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合一”在我国发展的过程、特点及其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发布日期：&|&nbsp浏览（）人次&|&&|&&]　　儒释道是我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相互融合与斗争，特别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三教合一”，构成了中国近千年来思想文化发展的总画面。因之，研究“三教合一”的种种关系，不仅使我们可以了解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总趋势和规律以及“三教合一”在封建皇权控制下所起的社会作用；也可以了解“三教合一”对我国及周围的邻国宗教、哲学思想和文化艺术所起的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
一、儒释道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和多种文化的国家，宗教、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长远的历史。在先秦以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崇拜天帝、祖先为主要特征的宗法性宗教，这是儒教的前身。在先秦时期，儒学则是一种以政治、伦理为主的学说，它缺乏哲学的内涵，疏于思维和论证的方法，因此在战国分立时代的百家争鸣中没有占居主导地位。汉初统治者推崇黄老之说，汉武帝定儒教于一尊后，出现了两汉经学，经学是对儒学的第一次改造。他们在解释儒学经典中提出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基本法度，以道家思想为基础并附以阴阳五行学说等等的思想体系，经学家们在他们的儒学中引进了神学的内涵，儒学开始儒教化，他们对至圣先师进行祭祀，使孔子祭礼成为和天地百神、祖先崇拜并列的三大祭祀系统之一。在东汉时，张陵在四川奉老子为教主，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同时吸收某些原始宗教信仰、巫术和神仙方术等创立了道教。在公元前，外来的印度佛教开始传入汉地，当时人们只把它看成神仙方术的一种，佛教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不能不向当时占有支配地位的儒家靠拢，并在哲学思想上依附于“老”“庄”和玄学。三国时期，大批印度和西域僧人来华，从事译经、传教的工作，这为以后佛教在魏晋南北朝的广泛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南北朝时，由于佛教受到帝王的信仰和重视，印度佛教经过改造以后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逐渐在民间扎下根来，并取得重要的发展，至隋唐时代达到了鼎盛，形成了许多具有民族特点的中国佛教的宗派和学派，并传播到了我国邻近的国家。佛教在建立中国民族化的宗派和理论体系时摄取了大量的儒、道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与儒、道进行了喋喋不休、震动全国上下的争论乃至流血斗争，儒、释、道形成了鼎足之势。佛教在唐末，由于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日益呈现衰颓之势，在宋初一度复苏。北宋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普度大批僧人，重编大藏经；南宋偏安一隅，江南佛教虽然保持了一定的繁荣，但佛教总的趋势在衰落。在此期间，佛教与儒、道结合，“三教合一”呈现出发展趋势。在北宋期间，道教进入了全盛时期，北宋几位统治者（真宗、徽宗）都自称为教主道君皇帝，采取了一系列崇道措施，因此，道众倍增，宫观规模日益扩大，神仙系列也更为芜杂。由于道教经论日益增加，开始编纂了“道藏”，南渡后出现了不少新的道派，这些教派都主张“三教合一”。至元朝时期，道教正式分为全真、正一两个重大派别，盛极一时。这些派别也从自己教派的立场出发，高举“三教合一”旗帜。元明以后，佛教与道教衰落，理学勃兴。理学以孔子的伦理思想为核心，摄取了释、道的大量哲学思想、思维形式和修持方法，使三者密切起来，难解难分。入清以后，儒、释、道没有重大的变化，影响及今。
二、“三教一致”——“三教鼎立”——“三教合一”
“三教合一”除了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外，还有着自身理论的种种特点。封建统治阶级深深懂得，儒、释、道三家对维护封建统治这一根本任务是不可偏废的，三者有着各自的特点，起着不同的社会作用，儒可以治国，佛可以治心，道可以治身。这正如清朝雍正皇帝在1731年所发布的上谕中概括：“域中有三教，曰儒、曰释、曰道，儒教本乎圣人，为生民立命，乃治世之大经大法，而释氏之明心见性，道家之炼气凝神，亦于我儒存心养气之旨不悖，且其教旨皆于劝人为善，戒人为恶，亦有补于治化。”（引自《龙虎山志》卷一）在三教关系中，儒家一直处于正统的地位，他们宣传的“三纲五常”是中国封建社会立国之本，道统是维护封建的中央集权制的精神武器，因之显得特别重要。唐太宗曾说梁武帝按佛，甚至到佛寺舍身为奴，但是梁武帝在做皇帝后就为孔子立庙，置五经博士，在《立学诏》（508年）中说：“建国君民，立教（儒学）为首，石氏身砺行，由乎经术”，这可看出梁武帝也懂得儒学对他治国的重要性。儒、释、道提出“三教合一”虽则都是立足于本教而融摄其它两者，但归根结底实行的还都是以儒为主，佛、道携手为辅的组合形式。
在印度佛教未传入之前，儒学占有显著的地位。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了依附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力图调合儒、道的矛盾，不断地援儒、道入佛，论证三教的一致性。例如，在我国最早编译的《四十二章经》中就已掺入了很多儒、道思想的内容，该经一方面宣传小乘佛教的无我、无常和四谛、八正道，但同时也杂有“行道守真”之类的道家思想，以及“以礼从人”等等的儒家道德行为规范。由于“三教一致”、“儒释一家”的渲染，在社会风气上也蒙受影响，相传南北朝的傅翁头戴“儒冠”，身穿“僧衣”，脚着“道履”，集儒、释、道于一身，表示“三教一家”。另外，传说中的“虎溪三笑”（名士陶渊明、僧人释慧远、道士陆修静在庐山的会见）也成为后人的美谈。
道教提倡“三教一致”的思想始于晋时葛洪。葛洪使道教思想系统化时，提出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将道教的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所谓“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才包朴子&释滞》）以后宣传“三教合一”思想的有梁朝的道士陶弘景等。在葛、陶之后，道家中人提到的“三教”的愈来愈多，论证也愈来愈深入。
