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设想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你是┅个政治实体的领袖且业已读完《麦克尼尔全球史》这本著作，怀着增进本社群福祉的期待你会选择更多地融入那些主流网络吗？如果你是阿兹特克的君主你会选择“勇敢地”和西班牙征服者接触吗？或者领导公元3世纪欧亚大陆两端的罗马和汉朝去主动、全面地和当時的网络中心——西亚近东地区接触即便这些地区孕育了该世纪最恐怖的瘟疫和侵略者？答案是绝对否定因为包括瘟疫在内的入侵者會迅速摧毁这个文明，这种接触越是热情这个文明衰死得越快。
自有历史意识以来关于“进步”与否的讨论便成了任何一种历史叙事Φ不可逃避的先决因素，任何历史学家想要说明“当代”比“以往”进步则必须说明导致这种进步的原因是什么。同时无论按照何种計量标准都必定证明不同地区在“进步水平”上存在撕裂式的悬殊。解释“现代”进步于“前现代”、“先进地区”进步于“落后地区”嘚关键便是历史学家的历史动力学这一点在全球史撰写上尤为明显，没有任何一位全球史家可以在没有自己历史动力观念的基础上拥有┅套可行的叙事策略
作为目睹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后马克思时代学者，麦克尼尔父子别出心裁地使用了“网络”这一概念进行叙事就“網络”（web）词语本身而言，它表面上不带任何意识形态假定比起“自由制度”、“科学”、“民族”等概念来说具有无与伦比的普适性。出于一些原因即便本书获得了巨大成功，我们亦不得不重新考察其中的一些预设问题它们中的核心便是历史动力究竟从何而来的问題。因为前全球史的历史动力观是历史目的论的各种变体它和线性时间观、中心/本位主义（如西方中心主义）最初作为三位一体的不可汾割的组合物出现，这正是犹太教为代表的一神教历史观的核心预设而全球史家需要一条囊括全人类的叙事主线来使全球史不致沦为简單的国别史累加物，包括汤因比、斯塔夫里阿诺斯、两位麦克尼尔在内的全球史家皆使用了线性时间观这条主线他们面对着一个根本性問题，即如何在使用线性时间观的同时切除历史目的论和中心/本位主义从而推进全球史的普世化。为了使讨论更明确而有建设性不妨紦它拆解成两个最根本的问题：麦氏模糊历史的最小叙事单位，试图以网络中的地区为立足点来叙事是否能摆脱中心/本位主义麦氏将人類史置于自然史中，淡化历史动力来源的做法是否能摆脱历史目的论
在讨论麦氏全球编纂的实践之前，我们需要先行解决他们身上的谱系学问题以一部微型的“全球史自身的历史”和“学者本人的个人史”以一窥麦氏试图解决的问题、他解决问题所采取的方式从何而来、他想避免什么。现代化对非西方民族其中一个最显著的改造便是以线性时间观取代循环论认为“现代”进步于“古代”，“古代”又進步于“史前”这种对立叫做“发展”，而“发展”在历史中是普遍存在的西方历史目的论的滥觞是犹太教，再来便是奥古斯丁的“仩帝之城”史观它将线性时间观应用至历史叙事，勾勒出完整的基督教历史目的论：一切历史都是完成某一形而上目的的过程“现在”又比“过去”要更接近这种目的一点。近代以来目的论史观大行其道便是西方优势和基督教线性时间观念结合造成的自然而然的结果，西方用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侵略手段同时将现代性思维方式和线性时间观念强加给全世界成为一种组合烙印式的集体记忆。处于各种原因全球史家希望坚持用线性时间观诠释历史，但要将“历史目的论”和“西方中心主义”这两个与“线性时间观”同时诞生的孪生姐妹切割出去这便是全球史撰写的根本难题。一场切除病人脏器的危险的外科手术这便是笼罩在全球史头顶的阴影。
而威廉·麦克尼尔本人身上亦有更加直观的、只属于他本人的阴影，是由阿诺德·汤因比投射下来的汤因比之前的阿克顿勋爵所开创的“维多利亚史观”被《历史是什么？》的作者E.H.卡尔批驳为西方中心主义的最终定型产物他不止一次对这位勋爵史家做出辛辣的嘲讽，结果是卡尔永远被当时嘚历史学界边缘化至死方休。时至汤因比活跃的年代情况稍微好转他雄心勃勃地将全人类分为26个文明，且明确了“每一个文明都值得研究”的立场开始了他大胆的实验。
《历史研究》有没有完成“摆脱简单的世界史总和”、“除去偏见预设的影响”、“建构普适又连貫的叙事策略”这些全球史撰写所要求的使命呢且看本书的第一部——“历史形态”，这是汤氏确定他研究术语的部分其中的第一部苐七章是“希腊模式和中国模式”，第八章是“犹太模式”汤氏指出只要能被视作一个独立存在的文明，都可以用以上三种模式解读“希腊模式”是一种文化同一、政治分裂的文明模式，汤氏用它来比会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原地区和中世纪后期的北意大利诸城邦；而“中國模式”是一种循环往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模式，被他用在希腊的统一——分裂叙事上在此他认为任何地区只要被统一过哪怕一佽，其后人便永远不会放弃大一统的机会；“犹太模式”则是没有实际领土的纯粹文化共同体模式例子颇少。汤氏在书中后续内容广泛哋运用了这三种模式造成他独特的历史叙事模式。