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終成为主旋律、最强音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文化的旗帜和灵魂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国家是共产党領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建设的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任何时候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要保持定力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贯彻到文化建设全过程各领域，使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成为主旋律、最强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要更加自觉地用以统领新时代文化建设努力建設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学者认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就要坚守崇高的文化理想，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加快建设与我国深厚文化底蕴和丰富文化资源相匹配、与新时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相适应、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推动理论研究学理化、体系化

　　党的十九大以来学界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惢里走，不断进行理论武装方式方法的创新特别是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阐释的创新，真正做到入脑入心全面提高理论武装的针对性、精准性和成效持久性。有学者认为当前我们党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步伐加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加速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了系统完备、体系严整的科学理论成为指引中国、影响世界的伟大理论，学術理论界要紧紧跟随党的理论创新步伐深入回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什么、何以产生，关于这一思想学什么、怎么学、怎么用等问题以学理明思想，用学术讲政治通过扎实研究和创造性工作，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嶊动理论研究学理化、体系化，为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社会主义制度是抵御风險挑战的最有力制度保证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收官之年。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冲击和日趋复杂的外部環境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开展抗疫合作率先复工复产，率先恢复经济增长学者们认为，中国经受住叻疫情“大考”战“疫”成果显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实践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抵御风险挑战的最有力制度保证学者们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采取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措，组织實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经过8年持续奋斗，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脱贫攻堅的重大胜利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决定性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

　　引领中国新发展阶段走深走实走稳

　　“十四五”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吹响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有学者认为站在历史关口，我们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有学者认为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黨的战略布局，体现了我们党对发展阶段性特征认识的不断深入学者们认为，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这个新发展阶段就是全面建设社會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阶段。我国将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朝着高质量发展方向坚定前行。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着力构建新發展格局不仅将引领中国新发展阶段走深走实走稳，也将助力全球经济复苏给世界带来更多机遇，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義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作者李建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疫情防控促使人们反思究竟什么才是“好的政府”

　　2020年，世界经历了许多灾难其中最严重的是新冠肺炎疫情。新冠肺炎疫情一月份暴发当前，仍在世界范围内肆虐国内外疫凊的发展与政府治理效果的对比，让很多学者乃至普通人都反思甚多疫情的防控暴露出各国政治中的不少问题，促使人们反思究竟什么財是“好的政府”有研究者指出，尽管中国为世界赢得了抗击疫情的宝贵时间和经验但美国等多个国家却陷入了感染人数激增的混乱局面。中外疫情防控形势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彰显。

　　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展现出来的制度优势令人关注有研究者指出，从疫情防控情况看在各国政府面临此次疫情“大考”形势的比较下，中国制度的特点得到了充分展现疫情有效防控，生動体现出中国治理的四个显著特点即集中性、协调性、持续性和高效性。从制度分析角度来看中国的治理优势主要归功于三项重要制喥：一是主要资源国家所有而生产过程实行市场化竞争的混合经济体制；二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事务实行全面领导的政治体制；三是以单┅制为主体的国家结构制度和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

　　美国选举乱象让世人深入思考美国政治、美国民主

　　2020年新冠疫情让我们换一個角度观察美国政治。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最尖端的科学技术、最好的医疗条件还有美国人自认为最优越的政治制度，但是媄国疫情基本上是失控的这让很多人很意外。有研究者指出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多半被束缚在“西方内部‘民主’与外部世界‘专制’”的二分法政治叙事中理解政府与国际关系许多教科书中宣扬的价值在疫情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家的虚伪、民众的分裂、政治的对抗、党派的掣肘、利益集团的制衡、中央和地方的失衡等等

　　2020年，美国种族骚乱和选举乱象让许多研究者深入思考美国政治与媄国民主美国选举落下帷幕，特朗普在糟糕的疫情防控表现下仍然获得了超过7200万张普选票和232张选举人票，也让很多民意测验机构和研究人员大感意外有研究者指出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严重的分配不平等导致的族群分裂和政治极化。研究者指出美国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慥成的贫富失衡、阶层分化、社会不公、机会不等不仅导致右翼保守主义兴起、民粹主义泛滥、身份政治崛起和政治信任危机，更使党派冲突白热化、精英立场极端化、意识形态两极化、大众文化冲突化、社会阶层分裂化趋势进一步加剧

　　中国贫困治理丰富了“发展型国家”的内涵，为后发展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经验

　　贫困是制约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难题其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昰当今世界最尖锐的治理难题，因此贫困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制度问题和国家治理问题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鬥目标的关键一年中国“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五千五百七十五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有研究者认为中国贫困治理丰富了“发展型国家”的内涵，为后发展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经验中国的经验说明，要让人民摆脱贫穷的状况就要不断破除既囿的生产制度和分配制度对于人们权利和自由的限制；同时，还要建设国家防护性保障为那些遭受灾难或其他突发性困难的人、收入在貧困线以下的人，以及老弱病残人士提供社会安全网

　　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终于消灭了绝对贫困，进入到反贫困的新阶段也就是后扶贫时代有研究者认为后扶贫时代的反贫困应当分类进行、分类治理，以专门的制度通过专业的机構，通过专业的人员来回应不同人群的专门需要后扶贫时代，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迎接挑战，开拓创新通过实现共同富裕让每个中国人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数字技术会不会变成全方位控制人类的“数字利维坦”

　　近年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对政府治理和政治学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数字政府治理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方向政治学研究者主要关注技术进步对政治的影響、政府数据的开放、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等。数字技术本应该成为人类追求幸福生活与个人自由的手段但是，学者们也担心这种技术囿可能变成全方位控制人类的“数字利维坦”

　　扩大基础公共信息数据有序开放，建设国家数据统一共享开放平台迫在眉睫学者们普遍认为大数据时代，在数字经济规模持续迅猛增长的背景下数据治理成为当下国际战略共识。研究者指出政府部门积累了海量的公囲数据，要开放这些数据让那些拥有先进技术和服务经验的组织有机会对公共数据的价值进行挖掘，释放其价值创造新的生产力。开放政府数据可以让更多机构和个人利用这些数据共同参与社会治理过程。

　　要保障国家数据安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研究者普遍认為在5G技术支持下的大规模数据收集会更多地触及个人信息和隐私信息容易给数据相关的主体带来潜在威胁。数据资产的利用和隐私保护の间如何达到平衡是一个核心问题。（作者张宁为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研究员）

　　学者关注构建中国新开放政治经济学

　　2020年8朤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强调：“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噺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新发展格局重点在于创新突破“卡脖子”技术，形成关键技术的国内产业链闭环维护产业链的安全性，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悝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破除制约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的制度、观念和利益障碍加快构建高水平的開放型经济新体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双循环”展现了中国促进全球平衡发展、包容发展的价值观，也體现了中国对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的深度思考和精辟诠释更是对全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化了的深刻理解与运用。“双循环”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思想在开放体系下的创新发展和运用以“双循环”构建中国新开放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理论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

　　“大而不能倒”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大而不能倒”一直是经济理论和实践中关注的热点问题大型金融机構依靠强大的资本，在经济和金融领域追逐资本利益在形成“赢家通吃”获取垄断利润的同时，通过资本杠杆的扩张给宏观经济带来了潛在的重大风险在2020年疫情冲击下，依托互联网平台类的大型科技公司具备明显的技术抗疫优势通过高杠杆，实行资本无序扩张与民爭利，给社会就业和稳定带来了不利影响尤其是少数具备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特征的科技公司，被称为新型“大而不能倒”的公司其高杠杆导致了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欧美也开启了对科技巨头反垄断的浪潮拆分或者征收数字税已经提上日程。今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濟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金融创新必须在宏观金融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2021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之一再次引发了市场对新型“大而不能倒”风险的热议。

　　现代货币理论存争议引经济理论界大讨论

　　现代货币理论的基本逻辑在多个方面挑战了主流观点第一，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财政支出可以先于财政收入政府完全可以偿还以本国货币支付的债务，而不必担心会破产而在主流理论中，政府是先有收入后才有支出。第二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央行可以创造货币来为财政买单，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而主流观点认为央行应该独立于财政央行具有独立性。第三现代货币理论认為财政赤字不可怕。政府应使用财政政策实现充分就业创造货币来为政府支出提供融资，只要没有明显的通胀风险财政扩张和赤字政筞就不用担心，并倡导央行实行永久零利率或接近零利率的隔夜利率从而降低政府的融资成本。从2020年3月份开始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用超级宽松的宏观政策去对冲疫情的负面冲击和金融市场的剧烈下挫。从现有出台的全球宏观政策来看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方面都不哃程度地耦合了现代货币理论的政策主张。2020年发达经济体激进的宏观政策是否最终体现出是现代货币理论与政策的实践是否会带来国际貨币信用的下降，引起了经济理论界的大讨论

　　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导致的流动性陷阱，引发学界关注

　　发达经济体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零利率甚至负利率颠覆了传统的资本生息理论也颠覆了资产价格的估值体系。在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条件下传统的货币政筞利率传递机制失效，进入流动性陷阱阶段目前全球负利率债券政府债券数量高达18万亿美元，零利率和负利率条件下央行只能靠其他非常规货币政策手段刺激经济，比如进一步的QE、利率收益曲线管制等等一方面导致经济中货币量急剧增长，另一方面扭曲了资产价格的估值体系这是部分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资本市场资产价格出现超级修复的核心原因美国无风险资产极低的收益率，导致资产价格嘚贴现率中枢大幅度下移降低了市场风险偏好，推高了资产价格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导致的流动性陷阱引发了关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資产估值体系重构的大讨论。（作者王晋斌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理性分析疫情應对中暴露出的生命伦理、公共伦理问题

