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点评：●右派这样“整”出来：西师化学系《团员违纪处理情况登记表》手稿【16开1页】_手稿/书稿__其他手稿/书稿__五十年代(20世纪)__16开__1-9面__汉字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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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其他手稿/书稿__五十年代(20世纪)__16开__1-9面__汉字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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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1957年4月，因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反革命分子乘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之机，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猖狂进攻，甚至扬言取消党的领导，实行西方&轮流坐庄&的政党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在南京召集华东各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开会，研究分析形势，部署反右派斗争。到1958年夏季反右派斗争结束。但斗争被某些人严重地扩大化了，并大鸣大放大字报辅助开展。
备注：●难以忘怀的记忆――忆1958年“反右斗争”中的父亲王卓如。王小豫王小鲁。父亲的“右派罪行”岁月尘封，但人生中有些记忆，却会随时间的推移日渐清晰。清明之际，再次整理父亲的遗物，竟发现了一份未曾注意过的文件。“王卓如的申诉书”几个字赫然纸上。文件的落款日期是日，距今已是49个年头。1958年，作为常务副省长主持山东省经济工作的父亲因反对冒进浮夸，开罪于山东省当时的主要负责人，继1957年社会上的反右运动之后,在党内“整风补课”(或称“反右补课”)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右派反党集团首领”，开除党籍、下放劳动。许多年来，我们的家庭和个人命运一直随父亲曲折经历而沉浮，可是，作为子女，却并不清楚父亲被打成右派的具体“罪状”。春之时节，万物生发，阳光和煦，读到的内容却让人感到阵阵寒意：1957年底，中共山东省委在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提出了粮食年产量要达到440亿斤的冒进指标（此前的最高产量是275亿斤）。父亲认为办不到；当时山东农业仍是靠天吃饭，即使经过五年努力，变平年为丰年，至多也只能达到400亿斤。这一相对冷静客观的意见，却成了他“右倾保守、反对省委、反对大跃进”的重要罪状。今天查看历史统计，就在打＊了“王卓如右派反党集团”，随后又打＊了省长赵健民、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后，在“大跃进”高歌猛进的几年中，山东省粮食产量却连年大幅度下降，到1960年降到了166亿斤，竟低于1949年的水平。再加上大规模虚报产量导致的高征购和大办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把农民的口粮折腾光了，造成了空前惨重的大饥＊。父亲的另一罪状是他认为，“不能将合作社的优越性估计过高，不能什么都交给社办，应当量力而为，”否则“很可能会超越他们的负担能力”。他还在会议上批评了农村销售没有安排好、宣传工作片面、计划脱离实际、盲目冒进等，导致农村减产减收，引起群众不满，使一些人对合作化的优越性发生怀疑。这些讲话被断章取义改编，在省委的反右材料中变成“王卓如……恶毒地污蔑‘一切恶果都是合作化带来的灾难’”，是他“反对合作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1954年，由于国营商业发展过快，发生了大量挤垮私商的现象，山东也有十几万私商破产。父亲根据当时中＊的决定，安排国营商业暂停扩张，让出一部分营业空间，以维持这十几万私商的生活。父亲在1957年还批评过“对市场、对农民限制过多过死”，他说：“不开放自由市场，独家经营，没有竞争者，不会服务得好，……有了竞争，就可以促进国营商业改善经营”。这些事在1958年被翻出来，定罪为“对资本家生活、利润倍加关心，颂扬自由竞争、赞扬资本主义经营管理、仇视国营商业，反对社会主义……”。