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与胡适的交往中看民国报人程沧波
从与胡适的交往中看民国报人程沧波
从与胡适的交往中看民国报人程沧波日 来源：经济观察报 林建刚　　作为一九四九年之后离开大陆的国民党大员，程沧波的名字并不为人熟悉。但在民国时期，作为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的社长，程沧波却是显赫一时的人物。作为接受过西方文明洗礼的开明的国民党党员，他与胡适之间可以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从胡适对他的评价及与其交往中，我们似乎可以穿越时空隧道，看出程沧波的面影。　　民国时期许多报人是江浙人，程沧波也是其中之一，他于1903出生于江苏武进。其父亲极为重视教育，程沧波在幼年时期便被送入了私塾并接受了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之后，他进入当时第一流的教会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在圣约翰大学呆了两年之后，程沧波又转学到了复旦大学。　　如果说幼时的私塾教育为程沧波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古文功底，那么，在圣约翰大学及复旦大学的学习则不仅为他后来留学英伦打下了外文基础，并且启发了其日后开明、自由的思想。程沧波曾回忆说：“在民国十三年前，在上海认真读文科的学生，其选择只有圣约翰或复旦。这两个学校平时互相转学的学生尤多，本人也是从圣约翰转到复旦的一个。从自身的亲历，觉得圣约翰读书实在认真，图书仪器实在完备。而复旦学生的活动精神与能力，确是惊人。复旦师生间的政治意识，开朗而发达。当时颇有识力过人的家长，曾经说过：最好送子弟先在圣约翰读两年或三年，再到复旦读一年或两年，然后到外国去留学。”　　程沧波一直以毕业于复旦大学而骄傲。他在《复旦大学》一文中曾回忆道：“我曾将校歌中"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这三句话，反复讲述。复旦五十年的历史，建筑在这三个特点。这三个特点，就是近代西方文明的精华，也就是自由世界与共产世界的分水岭。”　　复旦毕业之后，程沧波曾在国内担任上海《时事报》主笔，但不久就去英国留学了。在英国，程沧波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是拉斯基的学生。在民国时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有许多都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拉斯基的学生,　比如罗隆基、储安平等等。但是，不同于罗隆基的选择，程沧波在其青壮年时代就加入了国民党，成为国民党中颇有前途的政治明星。胡适在日的日记中曾写道：“到高宗武家吃饭，在座的有萧同兹、程沧波、裴复恒。此皆南京之青年智囊团也！”　　加入国民党的程沧波，一边受到党的组织纪律的约束，与此同时，大学以及留学时期所奠定的价值观也在隐隐地发挥着作用，这就导致他与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之间一边是剑拔弩张的论敌，一边又是惺惺相惜的朋友的关系。　　胡适在日记中第一次提到程沧波是在1929年胡适与国民党就“人权与约法”问题论战时期。在日的日记中，胡适写道：“《时事新报》程沧波先生的社评，载在下页，是前夜在俞大维家中吃饭时杨杏佛出的主意，杏佛的意思是要他指出我的主张极平常，没有干涉的必要。但文中不妨指驳我的一部分的话。今天我见了此文，不觉失笑。上海的舆论家真是可怜！”　　胡适之所以说以程沧波为代表的报人可怜，是因为程沧波写的社论甚为勉强。在社论中，程沧波写道：“至若当政府对于言论之态度，吾人早可以于孙先生遗教中窥见其崖略。孙先生言必称王道，而对内政纲中尤规定人民集会结社言论之自由，在革命之时期如是，在统治之时期当亦如是。中国国民党之政府与党员，绝不排斥善意之批评，更不拒绝根据事实之批评，想无得而否认者。不过批评之对象有限制，批评之动机须鉴别，此则为任何宪政国家所共悬之厉禁。”　　从文中不难看出，程沧波一边说政府保障言论的自由，一边则又有明确的限定，也就是要求批评的自由必须基于好的动机。但问题在于，对于一个人的动机，我们又怎么好随意揣测呢？程沧波在这里，从某种程度上则是以“动机”的名义实施对言论的钳制。　　这次论争之后，胡适在1934年还曾跟程沧波有过密切的联系与交谈。胡适之所以与他有这样密切联系，主要还是关注南京政局的发展。胡适毕竟还是希望执政的国民党能够更加进步，进而向民主宪政的道路前进。在日的日记中，胡适写道：“回到旅馆休息。