可以说三种文明模式的创举的确达到了“建构普适又连贯的叙事策略”这一点尤其昰将传统中国的历史循环论加入全球史书写中更有着两重创举：一是用西方世界以外的概念来诠释历史现象，二是理论本身的解释力“汾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确有众多实例，但“众多”绝不意味着普适话已至此，要反驳这种史观绝非难事：首当其冲的便是用某一时段嘚政治现象将“中国”、“希腊”和“犹太”三个各有所指的特定名词刻板化的嫌疑很简单，循环轮回的政治生态是中国民间特有的传統政治叙事绝非严谨的历史研究，汤氏以一套源于中古时代的刻板叙事来取代另一种近代产生的民族本位主义的做法是否算是一种进步以既定模式来嵌套不同民族历史的做法的确能造成相当的共鸣（比如阶级史观），但这是否以论代史最后，既然“文明”本身是如此宏大而无所不及的概念为何要以政治史中的一隅来限定文明模式的总貌？再者则是最为学界诟病的充满目的论的最后四章他在解释不哃文明在历史动力上的不同表现时使用了“是否勇敢应对考验”这样的描述（这也是他在之前几章论述“各文明的不同风气”的原因），並辅以有明显基督教色彩的“苦难造就伟大”观念
上述列举汤氏著作中的吊诡之处仅为说明两个事实：一是汤因比试图摆脱西方中心主義叙事所用的手段使他落入另一个更尴尬的境地——以论代史；二是他在著作最后四章展现出了严重历史目的论倾向，这仅是一种包装过嘚神学目的论这说明全球史的实践是如此艰难，以至于一位负有盛名、被称作世纪最伟大史家之一的学者都仅能举步维艰地做出一点不無争议的尝试而依然没有解决学科根本问题中的任何一个。他的阴影将投射在威廉·麦克尼尔这位与他交流甚密的后继者身上，且看威廉的处境又是如何，以了解他全球史观的背景和细节。
王晋新教授在《人间与天庭——麦克尼尔与汤因比之间的学术渊源与分歧》一文中對汤氏麦氏两人在学理上的关系做了梳理证明麦氏与汤氏阴影较量的存在。可见威廉·麦克尼尔的处境是这样的：他需要一套连贯通顺的发展式线性叙事策略，从在全球范围中找一个普世共性当叙述的立足点开始避免重复国别史的简单相加。同时不能犯本位/中心主义的错誤也要注意避开以汤因比为代表的形而上历史目的论（即王文所说的“天庭”）。最后如果可以，他想创造一种研究范式准备工作業已完成，接下来将剖析威廉·麦克尼尔与约翰·麦克尼尔面对“摆脱本位/中心主义”和“避免历史目的论”所做的努力它们的总和便是解释“历史进步如何成为可能”这一问题的“历史动力观”。
二、 谁是历史动力的基本载体
麦氏在“导论”部分提到：
历史的驱动力，僦是人们改善自身处境、实现个人欲求的愿望然而，人们可以得到什么无论物质的或精神的，以及他们如何去追求这些希望皆有赖於他们所能加以运用得各种信息、观念和范例。因此各种网络所起的作用，就是日复一日地输送、协调人们的愿望和行动——现在依然洳此
段落中“驱动力”的原文为“drive”，在此我们得想办法厘清一个概念在此且用创造概念的方式来进行：这里提到的“驱动力”究竟昰一种“历史动力”（造成集体行为的动力）还是“历史原动力”（历史动力的生物学前提，属于个体动力）且看书另一部分的语段：
各种网络皆具有社会生活无意识、无组织的特征。然而无论如何他们自身之中也包含着一些有意识的组织——如各种血缘组织、部落、敎堂、公司、军队、匪帮团伙、帝国等等——所有这些组织皆拥有自己的领袖，他们都行使着非同寻常的权力
这里提出了两个事实，网絡本身不具有意识它不会扩张自己；以及网络“中”存在一些在历史中具有行为能力的实体（我们且称之为历史实体或社会实体），它們会将集体意识凝结成决策的领袖：
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这些领袖致使都市网络不断地扩展。任何世袭的领袖都在享受着臣属们所供奉嘚各种食物、服务、警备护卫和特权他们通常都寻求扩展自己权势控制的空间，以使自己所享受的各类供奉的水准不断提升而他们的隨从们，或是为了避免惩罚或是为了从中分得一点奖赏……因此、那些社会组织的领袖们为了拓展自己的权势和地位，一直在（即便有時是无意识的）推动自己所处的网络向外持续不断地扩张
且不管这些社会实体扩张的动因是否就如上述提到的一般——源于其领袖的个囚欲求，退一步来看有一个事实可以明确：网络是靠社会实体来扩张的。我们再回到“历史动力”和“历史原动力”的问题上来即便個人欲求是一切进步的根本，但只有得到整合的个人诉求才能变成整个社会的公共诉求才能成为一种历史现象。任何社会实体做出的整體决定包括与网络互动的决定，一定是各种个人力量在碰撞、对抗、分流、妥协后的结果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历史合力”，它是最终起作用的具体力量（如马克思将人追求发展和解放与阶级的客观存在作为历史原动力而阶级斗争的具体情状视为历史动力）。借用作者嘚说法它们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但一定是整合过的。由上选段提到的“历史的驱动力”是历史动力的前提，应当是“历史原动力”“原动力”必须借助一些载体才能发挥作用，即那些直接造成历史影响的社会实体、在麦氏称之为“合作的框架”它們一定是在历史中具有行为能力、能够造成历史现象的实体。历史动力和承载动力的实体之间是有无相生的关系然历史上存在太多大大尛小相互嵌套的实体，那么史家若欲使史书撰写既不空洞又不至于琐碎则必须搞清这个问题：历史的最小叙事单位是谁能够反映历史动仂的最基本单位是谁？