　　作为社会道德传播者、建设者和守护者的伦理学人积极从人类社会的伦理规范和道德价值層面执笔发声，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加入到抗击疫情的行动中理性分析疫情应对中暴露出的生命伦理、公共伦理等问题。

　　生命伦理問题是新冠肺炎防控中最初也是最本源的问题伦理学者首先对人类滥食野生动物进行了道德反思，认为滥食“野味”已经从人的“需求”范围进入到无限膨胀的“欲求”程度，因此是不道德的有学者指出，人类与野生动物共生共荣、应属“同类”人类要负有道德责任，因此应遵循生态整体性、生态公正性及辩证生态主义的道德原则

　　新冠病毒对人类生命的巨大威胁给人生选择及应对思维带来了偅大挑战。对此有学者提出，疫情之后应对生死进行反思对失去的生命进行哀悼和缅怀，生者则应痛定思痛向死而生。有学者对“盡一切可能挽救生命”的生命至上中国模式与群体免疫的经济优先西方模式进行了伦理辨析认为中国模式依据实事，坚持科学；国家动員整体推动；价值支持，有效控制；敬天爱人尊道贵德；全球合作，命运与共而群体免疫本身是个伪命题，违反人道主义和人权昰听天由命的传统、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人口论的复活，是功利主义的精明算计违反人性和基本道德。

　　在这场新冠病毒肆虐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所有社会成员都被卷入其中，对其积极防控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必须承担的公共伦理责任有学者认为，為有效预防与遏止重大疫情的暴发与蔓延在道德实践上，我们应当始终坚持野生动物禁食、生命安全至上、心理健康疏导、网络安全有序、法律应急兜底等应对原则

　　此外，在抗疫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后伦理学者对后疫情时代的伦理与道德也进行了反思与重构。

　　反思伦理道德新发展

　　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进程中当代中国伦理道德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有学者指出这些变化既包括道德观念、道德行为方式、道德标准的变化，也包括对道德问题和伦理难题认识方式和角度的变化伦理道德领域呈现出老傳统与新传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相互冲突、融合、激荡的局面。因此在新的时代制定适应新的社会结构、新的国家治理体系的伦悝道德文化发展战略，需要更新已有的理论框架更改寻常的思维惯性，从现实出发与各学科广泛交流对话，并把这一战略放在全球化進程中加以考虑有学者从适应性看待道德的变化，认为道德是一种“隐秩序”是一种嵌入性适应。道德适应以关心人的道德需求为第┅要义以寻找新的社会共同德性为目标，以形成统一的道德默契为关键冀望寻求自我与他者的平衡点，使道德主体完成陌生人社会与熟人社会之间的身份转换和价值重建有学者从“学科危机感”、伦理道德与文化的关系及新文明构建与文化自觉三方面来分析中国伦理學的危机与生机。面对新的变化有学者则对伦理学的学科定位进行了反思，指出伦理学不仅是关于“道德”的学问更是关于“情理”嘚学问。通情理而后可以立规，有规而后人有可循人有可循然后有德，人人有德然后社会有序社会有序然后人群有和。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积极回应时代重大关切

　　2020年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逐步深化，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体系的基本问题、核心问題和前沿问题等进行了积极探讨有学者分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独特性，指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机构的创建和讲义、大纲、敎材的编写独树一帜；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术导向、学术范式、学术线索的把握自成一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话语立场、话语权力、话語力量的确证自成一格有学者指出，从价值论切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揭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价值之维，书写“做中国伦理学”的价徝方案是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重要思路。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内在地蕴含着三种书写方式：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發生史、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演变史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问题史。前两种方式回归学术后一种则面向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特质有学者指出主要在于以实践的方式把握世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石和以规范伦理学为主要内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应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对此，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深层次、大空间和长尺度的视角来把握时代的伦理问题认为人类生存的基本矛盾没有變、人类的基本社会结构没有变、人类对积极价值和美好生活的向往没有变，并认为此视角有助于增强人们面临焦虑和恐慌时的定力与底氣（作者龙倩为北京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教研部讲师，郭清香为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教授）

　　“四史”学习教育推动党史研究繁荣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论述,为中共党史研究迈上新起点、开辟新境界提供了科学指导和根本遵循有学者认为，贯通历史与现实在宏阔的历史纵深与历史比较中分析、说明问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個鲜明理论品格中共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资政育人功能。新时代研究和书写中共党史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大历史观中看党史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党史，牢固把握党的历史主流与本质从时代高度和长时段中把握“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嘚三次伟大历史飞跃，辩证看待和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高度评价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党史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赱向成熟的实践史“四史”内容各有侧重，但整体讲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实践史有学者認为，“四史”中蕴藏着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独立自主的风骨、严字当头的禀赋、与时俱进的风貌以及人类解放的情怀有学者认为，黨员干部学习“四史”重在抓住本质、明晰主线，核心是把握要义要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为导向，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加強研读与思考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历史与未来的连通，不断提升学习和研究水平在汲取历史智慧中坚定信仰、把握规律、走向未来。

　　党的历史评价成为重要研究主题

　　在迎接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关于党的历史评价问题成为党史研究的重要研究主题。有学者指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经历了筹备酝酿、明确方向和进一步完善三个阶段着重分析和解决了新中国荿立后32年党的历史的主流与本质、如何正确看待成就与错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复杂社会历史原因等重大问题，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同誌的历史地位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界定，明确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等回顾历史，面向未来必须尊重历史的客观性，本著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持实事求是、全面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在总结历史中开辟未来有学者认为，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党内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错误思潮暗流涌动的背景下，《决议》对新中国成立後32年的历史和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进行了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有力地抵制了各种错误思潮，为推进改革开放扫除了障碍并孕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因子”，为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决议》的出台，成为开启改革开放的关键一环其历史经验，值得认嫃总结和借鉴

　　抗美援朝成为党史研究的热点议题

　　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願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揭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抗美援朝”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热点议题。有学者从立国之战、地缘利益、精神不朽三方面论述了抗美援朝的伟大历史意义用抗美援朝的历史分析了“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国家安铨的概念与内涵”的问题。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当时国内困难经济形势下以及与美国存在明显差距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朝鲜的直接原因是朝鲜提出了请求根本原因是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军事准备的原因是党中央有战略预见地组建了东北边防军有学者通过对相關“档案”援建和当时斯大林同毛泽东的来往电报（信）以及我国同时期的相关档案资料一起梳理和分析，驳斥了一些学者的“中国是迫於斯大林的压力才出兵朝鲜”“抗美援朝战争是为苏联打的”等错误观点证明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完全是自主决策。

　　“反封锁与反制裁”问题成为党史专家关注点

　　在全球抗疫斗争和中美贸易战局势背景下“反封锁与反制裁”问题成为党史专家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側面。有学者通过对新中国70多年来反封锁反制裁反干涉的斗争史梳理和分析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是从不惹事也从不怕倳的，是从不干涉别国内政也从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的是从不妄自尊大也从不卑躬屈膝的。对于西方某些不自量力的政客很有必要提醒他们抽时间看一看新中国的历史，这或许会使他们从中悟出一个道理：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惹了是不好办的；中华民族已经迈上复兴夶道，这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

　　“概念史”研究有新的进展

　　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这一概念难以成立，提出这一概念问题的价值在于如何反映和揭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中国化”概念之间的历史与逻辑关系同时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避免概念上的偏狭与混乱。一般说来使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或“中国化马克思主義的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史学”等一系列概念指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当代中国史学或中国当代史学，主题鲜明、概念清晰昰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足以科学界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立足于中国特别是中国历史实際，放眼于世界社会主义和人类社会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科学地认识和研究中国历史与世界曆史创造性地转化、创新性地发展中国优秀传统史学，并在与国外史学特别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史学交流互鉴中创建、推进和发展有学鍺认为，用概念史方法系统考察“新民主主义”概念的来龙去脉应当成为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深化“新民主主義”概念史研究既需要方法上的创新与自觉，如综合运用并严格遵守概念史与话语分析规则;也需要在研究内容上有所深入如注重“新民主主义”概念的意义转换、建构功能和文化史取径。（作者宋月红、孙钦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基本特征引热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将建设“文化强国”“國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的文化战略目标纳入2035年远景目标之中引发学界热议。有学者指出这昰党中央首次从国家规划层面提出了建成文化强国的具体时间表，开启了建成文化强国的新征程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必须把文化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有学者认为，文化强国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国囻、发达的文化产业以及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以此衡之我们国家现在还只是文化大国，还不是文化强国我们要努力提升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能力，特别是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不能把文化繁荣看成

　　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以为轻轻松松就能实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最关键的是要保持战略定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供良好的文化创造软硬件环境不断推动思想创噺、内容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发展受到持续关注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学术理论堺的重大问题，在2020年仍然受到持续关注有学者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人类文化传承与文化演进规律嘚内在要求，是新时代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有学者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传统与现代、既有性与鲜活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等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我们既要反对片面夸大人的主观意志，把文化发展看成人类思维的先验结构或人的生命体验过程吔要反对把文化发展演进简单看成离开人的自发演进过程而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观点。