从以上可以看出，儒、释、道三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过互相靠拢、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的情况；但这种“一致”、“合流”并不能掩饰彼此之间的排斥和斗争。三家之间的争论有时表现得很激烈，震动朝野，甚至发生流血的事件。其苹苹大者有：在南朝宋文帝时的儒家与佛教之间有关因果报应之争；齐梁之间的神灭、神不灭之争；宋末齐初之间的道教与佛教之间的夷夏问题之辩；在北朝时由于佛、道斗争的原因所引起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二次废佛法难事件，以及北齐文宣帝时展开的佛、道之间的倾轧，导致灭道的举措。
隋唐时期，我国统一的封建帝国，幅员辽阔，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缤纷，儒、释、道在这个时期都有重要的发展，进入了繁盛时代。纵观这个时期，由于各代帝王信仰的不同，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儒、释、道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或抑或扬，但总的说来，对宗教是采取扶掖、支持、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儒、释、道虽然在意识形态从而在政治上呈现出鼎立的局面，但三教为了从自身发展的需要和迎合大唐帝国的大一统之政治的需要出发，也不时提倡“三教无胭”、“三教归一”或“会三归一”等等。其重要表现是：隋开皇年间的三教辩论大会；大业时令沙门、道士致敬王者而引发的斗争；唐武德年间的儒道联合反对佛教的斗争；贞观时的释、道先后之争；高宗时的多次佛、道大辩论；高宗、武后和中宗时的“老子化胡说”之争；唐中后期多次举行的佛、道大辩论；武宗时的灭佛；韩愈等儒者的反佛、道思想等等。
与此同时，三教中提倡“三教合一”的也不乏人。在儒学方面，有隋唐的王通，他曾呼吁“三教合一”；韩愈、李翱虽然在政治上反对佛教，但他们把佛教的心性学说和法统观加以改造，提出了儒学的道统说和复性论，因之有人讥讽他们是阴释阳儒。柳宗元虽然批判佛教的中观是“妄取空语&&颠倒是非”，但他仍然认为：“浮图仍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送僧浩初序》）。
在隋唐时期佛教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在这个时期开展了大规模翻译和注解佛经的工作，不少僧人常常把佛教的思想比附儒、道，为此撰写了不少宣传中国伦理纲常的佛教经典；在僧侣队伍中还出现了很多“孝僧”、“儒僧”等等。中国的佛教宗派是在摄取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道思想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天台宗把止观学说与儒家的心性论调和起来，甚至把道教的“借外丹力修内丹”的修炼方法也引进了佛教。华严宗五祖宗密不仅认为禅、教一致，还进而认为儒、释同源。他写道：“孔、老、释迎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策勤万行&&三教皆可遵行”（《华严原人论）））。禅宗是一个典型的儒、释、道三教结合的派别，它在坚持佛教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同时，将老庄的自然主义哲学、儒家心性学说都融入自己的禅学中去。从菩提达摩的“与道冥符”到神秀的“观心看净”，都可以看到老子“静观其道”、“静心致远”的思想痕迹；从慧能的“能所俱泯”中我们可以联想到庄子的“物我两忘”的境界。
唐朝开国的几个皇帝都笃信道教，在他们的统治下，三教发生过一些姐龄，但到玄宗时已改变了这种情况，三教关系又开始融洽起来，并得到了发展。玄宗对待三教关系的原则是“会三归一”、“理皆共贯”（《曲江集》卷十五）。道教中玄派的代表人物如成玄英、李荣、王玄览等都援庄入老，援佛入老，通过对佛、老的巧妙结合，发展了道教的教义，对后世有重要的影响。
宋元以后，儒、佛、道三教之间的融洽关系日益见深，“合一”的思潮为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主流。南宋偏安后，南北出现了对峙的局面，因而在道教中也出现了龙虎、天师、茅山、上清等派及其分支，这些派别大都提倡“三教平等”、“三教一源”的思想，并在道教的哲理和实践中摄取了很多儒、释的内容，其中最突出的是金丹派南宗的祖师张伯端。他以修炼性命说会通三教，他提倡的修炼方法是：“先以神仙命脉诱其修炼，次以诸佛妙用广其神通，终以真知觉性遣其幻妄，而归于究竟空寂之本原。”他的修持方法明显地是三教的结合。在北方影响最大的是王重阳在金大定年间创立的全真教。王重阳和他的弟子鼓吹“三教归一，义理本无二致”的思想。
但是全真教道士高唱的“三教同源”与南北朝时期鼓吹的已有不同，前者着重于融通三教的核心即义理方面，特别是道、禅的会融；后者则是从劝民从善的社会作用方面着手。
在宋明时期，儒学经过了第二次改造，出现了理学。宋明理学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理学仍然以孔孟创导的伦理思想为核心，它虽然竭力排斥释、道，特别是释、道的出世主义与虚无主义，但实际上仍然“出入于儒道”。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中明显地可以看出吸收了释教的“空有合一”的本体论，“顿渐合一”的认识论，“明心见性”、“返本复初”的修持观等，因之有人说是“阳儒阴释”，或者“三教合一”的新形态。理学的开山祖周敦颐的著作《太极图说》明显地是三教融合为一的代表作。二程主张“性即理”，强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并通过内心的修养功夫来“窒欲”，以恢复天理，这明显地受到过佛教心性论和禅宗修持方法的影响。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是竭力排斥佛教的一个人物，但是在他的哲学思想中，无论从本体论、认识论到修持方法无不打上佛教的烙印，有人说他是“阳儒阴释”，“表儒里释”，他自己也感叹说：佛教的“克己”，“往往我儒所不及”（《朱熹语录》卷二十九）。王阳明是心学的主要代表，通观他的“良知”道德本体论及“致良知”的修养方法，与禅学的佛性论及修持方法有着很多相通之处。总之，理学派的“援儒入佛”、“儒道契合”使儒学在很大程度上佛学化、禅学化、道教化，使三教之间的鸿沟，变得越来越小，终至蔚成一源。
三、“三教合一”对我国周围国家的传播和影响
韩国、朝鲜、日本、越南都是与我国一衣带水的近邻，远在二千年前或更早的一些时候就与我国发生过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关系。随着儒、释、道三教传入这些国家，“三教合一”的思想与当地的民间信仰、文化结合以后，孕育了很多新的思潮。
