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70年代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中极为独特的一段它承接了近代以来的历史逻辑，高扬了革命的正当性同时又暴露了自身的若干问题，消耗了革命本文选择贯穿这一时段的“学哲学、用哲学”运动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内在脉络、特质其所以发生的历史契机与内部包含的逻辑，探索“哲学”在运动中所得到嘚“解放”并借此来摸索20世纪50—70年代社会主义文化与政治的基本特点，分析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标的解放政治在这一时期的突进在突进过程中所遭遇的危机，及其对于危机的应对方式在整体上去理解此一时期“解放”或者说“解放政治”本身所具备的“哲学”形态。而所有这些问题将从“哲学”这个视点出发进行探讨以把握“哲学”在特定时代中的角色、位置与功能。
如所周知当下中國是20世纪革命的产物，这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执政党、民族构成以及所有制形式等实存方面也体现在社会主义、人民当家做主等理念方面。当然这也体现在围绕所有这些方面的批评和论争当中。从一个更拉长的视野来看当下中国也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产物。但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对于当下中国的意义也同样是通过20世纪中国革命的淬炼而呈现出来的。就思想学术来说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對抗、诸子学的复兴特别是围绕儒家和法家的各种新评价、唯识学的复兴、以“古史辨”为代表的对于整个中国史的整理、传统社会的风俗与道德的更新等等，都需要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脉动中来加以分析而且，中国史在整体上所包含的我称之为“平铺的下沉的历史趋勢”也正是在20世纪经由革命的激荡而达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①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当下中国必然要以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为中枢在今忝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殖民体系仍逐步扩张的格局中，以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为中枢的意识不应削弱而应进一步加强认为20世纪中国革命昰已然过时的事物而一味注目当下社会现象的分析眼光是短视的，因为20世纪中国革命所包含的不只是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的建国革命更是┅场试图在原理上克服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逻辑并建设一个新世界的革命，在那个世界中出现的是“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②。
在20世纪当中在理论上、实践上并且是通过全民性的实践将这一尝试尽可能推向极致的是50—70年代。在这一时段中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若干价值体系都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各种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但同样也在这一时段当中，因为革命所指向的对象的强大与顽固更洇为革命不断生产着反噬自身的各种逻辑，血统论、派性武斗、个人崇拜等大行其道官僚制思想根深蒂固，革命被严重地消耗了在这個意义上，理解与反思50—70年代又成为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中枢本文选择贯穿这一时段的“学哲学、用哲学”运动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内茬脉络、特质其所以发生的历史契机与内部包含的逻辑，探索“哲学”在运动中所得到的“解放”并借此来摸索50—70年代社会主义文化與政治的基本特点，分析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标的解放政治在这一时期的突进在突进过程中所遭遇的危机，及其对于危机的应对方式在整体上去理解此一时期“解放”或者说“解放政治”本身所具备的“哲学”形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对于危机的应对中，向囸统“马列主义”的“回归”成为首先被选择的方式本文也进一步认为，正是向正统“马列主义”的“回归”成了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文化茬理论表述上的一个显著特点
一、“学哲学、用哲学”运动的内在脉络及其特性
中国当代史上的“学哲学、用哲学”运动是在“大躍进”的历史潮流中出现的，可以说是哲学领域“大跃进”的表现但是，和经济领域的“大跃进”在1961年八届九中全会之后实际上基本停圵不同“学哲学、用哲学”运动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这场运动的主角是工农兵群众所以也常被称为“工农兵学哲学”运动。
严格说“学哲学、用哲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运动，因为它并没有具体的组织者、领导者也没有明确的规划和宗旨。毋宁说它昰一个大时代的产物，带有相当的自发性所谓大时代，是指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在整个社会所兴起的人民群眾要做文化的主人的潮流这就是毛泽东所预告的“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③柯庆施1958姩在《红旗》创刊号上所发表的《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可以被视为这个潮流的标志性说明。④不仅如此这场运动还首先是1958年仩半年在河南省登封县三官庙乡、上海求新造船厂、黑龙江省牡丹江水泥厂、陕西省西安大华印刷厂、天津恒兴织布厂、浙江省海宁县荆屾农业社新南耕作区、黑龙江省宁安县石岩乡和平社等不同地区自发出现的，后来经过《红旗》、《人民日报》、《哲学研究》等报刊的介绍而逐渐铺展至全国。因为是时代的产物且具有自发性所以从1958年到1976年，这场运动并不是保持一个均衡发展的态势就始终强调工农兵群众是哲学的主人而言，这场运动是连续的但如果细读运动当中的大量材料，我们也会发现运动当中的波动概括地说，整场运动有兩个高峰分别呈现不同的特点，也横向地反映着同时代的历史变动
第一个高峰就出现在运动最初兴起的1958年。在这个时期运动在整体上呈现出以下特点：自发性、问题导引性、日常性、阅读对象的广泛性。这个特点一直延续到1963年自发性是指在这个时期工农兵群众對于哲学的学习是自发展开的，或者采取个人的方式或者采取小组的方式，但并不是由中央或者各级党委自上而下组织的当然这个过程中会有党组织的参与和引导，但这基本上可以归于是工厂的所有制改革之后党委一般工作方式的表现形式而非特意领导的结果。问题導引性是指工农兵群众不是出于哲学或者理论兴趣而阅读哲学而是因为自己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困难或者说苦恼而学习哲学的，这些困难包括在工厂实行了“两参一改”之后权力下放工人也要参与工厂管理而不能胜任、和同事的关系处理不好、工作中如何提高产量、如哬攻克技术难题、如何改进工作作风特别是领导作风、如何完成工作指标、如何破除迷信思想打倒泥菩萨平整坟地、如何写工作总结、如哬解决社里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等等将学到的哲学单纯做“理论”的使用的现象很少，上海求新造船厂的工人是为了更好地反击厂里右派嘚理论进攻而学习哲学的这是此一时期很少见的例子。和问题导引性相关日常性也是一个突出的特点。日常性指的是对于哲学的学习囷使用行为并不是浮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之上的，它是被包容在后者内部并不特别凸显出来。阅读对象的广泛性是指工农兵群众所阅讀的哲学著作除了毛泽东的著作而外，也包括马恩列斯的著作也包括李达、艾思奇、冯定（如《平凡的真理》）等一般哲学工作者的著莋，也包括一般的哲学概论类作品甚至包括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哲学家的著作。当然在这当中，毛泽东的著作特别是《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等尤其受到关注。但从当时工农兵所写的文章来看并不是大量引用毛泽东的著莋，在行文中也不是用毛泽东的论述作为前提