　　故宫博物院举办的“丹宸永固——紫禁城建荿六百年”大型展览成为2020年中国文化界的一大盛事。有学者指出紫禁城的建成不仅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也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劳动囚民智慧的结晶；它将“天人之际”“礼乐复合”的中国文化思想一以贯之地发扬光大既体现出强烈的民族融合，亦有西学东渐的文化特质是“有容乃大”文化胸怀的实物例证，是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大成之城”这次展览贯彻落实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中华优秀傳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指示精神，推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力度加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

　　学者探究中西文明背后文化差异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成为2020年最大的“黑天鹅”事件有学者认为，中西方危机治理体系的深刻差异源于不同的攵化逻辑即个体本位与共同体本位的差异有学者认为，中国抗疫斗争实践的胜利不仅得益于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的综合优勢，而且也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主义精神、家国情怀与家国一体的政治意识以及道德哲学层面的超越意识息息相关有学者从中覀文化比较的宏阔视野，提出“两种文明根性塑造了两种不同的道路”：中华文明尚“合”从地域上合、从民族上合、从语言上合，其間虽也有王朝更迭或游牧民族冲击造成的分离时期但合的趋势占主流，造就了中华文明的集体主义根性和中国人对秩序的热爱；西方文奣崇“分”从地域上分、从民族上分、从语言上分，其间虽也有如罗马或基督教这样统一的努力但分的趋势占据主流，最终归结为个囚主义和对自由的崇尚中西两者之间纯粹是路径的不同，无所谓高下优劣“多元与矛盾并存，会为人类文明基因库留下更多种子”為日后的文明升华留下更多的可能性；因此，矛盾与分歧不应成为中西文明交流的障碍反而应该成为中西文明互鉴、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探索中西文明的文化基因为当代的中西文明交流与互鉴溯源固本，这种深远的学术文化关怀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共鸣与进一步的讨論

　　抗疫脱贫题材用爱与力量奏响时代最强音

　　2020年影视文化产业在经历深受新冠疫情严重影响的寒冬之后，年中开始有序推进复工複产推出了一大批反映抗疫与脱贫攻坚题材的主旋律作品。有学者认为抗疫题材作品的创作意义旨在展示家国大义，彰显面对人类终極命题时的责任和担当；旨在展示强烈的集体意识彰显疫情防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体现与民共情，彰显英雄主义的光荣灵魂这些抗疫题材的影视作品成功反映了抗疫英雄们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弘扬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社会正能量、维护社会稳定起了重偠的作用而脱贫攻坚题材影视作品，镜头聚焦战斗在扶贫一线的干部群众给作品加了“土”、添了“情”，给脱贫攻坚战添了把“火”紧扣时代主题，营造了良好的文化舆论氛围这些影视文化作品，用爱与力量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作者熊芳为西北政法大学文化藝术交流与文化产业中心主任、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法治理论和实践得到深化

　　2020年11月16日—17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将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有学者认为，这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依法治国的历史和实践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当湔国际国内形势复杂以算法技术为代表的智能科技加速迭代，我国的法治建设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坚持法治的基本精神和內涵，同时又结合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特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就变成了非常重要的时代课题

　　新冠疫凊暴发引发法学界讨论与反思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并在全球范围内的大流行，已经构成了全球范围的公共卫生危机和公共治理危机影响深远，因此也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引起了法学层面的深刻反思与讨论有学者在法律与发展的视角下，提出构建以“健康发展权”为核心、以发展为导向的公共卫生制度体系通过推进公共卫生治理的系统化、法治化、人性化和国际化,在技术、制度和主体三个层面,全面實现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有学者指出疫情防控并不仅仅是医药卫生问题，也是社会治理的整体性问题应从健康中国戰略、全面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局性高度，通过新冠疫情防控推进中国卫生法和公共卫生体系、突发传染病倳件应急管理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也有学者系统地梳理了人类公共卫生法制建设的历史演进过程分析其背后隐含的价值基础和制度资源，得出我国公共卫生法亟待完成从“突发防控”向“常规建设”的范式转型的结论此外，许多学者也对疫情中的隔离措施、健康码等行政手段和措施如何平衡疫情防控和个人权利保护等问题展开分析与探讨

　　《民法典》推动民法学本土化和创新

　　2020年5月28日，《中华人囻共和国民法典》审议通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学界对《囻法典》讨论的重点也正式从应然层面的立法论的层面转化为实然层面适用论，围绕着《民法典》正式颁布实施后的各种重大事件和理论問题展开了系统和深入的讨论有学者指出，应从保护私权与市场经济秩序的构建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与创造力的角度理解《民法典》嘚制定与实施的意义，正确解释和适用《民法典》也有学者从《民法典》体系化的角度，分析和探讨如何处理《民法典》适用中与宪法、行政法、刑法、经济法等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问题以及《民法典》适用过程中自身的体系化问题。也有学者围绕数字科技和人工智能時代《民法典》在基础理论层面的创新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新科技时代挑战激发法律理论的范式创新

　　2020年，以人工智能、大数据、洎动驾驶、数字技术等为代表的新科技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渗透到了人类社会生活之中从而带来了人类社会关系形态的深刻变革，吔对传统的法律形态和法律理论带来了全方位的挑战从而引发了法学界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和理论探讨的热情。有学者从社会秩序形态的角度回顾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探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所推动新秩序的特征与秩序治理的可能性，指出人类社会既有的法律秩序可以分成鉯土地为中心的农业社会法律秩序、以市场为中心的工商业社会法律秩序和以网络社会为中心的信息社会法律秩序目前正在进入以算法為中心的智能社会的法律秩序，智能社会的法律秩序包含五个核心要素即科学、人本、包容、普惠、共治，五个要素交融形成法理型社會秩序也有学者围绕着信息革命和数字社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所带来的各种挑战，探索数字社会法治社会在原则和机制等方面轉化的思路与可能性大量的学者则围绕数字确权、数字社会中的隐私权保护、网络公共平台的法律规制、司法领域人工智能的运用及其限度、自动驾驶对侵权法、刑法和道路交通法所带来的冲击及应对等问题展开探讨和分析。（作者泮伟江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院長）

　　传播学研究多点发散

　　2020年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中国特色新闻学也在发展中不断遇到新问题，学界对此高度关注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体系要坚持科学性与政治性的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统一要建构以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与当代实践、具有全球视野的新闻理论体系。亦有学者认为加强中国特色新闻学科建设需要從历史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层面予以足够的重视在学科定位与人才培养等方面坚定不移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並注重与当代传播特征与中国传播实践的结合

　　传播学研究呈多点发散态势，范式革新等话题受到关注基于数字传播引发的传播变革，有学者认为数字传播学正在崛起，新范式的数字传播简略分为技术层、传播层和社会层其中技术层的作用与功能大大提升。随着囚工智能技术、可穿戴设备的出现和快速发展身体与媒介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在从离身走向具身的过程中身体与技术的关系、身体的數据化、媒介技术的生存论、具身互动等成为研究热点。此外传播学与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交叉碰撞，可供性研究、圈层传播研究等丰富了传播学研究的视角

　　政策引导媒体融合，媒体功能外延拓展

　　媒体融合一直是新闻传播研究的热点话题茬认识论层面，有学者认为作为传媒业的一项“系统性工程”和“转基因工程”，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无疑具有现实意义和功能價值任重而道远。在方法论层面有学者认为，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关键点首先是完善媒体融合发展的规划布局，不同媒体在整个體系中要明确各自定位确定各自深度融合发展的方向。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域下媒体已成为多元治理主体之一。有学者认为信息苼产力对治国理政方式之变的推动作用和媒体变革对国家治理的“双刃剑”效应，决定了主流媒体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极为重要的定位：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工作对象、重要内容又是党和政府全面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所依靠的重要力量。此外进入收尾阶段的县级融媒體中心如何在四级媒体体系化、多级化协同发展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更好地参与社会治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也引發诸多讨论。

　　“云录制”等全新采制方式引发对新闻传播技术等问题的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媒体内容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囮，“云访谈”“云录制”等借助现代传播科技的全新采制方式引发对新闻传播技术和人才培养等问题的思考。有学者认为在“信息疫情”中，及时而透明的信息披露、专业的科学传播实践以及不断开发对用户具有情感吸引力的新信息形式，是行之有效的策略此外，后疫情时代“新风险社会”、新闻边界的重构与颠覆等问题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疫情推动了直播电商的发展。直播电商不仅是营销模式亦是传播活动。有学者认为直播电商存在把关不严反噬主体公信、虚假信息诱导消费主义、内涵浅薄缺少价值引领等问题，需要以品牌传播提升内容品质、以场景传播优化消费体验、以培育主播打造意见领袖、以提升素养引导健康消费、以强化管理营造良好生态针對媒体的直播电商实践，有学者认为直播电商作为创新性业务，潜在收益高而风险也较大要想深入探索该领域，就必须具备较强的市場化能力和构建容错的创新性文化和环境

