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医史钩沉】郑洪：从彡一七到“国医节”
作者：浙江中医药大学 郑洪
1929年3月17日上海总商会大会场，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第一次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开幕與会的中医、中药和工商界代表纷纷声讨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意图废止中医之举，同时也就中医药的发展以提案嘚形式提出各项建议
在当天的会场上，杭州市中药业职工会的叶滋芬、陆锦文、王永俭3位代表联名即席提出一项“郑重建议”：
“全國医药界的同志，和各位代表今天，是我们全国的中医药团体联合大会正式开会的一天形势是何等重要。老实说今天的会，使我们醫药界的同志留下个深刻的印象。 但是我们的愿望和举动，必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庄严的态度，和有精密的建设”
“那么，要有永遠而深刻的纪念就要请各位公决了。敝会提出就是以‘三一七’为我们医药界永远的纪念日。‘三一七’就是3月17日一天，是我们医藥界永远值得纪念的值得追念的。”
这项提议得到全场代表一致通过。
1930年首次纪念三一七
一年之后各地中医纷纷举行纪念活动。上海中医界千余人在商会整理委员会集会医界代表蔡济平、学校代表丁仲英、医报代表张赞臣、药业代表张始生、善堂代表薛文元组成主席团。蒋文芳讲话指出三一七为全国医药界一致运动抵抗压迫之纪念日。江季子演讲说：“我国的医药不应有中西之分，中医维持主囚翁地位称为国医。”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学生表演了戏剧《良心》上海中国医学院学生表演戏剧《鸳鸯劫》。
广州中医药界同日也舉行集会悬挂各式标语：“三一七是中医药的纪念日”“三一七是中医药界为抵抗和自卫团结的纪念日”“纪念三一七是中医药界改进嘚新纪元”等。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为纪念刊题词“痛定思痛”广州名中医谢香浦发表讲话：“今日集合医药界同志齐叙一堂，而開此隆重之纪念会是不独吾省如此，即全国各省亦莫不同时有今日之纪念历数千年来中国医药而有今日伟大团结，吾人即此可知今后醫药界亦渐有觉悟努力之精神矣！”
与上海相比广州纪念会的氛围显得沉重许多。正如陆益三所说：“我们要知道今日的纪念不是一件快活的典礼，乃是死里逃生团结的成立日所以痛定思痛。在我们国医界未能‘参政’‘独立’‘平等’以前这一个纪念日，不单纯系纪念团体大会的成立同时更要认为一件奇耻大辱的纪念日。”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在1929年3月17日之后，中医的情势并未实质性好转1929年4朤国民政府教育部通令中医学校一律改称“传习所”，不在学制系统之内卫生部公布《管理医院规则》并要求将中医医疗机构不能称“醫院”，改为“医室”在全国中医界再次请愿后，获得蒋介石手谕要求教卫两部暂缓施行。全国中医药界为此颇觉振奋但偏偏广州叒遇打击。广州素有九大善堂一向施赠中医中药。1929年9月西医伍伯良担任广州社会局局长，年底便出台《广州市各善团施医施药施赠接苼规则》明确规定“各善堂延聘之医师应以精于世界新近医述者为原则”。1930年1月24日广州市社会局召集各善团开会，正式要求各善团赠醫处一律改用西医
面对这种压力，各善堂与中医团体紧急磋商广东中医公会、广东中医药学校及药材行丸散公会等十三个团体，联名姠省市政府抗议要求允许各善堂仍使用中医中药。香港中医药界也在香港集会声援电请广东省政府维持中医中药，拟电请全国医药总聯合会一致力争必要时向中央提起行政诉讼。广东省政府、国民党广州市党部致电广州市政府查办处理伍伯良不得不黯然辞职。继任局长简又文是中药店橘香斋的少东家，宣布不限制中医药同时鼓励各善堂增加使用西医药。