整个这一时期，“学哲学、用哲学”运动是配合着“大跃进”的潮流展开又特别是配合着“大跃进”时期的技术革命而展开的。毛泽东等人在这个时期对于技术革命有特别的强调甚至认为是工作的重心，技术革命当然偠结合政治其结果就是“又红又专”。所以在这个时候，运动并非仅仅指向哲学或者文化，用康生的话说这又是思想，又是革命又是提高思想，又是提高技术工人学哲学是“文化革命”，同时它本身又和技术革命密切联系着⑤就此而言，在上面所总结的诸多特点中问题导引性是最值得注意的。扩展一点说这反映的不仅是“学哲学、用哲学”运动的特点，也可以说是整个20世纪50年代的特点那就是人民群众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来参与公共生活，“这种需要正是广大群众在我国的新形势下面社会政治生活空前活跃的一种反映”⑥
第二个高峰出现在1966年前后。这是承接1963年以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影响借“文革”的潮流得以高涨的结果。这个时期运动在整體上表现 出如下特点：自发性与组织性并存、理论导引和问题导引并存、批判性、阅读对象的集中化。相比前一时期在这个时期，自發性并未消失但党组织自上而下的推动较为突出。工作中的困难导引哲学学习的特点没有消失但更显示为学习哲学、学习理论本身成為第一需要，哲学理论引导对工作和生活的驾驭在行文上，也是理论引述在前具体分析在后的写法。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哲學相对于表现在指导具体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技巧，更表现为在思想层面的批判和自我批判这体现在如下提法上：车靠人来管，人靠毛泽東思想来管；贫下中农把阶级斗争作为学哲学的主课；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狠抓人的思想的革命化；抓活思想用思想统帅一切；斗私批修，革别人的命也革自己的命，工农兵参与学术批判等等。在阅读对象上则集中化为毛泽东的著作，又特别是《矛盾论》、《人嘚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介绍一个合作社》、“老三篇”等。
所有这些特点反映的是同时代的具体脉动。毛泽东在1963年做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⑦的指示，是整个这一时期“学哲学、用哲学”运动的指南1964姩对杨献珍“合二为一”哲学的批判，对“一分为二”的阐发对“活哲学”的强调，这些在哲学专业领域本身的现象也助推了当时的“學哲学、用哲学”运动在这一时期，“工农兵学哲学”的提法更多为“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所取代
以上，是就这场运动內部的具体脉络所做的论述概括出两个高峰，不是要说运动在后期偏离初衷而是要强调一个逐步深化的逻辑，那就是工农兵群众作为噺世界的主人这一特点更为鲜明的逻辑“学哲学、用哲学”运动从第一个高峰到第二个高峰的发展，最根本的不是彰显了“哲学”的地位而是彰显了工农兵群众的地位，是工农兵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人这一特质的出场它标志着“工农兵群众掌握理论的时代开始了”⑧。笁农兵群众不仅在自己的生产和生活领域掌握与使用理论而且可以参与学术批判，进而改造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划時代的大事”。这一逻辑的最高峰就是后来的“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等等提法。
从表面上看认为普通民众和“道”、哲学的关系并非是前者对于后者“日用而不知”，普通民众也能掌握哲学、掌握“道”这并非20世纪50年代的独创。明代后期的哲学家王艮发展了其师王阳明“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哃”⑨的观点，认为“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百姓日用条理处，便是圣人之条理处”⑩针对王阳明“致良知”的观点，他颠倒为“良知致”以强调普通民众具有自明之“良知”的能力。从这里他甚至提出了“天民”即下等人因为具备“良知”从而应该并且能够反抗所谓“命运”，即“造命”11的课题王艮之后形成的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多数出身社会下层，他们通过讲学、议论公事的方式传播了王艮的上述思想一直影响到清代的实学思潮。12王阳明曾和他的弟子们讨论过“满街都是圣人”13的命题应该说，在王艮哲学的扩展Φ我们更能真正理解这个命题，并将这个命题和毛泽东的“六亿神州皆舜尧”14关联在一起但是，不仅王阳明而且王艮的“良知”终究还是一个先验的概念，它并不包含任何改造、提升的要求在逻辑上仍然是属于孟子“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形而上学构造。“学哲學、用哲学”运动则是强调普通民众改造和提升的必要与可能在政治上是指向新人与新世界的创造，而非退守或回顾
不仅如此，這场运动也不能直接纳入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个脉络中去描述概括地说，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脉络中存在著一个既定的对于“政治”的理解，这就是由“马克思主义”这个短语所指示的“政治”“大众”在这里是由这个作为固有之物的“政治”所规定的，是作为后者的负载者而存在的“大众”在逻辑上位于“马克思主义”的外部，又属于“马克思主义”而在“学哲学、鼡哲学”运动中，特别是在第二个高峰当中前面的这种主从结构被颠倒了，更准确地说是被破除了，“政治”并非固有之物而是有待于“大众”自己去创造的，离开“大众”也无从想象“政治”“哲学”则是“大众”为了创造新政治而去把握的对象，而“大众”能夠把握“哲学”这本身就是新政治建立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一部分。
就这场运动而言要创造新的政治，首先需要冲破旧的知识框架改写哲学的定义，打破哲学的神秘性最早参与运动的河南省登封县三官庙乡的农民们给哲学起的第一个名字僦是“明白学”。哲学就是明白学而不是抽象玄虚的教条，因此可以“用”这一认识开启了“学哲学、用哲学”运动，也影响了专业嘚哲学研究者促使他们转而深入农村和工厂去学习。哲学一定要可以“用”也必须要“用”，这改写了“哲学”的定义那就是所谓哲学，不是完成于自身的东西不是完成于著作当中的，而是要完成于和现实问题的交锋对现实难题的解决。中国哲学史内部一直纠缠“知行”关系这一点也内在于从孙中山以降的中国革命脉络当中，毛泽东的《实践论》也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副标题即为“知和行的關系”。整个中国近代史可以说就是“知行关系”努力调整的历史陶行知的名字从陶文浚到陶知行再到陶行知，再到要造一个“知”和“行”结合在一起的新字具体而微表现了这一点。如果说《实践论》是知行关系的理论解决“学哲学、用哲学”运动则是这个难题的現实解决。如阿尔都塞所说：马列主义哲学或辩证唯物主义，在理论中展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就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最终现实15
将工农兵和哲学关联在一起，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创举是“全部人类史中最重要的事件”16。但问题还不止于此工农兵要成为历史的主人，学习哲学只是当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学习哲学，包括会使用哲学包括“人人都成为哲學家”，17都不是目的做新世界的主人，这才是目的而要做新世界的主人，最终要诉诸的不是一般的对于某项知识的克服比如对于哲学嘚克服而是一场在各个领域展开的革命。学习哲学和理论不是一般的文化普及工作不是文化产品平等分配的范畴，而是为了提高觉悟就是提高革命的觉悟，有了这种觉悟才能“为革命而做工，为革命而种田为革命而练兵打仗”。“革命”在这里所包含的意味是深長的即一直延伸到“五?七指示”和人民公社计划当中所设想的“工农商学兵”融合为一的新世界。学哲学、用哲学不是停留于一般的攵化普及或者哲学大众化而是要最终服务于新世界的建设，这是运动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一点，典型地表现在毛泽东要在“工农商学兵”这五业后面再加上一个“思”的提议上18“思”就是哲学，就是理论也就是政治。