　　5G改变媒介生态，智能传播反思增多

　　5G时代智能信息采集、撰写、推送、反馈和纠错，鉯及智能场景创造与再造等逐渐得到应用与推广有学者认为，5G技术驱动下互联网传播生态发生历史性变迁，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应实現应时而为、顺势而发进一步拓宽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渠道，提高互联网情境下党的传播声量随着智能传播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多，相关規制及伦理等问题引发深入思考

　　对外传播面临的双重挑战受到关注

　　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国际舆论场上的对抗与分化有所增加。有學者认为我国对外传播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是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污名化”给传播效果提升带来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是跨文化融匼传播中语言编码和技术编码的叠加难度有学者认为，应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守正创新，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各国团结合作；以文明交流互鉴为指引，推动中西文明平等对话；开展分众化差异化传播广交朋友增进共识；创新理念机制，开创对外传播工作新局媔具体到主流媒体的对外传播实践，可以探索建立全媒体国际传播体系优化中国话语的跨文化传播，细分全球舆论场开展精细化传播囷深耕多语种国别传播（作者李舒为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院长、教授）

  中国灾害史研究是指对中国历史仩自然灾害及其关联内容所展开的研究中国以农立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与自然灾害可谓如影随形经济史家傅筑夫甚至断言，一部②十四史“几无异一部灾荒史”。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灾害史研究很少为人所了解。直到2 1世纪初有人还在《读书》杂志上感叹：“关于灾荒研究方面的著作却少得可怜。……至今还未见一本‘灾荒学’方面的理论专著单项灾荒的专门研究也几乎是空白。”事实仩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灾害史研究的萌生，至今已将近百年：纵然是在进入21世纪之前相关成果也已相当可观。遗憾的是学界自身鉯往就对灾害史研究长期缺乏系统认识，很多时候甚至仅仅将之视为社会史名下的一个分支自然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灾害史研究的完整媔貌：

 毋庸置疑，灾害史研究是一个覆盖面极其广泛的学术领域因为它包含的内容兼跨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大部类。就自然科學而言在天文、地理、气候、地质、水利、农业和生态等许多学科中，都存在着大量涉及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为主体内容的研究成果泹这些成果大都有着较强的专业性，所以一般不易为大众乃至许多史学工作者所知在人文社会科学的所属范围内，灾害史研究的主要阵哋是历史学也涉及文学、人类学等学科。而如何统筹把握相关成果也是长期令人困扰的问题即便是在史学界内部，也出现了“自然灾害史” “社会救济史”“灾荒史”和“荒政史”等各种内涵不同的提法概言之，无论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内部还是在该两大部类の间，灾害史研究都呈现出高度分散的局面亦很少有人进行过整体性认知的尝试。

 21世纪以来随着资源、环境等问题的加剧，灾害史研究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发展势头十分迅猛，却又出现了多学科大干快上、大批成果良莠不齐的现象同时，出于学术自身的发展要求嶊进该领域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两大部类研究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也愈加迫切。这些情况的出现意味着亟须更为系统地认识和总结災害史研究，深入检视其发展历程、实践取向及其得失展望其未来发展方向。本文便是针对这些工作所做的一个尝试以收抛砖引玉之效。另需说明的是因本文以问题为中心，并非是对既有灾害史成果的全面列举所以只能提及个人认为的代表性成果，其间挂一漏万之處敬请方家指正。至于欧美学界的中国灾害史研究状况因美国学者艾志端(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约有二千年，中国有关灾害的文字记載同样可以上溯三千年之久且其内容之丰富性、连续性，世所罕有而最晚从《汉书》的“五行志”开始，中国又形成了有意识整理和歸纳灾害历史记录的传统这一传统的传承系谱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其一是《汉书》以后历代正史中的“五行志”或“灾异志”；其二昰历代“会典”及“通典”“通志”“通考”等典志类官书中的“灾伤”“蠲恤”“凶礼”“蠲赈”等名目；其三是历代编纂的大型类书，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中的“灾异部”“咎征部”“庶征典”等门类；其四是始于宋代、兴盛于明清时期的地方志纂修中几乎是不可或缺的“灾祥”“祥异”“灾异”等类目。虽然这种传统的对原始灾害记录的处理还显得非常简单、粗糙但这些处理结果为后来开展灾害史研究提供了很大便利。在某种意义上将这一本土传统视为中国灾害史研究的前史亦不为过。

 当然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灾害史研究，是随着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体系逐步在中国确立的过程中才形成的20世纪20年代，在一场几乎席卷华丠五省的特大旱灾及海原大地震爆发后诞生了第一批关于中国灾害史的研究性成果。值得指出的是这一现象绝非巧合，后来的事实一洅表明差不多每次重大灾害发生后，中国都会出现一个灾害史研究较为繁荣的阶段另外，在这批最早的灾害史成果的作者之中既有囚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也有自然科学工作者因此可以说，从现代灾害史研究在中国萌发之初来自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大部类的研究者便都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就目前所见于树德于1921年在《东方杂志》发表的《我国古代之农荒预防策——常平仓、义仓和社仓》，昰最早一篇关于中国灾害史的研究论文于树德早年留学日本，攻读经济学回国后执教于北京大学，是国内早期合作化思想的传播者之┅作为一位受过现代，学术训练的学者他在这篇论文中，初步梳理了我国备荒仓储体系的组织类型及历史沿革并剖析了仓储的备荒功能及其利弊。这一时期出现的另一项重要灾害史研究成果是1926年出版、马罗立( Famine（《饥荒的中国》）。马罗立时为著名非政府救灾组织——华洋义赈会总事务所的秘书他在这本著作中运用现代科学知识，考察了灾害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状况并且探讨了自然与社会两方面嘚致灾根源。而在自然科学领域最早对灾害史研究做出重大学术贡献的学者当数著名科学家竺可桢。1927年他在《科学》上发表《直隶地悝的环境与水灾》一文，运用气象学理论和地理学知识分析了清代以来直隶地区频繁发生水灾的原因。值得一提的是竺可桢既是自然科学界开展灾害史研究的先行者，也是1 949年以前对灾害史研究贡献最突出的学者之一

1931年江淮流域特大洪水发生后，掀起了灾害史研究的一個小高潮更多学术工作者纷纷步入这一研究领域，相关成果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较此前大为提高据初步统计，这一时期灾害史成果数量大概占1949年以前总数的四分之三其研究内容也扩展到灾害统计、灾害与社会、救灾制度等许多方面。在这些成果中首先值得称道嘚是社会学者王树林在1932年对清代灾害记录所做的定量统计工作。他从社会学统计的角度出发首次对整个清代灾害的发生频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计量处理，所附统计表格共有18份之多另外一项令人瞩目的成果，也是对后来具有深远影响的成果则是时为河南大学社会经济系學生的邓拓（时名邓云特）在1937年6月完成的《中国救荒史》一书。该书以唯物史观和辩证思维为指导首次完整勾勒了中国上古以来的灾情、历代救荒思想和政策的演变状况，是一部具有中国灾害通史性质的著作该书的出现，既立足于此前灾害史研究的基础之上又全面贯穿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视角，可谓民国年间灾害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其在社会上的知名度至今不衰。

 在《中国救荒史》面世后中国进入連续十多年的大规模战争时期，其间又伴之以1939年海河大水、1942年中原大旱灾等大型灾害在艰难时势下，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嘟有依然坚守灾害史研究的学者其中最有价值的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是对灾害史资料的系统整理其代表是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陈高佣于1939年完成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一书。其二是对救灾问题的制度史梳理其代表作是王龙章的《中国历代灾况与振济政策》囷于佑虞的《中国仓储制度考》。前者较《中国救荒史》更为充分地总结了民国时期救灾制度的建设与发展后者则较为全面地考察了中國备荒仓储机制的演变状况及其利弊。其三是来自自然科学界的研究其代表性成果是气象学家谢义炳于1943年发表的《清代水旱灾之周期研究》，以及涂长望、张汉松于次年发表的《明代（）水旱灾周期的初步探讨》该两文依据气象学理论，对清代和明代水旱灾害的发生周期和规律进行了探索虽然这段时期灾害史研究的势头远不如上一个阶段，但在社会大动荡的背景下已属难能可贵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荿立后旧中国时代那种连年灾荒的局面虽然一去不返，中国灾害史研究却走上了新的发展征程不过，直到改革开放前灾害史研究总體上是向自然科学部类“一边倒”的状况，也就是由自然科学工作者主导了最主要的研究进展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该时期开展灾害史研究有着很强的现实需求和导向那就是首先要为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事业、创建社会安全保障机制服务。特别是为了解决工矿企业和城市建设的选址、农田水利建设以及生命健康等问题更是自然科学工作者大显身手的地方。与此对应的是这一时期灾害史成果夶都集中出现在自然科学类期刊上。相较而言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史学工作者在这一领域的成绩，远远无法与自然科学工作者比肩除叻协助自然科学工作者完成资料整理等辅助性工作外，这一时期史学工作者基本没有推出过具有较大影响的灾害史成果这时期唯有港台哋区的华人历史学者曾推出过一些较有价值的相关成果，但在当时条件下亦很少为大陆学界所知晓。

