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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宫署的万岁瓦当：岭南最早的美术字
【字号：&&】【】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各种万岁瓦当
　　南越国“万岁”瓦当，字体笔划方折，收尾略有变化
　　南越国“万岁”瓦当，“q”字“少”部写成反文
　　先秦以前，岭南一带地广人稀，文献以“百越”相称，考古偶然会发现在陶器上有个别刻划图像符号，这均不属于文字的范畴，“百越”没有自己的文字。秦汉之际，中原移民大量涌入岭南，赵佗称王立南越国广泛使用了汉字。南越国的遗址和墓葬中出土了许多汉文字材料，主要有印玺、封泥、陶器戳印、青铜器铭刻和木简，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万岁”瓦当是区别于日常生活出现在建筑材料上的文字，以其美观引人注意。
　　“万岁”瓦当反映的时间信息
　　南越国宫署遗址发现的“万岁”瓦当在宫殿檐口有遮朽功能，以夹砂灰陶制作，质地坚硬，当面无界格，文字外绕两道弦纹，窄边轮，边缘比当面文字略高，当径17.6-15.5、厚1.2-0.6厘米。“万岁”瓦当表面或残留有朱砂痕迹，或施较薄的青釉。这些“万岁”瓦当多数出土于废弃宫殿的堆积层中，分析其形式，界定早晚关系，能确认“万岁”瓦当在宫殿使用的时间信息。南越国史的文献资料没有记录都城的建造时间，却有西汉灭南越国的确切时间，因此可用废弃时的建筑材料来判断南越国宫殿建筑的时代。《史记》记载了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火烧南越国番禺都城，南越国都城变为废墟。(01)
　　我们在汉军纵火烧毁南越国宫殿的地层中找到一些“万岁”瓦当，观察制作方法时发现有“切当”痕迹，说明南越国制作瓦当技术上沿袭了中原地区的传统。纵观秦汉瓦当的制作过程，以汉武帝中期为界，其制法可以分前、后两期。汉武帝前期的圆瓦当是先以模制技术制作瓦心，然后再在其上盘筑成圆筒体，用细绳将圆筒体由上向下勒割成两半，至瓦当心背面后，细绳再沿着瓦当心背面与之平行向下割断圆筒体相连接部分。这是一种传统的制作瓦当方法，简称“切当”，始建于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的汉长安城建章宫遗址内的汉代文字瓦当均有“切当”的现象。汉武帝中期以后，瓦当制作工艺改进，“切当”现象逐渐消失，圆形瓦当的当心和边轮制作一次范成，然后接在筒瓦的体上，因此瓦当的边轮宽平、当背平整，无细绳勒割的痕迹。武帝中期修建的茂陵陵区出土的文字瓦当均没有“切当”的现象，估计此时“切当”的技术逐渐被淘汰，以后的西汉诸位帝陵建筑遗址内未发现“切当”的文字瓦当。南越国瓦当存在的“切当”的现象，说明汉武帝中期划分瓦当“切当”的方法完全适合于岭南地区。南越国灭亡后的一段时期内南越王宫的废墟上又开始构筑新的建筑，西汉晚期和东汉的地层内发现的“万岁”瓦当上已经看不到“切当”的痕迹了。换句话说，在“万岁”瓦当中有切当痕迹的是南越国时期，没有这种痕迹的属于西汉后期，或者时代更晚。
　　南越国都宫殿建筑使用“万岁”瓦当究竟始于那个南越王，这是需要探讨的问题。《史记&南越列传》、《汉书&南粤王传》均有第一代王赵佗日常内容的记载，估计与其活动有联系。赵佗主要有三个阶段的纪年，分别是任嚣卒年、他“与越杂处十三”、还有给汉文帝信中提到的“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任嚣的卒年是以他临终前将南海尉交付给赵佗来计算，此时恰遇中原陈胜、武广揭竿起义和刘邦、项羽与秦军交战，因而定在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由此上推“与越杂处十三”的年代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倘若以“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上朔算起，赵佗入岭南是秦始皇十九年(公元前228年)，但时遇秦始皇正在统一六国，秦军无实力绕道楚国直接抵达岭南一带，显然在年代上与历史实际不符。所以南越王赵u墓的发掘者推测“四十九年”应该是汉简的笔误，应按照“三十九年”推算，则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此时赵佗20岁，已封为秦军的副帅，随军征讨岭南。自古英雄出少年，秦汉时年轻有为的将军大有人在，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19岁时被任命为骠骑将军，赵佗的年龄这样算也符合逻辑。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赵佗续任南海郡尉。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赵佗建立南越国，自称南越王，定都番禺(今广州)。以后历经刘邦、刘盈、吕后、刘恒、刘启、刘彻各位皇帝。公元前156年，汉景帝刘启接任帝位时，赵佗已80多岁。前140年，汉武帝刘彻登基，赵佗已是百岁老人。至武帝建元四年(公园马前137年)时，赵佗已执政67年，他无疾乐终，享年103岁，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长寿的帝王。南越国瓦当如果以云箭纹、“万岁”瓦当的排序推测，“万岁”瓦当最早出现在汉景帝晚期，晚至汉武帝中期，已是耄耋老人的赵佗仍然执政。南越国都城宫殿使用了“万岁”瓦当，以吉语寓意保佑赵佗长寿较为合理。赵佗一贯自以为大，在吕后时自称南越武帝，汉文帝刘恒元年(公元前179年)时去帝号归汉朝，仍称南越王。从南越王赵u墓内出土的“文帝行玺”来看，赵佗对待汉中央时推行在外称王，国内称帝的策略，宫殿建筑上使用“万岁”瓦当有一种天高皇帝远的姿态，和“c越”中原礼制的表现。