约程沧波来谈。他谈南京政治，很有意味。他说，我只看见行政上小有进步，政治上危机很大，领袖人物多不懂政治，甚可焦虑。他对于精卫，甚不满意，其言甚可代表一部分人士的公论。他说孙哲生近来有进步，宋子文也有进步。我对他说：子文也是不懂政治的；他的毛病在于不知守法为何事。”　　此后，胡适与程沧波在“西安事变”的态度上又高度一致，这也是那时知识分子对蒋介石与张学良的普遍判断。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所作所为，遭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一致谴责。胡适在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早我还未下楼，小三大叫：爸爸，张学良造反了。这祸真闯得不小！汉卿为人有小聪明，而根基太弱，到如今还不曾成熟，就为小人从误。今天我家中来客不断，都为此事甚焦急。蒋之重要，今日大家更明白了。”　　事件发生后，作为《中央日报》社社长的程沧波曾在报纸上对张学良提出严厉批评，为此程沧波还差点辞去社长的职位。这从傅斯年给胡适的信中可以找到佐证。　　两人的身份、地位及政局形势也使他们有机会密切交往，加上朋友间的惺惺相惜，他们时常谈至深夜。比如，七七事变后不久，国民党于日举行第一期庐山谈话会，胡适应邀于11日到庐山。而当时的《中央日报》决定在牯岭开办《中央日报》庐山版，因此程沧波也在庐山。这在胡适日记中有明确的记录。　　他们在对日态度上高度一致，当时他们还是主张和平解决七七事变。其对日的姿态引起了当时人们的不解，曾被嗤之为“低调俱乐部”。对于这一时期胡适与程沧波的交往，程沧波也曾在《蒋总统与我》有所回忆：当时胡适之先生住在我隔壁，他不知如何知道我将起草一篇重要文稿，他跑进我房间，他说：“委员长平时的文告总嫌过长，你此次能否用三百字完成此文？”我答：“能六七百字或不超出一千字完成此文，已是吃力，三百字完成此文，我无此本事。”说完，他笑着出去，说：“不打扰你了！”程沧波回忆中所起草的文稿就是那篇著名的《告全国军民书》，内中曾有“和平未到最后关头，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的警句。　　在一九四九年天地玄黄之际，胡适去了美国，而程沧波则去了台湾。后来胡适因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又回到了台湾。两人又恢复了联系。胡适在日中写道：“端木铸秋、程沧波约我吃饭，有朱骝先夫妇、徐培根夫妇，有画家邵幼轩（邵飘萍之孙女，画家林中行之妻），有出名的蓝妮。”　　这次的宴会其实颇有意味，吃饭的客人之中既有左翼诗人殷夫的哥哥徐培根，又有徐培根的妻子徐芳，而徐芳恰恰就是胡适在北大时期的学生，徐芳关于中国现代诗的论文还是在胡适指导下完成的。不仅如此，徐芳还曾是胡适的恋人。这一时期的程沧波，创办《自由人》报，在意识形态上开始了他跟极权共产主义的思想论战。对于这一时期沉溺于《水经注》考据之中的胡适，程在心底其实是有所不满的，他认为此时的胡适未免有些太保守了，这与当时殷海光对胡适的认识是一致的。在《记傅孟真》一文中，程沧波写道：　　论到“五四”时代的人物，陈独秀、胡适之与傅孟真，见解智慧，陈、傅都超过了胡。可是胡对他们有相当的化导作用。这因在当时，胡的基本西洋学识比他们两人深入。孟真对胡，生平执礼甚恭。但他们不是师弟。世间所说傅是胡的大弟子，这是错误的。如果论思想见解，若说傅是弟子，那是青出于蓝。胡适之原来不是“经生”，而偏想钻进“经生”的圈子。傅孟真有做“经生”的渊源资格，而生平跳出这个圈子。有一个时期，胡适之抱着多种善本的《水经注》，出入制宪国大会声，许多朋友替他捏一把汗。而孟真当时大谈俄帝的可畏，从俄国历史谈共祸的发展可能。傅、胡的不同在此等地方。胡、傅同是可爱的人物，然而，胡适之有时是糊涂得可爱，傅孟真是敏锐得可爱。可爱是同，所以可爱的缘由是不同。　　1962年2月，胡适猝然长逝，作为朋友的程沧波写了两副挽联：完一大事因缘而去，宜其长眠含笑如生；直指心性理智去处，笑看乡关万里归来。　　从胡、程两人的交往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也曾意见相左，但却是真诚的，并且在自由、民主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可谓殊途同归。而国民党内，一直有像程沧波这样开明的知识分子的身影乃至声音，罗家伦、蒋廷黻等都是如此，或许正是有他们的存在，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蒋经国的最终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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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句最牛的民国报人名言