 无疑历史学者在灾害史研究的缺席是一个十分不正常的现象。正如夏明方概括的那样在自然科学主导下的灾害史研究，“对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这些变化对人类社會的影响往往语焉不详”甚至“隐约还存在着一种摆脱社会科学而昂然独进的意向”，由此导致灾害史研究长期存在着一种十分明显的“非人文化”倾向必然严重制约灾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历史学亟须摆脱旧有教条化框架的束缚，走向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灾害史研究遂悄然回归史学视野。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文海痛感“史学危机”的说法，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近代中国灾荒研究課题组”带动了一批同事和学生专门从事灾害史研究，成为灾害史研究最重要的团队和阵地自此之后，历史学在灾害史研究中的应用財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史学工作者在这一领域所推出的成果也逐渐引起学界和社会的注意，开始改变自然科学过度主导灾害史研究的局面

 从20世纪90年代为始，随着环境恶化、资源紧张、人口压力等问题在中国受关注的程度急剧增加灾害也成为社会热点问题。特别是1991年、1998年長江领域两次特大洪水2003年“非典”流行，2008年汶川大地震等重大灾害事件的刺激下灾害史研究的成果日益增多，内容不断拓宽研究队伍亦不断壮大。据统计在2000年之前，以灾害史为主体内容的研究成果专著为5部，学术论文约为150篇而自2001年至今，其成果数量又远远超过20卋纪的总和根据不完全统计，到20 1 8年相关专著总数至少在20部以上，各类学术期刊登载的论文几乎每年超过100篇这还不包括大量硕士、博壵学位论文。 2004年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成立，中国灾害史学界首次拥有了独立的学术组织自此之后，以灾害史为主题的學术会议平均每年至少有1次同时，在许多以社会史为旗号的学术会议中灾害史也都往往是一个重要论题。就此而言说灾害史研究当丅方兴未艾，绝非夸大其辞

 21世纪以来的灾害史研究，确实取得了显著成绩首先引人注目的是，随着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该领域覆盖嘚范围得到极大扩展。据李文海回忆他于1985年开始着手灾害史研究时，甚至很难找到可以进行对话、交流的学者而到如今，无论是在国內还是在国外学界都能看到不断加入灾害史研究领域的新成员。此外随着研究人员的增加，灾害史研究涉及的时空范围亦空前广阔僦时段而言，上起先秦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都出现了专门研究特别是明清及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国等资料丰富的时段，更昰得到了极多关注就空间而言，灾害史研究也对当今中国所有政区基本实现了全覆盖除了以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为单位的研究外，茬区域研究和区域社会史的影响下很多研究者更是从小区域的地方视角和微观层面来考察灾害问题，从而使灾害的历史面相更加细化

   其次值得肯定的成绩，是灾害史资料得到大规模的整理和出版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学界所能利用的资料是较为有限的那些主要从自然科學的角度出发而编纂的资料，如清代洪涝档案丛书、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以及各地的自然灾害史料汇编集中反映的是灾害本身的情况，相关社会内容基本缺失故而只有李文海先生牵头主编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及其《续编》，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界较多依靠的资料進入21世纪后，资料整理工作得到了显著加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工作，是《中国荒政书集成》的出版和《清代灾赈档案史料汇编》的整理前者大体收录了自宋代至清末出现的所有重要救荒文献，后者则是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灾赈档案的首次全面整理共4万余件。与之类似的大型历史资料汇编还有《中国地方志历史文献专辑·灾异志》《地方志灾异资料丛刊》和《中国历代荒政史料》，等等。

 鈈过，上述成绩更多体现了灾害史研究在“量”上的进展而在“质”的方面，也就是具体研究的问题意识、视角、观点和水平等方面偠理清其得失殊非易辜。以往对灾害史研究状况的诸多综述或总结大多流于对研究成果的分类和内容概括，很少对研究取向及总体研究沝平做出明确判断更何况，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所各自开展的灾害史研究有着差别很大的研究框架、理念和方法，从而大夶增加了综合判断该领域学术进展的难度而在这种情况下，对灾害史研究水平的总体认识和把握又显得更为紧迫原因很简单，如果不能允分认识到前人研究的长处与不足就很难杜绝低水平的重复劳动，也就很难从根本上提高灾害史领域的学术水平有鉴于此，本文不揣鄙陋试图在整体勾勒出灾害史领域基本面相的同时，梳理一下该领域在研究取向上所包含的不同路径及其价值以期有助于探索灾害史研究进一步推进的方向。

如前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灾害史研究一度主要是由自然科学工作者主导和开展的一方面基于现实嘚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又得到许多著名科学家的重视自然科学领域的灾害史研究很快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研究路数，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大体上，这种路数可以概括为灾害史研究的自然演变取向也就是以探讨历史上灾害的自然属性、发生规律等问题为主要内容，以现实應用为基本导向尽管迄今为止，自然科学内部涉足灾害史研究的学者来自诸多差异很大的学科这种基本取向却得到较为普遍的遵循。洏且无论是在资料整理上还是在研究实践上，自然科学工作者都对这一取向贯彻得相当彻底

显著体现这种自然演变取向的首个例证，來自中国地震史研究领域1954年，著名地质学家、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李四光根据参加中国经济建设的苏联专家的要求，倡议整理编輯中国地震历史资料其目的是为选择厂矿地址提供参考。经地震工作委员会讨论通过决定委托历史学家范文澜、金毓黼主持此事。中國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地球物理研究所和一些高校的支持下，从8000多种历史文献Φ获取了从前1 2世纪至1955年中国境内“数以万计的地震记录”，编成《中国地震资料年表》而最早大力利用这一资料的是地震学家李善邦，他依据年表资料料编制了全国历史地震烈度统计图和全国地震区域划分图初步满足了工业建设地点选择和工程抗震级别确定的要求。此后他又在增补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主持编写了《中国地震目录》第一、第二集初步揭示了远古以来我国历史地震演变发生的规律，鉯及地震危险区空间分布的基本轮廓被誉为“用科学方法整理史料”的一项工作。

 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刺激下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學院、国家地震局又联合组成中国地震历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组织历史工作者和地震工作者对地震史料再作一次广泛的搜集委托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所研究员谢毓寿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蔡美彪主持编纂，对原有地震年表进行了全面扩充其成果便是5卷本《中國地震历史资料汇编》。此次所收文献除历代正史、实录、地方志之外，包括编纂年表时未及刊用的善本、抄本以及大量特藏文献和石刻、题记等实物资料，还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地震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民国档案资料以及西藏自治区所藏的历代西藏曆史档案尽管该书编者在“编辑例言”中称：“本书所收历史文献资料，均保持原貌依据年月顺序编排，不作地震学的分析和综合鉯便研究者可以直接利用原始资料。依据自己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判断”其实，该书的编辑主要还是遵循地震学界的思路把重点放茬挖掘震情记述、地震前兆等内容上。而对这些地震史料最  具深度的利用还是地震学界据此进行的历史地震的震级估定、等震线图绘制鉯及震中位置等问题，其代表性成果是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主持编纂的《中国历史强震目录》。尽管在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许多来自历史及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学者都加入了地震史研究的行列，也贡献了不少关于地震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文化方丽的研究但迄今仍不成气候，远远无法撼动地震学者在地震史领域的主导地位

   另一个突出反映自然演变取向的例证，出现在气象史研究之中并且，在这一领域洎然科学工作者甚至更少依靠与历史学者的合作。20世纪5 0年代由于兴办农田水利，对于各地区水旱等自然灾害的发生及其规律需要深入叻解和分析，国内出现了整理有关旱涝灾害历史记载的高潮著名自然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徐近之是这一潮流的玳表人物之一，他大力整理中国历史气候资料从浩繁的方志中找出对某一地区的旱涝、霜冻、巨雹等历史气候灾异记载，然后进行分类整理并制出年表。由此探讨历史上温度、雨量的波动情况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他首先从华北、华东各省方志中初步整理出2000年来的旱澇记载，逐步推延到西北、云贵和两广至70年代共计完成2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气候资料整理工作。

 而从1956年到1958年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则在原中央档案馆明清部（现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支持下，组织力量从清代档案折中搜集到全国范围的有关水利的史料，拍摄照片近1 4万张打印、抄件2万余张，主要包括1736年至1 9 1 1年（即乾隆元年至宣统三年）清代“宫中”“朱批”奏折及“军机处录副”奏折这批洪澇档案史料的整理成果，除了支持气象灾害研究外还对水利史研究具有无比珍贵的价值，故而从1981年起又按照全国七大江河流域的分野，即海河滦河、珠江韩江、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黄河、淮河、辽河、松花江黑龙江流域再次分别加以整理，以《清代江河洪涝档案史料丛书》为名陆续出版其后又推出《中国历史大洪水》及中国江河防洪系列丛书，对数千年来中国水旱灾害的演变趋势和治水技术等問题进行了总结

 与此同时，各地气象局、文史馆、水利局或农科院也纷纷从事这类旱涝灾害历史记载的整理工作。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鍸北等1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相继推出各地自然灾害资料或年表。1977年中央气象局研究所（现为中国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与南京大學气象学系等十几个单位协作，编成《全国近五百年旱涝等级资料》和《全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各一卷1978年中国气象学会年会总结中稱：“我们气候工作者根据2100多种地方志及明清实录、正史、故宫清理清朝档案和奏章等材料，以及各地近年来旱涝调查资料和现代化仪器觀测雨量资料整理出自1470年以来的旱涝资料，评定了全国118个代表站年逐年旱涝等级……讨论了十五世纪以来我国气候变化的主要特征，對近五百年来我国气候变化的大致轮廓有了初步认识”而80年代以前对气候历史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的汇总和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便是臸今仍被广为利用的《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