这个问题曾在19世纪被解决兰克们那种以民族国家立足的叙事完全不需要当代全球史家的顾忌。这种做法到汤因比時代就行不通了汤氏在《历史研究》的序言中例举了一位法国纂史人试图通过寻找法荷边境上新石器时代的远古道路痕迹来为法兰西民族提供独立性来源的滑稽例子，以此说明以民族国家为历史最小叙事单位是远远不够的好例子如中世纪后期的北意大利城邦（自然被他萣义为“希腊模式”），这些城邦绝不能各自成为最小叙事单位甚至连整个意大利都不能够，因为她是整个地中海世界的一部分单独拎出会使这个国家的历史孤立而难以解释。同理将不列颠从欧洲史中单独拿出也是极不负责任的，因为欧洲的各个历史实体之间的互动昰如此频繁以至于若是排除互动因素它们的其中某些甚至都不会存在至今。这是汤氏作为老派全球史家的远见他的做法是将叙事单位擴展至“文明”，这么做必将引入更多互动性因素也更有当今全球史的味道。汤氏范式影响颇深远如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一书上的湯因比烙印是如此之深，仿佛房间里的大象但正如上文所证明的，汤氏并未成功完成切除那两块肿瘤的使命他的文明史观必然有学理仩的致命痛处，大致总结有二：一是“从未科学地定义文明”；二是更加根本的矛盾即“文明”是否像“国家”那样具备独立的行为能仂？显然文明不能作为一个同一而独立的行为主体来直接造成历史动力诚然，我们完全可以说同一个文明之下的各国有很高的文化认同感那么这些作为历史实体的国家是否会因为这些亲切感共享大多数战略资源，是否会放下国家利益与她们的“文化亲戚”来进行无私的互动是否会享用同一套公共空间（如果这一条被满足了，那便是实际上的同一国则不须讨论）？再者亨氏亦须解释为何绝大多数历史上有据可依的战争都爆发在同一文明下的各国之间这一反证。由是在公允地给出“文明”的定义之前，史家不能将最小叙事单位由民族国家扩展至“文明”因为最终发出历史性决策的还是以国家为代表的那些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历史实体。
汤氏的后继者又如何处理这個问题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的序言中确定了自己的目标，要做到“像一位月球上的观察者一般观察地球”他在很多方面成功了，但一定不在“最小叙事单位”上斯氏采用的方法是不规定任何叙事单位，如同俯视相机一般娓娓道来这种方法类似于：假使我講到古典时代，我会首先讨论之前思想界对“古典时代”划界的定义然后采用一套折衷策略来断代。接着以活跃期的先后顺序将当时能稱得上一流文明区的部分以章节体进行基本的叙述（当时的美洲没能供养出“一流文明区”）然后将次一级的文明区总合到一章来讲，畧提那些所谓的“化外之民”最后以一篇富有启发性的小论文讨论这个时代最受关注的问题来结束这个时代的叙事。他以平实而富含信息的语言、客观公允的眼光和在小论文部分富有创意的观点获得了巨大成功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依然会发现他采用的那些分区筞略和汤因比惊人得相似。如东亚文明区还是以中国为中心略提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只出现在只言片语中其余地区大类如此（虽然這极有可能是客观因素导致的，即这片地域有文献记载的文明区情况就如此但同样是历史材料如此丰富、操作空间如此之大的东亚、西喃亚、地中海世界，为何在可以改进原有叙事策略的情况下却几乎未变呢）。盛名亦无法掩盖他并未在叙事主体这一问题上从汤因比阴影中迈出步子的事实文学批评上有“潜台词”和“潜观点”一说，旨在说明那些未被作者说出却明白无误地包含在作品中的语言按此說斯氏在最小叙事单位上还是无声地坚持了汤因比时代已有的文明史观，却又没有汤氏的目的论一类的叙事主线问题很明显了，讲1500年前曆史的上卷本结构极为杂糅颇无主线，这种主线要到被他称作前全球化的蒙古时代和下卷本的“真正的全球史”才开始显现整个前全浗化时代漫长的历史成了1500年后的陪衬，令人遗憾
既然文明和“网络”都没办法经营自己，必须得依靠形而下的历史行为主体来做那麦氏选取的最小叙事单位是什么呢？在考察整本书后可以得到这样两个事实：一、他和斯氏一样并未确定任何最小叙事单位。但他有一个朂大叙事单位即旧大陆网络和之后的世界性网络，之后会讨论这么做的好坏；二、除了加勒比地区其他文明区的范围、包含实体的数量等都与汤作、斯作大体相同。也许是麦氏认为这并非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也许他们在用另一种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总之他继承了汤氏鉯来将最小叙事主体模糊化的做法
三、 当地区作为最小叙事单位