在一次会议上，父亲在讲干部民主作风时说：“谁是真理就服从谁”，“人不是天生就是领导”，“关于这个问题倒应该向美国学习，……大选时你没有选上，你就是公民”。这在反右时定性为“极力赞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公开主张要向美国的民主学习”，成为他“反对社会主义”的又一罪证。1958年，一个省计委负责人背着父亲和其他省政府领导，私自整了省计委另一负责人郭士毅的材料，要把他打成右派。在处理此案时，父亲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召开计委党组扩大会议核对事实，进行讨论。会上，只有少数人认为郭是右派，不少人不同意。父亲将这些情况报告了省委，认为根据现有材料，不能证明郭是右派。匪夷所思的是，郭本人还未被定成右派，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就在大会上公开指责父亲“包庇右派分子郭士毅”，组织对父亲展开斗争。此后，罪名步步升级，父亲成了“右派反党集团首领”，郭则成了他的“反党集团成员”。　　父亲的罪状还有很多。例如，省委主要领导为提高产量要求农民大种地瓜（红薯），父亲指出，有些地方不适宜种地瓜，强迫农民种了，反而导致减产。而且当时全省已经年人均160斤地瓜干，非农业人口不可能吃这么多地瓜，不宜再扩大种植。父亲还引述过农民的话，把官方宣传的“万斤地瓜”称为“万筋地瓜”（指只长须根不长重量）。这更坐实了他“反对大跃进”的罪证。又如，他如实反映财政赤字状况，不同意违反财政制度用预算外资金冲抵账面赤字，被指为“竟敢制造假赤字，谎报财政‘三空一赤’，反对省委”。不过，父亲至少还有一条重要的“罪证”看来没有列入省委的反右材料。那就是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打算挪用本已紧张的财政资金，修建一座专＊领导干部消遣的南郊宾馆，而主管财经工作的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财政就像一杯水，有人多喝了，就会有人少喝；并不客气地说，“谁出主意谁拿钱。”此事令某些人极为恼火。父亲被打＊后，就在农村发生严重饥＊的三年困难时期，两个村庄被拆迁，环境优美的南郊宾馆顺利建成，并被称为“打＊王卓如右派反党集团的胜利成果”。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父亲的罪状中，有那么多的“搞独立王国”、“反对省委”、“一杯水主义”等罪名。就在党内反右斗争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1958年，中共中＊主席毛泽东到山东视察。当时，山东省委正在搞农业“大跃进”。就在省城附近，他们组织人力把几十亩田里未成熟的稻子连根拔起，集中“密植”到一块地里，制造了一个“亩产万斤”的“高产试验田”。这些拔起来的稻子堆在一起不久就开始发热腐烂，只好在高产田上面搭起防晒的大棚，并用成排的鼓风机吹风降温。主席的座车一出城，马上有人打电话通知，让事先组织好的人力拆除大棚和鼓风机，打扫好现场供主席视察。据当时的谈话记录，在这次视察中，省委书记谭启龙向中＊主席报告了“王卓如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的罪状。他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搞出了王卓如“搞独立王国，一直反对省委的冒进”，“造假账，隐瞒粮食不报省委”等问题。但是，“地方主义头子”、省长赵健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主要罪状有“反冒进”、“讲阶级斗争熄灭、讲敌我矛盾退出历史舞台”等等。中＊主席则答道，“他自己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其余的谈话，主要集中在大辩论、鼓干劲上。也是在这次谈话中，中＊主席提出，“三年赶上英国，再加四年，苦战七年赶上美国！”●“申诉书”的启示。有资料说：1958年山东省的“整风补课”，省直机关中受到“重点补课”的厅局级干部占21％、处级干部占14％、委委员一级12.9％、共打右派34800人、开除党籍11900人。这还不包括后来在1959年“反右倾”中被批斗的大批干部。两位省委书记、一小批反右积极分子，整倒了省政府主要领导干部和一大批在第一线工作的中层、基层干部。这一非常事件并不偶然。与山东同样的党内反右斗争，1958年前后也发生在全国很多省份，只是现在少有人知。在河南省，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书记处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党内干部2.3万人打成右派。