　　“万岁”是岭南最早的美术字
　　秦汉瓦当纹饰图案是一个多彩的时代，春秋战国以来剪影形式瓦当的图案已经无法代表汉代丰富的社会生活，汉代文字瓦当大量出现可以直观地表达人们寄托于建筑的吉语思想和美好生活愿望。从中原到边境各地的统计来看，文字瓦当多数以四字来表现，其次还有三字、二字和单字，最多则达十二字。文字中含有长寿寓意的有“千秋万岁”“长乐万岁”“常乐万岁”“万岁未央”“富贵万岁”“万岁熹”“万岁”等，其中汉景帝时的“千秋万岁”最早，使用时间最长，分布范围最广，是吉语文字瓦当中数量最多的一种。南越国“万岁”瓦当的文字形式与中原具有相同性，应该是“千秋万岁”的省称。南越国初创时期继承了秦代建筑风格，以后紧跟汉代，云箭纹瓦当纹饰保留了秦汉之际的朴实风格，略晚的“万岁”瓦当纹饰则表现出异彩纷呈的特色。南越国都城是当时岭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宫殿的建筑类型多样，不少建筑规模大、等级高，考古发掘出土的“万岁”瓦当主要集中于南越国都城，代表了南越国时期瓦当艺术的最高水平。“万岁”文字有正体、变体、反文，文字变化有数十种形式，表明南越王宫内有大小不等的宫殿、廊道、门阙，在建筑的外檐有统一的外表装饰，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和美感活力。
　　汉四字瓦当是以双线“十”字界格划分四象限的中轴对称结构，字体统一、大小相等，呈现出等量对称的装饰美。南越国“万岁”瓦当的文字款式清晰醒目，以中轴线为支撑点采用左右配置相同的形式表现了文字美。根据南越国时期“万岁”的文字和瓦当制作方法，大致可以看到二种变化。(04-06)
　　第一种“fq”字书法呈篆体，“草”部为“山山”字结构，“禺”部上下相连。“q”字上下部分开，“fq”二字收笔时尾部相对应。
　　第二种“fq”字法呈叠篆体，字体笔画卷曲叠转，笔画增多，“fq”二字最后收笔尾部对应卷曲。
　　岭南地区的百越族是没有自己文字的松散部落，在春秋时吴越的兵器上镌刻一种“鸟虫文”，其特征是字首鸟形，书体叠转弯曲。南越国“万岁”文字书写时笔划转折，具有鸟虫书的笔韵，反映出岭南地区的文字风格。南越国“万岁”文字布局巧妙、疏密得当，书写笔划使用了增笔手法，横竖撇捺表现出曲折变化的效果。“万岁”圆润的装饰体现了文字的和谐有序，富有节奏和韵律的美感，字体的古朴端庄融入到圆形瓦当的艺术创作之中，因此被誉为“岭南最早美术字”。
　　原标题：南越宫署的万岁瓦当：岭南最早的美术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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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所记述的是德国外交部档案中记录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内容，是以外交人员为主体的德国人群体对南京大屠杀的观察、记述和分析，这是有关南京大屠杀历史另一个角度的证明文本。这些材料作为第三方的冷静证词，证明南京大屠杀是无法抹杀的历史事实。这些材料使用了“亚洲式的”、“中世纪式的野蛮”这类词汇，并最早使用了“南京大屠杀”这一概念。
”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对于解决贫富分化问题提出过设想和时间表，比如先富带后富、“两个大局”、“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
本文原标题：江泽民访日的意义。由于日本政府在“道歉立场”上不肯让步，中国政府内部也有过无限期延长访日的争议，但是，据中国官员告诉笔者，最后，中国当局总结认为，江泽民去日本访问的正面作用较大，至少可以增加中、日双方高层的相互了解，顺便也让日本高层人士体会到中国高层官员对各种问题的立场。
本文摘自《特别经历DD十位历史见证人的亲历实录》，曾五度进入中南海，担任中央高级领导人健康保健总管的王敏清是其中的一位。作为保健局的局长，他有一项例行的公事，就是每个星期六的上午九点，到北京医院北楼，听取有关住院的高层领导人病情的汇报。