公元前一世纪前后，韩半岛及其周围出现了百济、高句丽、新罗三国。中国的儒学开始传入，尔后，佛教的各个派别也相继在韩半岛传播。道教思想是在4世纪时开始传入百济，但道教正式被引进高句丽要在7世纪以后。儒、释、道三教传入韩半岛开始就融合起来，不过韩国的融合还要加上韩国的民间信仰—神教或萨满教的思想和实践。儒、释、道最早汇合见于6-7世纪新罗出现的花郎道。花郎道也称风流道，它是以修养为目的的武士团体，花郎制后来成为国家制度以后，还一度成为国家的最高宗门。这个团体鼓吹“相磨以道义”，“相悦以欢乐”，提倡“游娱山川，无远不至”，他们在仙教或“神教”的基础上把儒家的忠孝，道家的无为和佛教的积善思想融合成一个具有民族伦理特点的道德观，以此来培养忠君爱国的思想。这种思想正如韩国古代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多年学习、生活的崔致远所概括：“国主玄妙之道曰风流。设教之源，备详《仙史》，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旨也。处无为之争，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三国史记&新罗本纪》）
儒、释二教传入韩半岛较早，道教次之。据《三国史记》载，高句丽荣留王在位时曾遣人入唐求学佛、老，唐高祖许之。在宝藏王执政时，宰相盖苏文当权，他在643年给宝藏王的报告中说：“三教譬如鼎足，网一不可。今儒、释并兴，而道教未盛，非所谓备天下之道术者也，伏请谴使于唐以训国人，大王深然之”。后来唐朝道士叔达等8人应请去高句丽，备受款待，这是高句丽朝廷对“三教合一”的重视。也是当时的主流思想。
14世纪李朝建立后，独尊儒术，在以后的500年间，朱子学或性理学一直在韩国处于绝对统治的地位。韩国的朱子学追踪中国的宋明理学，李朝的朱子学开展了数百年“四端七情”之争，但其实质也是三教的混融，是在韩国特殊社会条件下的独特表现形式。李朝末年，韩国在西学的冲击下，出现了东学运动。东学是针对天主教的西学而言的，它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社会思潮，它的教理和实践是把儒、佛、道（包括道教的阴阳五行）的思想加以折衷调合而形成的。东学天道教的首创者崔济愚在他的《东经大全》中曾称：“我—生于东&&受于东，道虽天道，学则东学&&孔子生于鲁，风于邹，邹鲁之风传遗于斯世，我道受于斯，布于斯，岂可谓以西名者之乎。”（《东经大全&论学文》，见金哲编著《东学精义》附录，东宣社，1955）他向弟子宣教说：“我道兼儒、佛、道三教，圆融为一，主五伦五常，居仁行义，正心诚意，修己及人，取儒教（孔子）；以慈悲平等为宗旨，舍身救世，洁净道场，口诵神咒，手执念珠，取佛教（释迎）；悟玄机，镯名利，无欲清净以持身，炼磨心神，终末升天，取道教（老）”（转引自朱云影著：《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第688页，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但他也批评“三教”的不足说：“儒教拘限于名份，未能进入玄妙的境化，佛教进入寂灭后断了伦常。道教悠于自然，缺乏治平（治国平天下—引者注）之术。”（转引自金得（木免）著：《韩国宗教史》第337页，柳雪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三教是取其所长，舍其所短。自东学创始以后的130年间，它推动了韩国近代史上多次爱国的民族、民主运动，如1884年的东学革命运动，1904年的甲辰开化运动，1919年的“三一”独立运动等等，迄今在南北统一运动中还有着明显的影响。自东学运动至8&15朝鲜半岛获得独立的八十余年中，韩国出现了将近80余个新兴“类似宗教”（同上书，第367页）。这些宗教教理结构的共同特征是：在继承朝鲜半岛固有民族信仰—“神教”的基础上，力图与儒释道相结合，它们常常摄取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佛教的明心见性的思想和道教的养气炼神的修持方法，创造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教派形式。这些教派中比较有影响的有：侍天教、水云教、白白教、（衅）哆教、普天教、金刚道等等。此外，在韩国民间流传的、作为韩国民族宗教的“神教”，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吸收过儒、释、道的思想。“神教”在19世纪初出现的派别—保教，它的教理是在原有的“神教”基础上揉合佛教的明心见性，道教的养气炼神和儒家的理气学说而建立起来的，迄今还有它的影响。
越南在中国五代时开始建立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中经丁朝（968-980）、前黎朝（980-1009）、李朝（）、陈朝（），这个时期正值越南封建主义发生和发展的阶段，不少统治者们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富国强兵的措施，因而社会安定，文化繁荣。丁朝、前黎朝和李朝虽然都以佛教为国教，国师皆以造诣颇深的僧侣担任，形成了“帝与僧共天下”的局面；但在宗教方面为了团结更多的各种教徒，这些王朝都采取三教并行的政策，宣传“三教一致”的思想，并从制度上加以保证、贯彻。例如，丁朝于太平二年（971）规定文、武、僧、道的品阶，僧官有国师、僧统、僧录、僧正等职称。陈朝和李朝取仕还实行儒释道三教分别考试的制度，选拔这些宗教中的优秀人才为国家服务。据《越史通槛纲目》卷六载：“陈太宗天应政平十六年（1247）秋八月试三教，先是令释老之家其子能承业者，皆令入试，至是复试通三教诸科者亦以甲乙分之。”李朝因受我国北朝的影响，特别奖掖道教，使之与儒、佛处于同等的地位，李朝二百年间，三教并重的事实，史书记载不绝。
越南李朝、陈朝宣传“三教合一”思想是和我国并行不悖的。陈、李朝各代帝王们清楚地意识到儒教和佛教对于社会所起的不同的重要作用，这个时期佛教虽然在政治上为朝廷所重视，占有主导的地位；但由于儒教的道德伦理思想特别是三纲五常的思想深入人心，指导着人民的精神生活，另外，儒教在社会组织方面特别是国家行政管理和官吏选拔方面已长期固定下来不是佛教所可代替的。道教在社会生活中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他们不得不推行三教并行的政策方针。统治阶级的这种意图可以在陈太宗为《禅宗指南》一书所作的序言中看出：“开启愚昧之法，晓谕生死之理之捷径，盖佛之大教，为后世之秤杆。后世之法则，盖先圣之重责&&今联何不以先圣之任为己任（指儒教的先圣—引者注），佛之教诲为己之教诲。”（转引自方怀思撰：《越南竹林派禅宗创始人陈仁宗的禅学思想》见《佛学研究》，第3期第186页）在统治者看来，奉行三教的方针是最好的统治人民的方法和捷径。
