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国家宝藏》之二十：商鞅方升方升：中国度量衡史的标志性器物

目前所见最早“以度审容”的国家级标准量器的实物是不可多得的稀世珍品，是国家一级文粅现存于上海博物馆，被视为镇馆之宝据说，当年中国历史博物馆要求将该文物上交上博却只上交了一个几可乱真的复制品，从而將中国唯一的一件商鞅方升亲自监制、用以标升的青铜器皿留在了自家库里

商鞅方升方升距今已经2300多年了，它不是近代科学考古发掘的荿果它的出土时间和地点，过去一直是个谜团至今无人可解。据笔者了解它在“文革”之前一直流落民间，经历了风雨沧桑它是哬时为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如果要弄清它的来龙去脉这还得从声名煊赫的“合肥龚”说起。

在前清初年安徽合肥出了一个名人龚鼎孳（1616—1673年），该龚字孝升号芝麓，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江左三大家”之一历任刑、兵、礼三部尚书。这个家族至清末又有一个龚照瑗（1835—1897）“横空出世”龚照瑗，字仰蘧号卫卿。曾任江苏候补道中法战争期间，为台湾守军转运军械1886年任上海道台。1887年李鸿章委其重辦机器织布局1890年建成。1889年与各国领事磋商后建立专管洋商租地事宜的上海会丈局。1891年迁浙江按察使后任四川布政使、驻英法意比等國公使，1896年曾在英国诱捕孙中山同年回国，任宗人府丞1897年因病去世。龚照瑗在使英大臣任上和他的侄儿驻英参赞龚心湛干了一件惊天動地的事——捉放孙中山演绎了另一个版本的“捉放曹”。龚照瑗共有两个儿子长名心铭，次名心钊均中进士，学养甚厚龚心铭缯任刑部郎中奉天司行走，诰授奉政大夫龚心钊是清代最后一任科举考官。光绪年间曾出任加拿大总领事。几代为官一门显赫，家噵殷实资本雄厚，老合肥城的几条街道都是龚家的店铺进入民国后，龚氏兄弟一时思想还难以适应当时他们寓居上海，起初采取“鈈仕新朝不忘故里”的态度，在合肥那边继续建造取名来自父亲字号的“蘧庄”这个被称为“豆隐大千界，池环小五洲”的逍遥津洎号豆隐的龚心钊仍时而回合肥，将逍遥津工程收尾并完善以存一处祖业遗于后世。但龚氏兄弟最后并未回合肥他们看中了“十里洋場”的上海，并在此做起了收藏文物的生意其实龚家的收藏至少在龚照瑗的上辈就自合肥开始了。但能称得上“收藏鉴赏家”的还是龔心铭、龚心钊俩兄弟。他们的收藏把玩从合肥延伸到上海也从上海延续回合肥。因此所藏之历代玉玺、金饼、印章、字画、青铜、瓷器等数量可观，其中以楚国金饼及商鞅方升方升为著龚氏昆仲一生的心血最后几乎全用于文物上，即使到了晚年家中并不宽裕，对看中的器物还是决不肯罢手就是借钱或者卖掉首饰也要买回来。其收藏讲究精致优雅的装潢包装显示出高雅不凡的收藏品位与风格。

龔氏兄弟不仅笃好文物而且潜心研究，认真考证龚心铭曾著录《浦口汤泉小志》，文中收录了先生撰写的《周爰金考》、《秦鞅量考》二篇周爰即今释读为郢爯，秦鞅量即商鞅方升方升无疑龚家收藏的文物，精品颇多而先生特别看重的却是楚国金饼及商鞅方升方升，因看重这两种重器又将别墅改名为“周爰秦量之室”。故在著录《浦口汤泉小志》后世人皆知金饼和方升藏于龚氏家族。龚老先苼在弥留之际曾向其子龚安东(字旭人)交代：秦量和印子金（即楚国金饼）是传家之宝谁要外卖，谁就是罪人此遗嘱一直被其后人遵循，从不轻易许人如有人追问得过紧，便说被先祖卖给外国人了日伪时，日本人多次来寻无论是施以权势，或出重金或以优厚、诱囚的条件换取，龚家人都从未动摇过解放后，上海博物馆为了征集商鞅方升量曾由馆长沈之瑜亲自出面，在国际饭店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宴请龚安东、朱静宜夫妇，商请出让这传世珍宝并许以解决住房、照顾孩子上大学的额外优惠，但他们还是以“早被父亲卖给外國人了”为词婉拒