1960年邓小平与毛泽东在北京（资料图）本文摘自《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薛庆超著，九州出版社，2011.4毛泽东逝世的时候，邓小平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处于一种活动空间仅限于自己家庭所在的大院内的“软禁”状态。他虽然不能亲自前往中共中央设置的吊唁大厅，向自己尊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表达无限沉痛的心情，但仍然和家人一起，在家中设置了一个悼念毛泽东的灵堂，献上了一幅花圈，表达自己对毛泽东的无限真挚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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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号：1258467试题类型：单选题 知识点：汉代“推恩令”,三省六部制的发展,九品中正制,中国古代的官服&&更新日期：
2013年福州屏山地铁站考古现场发掘出西汉时期闽越国宫殿遗址专用品“万岁”当,还发现三口汉代水井。对此解读正确的是A.汉初福州地区仍实施分封制B.“万岁"瓦当是我国出土的最早青瓷C.瓦当上的字体是当时流行的楷书D.汉代使用水排获取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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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恩令概念：
“推恩令”是汉朝时期推行的一个旨在减少诸侯的封地，削弱诸侯王势力范围的一项重要法令。主要内容是将过去由诸侯王只能把封地传给嫡长子的情况，允许诸侯王把封地分为几部分传给几个儿子，形成直属于中央政权的侯国。
“推恩令”实行原因：1、王国问题威胁中央集权的严峻形势；2、吸取晁错削藩令引起七国之乱的教训；3、实行“推恩令”名义是上施德惠，实际上是剖分其国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既迎合了武帝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又避免激起诸侯王武装反抗的可能。
“推恩令”主要内容： 1、汉武帝推恩令是汉朝汉武帝时期推行的一个旨在减少诸侯的封地，削弱诸侯王势力范围的一项重要法令。主要内容是将过去由诸侯王只能把封地和爵位传给嫡长子的情况，允许诸侯王把封地分为几部分传给几个儿子，形成直属于中央政权的侯国。2、汉初，诸侯王的爵位，封地都是由嫡长子单独继承的，其他庶出的子孙得不到尺寸之地。虽然文景两代采取了一定的削藩措施，但是到汉武帝初年，“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谋以逆京师”，严重威胁着汉朝的中央集权。因此公元前127年正月，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推恩令吸取了晁错削藩令引起七国之乱的教训，规定诸侯王除以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余诸子在原封国内封侯，新封侯国不再受王国管辖，直接由各郡来管理，地位相当于县。这使得诸侯王国名义上没有进行任何的削蕃，避免激起诸侯王武装反抗的可能。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导致封国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削弱，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十余里”。3、规定诸侯王死后，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他子弟分割王国部分土地为列侯，列侯归郡统辖。允许诸侯王推“私恩”把王国土地的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按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因此王国析为侯国，就是王国的缩小和朝廷直辖土地的扩大。推恩令下后，王国纷请分邑子弟，“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朝廷“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武帝以后，王国辖地不过数县，其地位相当于郡。这样，诸侯王强大难制的问题，就进一步解决了。
“推恩令”主要措施：建中朝，设刺史，汉武帝能用推恩令解决王国问题的原因：景帝削藩奠定了基础，汉武帝时国家实力强大，其措施行之有效。
“推恩令”主要影响：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以往人们研究和反思汉武帝时期社会变革，往往都以“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基点，这是不对的。笔者认为，应以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为基点。“推恩令”告诉我们：汉武帝时期思想变革与政治变革是统一的；武帝时期政治变革的意义远远超过思想变革；武帝最崇尚的儒学不是《五经》，而是《孝经》；武帝不仅是“崇尚儒学”，而是“儒术合流”；武帝时期的“儒术合流”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百家合流中的“有机合流”；百家的“有机合流”是武帝以后中国学术发展的科学途径；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不着眼于“百家合流”，就会犯路线或方向性错误。