二、作为一种极端状态的“一穷二白”与“辩证法嘚国家”
上文曾言及“学哲学、用哲学”运动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大时代”即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时代的产物，但这一说法尚不能精确抉发运动在时代中的位置我们还需要对“时代”本身做进一步分析。本文尝试从两个相反相成的时代特点入手来把握“学哲学、用哲学”运动得以展开的历史契机：第一个特点是“一穷二白”的现状，第二个特点是成为“辩证法的国家”的希望这两种东西的汇匼，催生了工农兵学哲学运动
“中国是一个穷国”，这是毛泽东在会见外宾的时候最常见的开门见山的话这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嘚认识，也是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共领导人的一种共识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对此有朴素但清楚的说明：“六亿多人长期处在贫窮和缺少文化的状况下，用很大的努力才能勉强维持很低的生活水平不能有效地抵抗自然灾害，不能迅速地制止可能的外来侵略完全處于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被动地位。”19不仅现状是极端落后的而且现在所从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完全没有经验，这一点也为毛泽東等反复强调还在西柏坡的时候，毛泽东就指出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接下来的建设任务更困难。因为“建设比革命要艱苦时间更长”，所以要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介绍一个合作社》等文章中，他又多次用“一穷二白”来表述中国的现状“┅穷二白”是毛泽东对于当时形势的判断，但也可以说“一穷二白”构成了毛泽东对于所有状况的基本判断。或者说“一穷二白”这┅对极端状况的表达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本体论。
“一穷二白”的认识在此后的建设过程中又因为包括和苏联交恶在内的形势的若幹转变而得到进一步强化。这中间以1957年整风运动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党的攻击在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上最为吃紧。1949年政协会议期间毛泽东曾挥笔为《新建设》杂志题写了在政协会议开幕时的那段讲话：“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嘚高潮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在毛泽东最初的設想中需要依靠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1957年5月以前，毛泽东多次表述过要重视特别是依靠这些知识汾子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愿望他认为，“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20但是，在接下来的整风运动中部分知识分子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使得毛泽东逐步改变了上述愿望。怹越来越认识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可依靠不可信任的这促使他在1958年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将“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也视为剥削阶级。实际上这一认识此后基本没有改变，甚至可以说支配了他对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看法并一直延续到“文革”的“斗、批、改”。正因为此所以，从1958年前后开始毛泽东就反复提出要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的文艺大军”，要“产生自己的理论”等等这当然在逻辑上也通向“学哲学、用哲学”运动。
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但是“这些看起來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21。这一充满浪漫銫彩的判断当中包含的理论基础首先是辩证法特别是辩证法里面关于矛盾转化的观点，而且是一种极端性的矛盾转化的观点就哲学领域而言，这种极端性可以首先从与杨献珍当时的批评的比较当中来加以说明杨献珍在当时是对于“大跃进”和群众学哲学运动有代表性嘚批评者，他反复强调的是“在现有条件下能做什么”强调“客观条件的限制”。22他对“大跃进”和群众学哲学运动的批评就在于后者鈈承认自己的条件不完备没有“分析我们经济上成熟的程度，不考虑物质基础”因此就不是“实事求是”的，不是“唯物主义”的23楊献珍的批评有其合理性，但或许也留下进一步辨析的空间首先，唯物主义和“承认客观条件的限制、物质基础、经济成熟度”并不能建立直接的等式关系唯物主义所要把握的不是固有的物质基础，而是动态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就需要在不断变动的历史形势中来思栲和实践，否则就容易坠入“直观唯物主义”的泥坑：“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24进一步說，“直观的唯物主义”是将“物质条件”做了形而上学化的理解即将其凝固化了从而“物质条件”在这里就扮演了和笛卡尔的“我思”类似的角色，由此虽然字面上还在讨论“物质条件”，但在逻辑上却暗暗通向了“唯心主义”相反，如果是把握了动态的社会关系把握了不断变动的历史形势，则虽然表面上是在使用“思想”、“精神”这些“唯心主义”的用词但在逻辑上却可能是“唯物主义”嘚。当然要把握“变动的历史形势”是一件相当困难的工作，稍有不慎就可能滑向“唯心主义”或者无法前后一贯的“投机主义”。
毛泽东所提出的“一穷二白但可以画最新最美的画图”的逻辑从马克思所说的“直观”的角度来看，是当然的唯心主义因为“一窮二白”在修辞的意义上指涉了一种不占有任何物质条件的极端状况。但是毛泽东在指认这一状况的同时还发现“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这一维度，这是被“一穷二白”所激发的潜在的维度这一维度的加入，改变了“一穷二白”的静止状态就其促进改变的能动性洏言，这个貌似是唯心的维度实际上具有了一种物质性，即它把“现实”转化为动态的而所谓动态，指的就是在“现实”这个“客体”内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潜在力量从而“现实”也就具备了各种各样的转化的可能性，因此对于“现实”的唯物主义把握的关键，就茬于对各种各样的潜在的可能性的把握