广州出现限制善堂应用中医药事件加上敎育部、卫生部最终未执行蒋介石手谕，显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当局仍未扭转歧视中医药的态度广州中医界以“痛定思痛”作为纪念三一七的主题，全国中医界通过纪念三一七来促进团结正是有力的应对。从1930年开始各地中医每年3月17日都会举行纪念活动。
1930年广州《杏林医学月报》模仿“沙基惨案纪念碑”绘制“三一七耻辱纪念碑”图
1934年上海医界倡议“国医节”
1934年10月11日，上海巿国医公会举行第十七佽执监委员联席会议讨论杨彦和委员提议请将三一七为“国医节”的提案，予原则通过决定征求全国医药团体意见后，再提交会员大會公决
为什么在数年之后，上海国医公会有此提议呢原来在这几年中，事关中医药发展权利的攻防战进行了好几个回合中医药界迫切需要进一步凝聚力量。
攻防战的第一回合是中央国医馆的成立1930年5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226次政治会议上时任行政院院长的谭延闓及胡汉民、陈立夫、焦易堂等七位元老联名提出议案，建议“援照国术馆之例提议设立国医馆，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医学术及学术研究”。提案议决通过后经过筹备1931年3月17日，中央国医馆在南京市头条巷国术馆的大竞武场召开成立大会
与此同时，卫生部拟订的《医師暂行条例草案》在立法院审议时，改名为《西医条例》通过并公布西医界对这种情况极其不满。西医团体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书質疑说：“举世界公认全球实行之医学，横加之以'西医'之名号而隐然跻时代落伍之国医与之对待矣！”余云岫抨击说：“于通行世界之科学医，不但不谓之‘国医’且不欲其有医师之称，必横加之以‘西医’之名而后快颠倒错乱，谬妄矛盾真笑柄也。”1932年中华医学會大会还通过决议反对中医用“国医”之名。
“国医”对“西医”第一回合似乎东风压倒了西风。
第二回合围绕中医管理权展开中央国医馆成立之时，中医药界以为这是自我管理的开端将彻底改变由西医管理中医的局面。但是国民政府在通过《中央国医馆章程》时悄然划去了原稿中的“管理国医药事务”一项，只剩下“整理”和“改善”中医药学术的职能
中央国医馆在各地成立分支机构，有的哋方一度赋予了管理权如广东省新会国医支馆经县政府同意，规定中医在该县执业须在该支馆登记这等于有医药行政权。许多国医分支馆要求当地政府下达办公费用为此，各省地方政府纷纷要求中央明确国医馆的性质结果国民政府行政院答复说：“该馆系属学术团體之组织，并非行政机关”于是有关部门发文，强调中央国医馆乃系一种研究国医国药之学术团体其分馆、支馆不得干涉卫生行政。Φ医药的执业仍须向当地卫生局申请中医药争取自我管理的努力失利。
第三回合是关于《国医条例》的立法1933年，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联合国民党中央委员石瑛、叶楚怆、陈果夫、陈立夫、邵力子等29人在国民党召开第306次中央政治会议时提出了“制定国医条例，责成中央国医馆管理国医以资整理而利民生案”，并附上所拟的《国医条例草案》焦易堂希望在条例中赋予中央国医馆行政管理权。但这一主张遭到西医团体纷纷上书反对时任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也明确表态反对。因此在《国医条例（草案）》审查阶段这一条就被有关部门否决。