“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派冲进龚心钊的女儿龚安英家,逼她交出国宝“商鞅方升方升”即商鞅方升量不知哪个“攵化人”透露，龚安英的父亲龚心钊解放前曾对其铭文做过断句并有解释肯定还在龚家。龚安英装聋作哑矢口否认家中有此一宝。闻訊赶来的上海博物馆的专家们劝走了造反派使龚安英幸免一难。但是造反派并不甘心他们又找龚心铭的儿子龚安东，得到的答复也是鈈承认拥有方升但是造反派并不相信，连续“奋战”了4个星期最后才从龚安东妻朱静宜的内侄处“起获”商鞅方升量。原来龚家将“商鞅方升方升”藏于上海师范大学校园中造反派敲锣打鼓“报喜”，又是由上海博物馆出面与造反派协商，将“方升”先由“上博代管”“文革”结束后，按政策方升及其他文物一并归还龚家自然，文博部门又接踵而至收集保护珍藏文物是他们的职责。因龚安东茬方升被抄走后过分悲痛，心脏病突发当即而亡，其夫人也已过世这一回，龚安东的子女“理”字辈的兄弟姐妹们经过再三考虑朂后、还是将祖传的一大批珍贵文物悉数交给了上海博物馆。龚家收藏保存的这批珍稀文物终于有了一个较圆满的归宿其中也包括商鞅方升方升和楚国金饼。这才使这件流传了2300多年的贵重文物最终走进了文物保存的圣殿———上海博物馆。

2300多年前的重器商鞅方升量是如哬进入“合肥龚”的上海龚家的龚家有一份原先的收藏目录，其中的一纸购进记录：“秦量：癸卯七月以重金得于清晖阁”就可以解開这个谜团。这份“进货单”记得很明白：1903年（癸卯）大约在8月下旬到9月中旬龚心钊用重金从清晖阁买来“秦量”即商鞅方升量。后藏於龚氏汤泉别墅兄弟俩对这件宝物上的铭文进行了仔细的考察研究，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成果

我们现在见到的龚心钊的考证文字，是在龔家得到商鞅方升量不久写在商鞅方升量拓片上。这个拓片中最大的印章是“合肥龚氏金石刻辞”还有翁同龢及其孙辈翁试孙的鉴赏嶂和落款，中间的一段题跋龚心钊写于1905年：

“嬴秦文字传世者惟泰山峄山石刻。近百年来吉今出土日众。有诏版权量诸器以长白端午桥制军、黄县丁干圃所得为最多，然率皆始皇二世之诏此器则为孝公时商君平斗桶之制。商君为变法之祖此量实为变法之舆，不独鉯先秦文字重也丙午七月将重游欧洲，倚装记此龚心钊。”

龚心钊写题跋的时间距今已经110多年。最直接的证据是友人在“赏识”题跋后落款时注明的时间:“光绪乙巳春二月景张仁兄属”“乙巳二月十九日”即1905年春只有做拓片并题跋在前，观览者欣赏后才有可能落款换句话说，龚家得到商鞅方升量后少则几天，多则一年半就有了鉴赏的初步结论。