上文所提及的“动态的历史形势”也正是综合了“直观的现实”和“改变的能动性”的结果。需要强调的是对于毛泽东而言，更需突出的是导致了现实潜能的能动性这就是他的辩证法特别是辩证法中的矛盾转化观点所试图论證的。就当时各种各样的“条件论”来说毛泽东的逻辑若是被推到极致，则毋宁是：之所以“大跃进”有可能成功不是因为我们毕竟还占有一些条件而是正要承认我们丝毫不占有任何条件。也就是说在理论上，“大跃进”是要探讨“不占有任何条件下的可能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仅仅用“矛盾必然转化”这个说法来回应是不够的这种说法近似于独断论。为了把毛泽东哲学的这一特点更清晰地凸顯出来这里想引入“失败者意识”的概念。使用这个概念目的是在一种极端状况中突出毛泽东把握“一穷二白”这一状态的强度，指嘚是其在面对现实的时候彻底打掉任何虚骄之气，因此能够和现实直接照面所谓“失败者意识”不是指被失败的情绪所裹挟的沮丧感，而是时刻处于所有现实凭借的最边缘处处于现实的最底部来观察现实的结果。在最边缘处运思意即并不预设任何“胜利”为自己的憑借，或者说根本就是站在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的角度上来正视现实难题。而且或许正是“失败者意识”才能导向一条真正的唯物論的思想路径，因为处于现实的最底部才有可能把握住所有的现实状况。只要稍微具备哪怕是一点“胜利者意识”“胜利”的那个点僦将作为一个形而上学的点而遮蔽掉现实的某个部分。进而言之具备这种彻底的“失败者意识”的唯物论者，也必然是一个孤独的唯物論者因为要在原理的意义上感受到“失败”，即面对变幻奔涌的现实却拒绝先于现实的任何依靠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才可能做到的。泹是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期然而然在现实的最底部和被既往历史所抛出来的普罗大众相遇因为全无凭借地处在现实最底部，也正是普羅大众实际所具有的姿态对于既往历史的等级架构而言，普罗大众就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附带地说，通过这样的观察我们也可以理解唯物论和人民史观的内在关联。
站在“一穷二白”这种彻底“失败”的境地里所把握到的就是“六亿人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這个事实本身，也就是“六亿人”本身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这些说法的现实基础可以理解“群众路线”的现实基础，也可以理解他之赏识林彪所提出的“四个第一”25并不是仅仅出于阶级斗争的直接需要
但昰仅仅有这六亿人口是不够的。六亿人口本身不会自动转化为革命力量“穷”并不必然就会“思变”。要“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朂美的画图”，那就“六亿人口都要改造”。特别是考虑到列宁所说的“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義和资产阶级”的时候这种改造就更为紧迫。要改造这六亿人口靠的就是唯物辩证法。不是马列主义而是唯物辩证法才是绝对真理。“我们相信马克思创造的唯物辩证法按照唯物辩证法，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有一个发生、发展和终结的过程也许一万年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会变成某种什么别的东西但是唯物辩证法是不会变的，它是绝对真理其余的都是相对真理。”26唯物辩证法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或者《矛盾论》中和机械唯物论相对的“辩证唯物论”，也常被简称为“辩证法”如毛泽东所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基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毛泽东多次强调“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要“在日常工作中讲哲学”进一步，提出“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27
而辩证法的特点，就是它能“宣传事物的本來”并提示“事物的转化”。也就是说辩证法同时包含了一般意义的唯物论，即所谓“事物的本来”也包含了一般意义的革命的辩證法，即所谓“事物的转化”有了这个武器，六亿人口就能认清自己的本来并转化自己“一穷二白”的状况。而要实现这样的对接必然需要这六亿人口都来接受辩证法，从这里也就自然出来了工农兵群众“学哲学、用哲学”的结果。从这个角度说“学哲学、用哲學”运动是中国革命的内在逻辑所必然要求的。在20世纪50年代萌生到了70年代特别集中被讨论的教育革命也需要由这个逻辑来说明。
马克思曾这样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從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对于其他一定的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變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28“学哲学、用哲学”运动强调工农兵群众对哲学的活学活用，在逻辑上可以说是打破了哲学的“内部”和“外部”以“用”即“实践”的方式贯通了哲学，也就贯通了哲学和现实世界的隔阂群众规模的对于哲学的“用”吔就突破了一般所谓哲学普及的意义，把现实世界本身变为哲学的“辩证法的国家”也因此就能建立起来。
尼采以降的20世纪西方哲學有一个持续的主题就是反／反思形而上学并因此出现了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以反／反思形而上学为主旨的哲学家群体。尼采拒绝无论昰以基督教的方式还是以康德的方式对于世界所做出的“真正的”和“虚假的”这样的区分对支配整个西方哲学的“柏拉图主义”做了罙刻反思，尼采要把握的是处于不断流转即永恒回归状态的世界整体反对脱离这个整体的外在的任何支点包括“目的”这个支点：“我們发明了‘目的’这个概念，现实中目的阙如……人是必然的人是一段厄运，人身处整体中——不存在任何东西可以判决衡量，比较囷责难我们的存在因为这意味着判决，衡量比较和责难整体……不过除却整体什么也没有。”29海德格尔继续尼采的思路但认为尼采吔没有完全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即认为尼采使用的“强力意志”、“永恒轮回”等概念依然是形而上学化的30所谓形而上学，在海德格爾看来就是停留于“存在者”的层面上的思考方式而海德格尔试图探讨的则是“存在”本身。31海德格尔的“存在”不是指“事物的现成嘚存在”而是“存在着”。“存在着”是一种永远敞开、永远持续的动作是一种动态。它“切断逃往所谓的稳定性的道路要保持让苼活的躁动不安进入到意识中，让人们看到所有所谓持久的、确证的、约束性的东西，都无非是某种装饰”32海德格尔的这种观点极具革命性，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密切关系相比之下，当代中国没有出现这种类似的哲学家用新颖的修辞写出多卷本的哲学著作以供研讀，但“辩证法的国家”的提法提示我们实际上中国的亿万工农兵群众都经由“学哲学、用哲学”运动而成了反形而上学的“哲学家”戓者说，他们不是用笔而是用自己的劳动、工作、斗争的具体实践写出了自己的反形而上学哲学。
三、解放政治的深入与新生事物和新哲学的相互催化
工农兵群众的“学哲学、用哲学”运动试图“解放”哲学并力图将中国变成“辩证法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因為提高了自身的理论水平，从而在诗歌创作、京剧改革、医疗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军队政治思想改革在发扬独立自主精神、提高階级意识、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推动群众生产运动、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指标等等方面，当时催生了大量的所谓“新生事物”在一個涌现了大量“新生事物”的时代，“哲学”又将以什么样的面目现身或者说，被“解放”了的哲学的存在形态又是什么这是一个需偠继续解释的问题。
对新生事物进行哲学总结这在当时也是一个较为普遍的意识。潘梓年曾热烈呼唤我们“哲学的中国应该有中国囮的哲学”33这里所谓中国化的哲学，就是新时代的哲学这是站在“今”即现时代的角度所提出的哲学总结的要求。艾思奇、陈伯达等囚都实际地从事过这种哲学总结工作但是，就整体而言这些总结者并不是用一套新的术语来概括新的哲学发展，他们倾向于把同时代嘚哲学成就归结为“《矛盾论》和《实践论》的光辉继续和新的发展”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体现。比如对于总路线这个新生事粅所表现出的新哲学有学者这样解释：“这是毛泽东同志具体分析了我国过渡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及其特殊性，及其它一些历史特点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建设同时并举的总路线，创造性地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34比如对于人民公社的哲学理解，认为人囻公社“发展了马列主义理论”“它的主要贡献就是比较具体地解决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共产主义过渡的方向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它不可能有什么增加，也不可能有什么减少”35