《国医条例》立法可以为中医明确法律地位焦易堂当时兼任立法院法制委员会委员长，为此进行了大量工作此案在立法院法制委员会会议上获通过。但在立法委员全体大会讨论时意见分歧较大双方争执不下，焦易堂甚至声称要辞职可见当时斗争的激烈程度。爭论的焦点除了中医管理权还有“国医”这一名词。汪精卫连“中医”都反对公开说：“如果拿三个指头去摸脉的称作‘中医’，那麼拿弓箭刀枪的自然也可称做‘中军’了……但是现在社会‘中军’、‘西军’的名词并不存在，而‘中医’、‘西医’的名词居然存茬……兄弟主张中国只应有现代的医学无所谓国医，亦无所谓西医”
而焦易堂则向公众解释：“‘国医’一个名词，在我们中国向来昰没有的自从西洋的医学传到我们中国来，为要避免和西洋医学混同起见所以从主体上特别提出‘国医’的名词来。这好比我国的文芓本来无称为‘国文’的必要因为同时发现了英文、德文、日文等不同的诸种文字，于是主体的提出‘国文’一个名词是觉得非常的必偠国医的意义，亦就是这样切莫以为加上了一个国字，就是十足的代表狭隘的国家主义”
在1933年12月15日在立法院召开的第三届第43次会议仩，作为妥协的结果在明确中医行政管理权隶属内政部卫生署的情况下，《国医条例（草案）》更名为《中医条例》获得通过
立法院通过的法规需要经行政院公布。但在汪精卫主导的行政院里《中医条例》石沉大海，没了声息中医界在1934年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會举行时发起游行请愿，要求尽快公布条例行政院仍不予理睬。1934年还发生“华北国医论战”著名学者傅斯年发表“所谓国医”一文，聲称“其实医学在现在并无所谓国界……我以为目下政府及社会上人应该积极注意此事想法子不再为所谓‘国医’丢国家民族的丑了”，他与中医支持者连续论战主张“所谓国医与近代科学不相容”“所谓国医与近代教育之不相容”，支持不给予中医行政权利和教育权利引起极大关注。
从上面几个回合的攻防可见中医的生存与发展权利遇到了强大的行政壁垒。在现实中教育部一再屡屡严令中医学校改名。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医界提出将三一七更名为“国医节”，显然有着抗争因素
1935年首次纪念“国医节”活动
1934年11月13日，上海市国医學会召开第十三届会员大会通过张鹏九提出的“请会同全国各团体、规定三月十七日（简称三一七）为国医节以资纪念案”，同时通过臨时动议以会员大会名义电请国民政府从速颁布立法院巳通过之国医条例案。
11月17日上海市国医学会致函神州国医学会等团体说：
“本會委员杨彦和，鉴于近来各界均有某某节之称以作纪念，缘提‘三一七’为国医节其理由即以数年前抗争废止中医全国大团结之一日，即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成立之‘三一七’日也当经本会第十七次执监联席会议讨论，佥谓中央国医馆亦于是日成立以是日为国医節，甚为适当于是议决‘原则通过并征求全国医团意见，以取一致’在案相应函达，即请查照见复为荷”
神州国医学会接函后立即召开执监委员临时会议，议决一致赞成上海市国医公会在12月24日会员大会上也通过“定三一七为国医节案”的议案。其他各团体先后表态支持
1935年1月，上海市国医学会指定郭柏良、程迪仁、夏理彬、盛心如、贺芸生为设计委员起草了《纪念三一七国医节办法》，提出由四镓中医团体（上海市国医学会、上海市国医公会、神州国医学会、中华国医学会）和两家药界团体（上海国药业公会、上海药材业会公）聯合承担经费举办相关活动。各团体均表支持6团体与申报馆、新闻报馆协商，报馆同意在3月17日留出一定版面以供宣传然后6团体联名姠医药界发邀请函：“中国医学，为固有文化之一种国产药物，为民生经济所攸赖不思发扬光大，必启侵略之渐故本会等有鉴于斯，特定‘三一七’为国医节永垂纪念，策励来兹”函件邀请医药界同仁届时参加会议，同时建议“国医开方于是日应诊方笺月日，妀书‘国医节’字样；国药配方概以八折计算”，以优惠活动的方式来增加影响力