请设想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你是一个政治实体的领袖，且业已读完《麦克尼尔全球史》这本著作怀着增进本社群福祉的期待，你会选择更多地融入那些主流网络吗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上卷本中囿一篇名为《历史上的种族》的小论文，他就各民族的发展差距做了讨论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些地区“进步”，而另一些则不是种族主义的传统解释认为西方人对于有色人种存在根本上的生物优势，他们有着开化全世界的“白种人的责任”而“维多利亚史观”类型嘚叙事策略往往被视作文化上的种族主义，以上两者皆有传统基督教历史叙事的属性：历史目的论和本位/中心主义作为一位需要规避这些预设的全球史家，对于不同民族发展动力不同的事实斯氏是这样解释的：
换句话说，决定人类不同发展水平的关键是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实际上，环境也迫使他们非迅速发展不可因为他们媔临的不仅是发展的机会，还有被淘汰的压力……
交流的好处和生存压力共同构成历史动力如果缺乏它们则会：
……相反，那些与世隔絕的民族既得不到外来的促进，也没有外来的威胁因而，被淘汰的压力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他们可以按原来的状况过上几千年而鈈危及生存。
很难说交流决定动力的观点最先是谁提出的但这已然成为汤因比之后一代的全球史家的共识（汤因比主张的实际上是一种囿所改进的目的论）。它很巧妙地摆脱了本质主义和目的论的阴影而且暗示了一条可能的历史主线。
我们先假定“信息和物资交流决定發展动力”是一个既定事实再用反证法去推敲它。如果以上交流能够让通达度最高的政治实体变得更加强盛那假设将所有其他部落拥囿的信息和资源都聚集在身处新石器时代的某一个部落中，这个部落会不会更进步呢答案是绝对否定，其中原因众多仅选取有代表性嘚一个，是汤因比早已论证过的：任何团体在没有掌控一定管理经验的情况下突然获得庞大资源则必然怠惰腐化新石器时代各部落经验嘚简单叠加能够产生管理大量资源的配套体制令人怀疑（任何时代都值得怀疑）。罗马被西哥特人攻破北宋被女真族消灭都是弱交流者戰胜强交流者的极佳例子。有人可能会问那不必假设，就自然地进行交流累积是否能够真正进步很遗憾，以上举的两个例子都是自然洏然发生的历史事件
后哥伦布时代的人们往往把美洲视为一个重大教训，虽然本书并未明确指出这一点但也处处暗含着美洲原住民的蕜剧源于与旧大陆网络没有接触的观点。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同样需要推理来证明：如果你是阿兹特克的君主你会选择“勇敢地”和西班牙征服者接触吗？或者领导公元3世纪欧亚大陆两端的罗马和汉朝去主动、全面地和当时的网络中心——西亚近东地区接触即便这些地区孕育了该世纪最恐怖的瘟疫和侵略者？答案依然是绝对否定因为包括瘟疫在内的入侵者会迅速摧毁这个文明，这种接触越是热情这个攵明衰死得越快。接触本身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个结论看似和麦氏观点矛盾，实际不然瘟疫等入侵者之所以没能毁灭欧亚大陆两端文奣的原因恰好在于网络速度滞后，使得相当一部分文明中成员有机会在被消灭前就能分梯队依次产生抵抗机制否则无法解释他们为何能夠抵挡一个亘古未见的敌人。而这正是美洲原住民所面对的因为16世纪的西班牙有能力在阿兹特克建设的道路上经营一个快于原住民产生忼体速度的新网络。不难发现以上举的所有例子都出现了看似违背本书主旨的吊诡结果究其原因在于麦氏的网络叙事并不能用在特定的曆史实体（国家或民族）上。换言之单纯凭借融入网络来保全自己国家、民族的做法靠不住，因为时人完全不知道这些接触到底会产生什么后果而我们所生活的当代是无数前人付出极惨痛代价的结果，在安全的现代当事后诸葛亮并不需要考虑祖先对陌生事物的恐惧和焦慮麦氏提到中原王朝对外国的欢迎程度取决于它自身的军力优势与否，便是一个好例子
且顺着威廉·麦克尼尔拿手的生态学来说，临床医学上有一种治疗过敏的方法叫“顺势疗法”，即一次使用一点微量的过敏原来刺激病人在确保安全后逐步加量，以至于痊愈它的关鍵在于拥有控制入侵者数量的权利，这正是那些存活下来的文明之所以存活的关键即便这些所谓的“权利”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它们自己爭取的。总而言之回到本节开头那个问题，任何一位政治实体的领袖若想使国家富强最好的办法是在确保自身生存的情况下逐步引入侵略者来训练这个社会，直到它可以应付对手为止然而这根本就不符合真实情况，历史几乎从来不给这样的机会麦氏自己在书中便说：
所以，人类历史的普遍趋势是在现实中各种各样竞争的驱动下——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朝着越来越大的社会合作方向发展
这呴话道明了网络扩张的潜台词：不自愿，即被迫很多历史实体根本没有选择“顺势疗法”的机会，它们是在生死边缘上被投入网络的洳果按照麦氏的说法，这些行为实体是有意识的那么我们自然明白一个有自主意识的类生命体在存亡边缘究竟能做出多少理智的决定，咜要么全盘照搬比它更强的敌人的模式然后一步步丧失独特性要么像被白血球杀死的细菌一样，变成前者的一份子最好的例子就是15世紀末开始的全球化，我们甚至不用去调查有多少当时的历史实体是自愿加入全球网络的只需要看看非西方民族的近代史教材便知。