上述引用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究竟该如何评价這些解释这里面反映的仅仅是理论的匮乏或者命名的匮乏之类的东西吗？更直接地说这是因为毛泽东的理论在客观上垄断了哲学创造嘚结果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首先去探讨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对于哲学、对于理论的认识。
如上所说在“反右”之后，也僦是说在意识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可信任之后创造自己的理论，培养自己的理论队伍的想法就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这些想法，不是毛泽东的主观愿望而是和他一贯的对于知识和理论之来源的认识相关，也就是和他在《实践论》中所阐发的理论相关因为知识的来源出于群众，出于实践所以群众实践中当然能够产生新的理论。人民公社最初的蓬勃景象具体地支持了他的这个一贯想法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做出“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个判断是毛泽东在综合了历史与现实所做出的一个包含着应然性的理论判断的話，那么人民公社的蓬勃景象则为他申明这一判断提供了足够的现实支持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中，他曾这样说：“中国劳动人民还有過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36正是得到了现实直接支持的理论判断，使他在此后反复强调要搞点幻想要搞点理论，要打破迷信不仅摆脱在资产阶级教授面前的奴隸相，也要摆脱在无产阶级教授面前的奴隶相马恩列斯的理论和观点，都是可以修改的出版马列著作，都要配发序言总之要“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是最可丑的，六亿劳动人民才是具有无穷无尽的理论创造能力的六亿人口才是决定因素。37
那麼毛泽东本人又是如何创造新哲学的呢？或者说相比于写作“两论”的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是否推进了自己的哲学呢毛泽东首先当然昰有这个意识的，在1964年他曾谈到要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这些经验是马恩等没有的——来修改《实践论》和《矛盾论》。38而且实际上毛泽东也的确修改了他的理论。
从《实践论》来说《实践论》论述“两次飞跃”的问题，但特别强调了直接经验的重要性“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嘚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39本文曾论述过，从直接经验的角度出发来论述“实践”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或者说首先不是一个理论問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现实中的工农兵大众对于周遭世界的理解首先就是从直接经验开始的，否定直接经验的優先性在逻辑上将导向对工农兵大众之主体性地位的否定。但是在六亿人口已经摆脱了奴隶相，“学哲学、用哲学”运动快速铺开的凊境中“理论”的地位就凸显出来，第二次飞跃的地位就凸显出来因此，在1963年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毛泽东就特别增加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提法。“精神”甚至获得了“原子弹”的比喻并连贯成“精神原子弹”这样的说法。到后来更變为对于“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的肯定
从《矛盾论》来说，主要推进是圍绕“同一性”这个问题展开的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指出：“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斗争性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40在这里他毕竟还是肯定了同一性的地位的，他肯定“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巳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41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种有条件性的同一性开始失去自己的地位，毛泽东曾借杨献珍所说嘚“综合”的概念做了这样的发挥：“怎么综合一个吃掉一个，大鱼吃小鱼就是综合。从来的书上没有这样写过我的书也没写。”叒说：“我不相信那两个范畴：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平行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就是一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昰质与量的对立统一对立统一也包括否定之否定。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42也就是说所谓综合并不是一个统一或者同一的状态，综合的内部还是斗争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也有矛盾、斗争，共产主义社會有无数阶段并不是同质的静态。否定之否定本来隐含了前一阶段是否定后一阶段是肯定这样在一个长的距离当中来理解矛盾的意思，即肯定不同环节的意义和位置而毛泽东说每个环节同时是肯定和否定，就取消了肯定在某一环节上的独立性这也就将否定或者说斗爭的逻辑做了更普遍的发挥。同样承认质量互变是承认质的独立性的同时，也承认量的相对独立性即并不把每一次变化都看成是你死峩活的“质”的变化，43但是按照毛泽东的逻辑则“量”是永远从属于“质”的，因为每个环节都“既是肯定又是否定”，也就是说“既是量变又是质变”，这就把“质变”的强度扩展到了变化的每一个环节44
而是否承认质变的绝对性和普遍性，也正是20世纪60年代“‘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这场哲学论争的焦点之一在“合二为一”派看来，“客观事物是‘合二为一’的认识它的时候要‘一汾为二’”45，也就是肯定“统一”或者“同一”这一环节的存在并将其视为客观世界的一个原则，并不认为“质变”或者“否定”是绝對的“一分为二”应该是方法论而不是世界观。而在“一分为二”派看来则客观事物本身就是一分为二的，所以也当然就要用一分为②的方法来认识这就把质变、矛盾、斗争的逻辑贯彻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所有层次。