推恩令示意图：
三省六部制概念：
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套组织严密的中央官制。它确立于隋朝，此后一直到清末，六部制基本沿袭未改；对于三省制，其中尚书省形成于东汉（时称尚书台）；中书省和门下省形成于三国时，目的在于分割和限制尚书省的权力。在发展过程中，组织形式和权力各有演变，至隋，才整齐划一为三省六部，主要掌管中央政令和政策的制定、审核与贯彻执行。
三省：从唐朝开始正式设立的中央政权体系，分别为： 　　尚书省——最高行政机构，负责执行国家的重要政令； 　　门下省——审议机构，负责审核政令；　　中书省——决策机构，负责草拟和颁发皇帝的诏令。 　　中书省主要负责与皇帝讨论法案的起草，草拟皇帝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查诏令内容，并根据情况退回给中书省。这两个部门是决策机构，通过审查的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
六部：尚书省下设有六部，分别为：吏部：负责考核、任免四品以下官员 　　户部：负责财政、国库 　　礼部：负责贡举、祭祀、典礼 　　兵部：负责军事 　　刑部：负责司法、审计事务。具体审判另有大理寺负责。重大案件组织刑部、御史台、大理寺会审。谓三司审。 　　工部：负责工程建设 　　中书省长官在隋朝称为内史令，唐朝称为中书令，副职称中书侍郎。门下省长官在隋朝称为纳言，唐朝改叫侍中，门下侍郎副之。尚书省长官称为尚书令，尚书仆射副之。但由于唐太宗在即帝位前曾担任这个职务，因此在唐朝此后的时期，这个官职轻易不授，而以尚书仆射为尚书省长官。唯安史之乱后，郭子仪有大功于唐室，无官以宠之，遂授尚书令。另朱温篡逆前亦自称之。中书省内设中书舍人若干，掌草拟诏命。门下省内设给事中、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起居郎、拾遗等官，掌规谏。尚书省下设左右丞，分管六部。六部的长官都称为尚书。 　　三省之中，尚书令、仆射位高，为人臣之极而无实权。实际行使相权的是中书、门下两省大臣。
三省六部制与近代西方三权分立制度的异同；
唐朝的三省六部制与近代西方社会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有一定的相似性，如都是通过分权实现权力之间的监督与牵制；但其实质是根本不同的，三权分立的目的在于限制君主专制，而三省六部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分散相权，加强皇权专制。
三省六部制的发展：
1、秦朝：秦朝在少府下设尚书，主管典籍，为后世尚书省的发端。 2、汉朝：汉武帝夺外朝（以丞相为主的正式的政府机关）权，设立以大将军为首的内朝，专门处理军国大事。以原属少府的尚书以及中书谒者来转达表章，沟通内外朝，为后世尚书省的发端。东汉时设置尚书台，统领百官政事，长官称尚书令。但是此时的尚书台在体制上仍然属于少府序列，官品低微，所以另派大将军、大司马、太傅以录尚书事的名义秉政。东汉末设侍中寺，为皇帝的侍从、顾问机构。置侍中、散骑常侍等官，多以卓有学识的士人充任，为一时清选。 3、魏晋南北朝：三国曹操自任丞相，移原隶少府的尚书吏部曹、选部曹等尚书诸曹为丞相属官，将汉武帝建立的内朝转为外朝官署，这是尚书省建立的开端。按：东汉时虽有尚书台、已经成为处理政务的主要机关，但毕竟是隶属于内廷的官署，不能说是国家的正式政务机关。曹丕以尚书诸曹权力过大，遂以曹操设立的专门处理机密文书的秘书省为基础另设中书省，掌管机要，起草和发布诏令。置中书监、令各一人，以中书监为长官。南北朝时侍中、散骑常侍的权力逐渐扩大。北朝则政出门下，成为中央政治机构的重心。晋代，正式有门下省的建制。 4、隋：隋朝建立后，将北周仿照周礼设立的官爵制度废除，设立了以三省六部制为主体的中央官僚体系。隋设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秘书省类似于后来的馆阁，内侍省则是一个专门的宦官机构，主持中央政权的就是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三省互相牵制，共同向皇帝负责。其中，决策者为内史省，长官称内史令；审议者是门下省，长官称纳言；处理日常政务的机构是尚书省、置尚书令、左右仆射各一人，下设吏、礼、兵、度支（后改称民部）、都官（后改称刑部）、工六部。隋朝，三省长官均为相职，同时，三公、三师也参预朝政，也是宰相。 5、唐：唐代三省制的特点是在建立不久就向二省、一省转变。这种变化的动因在于皇权对于相权的控制、以及提高行政效率。首先、为了控制相权，皇帝逐渐使用一些资历较轻的官员参预朝政，实际行使宰相的权力，但是由于没有宰相崇高的体制，所以便于控制。