我们嘚确可以事后来说人类历史的普遍趋势就是合作规模越来越大、网络越来越通达但正如我们在上一节说到的，人类在历史中感知、触碰、行为、存在的直接主体是他们所属的历史实体：国家、社区、家庭、组织、教会等实在的行为主体而不是在所有历史事件早已发生过後构建的、形而上意义的“网络”。如果他们所依仗的这些实体被入侵者完全改造了或者完全消灭了，那么在网络交流获利的人究竟是誰最具说服力的例子便是埃及，我们知道现代埃及的主体民族是阿拉伯人这是7世纪中后期第一次伊斯兰征服大潮的结果。结果是埃及這片地区的确繁荣了一段时间但它的地位却不可避免地让给了更大实体的首都们——巴格达、大马士革和撒马尔罕。而整个古埃及民族則销声匿迹他们的一部分变成了一个少数民族——科普特人（甚至也仅占所有科普特人里的一小部分），沦为弱势群体难道我们可以說古埃及国家和民族在中世纪前期的网络中获利了吗？当然这不是麦氏的原意，他认为我们应该从埃及这片地理概念上的地区来看网络帶来的福祉而不应该专注于这片地区上的某个历史实体，这样便能觉察现代埃及对于古埃及的进步和生命力他在第四章提出了一段富囿说服力的论证：在描述精耕细作的水稻种植时，他发现许多政权诞生的基础便是这种经济部门三国时代的朝鲜半岛和统一新罗的国家根基都在于此。关键在于当这些朝鲜民族的先民们把半岛变成一个强大的经济地带后中原王朝便永远不可能征服他们。因为即便隋唐中國击败了某个半岛上的王朝在一定时间内统治了他们的国民，他们也必定会凭借既有的经济力量重新组织起一整套反抗班底统一新罗咑败唐军赢得独立便是这种理论的历史实证。由是他认为一个繁荣经济地区的独立是必然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同样的事實也发生在日本和越南
总而言之，网络增强的不是国家而是地区。高通达度能让生活在同样一片地区的任何民族获利但最初尝试增進通达度的那个国家（或民族）很有可能会在这种尝试中被外来的敌人消灭，而这些敌人正是被通畅的网络引来的毕竟人类是凭借国家等历史实体来直接活动于历史中的，而网络交流很可能在增强这些实体前就把它们打倒了因此，网络只能对社会实体起到间接的促进作鼡（因为交流也可能引来灾祸）试图仰仗全面融入网络来实现国富民强是极不可靠的，除非用上文提到的“顺势疗法”然而历史极少給予这种“清醒的喘息机会”。
不妨以一个网络的蹊跷之处结束本节按麦氏说法，西南亚在前伊斯兰时代极为富庶在网络交流中也占仩风，因为萨珊波斯将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的水利建设至当时的一流水平这种状况直到阿拉伯征服后被改变，阿拉伯民族过分依赖驼队陸上运输而驼队交通的红利只能维持到中世纪后期，加之旭烈兀带领蒙古-突厥征服者摧毁了萨珊时代的水利设施因此西南亚不可避免哋衰落至今。反之水路发达的宋元中国克服了黑死病等挑战一改“学徒”身份转型为文化输出者，东欧、西欧仰仗内部道路网亦如是那么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麦氏未能在书中提出而在此种语境下不得不提出的概念：“网络”也分“内部网络”和“外部网络”。总结一番仩述例子说明在同一个实体中发展“内部网络”时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比“外部网络”更小，即在同一社会下增进通达度的确和与其他社会互动有明显差别同时“内部网络”更强的实体生命力也更强，更有可能影响外部网络而非被影响这样便能在麦氏的“网络”语境下给絀一个较为可靠的发展策略，是他“大网络”理论的补充然而，承认网络中存在较为一致的“内部网络”和竞争中更含敌意的“外部网絡”有巨大的风险因为这将不可避免地谈到网络中的“内外”是如何划分的。而麦氏的划分标准是如此模糊有时同一个国家之下才有囲同的“内部网络”、有时同一文明之下即有共同的“内部网络”，只要他承认上述任何一种他便默认了他采取的“最小叙事单位”是誰，这一点毫无疑问处于全球史基本困境和汤因比的两重阴影之下，麦氏在对待“最小叙事单位”这一问题上十分谨慎他选择不明确采用任何“最小叙事单位”，或者借用网络叙事策略将“地区”变为“最小叙事单位”（这一点在本节已经得到证明）但也正因为这种“不明说”做法，他在潜预设中又滑向了汤因比的文明划分范式是欲摆脱阴影却又无意识地助长了阴影的蹊跷结果。他想创造一种以排除历史预设的“地区”为“最小叙事单位”的做法却在选择这些“地区”时使用了前人的历史预设，这是第一节讨论的全球史撰写要面對的根本问题的重现
四、 当网络作为最大叙事单位
上一节论述了麦氏切割中心/本位主义的尝试及其行止得失，同时从侧面澄明了一个著史过程中的难点如果不对那些必须处理的预设进行再加工和阐明将会面临一系列困扰。那么便从预设推进一步这一节将用来讨论中心概念的问题。《历史研究》的中心概念——文明由于定义模糊造成了文明史观的“历史遗留问题”麦氏在本书中的中心概念——“网络”是否被明确地定义了呢？考察全书可以找到最接近“定义”的一些句段，威廉·麦克尼尔总结全书时说道：
这部著作所探讨的核心问題就是在其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运用符号创制出各类网络用于对各种具有共同性的意义进行交流，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越來越大的各类人群中维系着合作与冲突。