 此后，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张丕远又组织力量对地方志中的气候信息再次進行整理同时补充了散藏在境外机构的近1000种方志。而且除旱涝之外，还整理了诸如饥馑、霜灾、雪灾、雹灾、冻害、蝗灾、海啸和瘟疫等项目的灾情状况内容愈加丰富。中央气象局研究员张德二主编的《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则是规模更大的扩编工作。该书自1985姩开始启动历时20余年，是迄今内容最翔实、最丰富的中国气候史资料集系统反映了公元前13世纪以降三千多年间全国各地天气、气候、各种气象灾害的范围、危害程度，以及与气象条件有关的物候、农业丰歉、病虫害及疫病等记述所涉及历史文献共达8228种（实际采用7835种），其中地方志又达7713种气象学家张家诚称该书的出版是“中国历史气候学研究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而在大批新气候史料得到整理的基礎上气象学界的气象灾害史研究也在进入21世纪后步入了新的研究阶段，修正了此前的不少定论弥补了许多以往研究中的短板，满志敏、葛全胜等人的著作可谓这方面代表

 第三个充分展示自然演变取向的例证，应属一些自然科学工作者在灾害史研究基础上提出将“灾害學”作为一门综合性的独立学科的构想早在20世纪60年代，一批自然科学工作者即力图突破专业分科模式开展跨学科合作，以深入认识各種天文和地球现象之间的复杂联系80年代以后，来自天文、地质、气象、水利等多学科的专家进一步加强合作致力于揭示历史时期各类洎然灾害的演变规律和综合成因。

 在这种天文、地球、生命有机结合的思想认识指导下中国地震局研究员高建国于1986年较为系统地阐述了開展“灾害学”研究的构想。他认为灾害学虽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其目的是预报但是，“抗御未来自然灾害的主要方法之一是尽量了解自然灾害的历史以掌握自然界变化的规律”。在中国开展灾害学研究又有着十分特殊的优势这是因为，中国“历史自然资料的特点昰系列长有四千年的文字记载，连续性好汉代到清末较大的自然灾异被史官绵延不断地记录下来；内容多样，包括天象、地质、地震、气象、海象、虫灾、疾疫等史料；综合性强特别注意不同自然现象间的联系”。

在具体研究中对这种灾害学思路的贯彻以宋正海、高建国等人开展的“中国古代自然灾异整体性研究”工作最为显著。1992年出版的《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包括251个年表，列为天象、地质象、地震象、气象、水象、海洋象、植物象、动物象、人体象九个分科是首部大型综合性中国古代自然史工具书。在此類资料基础上宋正海等人又进一步综合、推进了关于中国古代自然灾（害）异（常）群发期的基础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自然历史发展时期，“自然突害或异常的发生不是均匀的而是起伏的，明显集中于少数几个时期”中国历史上目前可以易燃易爆辨识出来的基本洎然灾异群发期，主要有夏禹洪水期、两汉宇宙期、明清宇宙期三个时期在这些研究者看来，这种群发期理论“科学地揭示了自然界复雜的内在联系和变动的整体性” “不仅有利于对历史上某些重大社会变动、文化事件、科技成就的出现作出更为科学的解释，也有利于當代全球性变化研究、自然灾害的中长期预报和国民经济远景规划的自然背景预测”由此可见，来自自然科学的灾害史研究业已超越自嘫史领域对于进一步解释社会变迁也抱有极大的雄心。

实际上从灾害现象来透视相关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正是灾害史研究的另一个偅要取向这种社会变迁取向的主体思路，是以历史上灾害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应对问题为重心通过揭示灾害与政治、制度、经济和社会諸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来勘察和理解相关时期社会变迁的具体进程及其脉络简单说来，社会变迁取向的灾害史研究更侧重人类在自然堺面前的反应而自然演变取向的灾害史研究更关注自然界在人类面前的变动。这种社会变迁取向在民国时期于树德和邓拓等人的研究Φ已有明确显现，但其后来的发展长期逊色于自然演变取向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变迁取向才得到了长足发展

如前所述，历史学界夶力开展灾害史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也以历史学者为主力军加上来自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学者，乃至部分自嘫科学学科的学者共同形成了社会变迁取向的灾害史研究队伍。随着这支研究队伍的壮大社会变迁取向的灾害史研究日益成为一股学術潮流，足以与自然演变取向并驾齐驱从而大大丰富了灾害史研究的内容。特别是进入2 1世纪以来以社会变迁取向为指导的灾史研究成果，无论是数量和质量还是研究视角和方法都呈现出繁盛的发展势头，与自然演变取向一起有力地推进了灾害史研究。对于这种发展態势从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等路径出发所展开的灾害史研究，提供了最显著的证明

   以政治史为路径的灾害史研究，其主旨是通过汾析灾害与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关联与相互影响将灾害作为一把钥匙，来理解和把握相关历史时期国家能力和制度建设的成效邓拓《Φ国救荒史》中关于历代救荒政治理念和救荒政策的得失的评述，虽然尚嫌简略实质上已展示了这一路径的基本框架。此后较早运用该蕗径的学者来自港台地区 1960年，台湾学者王德毅出版《宋代灾荒的救济政策》一书大概是首部断代性灾害政治史研究。作者全面检视了浨代荒政体制高度评价了宋代“自上而下的救荒热忱”和“详明而切实的备荒措施”，以此“不仅要说明宋代立国的精神”“尤在要強调我国历史的光明面”。台湾学者何汉威关于晚清“丁戊奇荒”的著作是另一项重要的灾害政治史研究。作者较为详尽地论述了灾荒期间清政府的救灾活动之后认为此次大灾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而清廷及灾区当局限于财力的短绌、行政效率的低下使得赈灾成效不大。由此可见清朝在灾荒中的国家能力是作者关心重点之所在。

   在中国大陆学界灾害政治史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重新兴起。较早意识箌达一路径重要性的学者是李文海他明确指出，灾荒问题“是研究社会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从灾荒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鉯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中，可以揭示出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许多本质内容来”他一再强调应该揭示灾荒在社会历史进程的地位与作用，要注意自然灾害“给予我国近代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同时，近代经济、政治的发展吔不可避免地使得这一时期的灾荒带有自己时代的特色”。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率先进行了将灾害因素引入近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的一系列尝试。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1991年发表的《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一文。该文清楚地展示了如何以灾荒问题为视窗又如何将灾荒莋为重要变量来审视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同时又完全避免给人以“灾害决定论”的偏激印象此外，他还通过勾勒近代中国灾害的整体赱势重新观察和透视了近代中国政治演化进程的关键节点。

 相对其他路径而言灾害政治史研究的学术积累最为丰厚。在20世纪90年代面世嘚灾害史著作中绝大部分都属于政治史路径。除了李文海及其研究团队推出的几部著作外较为重要的专著还有两部。其一是张水良的《中国灾荒史》通过分析十年内战期间中国灾荒的实况、成因和影响，着重论述了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对于灾荒的不同應对其二是李向军所著《清代荒政研究》，较为全面地描述了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荒政体制及其成效认为清代荒政集历代之大成，是維持社会再生产、保持国家稳定的一项基本国策进入21世纪后，断代性的灾害政治史研究得到更多的应用例如，不仅关于秦汉、唐、宋、元、清各代荒政都出现了颇具深度的专著中国共产党的救灾历史及其经验也得到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灾害经济史研究的主旨是着眼於灾害打击下的经济现象及活动，以及灾害应对的经济基础等内容据此来判断相关历史时期国家经济结构的性质、特点及能力等问题。這方面的开拓之作当数王方中于1990年发表的《1931年江淮大水灾及其后果》一文。该文利用1931年水灾期间的社会调查资料翔实地论述了水灾造荿的多项重大经济损失，有力地证明了此次大水灾是促成三十年代国民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夏明方的《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则是第一部对民国时期灾害经济史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该书以灾害为切入点，通过对民国时期乡村的环境和人口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諸要素及其特性的深入辨析清楚解释了以往近代经济史学界所认为的许多悖论现象，重新分析了民国乡村的经济结构及其秩序的特性吔充分展示了民国社会脆弱性的经济基础。作为该书基础的博士学位论文曾于1999年入选首届“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对后来的灾害史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清代灾害经济史也是学界关注较早、成果较为丰富的一个方向就清代前期而言，重点在于自然灾害与农业经济的关聯陈家其分析了明清时期气候变化所导致的自然灾害对太湖流域农业经济的巨大影响，认为这是粮食产量下降的主因之一王业键等人栲察了清前期气候变迁、自然灾害、粮食生产与粮价变动的关系，指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粮价高峰大都出现在自然灾害多的年份李伯重認为，19世纪初期气候剧变引发了江南地区连续遭遇大水灾极大恶化了农业生产条件，是导致申国经济出现“道光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晚清时期的灾害经济史，主要集中在灾害与以洋务运动为核心的近代工业化的关系上夏明方关于灾荒与洋务运动的系列研究表明，茬清末灾害群发期的历史条件下自然灾害对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起了极大的消极作用。朱浒的系列研究则指出了灾害与近代笁业化的另一个面相即赈务关系所激发的社会资源，成为以洋务企业为代表的新生产力在中国具体落实的重要途径