我国宋代以后程朱理学在思想领域占有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对越南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5世纪黎朝建立后，一反前几个朝代三教并行的方针、政策，独尊儒教，提倡尊孔读经，推行程朱理学并对佛教进行排斥或者加以严密监管。阮朝统一越南后，仍蹈黎朝崇儒抑佛的政策，挑拨佛教禅宗内部之间的关系，因之佛道一撅不振，在朝廷中间的势力完全丧失，但在民间特别在农民中间还有一定影响。在18-19世纪越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朝复灭时，一些著名的儒生，抱着兴邦救世的强烈愿望，希望从过去历史中寻找经验教训，认为儒释道三教并存的体系是越南历史中带有普遍规律性的现象，于是又重新提出“三教同源”说。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儒释道三教在越南宗教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之间既有斗争也有融合，但融合是发展的总趋势。越南的儒家不像中国那样一直处于统治的地位，但它的影响是深厚的。
“三教合一”的思想在古代日本也有长远的影响。日本自5世纪初传入儒学后，6世纪中叶佛教也经过韩国传入日本。道教何时传入，目前学术界还有种种说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中国六朝时期，东渡日本的汉人已经陆续把道教的思想和行事传入日本。日本的神道教在当时接触中国道教之后，才渐趋定型。在大化革新时期，圣德太子颁布的《十七条宪法》及“冠位十二阶”里明确地有着儒、释、道融合的倾向。十七条宪法的主要根据是儒家的思想，如“以和为贵”、“以礼为本”、“信是义本”、“使民以时”等等；也杂有佛教思想，如“笃信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另外，老庄思想的痕迹如“绝餐弃欲”、“绝念弃慎”等也可以从中追索。大化革新以后，“三教合一”思想继续深入传播，例如元正天皇于721年发出的诏书中说：“周礼之风，优先仁爱，李释之教，深禁杀生。”（《续日本纪》卷八“养老五年”）
儒、释、道三教对日本民族固有的宗教—神道教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古代，外来的释、老、儒传入日本后，便与神道结合起来。到13世纪，神、佛融合的教义形成了体系，迄南北朝时代，出现了以神道为核心，援入儒、佛、阴阳道的理论为信仰基础的伊势神道。在中世纪时末产生了吉田神道，这个神道宣称：道教所谓老子大元说的大元尊神—国常立尊是宇宙的本原。神乃万物之灵形成人心而普遍存在，心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并从佛教《法华经》那里吸收了“正法”的说法。总之，儒、释、道三教的思想显然被吉田神道吸收进去了，但只是作为润饰，增添光彩而已!到了近世神、儒融合的民间神道和教派神道相继产生，这些神道随着朱子学成为德川官方的统治思想体系，融入了儒家的学说，例如，垂加神道是以理学为主，倡导“天人合一”和大义名份的封建伦理道德，另外还揉合了道教的阴阳五行学说。
宋明理学从13世纪传入日本后一直依附于佛教，到江户时期，在德川幕府的支持下，开始从佛教中分离出来，但分离出来的儒学仍然杂有释、道的成分。日本近世儒学体系主要有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和古学派。这三个学派都以儒教伦理道德学说为核心，提倡封建名份和尊王攘夷的思想，但不同于我国的是，有些人常常把理学与神道思想结合起来，因此使理学不但佛、道化，而且神道化。
关于儒学的经义何时传入越南，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汉字传入越南大概在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中国文字的时候，当时中国北方有个叫赵陀的人统一了交趾、九真等三郡，建立了南越国。越南史学家评论赵陀说：“文教振乎象郡，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稍后，在一世纪时，儒家的经义和汉朝的学校制度传入交洲。奠定越南儒学基础的是统治交州四十年的土燮，他在那里传播左氏春秋等经学，《大越史记外纪全书》（卷三）称赞他说：“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土王始，其功岂特施于当时，而有以远及于后代，岂不盛矣哉!”当时中国中原动乱，士人避难交趾者很多，其中首先传播“三教一致”思想的是牟子，他著有《理惑论》，认为道家的真人和儒家的三皇五帝是相匹配的，佛教的教义和儒、道的学说也有共同之处，当有人指出道家之“道”与释迎之教有异时，他回答说：“天道法四时，人道法五常&&道之为物，居家可以事亲，宰国可以治民，独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天地，废而不同，消而不离，子不解之，何异之乎？”（《理惑论》）
越南位于印度和中国之间，佛教传播之初曾经起过桥梁的作用，梁启超、胡适之等都说，佛教传入中国的海路是由印度经斯里兰逛至交趾，再由交趾经广西或云南至长江流域，他们的论断已被江苏孔望山等地的摩崖石刻所证实。据晋高僧传载，三世纪著名的高僧康僧会因他的父亲在交趾经商曾客居交州。从他所编译的经典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弘扬以佛教为主的“三教合一”论者。康僧会在《六度经集&察微王经》中不但用道家的“元气”来概指佛家的“四大”（即地水风火四原素），而且还用传统的“灵魂不死”来阐发佛教的“轮回转生”的学说。另外，他还竭力宣传孔孟的忠孝仁爱的伦理纲常思想。在八世纪前，越南的佛教受到印度的影响较大，但在此以后便渐渐转向中国，并成为北传大乘佛教的一个重要支脉。（编辑：张鹏）[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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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三教合一历史渊源
作者：许良统
“三教”这一名词，最早见于东汉斑固《白虎通义》中，是指汉儒所称颂的三种德教。就是“夏人之王教以忠；殷人之王教以敬；周人之王教以文。”在这里的教，是指教育、教化、感化之意。根据中国《宗教演化史》的划分为原始宗教，古代宗教和历史宗教三个阶段，夏商周己进入古代宗教晚期，而能分别以“忠”、“敬”、“文”教化民众，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社会进步的表现。
本文所说的是历史宗教初期，就涌现了儒道一家的思想渊源，及其后来演化为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思想体系。因为三教都是以心为宗，以“心”作为世界本原，儒、道、释三者都是从作为世界本原的“心”中派生出来的产物，故有道一教三说，乃是三教学者的共识。