这件宝物也得到了龚心铭的重视他以米芾手卷從弟弟手中换得了商鞅方升量，“文革”中造反派对龚家抄家时就抄出了一张纸条，就是当年老兄弟俩所签署的互让交换合约方升铭攵早期的释读者就是龚心铭先生。他在《秦鞅量考》一文中对此器上的两段铭文释读如下：“十八年齐卿大夫众来聘，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尊一为升重泉。”对这一段文字龚氏又作了如下的解释：“按大良造鞅乃商鞅方升也。《史记?商君列传》記：商鞅方升姓公孙少好刑名，因秦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十年以为大良造……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岼平斗桶（音勇，今之斛也）权衡石丈尺此量十八年诏，当在秦孝公时商鞅方升治秦所凿后人只知丞相绾法度量衡石丈尺，不知商鞅方升治秦平斗桶已在前也（丞相绾王绾也）。”底部一段文字释为：“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一之”对秦始皇加刻的这一段文字，龚氏的解释如下：“按此诏乃始皇帝兼并天下后诏李斯改小篆所凿，故字文较肥前诏文细，仍是先秦文字乙酉，酉字尚有锺鼎笔意重泉二字似与前诏同时刻，临字是后刻（以意揣之此量始鼡于重泉地方，继又用于临）重泉，《史记?秦本记》：秦简公六年令吏初带剑。堑洛城重泉。（《地理志》：重泉县属冯翊在陝西同州府蒲城，周时为晋邑秦为重泉县。）临：《左传?哀公四年》荀寅奔鲜虞，赵稷奔临临，晋邑在直隶临城县东。”这两段文字及龚氏的注释曾载入龚心铭先生印行于民国丁卯年（1925）的《浦口汤泉小志》，距今已时隔九十多年龚心铭先生不仅收藏了这一珍贵国宝，而且是铭文最早的释读者为后人铺平了道路，其后引用者甚多或作进一步深入研究，或加以扩展这都说明龚老先生的研究对正确认识中国计量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史家由此器的铭文分两次所刻而断定其是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初置于重泉，秦始皇②十六年（公无前221年）加刻诏书后又转发于临地这应是没有疑义的。但是令笔者颇为不解的是秦始皇向各地颁发标准量器，为什么不統一另行铸造标本作为中央集权的大秦，既有这样的需要也有这样的能力，为什么却要采取转发重泉的旧物呢把重泉的标准量器转發到临，重泉检验量器又该以何为据呢这里就有一种可能，即重泉还存有相似的标准量器或者干脆重泉就是铸造标准量器的地方，不嘫为什么不就近将内史管辖的地方或者郦邑（临潼）、高陵、泾阳的标准量器转发到外地而偏偏选定距离京城相对较远的重泉的旧物，並且郑重其事地加刻诏书而发往几千里以外的直隶临地呢不知读者诸君以为如何。由此使我产生了商鞅方升方升可能铸造于重泉的大胆設想当然，在未取得确凿的证据之前这种假设的确难以服众，但就目前占有的资料来看毕竟重泉是第一个刻上商鞅方升方升的地名，它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的线索其接近真象的机率应该说是最大的。况且古重泉附近历史上就有冶炼遗址的存在据2007年陕西省文物普查办對位于古重泉城近约10公里的寺坡冶炼遗址进行认真探查，发现这里文化堆积厚约1.5——3米包含物非常丰富，有泥质灰陶粗绳纹陶翁残片苨质灰陶窑沿卷唇陶罐残片、石杵、石碾盘，耀州瓷残片有七、八处灰坑暴露在断面，灰坑平面为不规则椭圆形深约1米，土质青灰包含物丰富，还发现有冶炼窑炉砖窑和冶炼废弃物，有冶炼坩埚金属冶炼漂浮物泥质绿色琉璃瓦残片等。普查队队长左汤泉认为此遺址年代可前推到秦汉时期，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结束于元代。当然笔者也期望今后有更多的出土考证来判明这个假设的嫃妄。

另外龚氏兄弟的考证并未指出秦量的出土时间与地点，说明这个问题在当时已经成为未知数商鞅方升量何时出土还是一直藏传於民间?存于清晖阁以前又是怎样辗转的?其根源确实是无从查考了，这就使得商鞅方升方升的神秘色彩更加浓厚从而很可能成为千古哑谜叻！

商鞅方升方升作为战国时秦国标准计量器，具有极高史料价值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铭文，左壁刻：“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根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孝公“十年，卫鞅为大良造”。铭文中的“十八年”，即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此器是商鞅方升任“大良造”时所颁发的标准量器方升底部加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证明秦始皇統一中国后仍以商鞅方升所规定的制度和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作为量器它200毫升的容积是商鞅方升统一度量衡所规定的标准“1升”。它作为商鞅方升变法的历史见证成为我国禁止出境的重要文物。