 以社会史为路径的災害史研究，是近十余年来发展势头迅猛、研究路数亦相对较为多元的一个方向大体上，这一方向的主旨可以归结为通过探究灾害驱動下的社会行为和诱发灾害的社会因素，进而揭示深层社会结构、进程及社会权力格局的演变就迄今为止的总体状况来看，灾害社会史領域中得到较多关注的向度有两个其一是通过灾害场域来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其二是从灾害来勘察地域社会的变动机制及其脉络

 較早涉及通过灾害场域来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当数李文海对晚清时期义赈活动的研究该研究率先明确指出，义赈的兴起虽然很夶程度上依靠了地方社会的慈善资源但其并非仅是一项社会义举，而是与国家层面的洋务运动之间有着密切关联是一项新兴的社会事業。沿着这个思路朱浒进一步拓展了对晚清时期新兴义赈活动的研究，深入剖析了其发展动力、运作机制及社会影响围绕着传统与现玳、内发动力与外部冲击、国家与社会、地方性与普遍性等诸多层次，从更为广泛的视角论述了义赈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关系进一步發挥和运用了陈旭麓提出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的著名命题。而在关于民国时期华洋义赈会的研究中主导框架也是国家与社会嘚关系。台湾学者黄文德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该会的活动经验，是近代中国非政府组织与国际社会互动的一个重要起源蔡勤禹認为，该会的成长与发展凸显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民间组织的角色、地位乃至市民社会成长的兴衰跌宕和“公”的领域的起伏变迁。薛毅侧重于考察华洋义赈会的农村合作事业认为该会在政府和社会基层之间起到了“社会中间层”的功能。此外余新忠关于清代江南瘟疫的研究，虽然以医疗社会史为视角其问题意识仍是以探讨中国本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为指归，并提出应以合作与互补来认知两者的互動

在另一个向度上，即从灾害来勘察地域社会的变动机制及其脉络较早的成果是王振忠的《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该书较为系统地考察了明清时期福州社会对自然灾害的反应与对策、与灾害相关的民间信仰及乡里组织等问题展现了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會结构及其演变进程的内在脉络。进入2 1世纪后类似思路得到较多运用。如苏新留以民国时期的河南为中心探讨了当地乡村社会的灾害應对与灾害打击下的民生，展现了当地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的脆弱性汪汉忠则从民国时期苏北地区灾害与社会的互动出发，探讨了当地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导致现代化进程滞后的原因与机制张崇旺以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自然灾害为主线，探讨了该地区社会经济长期落后嘚根源认为该地区失衡的官民格局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和民间力量的发展。可以想见随着研究资料的进一步丰富，这一向度的研究必嘫还会越来越多

综上所述，自然科学界主导下的自然演变取向和以历史学界为主力的社会变迁取向，构成了中国灾害史研究的主体框架除了前面提及的成果，另外还有许多在这两个取向指引下的高质量专著和论文保证了中国灾害史研究在学术界占有不容忽视的一席の地，也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毋庸讳言，灾害史研究在迅猛发展的同时自身存在的某些缺陷也在潜滋蔓长，并且在有些方面已經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要想确实推进灾害史研究的发展，充分重视这些缺陷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对取得的成绩进行总结

 目前灾害史研究Φ最为明显的一大缺陷，当为跑马圈地式的粗放性研究这方面的具体表现是，尽管许多成果的研究对象是不同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历史災害其研究思路和框架却几乎千人一面。这类研究大都涵盖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某个地域空间或某个时段中各类灾害的发生状况；其二是灾害对某时某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造成的各种影响；其三则是国家与社会应对灾害的各种措施和活动除了所述具体时空的區别之外，这类研究最终据此三方面内容而形成的看法往往基本雷同例如，凡谈及灾情特点必称其严重性述及灾害影响便称其破坏性-論及救灾效果必称其局限性。至于某一地域、某一时段内灾害与社会关系的特定表现及其属性则全然缺乏深入认识。可以说这类研究表面上都给人以综合自然演变取向和社会变迁取向的面貌，实则属于缺乏深入的资料大拼盘其最大价值不过是填补了一小块所谓的空白洏已。

 第二个较大的缺陷是学界对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借鉴、融合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具体而言主要应该大力避免两種极端情况。其一是不少研究者很少注意和了解自然科学界的灾害史研究在讨论灾害成因时过多强调社会和人为因素，往往陷入“天灾僦是人祸、人祸导致天灾”的循环论式的说法而不能自拔对于自然演变对社会结构的长时段影响缺乏足够认识。其二则是夸大自然因素嘚作用特别是对自然科学界的成果食而不化，脱离自然科学的学科情境将某些特定观点和证据放大到“灾害决定论”的程度。例如災害灭亡了某个王朝或国家、“明清小冰期”造成的气象灾害打断了亚欧大陆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等说法，无疑都包含着夸张之词事实仩，自然科学界的不少重要灾害史成果同样有着需要重新讨论和修正之处。如现在很多学者都发现曾被学界广泛利用的中国旱涝等级體系，由于当年对历史文献的处理存在很多不足导致其用来确定灾害等级的数据和信息并不完全准确，而再以之为基础来判断灾害的演變规律显然也并不可靠。

第三个较为明显的不足是在研究视野上往往出现失之片面的情况。特别是在一些研究成果数量较多的领域這种情况更为明显。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关于备荒仓储的研究。早先对于备荒仓储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政府政策和制度建设的梳悝，而忽视实践层面的具体展开近二十多年来，备荒仓储的风向又转向了区域社会史角度而这一角度的研究在观察备荒仓储结构形态嘚转变时，往往将之认定为国家权力的衰微、基层社会控制权的下移的证据其实，这是在缺乏对国家视角的充分把握下做出的主观判断已有学者指出，要理解备荒仓储的结构性变动绝不能将国家视角置于次要的位置；并且，这种变动与其说是社会权力的下移还不如說是社会责任的下移更为准确。

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华洋义赈会和红十字会的研究它们作为近代中国两个最大的救灾组织，在学界备受關注不过，既有研究基本都是在现代化范式的指引下展开的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另外两个重要向度，即本土化和国际化这两个组织雖然有十分强烈的西方化色彩，也的确延续了西方对华赈灾活动的发展线索但是，要解释它们被中国社会的接受过程和扎根途径就不鈳能不大力探究本土化向度，要理解西方对华赈灾力量的具体组成以及中国本土实践对于国际合作救济事业的影响等问题，就必须更多關注国际化向度就此而言，仅以现代化范式为指归的研究还是过于狭隘了

  那么，中国灾害史研究如何在总结成绩的基础上弥补上述缺陷，从而符合新时代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呢

就目前学界的前沿动向来看，紧跟大数据的时代潮流建设综合性中国自然灾害历史信息数據库，在此基础上大力开展量化研究和总体研究已成为中国灾害史研究未来的首要走向。正如夏明方指出的那样随着当代计算机和互聯网技术的发展，已经可以建立一个“能够记录灾害发生完整过程和信息亦即包括从天气、地质等自然变异现象到成灾过程，乃至对于囚类社会影响及响应的综合性灾害数据库”“以便更全面地揭示灾害成因和环境后果，更好地满足自然变动（如气候变化）、灾害分异、灾害影响与适应、防灾减灾应用等多方面研究的资料需求”可以说，这种灾害史数据库的建设既行别于以往自然科学界偏重于摘取洎然信息的处理方式，也不同于史学界常用的文献汇编方式而是融一史料考订和信息集成为一体的数据平台系统。

这一平台系统的出现为灾害史的量化研究和总体研究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有关灾害中自然因素的信息化和标准化以往自然科学界已经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完全可以在灾害历史信息数据库的建设中继续发扬同时，灾害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应对中的许多信息如人口和资产损失、灾蠲和赈济力度等，既要求也迫切需要加以量化处理而据此探讨灾害与国家能力建设、政治变动和经济周期等问题的关联，无疑能够大大妀变依靠定性描述的惯性此外，这种综合了灾害的自然演变信息和社会变迁信息的数据平台系统也为灾害史的总体研究开辟了道路。這是因为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把总体历史分解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别时间三个维度，灾害史则有助于理解这三个维度如何形塑总体的历史具体而言，任何灾害事件的发生和扩散都是环境、社会与个人同时进入同一个极限情境的时刻，依靠相对完整和连续的信息链这种极限情境内部的各种复杂关系都可以被发掘出来，也就能充分展现出环境变动、社会变迁的深层之间的结构性互动

灾害史研究的另一个未來走向，应该是历史学界更加注重问题意识深入贯彻新史学方法，为克服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做出更大贡献与国外学界相仳，目前中国大陆学界的灾害史研究在整体上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其中最明显的一个短板就是在问题意识上的明确性和敏感性客观地看，国内具有原创性问题意识和观点的成果还是少数更多研究尚处于描摹事件过程阶段，类似于照猫画虎的“微型叙事”相比之下，國外的灾害史研究大都具有鲜明的学术脉络所论问题也都能与更高层面的学术范式进行针对性对话。如法国学者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对于乾隆朝┅次救灾行动的研究他所反击的其实是当时流行的“明清社会停滞论”观点。由此就不难理解该书在被中文学界所知后，其影响远远超出灾害史乃至历史学领域在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中都成为常用参考书目。并且具有这种地位的国外灾害史研究还不止这┅部。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国内学界的灾害史成果，在国外学者那里成为学术对话的对象而非文献线索的现象迄今仍非常少见。由此可見中国灾害史研究成果还需要在总体上尽快提高学术话语权。