儒、道、释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和基本内涵，它们从相互尊重到相互对立与斗争，到相互借鉴与吸收，再到相互包容与融合。看来融合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融合才能适应与时俱进的文化潮流。但这种融合是思想文化上的沟通，而不是拼盘式的奏合。
三教合一思想源于春秋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天下大乱，为了救世，思想家各自提出不同的政治主张，自由争鸣，形成百家。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就是其中的两大学派。
按照《史记》记载，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鹿邑）人。老子研究道德，他的学说以自我隐秘和不求名份为宗旨。老子写了一本书，分上下篇，共五千多字，阐述了有关道德的内容。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道”使万物从有形转化为无形，无形既是万物运动的起点，又是万物运动的终点，归宿和本根。老子的思想对中国的思想史、文化史和宗教史都有巨大的深远影响。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今山东）人。他主张以仁义之道，改善社会状况，变乱为治。孔子周游列国后，经过综合创新，形成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学思想体系。
在春秋时，老氏所创立“道”的学派和孔氏所创立“儒”的学派之间，都是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在学派人物之间也表现友善往来。
老子是一位礼学大师，他曾担任过周朝史官，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执行礼仪。周朝是以礼治国，周礼是西周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孔子也从小就学习礼仪，在鲁国是以知礼而闻名的。孔子在51岁时（公元前500年），适周向老子学习礼仪，于是老孔成为师生关系。孔子向老子学习礼仪的全部内容都收入《礼记》和《孔子家语》中，有具体礼仪，也有礼学理论，孔子继承了老子的礼学文化。
在哲学思想上，孔子继承了老子“道”的概念。孔子的“道”与老子的“道”在具体内容方面，虽不大一致，但孔子与老子一样，也把“道”视为自己思想体系中的最高概念。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意思是说，早晨知道了真理，晚上死去也可以了。
在政治思想上，“无为而治”是老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孔子对此也非常赞赏。孔子也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己矣。”（《论语•卫灵公》）。孔子也把无为而治的社会，看作最理想的社会。
在道脉传承上，老子提出“守中”（《老子•第五章》），“得一”。（《老子•第三十九章》）的主张。孔子在老子“守中”、“得一”的基础上，也提出“吾道一以贯之”授予曾子（《论语•里仁》）。又有《古文尚书，大禹谟》说尧授舜“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心传，故而演化为“执中一贯”的道脉。春秋时，佛教己在西方传布，虽未正式传来中国，但佛的教义和宗旨，与中国儒道两家的大旨相契合，佛也有“空中归一”之旨，故在“中一”的问题上，也可相提并论。所谓“中”者，内也，正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庸》）。这个中就是内的意思。老子说“守中”，是说要守住虚静的内心。佛教也说“中”者，中道也，为第一义谛，与真如、法性、实相、佛性同义，是般若波罗密。（《佛学常见词汇》（中》条）。
“一”者，是无形的“道”派生出来的混沌之气。老氏言：“一”是“太极”，由无极而太极。孔氏亦言：“易有太极。”佛教《碧岩录》第45则云：“万法归一，一归万法。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维摩经•弟子品》又说：“诸法究竟无所有，是空义。”
从上述看来，儒、道、释三家，都把“中一”作为最高“真理”。它蕴含着三教合一的基本精神和思想方法。
老氏和孔氏学派的后裔，也不乏友谊。庄子是战国时哲学家，他继承和发展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庄子对儒家学说，概括为“内圣外王”。（《庄子•天下》）。意为内修圣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或外务社会事功。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对中国社会的政治、伦理、哲学、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庄子对孔子的态度，从总体看也是很尊重的，他认为孔子是一位品质高尚的世俗学者，孔子与老子一样认为社会“生病”了，但开的药方不同而己矣。（《庄子集释》卷9（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册第953页）。
而内圣外王之道备于孔子，孔子之心法寓于六经，六经之精要括于《论语》，而曾子、子思、孟子递衍其绪。
孟子，被称为亚圣，是仅次于孔子的儒家大师。孟子与孔子一样受老子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主体“心”的本质问题上，老子认为“朴”是人类最初本性（《老子•第十九章》）。人只有真正守住本性之“朴”，才能以“真我”面目立足于世，才不会异化为非我。孟子的“性善论”，也是来自老子的“朴”。孟子也认为人性本来就是善的。他说：“人之性善也，如水之就下也，人无不善，水无不下。”“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不是外来的作用），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认为伦理道德是天赋予人的本性。为其“仁政”学说的理论依据。“性善论”后来成为宋明理学正统的人性学说。
根据《史记》、《庄子》等书，老子对孔子倡行“仁义”、“礼乐”的做法，也提出一些批评，但这种批评，是老师对弟子的批评，还不能算是学派间的理论斗争，两人都表现出十分友好的态度。
至于老子和孔子师生关系问题上，学者也有这样的评说：如果孔子不拜老子为师，就不可能建辉煌之业，万世之名。儒家不仅承认老孔师生关系，还认为这种关系，对儒家的兴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三教合一说的起源。
中国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佛教传入中国后，曾与本土儒道二教不断发生冲突，在这一种过程中，三者都一直在寻找彼此间的共同点，以丰富本教的内容。所以，三教从互相吸收、补充，提高至哲学层次上的融合，并不断进行深化和完善。