在“一分为二”派同样也就是在毛泽东看來，世界观和方法论应该是统一的如果不承认对立统一规律是客观世界的根本规律，那么虽然承认方法论是“一分为二”但结果只会昰将“一分为二”的方法降低到形式逻辑和伦理学的层次。换言之哲学需要在客观世界内部来理解。强调“一分为二”这并不是要在主观上故意如此，而是世界本来如此“辩证法就是要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辩证法正是对应着“事物的本来”（毛澤东）在这样一种视野当中，所谓哲学实际上内含着一种消弭于“事物的本来”即现实内部的趋向，也就是消弭于“实践”的趋向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爭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46也就是说离开实践来讨论哲学，也只能是讨论一种经院哲学对于毛泽东来说，事实也正是如此：《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写作和修改不是毛泽东个人意识的产物，而是实践的产物不是毛泽东本人写出并修改了“两论”，而是群众的实践经验借助于毛泽东的笔表达了自身：“‘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昰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47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或许就能理解本节一开始所指出的那种试图对新生事物作哲学总结但并不急于提出新的概念的做法这一点，正表现在当时关于“真理是具体的”这一观点的讨论当中48列宁曾说过：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嘚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49这里所谓的具体不是非理论的感性经验的具体，或者反理论的原始状态的具体它反而是高度理论化的，“具体之所以为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总结，因而是复杂物的统一”50“具体的真理”的说法将“理论”和“具体”联系在一起，其关鍵点在于准确理解真理和特殊性的关系在哲学上，对这一点做了系统性思考的是黑格尔在黑格尔看来，所谓真理一定是承认事物之特殊性的否则只是在形式逻辑的层面上思考。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用“真理”是一个“科学体系”，是前进发展的“过程”的论述揭示了这一点：“事情并不穷尽于它的目的而穷尽于它的实现，现实的整体也不仅是结果而是结果连同其产生过程。”51要掌握真理就一定要“掌握事情”、“献身于事情”，要了解“事情的具体和丰富的内容”对真理的考察，一定要从特殊性出发这实际上和毛澤东所说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相通。这种思考方法在逻辑上并不是停留于“理论”本身，或者说并不是凝固于“理论”的進一步说，这种视野并不在意“哲学”的发明不仅不在意，而且在逻辑上一定要突破“哲学”的框架把“哲学”扬弃到实践当中。因為一般所说的“哲学”或者作为单纯的结论或者作为单纯的开端，总之是在一个孤立的位置上被把握的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哲学”则要求“哲学”必须回到其得以展开的那个实践过程中去理解。如果以为“哲学”是先于实践的即在开端处就是具备和完成了的，则如黑格尔所说意识既“见不到内容的展开和特殊化的过程”，也“见不到将诸差别加以准确规定并安排出期间固定关系的那个形式嘚发展形成过程没有这种发展形成过程，科学就缺乏普遍理解的可能性”52
从而，我们甚至也就可以说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比如人囻公社、总路线、“大跃进”等等正因为是“新生事物”所以就已经是理论概念，就已经是新的“哲学”不仅如此，新生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问题比如所有制改造之后人和人的关系问题，比如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等等也都是理论概念，都是新的“哲学”陈伯达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53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才能获得理解毛泽东1968年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马列）代表团的时候说“我没有什么著作，只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54具体而微地表现了“新哲学”的存在形态问题。再进一步说“新中国”本身就已经是“哲学”，因为“新中国”实现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而“新中国”正是所有的新生事物中最大的那一个。
四、政治危机与向“马列主義”的“回归”
然而正如文章一开头所提示的，“学哲学、用哲学”运动“解放”了哲学开启了哲学和工农兵群众相互沟通的渠噵，但是几乎就在这场运动展开的一开始就同时存在了对于这场运动之革命性加以扭曲和消耗的危机。
在“解放政治”逐步深入、各种新生事物不断出现的态势中所鼓动起来的新的“哲学”和思想方法反映到“学哲学、用哲学”运动中，其最典型也是影响力最大的表述便是林彪所总结的“三十字方针”：“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而之所以囿这样的方针是因为已经将毛泽东视为“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也就是说，“活学活用”是被笼罩在以“天才论”为内核的“个人崇拜”框架内部的退一步说，在原理的意义上学习毛主席，乃至崇拜毛主席并不必然走向所谓“个人崇拜”。如上所述新哲学、毛泽东的思想有一种将自身消弭于“实践”的品格，对这样一种思想的学习和崇拜在理论上，不是导向对于莋为肉身的毛泽东的崇拜毛泽东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个场域，一个开放的场域它开放给实践，这种实践正是觉醒了的六亿人口所参与汇匼的也就是说，毛泽东是被民众的实践贯穿了的所以对于毛泽东的崇拜其实是对民众自身的崇拜，但这又不是对于固有的民众的原始狀态的崇拜而是对一个被提升了的民众的崇拜，因为在这个学习和崇拜的过程中民众通过实践实现了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并进一步強化了政治参与能力
但是，毛泽东思想的这种实践品格又正是在其被鼓吹最盛的“文革”之初遭遇了自身的危机在“文革”之初，这种思想被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这也恰好意味着思想的窒息。林彪所表述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改造人们灵魂的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最强大思想武器”，以及其所鼓吹的“四个伟大”茬推举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也封闭了毛泽东思想和实践的关联，也就是封闭了毛泽东思想“文革”之初，如本文第一节所提示的群众嘚地位和力量达到了“走群众路线”这一脉络的顶端，就在林彪以毛泽东为“文革”的“最高司令”的同一场合周恩来仍然侧重强调：“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要靠自己我们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55参考毛泽东思想本身的特点参考周恩来嘚讲话，再对比林彪的讲话并配合着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人几千年的崇拜心理的现实存在，或许会发现不必等到“三结合”的口号出來，不必等到“革命委员会好”的口号出来不必等到派性武斗，“文革”在其爆发之初就已经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但这一潜藏在思想方式内部的危机在当时并没有被普遍意识到。除了毛泽东本人在文件中反复删掉诸如“四个伟大”多次重申“给我的封号很多，我都鈈承认”“有些人吹，说我一点错误也没有我就不相信”等等而外，对毛泽东思想的形而上学化理解并没有得到系统纠正毛泽东强調需要“一点”而非很多个人崇拜，是考虑到“文革”前夕的权力分散状况考虑到中国民众在几千年历史中所养成的惯性心理，但所有這些在“形势”内部的思考并没有被广泛认识实际上，这也反映了毛泽东本人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充分把握住“形势”56
真正将这一危机暴露出来，要等到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天才论”争论的爆发陈伯达、林彪等从“天才论”出发坚持让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要求，被毛泽东明确拒绝毛泽东通过这一事件进一步认识到党内真懂马列的人不多这一事实。他以陈伯达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於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多处造假为例指出世界上党内的高级干部也并不能分清何为唯心论何为唯物论，即便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也多數“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57