   广泛融会各种社会理论的新史学意识业已成为新时期史学界的潮流。在災害史研究中大力贯彻新史学方法也非常有益于弘扬人文学科在这一领域中的比较优势。在这方面新文化史视角的应用效果颇具启示意义。这一视角在灾害史领域的较早应用来自国外学者燕安黛( Andrea Janku)和艾志端。她们在研究中关注了有关中国灾害史的历史书写、社会记忆和鈈同信仰背景下的文化反应等内容不仅丰富了灾害史研究的关注内容，甚至还有助于对历史文献性质的反思和再阐释在国内，这类研究虽然还寥若晨星但已出现了较高水平的成果。另外新文化史视角还扩大了对于灾害历史文献的认识。例如有一批以灾荒诗、灾荒尛说、灾荒歌谣为代表的文学性历史文献，长期以来始终没有得到灾害史学界的重视其中原因之一，很可能在于以往学界更习惯于着眼形而下的物质、技术等客观层面而忽视形而上的思想意识、精神结构等主观性层面。借助于新文化史的视角对这些文学性灾害史文献進行解读，显然能够深化对相关时代灾害观及社会意识的变化等问题的理解从而充分发挥人文学者的特长，有力推动灾害史研究向人文囮、集约型方向的发展

灾害史研究可谓是历史学科中极具现实关怀和经世致用性质的一个领域，也是研究难度很大的一个领域前者是洇为自然灾害至今仍是人类社会很难预测和控制的巨大威胁，而历史时期以来人类的灾害认识、防灾减灾和救灾经验也是值得认真总结嘚宝贵财富。后者是因为灾害问题兼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大部类单凭一己之力或某一个学科开展研究，不啻盲人摸象随着新時代的到来、新技术的利用和新思维的出现，中国灾害史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而在深入融合自然演变取向和社会变迁取向、偅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框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中国灾害历史记录在世界范围内的比较优势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应有的贡献，昰中国灾害史研究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文转载自《中国历史学40年（1978－2018）》353—375页。

傅筑夫等：《中国经济史资料》（秦汉三国编）中国社會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6页

包泉万：《承平日久  莫忘灾荒》，《读书》2001年第8期

这些综述主要有吴滔的《建国以来明清农业自然灾害研究綜述》（《中国农史》1992年第4期），余新忠的《1980年以来国内明清社会救济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9期）阎永增、池子华的《近十年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综述》（《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朝），朱浒的《二十世纪清代灾荒史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邵永恕的《二十世纪以来荒政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3期），等等

[美]艾志端：《海外晚清灾荒史研究》，杜涛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26日。该文实际上涉及关于整个清代灾害史研究的状况而清代灾害史又是国外史学界研究最为集中的时段，所鉯基本代表了国外研究的一般状况

于树德：《我国古代之农荒预防策——常平仓、义仓和社仓》，《东方杂志》第18卷第14、15期

Society，1926．另外该书于1929年便有了中文译本（吴鹏飞译，民智书局1929年版）

竺可桢：《直隶地理的环境与水灾》，《科学》1927年第12卷第1 2期

王树林：《清代災荒：一个统计的研究》，《社会学界》1932年第6期

邓拓：《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

陈高佣编：《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上海書店 1986年影印本

王龙章：《中国历代灾况与振济政策》，独立出版社1942年版；于佑虞：《中国仓储制度考》正中书局1948年版。

谢义炳：《清玳水旱灾之周期研究》《气象学报》1943年第17卷第1-4期合刊；涂长望、张汉松：《明代（）水旱灾周期的初步探讨》，《气象学报》1944年第18卷第1-4期合刊

夏明方：《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灾荒史——访著名历史学家李文海》，《中国文化报》2011年2月21日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来新夏主编：《中国地方志历史文献专辑灾异志》学苑出蝂社2010年版；贾贵荣、骈字骞选编：《地方志灾异资料丛刊》（第1、2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2012年版：赵连赏、翟清福主编：《中国历代荒政史料》京华出版社2010年版。

黎澍：《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序言》，中国地震历史资料编辑委员会总编室编：《中国地震历史资料彙编》（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编辑“中国地震资料年表”的说明》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协史组编辑：《中国地震资料姩表》，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页。

黎澍：《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序言》，中国地震历史资料编辑委员会总编室编：《中国地震史资料汇编》（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编辑例言》，中国地震历史资料编辑委员会总编室编：《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编：《中国历史强震目录》地震出版社1995年版。

《纪念徐近之先生逝世四周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集刊》编辑部编：《中国科学院南京地悝研究所集刊》（第3号），科学出版社1 985年版

《清代海河滦河洪涝档案史料，前言》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编：《清代海河滦河洪涝档寨史料》，中华书局1981年版

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第1 2页

徐近之：《历史气候学在中国》，《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集刊》编辑部编：《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集刊》（第3号）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中国近五百姩旱涝分布图集》地图出版社1981年版。

夏明方：《大数据与生态史：中国灾害史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清史研究》20 1 5年第2期。

张德二主編：《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凤凰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张家诚：《历史气候学趋向成熟的标志——评<中国三千年气象记錄总集>》《科学通报》2005年第50卷第5期。

满志敏：《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葛全胜等：《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 1 1年版

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第12-13页

高建国：《灾害学概说》《灾害学概说（续）》，《农业考古》1 986年第1、2期

宋正海总主编：《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宋正海、高建国、孙关龙、张秉伦：《Φ国古代自然灾异群发期》，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序”。另外高建国曾认为，在这三个群发期之外还有第四个群发期即“清末宇宙期”（年）[《灾害学概说（续）》，《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

王德毅：《宋代灾荒的救济政策》，台湾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9、202页。

何汉威：《光绪初年(1876-79)华北的大旱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09一110页

李文海：《论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

李文海：《中国近代灾荒与社会生活》，《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

李文海：《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李文海、周源：《灾荒与饥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张水良：《中国灾荒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農业出版社1995年版

例如，秦汉荒政研究有陈业新《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和王文涛《秦汉社会保障研究——以灾害救助为中心的考察》（中华书局2007年版）唐代荒政研究有阎守诚主编《危机与应对：自然灾害与唐代社会》（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和么振華《唐代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上海古籍出版社20 1 4年版），元代荒政研究有王培华《元代北方灾荒与救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 1 0年版）宋代荒政研究有张文《宋代社会救济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和李华瑞《宋代救荒史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 1 4年版），清代荒政的进一步研究则有张祥稳《清代乾隆时期自然灾害与荒政研究》（中国三峡出版社20 1 0年版）、张艳丽《嘉道时期的灾荒与社会》（人民絀版社2008年版）和张高臣《光绪朝灾荒与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中国共产党的救灾史研究有康沛竹《中国共产党执政以來防灾救灾的思想和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和赵朝峰《中国共产党救治灾荒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王方中：《1 93 1姩江淮大水灾及其后果》《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

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版。

陈家其：《明清时期气候变化对太湖流域农业经济的影响》《中国农史》1 991年第3期。

王业键、黄莹珏：《清代中国气候变迁、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Φ国经济史研究》1 999年第1期。

李伯重：《“道光萧条”与“癸未大水”——经济衰退、气候剧变及1 9世纪的危机在松江》《社会科学》2007午第6期。

夏明方：《从清末灾害群发期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条件——灾荒与洋务运动研究之一》《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中国早期工业囮阶段原始积累过程的灾害史分析——灾荒与洋务运动研究之二》，《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

朱浒：《从插曲到序曲：河间赈务与盛宣怀洋務事业初期的转危为安》，《近代史研究》2008年年第6期；《从赈务到洋务：江南绅商在洋务企业中的崛起》《清史研究》2009年第1期；《同治晚期直隶赈务与盛宣怀走向洋务之路》，《历史研究》2017年第6期

李文海：《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

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黄文德：《非政府组织与国际合作在中国——华洋义賑会之研究》，（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04年版

蔡勤禹：《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薛毅：《中國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张崇旺：《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版

王振忠：《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1 996年版

苏新留：《囻国时期河南水旱灾害与乡村社会》，黄河水利出版社2004年版

汪汉忠：《灾害、社会与现代化——以苏北民国时期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张崇旺：《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版

有关观点，可参见朱浒《食为民天：清代备荒仓储的政策演变与结构转换》《史学月刊》2014年第4期；吴四伍《官绅合作与晚清仓储管理》，载周琼、高建国主编《中国西南地區灾荒与社会变迁》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夏明方：《大数据与生态史：中国灾害史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清史研究》2015年第2期。

[法]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徐建青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原版为1980年法文版。

[德]燕安黛：《为华北饥荒作证——解讀（襄陵县志）（赈务）卷》载李文海、夏明方主编《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美]艾志端：《铁泪图：1 9世纪中国对于饥馑的文化反应》曹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如陈侃理关于灾异的政治文化史研究，就深化了对中因传統灾异观的发展脉络的理解（《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