在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常委杨效椿、委员李锐、陈仁刚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1959年又有副省长张凯帆、陆学斌被打成反党联盟、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甘肃，副省长孙殿才、陈成义、省委委员梁大钧等被打成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在浙江，省长沙文汉、副省长杨思一、省委常委彭瑞林等被打成右派分子。在辽宁，省委第二书记王铮、省长杜者蘅、副省长李涛等人因“反党宗派活动”的罪名被撤职。在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副省长冯白驹被打成“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在广西，副省长陈再励、省委常委王梦周等多人被打成右派集团。在云南，省委常委郑敦、王镜如等被打成反党集团。在青海，省长孙作宾等人被打成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在西藏，自治区工委副书记、＊区副政委范明被打成右派，大批干部被牵连。……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后，全国又有一大批干部被打＊。有资料统计，仅1958年“反右补课”运动中，党内十三级以上高级干部划为“右派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有252个案件，包括省部级干部一百多人，其中39个案件是“右派反党集团”一类的集团案●。从查到的资料看，这一大批重要党政干部被整倒，基本都是因为主张实事求是、反对浮夸虚报、反对损害群众利益，或者主张民主理政、反对“一言堂”。可悲的是，他们在“反右派”、“反右倾”、“文革”等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摧残下，不断消亡。可以看到，那几年饿死人最多的省份，基本上也是跃进牛皮吹得最大、反右整人最狠的省份。据官方人口统计，山东省在两年中，人口净减少234万（据内＊数据，山东省共有300万人饿死）。人口减幅特别大的省份还有河南、安徽、湖南、贵州、甘肃、青海，它们在两年中净减少人口1053万；四川省在这三年净减人口少595万。八省合计，净减少人口1882万。但这并不代表饥＊的全部后果，因为正常情况下，人口每年有2%以上的增长。这一增一减之间的巨大差距说明什么，不言自明。[v]　　父亲的申诉书是在1962年写给中＊组织部的。他在申诉书的最后说道：这次斗争，对我做了另一面的考验。我还不能在任何情况下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了自己本来没有犯过的错误，虽然当时不承认不行，但那也是不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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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六记》，曾彦修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6月版。《京沪竹枝词》，曾彦修著，东方出版社2010年8月版。　　曾彦修老前辈赠我他签名题款的近作《平生六记》，这本八万字的纪实文学，我一口气读完。书中所记的真人真事让我既感动又惊叹：曾老先生真是一位让人敬佩的坦荡真诚、有良知的人。
　　曾老今年九十五岁高龄了，是一个在战争年代、革命大潮、阶级斗争中历经艰险的老干部。曾老自己在书中也说：“我是个‘ 老运动员了。他青少年时代曾与毛泽东多次“接触”(送文件)，毛泽东管他叫“小鬼”。曾老叙事准确(记不清的，一定注明)，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把人物写得活灵活现，趣味十足。
　　手握“生杀大权”从未整过人
　　曾老经历过土改、镇反、三反、反右和四清等运动。按理说，一个从青年时代就参加革命，又未到中年就担任文化出版界的领导职务，应该是大家仰视的“大人物”，但曾彦修老先生做人低调，总是把身边的同事、编辑看做自己的老师和朋友，自然，大家也把他当作朋友。
　　曾老在人民出版社主持工作多年，从未凌驾于别人之上，总谦称自己“才疏学浅”，把他领导下的学识渊博的编辑看做自己的老师。反右运动前的历次运动他都是运动的领导者，手握“生杀大权”，但他从未整过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让读者深为感动的是，在肃反、三反、反右、四清等运动中，他敢于逆风而行，宁肯自己被整、被批、被斗，也不让自己的同事、下属受委屈。《平生六记》中列举了不少真实的故事，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纯洁、真诚、坦荡、无私的曾老。