弥勒和会三家作一家
弥勒，是梵语，姓弥勒，华译慈氏，慈悲、慈祥之意。名阿力多，意为“无能胜”。他的姓和名合起来，就是具足大慈大悲，没有人能超过他。慈氏出生于古印度波罗奈国的一个婆罗门家庭，他与释迦牟尼是同时代人，而跟随释迦牟尼出家学佛，修成大乘菩萨，他在释迦牟尼入灭前就先行去世。据《弥勒上生经》说；弥勒离开此世间后，将上兜率天宫，在那儿与诸天说法。兜率，华译知足，在此知止满足。此处分为内外二院，内院为弥勒菩萨说法的净土。外院却是天人享乐的地方，故名兜率。《弥勒下生经》又说：弥勒将从兜率天宫下生此凡界，在龙华树下三次说法，广度众生，继承释迦牟尼而成佛。
关于弥勒下生信仰，根据《佛学大词典》之《弥勒信仰》，《龙华三会》条记载：弥勒将下生于翅头末城，在华林园中的龙华树下成道，开三番法会，度尽上中下三根的众生，“初会度众生九十六亿人，第二会度众生九十四亿人，第三会为九十二亿人。”可谓任重道远。
什么是龙华三会？根据佛教《弥勒菩萨三经讲要》说：“其树名龙华，言其干高大如龙盘空，且能开灿烂之华，结丰硕之果。言三会者，亦与释迦牟尼的三转法轮相似。其转第一次法轮，遇弥勒听经闻法授记度脱者，是为龙华初会；经若干时期，若干众生，又闻弥勒佛说法而得超凡入圣者，是为龙华二会；到最后一会，则大转法轮，凡为弥勒佛所度之机，皆尽度无馀，是为龙华三会。其实，弥勒佛当来下生人间说法何止这三次呢？不过是指大会而言，其第一会度脱人天无量众生，乃至第三会度脱人天无量众生罢了。”（《弥勒菩萨三经讲要》）第96页，民国二十三年一月，在慈谿金仙寺讲要录，太虚太师全书，法藏、法相唯识学）。
弥勒信仰，何时传进中国？根据《宗教词典》《弥勒》条载：西晋竺法护译《弥勒成佛经》1卷。为弥勒信仰所依主要经典之一。异译本有鸠摩罗什，于后秦弘始三年（401年），后秦国君姚兴派人迎至长安（今西安），主持翻译佛经，当时也译《佛说弥勒大成佛经》，在广泛传布。
还有炳灵寺石窟佛像，“炳灵”是藏语，“十万佛”的意思。炳灵寺石窟，位于甘肃省永靖县境内。于东晋元熙二年（420年）开凿，经八年建成140个龛，其中就有弥勒佛像，其造型的弥勒穿上佛装，是他下生后成佛的石雕像。今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辞海》和《中国佛教图像解说》，1992年9月版，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上海新华书店发行所发行）。
从以上情况分析，弥勒下生信仰，早在西晋就传入中国，并在基层社会中普遍获得民众的共识，人们也相信弥勒佛己管摄世界。
弥勒下生信仰的内核，曾辗转经过多次变形，深入民间，度脱众生。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他从中国宗教史的实际出发，极力倡导儒、道、释三教合一，以调适三者的关系。
在六朝时，弥勒应化居士身于浙江义乌，假名傅翕，又称善慧大士，着有《心王铭与法身颂》传世。傅大士与达摩大师同时应世弘法。达摩在江北弘扬禅旨，创立禅宗学系，成为中国禅宗始祖。傅大士在江南，宣说三教合一，并与禅学有机地统一起来，开了禅学进入百姓家的先河，在禅的历史上，属于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后世禅宗说他是弥勒菩萨的化身。
傅大士说教，善用机锋默示的方法，显示其真理。他有千古绝唱的名偈曰：“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走人不走。”此以农民为比喻，农民种地须用双手拿锄头，耕田才有劲，它寓意三教合一。“水牛”是渡水的舟，以舟比喻为佛法。古代有舟桥，以联接舟或浮体而成的舟桥，故有人在舟中，“桥走人不走。”该偈是像征经过三教合一的路径，三者都可以同舟到达彼岸。梵语波罗，华译彼岸。此岸有生灭，彼岸不生不灭之涅盘。
梁武帝常请傅大士入宫说法。有一次，梁武帝请傅大士讲《金刚经》，大士升座，只用尺子在案上挥动一下，就下座了。人们都不解其意，于是志公（武帝师）宣布“大士已经讲完了。”（《中国佛家》第178页，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11月版）。因为如如不动的真理，无说才是真说。老子的“不言之教”，孔子的“目击道存”，释迦的“拈花微笑”，都是以心传心，比用语言表述微妙深奥得多。可见三位圣人都崇尚“不言之教”。
又有一次，傅大士戴道冠，披纳衣，穿儒鞋去见梁武帝，问武帝我是僧、是道、或是儒？结果，梁武帝心有所悟。所以，在历代帝王中，梁武帝是第一位提出三教合一说。他说：“儒道释三者各有妙用而不可偏废：儒学教导人们要恪守礼法伦常，道教劝人不要计较争斗，佛教引导人们向往极乐净土。三者的指趣虽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要求人们安于现状，不必反抗斗争。如此，三教在理论上可以融合贯通，在实践上可以互为补充。因而梁武帝调和三教，提出三教同源说。比较而言，佛教在理论和修行方法，对民众更有吸引力，梁武帝将佛教奉为国教，并钻研和宣传佛教理论，在他的努力下，南梁的佛教理论达到了新高度，佛教中国化进程加速了。”（《新编二十五史•梁书》第9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佛教《弥勒菩萨三经讲要》说：在唐时，弥勒应化布袋和尚于四明山，宣说三教合一之旨，对民众颇有影响。四明山在浙江省宁波市西南，天台山支脉。
据《宋高僧传》记载：五代时，弥勒又应化布袋和尚于浙江奉化，明州等地，假名契此，又名长汀子，谥定应大师。他的日常行装又是道冠儒履释袈裟，以三教合一为宗旨，云游天下说法。契此经常手持锡杖，杖上挂一布袋，出入于市镇乡村，游化行乞，乞得之物，就装在布袋内，故名“布袋和尚”。相传他身形肥大，衣着随便，言语行为不拘小节，还能为人们预测吉凶和晴雨，非常灵验。人们都觉得契此是一位神秘莫测的圣僧。后梁贞明三年（917年），契此坐化于明州岳林寺庑下的磐石上，示寂前曾留下所以，人们已知道契此是弥勒转世，而为他建院供养。宋崇宁三年（1104年），岳林寺住持县振为他建阁塑像。此后各寺院都按“布袋和尚”形像塑成大肚弥勒，安置在天王殿供奉，并配上盈联：“大肚包容了却世间多少事，满腔欢喜笑开天下古今愁。”启示人们由于道业精进，成就檀波罗密，就应该生起欢喜的心来。北宋佛印禅师为其塑像题诗赞曰：“道冠儒履释袈裟，和会三家作一家，忘却兜率天上路，双林痴坐待龙华。”（《中华文化精华全集，宗教二》，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2年版）。它描绘了弥勒佛下生的行装和愿望，要“和会三家作一家。”
自东晋后，弥勒信仰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产生了深刻影响。最早有东晋佛教学者宗炳着《明佛论》，提出了“孔老释迦，虽三训殊途，而习善共辙”的观点，力倡三教同归之旨，认为三者都是教人为善的，都有利于社会教化。（李霞着《道家与中国哲学》（明清卷）第394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版）。