渐渐的，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以及左右仆射这些宰相职务已经变成了一个崇高的虚衔，而真正的宰相却成为一种临时性质的职务，这符合从汉代开始的相权不断下降的规律。唐代以三省首长“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主要有“平章事”和“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唐太宗贞观八年，仆射李靖因病辞去宰相职务，太宗不同意，要求他“疾小瘳，三两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平章事”之名始于此。唐高宗永淳元年，始以某官（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衔者为宰相。长兴四年为避讳（慕容延钊父名章），曾改为“同中书门下二品”，因为尚书仆射是职事官从二品。贞观十七年，萧瑀、李绩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因为侍中、中书令是正三品，“同中书门下三品”之名始于此。高宗以后，宰相必须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之衔，否则即使担任中书令也不能称为宰相，品位高者亦如此（有三公、三师头衔的除外）。三省合署议事、办公，三省职能逐渐趋向混同合一。三省分权，势必造成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等弊端。为了三省之间协调行动，三省首长定期在门下省的政事堂议事。自武德年间开始，中书、门下集议于政事堂，政事堂设于门下省。（《通典》：“旧制，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唐高宗永淳年间，“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乃徙政事堂于中书省。”由此，确立了中书省的中心地位。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政事堂印也改为中书门下印，且于其后分列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从此，中书门下正式成为宰相的办事机构。尚书省在唐代一度改称文昌台、都台、中台，旋复旧称。中书省在唐代一度改称西台、凤阁、紫微省，旋复旧称。门下省在唐代一度改称东台、鸾台、黄门省等，旋复旧称。 6、宋：在宋代，虽然三省名义始终存在，但是已经混同为一省。同时由于枢密院、三司的设立，宰相的军权、财权被剥夺，三省制度名存实亡。宋代官制“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其次又有阶、有勋、有爵。故士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不但宰相为临时职务，天下无官不为临时职务，至于“非奉别敕，不得治本官事”。按《宋会要·职官》“中书令，侍中，及丞郎以上至三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为正宰相。”但实际上，有以侍中衔出任宰相职务的现象、却没有以中书令衔出任为宰相者，中书令与尚书令一样，都是荣誉头衔。其他皆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拜相。（《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二《三省》：“国初三省长官第为空名，惟侍中有真拜者。”）宋代通常二相并任，较唐朝时少了许多。也有独相一人或三相并置的。三相并置时，以昭文馆大学士为首相，次相监修国史，末相兼集贤殿大学士。二相并任的，首相并兼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神宗元丰改制时，尽废差遣职。以三省长官任宰相，诸官均以本官治事。以尚书令、中书令、侍中，官高不便轻授。遂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例兼门下侍郎，为门下省长官；右仆射例兼中书侍郎，为中书省长官。政和二年，废尚书令，改侍中为左辅、中书令为右弼，皆虚其位；并改左仆射为太宰，右仆射为少宰，仍兼中书、门下两省侍郎。靖康元年，复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三省长官名称皆依元丰官制。南渡后，凡事力图复太祖、太宗旧制。建炎三年，尚书左、右仆射皆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中书与门下二省为中书门下。孝宗干道八年，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废侍中、中书令、尚书令虚称，遂为定制。 7、元：元代以中书省总领百官，与枢密院、御史台分掌政、军、监察三权，尚书省时置时废、门下省不复置，故中书省较前代尤为重要。 8、明：明初不设中书令，仍以中书省统六部，长官称左右丞相。太祖洪武十三年，诛胡惟庸，废中书省与丞相，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至此，三省六部制的三省彻底废止。 9、清：清沿明制，以六部尚书任天下事，其上先后有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书房、军机处。