　　敢于还“死老虎”以清白
　　在《肃反记无》一篇中，写他在人民出版社担任“五人领导小组”组长的经历。这个小组成为本单位的最高领导机构，小组长当然是“一把手”。曾彦修多次请辞，不获批准，被称为“书呆子”的他只好从命。社里的戴文葆编辑，是当年出版界难得的人才，不仅学识出众，而且工作认真，较快晋升为人民出版社“三联”编辑室副主任，在北京出版界声誉甚高。“肃反运动”在全国大张旗鼓开展时，“上级”提醒曾老单位里有一只“死老虎”，指的就是戴文葆。戴中学毕业后曾在家乡县政府工作，解放前的县政府当然是“伪县政府”了。这件事还是戴文葆解放初在大公报工作时自己向组织汇报的。为弄清楚戴的“特嫌问题”，曾老一方面拖延时间应付上级，另一方面多次和戴推心置腹交谈，不让戴文葆有思想压力。与此同时曾老两次派人到戴的家乡调查，不仅把事实查得清清楚楚，还了解到戴当时是一名爱国青年，不仅未受到不公平的猜疑，反而得到嘉奖。原来戴文葆在家乡阜宁县政府“情报科”工作时，看到县政府中的“污泥浊水”，决心逃离这个肮脏之地。他逃往重庆，考入复旦大学。毕业后被大公报录用。解放后戴文葆向大公报领导讲清了自己的这段经历。在“肃反”运动中，大公报的领导虽然清楚戴文葆的情况，但其中的两位党员同志出于个人恩怨，一位说戴是军统特务，在当时的政治风云中，另一位也不敢为他辩解。可曾老在“肃反”运动中，却敢于还戴文葆以清白。
　　对自己的“怯懦”自责
　　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一开始，华南分局一位副秘书长率工作队进驻《南方日报》，领导三反运动，主要是“打老虎”(当时俗称贪污分子为“老虎”)。时任《南方日报》社长的曾老从土改工作队被召回社里，他发现副社长杨奇也关在“老虎洞”里，还有好多同志也都成了“老虎”。曾老看见他们虽然非常痛心，但是在那种人人自危的氛围中，没敢一回报社就去看望他们、和他们打个招呼。时至今日，曾老还为此事羞愧不已，感到“十分可耻”。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仍对自己当时的“怯懦”自责。
　　将自己划为右派分子
　　上年纪的人还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反右斗争”。而曾老在日被打成“右派分子”。这件事还有一个故事。在反右斗争中，曾老所在的人民出版社迟迟没有行动，他认为没有什么人应当划为右派分子。上级追得紧，而且还有“百分比”。曾老作为一个领导，实在没有办法应付上面下达的“任务”，在以他为组长的五人领导小组中，他想出的办法是：把自己作为“右派”报上去。其他四位小组成员当然不同意。他反复说明利害，并说报谁谁遭殃，自己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还是把自己报上去了。就这样，在他的主持下连同自己报上去三四个“右派”了事。曾老被划为右派后，被开除出党，不再担任人民出版社的领导职务。要划右派，当然要找材料。但曾老没有“右派言论”，揭发他的大字报都断章取义，夸大其词。例如，有一次曾老在对人民出版社黑板报编辑谈话中引用了杜甫的一句诗“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来说明过去的统治者掌握了政权之后必定独裁专制、贪污腐败，而我们是“在山泉水清，出山也要泉水清”，意思是我们共产党要吸取这些历史教训，有些人好像不那么清了。这句话被无限上纲上线，成了“右派言论”的重要证据；查清戴文葆不是特务，也成了批判曾老的“有力武器”。可大家心知肚明，曾老在大家的心里还是原来的曾彦修，他的为人刻在大家的心里，大字报一哄而起，几天后也就偃旗息鼓了。
　　所谓“运动”就是“整人”
　　现年九十五岁高龄的曾老，经历了诸多“政治运动”，他的阅历告诉他所谓“运动”就是“整人”，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领导干部，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他时时处处保护和关心同事和下属，哪怕自己受委屈，也不冤枉一个好人。看了曾老的《平生六记》我不禁被他那颗坦荡的心、诚挚的爱所感动。有句俗话叫：“人在做，天在看。”曾老几十年如一日的作为，见证了他的良知和心胸，见证了他的人品和性格。
　　作者：曾昭华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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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彦修曾将自己划为右派
96岁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曾彦修逝世 曾将自己划为右派
2015年3月3日