孙绰，东晋文学家，字兴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官至廷尉卿，领着作。着有《喻道论》，收入《弘明集》卷3。他认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周孔救其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故逆寻者，每见其二，顺通者，无往不二。”
王通（584-617），隋哲学家，字仲淹，谥文中子，山西河津人，居河、汾之间，开学授徒，时称“河汾门下”。王通提出“三教可一”的融合点，是“使民不倦”。以入世的角度来统一三教，无论从个人的生命安顿，还是从社会的政治秩序，凡是有利的地方都可以吸收。（罗安宪《中国孔学史》第362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版）。
），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陕西渭南人，官至刑部尚书。他认为“儒门释教虽数则有异同，约义立宗彼此亦无差别。所谓同出而异名，殊途而同归。”（《白氏长庆集》卷67）。
柳宗元（773-819），唐文学家，哲学家，字子厚，山西运城人，贞元进士，官至监察御史。他宗信佛教，主张儒、道、释三教调和。认为“浮屠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柳河东集》卷25，《送僧浩初序》）。
唐中叶，佛教学者宗密着《原人论》，以研究人的本原为己任，并将儒、道、佛三家的人性论和宇宙论纳入其《原人论》的序中。他说：“孔老释迦，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遮。策勤万行，明因果始终；推究万法，彰生起本未。”（《正宗新修大藏经》第45卷，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版。）
北宋，道教学者张伯端（984-1082），着《悟真篇》，论述内丹修炼和儒、道、释“三教一理”思想。后世奉为南宗或紫阳派初祖，称紫阳真人。（《辞海》）。
北宋，高僧延寿，也以佛教为中心而和会三教。他认为三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故可融合为一。他说：“三教虽殊，法界收之，则无别原。若孔、老二教，百氏九流，总而言之，不离法界，其犹百川归于大海。”（《中华文化精华全集•宗教二》，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版）。
南宋，孝宗赵眘，提出“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可也。”此外，南宋民间供奉的神像，三教神仙，人物具全，反映了“多神崇拜”的鲜明特点。可见南宋时期，三教合一的思潮，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深刻影响。（线装经典《中国通史》第247页，云南出版集团，云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5月版）。
南宋哲学家朱熹，他以儒家继承者自居，但对老子的思想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朱熹的理学是套用老子的哲学框架。老子说：“‘道’可以为天下母。”（《老子第二十五章》）。老子认为“道”处于万物之先，是产生万物的根本，是无形无像的。而朱熹对“理”学的特性也说：“未有天地先，毕竟也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朱子类语》卷1，第1册第1页，岳麓书社，1997年版）。所以，朱熹晚年，立足于武夷，致力融合儒、道、释于一炉，集理学之大成。
南宋，着名禅师宗杲，同样认为“儒、道、佛三教圣人所说之法，无非是劝人戒恶，正人心术。”“三教圣人，立教唯异，而其道同归一致，此为万古不变之义。”（《大正新修大藏经》卷24，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版）。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王重阳在山东宁海（今烟台牟平）全真庵讲道，并创立全真道，主张道、释、儒三教合一。以“澄心定意，抱元守一，存神固气”为真功。“济贫拔苦，先人后己，与物无私”为真行。功行具全，故名全真。此后，道教即正式形成全真，正一两大教派。（《辞海》）。
从西晋至元代，历时1103年间，在弥勒佛调和三教思想的启示下，引起各界学者的密切关注，三教合一论成为当时社会上的热点，而且这一热点越来越浓，上述只略举数例作为佐证而己。此后三教合一思想又在中国社会上各阶层更广泛地流行。
明代三教合一思潮
三教合一论，到了明代产生了更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政界，哲学界、宗教界等学者，都极力倡行三教合一说，并形成当时学术思想上的一种共识。
明初、太祖朱元璋，制定“三教合一”政策。他对儒、道、佛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他曾写《三教论》，对三教的作用与关系作了论述与阐释。他认为儒、道、佛在教义教理方面虽有种种差异，但在社会教化上都有各自独特的作用，缺一不可。他说：“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凡有国家不可无。”（《明太祖集•三教论》，黄山诗社1991年版）。朱元璋对佛道二教也采取了利用政策，让其发挥辅助作用。他说：“佛仙之幽灵，暗理王纲，益世无穷。”（《明太祖集•释道论》，出版同上）。所以，明代实行以儒教“明治天下”，以佛道“暗理王纲”。也就是通过儒教来制定政治典章制度，伦理纲常以及君臣治国之道。利用佛道所提供超人间的力量来威摄天下百姓。
朱元璋所制定的三教合一与并用政策，对明朝后来几代皇帝都没有改变，坚持兼收并蓄的态度。
在哲学界，心学大师王守仁，是以儒合佛道，在其思想体系中大量吸纳了佛道思想。他认为儒佛道同是心学，其差别只在毫厘之间，只要取其同而去其异，则三者便可融合贯通。（李霞着《道家与中国哲学》（明清卷）第9页，人民出版社 2004年6月版）。
王门后学朱得之，号近斋，直隶靖江人，师从王守仁，他主张三教合一，他比方说：“三教的关系好比一间房子，在老祖宗那里，原是一间；有了子孙后，大家分而居之，故一间房子便有中有傍；再往后，不仅有中有傍，而且后代还在中间设置藩篱，故一间房子变成了几间；再到后来，关系就不融合了，从相较发展到相争直至相敌。若去其藩篱，仍旧是一家。三教之分，亦只如此。”（同上第166页，引自《明儒学案》卷25）。
明代佛教中的高僧大德承接了慈氏所倡行的三教合一说，并将这种融合，推向了高潮。当时，倡导三教合一说，最力者有着名禅僧元贤，以及号称“明代四大高僧”的祩宏、真可、德清和智旭。
元贤（），字永觉，俗姓蔡，建阳人。他研习《楞严》、《法华》、《圆觉》三经，“言满天下，道被域中。”元贤认为儒、佛、道三家，其教虽殊，其理则一。所以他提出“三教一理”的观点，他说：“教既分三，强同之者妄也；理实唯一，强异之者迷也。”“是知理一，而教不得不分；教分，而理未尝不一。”（同上书第397页，引自《寱言》、《续藏经》第一辑，第二篇），意思是说，儒、佛、道三教是不同社会背景，不同时代要求下的必然产物。故它的产生更是合理的，是理之所归。既同是理之所归，故三教一理之论自然能成立。