三省六部制示意图：
九品中正制：
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重要的官吏选拔制度。又名九品官人法，分为九个等级，作为政府选用官吏的依据。中正指有名望的推荐官，人才的等级由他们评定。魏文帝曹巫为了拉拢士族而采纳陈群的意见，正式设置九品官人法。曹王篡汉前夕即延康元年(220年)由吏部尚书陈群制定。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这一制度创始于曹魏，发展成熟于两晋，衰落于南北朝时期，废除于隋朝，随之科举制形成。
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实行的原因与初期情况：九品中正制是沿袭了东汉乡里评议的传统，在战乱时期人士流移的条件下发展而来的，也是适应曹魏初期政治的特点而产生的。 　　1、东汉末年，代表中央政权的曹操有不少压制豪族名门浮华风气的举动。曹操并非名门，其祖父是与名士对立的宦官集团中的一员。不少名士很瞧不起曹操，与曹操政权对抗。因此曹操必须压抑以清议名士为代表的地方豪族势力，如：破坏朋党交游便是其一举措。 　　但在战乱时期，曹氏政权还须依靠地方名士，因为他们在乡里有较高的声望，完全废除乡里评议是不可能的。曹氏政权所能做到的，只是把清议纳入政权轨道，使名士与政权合作。这样以设立中正官专门执掌品第人物以备仕进参考的方式，代表“国家利益”的政权便对地方名士取得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另一方面，地方名士的清议也便合法化，从而为其发展势力创造了条件。以品第之法选拔官吏，始于曹操，且已成一制度。但中正之名在史籍中是在曹丕任魏王之后出现的2、魏初之中正官，州为州都，郡国为中正。郡中正由各郡长官推选，而且是现任官兼。这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曹氏政权的目的，即把易以形成朋党浮华之风的名士私家评议收归政府统管，由郡长官推选现任官兼任中正，职掌人物的品第。中正品第人物，必须提供三个项目：一家世，一状，一品。曹操由于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多次颁布唯才是举令。所以在品第人物上，虽然家世是不能忽略的，但在初期，恐怕更重才学。如《宋书·恩幸传序》：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 　　3、汉代选举已参考状。状是一个人道德才能的具体叙述。中正所作的状往往止一二句，是为总的评语。品是根据家世和行状综合作出的评定。品分九等，而一品是虚位，二品实已为最，初期二、三品仍属上品。这里的品是“中正品”，与官品是不同的。魏初，中正定品尚重乡论。曹魏初期中正以郡为基层，郡中正是真正发挥品第人物作用的，它们尚为地方士族所专控，而州都只不过总其议罢了。所以位居中央的豪门大族尚没能很好地控制中正制为其服务。但在曹芳以后，情形发生了变化。
九品中正制的衰落：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完全是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工具。选举权操纵在地方豪强之手，“爱恶随心，荣辱在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公无考校之实，私无告诉之意”《晋书?刘毅传》。由于这种选举制度严重地阻碍了广大民众进入政权的道路，所以在隋以后，随着门阀士族制度的崩溃，九品中正制也随之被废除，而代之以科举制。
我国古代的官服特点：
1、传统民族性（契丹、女真（满族）、蒙古……与中原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又有自己独特的民族魅力、民族个性，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官服的独特体系）； 2、政治阶级性(森严的等级制度，是中央集权的加强) ；3、发展连续性（自然发展，不断延续）。
中国古代官服的等级区别：
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洗礼中，中国的官服在每个朝代都留下深刻的印记。根据皇帝的喜好憎恶和穿着时尚的不同，形式各异，然而皇帝的冕服历代沿袭，大体形制并未更易。1、商代和西周时，皇帝的冕服开始形成。按照礼仪规定，凡戴冕冠者，必须身着冕服。按冕服的质地、颜色和图案的不同，有等级区别。帝王在最隆重的场合穿绘有十二章纹的冕服，其他场合按重要程度而递减章纹，冕旒的数目也一样相应递减。诸侯、卿大夫随同帝王参加祭祀大典，冕服所用章纹要随帝王所用多少章纹而递减。如帝王用十二章纹，公卿只能用九章，以此类推。皇帝冕冠上是12旒，公爵则9旒，侯7旒，伯5旒，子3旒。如果皇帝用金的发笄，大公则用银，下面官员一次用银、玉、铜、铁等材质。