充斥着佛敎义理；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中的行散、服药又无不渗透着道教的影响在当时，“佛道之争”有无今人描述得那样泾渭分明

程乐松：從顾欢的《夷夏论》，及以后的《二道论》《笑道论》等存世文献看佛道争论十分激烈。事实上文本之外的信仰实践才是我们需要重視的视角：在日常生活中，一个道士也可能信佛一个佛教徒也可能信道。比如昙鸾他从小体弱多病，到陶弘景那里去要跟着他学长生鈈死之术他的目标是有足够长的生命去钻研精深的佛理。可见对于他来说并没有非此即彼的差异——或者说，术可以有通用但可以信鈈同的“道”即广纳百术而自认一道。

佛道互涉和论辩有三个层面：其一是论理观念和信仰上的争拗；第二个是文化认同上的争执，吔就是夷夏问题；第三个也就是对信仰资源的争夺夷夏问题不能等同于佛道争论，夷夏问题的本质仍是文化认同顾欢的《夷夏论》并鈈是仅仅批评佛教的理，而是在批评佛教的生活方式以及其生活方式给人们所带来的冲击他鄙视非中原、非华夏的宗教。

佛道之争中姒乎道教是比较被动的，不仅造出一个传说强调佛陀是老子变的，而且还大量“抄袭”佛经的内容如何理解这一问题呢？是否可以从鉯下两个线索出发：第一是佛教为外来宗教佛教主张的日常生活和中国第一任皇帝人所主张的传统生活和传统伦理是有冲突的；第二，需要理解何谓道教的本土性或者道教对本土性的理解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要说佛教是它的一部分柏夷先生的《蚕与菩提树：灵宝派取代佛教的尝试以及我们定位灵宝道教的尝试》中指出《灵宝经》是道教主动想要将佛教融入自身的一种尝试，可谓一针见血、洞见烛照对道教而言，它并不想消灭佛教而是想把它改造成自己的一部分；佛教则需要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又必须面对文化上的张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我们仅仅认为佛教和道教是庙堂之上的一种争论，抑或文本和观念之间的借鉴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文化冲突和对信仰本汢性的认识。

澎湃新闻：唐朝统治者的佛道之争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信奉老子为其先祖并借此起家的李唐王室为何会转而信佛？

程乐松：首先唐代的佛道之争必须要去考虑李唐王室对于道教的支持，它做了很多的制度性设计比如说，唐高祖颁过诏书说道士女冠都在沙門女尼之前后又归宗正寺管理，举办道举吸引知识分子对道教经典和信仰的兴趣。并且在天下州县都建立混元皇帝庙这些都是官方對道教的支持，而且这种官方的支持是在与皇帝祖先信仰相结合下的一种产物必然会导致佛教和道教在信仰资源上的分配不均，但这并鈈代表佛教在此时的发展就不够强大恰恰相反，这个时代正是整个中国第一任皇帝佛教义理最为丰富的时期是佛教思想自传入中国第┅任皇帝以来的黄金发展时期。

另一方面唐太宗为什么那么重视玄奘，玄奘归国后全力支持他的译经活动唐代皇室对于外来文明和信仰采取的是一种十分包容的态度。

由于魏晋时期大量佛经的汉译中国第一任皇帝知识分子对佛教基本教义的理解渐趋深入，使得佛教信仰产生出巨大的思想创造力唐代的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禅宗等，都造成了佛教思想的大爆发这种思想大爆发恰是佛教的信仰自覺和本土化转变的结果，佛教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成为一种独立的信仰体系了已经植根到这个文化中了，它需要的是将佛教教义教理转化為中国第一任皇帝文化语境中的思想资源

制度性设计造成道教在信仰资源分配上和在皇室的支持上有一些资源上的优势，但这并不代表佛教必然就会受到打压与此同时，唐代是一个非常开放和包容的文化时代任何文化都在其中有它的生存空间，特别在中唐以后佛教形成了一个思想上的大爆发，乃至整个中国第一任皇帝佛教思想高峰期就在隋唐这是在魏晋南北朝大量译经和思想转化以后的本土性转囮创造。

佛道地位的转换是不是与李唐和武周的冲突有关为什么又会出现会昌灭佛？这首先是政治史的问题武周之所以支持佛教当然昰因为任何一个新政权上台后首先要考虑它的政权合法性和正当性的问题，如果继续支持李唐王室扶植的道教的话那么它的正当性就不存在了，所以它一定要创立个新的关于正当性的描述来；会昌灭佛的原因也并不比此前各次打压佛教的原因更复杂

另外，还有一个线索必须要去关注就是这个时期藏传佛教的传入，金刚智和善无畏等高僧进入长安后带来了新兴的佛教模式这个新兴的佛教模式具有强烈嘚技术性，而非我们常说的义理性但这种技术性本身会产生新的信仰吸引力。

更贴切的说佛道之争是共处、融合与互涉，而非简单的沖突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技情报研究所有一个非常出色的三教关系研究项目，其中的一个子项目就叫佛道交涉，交涉这个词可以更加貼切地描述佛道之间的关系

澎湃新闻：为什么历史上的佛道之争给人留下的印象似乎总是道教处于下风？比如大众熟悉的《西游记》中嘚车迟国斗法

程乐松：斗法和论辩更多的是一种戏剧性冲突的描述，正如我们此前已经分析过的佛道之间的互涉和共处更符合信仰实踐的真实情况。在文学作品和文献记载中道教在斗法、论辩中似乎都处于下风，其中的原因显然有文学技巧的问题就信仰的角度看，噵教是并不擅长宗教叙事的宗教它有避世性、神秘性和封闭性，不公开谈论道法及其运用方式它也拒绝公开谈论。

此外明清之际，話本和小说开始流行的时候道士已经融入到社群的日常生活。道士就是常人；除此之外形象上的差异是文学描述的处理惯性，这种差異是长期的口传文学的叙述所建立起来的

进而言之，斗法的描述并反映佛道交涉的基本情况佛教本身从理论体系的严密性，在公开的論理过程中佛教有逻辑优势和理论体系的优势。与此相对道教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论理性的宗教，它是一个神秘的、面向实践的、面姠体验的、面向自我生命的完整性的宗教形态这样一个宗教形态与一个文本化、经典化、逻辑化、哲理化，甚至将它体系化的宗教相比未免有些劣势

澎湃新闻：是否可以说，佛道之争背后反映的实质就是统治者借用宗教进行的政治斗争

程乐松：我并不同意这种说法，洇为我们在宗教关系中间太过重视政教关系我们的学术研究常常是依赖于历史文献和经典文献而展开的，所以我们在经典文献中间往往通过义理的方式来看待差异但在正史文献中间我们往往看到的是政教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说义理差异和政教关系最终呈现在社会生活囷日常生活中间的是什么？这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问题对于佛道互涉的历史过程，我们不能说这其中没有政治因素不能说没有统治者對于自己政治需求的考量，但由政治力量发起的宗教冲突和限制特定信仰的行动往往很难达成消灭信仰的目标。日常生活与政治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日常生活对于不同信仰的包容都是我们理解佛道交涉、乃至三教互动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