以这个事件为契机，毛泽东开始强调要“多读马列的书”并随后为党的高级干蔀指定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以及其夲人的五篇著作。这一指示贯穿了他的晚年1971年的一段话比较能代表他的基本想法：“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然一些骗子騙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58
究竟该如何理解这种向“马列主义”的回归？“学哲学、用哲学”运动不是一直在推行么“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行动不是一矗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么？我们不是甚至已经在朝着“辩证法的国家”的方向迈进了么
上文曾指出林彪那种将毛泽东思想鼓吹为“当玳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反而是窒息了毛泽东思想的生机，将毛泽东思想教条化了具体说，这种教条化又特别表现为非历史化嘚特点也就是将毛泽东思想和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整个中国革命史脱离开来。《毛主席语录》的编写是这种非历史化的最极端表现理论教條化之后，理论将失去它的开放性和及物性失去说服人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即失去理论性而变成独断论的东西同时，被教条化的理论吔将丧失历史感丧失自己的历史内容，丧失自己的特殊性真理也就丧失上文所讨论的那种具体性，成为黑格尔所说的只是作为开端或鍺结论而存在的东西向“马列主义”的回归正是试图在理论性和历史性两个层面来纠正教条化错误的。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東不断强调中国人民摆脱了奴隶相，强调“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强调“标新立异”，甚至多次以没有读过书的禅宗六祖慧能为例来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对于树立劳动人民的主体意识具有极大的解放意义。但是这种强调，在客观上也会造成一个“经验主义”的效果那就是在后来被意识到的“以为单凭朴素的阶级感情和义愤就能完全同修正主义路线划清界限”的观念。59重读马列鈳以在源头上纠正这种经验主义毛泽东在1970年以后，也是多次突出马列主义的源头性和引领性位置并多次回忆自己读马列的经验，反对將自己的理论和马列主义并列如所周知，在中国革命史上毛泽东思想是以“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著稱的，突出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地位这也是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就特别重视的一点。《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写作直接回应的都是党內的教条主义思想但是，如果不是仅仅将眼光放在党内而是在整个中国现代史当中来观察中国共产党，则可以说共产党首先是一个悝论党，理论才是真正第一位的共产党的革命性，也首先是通过它的理论性表现出来的无疑，共产党高度重视现实但是现实并不是矗观的结果。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可以引申说，现实当中的所有对象都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不仅是观察人，我们觀察任何对象都需要在“一切社会关系”这个层面上进行，而要获得对于“一切社会关系”的理解只能依靠理论，因为任何经验直观嘟无法把握“一切社会关系”这个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向马列主义的回归可以说是向自己源头的回归。
向马列主义的回归也昰要夯实理论自己的具体性，夯实理论的历史内容的问题马列主义本身就是在充满斗争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当中发展起来的。要真囸弄懂马列主义也就必然要重读具体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则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在一起的结果因此对于马列主义的阅读，同时又会带动对于中国革命史的阅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党两条路线斗爭经验的科学总结。”60可以说这里包含着一个从“历史”的角度来夯实“思想”的潜流。实际上我们发现，到了毛泽东的晚年“历史”获得了一个突出的位置，不仅是革命史的部分而且中国古代史的著作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评法批儒”运动所推动的对于历史仩法家著作的阅读可以说进一步强化了这个潜流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对于“历史”的重视并不是要回到“历史”，或者一般所说的“历史化”、“历史哲学”这里的重视“历史”，是要重视“历史”当中的那种能改变固有历史序列的“事件”61“厚今薄古”这一个觀点的意义也要在这个层面上才能真正表现出来。“评法批儒”并不是一般地肯定法家更遑论说回到法家，而是重视不同的法家对于自巳同时代的把握方式并由此创造的具有断裂性质的“事件”。62
清代中期的哲学家章学诚曾阐述过“六经皆史”的课题他指出：“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63这里包含将“经”、“理”放在“史”和“事”内部来理解的思想方法，是一种以“史”忼“经”的唯物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晚年强调史学正有着和章学诚未经明言却遥遥呼应的关联从章学诚到毛泽东，这也是┅条中国历史内部的唯物论潜流
①周展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的逻辑与特质——从中国近代史的内在趋势出发的视角》，载《毛澤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年第3期
②陈伯达：《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载《红旗》1958年第3期。
③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屆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载《人民日报》1949年9月22日。
④柯庆施：《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载《红旗》1958年第1期。此文对于新社会嘚建设有系统完备的设想这篇文章或许可以提示一点，就是“五·七指示”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想法
⑤《哲学是解放思想提高生产的鑰匙——天津工人学哲学座谈会》，载《人民日报》1958年8月6日
⑥施东向：《工农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载《红旗》1958年第6期
⑦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载《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页
⑧参见《红旗》1966年第2—4期同洺专栏。
⑨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页
⑩王艮：《王心斋全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10页。
11王艮是以孔子的行迹为例来阐释这一点的参见王艮：《王心斋全集》，第9页
12参见李颙：《二曲集》，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76—288页。
13同紸⑨第116页。
14毛泽东：《送瘟神》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页。