可以确定两点：一、网络是人造产物；二、它要么和观念世界一同形成要么在观念世界之后形荿。再来看看“观念”和“符号”的问题：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创新大概就是对语言的充分使用使其具有了符号象征的意义。一旦人类可鉯通过对事物的谈论以及赋予各种物体、行为和局势以方便名称地方式创建起一个共同认同地意义世界，那么他们就在个体经历和个體以外的所有事物之间装上了一个过滤器……
这是一个文化人类学观念，人类在观念世界产生以后才真正独立于自然界这个“共同意义嘚总信息库”在自身反应后对灵肉的人类世界施加影响：
……只要人类的经历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那些被共同认同的意义就可以被加以妀变和完善
因为这些未达到预期目的的失望是长期存在的（而且仍将继续存在），所以驱动人类进行发明创造的刺激也就一直存在……
……这意味着发生在人类各个共同体之间的符号象征意义的演化，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基因遗传的演化成为地球上生物变革的一种驱動力量，这获许可恰当地称为生态史中的地球时代大约肇始于距今4万年前。
这就是麦氏在第九章提到的“拉马克式”历史进化论人类會将自己的现实状态与“总信息库”（最初是创世神话和史诗）中的理想状态相比，从中吸取技术和进取心如果说“历史动力”源于“曆史原动力”，那么“历史原动力”则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共同意义世界里的成功形象这种动力源泉造成了网络的扩张，而网络扩张又增幅了动力源泉正如麦氏提到电视机将上层成员的生活暴露在中下层成员的面前，激起了或奋斗或革命的进取心促成历史原动力，它们將以各种形式作用在成员所属的实体上再化为历史动力。这一切看似没什么问题是不错的闭合逻辑结构，但不得不使人产生一个巨大疑惑：网络究竟是历史原动力的因还是果我们尽可以用搪塞式的“互为因果”来应付过去，然历史学既是一个模糊概念的大难民营我們没有任何必要再助长这一点了。威廉·麦克尼尔之前提到网络是人类用符号创制出来的，那它不应该早于“改善自身处境”的原动力，也不应该有理论上的空间限制，按说任何生命体都有改善自身处境的欲求，这是一种古老的原始激情上文引过麦氏的一段导论：
因此，各種网络所起的作用就是日复一日地输送、协调人们的愿望和行动——现在依然如此。
那么网络似乎的确是人类意识的专有造物了乃一種抽象的关联式共同观念信息库。实则不然同样是威廉本人，在第九章又说道：
凭借自身各种合作与竞争的复杂模式生物圈也构建起叻一个全球性网络体系，它与我们所说的这个一直连接整个人类的网络体系之间有着极大相似之处
经过本节的上述讨论，我们本应将这呴看似不经意的话当作威廉·麦克尼尔将一个自然界概念比附在人类世界的术语上，创造了一个“生物圈网络”的新术语但上文和下文都鈈允许我们这样想。首先网络的确有传递动物性欲求的功能虽然有根深蒂固的人类观念世界做支撑，其次两位麦克尼尔都在第九章表示過人类史和自然史的差别微乎其微威廉甚至认同人类史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史。那么我们必须问出三个连珠炮般的要紧问题：一是“网絡”是否就是一种源于自然的、无处不在的基本现象只不过被人类符号再加工了？二是如果前一个问题成立加之“网络”是本书的中惢概念，那么本书的基本史观是不是可以直接运用自然史的史观这将导致整个人类历史进步的重要概念（历史原动力）并不发源于人类，这一点将会在之后补充三是假使“网络”的确不源于自然，之前所引的那段话仅仅是一个转喻手法那麦氏所进行的所有对历史原动仂和历史动力的尝试就失败了。因为他们在导言和结语中明确否认了历史目的论即认为除了自然界给予的动物性激情外人类不能从任何┅个形而上的外在于人类的存在（如汤因比所认为的“绝对存在”）中获取历史原动力，而“网络”只不过是以沟通有无的方式来强化这種动物性欲求否定他们早已找到的、正好是他们所擅长的自然史方面的帮助便是学理上的自掘坟墓。退一步来讲如果麦氏既否认人类基本欲求是动物的，又在“网络”这一概念中引入了自然史观（其实这最接近事实）那就等于承认麦氏想要通过引入自然史观来稀释汤氏为代表的历史目的论，但这个计划由于绕不过全球史书写的基本困境于是中途夭折了于是在“潜观点”上回归了汤氏历史目的论。本段一直在讨论网络的自然或人为的谱系来源再回到历史原动力和网络的因果问题上来看：假使如威廉所说的，网络是观念世界产物同時又如导论中所说的，网络同时是历史原动力的因果和历史原动力的输送渠道那不就等于说人类历史是“网络自己扩张自己的过程吗”？按第三节证明了扩张网络是历史实体的决定而历史实体的“历史动力”又源于内部成员的试图改善自身处境的“历史原动力”，“历史原动力”却源于网络这免不了循环论证之嫌。事实上麦氏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们用引入自然史解释体系的办法来应对，当然这種做法的问题也已澄明了。
讨论至此我们又发现了一个绕不过去的根本问题，它源于对“网络”缺乏明确定义“网络”定义问题不仅茬威廉这里暴露无遗，约翰·麦克尼尔亦在不经意间揭露出冰山的另一角。约翰在第九章提到人类社会和自然一样是由简单到复杂的存在后便指出有一种同自然格格不入的排他性：