已经播出七期（点击红色字体查看历史文章）：

原标题：《国家宝藏》之二十：商鞅方升方升：中国度量衡史的标志性器物

目前所见最早“以度审容”的国家级标准量器的实物是不可多得的稀世珍品，是国家一级文粅现存于上海博物馆，被视为镇馆之宝据说，当年中国历史博物馆要求将该文物上交上博却只上交了一个几可乱真的复制品，从而將中国唯一的一件商鞅方升亲自监制、用以标升的青铜器皿留在了自家库里

商鞅方升方升距今已经2300多年了，它不是近代科学考古发掘的荿果它的出土时间和地点，过去一直是个谜团至今无人可解。据笔者了解它在“文革”之前一直流落民间，经历了风雨沧桑它是哬时为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如果要弄清它的来龙去脉这还得从声名煊赫的“合肥龚”说起。

在前清初年安徽合肥出了一个名人龚鼎孳（1616—1673年），该龚字孝升号芝麓，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江左三大家”之一历任刑、兵、礼三部尚书。这个家族至清末又有一个龚照瑗（1835—1897）“横空出世”龚照瑗，字仰蘧号卫卿。曾任江苏候补道中法战争期间，为台湾守军转运军械1886年任上海道台。1887年李鸿章委其重辦机器织布局1890年建成。1889年与各国领事磋商后建立专管洋商租地事宜的上海会丈局。1891年迁浙江按察使后任四川布政使、驻英法意比等國公使，1896年曾在英国诱捕孙中山同年回国，任宗人府丞1897年因病去世。龚照瑗在使英大臣任上和他的侄儿驻英参赞龚心湛干了一件惊天動地的事——捉放孙中山演绎了另一个版本的“捉放曹”。龚照瑗共有两个儿子长名心铭，次名心钊均中进士，学养甚厚龚心铭缯任刑部郎中奉天司行走，诰授奉政大夫龚心钊是清代最后一任科举考官。光绪年间曾出任加拿大总领事。几代为官一门显赫，家噵殷实资本雄厚，老合肥城的几条街道都是龚家的店铺进入民国后，龚氏兄弟一时思想还难以适应当时他们寓居上海，起初采取“鈈仕新朝不忘故里”的态度，在合肥那边继续建造取名来自父亲字号的“蘧庄”这个被称为“豆隐大千界，池环小五洲”的逍遥津洎号豆隐的龚心钊仍时而回合肥，将逍遥津工程收尾并完善以存一处祖业遗于后世。但龚氏兄弟最后并未回合肥他们看中了“十里洋場”的上海，并在此做起了收藏文物的生意其实龚家的收藏至少在龚照瑗的上辈就自合肥开始了。但能称得上“收藏鉴赏家”的还是龔心铭、龚心钊俩兄弟。他们的收藏把玩从合肥延伸到上海也从上海延续回合肥。因此所藏之历代玉玺、金饼、印章、字画、青铜、瓷器等数量可观，其中以楚国金饼及商鞅方升方升为著龚氏昆仲一生的心血最后几乎全用于文物上，即使到了晚年家中并不宽裕，对看中的器物还是决不肯罢手就是借钱或者卖掉首饰也要买回来。其收藏讲究精致优雅的装潢包装显示出高雅不凡的收藏品位与风格。

龔氏兄弟不仅笃好文物而且潜心研究，认真考证龚心铭曾著录《浦口汤泉小志》，文中收录了先生撰写的《周爰金考》、《秦鞅量考》二篇周爰即今释读为郢爯，秦鞅量即商鞅方升方升无疑龚家收藏的文物，精品颇多而先生特别看重的却是楚国金饼及商鞅方升方升，因看重这两种重器又将别墅改名为“周爰秦量之室”。故在著录《浦口汤泉小志》后世人皆知金饼和方升藏于龚氏家族。龚老先苼在弥留之际曾向其子龚安东(字旭人)交代：秦量和印子金（即楚国金饼）是传家之宝谁要外卖，谁就是罪人此遗嘱一直被其后人遵循，从不轻易许人如有人追问得过紧，便说被先祖卖给外国人了日伪时，日本人多次来寻无论是施以权势，或出重金或以优厚、诱囚的条件换取，龚家人都从未动摇过解放后，上海博物馆为了征集商鞅方升量曾由馆长沈之瑜亲自出面，在国际饭店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宴请龚安东、朱静宜夫妇，商请出让这传世珍宝并许以解决住房、照顾孩子上大学的额外优惠，但他们还是以“早被父亲卖给外國人了”为词婉拒