三位民国报界牛人被杀真相
本文作者 倪方六
纪念辛亥革命百年，我们不只要记住孙中山、黄兴、蔡锷他们革命党人，民国媒体人也不能忘记的。
午后收到一份快件，想起写这篇博文。
打开快件后，发现是同行徐百柯先生的大作《民国风度》。徐百柯为何许人？可能有博友不一定清楚，但如果说《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大概新闻界没有不知道的，百柯先生目前是此刊的主编。
此刊最出名之处，并非因其“团报”的背景，而是日被停刊、主编李大同被停职一事。当时，包括美联社、路透社、共同社、法新社、英国BBC等在内的一批新闻嗅觉极为灵敏的大牌媒体，认为这是大陆“言论不自由”的标志性事件，因而报道兴趣大增，一时间《冰点》周刊被停刊成了“国际新闻”。只可惜，大陆媒体当时没有动静，同行间也只能在私底下发点小议论，原因嘛不用说了，你懂的。
我一直记着这次停刊事件，所以在收到百柯先生的大作后，我是认认真真地翻看了一遍，更多的原因或许便是出于对《冰点》这个栏目的敬重。
《民国风度》一书，是百柯先生任《冰点》人物版“钩沉”专栏主笔时，所发文章的结集，此前曾出版过，名叫《民国那些人》，这次再版依然有味道。《民国风度》一书中记述了不少民国名人，其中的13位民国媒体人引起了我的注意。
对民国媒体人，我是十分崇拜的。我当年改行当记者，原因之一是受到民国新闻前辈事迹感染，看他们的书多了。我觉得，合格的媒体人都有一份骨气，即所谓“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这是民国记者们的追求，也是民国媒体人的灵魂，至今仍被不少共和国新闻人当作信条！
民国大多媒体前辈们是从不畏强势和强权的，视新闻自由为神圣，其中有三句名言最牛，至今闪光，大家最不应该忘记。这三句话分别是三个人说的，为了这三句话，他们各自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邵飘萍：“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杀！”
图：邵飘萍遗照
这个社长叫邵飘萍，原名“镜清”，后改为“振青”。邵飘萍做过记者、新闻讲师，还办过报纸、办过通讯社。他是民国时最著名的“揭黑记者”之一。
邵飘萍的新闻生涯始于1912年，时任《汉民日报》记者时便大力宣传孙中山的主张，揭贪反腐，反对暴政。对面强权，邵飘萍称，“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杀”，这句话成为民国时新闻界的一大名言。在文章中，邵飘萍直接将“内务部”称为“内腐部”，这份勇气至今鲜有记者能及。
1913年，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后，邵飘萍在文章将背后主谋直指袁世凯，结果可想而知，北洋政府遂以“扰害治安罪”，查封了《汉民日报》，并逮捕了邵飘萍。而“邵飘萍”一名为读者熟知的并不是这次被捕，而是在其担任《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期间，其揭露北洋政府黑暗和丑闻的“通讯”，一时风靡全国，大快人心。
日，邵飘萍从《申报》辞职，创办了民国时著名报纸《京报》，如今的《新京报》一名即因它而来。为了自勉和激励同事，邵飘萍特意写下了“铁肩辣手”四字，挂在编辑室正面的墙上。此四字取自明朝被奸相严嵩杀害的杨椒山的诗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可见其揭黑反腐的决心。
图为邵飘萍入棺时的遗容。行刑时子弹从面部右眼射出，导致缺损，收殓时只好用药棉堵塞。
这种报人性格，注定邵飘萍的人生不会安稳。1919年因发动和宣传“五四”运动，《京报》被查封，邵飘萍二度逃到了日本。次年段祺瑞政府垮台后，《京报》才复刊，邵飘萍未“吸取教训”，一如既往的揭黑。1925年底，邵飘萍在《京报》特刊上，曝光了东北军阀张作霖的恶迹。张作霖知道后，立即给邵飘萍送了一个30万元的“大红包”，但邵飘萍不为所动，未给张作霖一点面子。
恼怒之下，张作霖便欲置邵飘萍于死地。日，已躲起来的邵飘萍被人出卖遭秘捕，两天后的4月26日凌晨，张作霖即将邵飘萍秘密执行枪毙了，年仅40岁。
林白水：“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
图：林白水遗像
在邵飘萍被枪杀不久，天桥刑场又多了一个媒体人的冤魂，他就是林白水。