除此以外还有佩剑，不仅剑柄上的材料和图形按等级区别，而且剑的长短也有讲究。这样，从服装中就可以判断出一个官员的大小。由于中国的政权，主要是由文人掌管国家和地方的管理，所以文官的地位高于武官，上朝时，文武百官分列两厢，文左武右。官职上，左丞相比右丞相高，而且文武官员的服饰也不相同。2、从隋唐开始，官服的色彩被定型下来，以直影响到清代。3、唐代的官服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要漂亮，且自成体系，头上戴的是冕、冠、笄、帻。官袍服，用绫做成，以不同颜色花纹做等级区分。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青，妇人从夫色。腰间束带，脚登乌皮六合靴，把帛布结成鱼形，鱼即被作为皇室的标志和官员的标志。这些绣纹图案，相传是由武则天创立，她赏赐绣上鸟纹的袍服给文官，绣上兽纹的给武将。使官服从此变得绚丽多彩，并且影响到明代和清代补子和补服的出现，使中国的官服融入了秀美与高雅。4、明代的官服，除了面料本身的纹样外，还分别用方或圆补子，在胸背各一块。尺寸比清朝的大衣。一般是直接织在料上的，而清朝则是先织好补片，再缝到衣服上，所以叫“补子”。明代的文武百官的服装，在唐、宋、元的基础上，更加细致：穿盘领右衽袍，用沙罗绢制成，袖宽三尺。一品到四品绯袍，五到七着青袍，八品九品着绿袍。按文鸟武兽分，文官补子的花样，为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雀，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鸿雁，八品黄鹂，九品鹌鹑、练鹊；武将则是一品二品狮子，三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七品彪，八九品犀牛海马。蟒服是皇帝赐的，王爷大公才有穿蟒服的权利。皇帝的龙是五爪，因为通人性，所以同人手，而蟒服的龙是四爪，还是兽类未进化。皇帝的龙袍是九条龙，蟒服上不能有九条。5、清朝的官服，将数千年的官服制度浓缩到一个朝代中体现出来，又加上满族的特色，做工精致，装饰繁复，礼节众多。除了满族特有的箭袖、蟒服、披肩、翎领事王公大臣朝服必备，而且四季各不相同，外套所用的皮毛不同，顶子材料不同，翎子眼数不同，当胸补子、朝珠数量不同，区别分明，明眼人一望便知官员级别。中等官员大宴会的过程中都要换衣一两次，然后还要佩戴挂件，最初两三种，后来越来越多，包括香荷包、扇套、烟袋等等。另外一个重要的服装是“黄马褂”，是皇帝封赏给下属的，穿上它，拥有特殊权利，即使犯了罪也不用杖刑，因为打黄马褂等于打皇帝。
文武官朝服：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凡大祀、庆成、正旦、冬至、圣节、颁诏、开读、进表、传制都用梁冠、赤罗衣，青领缘白纱中单，青缘赤罗裳，赤罗蔽膝，赤白二色绢大带，革带，佩绶，白袜黑履。以梁冠上的梁数区别品位高低。公冠八梁，侯、伯七梁，都加笼巾貂蝉（貂原来挂貂尾，后以雉尾代替，蝉是金饰）。驸马七梁不用雉尾。一品七梁，玉带玉佩具。黄、绿、赤、紫织成云凤四色花锦绶，下结青丝网，玉绶环2。二品六梁，革带，绶环犀，余同一品。三品五梁，金带，佩玉，黄、绿、赤、紫织成云鹤花锦绶，下结青丝网，金绶环2。四品四梁，金带，佩药玉（即玻璃），余同三品。五品三梁，银带钑（音sà飒）花（即银质饰有凸纹金花），佩药玉，黄、绿、赤、紫织成盘雕花锦绶，下结青丝网，银镀金绶环2。一至五品都用象牙笏。六、七品二梁，银带，佩药玉，黄、绿、赤织成练雀三色花锦绶，下结青丝网，银绶环2。御史服獬豸（神羊）。八、九品一梁，乌角（牛角）带，佩药玉，黄、绿织成鸂鶒二色花锦绶，下结青丝网，铜绶环2。六品至九品用槐木笏。　　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将朝服上衣改成赤罗青缘，长过腰止七寸，不掩没下裳。中单改成白纱青缘，下裳赤罗青缘，前三幅后四幅，每幅三襞积（褶裥），革带前缀蔽膝，后佩绶，系而掩之。大带表里用素色。万历五年令百官正旦朝贺，不准穿朱履。冬十一月百官可戴暖耳。
文武官祭服：凡皇帝亲祀郊庙、社稷，文武官分献陪祭穿祭服。洪武二十六年定，一至九品，皂领缘青罗衣，皂领缘白纱中单，皂缘赤罗裳，赤罗蔽膝，三品以上方心曲领。冠带佩绶同朝服，四品以下去佩绶。嘉靖八年定锦衣卫堂上官在视牲、朝日夕月，耕耤、祭历代帝王时可穿大红蟒四爪龙衣，飞鱼（龙头鱼尾有翼）服，戴乌纱帽。祭太庙社稷时，他们穿大红便服。
文武官公服：洪武三年以乌纱帽、团领衫、束带为公服，其带一品玉，二品花犀，三品金银花，四品素金，五品银钑花，六、七品素银，八、九品乌角。洪武二十六年定，每日早晚朝奏事及侍班、谢恩、见辞及在外武官每日公座服公服。其制为盘领右衽袍，衣料用纻丝（缎织物）或纱、罗、绢。袖宽三尺。一至四品绯袍，五至七品青袍，八、九品绿袍。未入流杂职官，袍、笏、带与八品以下同。公服花样，一品大独科花（团花），径5寸。二品小独科花（小团花），径3寸。三品散答花无枝叶（散排的写生形摘枝花），径2寸。四、五品小杂花纹，径1寸5分。六、七品小杂花，径1寸。八品以下无纹。幞头有漆、纱两种，展角氏1尺2寸；先规定杂职官幞头不用展角，只垂2带；后准用展角。腰带；一品玉带，二品犀角，三、四品金荔枝，五品以下为乌角（牛角）。带鞓青色，垂〓尾于下。黑靴。公、侯、驸马、伯服色花样同一品。百官入朝碰到雨雪，许服雨衣。