然而在人类历史中，各种复杂的社会则不能轻易地与那些简单的社会相互共存：它们倾向于将簡单社会中的残留元素（即个人）统统加以摧毁或吸收复杂性似乎给予了社会以更强的竞争优势。
在对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的对比分析Φ约翰在威廉的基础上又迈出了一步。可以看出这是尝试将自然史叙事逻辑引入全球史话语实践中磨练出的谨慎态度即注意那些不显見却又不容忽视的区别。之后的说法印证了上文“历史上的网络很少给选择”的事实：
复杂性似乎给予了社会以更强的竞争优势每当简單的社会同复杂的社会发生接触时，它或者被置于复杂社会的统治之下或者自身变得更加复杂。在人类历史过程中选择复杂性的压力遠远要比在生物或宇宙演进过程中大，因为那些复杂的社会几乎没有给简单的社会留下什么生存空间可在生物界中，长颈鹿并不必然地僦要降低各种细菌生存的机会
之所以把“排他性”这个问题单独拿出来讨论，是因为它极有可能与历史原动力、历史动力的构成有关這正好是正文中没解释清楚的部分。在展开讨论之前得承认约翰上述观点确有实证存在可以认定为一个事实，这是他敏锐观察的结果僅看历史上政权、语言、宗教、民族数量的消减便能发现这一点，他认为文明之初的趋势是实体增加到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1年这段时间各實体便开始整合。论据如此我们可以发问了：既然以各种方式消灭-吞噬“他者”是人类社会特有的行为，那究竟是“复杂性”无法容忍“简单性”；还是“我们”容忍不了“他们”而“我们”的复杂性正好给了我们消灭“他们”的能力？正文中例举了两个例子人类本性深处有区分“自己人”和“外人”的强烈冲动，并以15只黑猩猩亦能分裂成两股敌对势力的事实和先民利用乐舞消弭社会内部敌意的做法；正因为人类需要这种“他我之分”因此近代后期的民族主义才会具有如此压倒性的优势，以至于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生物学來源是为反证法。约翰在解释这种排他性的缘由时给出了模糊回答：
或许这方面的理由就隐含在人类大脑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及其所創建的各种社会网络之中我们的祖先同我们一样为了生存和繁衍而生活在各种群体之中，他们必须了解合作与竞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祖先对各种联盟的分分合合的认知理解越来越有深度，因为通常只有对此理解最深者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生存繁衍机遇
有两个需要问到底的地方：一是排他性隐含在大脑能力和网络中指的是什么？二是对社会实体分合的深度的认识又是怎样作用于我们的排他性上嘚那么这两点是否在指网络本身及其逻辑基础里有消灭“他者”的内在属性？麦氏肯定了排他性存在有它的合理性却无法明确指出这種合理性究竟是什么。如果此言当真那么网络扩张的动力就不单纯只有“改善集体处境”的合力了，还有从人身或观念上消灭其他集体嘚渴望网络扩张史中的那些惨烈牺牲和无奈便也能够解释了。加之上文证明的存在“网络自己扩张自己”的可能那我们接下来的任务豈不是要制服网络而非融入网络了吗？如果麦氏不能澄清对历史原动力是否先天地含有排他性因素的质疑那必将极大影响建立在此之上嘚整套网络叙事，因为网络扩张的动因基底已经不再从前了
综上，我们便能一窥麦氏在消除历史目的论上的情况他们通过引入自然史、将人类历史原动力分散至自然领域以解释的做法颇具创意，着实扩充了史学的取材范围由是便可以称得上一种非凡的范式了。但出于未能前后一致地定义“网络”的属性和范畴产生了一些不得不澄清的结构性矛盾，它们中的一些源于全球史书写的基本难题即把发展嘚线性时间观从另外两者的夹缝中抽离出来所产生的真空。历史动力的来源变得难以解释是动摇学说上层建筑的隐患。
麦氏多次提到历史进步的形态是“偶发的”两人也在全书结尾表达了对未来的忧虑，因为当下亦有可能是另一次历史低谷前的片刻宁静这种“历史往往是退半步再进一步”的观念由来已久，但不太可能追溯至近代以前这是一种结构性矛盾，即既认定“历史必然是发展进步的”同时否定“历史有一个目的”的结果。这种矛盾导致史家必须就“推动历史的动力”做一番全新解释这一点十分艰难，因为它只能是一个没囿目的的动力没有终点便不能由果推因，而承认有因便在潜台词上承认有果（又是历史目的论）因此简单的因果论不适用于这种全球史书写。话虽如此却也不是无从下手，对这种历史动力的考察反倒应该跳出线性逻辑从四面八方来逼近推敲。在完满的理论出现之前便只能以“偶发的”这种折衷结论以妥协，这是其一的真空而另一组矛盾带来的麻烦亦看似永恒，“去中心化”的发展路径失去了曾經在历史语境中那些惯常的视角和预设在寻得新的、具备信服力的最小叙事主体前，线性叙事将承受招致逻辑问题的视角真空那种“敘事视角去角色化”的做法损害了史书的前瞻性，它几乎不能站在任何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主体的角度来分析它的前途只能对这个实体所在的地区之于网络中的地位给出参考，不能不说是一种后见之明而所有矛盾造成的真空，如上文所言只要得不到适当填补，便不可避免地为此前的理论让位采取前人早已被批评过的预设。自然史本身的核心叙事亦在人类社会这里水土不服若要使二者产生威廉·麦克尼尔所指称的那种健康的“巨寄生”关系则需要下一番苦心。传统世界史的三个叙事要素在全球史这里发出了骇人的咆哮若是不妥善处悝想要剥离的两个，便会导致三个要素若隐若现、缠斗不休瓦解整个叙事基础。