林白水林白水，初名“獬”，又名“万里”，他是中国报业的先驱，先后创办《杭州白话报》、《中国白话报》、《公言报》、《新社会日报》、《平和日报》。现在报社少不少作深度报道的特稿记者，我在《江南时报》时便做两年特稿记者。相比林白水，我们都是小字辈了，林白水可以说是中国报业史上最早一批“特稿记者”，他在《中国白话报》创刊号中“新闻”专栏发表的《张之洞共俄国钦差说话》一稿，被学者认为是白话新闻报道中真正的特稿。
林白水确实有才，当时“诸报无不以刊白水之文为荣”。林白水有不少趣话，每篇稿子仅收稿费5元，而且一定要等这5元花光了，才会写下一篇文章。据说有一次朋友来访，留下吃饭，可一摸口袋没钱了。他让朋友稍等片刻，立即伏案疾书，写好后让仆人赶紧送报馆去，并嘱“要现钱”。《民国风度》一书中对此也有记述。
&图：孙中山送给林白水的《博爱》
与邵飘萍一样，林白水也是著名的“揭黑记者”，他的名言是：“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公言报》期间，段祺瑞政府政客贿赂众议员拉选票、在津浦租车案中舞弊等丑事，接连被林白水曝光；《新社会报》期间，曝光曹锟贿选总统、议员受贿，结果报馆被封，林白水被软囚三个月……如此敢言的媒体人，自然会遭到强权者的忌恨和仇视。
1926年4月，直接联军开进北京。当年8月5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上发表时评，讥讽“狗肉将军”张宗昌的幕僚、“智囊”潘复为“贤囊”，次日凌晨林白水即被张宗昌下令逮捕，旋即押到天桥刑场枪杀。
史量才：“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
图：史量才遗像
与邵飘光、林白水被枪杀相比，著名报人史量才之死，在当年则是不明不白的，后来才知道，这是蒋介石派人暗杀了他。
史量才，名“家修”，出身于药商之家。戊戌变法后，受维新思想影响，放弃科举，于1901年考入杭州蚕学馆学习。1908年任《时报》主笔，还做过兼职和专职编辑。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江苏独立运动，后被选为江苏省议会议员。1912年史量才以12万元买下了已有40年历史的《申报》，并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将《申报》办成了当年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
1916年他还清了张謇等人投资《申报》的股款、自任总经理后，着手改版《申报》，突出访国内外大事和社会新闻，加强时政版面，贴近时局，贴进民生。1927年，史量才又收购了《新闻报》，成为上海报业大王。
图：《申报》的旧址，即现在解放日报附近，现是一家茶餐厅。我几年前与旧同事、现在《新闻晚报》的李征先生一起在此处消费，感觉气氛很好。媒体人很喜欢到这民国报馆里坐坐，说点民国报人的事儿。
其实，史量才起初并不敢公开和军阀、蒋介石叫板，“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坚定了爱国、民主立场，并体现于报道风格上，常常旁敲侧击，批评当局的政策。还敢于发表了《剿匪评论》，反对蒋介石围攻红军。1932年6月，中央大学发生学潮，《申报》据实报道，直指教育腐败。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盛怒之下，罗列《申报》危害党国的罪状，向蒋介石告状。蒋介石早就对《申报》不满，遂下令国统区一律禁止邮递《申报》。
史量才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赞同宋庆龄的政治主张，同情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他说，“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这句话成为民国报界又一名言。后在一次会面合照时，蒋介石乘机直接威胁史量才，说“我有100万军队”。史量才也不示弱，称，“我有100万读者”。
当局威逼利诱均无效，在无法搞定的情况下，蒋介石决定“搞掉”史量才。日，史量才从杭州返回上海，在沪杭公路所经的时海宁县属第四区博爱镇附近，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史总经理遇难始末记》一文是这样描述史量才遇难经过的：“……及史先生冲出后门，遂被该匪在足部先击一枪，时史先生犹忍痛行数步，至一个干涸之小塘旁。痛极倒地，二匪即向其头部连开二枪，一由口入脑，一由左耳穿入，遂遇害。”
现在有不少媒体同行会怀念民国年间的“新闻自由”，看了上位三位前辈的人生结局，不知道大家又会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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