文武官常服：凡常朝视事穿常服。明初常服与公服都是乌纱帽、团领衫、束带。洪武六年规定一、二品用杂色文绮、绫罗、彩绣，帽珠用玉；三至五品用杂色文绮、绫罗，帽顶用金，帽珠除玉外随所用。六至九品用杂色文绮、绫罗，帽顶用银，帽珠玛瑙、水晶、香木。一至六品穿四爪龙（蟒），许用金绣。洪武二十三年定制，文官衣自领至裔（yì音义），去地1寸，袖长过手，回复至肘。公、侯、驸马，与文官同。武官去地5寸，袖长过手7寸。洪武二十四年定制，公、侯、驸马、伯，服绣麒麟、白泽。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xián音闲）、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杂职练鹊。风宪官獬〓。武官一、二品狮子，三、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以上所述的常服，就是著名的品服，也是传统戏曲所采用的官服形式。这些不同的鸟纹兽纹，都设计成方形框架之内，布置于团领衫的前胸和后背，下围装金饰玉的腰带，极其壮观。　　明《大学衍义补遗》卷九十八说：“我朝定制，品官各有花样。公、侯、驸马、伯，服绣麒麟白泽，不在文武之数；文武一品至九品，皆有应服花样，文官用飞鸟，像其文采也，武官用走兽，像其猛鸷也。”接着讲明朝的常服，可由各级官员按其等级根据规定款式自制，不像宋代是由政府统一制作定时分赐。常服上可兼下，下不得僭上。一般文官都能遵循制度服用，武官往往违反制度穿公侯伯及一品之服，自熊罴至海马（即五品至九品）的服装，不但穿的人极少，而制造的人也几乎断绝了。
文武官燕服：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规定品官燕服为忠静冠。忠静冠是参照古时玄端服的制度而定的，鉴于当时服制出现混乱现象，故用忠静之名，勉励百官进思尽忠，退思补过。通过服装来强化意识形态的效果。忠静冠冠框用乌纱包裱，两山具列于后，冠顶仍方中微起，三梁各压以金线，冠边用金片包镶，四品以下用浅色丝线压边，不用金边。衣服款式仿古玄端服，古制玄端取端正之意，士之衣袂（衣袖）2尺2寸，衣长亦2尺2寸，正裁，色用玄，上衣与下裳分开。明代用深青色纻丝或纱、罗制作。三品以上织云纹，四品以下素，缘以蓝青，前后饰本等花样补子。深衣用玉色，素带，素履，白靴。凡在京七品以上官及八品以上翰林院、国子监、行人司，在外方面官及各府堂官、州县正堂、儒学教官及都督以上武官许穿之。
蟒服、飞鱼服、斗牛服：这三种服装的纹饰，都与皇帝所穿的龙衮服相似，本不在品官服制度之内，而是明朝内使监宦官、宰辅蒙恩特赏的赐服。获得这类赐服被认为是极大的荣宠。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二说：“蟒衣如像龙之服，与至尊所御袍相肖，但减一爪耳。”《元典章》卷五十八记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不花帖木耳奏：'街市卖的缎子似皇上御穿的一般，用大龙，只少一个爪子。四个爪子的卖著（者）有奏（着）呵'。”说明四爪大龙缎袍（即蟒袍）在元初就已经在街市出卖。《明史·舆服志》记内使官服，说永乐以后（公元1403年以后）“宦官在帝左右必蟒服，……绣蟒于左右，系以鸾带。……次则飞鱼……。单蟒面皆斜向，坐蟒则正向，尤贵。又有膝襕者，亦如曳撒（据《碎金》称作曳撒），上有蟒补，当膝处横织细云蟒，盖南郊及山陵扈从，便于乘马也。或召对燕见，君臣皆不用袍而用此。第（但）蟒有五爪四爪之分，襕有红、黄之别耳。”这段记载可知，蟒衣有单蟒，即绣两条行蟒纹于衣襟左右。有坐蟒，即除左右襟两条行蟒外，在前胸后背加正面坐蟒纹，这是尊贵的式样。至于曳撒是一种袍裙式服装，于前胸后背饰蟒纹外，另在袍裙当膝处饰横条式云蟒纹装饰，称为膝襕。飞鱼，据《山海经》载：“其状如豚而赤文，服之不雷，可以御兵。”具有神话色彩。《林邑国记》说：“飞鱼身圆，长丈余，羽重沓，翼如胡蝉。”是一种龙头、有翼、鱼尾形的神话动物。　　斗牛原是天上星宿，《晋书·张华传》说，晋惠帝时，广武侯张华见斗牛之间常有紫气，请通晓天文的雷焕去询问，雷焕说是丰城宝剑之精，上彻于天，就让雷焕为丰城令。焕到任，掘狱屋基得一石函，中有双剑，刻题一曰龙泉，一曰太阿。乃一以送华，一以自佩。后张华被杀，剑忽不见。雷焕死后，其子持剑过延平津，船至江中，剑忽跃出，堕水。但见二龙蟠萦有文章，水泯警沸，于是失剑。明代斗牛服为牛角龙形。　　明朝只有皇帝和其亲属可穿五爪龙纹衣服，明后期有的重臣权贵也穿五爪龙衣，则称为“蟒龙”。嘉靖权相严嵩被参劾倒台后，在江西分宜县严嵩的老家抄没成千上万件丝绸衣料和各种华贵服装。《天水冰山录》记载着从严嵩家抄没的财产名录，其中有五爪云龙过肩妆花段（缎），各种颜色质料的蟒龙纹衣料。如蟒龙补、过肩蟒龙。蟒、蟒补、过肩蟒、过肩云蟒、百花蟒；斗牛、斗牛补、斗牛过肩、斗牛过肩补；飞鱼、飞鱼补、飞鱼过肩、飞鱼通袖等各式衣、圆领、袍、袄、女衣、女袍、女袄、女披风等成衣和织成衣料，即按照成衣款式的结构裁片排料而织制的服装匹料。明代蟒服、斗牛服在北京南苑苇子坑明墓、南京太平门外板仓村明墓、广州郊区明墓均有实物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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