祩宏（），字佛慧，别号莲池，明代中兴净土的宗师，俗姓沈，浙江杭州人。他长住杭州云栖寺，故称“云栖大师。”在儒、佛、道三教关系问题上，祩宏提出“三教一家”的论点，三教为何是一家？祩宏以三教同源来论证这一观点。他作了一幅三教同根同祖的关系图，并题诗曰：
“胡子秀才书一卷，白头老子丹一片。
碧眼胡僧袒一肩，相看相聚还相恋……
想是同根生，血脉原无间。
后代儿孙情渐离，各分门户生仇怨。
但请高明玩此图，录取当年祖宗面。”
（同上书第404页，引自《山房杂录、诗歌、题三教图》、云栖法汇第8册）。
祩宏认为，他所作的三教同根，血脉无间的三教关系图，反映了儒、佛、道三家在老祖宗那里同根源同血脉的本来面目，只因三教传人不了解这一点，才各立门户，相互对立，互生仇怨。若看了他绘制的“三教图”，就能消除三教之间的隔离，使其同归于一家。
真可（），字达观，号紫柏，俗姓沈，江苏吴江人，少时在虎丘云岩寺出家。他潜心研习法相，华严学说，体悟到儒、佛、道三教之法，本是一原，出自一心。他说：“夫身心之初，有无身心者，湛然圆满而独存焉。伏羲氏得之而画卦，仲尼氏得之而翼《易》，老氏得之二篇乃作，吾大觉老人得之，于灵山会上，拈花微笑，天人百万，圣凡交罗，独迦叶氏得之。自是，由阿难氏乃至达摩氏、大鉴氏、南岳氏、青原氏、并相而得之。于是乎千变万化，世出世法。”（同上书第408页，引自《释毗舍浮佛偈》、《紫柏尊者全集》卷1.2）。它说儒、佛、道三教乃至三教之间内部的宗宗派派均是得之于先天的“湛然圆满而独存之一心。”这好比一棵大树，枝叶再多，也都是源于一根，三教亦然，其流演变，变化再大，亦是万变不离其根。
德清（），字澄印，号憨山，俗姓蔡，安徽椒县人。少时在金陵栖霞山削发为僧，研习《华严经》，又发心刺血泥金，写《大方广华严经》一部，他对儒、佛、道的会通中，提出“三教同源论”，他说：“尝言为学有三要，所以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 同上书，第418页，引自《憨山大师梦游全集》卷39，《说，学要》）。为什么《春秋》、《老》、《庄》，禅学缺一不可呢？他认为，这是因为三教原本就是同源的，三者同源于一心，三学之要也同此一“心”，学同此心，故教同此理。
智旭（），俗姓钟，字素华，别号“八不道人”，“藕益老人”，江苏苏州人。他曾住安徽九华山及浙江吉安灵峰寺。他主张诸宗融合，禅教兼重，三教合一。他认为“自心者，三教之源，三教皆从此心施设。苟无此心，三教具无；苟昧自心，三教具昧。苟知此心，而扩充之，何患三教不总归陶铸也哉？心足以陶铸三教，乃名能其性，亦能尽人物之性。”（同上书，第424页，引自《疏二，金陵三教祠重劝施棺疏》、《灵峰言论》卷7之4）
方以智（），字密之，号浮山愚者，安徽桐城人，崇祯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后削发为僧。他的儒、佛、道的融通思想表现在“三教一宗”的“易”学观中。他提出一个主张，要融往古圣贤之论以及儒、佛、道三圣之教于一炉，配之阴阳之理，神药之辅，而炼成一种新的宗教——三一之宗。而他所谓“三一之宗”，也就是以《周易》集儒、佛、道之成。他认为三者的思想主旨之同表现在，孔子的“无言”，佛氏的“见一切心”，及老、庄的“无为无不为”思想，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它们都是《易》理的显现，因而都可以归融于《易》。溯其源同，则归于《易》耳。
明代正一道和全真道都主张儒、道、佛三教合一论。正一道第43代天师张宇初，也认为儒、道、佛三家的本源之理是一致的，只是语言表达有所不同而己。道教所谓“元神”，就相当于儒教的“太极”和佛教的“圆觉”。他还将这一思想纳入正一道的教义之中，力求三教融合贯通。（《岘泉集》卷1，《道藏》第33册）。
明代全真道也提出儒、道、佛三教合一论。具有传奇色彩的张三丰，名全一，又名君宝，道号玄玄子，辽东懿州（今辽宁阜新）人，全真道的丹法思想家。他曾在武当山幽栖，武当山内家拳技创始人。后隐循潜修，明太祖，明成祖曾多次遗使求之，都查无下落。明代皇帝也曾多次授张三丰为“通微显化真人”、“通微显化大真人”、“韬光尚志真仙”、“清虚元妙真君”、“飞龙显化宏仁济世真君”等。关于张三丰的着作，《明史•艺文志》着录有《金丹直指》和《金丹秘决》各1卷。后人编成《张三丰祖师全集》、《张三丰先生全集》。在儒、道、佛三教的关系上，张三丰认为“佛也者，悟道觉世者也；儒者，行道济世者也；仙也者，藏道度人者也。各讲各的好处，合讲合的好处，何必口舌是非。”（《三丰全集•大道论》，清彭定求编《道藏辑要》毕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成都二仙庵重刻本）。
托名吕洞宾乩授的《三宝心灯》更强调：“若归道而不知三教合一之旨，便是异端邪说。”此可谓将道门中的三教合一论推向了极端。
就明代整个思想界来说，倡导三教合一说，最盛者还是林兆恩先生，因为他不是一般地主张三教合一，而是将三者现实地紧密结合在一起，创立一种新的宗教——三一教。林兆恩所创立的三一教，是将佛道思想大量引入儒学内部，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在“归儒宗孔”的基本宗旨下，创立一种合三为一的思想体系。使儒学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哲学变为宗教，又从宗教的环节中体现哲学，也就是他以儒教纲常礼教为主，兼有佛道二教心身性命之学的宗教。他指出，由于孔子之儒学实际上也是一种心身性命之学，因此宗孔子之儒学，也就是宗心身性命之学。
林兆恩创立的三一教，最具特色的是崇尚弥勒下生信仰。根据《实录》记载：在万历十六年（1588年）正月，林兆恩居竹峙寺，着《弥勒经》成书，此经未偈曰：“弥勒尊佛是我体，弥勒尊佛是我心。我体即是弥勒体，我心即是弥勒心。弥勒与我无二体，弥勒与我无二心。”因为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内根外器皆唯识变现。“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中的一切境界和事物都是由心所造。弥勒心是佛心，前念迷就是众生，后念悟就是佛，众生与佛只在迷悟之间。故林兆恩与弥勒尊佛同心同体的理论自能成立。
所以，林兆恩嫡传弟子卢文辉，也采用弥勒下生信仰，以林兆恩为弥勒佛的像征。在三一教中有《灵应本体真经》（《林子宝诰》）中也有一句“南无夏午尼氏弥勒尊佛。”《宝诰》还说：“龙华三会，普度人天。”而且三一教的教义倡导三教合一，倡导出世与入世合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一教与弥勒尊佛的人间佛法是相同的，三一教教人在世修行，先做人，后做仙做佛，又是在民间普及，可以说是弥勒尊佛人间佛法的真实再现。许良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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