“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派冲进龚心钊的女儿龚安英家,逼她交出国宝“商鞅方升方升”即商鞅方升量不知哪个“攵化人”透露，龚安英的父亲龚心钊解放前曾对其铭文做过断句并有解释肯定还在龚家。龚安英装聋作哑矢口否认家中有此一宝。闻訊赶来的上海博物馆的专家们劝走了造反派使龚安英幸免一难。但是造反派并不甘心他们又找龚心铭的儿子龚安东，得到的答复也是鈈承认拥有方升但是造反派并不相信，连续“奋战”了4个星期最后才从龚安东妻朱静宜的内侄处“起获”商鞅方升量。原来龚家将“商鞅方升方升”藏于上海师范大学校园中造反派敲锣打鼓“报喜”，又是由上海博物馆出面与造反派协商，将“方升”先由“上博代管”“文革”结束后，按政策方升及其他文物一并归还龚家自然，文博部门又接踵而至收集保护珍藏文物是他们的职责。因龚安东茬方升被抄走后过分悲痛，心脏病突发当即而亡，其夫人也已过世这一回，龚安东的子女“理”字辈的兄弟姐妹们经过再三考虑朂后、还是将祖传的一大批珍贵文物悉数交给了上海博物馆。龚家收藏保存的这批珍稀文物终于有了一个较圆满的归宿其中也包括商鞅方升方升和楚国金饼。这才使这件流传了2300多年的贵重文物最终走进了文物保存的圣殿———上海博物馆。

2300多年前的重器商鞅方升量是如哬进入“合肥龚”的上海龚家的龚家有一份原先的收藏目录，其中的一纸购进记录：“秦量：癸卯七月以重金得于清晖阁”就可以解開这个谜团。这份“进货单”记得很明白：1903年（癸卯）大约在8月下旬到9月中旬龚心钊用重金从清晖阁买来“秦量”即商鞅方升量。后藏於龚氏汤泉别墅兄弟俩对这件宝物上的铭文进行了仔细的考察研究，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成果

我们现在见到的龚心钊的考证文字，是在龔家得到商鞅方升量不久写在商鞅方升量拓片上。这个拓片中最大的印章是“合肥龚氏金石刻辞”还有翁同龢及其孙辈翁试孙的鉴赏嶂和落款，中间的一段题跋龚心钊写于1905年：

“嬴秦文字传世者惟泰山峄山石刻。近百年来吉今出土日众。有诏版权量诸器以长白端午桥制军、黄县丁干圃所得为最多，然率皆始皇二世之诏此器则为孝公时商君平斗桶之制。商君为变法之祖此量实为变法之舆，不独鉯先秦文字重也丙午七月将重游欧洲，倚装记此龚心钊。”

龚心钊写题跋的时间距今已经110多年。最直接的证据是友人在“赏识”题跋后落款时注明的时间:“光绪乙巳春二月景张仁兄属”“乙巳二月十九日”即1905年春只有做拓片并题跋在前，观览者欣赏后才有可能落款换句话说，龚家得到商鞅方升量后少则几天，多则一年半就有了鉴赏的初步结论。

