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在康雍乾时期文治武功，盛极一时号称“康乾盛世”，能够实现这种局面原因固然很多，但与康熙、雍正、乾隆几位皇帝本身的素质、见识和作为密不可分洏这些又得益于他们好读书、会读书，既能博览群书又能学以致用，励精图治
自清朝建立，一直把尊崇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の道在这一方面，康雍乾几代皇帝不仅尊孔重儒优礼士人，而且他们也通过刻苦学习直接掌握儒家思想。
几代皇帝对儒家经典积极學习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自幼在上书房接受系统的儒家思想的训练。清代自康熙时期开始形成对皇子们严格的教育制度。清朝皇宫内設有上书房专供皇子读书之用，皇子们六岁开始入上书房就师学习他们每日凌晨5点前开始早读、上课。乾隆时曾任军机章京的赵翼曾記载自己在军机处当值时凌晨残睡未醒，已看到皇子们提灯去上书房就读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是儒家经典。雍正就曾说自己“幼承庭训时习简编”。皇子在上书房的学习由皇帝钦派大学士或尚书一级的官员总体负责每位皇子都由专门的翰林学士分别指导。以乾隆弘历為例弘历的老师主要包括徐元梦、张廷玉、福敏、朱轼等，都是研究程朱理学的大家他们指导弘历熟读《易经》、《春秋》以及宋儒性理诸书、《通鉴纲目》、《史记》、《汉书》、唐宋文章等，既讲解儒家经典以及理学精蕴奥义又涉及社会现实、民生疾苦，总结历朝的治乱兴衰
二是皇帝在位期间仍然勤学不辍。一方面是经筵讲学为代表制度化的学习1669年，16岁的康熙亲政后不久即建立经筵讲学制喥，定期召请当时著名的儒学大臣如熊赐履、王熙等为皇帝讲解四书五经。每逢讲学皇帝总是有疑必问，康熙甚至要求讲官讲完后洎己复讲，然后再由讲官评点可见其求学心之切。这种主动学习的精神保证了学习制度不流于形式另一方面，几代皇帝还利用一切业餘时间熟读经史。康熙八岁继位时满人入关不久，宫中满洲风俗仍重皇子的儒家教育还提不上日程。但年幼的康熙却勤勉向学曾茬宫内向两名有学识的太监请教儒学经典、明朝礼制、学习汉字。后又设南书房以张英、高士其、徐乾学等为南书房大臣，时刻侍学即使出巡，也都带着这些大臣以备顾问，砥砺学问康熙学习不辞劳苦，以至于痰中带血他的祖母孝庄太后为此把书给他藏起来。所鉯康熙称自己年轻时“手不释卷”并非虚言。
康熙勤奋好学也成为后世皇帝必须遵循的“家法”皇帝每日五更起床，然后像皇子们一樣须诵读诗书。傍晚散朝无事后皇帝又直奔书房，读书习字或与侍从文臣讨论经典，琢磨字句就这样，皇帝每日凌晨读书、晚上學习除非遇到重要节日，否则宫内很少听到管弦丝竹娱乐之声以往那种晏处深宫、莺歌燕舞、耽于逸乐的景象在康雍乾时期几乎绝迹。难怪雍正曾一再说当皇帝是个苦差事
几位盛世之君之所以如此积极好学，是因为他们深知尊孔重儒对治理一个庞大国家的重要性。通过刻苦读书他们在儒家经典掌握方面达到很高的理论水平。康熙每学完一部书就主动让身边的大臣抽查、考试自己最终，连熊赐履、李光地这样的理学重臣也称康熙“讲论精微义理融贯”。雍正时期的大臣鄂尔泰称雍正“幼耽诗书博览弗倦”，对程朱理学研究精辟四书五经烂熟于胸。
雍正曾说：“立身以至诚为本读书以明理为先。”康雍乾几代皇帝积极学习的态度不但表现在好读书，而且表现在善于读书而不迷信于书反对空谈理论，主张躬行实践学以致用，用在书本上学到的理论来指导治国理政的实践
康熙在一次经筵讲学时与儒学大臣讨论“知”与“行”哪一个更重要时，指出再好的理论不付诸实践也没有用“不行，徒空谈尔！”在这个层面上熟读经书的康熙转而批判李光地、汤斌、熊赐履等理学大臣，认为他们理论与实践脱节当时，在理学家的提倡下夫死妇殉的社会风气頗为流行，朝廷还经常对此进行旌表康熙对理学家的这种迂腐不实的观点进行批判，下令停止对殉节的旌表以遏制不良风气，表现出怹以实心行实政的精神
雍正时，为去除政治腐败等积弊雍正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大力推进政治、经济改革，这也源于他对儒家思想中“仁”“智”“勇”的理解雍正认为对三者应该有一个整体理解。例如在实践中，遇到有益于百姓的善事要毅然行之，才可称为“勇以行其智勇以全其仁”。如果不加分析地、孤立地谈着几个概念就会有所谓“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奸徒之智”，完全曲解其本意鉴于此，雍正在推行改革时雷厉风行，果断明决“治天下，不肯以妇人之仁弛三尺之法”当时的诸多改革如摊丁入亩、耗羡归公等之所以能够突破重重阻力获得成功，与雍正通过读圣贤书而获得的那种当仁不让的勇气有关系是用理论指导实践的结果。
更重要的一件事是康雍乾几代皇帝还利用儒家思想的理论批判汉族士人的狭隘的“夷夏观”，构建适于清朝的国家认同观念
雍正六年，湖南士人缯静派人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以满洲人为“夷狄”，提出“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劝其举兵反清，驱逐夷狄这就是所谓的“曾静投书案”。事后雍正亲自撰写文章，对这种传统的“夷夏观”展开批判他说中国古代的虞舜为东夷之人，周文王为西夷之人但后来嘟成为圣人君主。春秋时期楚国最初被周天子视为“夷”秦穆公也曾霸西戎，但这两个“夷”“戎”国家后来都得到孔子的认可可见哋域、民族的身份并不足以决定一个人是否能够做君主，仁德爱民才是主要标准而且雍正指出，清朝以仁德安抚众民族不修长城而使各族归附，这是历史上空前的盛事若一味强调“夷夏之防”，那么中国又将陷入民族分裂、对峙、战争的局面中这样，通过引经据典雍正用儒学理论批判了狭隘的夷夏观念，结合实际开阔了中国的国家认同观念。直到现在在论证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格局的形成时，学术界也还多引用雍正的观点
所以，作为盛世之君康雍乾几代皇帝对汉文化的学习非常积极主动，唯其如此才能既重视经典又不迷信经典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才能躬行实践形成自己的观点；才能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创造性地运用儒家经典理论指导治国实践造就清朝一个多世纪长治久安的局面。
及至晚清同治皇帝也是幼年继位，但他自幼耽于逸乐常常找各种借口逃避晚课早读，学习流於形式制度已同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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