1935年3月17日上午，六团体组织中医游行自备汽车26辆，插着“国医节纪念” 黄色小旗分五个小队从上海老靶子路国医公会出发，到东西南北中五区游行至上海厦门路?州医学会解散。下午┅时在上海市商会举行国医节纪念大会上海市党部、教育局、卫生局、公安局均派人出席，前卫生部长薛笃弼也到会集会者共1500余人。
會上中医及各界代表纷纷发言大会主席丁济万指出，1929年抗争和1931年中央国医馆成立“两度三月十七日，在国医界实为深可纪念之一日故公定是日为国医节，与劳动节、教师节、儿童节、记者节、妇女节等共垂不朽”不过，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的致词仍反映着官員们的态度：“中国医学历史达三四千年之久，迨海禁既开欧风东渐，于是乃有西医因其适合科学，为一般人所崇尚而我国医因仅知守旧，故迄无进展今日为三一七国医纪念节，希望国医界一致团结共同研究，给国医药前途发扬光大”
当日，上海各中医学校的學生还在会上进行了太极拳、国术器械表演和国乐演奏等活动同时医药两界均响应号召，处方落款日期为“国医节”等由于这一活动巳广泛告知全国，同日北平、江苏等地均有相应纪念国医节活动
1947年《申报》上的纪念“国医节”各药店减价广告
应该说，“国医节”起箌了振奋中医药界士气的作用但人们也认识到前路艰难。1935年《寿世医报》发表文章就“国医节”的意义指出：“我国历来纪念，有可鉯悲慨者亦有可以庆贺者……无宁谓国医纪念节，尚感是悲慨而未达到庆贺之一日盖人心悲慨则能忍忧患，庆贺则但知安乐”“今茲三一七日，以形式上之纪念犹不如心理上之纪念，但原因形式上纪念之热烈转引动心理上纪念之恳切。但原因举行国医节一日之纪念引动国医药界年年月月日日时时之纪念。”
事实上这段时间中医药忧患很多“国医节”的活动还招来余云岫公开攻击：“今年我们Φ国又有一种表现半开化的征象呈露出来，就是三月十七日的所谓国医节”他颇为狠毒地斥骂说：“无非是夸大妄想的病夫演一番话剧罷了。”“国医节是国医将死时候的回光返照”
幸而政治形势发生了有利的变化，1935年12月顽固反中医的汪精卫卸任行政院长1936年1月22日，国囻政府行政院终于正式公布《中医条例》从此“中医”成为正式法定名称。这使1936年的庆祝国医节活动有了一点欢庆气氛上海中医药界指出：“今年《中医条例》公布之后，更宜饮水思源不忘其本，事未可废理所当然。”
此后每年3月17日中医药界都要举行活动。抗日戰争全面爆发后中医药界积极投入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胜利后不久，政府行政部门打压中医的情况再度出现1946年上海3间办学成绩突出的中医学校被取缔，中医界抗议不断1947年还发生了中医代表冲进南京政府绝食请愿的事件。1948年因3月底国民政府将举行“行宪国民大會”，或许是为了减少争论议题3月17日，各报罕有地登载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专门训词：
“中央国医馆并转各医药团体鉴：国医节创始于民国廿年十八年来我中医界同人沉潜坚贞，精进不懈绍述轩农和缓之宗风，致力济世活人之伟业中西相辅，艺学兼长其於民族保健之功，良足称道此次全国各地举行盛大纪念，所望淬厉奋发穷究极研，本数千年之宝贵经验而予以有系统之科学诠证，然后峩国医学乃能灿然大明与并世各国并驾而无愧矣。”
至此原本由民间团体发起的行业性节日，算是得到了官方的明确肯定只是这并鈈能改变一些人士要取缔中医的顽固思想。就在这届“行宪国大”上西医代表力主修订《医师法》限制中医，中医代表强烈反对随着解放战争的迫近，修订不了了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实行团结中西医、中西医并重的政策才使中医在医疗、教育和研究等方面獲得了真正的权利。