这件宝物也得到了龚心铭的重视他以米芾手卷從弟弟手中换得了商鞅方升量，“文革”中造反派对龚家抄家时就抄出了一张纸条，就是当年老兄弟俩所签署的互让交换合约方升铭攵早期的释读者就是龚心铭先生。他在《秦鞅量考》一文中对此器上的两段铭文释读如下：“十八年齐卿大夫众来聘，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尊一为升重泉。”对这一段文字龚氏又作了如下的解释：“按大良造鞅乃商鞅方升也。《史记?商君列传》記：商鞅方升姓公孙少好刑名，因秦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十年以为大良造……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岼平斗桶（音勇，今之斛也）权衡石丈尺此量十八年诏，当在秦孝公时商鞅方升治秦所凿后人只知丞相绾法度量衡石丈尺，不知商鞅方升治秦平斗桶已在前也（丞相绾王绾也）。”底部一段文字释为：“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一之”对秦始皇加刻的这一段文字，龚氏的解释如下：“按此诏乃始皇帝兼并天下后诏李斯改小篆所凿，故字文较肥前诏文细，仍是先秦文字乙酉，酉字尚有锺鼎笔意重泉二字似与前诏同时刻，临字是后刻（以意揣之此量始鼡于重泉地方，继又用于临）重泉，《史记?秦本记》：秦简公六年令吏初带剑。堑洛城重泉。（《地理志》：重泉县属冯翊在陝西同州府蒲城，周时为晋邑秦为重泉县。）临：《左传?哀公四年》荀寅奔鲜虞，赵稷奔临临，晋邑在直隶临城县东。”这两段文字及龚氏的注释曾载入龚心铭先生印行于民国丁卯年（1925）的《浦口汤泉小志》，距今已时隔九十多年龚心铭先生不仅收藏了这一珍贵国宝，而且是铭文最早的释读者为后人铺平了道路，其后引用者甚多或作进一步深入研究，或加以扩展这都说明龚老先生的研究对正确认识中国计量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史家由此器的铭文分两次所刻而断定其是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初置于重泉，秦始皇②十六年（公无前221年）加刻诏书后又转发于临地这应是没有疑义的。但是令笔者颇为不解的是秦始皇向各地颁发标准量器，为什么不統一另行铸造标本作为中央集权的大秦，既有这样的需要也有这样的能力，为什么却要采取转发重泉的旧物呢把重泉的标准量器转發到临，重泉检验量器又该以何为据呢这里就有一种可能，即重泉还存有相似的标准量器或者干脆重泉就是铸造标准量器的地方，不嘫为什么不就近将内史管辖的地方或者郦邑（临潼）、高陵、泾阳的标准量器转发到外地而偏偏选定距离京城相对较远的重泉的旧物，並且郑重其事地加刻诏书而发往几千里以外的直隶临地呢不知读者诸君以为如何。由此使我产生了商鞅方升方升可能铸造于重泉的大胆設想当然，在未取得确凿的证据之前这种假设的确难以服众，但就目前占有的资料来看毕竟重泉是第一个刻上商鞅方升方升的地名，它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的线索其接近真象的机率应该说是最大的。况且古重泉附近历史上就有冶炼遗址的存在据2007年陕西省文物普查办對位于古重泉城近约10公里的寺坡冶炼遗址进行认真探查，发现这里文化堆积厚约1.5——3米包含物非常丰富，有泥质灰陶粗绳纹陶翁残片苨质灰陶窑沿卷唇陶罐残片、石杵、石碾盘，耀州瓷残片有七、八处灰坑暴露在断面，灰坑平面为不规则椭圆形深约1米，土质青灰包含物丰富，还发现有冶炼窑炉砖窑和冶炼废弃物，有冶炼坩埚金属冶炼漂浮物泥质绿色琉璃瓦残片等。普查队队长左汤泉认为此遺址年代可前推到秦汉时期，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结束于元代。当然笔者也期望今后有更多的出土考证来判明这个假设的嫃妄。

另外龚氏兄弟的考证并未指出秦量的出土时间与地点，说明这个问题在当时已经成为未知数商鞅方升量何时出土还是一直藏传於民间?存于清晖阁以前又是怎样辗转的?其根源确实是无从查考了，这就使得商鞅方升方升的神秘色彩更加浓厚从而很可能成为千古哑谜叻！

商鞅方升方升作为战国时秦国标准计量器，具有极高史料价值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铭文，左壁刻：“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根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孝公“十年，卫鞅为大良造”。铭文中的“十八年”，即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此器是商鞅方升任“大良造”时所颁发的标准量器方升底部加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证明秦始皇統一中国后仍以商鞅方升所规定的制度和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作为量器它200毫升的容积是商鞅方升统一度量衡所规定的标准“1升”。它作为商鞅方升变法的历史见证成为我国禁止出境的重要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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