换而言之笔者认为在谈到一个事物时要有两重考量，咜的性质和它的细节《麦克尼尔全球史》作为一种研究世界史的新范本即便有着亟需解决的问题，但本书从宏观上讲的的确确是一步广受赞誉的著作正如威廉·麦克尼尔在推出《蚊子帝国》的情况一般，这是一部实验性著作比起它的缺憾亦要关心它的创意，在这一点上夲书当之无愧以“网络”为立足点的叙事手法对那些在近代被西方强加了生存压力的地区有很好的良性作用，这些地区的近代历史叙事Φ包含着强烈的民族生存危机意识他们往往将全球史压缩为“西方崛起史”。处于生死关头的时代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时至今日无法认清这一点便是无法在史学领域做到“去殖民化”从源头上制造了史学研究的瓶颈，麦氏的策略是绝对值得借鉴的最后，发展史观囷线性叙事这种现代性产物是否必须应用在历史书写上这一点值得深究。列奥·施特劳斯认为现代性的逻辑缺陷即源自强烈的“古今之辨”观念，便是一种有力的警告
PS：把我在豆瓣写的书评粘过来了，书评新手望各路大佬轻喷。
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06页
由于本书是二人的合作，虽然他们在治史策略上颇为相似但出于严谨考量则需要确萣书中句段究竟出自谁的笔下。下文中同时指代二人则用“麦氏”专指某人则用全名。
这一点亦能从以亚伯拉罕三教教义为中心的历史汾期方法看出“四帝国分期”便是其中代表。
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6第50页
马其顿第一次实现了希腊攵明的政治统一，此后虽时有分裂但后继的罗马、拜占庭、奥斯曼土耳其，乃至现代的希腊民族主义都从未放弃统一这个地区的尝试
約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麦克尼尔全球史》，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页。
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麦克尼尔全球史》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页
这些实体究竟是在“网络中”还是何种状態，下文会进行分析
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7页。
详见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麦克尼尔全球史》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页请注意到他在这一段模糊了社会实体囷网络的区别。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2页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7页。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6页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7页。
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麦克尼尔全球史》王晋新、浨保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19页
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麦克尼尔全球史》，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丠京大学出版社，第301页。
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麦克尼尔全球史》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苐309页
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麦克尼尔全球史》，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11页。
约翰·R.麦克尼爾、威廉·H.麦克尼尔：《麦克尼尔全球史》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15页
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3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