凤凰网文化讯 《南方日报》第一任社长、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杂文界前辈曾彦修先生（笔名严秀），于2015年3月3日4点43分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享年96岁。
曾彦修先生1919年生于四川宜宾，他在19岁时前往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从陕北公学和延安马列学院毕业后，曾彦修进入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亲身经历了整个四十年代延安政坛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在他早年的岁月中，曾彦修曾经接受了左翼文化运动的洗礼，也用自己的良知，对发生在身边的种种政治运动进行了冷静的思索和独立的判断。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南方日报社、华南人民出版社社长，广东省教育厅厅长，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等职。
曾彦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报人和出版人之一。青年时代投身延安，身份从中共宣传部门高官、报社与出版社社长跌落至右派分子，再在古稀之年成为研究苏联崩溃历史的学者，一生波澜起伏。著有专著《严秀杂文选》、《全国杂文选粹·严秀卷》、《平生六记》，主编《中国新文艺大学杂文卷》、《当代杂文选粹》、《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鲁迅选集》（两卷本）等。
往事：曾将自己划为右派分子
上年纪的人还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反右斗争”。而曾老在1957年7月13日被打成“右派分子”。这件事还有一个故事。在反右斗争中，曾老所在的人民出版社迟迟没有行动，他认为没有什么人应当划为右派分子。上级追得紧，而且还有“百分比”。
曾老作为一个领导，实在没有办法应付上面下达的“任务”，在以他为组长的五人领导小组中，他想出的办法是：把自己作为“右派”报上去。其他四位小组成员当然不同意。他反复说明利害，并说报谁谁遭殃，自己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还是把自己报上去了。就这样，在他的主持下连同自己报上去三四个“右派”了事。曾老被划为右派后，被开除出党，不再担任人民出版社的领导职务。要划右派，当然要找材料。但曾老没有“右派言论”，揭发他的大字报都断章取义，夸大其词。例如，有一次曾老在对人民出版社黑板报编辑谈话中引用了杜甫的一句诗“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来说明过去的统治者掌握了政权之后必定独裁专制、贪污腐败，而我们是“在山泉水清，出山也要泉水清”，意思是我们共产党要吸取这些历史教训，有些人好像不那么清了。这句话被无限上纲上线，成了“右派言论”的重要证据；查清戴文葆不是特务，也成了批判曾老的“有力武器”。可大家心知肚明，曾老在大家的心里还是原来的曾彦修，他的为人刻在大家的心里，大字报一哄而起，几天后也就偃旗息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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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37837
TA的最新馆藏[转]&反右中最小“右派” 年仅12岁被打成“右童分子”
来源：龙门阵
作者：李可刚
核心提示：邻居冉某就请他帮忙画了一幅题为《一手遮天的&&&》的漫画，讽刺该领导，这就闯了大祸。不过张克锦毕竟只是个12岁的孩子，&右派分子&其名于他似不合适。有关领导经过认真研究，最后确定冠以&右童分子&之名。
本文摘自《龙门阵》2009年第2期，作者：李可刚，原题：中国最小的&右派&
反&右&运动初期，各单位号召大鸣大放，给党员提意见。当时，四川达县（现已改为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一家帽鞋生产合作社的职工冉某给县城关镇的某领导提了意见，并请人画了一幅漫画。冉某因此被划为&右派&，不久跳大桥自杀身亡。至于那幅漫画，最后查出是小学5年级学生、年仅12岁的张克锦所画。
当时，12岁的张克锦对于&大鸣大放&之类完全不知道是咋回事。张并不认识这位镇领导，他的家人也与该领导没有任何瓜葛和恩怨。因他很小就表现出了绘画天赋，曾获得过少儿绘画大奖，有了一些名气，邻居冉某就请他帮忙画了一幅题为《一手遮天的&&&》的漫画，讽刺该领导，这就闯了大祸。不过张克锦毕竟只是个12岁的孩子，&右派分子&其名于他似不合适。有关领导经过认真研究，最后确定冠以&右童分子&之名。