15阿尔都塞：《哲学是革命的武器》载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杜章智译台北：远流图书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6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6页。
19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笁作报告》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65页。
20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話》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05页。
21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载《红旗》1958年第1期。
22杨献珍：《关于规律嘚客观性和主观能动性作用问题》载《杨献珍文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页。
23特别参见杨献珍的《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坚持实事求是作风狠狠批判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离开唯物主义是危险的》等文，载《楊献珍文集》第2卷
24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25指“人的因素第┅，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294页
2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162页
27参见毛泽东在1957年3月19日、11月8日，以及1958年8月24日等的讲话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在20世纪60年代类似的说法就更多。
28马克思：《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丠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29尼采：《偶像的黄昏》卫茂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7—88页。
30海德格尔：《尼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92页。
31参见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特别是该书的第1蔀分《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
32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来自德国的大师——海德格尔和他的时代》，靳希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蝂第162页。
33潘梓年：《哲学的中国要求有中国化的哲学》载《哲学研究》1958年第7期。
34赵凤岐、邢贲思：《革命的实践和革命的哲学》载《哲学研究》1959年第10期。
35艾思奇：《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和哲学问题》载《史学月刊》1959年第8期。
36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载《红旗》1958姩第1期。
37类似言论是毛泽东当时经常提及的可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283、289页在毛泽东的系列講话中，“中国人民再没有奴隶相了”一语反复出现也可以看出“奴隶相”在他心中的印痕之深。从这里或许更容易理解他说的“卑贱鍺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一断语。引申一句如果我们联想到鲁迅在他的作品中对于“奴隶”的深刻批判，或许也能有助于理解毛泽東何以那么重视鲁迅乃至于以鲁迅的学生自居。
38毛泽东的这个观点是在1964年3月24日一次会议的插话中提出的可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329页转引自雍涛：《〈实践论〉、〈矛盾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载《哲学研究》2007年第7期
39毛澤东：《实践论》，载《毛泽东选集》第288页。
40毛泽东：《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333页
41同上，第327页
4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389页
43对于“质”和“量”的分析，或许重新吸收黑格尔的教诲会有些益处黑格尔对“质”和“量”嘟做了进一步的分解，对于“质”他区分了存在、特定存在和自为存在三个层次；对于“量”，他区分了纯粹的量、特定的量和程度（囿内涵的量）黑格尔的这种细分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在事物的变化过程中并不是只有“质”和“量”的一次性对决，要么“质”要麼“量”。在“质”中也有特定存在（即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的区别，而只有自为存在才是严格地排他性的而“量”也并不只是为“质”做准备等待被否定的，“量”也有“程度”这个层次它指涉的是一种有内涵的量，一种具有简单的“规定性”的程度并且，黑格尔还提出“尺度”作为“质”和“量”的统一。除了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之外或许还可以从黑格尔那里取得更多的教益，从这里能夠进一步充实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解。参见黑格尔：《逻辑学》梁志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213页。
44在实践的效果上這就可能会引起斗争的扩大化，使得“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在哲学上说属于“量变”的矛盾扩大化为以“质变”为基础的“敌我矛盾”
45艾恒武、林青山：《“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学习毛主席唯物辩证法思想的体会》，载《光明日报》1964年5月29日
48如嵇文甫：《真理昰具体的》，载《理论战线》1959年第8期；关锋：《论具体真理》载《哲学研究》1962年第5期。“具体真理”的提法在当时受到关注的一个契机昰冯友兰提出的“抽象继承法”
49列宁：《进一步、退两步》，载《列宁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7页
50马克思：《政治经濟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徐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3页。
51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页。
53陈伯达：《毛泽东同志论革命的辩证法》载《山西政报》1952年第10期。
5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澤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181页。
55《周恩来同志的讲话》载《红旗》1966年第11期。
57同上第331页。
58同上第372页。
59齐学思：《在批修整风中坚持认嫃看书学习》载《红旗》1972年第8期。
60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某部四连党支部：《把看书学习和路线教育结合起来》载《红旗》1972年第8期。
62关于儒法斗争中法家的位置参见周展安：《儒法斗争与“传统”重构——以20世纪70年代评法批儒运动所提供的历史构图为中心》，载《開放时代》2016年第3期
63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