张克锦这顶&右童分子&的帽子一直戴至21年后的1979年，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之时才被摘了下来。当时，张克锦的《平反通知书》由有关方面送交到他原来读书的那所小学，即现今的达州市通川区第一小学。
当年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并没有都抓进监狱，但张克锦不知为何却被关了7年。那是1958年4月里的一天，张克锦正在教室里上课，突然看见窗外有人向他招手。他一看，是街道居民委员会分管治保工作的一个阿姨，很熟的。老师看见了，就让张克锦到教室外面去。
在教室外面，阿姨对张克锦说：&你跟我一起到城关镇去一下。&
&我在上课，到那里去做啥子？&张克锦不解地问。
阿姨说：&去领奖。&
张克锦曾经领过少年儿童绘画奖，不知这次要领什么奖，就问：&领啥子奖嘛？&
&领吆麻雀的奖。&1958年春天，全国人民响应&除四害&的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包括消灭麻雀在内的&除四害&运动。人们在街头巷尾、田间地角各个地方，或拼命挥动竹竿，或使劲敲击脸盆，声嘶力竭地呐喊着四处追撵，让麻雀得不到片刻停歇而累得从空中掉落下来，毁灭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张克锦疑惑地对阿姨说：&那几天吆麻雀，我只是跟着大人们在山上东奔西跑地跑了一天，连一只麻雀也没有吆下来！&
阿姨有些生气地说：&娃娃家哪来那么多的话，叫你去你就跟着一起走嘛！&张克锦只好闭上嘴巴埋着头跟阿姨来到城关镇。一到那里，便见礼堂里人山人海，还没有等张克锦回过神来，已经被人双手反剪着推到台上。在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张克锦吓得大哭起来。
[责任编辑：马钟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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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他们没有青春》(作者张淑芬，我的和讯好友大姐)中，讲述了一个真实、荒唐、可笑而又笑不起来的――
打右派的故事
&&& 风向一转，反右运动在大学校园里迅猛展开，为了紧跟形势，天真活泼的大学生们在班里组织了一场假批斗会。由章大勇同学假扮右派分子发表右派言论，班里的同学们煞有介事的对他进行批判，平时活跃的江素贞同学，扮演反右积极分子，擂着桌子用报纸上学来的语言，狠狠地批判着章大勇。
&&& 在政治挂帅的岁月里，他们把那个空洞的主义理想，置于民主、民生、自由、人权乃至生命之上。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论”指导下，人为发动得政治运动中，任何荒唐的事情都可能发生。政治是开不得玩笑，由同学们开玩笑批斗右派的游戏，竟然弄假成真。章大勇同学因此真的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江素贞同学也因此真的成了反右积极分子并被吸收入党。
&&& 当假扮右派分子的章大勇真被打成了右派，天真活泼同学们一夜之间变得“成熟”“老练”了，没人敢为右派说话，没人再敢和右派分子章接近，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是阶级立场问题。江素贞同学一人的申辩无力且无助。
&&& 与作者张淑芬大姐一样，等待章大勇的是22年苦难的右派生涯。
&&& 令人敬佩的、同时也是小说非常感人的一幕：在主义与爱情之间，党员江素贞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爱情。在大饥荒时期她来到劳改农场与右派章大勇举行了简朴而崇高的婚礼！要知道那年月有多少右派家庭选择了离婚。
小说《他们没有青春》中的一段文字
&&& (摘自百度反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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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他们没有青春》，作者张淑芬，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
&&&&张淑芬大姐所著的这部长篇小说――《他们没有青春》，故事真实、曲折感人，是一部难得的好书。
&&&&&& 章大勇的原型还健在，让我们祝福他幸福安康，也祝愿张淑芬大姐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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